您所在位置： &
&nbsp&&nbsp&nbsp&&nbsp
读书考试题库 围城.doc26页
本文档一共被下载：
次 ,您可免费全文在线阅读后下载本文档
文档加载中...广告还剩秒
需要金币：100 &&
你可能关注的文档：
··········
··········
一、传奇钱钟书
二、《围城》三读
一读人物及故事情节
二读语言风格及魅力
比喻：极尽其妙
讽刺：无处不在
三读主题及深刻内涵
一 传奇钱钟书
有外国记者曾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简直把钱钟书看作了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
许多中外著名人士，都对钱钟书作了极高评价，称之为 “二十世纪人类最智慧的头颅”。
面对《管锥编》人们不禁惊叹：“其内容之渊博，思路之开阔，联想之活泼，想像之奇特，实属人类罕见。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记得古今中外如此浩瀚的内容？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将广袤复杂的中西文化如此挥洒自如地连接和打通？”
他的学识，对他的小说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现代文学中，学者型作家并不少见，但是，惟独钱钟书把学者的知识熔铸在小说中。他把古今中外的文化知识，与小说叙述很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自然贴切。在现代文学史上，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钱钟书，字默存，号槐聚，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十岁入东林小学，在苏州桃坞中学、无锡辅仁中学接受中学教育，十九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
1935年，与杨绛先生完婚，然后同赴英伦留学。两年以后，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副博士（Ｂ.Litt.）学位。之后与杨绛先生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1938年，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抗战结束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年中，其作品集《人兽鬼
正在加载中，请稍后...求小说《围城》内容简介_百度知道
求小说《围城》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 &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一艘邮轮正从法国向中国驶来，船上有一批中国留学生，都是刚从欧洲学成回国，这其中包括小说的主人公方鸿渐和他的同学苏文纨。方鸿渐在读高中时随家里做主定了婚，有了挂名丈人，由于他的未婚妻逝世，他的丈人就把为女儿筹备婚礼的钱给他，资助他去欧洲留学。油轮在海上行驶，方鸿渐在油轮上还认识了一位澳门女子鲍小姐，两人交情像热带植物那样飞快生长，鲍小姐引诱方鸿渐，而且麻利地甩掉了他。方鸿渐回到上海后，在挂名丈人的点金银行里兼差，乏闷无聊，就去找苏小姐，在苏小姐的家中，认识了苏小姐的表妹唐晓芙，并热烈地爱上她。求爱遭拒后，他满怀痛苦跟着赵辛楣、李梅亭等人去湖南三闾大学教书，同行还有顾尔谦、孙柔嘉。一行人在旅途中遭遇各种颠簸，才到达目的地。到了三闾大学，学校内教职工勾心斗角、相互倾轧、争风吃醋，种种丑象让赵辛楣、方鸿渐十分反感，先后离开。方鸿渐被学校解聘后，和孙柔嘉一同离开三闾大学，在赵辛楣的劝说下，两人选择在香港结婚。两人结婚后回到上海，赵辛楣推荐方鸿渐到报馆当资料室主任，孙小姐去姑妈的厂里做事。在上海，方鸿渐受尽人情冷淡，倍感凄凉，又因战事迫促，想要离开上海到重庆去寻找机会，由此和柔嘉产生了分歧，最后导致婚姻破碎。　　到此，一段关于方鸿渐的婚姻人生的围城就结束了。《围城》是钱钟书所著的长篇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趣、也是含意最丰富的一部小说。第一版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小说的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讲述了男主人公方鸿渐留学回国后，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遭受到的人生挫折，揭示了人生如围城这个深刻的哲学命题。
其他类似问题
为您推荐：
提问者采纳
　　故事主人公方鸿渐在欧洲留学四年换了三所大学，最后从爱尔兰骗子手中买了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四年后与苏文纨乘同一条船回国。同学的时候，苏文纨并没把方鸿渐放在眼里，她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身为女博士，她反觉得崇高的孤独，没人敢攀上来。这次同船回国对方鸿渐的家世略有所知，人也不讨厌，似乎也有钱，已准备向方鸿渐示爱。但因为稍微矜持了一点，方鸿渐竟被已有未婚夫的放荡的鲍小姐引诱了去。苏小姐妒火中烧，骂他们无耻。然而鲍小姐刚刚下船，她就马上打扮得袅袅婷婷来找方鸿渐。　　回到上海，方鸿渐住在已去逝的未婚妻周淑英家。周淑英的父亲是上海点金银行的经理，就是周家出钱让方鸿渐出国留学的。周太太向方鸿渐打听苏小姐，并希望认他的太太为干女儿，这让方鸿渐很惊慌。方鸿渐回到本县探望自己的父母，听说方家留洋的博士回来了，当地的校长想请方鸿渐为学生们做一次演讲，谁知方鸿渐竟对学生们大讲特讲起鸦片和梅毒来，这让校长很尴尬。　　方鸿渐回到上海，出于礼貌去拜访苏文纨，在苏家认识了苏文纨的表妹唐晓芙和赵辛楣。赵辛楣的父亲跟苏文纨的父亲是同僚，辛楣和文纨从小一起玩，辛楣对文纨一往情深，可苏文纨的心思却在方鸿渐身上，赵辛楣与方鸿渐初次见面，就产生醋意。方鸿渐借看苏小姐为名去看唐晓芙，并暗中与唐晓芙恋爱。而赵辛楣和“新派诗人”曹元朗却与他争风吃醋，苏文纨也希望借此来抬高自己的身价。而赵辛楣也真的醋意大发，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扫方鸿渐面子的机会。在一次聚会上，故意将方鸿渐灌醉，让方鸿渐当着苏文纨的面出丑，苏小姐对方鸿渐表示关心，并送方鸿渐回家，这让赵辛楣感到很失望。　　方鸿渐无意与赵辛楣为敌，因为他并不爱苏小姐，他爱的是年轻漂亮、聪明活泼的唐晓芙。苏小姐明白了这一切之后，恼羞成怒，将方鸿渐以往买假文凭、与鲍小姐鬼混等丑事添油加醋地告诉了唐晓芙。唐晓芙退回了方鸿渐写给她的情书，并要方鸿渐把她的信也全部退回。方鸿渐感到像从昏厥里醒过来，开始不住的心痛，就像因蜷曲而麻木的四肢，到伸直了血脉流通，就觉得刺痛。　　方鸿渐在报馆里的差使没了，赵辛楣为了让他远离苏文纨，介绍他到三闾大学去任教，而三闾大学的校长高松年一再催赵辛楣到三闾大学任政治系主任，他被苏小姐拒绝后就答应了。　　赵辛楣、方鸿渐、孙柔嘉、李梅亭四人费尽了周折终于到了三闾大学。三闾大学是为了躲避战乱而重新组建的学校，学校只有一百五十八位学生，刚刚聘好的教授十之八九托故不来了。因方鸿渐的学历中没有学位证书而被聘为中文系副教授。　　方鸿渐在一次晚宴上听范小姐说陆子潇追求孙柔嘉，给孙小姐写了好多信。这件事仿佛在复壁里咬东西的老鼠，拢乱了他，他想自己并未爱上孙小姐，何以不愿她跟陆子潇要好？孙小姐有她的可爱，不过她妩媚得不稳固，妩媚得勉强，不是真实的美丽。孙柔嘉已有意于方鸿渐，故意就此事向方鸿渐请教处理办法。方鸿渐对孙小姐虽然还只是朦朦胧胧有些好感，却下意识起了妒意，建议孙小姐将陆子潇的情书，不加任何答复地全部送还。　　赵辛楣与中文系主任汪处厚的年轻太太有了越轨交往，而老校长高松年也对汪太太抱有非分之想，就向汪处厚揭发他们的私情，赵辛楣只得离开三闾大学。他到了重庆进了国防委员会，颇为得意，比起出走时的狼狈，像换了一个人。　　赵辛楣走后，方鸿渐也不想在三闾大学呆下去了，自己筹划着退掉高松年的聘书，并在信中痛痛快快地批评校政一下，借此发泄这一年来的气愤。谁知他并未接到聘书，孙小姐倒是有聘约的，连薪水也升了一级。孙柔嘉退掉聘书与方鸿渐一同离天三闾大学。　　方鸿渐想从桂林坐飞机到香港，然后再回上海，写信让赵辛楣给他弄飞机票，赵辛楣回信说他母亲也要从重庆到香港。方鸿渐与孙柔嘉在香港举行了婚礼，在香港遇到赵辛楣和苏文纨，而此时的苏文纨已是曹元朗的夫人了。苏文纨怠慢了方鸿渐和孙柔嘉，孙柔嘉感到受了委屈，回到旅馆免不了与方鸿渐大吵一顿。　　回到上海后，孙柔嘉不想立刻去婆家，要先回娘家，婆婆嫌孙柔嘉架子太大，不柔顺。对她初次见面没有给公婆叩头也耿耿于怀，因而常常敲侧击、指桑骂槐地撩拨她和儿子的关系。柔嘉有两个妯娌，本来矛盾重重，但有一次听见公公夸孙柔嘉是新式女性能自立的话，便马上把她认作共同的敌人，尽释前嫌，一致对外。孙柔嘉做梦也想不到她成了妯娌二人的和平使者。她们不仅背后对孙柔嘉挑剔诽谤，当面说话也常常暗藏机锋。　　孙柔嘉和方鸿渐二人之间也总是争吵不断，他们都想按着自己的意志行事，结果经常发生冲突。他们为了择职吵，为了亲戚吵，为了朋友吵，甚至无缘无故，为了随便一句话也要吵。夫妻结合犹如冤家相逢，互相把对方当作出气筒。柔嘉让鸿渐到她姑母的厂里去做事，而鸿渐想到重庆去找赵辛楣，两人为此事又大吵一顿，最后鸿渐离家出走。一个人在大街上闲逛，最后还是决定回家与柔嘉和好，等他到家时发现柔嘉已经走了。　　主题象征　　《围城》并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它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它的主题和象征是多层次的。　　《围城》的象征源自书中人物对话中引用的外国成语，“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又说像“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égé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但如果仅仅局限于婚姻来谈“围城”困境，显然不是钱锺书的本意。“围城”困境是贯穿于人生各个层次的。后来方鸿渐又重提此事，并评论道：“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这就是点题之笔。钱锺书在全书安排了许多变奏，使得“围城”的象征意义超越婚姻层次，而形成多声部的共鸣。　　《围城》从“围城”这个比喻开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类的“围城”困境：不断的追求和对所追求到的成功的随之而来的不满足和厌烦，两者之间的矛盾和转换，其间交织着的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执著与动摇——这一切构成的人生万事。“围城”困境告诉我们人生追求的结果很可能是虚妄的，这看起来好像很有点悲观，但骨子里却是个严肃的追求，热忱深埋在冷静之下，一如钱锺书本人的一生。他揭穿了追求终极理想、终极目的的虚妄，这就有可能使追求的过程不再仅仅成为一种手段，而使它本身的重要意义得以被认识和承认，使我们明白追求与希望的无止境而义无反顾，不再堕入虚无。　　但钱锺书并不是要简单地演绎这个比喻，他还要下一转语，不时地消除“围城”的象征。钱锺书的夫人杨绛曾经说，如果让方鸿渐与理想中的爱人唐晓芙结婚，然后两人再积爱成怨，以至分手，才真正符合“围城”的字面原义；钱锺书在《谈艺录》中批评王国维对《红楼梦》的误读时，也说过类似的话。方鸿渐想进入唐晓芙的围城却始终不得其门；苏文纨曾经以为已经进入了方鸿渐的围城，其实进入却等于是在外面，而当她与曹元朗结婚并过上真正的市侩生活时——那种生活在钱锺书看来是绝对应该逃离的，她却安之若素；她曾经似乎已经进入了文化的围城，但她只有在成为发国难财的官倒时，才真正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处，你用枪逼着她也不愿意出来的。方鸿渐并不想进入孙柔嘉的生活，可是他糊里糊涂地就进去了；结婚后，他也有想冲出来的冲动，但他是个被动的人，不敢行动，也不会行动。从表面上看，方鸿渐去三闾大学的经历与“围城”的比喻是最相吻合的，但实际上，方鸿渐之无法在三闾大学如鱼得水，是因为他还有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分子操守，或者说最基本的做人的操守。高松年、李梅亭、汪处厚，这些人在那里舍得出来么？　　文化批判　　《围城》的直接时代背景是1937年及以后的若干年，正是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但要理解《围城》，必须追溯到近代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大炮军舰之下，被迫地、却历史性地开始了与世界的接触，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与西方文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交锋、碰撞、冲突以至交汇、融合。这种文化现象在一大批留学生——钱锺书正是他们中的一员——的身上具体地、活生生地体现出来，因而具有值得解剖的典型意义。　　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钱锺书几乎必然地要从文化上来认识“围城”的精神困境，从而产生深刻的孤独感和荒诞感，在全书的结束部分，方鸿渐在经历了教育、爱情、事业和家庭（婚姻）的失败后，这样感叹：在小乡镇时，他怕人家倾轧，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觉得倾轧还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就是条微生虫，也沾沾自喜，希望有人搁它在显微镜下放大了看的。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第324页）。　　这里已经明显地引入了存在主义哲学的人生感叹。但这种文化困境、精神困境，却是发生在衰微积弱的老大中国与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剧烈冲突中的，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令人深省的画面：经过一家外国面包店，厨窗里电灯雪亮，照耀各式糕点。窗外站一个短衣褴褛的老头子，目不转睛地看窗里的东西，臂上挽个篮，盛着粗拙的泥娃娃和蜡纸粘的风转。（第353页）　　还有全书结尾处那只著名的祖传老钟，方鸿渐的爸爸作为结婚礼物送给儿子儿媳的宝贝钟，每小时“只慢7分钟”的“很准”的钟，这会儿已经慢了5个钟头的钟：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第359页）　　有些西方批评家说《围城》写了西方文化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也有中国批评家说表现了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失败，从而证明了资本主义文明不救中国的主题。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钱锺书似乎并不是采取非此即彼的立场，他更着力于嘲讽伪文化人的可笑、可怜和可耻，更多地是要写出中西文化冲突中的尴尬、窘迫和困境。而从更广阔的文化意义上来体认，《围城》更主要的是写“围城”困境，其艺术概括和思想意蕴超出了狭隘的个人经验、民族的界限和时代的分野，体现了作者对整个现代文明、现代人生的深入思考，也凝结着作者对整个人类存在的基本状况和人类的基本根性的历史反思。　　人物形象　　在写《人·兽·鬼》的时候，钱锺书似乎还是着迷于讽刺嘲笑，着迷于妙语连珠，着迷于意蕴题旨，人物形象却都还模模糊糊。而《围城》则不然，不但有李梅亭、曹元郎、高松年、周经理、范小姐等廖廖勾勒几笔却给人深刻印象的漫画式人物系列，更值得珍视的是方鸿渐和孙柔嘉这两个独特的人物。　　方鸿渐被有些批评家称为“围城人”。　　方鸿渐是个被动的、无能的、意志不坚定的、经不住诱惑的人，更是一个失败的人，他的失败是因为他面对现代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和严重的精神危机而缺乏与之对抗所应有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力量，也因为他还不算是个卑鄙的人，还有点自知之明，有时候还想保持一点做人的尊严。这不上不下的位置是尴尬的。很多学者把他与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的形象联系起来，但“多余人”的悲剧在于思想上开始觉醒而缺乏行动的勇气和历史条件，而“围城人”的悲剧在于他的庸常。“多余人”会给人以时代的前卫和英雄的感觉，而“围城人”却跟我们一样，作为普通人徒劳于找寻解脱或依附。　　就像一无用处的贾宝玉是《红楼梦》中几乎唯一的好男人一样，方鸿渐也是《围城》中最好的人——或许除掉唐晓芙。在整部小说里，只有一个唐晓芙，是纯洁而可爱的。这是因为她对方鸿渐来说，还是虚无缥缈的，无望不可即的，所以，她是一个幻象。而但凡有真实感的人，就都是可笑的、猥琐的、虚荣的、卑鄙的。方鸿渐优于里面的每一个人。我们知道，乱世是英雄或枭雄的天下，懦弱者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既不作恶也无英雄气概、既与世无争又于世无补的方鸿渐，是注定要失败的。方鸿渐的悲剧是现代社会人性异化的结果和对比。　　但《围城》人物谱里更有独特意义的是孙柔嘉。这个怯生生的小女生，这个似乎没有什么主见的小女生，这个小鸟依人地交付方鸿渐照顾的小女生，却是个最工于心计的人。这种既柔又嘉、却暗自阴柔而且柔能克刚的人，就像一个甜蜜的圈套，却掌控着自己的婚姻、生活和命运，也掌控着方鸿渐的婚姻、生活和命运。这是一个极具中国文化内涵的人物形象，中国道家文化中的所谓“阴柔”，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所谓“权谋”，都可以在她身上找到影子。在钱锺书之前，甚至之后，似乎还没有人写出来过。但她不是一个文化符号，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具有全部复杂性的人，当她掌控一切后，婚姻、生活和命运，却又似乎全都失控了，这个转折表达了另一个层面的“围城”困境，也使我们无法用三言两语来概括这个人，就像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说不尽的一样，她也是说不尽的。　　犀利讽刺　　《围城》被很多人誉为现代的《儒林外史》，是因为钱锺书在这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讽刺了知识分子。这种讽刺基于时代的和人性的的原因，也基于钱锺书个体的原因。　　先说个体的原因。钱锺书是个不世出的天才，同时，他也是最纯粹的学者，对学问怀着最深挚的虔诚，在学术上他不能容忍一丁点儿的虚伪和取巧。在这种目光注视下，一般的所谓“学者”，要不可笑也就很难了。比如他经常讽刺学者抄卡片，《围城》中的头号小丑李梅亭就有一个铁皮卡片箱。其实一个教书匠肯花力气抄卡片已经是颇为值得表扬的了，但在钱锺书看来，读书而没装在脑子里融会贯通，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围城》中的文化讽刺更多的是基于中西文化冲突、碰撞的历史平台，而这正是钱锺书的着力点之一。一是以现代文化观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弊端，如方鸿渐的父亲方老先生的迂腐，他推荐的线装书中“中国人品性方正所以说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圆滑，所以主张地是圆的”之类。二是嘲讽对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丁，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如曹元朗摹仿“爱利恶德”（艾略特）《荒原》的《拚盘姘伴》诗，又如买办张先生式的洋泾滨。三是探讨对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吸收中的荒诞，如方鸿渐在家乡中学演讲时所说的，“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又如三闾大学中的“导师制”。　　但《围城》中的讽刺更多的是基于对人性的解剖。比如方鸿渐著名的克莱登大学假博士，集中体现了人性中的欺诈、虚荣、软弱、对环境的无奈等等，又如李梅亭偷吃烤地瓜、陆子潇以国防部、外交部信封唬人、范小姐用不通的英文假冒作者赠书给自己等等，举不胜举。读者扪心自问，做过这些事的似乎不止这些人，有时也包括自己，就好像我们在阿Q的脸上看到自己的相貌特征一样。　　心理描写　　钱锺书在《〈宋诗选注〉序》中说，文学作品应该“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而《围城》就是他的理论的最好实践。大部分成功的文学作品都一定有成功的心理描写，但钱锺书的心理描写与众不同，关键就在“曲传”“未吐露”的心理，在方法上，一是以情节曲传心理，并且调动一切表面看来无助或破坏那中心情景的琐屑细节。如结尾一章，方鸿渐与孙柔嘉吵架后，正回家想消释柔嘉的怨气，柔嘉刚才正向姑妈讲鸿渐的不是，害怕已被鸿渐偷听到，方鸿渐其实并没听到，只得摆空城计：“你心里明白，不用我说。”结果柔嘉心虚之下，说“本来不是说给你听的，谁教你偷听？”这就无异承认了她在“背后糟蹋”方鸿渐，结果正准备向妻子低头的方鸿渐和一心想给丈夫找个好工作的孙柔嘉竟然越吵越厉害，终于走向“不离而散”，不欢而散。第二个常用方法是通过一系列的妙喻来曲传人物的心理，如赵辛楣与方鸿渐初次见面，赵“傲兀地把他从头到脚看一下，好像鸿渐是页一览而尽的大字幼稚园读本”，充分传达了赵对情敌方鸿渐的故作姿态的轻视，因为一来赵因为追求苏小姐而确实在乎方，要给他一个下马威，一来因为他知道方得了个克莱登假博士还在报纸上登广告，确实看不起他。接下来“他的表情就仿佛鸿渐化为稀淡的空气，眼睛里没有这人。……鸿渐真要觉得自己子虚乌有，像五更鸡啼时的鬼影，或道家‘视之不见，抟之不得’的真理了。”　　以上的例子也显示了钱锺书的一大特点：博喻。我把博喻理解为两层意思，一是在全书广泛地使用妙喻，一是它的本来定义，即一个接一个的比喻纷至沓来，形容同一个事物。钱锺书的博喻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时时与心理刻划结合在一起，并且带有深厚的学养，充满了机智，如上举例子中竟然以抽象的道家思想来形容一种心理感受。而机智与好辩及博喻结合在一起，集中地出现在方鸿渐为自己做错的事辩护时，如他写给唐晓芙、苏小姐的信等。举一个最简单而微型的例子，赵辛楣称方鸿渐为“同情兄”，因为同一个地方做事叫同事，同一个地方学习叫同学，而同一个情人，则叫同情。　　《围城》，长篇小说，钱锺书（也写作钱钟书）著。　　钱锺书是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从1930年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开始发表诗文，主要著作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诗学专著《谈艺录》、古代文学选本《宋诗选注》、论文集《旧文四篇》（后扩充为《七缀集》）、旧体诗集《槐聚诗存》、文史哲研究专著《管锥编》等。其中《管锥编》是钱锺书的学术代表作，也是20世纪中国和世界人文学术界对人类文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围城》则代表了钱锺书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　　《围城》写作于1946年2月至1947年1月，先在《文艺复兴》杂志上连载，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单行本。解放后，钱锺书一直拒绝重印《围城》，国内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也从不提及钱锺书及其文学创作。但国外汉学界却极力推崇《围城》，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一部”。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经过钱锺书“有节制的修改”的新版《围城》，以后多次重印，拥有大量的读者。特别是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播出后，更是风靡一时。在互联网上，钱锺书是点击率最高的中国作家之一，仅次于鲁迅和金庸；而以单篇作品而论，《围城》说不定是点击率最高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围城》还被翻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种主要语种在国外出版。　　《围城》是钱锺书的代表作，是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长篇之一。创作于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动乱年代，它展示的不是战火硝烟的世界，而是旧社会中上层知识分子的生活。
采纳率100%
其他2条回答
《围城》是中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作者钱钟书1910—，江苏无锡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后留学英、法，是位学贯中西而富才情的学者。《围城》动笔于1944年，完稿于1946年，其时，作者正蛰居上海，耳闻身受日本侵略者的蛮横，“两年里忧世伤生”《围城·序》，同时又坚韧地“锱铢积累地”把自己对人生、对学术的感悟与思考付诸笔端，先后完成了小说《围城》和学术著作《谈艺录》。
作者在《围城》初版的序言里曾自述创作意图说：“我想写现代的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参照小说内容，可以看到，作者着意表现的是现代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众生相。通过主人公方鸿渐与几位知识女性的情感、婚恋纠葛，通过方鸿渐由上海到内地的一路遭遇，《围城》以喜剧性的讽刺笔调，刻画了抗战环境...
围城的相关知识
等待您来回答
下载知道APP
随时随地咨询
出门在外也不愁《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
一个“60后”学者书里书外四十余载流年碎影，一次学术话语与日常生活相互交织的微观考察，乡土衔接都市，个人沟通家国。本书捡寻私人记忆，顾览文化往事，趣味中富含情感，可读性思想性并重，既“可爱”又“可信”。
“草民别学文科”
“有点甜”的农夫山泉，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农夫山泉...
　　书名：《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 者：赵勇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
　　定 价：32元
　　内容简介 ：
　　一个&60后&学者书里书外四十余载流年碎影，
　　一次学术话语与日常生活相互交织的微观考察，
　　乡土衔接都市，个人沟通家国。
　　本书捡寻私人记忆，顾览文化往事，
　　趣味中富含情感，可读性思想性并重，既&可爱&又&可信&。
　　作者简介 ：
　　赵勇，山西晋城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论著有《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等。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兼写随笔、时评、散文等，为《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报刊的专栏作家，在国内多家报纸及刊物发表此类作品数百篇。散文《一个人的阅读史》曾获汾酒杯《山西文学》2008年度优秀作品奖。
　　图书选摘：
　　一个人的阅读史
　　像许多人一样，我的阅读记忆也是从文学作品开始的。但现在回过头来琢磨，最初的文学阅读实在是简陋得不成样子。回忆那个时候的情景，难免苦涩。
　　十岁左右的时候，我似乎已迷上了文学阅读，画书（小人书）已不能满足我的胃口。然而，书在那个年代可谓奇货，求之不得，我只能饥不择食，逮住什么看什么。有一天，父母给我一块钱，让我去邻村买点东西。邻村如今已是一个集镇，那个年代也比一般的村庄繁华，其例证之一是供销社里居然还摆着几本书，顿觉文化气息扑面而来。看见书我就走不动路，究竟是买书还是买东西，捏着那块钱我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我下定决心，冒着可能被家人责怪的风险买下了一本厚厚的小说：《激战无名川》。
　　如今，我才在国家图书馆的网站上查到了它的基本信息：《激战无名川》，郑直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出版，432页，0.85元。这么说，我当时是带着这本书和剩下的一毛五分钱回去交差的。很可能这是我亲手买回来的第一本书。
　　我现在还依稀记得这本小说的封面，也记得它写的是抗美援朝，仗打得很热闹，但里面的故事情节却早已忘得精光。而我当时读过的小说差不多都与打仗有关：《敌后武工队》、《播火记》、《连心锁》、《碧泉之战》、《欧阳海之歌》、《把一切献给党》、《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连心锁》里有个朴成模，许多年我都把&朴&念成了&普&而不是&瓢&。《播火记》是就着一盏煤油灯读完的，朱大贵手中的机关枪一突突，我就像打了鸡血，顿时心花怒放，血脉贲张。就这样，国家意识形态的巨手在我的心灵琴键上弹奏出一串串粗放的音符。
　　十二岁那年的正月，我与邻居家的小虎步行二十多里，去了县城。进城的目的之一大概是想看看城里的花花世界，之二是要去新华书店逛一逛。逛完县城，已是疲累，遂步行十里，在中途的亲戚家住下。亲戚家大人不在，只有表妹相陪。我等着大人归来，终于支撑不住，躺在炕上围着炉火沉沉睡去。不知过了多久，灼热的痛让我惊醒过来，睡眼蒙中，我看见我的两腿冒着青烟，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想起屋子的另一端有一口水缸，便跳到地上向那边移动。然而，我只是走到屋子的中央，青烟已变成火苗。我走不过去了，而是在房间里上蹿下跳，大呼小叫。院子的东屋住着一家邻居，听见堂屋凄厉之声传出，连忙跑进去把我摁倒，脱去了我的裤子。
　　我穿的是一条棉裤。醋，酒，酒精，纱布，鸡蛋油，杜冷丁，我的腿被土洋结合的各种偏方治着，却终于还是感染化脓了。我在炕上躺了好几个月，等烧伤全部愈合，麦子已经熟透了。
　　我烧伤了双腿，右腿尤其严重。我也开始了漫长的疗伤、养伤的过程。醋，酒，酒精，纱布，鸡蛋油，杜冷丁，我的腿被土洋结合的各种偏方治着，却终于还是感染化脓了。我在炕上躺了好几个月，等烧伤全部愈合，麦子已经熟透了。
　　为了那趟城里之行，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以我必须提一提我买到的那两本烂书。它们是：《夜渡：工程兵短篇小说集》和《雷锋的故事》。
　　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的日子，本来是可以读许多书的，但父亲跑遍半个村子，找回来的书却寥寥无几。有一本厚厚的《虹南作战史》，味同嚼蜡，我却硬着头皮把它读完了。这本书是什么东西，过来人心里都很清楚，不说也罢。还有一本《战斗的青春》，这本书成了我的止疼药。每当伤口痛得肝儿都发颤时，我就去回忆那里面的英雄人物如何严刑拷打宁死不屈，这样我仿佛也有了浩然之气。但英雄人物也常常不顶用，所以经常是父亲用双手死死掐紧我的大腿，以免换药时我疼得乱动。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就打一支杜冷丁，我便开始腾云驾雾，英雄人物也与我一起步入幻境。
　　还有一本《战斗的青春》，这本书成了我的止疼药。每当伤口痛得肝儿都发颤时，我就去回忆那里面的英雄人物如何严刑拷打宁死不屈，这样我仿佛也有了浩然之气。
　　很可能正是那种高大全、三突出式的英雄人物，构成了我少年时代的文学记忆。今年二月，浩然辞世，我作《浩然与我们的文学记忆》一文以示悼念，但想起少年时代的文学阅读，悼念中就有了不恭不敬之辞。我想说的是当年的浩然如何抢占了我们的阅读高地，从而让整整一代人的文学记忆变得寒酸贫困，却没料到会有一封济南的读者来信兴师问罪。这位读者显然是浩然的老粉丝，我动了他的偶像，他自然要怒发冲冠，打上门来。于是浩然被他美化一番，鄙人又被他羞辱一番。读着这封来信我并未生气，只是感到有些辛酸。
　　七十年代后期，可读可听的文学作品逐渐多起来了，学校也从大队的一座庙院移到公社的另一座庙院里，我读开了两年制的土高中。语文课老师订了《世界文学》，晚上自习的时候，他主要是给我们念那上面的小说，念着念着许多人就进入了梦乡。我的父亲甚至也订了《人民文学》，那上面的作品就成了我的主要读物。父亲所在的公社大院里住着一些文化人，其中一人名叫郑允河。在我眼里，他已是饱学之士，他也不时拿着郑大伯的架势敲打我一番。有一天，他见我叽里咕噜背毛主席诗词，就郑重其事地跟我说：你老背那些东西做甚？你应该去读一读辛稼轩的词。我说辛稼轩是谁？难道能有毛主席写得好？他说你回去给我好好读一读就明白了，看看是不是一个档次。说着他就把两卷本的辛稼轩词塞到我手里。从他那里，我知道了辛稼轩就是辛弃疾；也是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对毛主席诗词的质疑。
　　在我频繁地出入于公社大院期间，我应该从他那里借到了一些书。上大学前后，我还跑到他城里的家中找出一套《茅盾短篇小说集》、《今古奇观》上册和《鲁宾孙漂流记》。这几本书现在仍在我手里，究竟是他送给了我还是我昧下没还，如今已渺不可考。
　　上大学之前我还读过什么书？应该有一本《牛虻》，还应该有一本《第二次握手》。读《牛虻》是在1979年，当时选拔飞行员，班上的一名同学过关斩将，最后去了上党古城体检。一高兴他就买回了这本书，但我却不知他是否认真读过。三十年之后重逢，我跟他说起这本书，他一脸茫然，连说不记得了记不得了。《第二次握手》的阅读应该是在1980年春，当时我已去了城里的文科补习班，过起了枯燥的复读生活。一天，一位同学突然弄来一本《第二次握手》，让我大喜过望。早就听说那里边不仅有科学家的故事，还有苏冠兰和丁洁琼的爱情纠葛，这回我们可以饱一饱眼福了。但可惜的是，书是过路书，在我们的手中停留时间极短。我与那位同学已不可能轮流坐庄，从容来看，就只好缩在操场一角并肩作战。那本厚厚的小说就是那样你一张我一页读完的。
　　许多年之后我在课堂上谈到文学阅读的状态，往往会拿这个例子说事，以此说明孤独是常态，有时有例外。讲完这个故事，学生既惊且惑，我便不得不隆重补充一句：与我并肩作战的是男同学。学生大笑，我亦呵呵有声。这种解释貌似此地无银，其实是在还原一个重要的历史语境：八十年代的早春岁月，文学阅读的机会固然紧俏，男女交往的尺度也非常古板。男女生即使有谈情说爱者，也断然不敢坐在大操场上耳鬓厮磨。民谣云：小男生，小女生，坐在一起不卫生。它说的是那个年代的事情吗？
　　等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搞到了司汤达的《红与黑》，这似乎是我上大学之前读过的唯一像样的外国文学名著。当于连与德&瑞那夫人、与玛特尔小姐在恩爱情仇中经历着情感的炼狱时，我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几年之后，我见到法国作家让&凯罗尔的阅读感受，惊为同道。他说：&我在狱中读完《红与黑》之后，我真想像于连似地死去。我沉浸在痛苦的孤独之中，把自己和这个主人公完全合二为一了。他使我激动不安，扰乱了我这狭小囚室中的卑微生活；我听见他的脚步就在走廊尽头，我同他一起去淋浴。&&作者硬要把我拉进他的故事，于是故事便成了我的。司汤达几乎就是我坐牢的原因。&我没有坐牢，也不想像于连那样死去，却觉得凯罗尔说出了我的心里话。那次的阅读之后，我仿佛大病一场，也仿佛一下子明白了文学的真谛。
　　病还没有好利索，大学录取通知书翩然而至，那上面写着我梦寐以求的中文系。
　　读中文系确实是我的一个梦想。也许是当时正在做着半生不熟的作家梦，也许是少年时代的阅读生活让我亏欠太多，总之，对我来说，进中文系读书就像一个漫长而盛大的节日。填报志愿时，我在所有的栏目里填满了中文系，以示忠贞。所谓填满，并非虚言。记得当时每个学校的后面都空着两栏，可以填报两个专业，我却都以中文系塞住。如此填法，显然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但我当时青春年少，并不考虑后果。由此观之，本人年轻时也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家伙。
　　我走进了山西大学。2002年母校百年校庆时，我才知道它是中国创办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之一，但我当时并没有这种概念。那个时候，像我这种初来乍到的新兵蛋子，是不可能关心那种宏大叙事的。我感兴趣的是我的老师都是何方神圣，学校里有座怎样的图书馆，图书馆里都有什么书。
　　很快我就和图书馆熟识起来了。在我眼中，那已是一座巨大的图书馆，但那里有什么货色，至今依然不甚了了。那个年代，图书馆还没有开放开架书，我也就无法走进图书馆的内部，面对一架一架的书叹为观止。借书的时候，先得锁定目标，然后去检索室里转悠。检索室像一个中药铺，里面转圈摆着许多小柜子，柜子上插着许多小抽屉，抽屉里装着许多张小卡片，卡片上写着每本书的基本信息。没什么事的时候，我就会去那个地方翻卡片，一方面了解馆里的行情，一方面把一些自认为自己想读的书抄到本子上。2000年，当我准备博士论文的资料时，我去了&北图&，我在一条长长的走廊里找到那排声势浩大的中药柜子，然后开始往本子上疯狂搬运。一年之后，检索系统更新换代，那排柜子也成了珍贵的历史文物。
　　山西大学图书馆的柜子们一定也尘封好久了吧。有一段时间，快与慢的问题在我脑子中挥之不去，我自然便想起书目检索的今昔。在柜子里查书，在柜台处借书，确实是一个慢条斯理的过程。有时候好容易查到一本你想读的书，你把它抄到索书单上交给管理员，然后开始了望眼欲穿的等候。几十分钟之后，管理员抱着一摞书吭哧吭哧走出来，你满心欢喜，笑脸相迎，管理员却冷冷地把条子还给你说，那本书架上没有，你立刻就成了霜打的茄子。你心里嘀咕着，哪个&采花高手&比我先到一步？他据为己有会多长时间？我是不是得隔三差五来这儿碰碰运气？在借阅信息还没有进入计算机的年代，所有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我就是在那座图书馆里借出了许多书，引导我接近那些书的主要应该是那些任课老师。众所周知，中文系开的课除了语言就是文学。汉语课我兴趣不大，文学课却劲头十足，我的阅读兴趣也随着课堂上的讲授随物宛转，与心徘徊。通常的情况是，一个老师的某一门课讲得好，他（她）所提到的作品就读得多。当其时也，姚奠中先生的几位高足刚刚毕业，他们的古代文学课就开得有声有色。康金声老师讲魏晋南北朝一段，他上课时，不仅所有的作品，就是介绍作者的大段古文也能随口背出，此等功夫让我们这些年轻后生羡慕不已。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此后一见到诗词歌赋，丽句华章，我就不由得拉起背的架势。梁归智老师讲元明清文学，也让我第一次见识了学者的睿智。1985年元旦，我在宿舍的门上编写一副对联：八条光棍八万根建安骨，四年岁月四十载楚骚风，横披写着三个大字：铜豌豆。所谓铜豌豆者，便是得益于梁老师的真传。数年前，听说梁老师离开山大，远赴辽师，心中一震。忽一日，一同学告我梁老师要来京演讲，并在三联韬奋书店签名售书，我们便赶到那里为他助威。我带去我的三本书献丑，算是学生交给老师的几篇作业。但那天人多，演讲完毕，签名合影者络绎不绝。我便把书交给他，匆匆说话，匆匆道别。后来就听说，梁老师还没来得及把我的书收入囊中，就被一位不明真相的读者拎走了。
　　哦，天哪。
　　还有王德禄老师的现代文学课，他能把课讲得行云流水，密不透风；还有邢小群老师的当代文学课，她分析作品时常常能化腐朽为神奇，让神奇更神圣；还有程继田老师的美学课，他说话满嘴南方口音，但只要进入到他的语音系统，便能听出许多味道。很可能就是通过他开的两门课，我喜欢上了让许多人头疼的理论。
　　外国文学课没给我留下多深印象，外国文学名著我却读了不少。有一阵子我特别迷卢梭，但图书馆里却只有他的一本《忏悔录》。有一阵子我又迷上了雨果的作品，《海上劳工》、《笑面人》也得找来一读。巴尔扎克的长篇没看出多少道道，却对他的中短篇小说情有独钟。托尔斯泰的三大名著读了两部，却不知什么原因没去碰他的《战争与和平》。《简&爱》自然是需要读的，《呼啸山庄》更耐人琢磨。《热爱生命》写得有劲，《老人与海》读得过瘾。《静静的顿河》四大本让我如痴如醉，顿时觉得我少年时代读过的打仗书都成了小儿科。《莎士比亚全集》特意买回来了第九卷，那上面有莎翁的三大悲剧。有一段时间，我对复仇心驰神往，《基督山伯爵》就成了我重点关照的对象。大学毕业时，我们设计的纪念册中有一个栏目--最喜欢的形象，我填的居然是爱德蒙&邓蒂斯，那应该是我对复仇意象深度迷恋的后遗症。
　　大三大四的时候，我对理论书的兴趣渐浓，但大凡听说过的好书，书店里早已缺货，于是抄书就成了我的日常功课。记得第一本几乎完整抄下来的书是《美的历程》，现在想想，这本书抄得还真不容易。当时，图书馆的大库里找不到这本书，阅览室里倒是有一本，但每人只能外借一天，当天不得续借。为了不让它旁落他人之手，我与同宿舍的好友制订了一个周密的借书计划：我还他借，他还我借，借来就抄，轮番作业。如此劳作十数日，我们便把这本书的内容搬到了各自的笔记本上。
　　朱光潜先生的《悲剧心理学》我也抄过大半本，这本书应该是从梁归智老师那儿借来的。
　　大学毕业那一年，我终于买到了《美的历程》，那是1984年出的一个版本，定价八毛四。而我抄过的那个版本则是198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定价一块九。我的这个版本后面有一个出版说明，其中有言：&为了减轻读者的经济负担，作者建议并经我们同意抽掉了书后的图版。&想起那个年代，作者、出版社出书还要顾及读者的钱包，不禁感慨。2001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又出版一回《美的历程》，却是图文并茂的珍藏版，定价已到八十八元。它比我手中的那个版本几乎高出了一百倍！
　　李泽厚的弟子赵士林说：&八十年代初的北京大学，在各专业研究生招生与公共选修课中，美学专业总是名列前茅；李泽厚著《美的历程》，大学生们几乎人手一册。&想一想自己当年抄书的壮举，就觉得人手一册的说法并非虚言。而我因为抄过这本书，就自认为拥有了一些本钱。许多年之后，我读到《单向街》中的一段文字，本雅明仿佛就是为我论证了一番抄书的意义：&一条乡村道路具有的力量，你徒步在上边行走和乘飞机飞过它的上空，是截然不同的。同样地，一本书的力量读一遍与抄写一遍也是不一样的。坐在飞机上的人，只能看到路是怎样穿过原野伸向天边的，而徒步跋涉的人则能体会到距离的长短，景致的千变万化。他可以自由伸展视野，仔细眺望道路的每一个转弯，犹如一个将军在前线率兵布阵。一个人誊抄一本书时，他的灵魂会深受感动；而对于一个普通的读者，他的内在自我很难被书开启，并由此产生新的向度。因为一个读者在那种白日梦般的冥想中只追随自己思绪的流动，而一个抄书者却忠实地遵循书的指令。&
　　我想，我应该就是那个忠实地遵循着书的指令的抄书者。遵循书的指令，不仅意味着李泽厚的思想已融化在我的血液里，而且意味着他那种情理兼备的行文，气充文见的表达，&如果说&&那么&&&之类的复合句式，也成了我学术训练的最初范本。1987年，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面世，我在济南一下子买下十多本，分送给各路朋友。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对李泽厚的迷恋开始减弱，李泽厚的时代也即将终结。
　　1985年，我读完了我的大学，被分配到上党古城的那所师专，当起了一名教书匠。这意味着我的新一轮读书生活又要开始了。
　　现在想一想，自己大学里读的那些书虽然还算系统，却不免失之工整。我只是用那些作品夯实了文学史搭起来的架子，却并没有读出自己的多少特点来。当然，有时候我也庆幸这种很没特点的阅读，它的好处是可以来者不拒，转益多师。同时，我也庆幸那个年代的通俗文学还很不发达，电子媒介也乏善可陈。也许正是它们的缺席才成就了经典阅读的辉煌。九十年代以降，大学生不读文学名著的说法时见报道，我想也许他们不是不读，而是没有了读的时间和心境。乱花渐欲迷人眼，当可读、可看、可听、可玩的东西多得无从选择时，当阅读被人说成俏皮的&悦读&时，读文学名著就变成一种不折不扣的古典行为，它需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方能排除万难争取胜利。而同样的事情放在八十年代，却犹如吃饭穿衣一样简单自然。于是，我也庆幸自己在八十年代读完了大学。我喜欢那种简单自然的读书生活。
　　然而，在文学界、翻译界和理论界日新月异的年代里，大学时代的阅读也注定是残缺不全的。这意味着从走出大学的那一天起，你就得不断充电，如此方能保证精神世界的亮度。在大学阶段，我逡巡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大师之间，却几乎没有接触现代主义的作品，我需要补课了。
　　但是，我教书的那所学校却没有一个像样的图书馆，里面的书也缺东少西。比如，你发现了卡夫卡的《城堡》，却找不到他的《审判》；你读完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却无法一睹《罪与罚》的姿容。1986年春，系主任搞到一件美差--去江南的一个书市为学校购书，顺便游山玩水。我则被他选定为帮手，为其保驾护航。临行前，我去那个即将搬迁的图书馆里了解书情，吃惊不小。那个图书馆是由一排破旧的小平房组成的，里面倒是排放着许多书架，却拥挤不堪。光线昏暗，书在架上就显得灰头土脸，充满着委曲和憋屈。这样的图书馆，显然需要更多的书加以填充。于是那一趟的江南之行让我过足了买书的瘾，我也第一次体会到出手阔绰是什么滋味。
　　学校的图书馆既然指望不上，我必须着手建立自己的图书馆了。我挣开了工资，虽然少得可怜，但除了吃饭抽烟，还是可以买一些书的。只是理论书买得多了，就不得不缩减购买作品的开支。我买回来略萨的《绿房子》与《城市与狗》，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初步领略了拉美文学的风采。我借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一读就放不下手。1987年年底，我在济南的研究生宿舍里读完了《罪与罚》，那种喘不过气来的感受又一次来临，我与拉斯柯尼科夫一起痛苦着、恐惧着、惊慌着、孤独着、忏悔着，那种心理折磨的滋味至今依然刻骨铭心。&看到拉斯柯尼科夫走在广场上，突然想附下身亲吻那片肮脏土地的时候，正是深夜，我趴在被窝里，赤身裸体，泣不成声。&这是张立宪的一个感受，我觉得也应该是所有阅读陀氏之人的共同感受。读过陀氏的作品，我才突然意识到，原来我更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不是托尔斯泰。
　　然而，我却不得不控制自己读作品的欲望，因为我已开始了考研的准备。与此同时，一些人也觉得我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她们或者主动出击，或者请人说合。而我却一遍遍重温着那篇《北方的河》，想象着那场即将来临的伟大考试。我自然也渴望着爱情，但与我所预定的目标相比，爱情似乎还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大寨人说：先治坡，后治窝。崔健唱道：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我想要死去之后重头再来。它们似乎共同暗示着也诠释着我当时心理状态。那一年的暑假，为了逃避介绍对象的困扰，我带着卡夫卡的《城堡》回到了老家。
　　那是一次让我终生难忘的阅读之旅。父母的老屋已是憋闷，我读的《城堡》又如此荒凉，它们一起把我逼进压抑与黑暗之中，艰于视听，难以呼吸。无边的孤独与忧伤弥漫着，老屋仿佛也鬼气森森。看来，那个四处碰壁的K是走不进那座城堡了，他因此而显得柔弱无助。1985年的夏天，当我听说专门为我做的指标易之他人时，我成了K。我一趟趟地找着不同部门的大小官员，他们的解释相互矛盾，似是而非，但其目的却惊人一致：他们在阻止我走进城堡。有一天，我走在太原市的大街上，忽然意识到我将与那座近在咫尺的城堡失之交臂，不由得悲从中来，泪流满面。我在卡夫卡体验着挫折与失败的地方感受着自己的失败与挫折，也重温着自己的渺小、脆弱、长长的忧伤与绵绵的孤独。这种心境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1987年年底。那一年的十二月，我读着卡夫卡的《诉讼》，K已经变成约瑟夫&K，但里面的故事还是那样忧伤而绝望。&&像一条狗似的！&K说，好像他人虽然死了，而这种耻辱却依然存在于人间。&这是小说的结尾句。其实，K的耻辱又何尝不是我们的耻辱呢？
　　我做的博士论文中有阿多诺与本雅明，他们俩是好朋友，却又不时争争吵吵，但在对待卡夫卡的态度上，二人的看法却惊人一致。在他们心目中，卡夫卡无疑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而理解了卡夫卡的伟大，也就等于找到了进入现代主义文学世界的秘密通道。我想弄清楚阿多诺与本雅明为什么都对卡夫卡情有独钟，就把《卡夫卡全集》买回来，准备细细研读。然而直到现在，我也没能重新走进卡夫卡的世界。我被其他的阅读牵着鼻子，仿佛走到了一处看不见路标的地方。
　　我该回家了。
　　研究生三年，我主要是在读理论书，以便和自己所学的专业成龙配套。比如，读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光是一个上册就花去了半个月光景。跟随着夏之放老师开设的课程，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反反复复读了一个学期。黑格尔的《美学》四大本，是我上大学时买的，却一直没敢碰它，这个时候似乎已没有了不碰的理由。头一学期的中途，结婚成家的弟兄早已打熬不住，纷纷夺路而逃。人去楼空好读书，我把《美学》从书架上取出来，开始向黑格尔发起进攻。待他们打道回府，已是一个月之后，《美学》我也正好读完。这套书我肯定没有完全读懂，却有了炫耀的资本，结果，我被他们臭骂一通。
　　读硬邦邦的理论书绝对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必须找一些软性读物加以搭配，方能干活不累。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版界大有风风火火闯九州之势。忽然之间，你就听说某个不知名的出版社推出一本禁书，或者一本书刚上市不久就给禁了。于是，雪夜闭门读禁书就成了读书生活中的一个个插曲。现在回忆，那些禁书上都歪歪斜斜地写着几个大字：性与政治。
　　《雪白血红》就是在这个时期读到的。这本书一开头就说：&历史就像个婊子，谁有权势就可以弄它一下。&起句当如爆竹，骤响易彻，也预示着书里会有干货。读下去，果然没有水货。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生活在别处》已经翻译过来，它们的版权页上一律写着&内部发行&，这让昆德拉在中国的亮相显得神秘。刘晓波风头正健，1988年，《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审美与人的自由》先后面世，我们几乎人手一册。他用&感性&与&非理性&的迫击炮向李泽厚据守的&理性&阵地狂轰烂炸，&积淀说&就显得风雨飘摇。此后我不止一次听人说起，是刘晓波而不是李泽厚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震撼，这话我信。然而好景不长，1989年以后，刘晓波的书就成了禁书，图书馆也把他的书撤下架来。&穿过浓雾，那边是霞光&，&你看那遥远的地平线&，&天空红得像马赛曲&，&赤身裸体，走向上帝&--这是他那篇博士论文中的一级标题。您瞧人家这题目，起得多有精气神儿！
　　作为研究生，我们也有了一些小小的&特权&：中文系的资料室可以自由借书了，图书馆的大库对我们开放了。我在图书馆里寻摸着，犹疑着，那些巨大的书架和书的长廊，具有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让你不由得感叹书山无路，人生苦短。有一天，我在一个犄角旮旯里发现一包书，浑身上下五花大绑。这是什么宝物？为什么没有放到架上？我像一个贼似的把那些绳子解开，不由得大喜过望，原来是《古拉格群岛》的上中下！
　　此前我已读过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对这位大名鼎鼎的苏联作家早已不再陌生，但《古拉格群岛》却遍寻不着。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居然在这个布满灰尘的地方找到了它。但我心里马上打起了小鼓：既然它已被撤到架下，能否借出便成了一个问题。我决定冒险一试，万一不成再想办法。我又找了几本专业书，把三本《古拉格群岛》混在其中，然后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向借书台走去。借书员看我抱着一堆书过来，并不过问，而是面无表情地办妥了借书手续。后来想想，图书馆的借书员多是学校不好安排的闲杂人员，她（他）们哪里会知道有个与极权主义死磕的索尔仁尼琴？我手心冒汗，心里发紧，原来却只是虚惊一场。
　　我把这套书读了个底朝天，然后陷入到震惊之中，极权主义的暴虐、残酷与杀人不见血让我恐惧，索尔仁尼琴的勇敢、担当和责任感又让我敬佩。直到现在，《古拉格群岛》在我心目中依然是一座丰碑。每当中国作家写出类似的作品时，我都会把它拉到《古拉格群岛》的坐标系中暗暗比对。2000年，我见这套书摆在一家书店里，定价已是九十六元，便毫不犹豫地把它请回家中，仿佛是要了却自己多年的一桩心愿，也仿佛是在缅怀我当年的读书岁月。
　　还有性。在一个&性致勃勃&的年代里，我们与时代似乎同时都进入了发情期，种种学术非学术的、文学非文学的暧昧读物让我们目不暇接，意乱神迷。这边刚刚出版了《裸猿》，那边就推出一个《人类性爱史话》。罗素的《婚姻革命》书名不错，读进去却不太容易；费尔德的《理想的婚姻》书名平平，却是一本性知识的什锦大全。凯查杜里安的《人类性学基础》翻译过来了，书名后特意跟着一个很中国的副标题&性学观止&。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房内考》也已上市，房中术便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返回中国。《第二性--女人》的出版说明中刚刚说上卷的《事实与神话》学理艰深，译者未加翻译，另一家出版社就把上卷取名为《女性的秘密》，编译成书，并特意忽悠：广大读者只是看到了《第二性》的下卷，那实在是一大缺憾，如今我们要把上卷奉献到您面前。这本书一开印就是十五万册，仿佛波伏瓦上过《百家讲坛》。《洛丽塔》一下子推出两个译本，漓江出版社那个版本还加了副标题：&鳏夫忏悔录&。还有《裸体艺术》、《女人与性角色》、《女性的奥秘》、《男与女》、《男女论》、《性崇拜》、《现代青年的性意识》、《西方性文学研究》、《女性心理学》、《妇女心理学》、《爱情心理学》、《结婚心理学》&&这类书浩浩汤汤，横无际涯，它们构成了八十年代性启蒙的强大阵容。
　　就是在这种性读物的汪洋大海中，我读了一些弗洛伊德的书，甚至还读了费孝通的《生育制度》。既然费孝通的书要读，费孝通他老师的书便不可不读。其时，潘光旦先生译注的《性心理学》已经重印，我便买一本回来细细品味。因为这本书，我与系党总支书记发生了冲突。这个故事已在一篇文章中讲过，此处不赘。但写到这里，我还是忍不住要说，《性心理学》真是一本经典之作。霭理士写得已是地道，潘光旦的注释更是锦上添花。那些译注举大量例子，以中释西，中西印证，它们本身就是一篇篇精妙之文。正因为痴迷潘光旦先生的注，我又买回来他写的《冯小青性心理变态揭秘》。&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啊--，自恋、影恋的冯小青只活了一十八岁，诗却写得如此清爽，她真是太有才了！
　　我与我的同学性长性短读了一大堆，大体上都还是些干巴巴的理论书，却一直无缘中国古代的性文学之最--《金瓶梅》。不料，这一天突然不期而至。我的一位师弟是学外语出身，有一段时间，他与一个美国人打得火热。美国人去香港走了一趟，一下子给他带回来两套《金瓶梅》。两套书来自两家出版社，开本不同，版式不一，却都是足本。那段时间一下子成了我们的狂欢节，我们飞快地传阅着，议论着，笑骂着，理论终于联系了实际。与此同时，我们的言谈话语也基本上《金瓶梅》化了，甲说乙：上个破楼梯还娇喘微微？乙问丙：抽烟吗？叫达达。丙夸丁：您瞧人家长的，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我的另一位师弟正在研究弗洛伊德，《金瓶梅》就让他如虎添翼。什么东西到他那里，他都能转换成力比多式的表达。他口吐莲花，翻云覆雨，我们就放肆地笑，使劲地吼，一个学期就欢快地结束了。
　　《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也是在这个时候上市的，但要把它买回来却费了点周折。明明看到它已摆到新华书店的书架上，但售书员却不卖给我们。问其故，答曰上面有规定，买书凭证明。开证明并不是一件多么复杂的事情，只是多了一道手续就多了一层诡异。我们自己立刻起草证明，把买这本书的理由布置得冠冕堂皇。意思大概是不研究这本书，我们这茬研究生就难以毕业。如此惊天地泣鬼神的证明信再盖上系里的大红戳子，就有了感人肺腑的力量。结果，我们一下子扛回来十多本劳伦斯。
　　那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的一个壮举。译者是老翻译人饶述一，书是他在1936年就翻译过来的，五十年后得以重见天日。依稀记得正文之前有两篇大家小文，一为郁达夫所写，一是林语堂所作。他们的说法为这本禁书增添着某种神圣和庄重。这本书并没有改变我们的话语系统，兴许是里面的性描写优美典雅，我们感受到了迥异乎《金瓶梅》的一种魅力吧。但不久就听说这本书被禁了，湖南社也因此损兵折将。于是，我手里的这本书便成为宝物，轻易不敢示人，也不想外借他人。
　　然而，我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终于还是被人借走了，并且黄鹤一去不复返，我心如云空悠悠。九十年代初，一同事知道我有这本禁书，就提出来借他一看，我答应了。其时他正忙于调动工作，频繁往来于省城与上党之间。半年，一年，也许是两年过去了，书还没有归来，我恐有不测，就跟他索要。这时候他才无限歉意地跟我说，那本书已经碎尸万段，变成了废纸。我大惊，忙问其故。他说一老者治古典文学，却没读过劳伦斯，就托他寻找，他便把我的书复借于他。老者当年的一位女弟子正在向他发起进攻，省城内外就有了不同版本的故事与传说。一日，老者夫人发现老者正在读&查太莱&，大怒，遂抢书在手，把它撕成了碎片。老者夫人边撕边喊：&好啊你个查太莱，你还敢找情人。我让你找！（撕一下）让你找！！（又撕一下）你找！！！（书页已散乱）找！！！！（书成碎片状，纷纷扬扬在空中飞舞，散落在他家的红地板上，景色壮观）&--后面的这个场景是我的想象。我本来想把它想象得柔和些，无奈眼前老是出现&很黄很暴力&的画面。
　　听完同事的讲述，我无语，继而失语。我忽然觉得有些悲凉又有些荒诞。那句拉丁格言说：&书籍自有它们的命运。&《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以这种惨烈的方式献出自己的生命，大概也是它的一种命运吧。九十年代中期，我买到了这本书的英文版，却一直没有去读它。大概我已没有读这路书的心境了。
　　八十年代轰的一声就结束了。我又回到了那座小城，九十年代也悄然而至。
　　铁凝在她的《大浴女》中说：&九十年代什么都是一副来不及的样子，来不及欢笑，来不及悲伤；来不及恋爱，来不及失恋；来不及倾听，来不及聊天；来不及吃醋，也来不及产生决斗的气概。&有这么多的来不及，我想来不及读书也该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征。但我生活的那座城市格局小，气候好，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它有效地阻挡着外面的喧哗与骚动，也有效地调理出人们的平静与闲适。所以，我似乎还是读过一些书的。
　　但我的书却读得凌乱而不成体统，一副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样子。王朔横空出世了，我就读王朔；新写实火了，我就读新写实。有一阵子，张承志饱受争议，张承志的书就又一次走到我的案头；有一阵子，为了写一篇文章，我把《赵树理全集》通读一遍；还有一阵子，我把《张爱玲文集》买回来，计划通读，却只是读了她的一些散文，小说死活读不进去。1993年，为了写一本小书，我读的是卢梭与伏尔泰；1996年前后，我把&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之类的&红色经典&重读一遍，原因是我正在开着一门当代文学史的课。1996年春节前夕，我读完《丰乳肥臀》，觉得有话要说，就写一篇长文。我在漫天大雪中把稿子投寄给一份重要刊物，结果如泥牛入海，我却因为这篇文章，生了一场小病。1997年，王小波英年早逝，那一年我似乎就把阅读全部交给了王小波。1998年，我意外地读到了戴维&洛奇的《小世界》，结果他的五本小说和一本谈小说的书就全部买回来扫荡一遍。我对戴维&洛奇并不陌生，读研究生时，我曾托师兄从南京买原版书20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那本书就是由他主编的。只知道他搞理论有一套，却没想到小说也写得这般有趣。
　　我也开始读弗洛姆、马尔库塞和海德格尔，读那些能够买到的形形色色的理论书。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读，大为震动；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读，非常震撼。《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读了一遍，似乎没读懂，却觉得迷人；《伊甸园之门》读过去，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化已尽收眼底。
　　我似乎还制订过一些庞大的读书计划，比如我想通读一遍鲁迅，通读一遍沈从文，但我还没来得及认真执行，就把九十年代稀里糊涂过完了。
　　在这种凌乱的阅读状态中，好像也有一条阅读的主线或明或暗，隐隐约约。它蜿蜒在九十年代的悠闲中，也延续在新世纪的匆忙里。我说的是米兰&昆德拉，昆德拉是一位流亡作家，他的遭遇总会让我想起萨义德关于&流亡知识分子&的相关论述。或许正是流亡和&边缘人&的位置才成就了昆德拉的冷峻与深刻。我对昆德拉的阅读始于1989年后半年，先读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又读他的《生活在别处》，从此开始了对他的迷恋。那个时候，昆德拉热在中国方兴未艾，我对他的迷恋似乎也成了昆德拉热的一部分。关于昆德拉热，我也见过一些解释，但那个隐秘的原因却一直没有说透。也许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1989年之后，知识分子的身心世界与价值系统遭到重创，他们既需要疗伤，也需要反思，而昆德拉则适逢其时地出现了。昆德拉是一个流亡作家，他体验过极权主义统治的荒诞，又以小说的形式不懈地开掘着苟活之个体、扭曲之人格的存在状态。他的经历让中国的知识分子惺惺相惜，他的思考又仿佛提前预见到中国知识分子将要遭遇的问题。我的一位朋友告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他读过五六遍，正是在对昆德拉的不断体悟与玩味中，他度过了精神上的困顿期。我想，许多人可能都会有与他类似的感受吧。突然的变故之后，一些人在读金庸，那是一种逃避；一些人却选择了昆德拉，那应该是痛定思痛般的重新上路。
(来源：财识网 & 编辑：洪明新)
【把文章分享到
数据统计中，请稍等！
------分隔线----------------------------
本书生动讲述了过去40年来美国是如何走到今天的。政府监管的尺度在哪里？自由市场的尺...
两人同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之上研究商业繁荣和萧条的周期，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
正在载入,请稍候...
企业家才能和企业治理结构
中国现实的经济格局，央企
再分配能否公平，则必须有
中国应该对本国的人权状况
同样是震灾，官员说了套话
&&&“有点甜”的农夫山泉，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农夫山泉先后被曝出喝出黑色不明物、棕色…
Copyright & 财识网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