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国家与文化论文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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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国家与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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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投资的案例启示【2013年度第一篇论文，published，原载《南方能源观察》5月刊】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开放”和融入WTO程度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积极走出国门，寻求资本输出，投身海外并购，布局全球战略。中国企业在境外的投资兴起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和“走出去”的战略制定。而作为南半球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澳大利亚与中国利益交融非常紧密，双边贸易额从1972年的1亿美元飙升至2011年的1166亿美元。中国成为澳第一大贸易伙伴、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国，澳是中国第七大贸易伙伴和重要能源供应国，同时中国是澳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国和价值最高的海外游客市场。澳大利亚凭借其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地缘优势，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首选地之一。兖矿、神华、五矿、中煤等大型企业的投资项目已先后在澳大利亚落地，并逐步走向盈利。
近日欣闻国家电网公司于澳洲当地时间2012年11月29日上午通过竞标，成功收购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电联公司（Powerlink）公司所持的南澳输电网公司41.11%股权，并于12月18日完成交割。国家电网公司继投资菲律宾、巴西、葡萄牙等国电网企业后落笔“袋鼠之国”。于是笔者依据中国企业在澳投资的诸多案例写就此文，寄意服务于国家电网公司海外并购的热潮，所陈观点希望能给国家电网国际公司的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参考价值。
1 运营管理中的问题及未来面对的挑战
从目前的在澳中资企业董事会成员构成来看，大多数是由五到八人组成。在中国企业在澳全资子公司中，绝大多数董事会成员是中国人，压倒性地掌握了控制权。兖矿集团在澳并购的Felix公司和五矿集团在澳并购的OZ
Minerals公司的澳籍总经理被保留下来，仍任原职，表明了中国投资者强烈的学习欲望，并且希望并购后的公司保持稳定，早日实现盈利。但也有公司高管坚决反对留任的案例，例如中钢集团对Midwest公司的收购。同时也有雇佣当地高管实效很差的案例，例如中信泰富矿业公司（CITIC
Pacific）的原澳籍总经理被披露在其任职期间公司损失8.35亿澳元并造成一个工程延误后黯然辞职。
在中资占大多数股权的澳洲企业里，中国人占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一半以上，并且经常指定董事会主席，有一个例外是四川汉龙集团在钼矿Moly
Mines公司的海外投资，中国人占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一半以下并且董事会主席也非中国人，这也许是因为汉龙集团仅是个中国大型的民营企业，在国际业务运营方面经验较少而造成。但戏剧性的是，汉龙集团收购的Moly
Mines公司的业绩反而相当不错，比一些大型国企在澳洲投资的公司表现更好。这个案例告诉我们，部分国企在澳投资的公司往往太强调对公司的管控，而汉龙集团的经验显示，不区分国籍选择一名最具竞争力的董事会主席，并由其指定高管层，是可以卓有成效控制投资收益的。
大多数中资控股在澳企业选择招聘当地人才进入高管层，这折射出海外公司在当地运营、商业网络和政府公关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需求。在另外的一些案例中，拥有丰富国际商务经验的大型国企，往往倾向于从公司内部委派管理人员到澳洲子公司任职。
从中资控股在澳企业的高管薪资方面来看，往往因其各自母公司之间迥异的人力资源薪酬标准而区分度较大。对于已取得绿卡的高管来说，企业会支付给他们与当地职场标准相契合的薪资；在另外的一些案例中，高管们的月薪由母国的薪金和海外生活补助组成，但这种水平相对较低的薪资打包计划不利于高管层的相对稳定；还有部分持有绿卡的高管不得携带家属，这无疑给他们在澳洲的工作和生活平添了更多烦恼和压力；在绝大多数调查过的中国企业在澳投资案例中，高管们都鲜有期权奖励计划。适用于国内每三到五年的高管轮换岗位机制几乎不适用于澳洲，因为在澳投资的企业往往运营着一个中长期的能源项目，三到五年的短任期很难对管理层的业绩作出判断和评价。
有效的公司管理对于一个拥有长期规划的商业机构来说至关重要。中资控股在澳企业面临的公司管理挑战主要有三部分：第一，中国企业往往缺乏实施公司管理的先进经验；第二，中澳两国之间的公司管理系统差别很大，不能通用；第三，澳洲政府非常重视海外投资者的公司管理。为了有效应对这些公司管理方面的挑战，中资控股在澳企业应该建立一套高质量的公司管理系统，不仅能与当地的工作内容匹配，又能满足母公司的相关要求。一个运作良好的公司管理系统包括两部分：外部管理和内部管理。外部管理囊括一整套法律的、社会的和制度上的系统，而内部管理涵盖董事会成员、管理委员会、管理层的责任和报酬以及决策制定机制等内容。众所周知，澳洲是一个发达国家，为公司管理提供了先进和稳定的外部管理机制。由此来看，中资控股在澳企业应将工作重点置于内部管理的研究和实践上，而其中董事会的管理又成为内部管理机制的重中之重。
董事会成员不同的背景、特长、知识和经验的相互补充和完善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大部分中资控股在澳企业的董事会成员都是由母公司直接委任的，虽然这些成员可以很好地代表母公司的利益，但从他们的经验、知识和技能等角度分析能否胜任最称职的董事是有待商榷的。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中方董事会成员与澳方董事会成员、当地其他同事之间的语言交流障碍，这很有可能导致中方董事会成员在制定决策过程中话语权的削弱。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并体现董事会成员专业的多样性，可以考虑从其他国企雇佣称职的董事。运行于不同阶段的不同门类工业，需要拥有不同特长和技能的管理团队。例如在国内积累了丰富经验和完备技能的工程基建专家，可以考虑作为很多中资在澳企业董事会的一个有益补充。另一方面，澳籍董事无疑更善于处理当地政策、经济、法律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相关事宜。最后值得注意的是，雇佣经验丰富和知识完备的澳籍华人进入董事会也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良效，因为他们与当地人语言交流顺畅，并且拥有相通的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
毫无疑问，融资的成功与否对海外并购是非常关键的。现如今大多数的中资控股在澳企业一开始都依赖国内银行的贷款和母公司的拨款，其余的常见融资方式还有股票、债券、财团和股权战略联盟。很多中国企业在澳的投资陷入困境，原因多是对海外资本市场的残酷性准备不足，尤其是工程的后期投资。海外的并购项目从交易完成到实现盈利常常需要持续注入大量的资金、物资和人力。举个例子，中信泰富矿业公司于2006年3月投资4.7亿澳元获得20亿吨磁铁矿的矿权，并有权进一步认购40亿吨开采权。但是该项目从交易完成到准备进入投产阶段，又追加了48亿澳元，更吃惊的是，该项目在首条生产线投产及公共设施带料试车开始时又追加了一次投资，总投资成本飙升至78亿澳元。面对越来越高的成本而引来的质疑，中信泰富董事会主席常振明曾表态：“余下项目主要费用开支不会超过100亿澳元。”目前中信泰富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不开工，成本高企；开工了，利润难料。该项目施工期间曾三次被迫停工延期，导致中信泰富深陷泥潭，难以自拔。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海外并购遭遇阻力的不只有中信泰富一家，中钢矿业、武钢等大企业在海外并购的经历都充满了坎坷。由此可见，完全依赖母公司的拨款和银行信贷风险性很大，有可能会造成巨大的财政漏洞。一旦海外公司陷入财政困境，无疑将阻碍母公司的发展，并且从另一层面上讲，母公司也失去了在其他领域发展的潜在机会。从另一角度分析，主要通过几大国有银行贷款完成的融资渠道，容易被判定为同国家战略、国家补贴有关，从而也不利于海外并购项目的顺利推进。鉴于海外投资的高风险性，需要重新审视现有的融资模式，同时海外公司的股权结构在投资决策完成之前需要认真谨慎地做出考虑，从而避免因决策失败而引发的大量资产流失。提供信贷的银行需要规避风险，随着非公有制银行的迅猛发展，持续高风险的海外并购项目是否能够继续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将成为一个未知数。如何保障巨额投入能有合理的回报，保证资产保值增值，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因此今后的海外并购项目融资将会更加困难，其他的融资方式将陆续走上海外并购舞台。
除此之外，其他可能出现在运营管理中的问题包括：管理风格、人力资源管理、文化差异管理、商业合同和风险管控。不难发现，中澳两国企业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企业管理层制定决策的过程是从上而下的，通过由上而下的层层机构贯彻实现。而澳洲企业管理层常常习惯于一个相对扁平化的组织机构和高水平的自治能力。加上缺乏国际商务经验，中国企业管理层也许会发现他们的领导风格不被澳洲同事接受。这种情况可以通过中国企业管理层掌握更多的国际商务管理经验来解决。
在人力资源管理的范畴内，拥有国际经管经验的高端人才需求随着中国企业不断扩大的国际业务而迅速增长。不管怎样，中国企业追寻高端人才的脚步仍然落后于他们的海外竞争者，于是怎样网罗并留住那些经验丰富、知识完备的高管便成了横亘在中资控股在澳企业面前的一道难题。在技能劳动力层面上，还应考虑到及时招聘到的技能工人是否符合澳洲移民局的相关要求。
与人力资源管理相关的运营问题是文化差异。中澳员工之间的不同价值观、生活背景、工作态度、工作动机和工作目标会对团队协作的步调一致制造困扰，加上语言不通，员工的士气势必会受到影响。管理在澳洲的商业网络是另外一个巨大的挑战。规模庞大的投资项目可能包括数十个承包商和数以千计的员工。协调好这些承包商和员工按时完成既定任务绝非一件易事。
最后贯穿项目所有阶段的风险管控都十分关键。高风险的领域包括环境影响、职业安全和雇员健康。中国企业在澳投资的多数是能源资源项目，这些项目均是高风险的，一旦发生事故，将给企业的财务状况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对于因项目运行而对环境造成的消极影响将会放大成超越财务所能控制的范围，例如BP公司在墨西哥湾的漏油事件造成了英国公司历史上最大的损失。
2 东道国和母国的相关投资政策和规则
研究跨国对外直接投资及大型公司跨国并购时，需要特别关注东道国的政策和规则。东道国往往从本国自身的利益需求出发，通过政策、法律和外交等来对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活动施加影响，以减少国际资本输入对本国企业的冲击以及对本国经济社会的不利影响。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经过国际贸易与资本输出市场百年来的发展，现在东道国与母国追求的目标往往是达到双赢的效果。
2010年6月颁布的澳洲境外投资（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政策规定，所有的外国政府机构和其相关的实体都应该在对澳洲投资之前获得政府的许可，无论投资金额的大小。另外，该条款也适用于它们新商业的建立和城市土地的收购。澳洲政府这么做的原因是担心这些外来投资从事一些超越商业范畴，有悖于澳洲本土利益的事情。然而，韩国浦项制铁公司（POSCO）对必和必拓铁矿的投资，以及新加坡电讯公司Singtel对澳洲电讯公司Optus公司的投资，这两个实际案例显示很难界定一个外国政府控股企业的商业行为是否有损澳洲本土利益。
澳洲的境外投资政策清晰地标明了境外投资门槛：15%的股权和2.31亿澳元的投资额度，同时澳洲公司管控系统对中国籍董事名额、信息披露、董事年会等细节也做了相应规范。最后应当考虑的是当地社区的福利和劳动力雇佣，虽然这方面的投入成效现在很难估计，但是鉴于澳洲政府是民主选举的产物，可以起到缓和公众对中国投资负面顾虑的作用。
另外一方面，由于澳洲经济对矿业的严重依赖性，资源税已经顺利成章地成为澳洲税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该税项存在诸多争议，但是已经付诸实施。因此中国的投资者在做投资决策之前，一定要审慎地了解清楚最新的资源税税率和相关政策。
基建对中国在澳的投资是非常关键的，无论是一次能源的煤、铁、铜、钼，还是二次能源的电力、蒸汽等等。对所有中国在澳投资项目来说，电力、天然气、淡水、网络等基础设施缺一不可，而对铁矿和煤矿等典型的中国在澳投资的大宗能源项目来说，铁路和港口的基建就又显得十分迫切。但是州一级的基建工程许可程序往往是低效、冗长并官僚的。举个例子，环保许可的审批是非常费时的，而它对在澳投资项目的成败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不仅有可能限制工程规模，甚至有可能在问题区域终止项目。因此中国在澳的投资者需警惕工程许可程序带来的实质性的费用和风险，以及随之而来的项目延期。例如，Gindalbie’s
Karara项目的环保许可审批耗费了长达三年多的时间，其中原因包括和项目相关的环保敏感性和多样性问题，另外政府官员行事风格的多变，递交申请的速度、质量和反馈同样影响了审批的效率。虽然如今政府已经在着意改进完善审批程序，使之高效和透明化，但是成效如何依然需要实践来验证。
可以预见的是，技能劳动力的短缺将是中资控股在澳企业面临的一个持久性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全球资源市场需求的周期性变动，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也会随之波动。众所周知，澳洲地广人稀，全国只有2150万人口，本土技能劳动力不能完全满足于蓬勃发展的能源行业劳动力需要，因此从国外引进紧缺技能人才成为了迫不得已的选择。现在澳洲移民局针对雇主担保移民的准入要求是：熟练的英语、职业资格和最低年龄，同时对提供担保的雇主企业的经营状况也有严格的规范。为境外雇员办理临时工作签证也许是一个更现实的选择，从而解决从境外雇佣技能劳动力的难题。鉴于国家电网公司输出的主要是智力产品，因此海外经营项目必然采用外派少量技术、管理骨干人员到东道国，海外公司雇员主体以招募当地员工为主，引进海外技能劳动力为辅的形式完成。
劳资纠纷引起的暴力罢工是不可避免的、极为正常的社会现象。西方国家的工会组织明显不同于国内工会主要表现为我国工会的主要职能是管理职工，帮助经营者与劳工进行协调沟通以维护经营者的最大权益，根本不可能与企业对抗，而西方国家的工会拥有完整的劳工保护法律制度，明显偏袒劳动者一方，体现为越来越多的对资方进行约束。在海外并购过程中，暴力罢工无疑将对投资项目构成巨大的威胁。例如导致上汽并购韩国双龙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韩国汽车工会领导的一轮又一轮的双龙劳工大罢工。但是由于电网运营行业的特性是标准的公用事业企业，且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核心性服务行业，因此面对将要发生的罢工时，完全可以有理由向法庭及当地政府争取罢工禁令。
最后，我国政府在鼓励、协助和支持本国企业在境外投资方面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项目需要经过发改委、商务部或者国资委等相关部门的审批，审批原因无外乎保护国有资产、协调中国对外投资、控制外汇储量和技术转让。从韩日两国对澳投资的案例启示来说，我国对境外的投资审批程序有些显得不是十分必要。韩国的浦项制铁公司（POSCO）和LS-Nikko公司对Sandfire
Resources Limited公司的投资，Korea Gas
Corporation对Santos天然气项目的投资，日本Mitsui公司对Honeymoon铀矿项目的投资，三菱（Mitsubishi）公司花费1.5亿澳元对必和必拓Kintyre铀矿的投资和之后花费24.5亿澳元对昆士兰州Saraji煤矿的投资，所有上述韩日的资本输出都很少甚至无需通过其政府的行政审批。
国际资本市场对国家电网公司而言无疑是寻求新的经济利益增长点和晋级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海外资本市场竞争的严酷性往往征收初来者一笔不菲的“学费”。作为中央特大型企业和全球五百强位列前十的国家电网公司，理应在海外并购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投资案例中的众多经验教训为公司在澳洲的并购摆正了方向，铺平了道路。只有沉下心来，研究对手、学习对手、做好学生，才是正道。相信秉承“诚信、责任、创新、奉献”核心价值观的国家电网公司，通过转变公司发展方式，建立科学的“三集五大”管理体系，定能在国际资本市场有所作为，定能建成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能源集团。
作者简介：
郑波（1987-），男，山西阳泉人，留澳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电力市场、电力设备状态检测及故障诊断技术。(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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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澳洲留学生“论文代写”调查
　　图选自论文代写网站
　　据墨尔本国际学生新闻网报道称，他们在中文微博上发现了至少20个账号向海外留学生提供论文代写服务。经笔者调查，确实存在一个论文代写的市场，它背后是一个比较活跃、相对完整的利益链条。活跃在这个链条上的，有高学历的海外留学生，有成立长达七八年的代写公司以及寻求代写的消费者。
　　笔者通过QQ假装留学生身份，亲自体验了一下寻找“枪手”代写论文的过程。
　　“我们提供全方位的代写服务，包您满意”
　　网上充斥着大量论文代写公司发布的信息。随意点开一个网站，它声称是“唯一一家在英国专为华人留学生提供写作服务的专业的论文代写公司”。该网站详细列举了与公司联络的各种方式，包括国内外电话、E-mail、MSN和QQ等。其代写范围包括论文、课堂作业、个人申请信等。
　　它甚至列出了一个价格计算器，原本只能进行暗箱操作的论文代写机构，却堂而皇之地展示收费模式。留学生只要输入“文章类型、时间、学业等级、论文质量等级、字数、支付币种、交稿时间”，计算器就会自动计算出代写一篇文章所花的费用。并且，“注册会员可以享受5%—10%的现金优惠”。
　　“我们的写手都来自海外名校”
　　各论文代写机构都对其写手的信息进行保密。买家和写手之间不能直接沟通。一家在英国注册的论文代写公司称，他们的写手都是博士以上学位，有国外留学经历，写论文经验丰富，并且80%是华人，也有老外。甚至有代写公司称自己的写手来自英国排名前十位的大学。另一家澳大利亚论文代写机构称，他们的写手都来自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莫纳什大学等。
　　“只要你解放思想，你也会认同论文代写”
　　该论文代写网站甚至还对“论文代写是否合法”做出了探讨。“自古以来代写都不违法，古代有人替皇帝执笔，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没有哪部法典说代写是违法的。”也有其它代写网站“贴心”地替留学生分析，“专业知识可以日后学习，但论文的机会往往只有一次，一旦挂掉，是不是得不偿失呢？只要你愿意解放思想，你也会认同论文代写。”
　　这些机构都会先问对方的论文要求，如字数、截止时间、专业、论文种类、论文内容的具体要求等。然后写手按照买家的要求撰写论文。钱款交易方面，买家需要先交一半的订金。待写手交稿时，买家支付余款。“我们公司都做了那么多年了，是有信誉的。”( 刘晓颖 刘诗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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