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转飞有了住房公积金买房子问题.像我们农民工基本没办法买房子

农民工为啥不愿“农转非”?买不起房 舍不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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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目前全国城镇化率已接近55%,但户籍人口城镇化不足40%。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就是要着力打破农民进城的种种体制障碍,让他们真正在城市“安家落户”。农民工市民化还面临哪些难题,落户城市背后还有哪些顾虑?请看本报记者的采访调查。  告别家乡,走进城市,是多少农民工向往的生活。然而,近日四川省统计局对成都、绵阳等9个城市进城务工人员调查显示,53.8%的受访者不愿将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他们为何不愿“农转非”?本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城市难留——  起早贪黑攒不下钱,啥都靠钱买,住房是农民工进城的最大难题   进入冬天,眉山市的天气,时阴时晴。  张秀芬守着菜摊,天天盼着天晴。“天气好,吃夜宵的人多,我老公夜摊的生意才会好。”来自眉山市丹棱县的她在一个小区门口卖菜,老公在夜市摆摊。  张秀芬初中没毕业就跟老乡来到市里打工,当过保姆、做过清洁工,后来开始卖菜。“卖菜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老公,在城里有了家。”她开心地说。  张秀芬有两个孩子,老大是女儿,在老家上初中;儿子跟在身边,在市里上小学。平日菜摊的生意不温不火,起早贪黑每月最多挣两三千元,勉强够维持一家人开销。“攒钱盖房,就主要靠老公了。”她说。  住在这个小区的王浩伦每天下班都会光顾张秀芬的菜摊,买点绿叶菜、豆腐等。在张秀芬眼里,这位身着藏青色西装的帅小伙很体面。  来眉山市打拼多年的王浩伦还没张秀芬挣得多,只是工作环境要好些。他在眉山市中心的大型商业综合体里负责超市板块的网络管理,每月工资元。“收入要看业绩,业绩好奖金会多一点。”  王浩伦老家在眉山市仁寿县龙正镇。4年前,他跟父母从昆明回到家乡后,一头扎进市里,不愿再回村。  挣得不多,王浩伦很会省钱。租房和一日三餐是他每月最大的开销。目前,他跟表弟在市区合租一套两居室,每月分摊的租金是230元。“这就占去了月收入的近1/10。”同时,他把每天的饭钱控制在30元左右。“早饭在上班路上解决,大概需要5块钱;午饭在商场楼下的小铺,花10—15元;晚饭他和表弟轮流买菜做饭,平均每人5元。”再加上交通费等,每月的开销要1600元左右。“工资低,辛辛苦苦一个月,到头来也攒不下钱。”王浩伦抱怨。  28岁的他早习惯了城市生活,一有闲暇,就会陪女朋友看看电影、逛逛街。“现在回老家反而呆不惯了。国庆节放假,在家里待个一两天就回来了。”王浩伦说,“农村环境不适应了,回去啥也不会干,倒像个‘外乡人’。”  当问到王浩伦愿不愿意“农转非”,他说:“想在城市里扎根,可路还很远。”房子是他留在城市最大的阻力。已经和女朋友看过楼盘,但王浩伦觉得首付难以承担,而且后期的房贷压力也很大。  张秀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吃穿都好说,住房问题是进城头一大难题。而且进城啥都靠钱买,万一挣不够怎么办。”  另外,医疗、保险等问题也困扰张秀芬:“现在年轻还好说,到老了生病多了,咱可没有城里的保险,靠攒的这点钱可看不起病。”  农村难舍——  城乡差距逐步缩小,城里社保不完善,37.8%的农民不愿放弃土地承包权  “进不进城都一个样。”眉山市东坡区永寿镇永德村7组村民罗传良停下手里的电钻,摘下口罩,点上一支烟。忙了一上午,他打算休息一下。罗传良常年在市里搞装修,妻子在泡菜工业园区帮厨。“家里2.4亩地流转给业主种菜,不用下地干活,每月每人交500元社保,我到了60岁、老婆到了55岁都能领退休金了,我觉得跟城里人差不多。”  不少农民感觉城乡差距在缩小。彭山区凤鸣镇宝珠村1组的赵丽群,17岁进城打工,在一家仪器厂做检测工,28年来一直在农村和城市间穿梭,亲身感受农村一步步追赶着城市的脚步。“村里建了新农村聚居点,小卖部、健身器材都有。”让她感到骄傲的是,家里盖的一楼一底的房子,不比住在城里差。  一方面,农村的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另一方面,土地在农民心中的地位依然很重。王浩伦家3口人,有4亩丘陵地,都种上了枇杷、梨等果树。他的父母觉得村里也挺好,劝他回到身边,帮他盖新房,王浩伦犹豫不决。当问起愿不愿意拿村里的宅基地置换城市住房,他坚决地说:“不行。父母把土地看成自己的命根子。”  虽说一家四口能在城市团聚是张秀芬夫妇的梦想,但一说到宅基地、土地承包经营权,他们与王浩伦父母持有相同的看法:“留着农村那几亩地,进可攻,退可守。现在卖不了几个钱,万一哪天土地增值了呢?”  四川省统计局的数据表明,在农民工不愿落户城市原因中,43.6%的受访者认为城市生活成本高;38.5%的受访者认为农村和城镇户口差别不大;37.8%的受访者想保留家中土地承包权,为自己留一条后路;33.7%的受访者觉得农村土地有较大增值潜力。  “除了个别试点地区外,目前农村人口还是家庭保障为主。对于他们来说,土地是家庭保障的重要基础,也是最后的防火墙。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支撑,农民工是不敢贸然放弃土地承包权的。” 四川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胡俊波说。  进城,还是返乡——  关注户籍背后的权益,共享城市公共服务,让农民工真正在城市“安家落户”  在胡俊波看来,农民工不愿“农转非”现象应理性看待。“对于部分农民工来说,可能目前还不具备落户城里的条件,也可能是外部政策还没做好准备,不应该强行推动市民化。”  “从经济层面看,农民工不愿‘农转非’是从成本收益的角度作出的理性选择。转为城市户口以后,在城市就业所得到的工资收入减去购房、安家、生活等成本,是农民工的净收入。要不要放弃农村的各种权益,就要看净收入对他们有没有吸引力。”胡俊波说。  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有关专家表示,城镇化的短板主要体现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高,许多进城农民工没能享受到相应的公共服务,没有相应的市民权利。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农民真正关心的是“农转非”能够带来什么,增强农民“农转非”的意愿关键要算清账。城市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变农民主要依靠家庭保障的传统方式;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将农民工纳入各类保障房体系中,提升城市对农民的吸引力,让新市民共享城市公共服务,真正在城市“安家落户”。  “当下,农民工群体也产生了分化,老一代农民工乡土情结重,他们更愿意返乡。对于这一部分人来说,重要的是健全农村产权制度,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保证他们在农村也能过得幸福。年轻一代的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更加强烈,他们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力量,对于他们应该完善城市的保障制度,让想留的年轻人能留得下。”李国祥说。  版面设计:李姿阅、张芳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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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农民工“三难”问题 重庆创造全国经验(图)
人社部副部长:未来五年要让农民工进城有工作,劳动有合同,上岗有培训,报酬有保障昨日,全国农民工工作暨家庭服务业工作办公室主任会议现场。 记者 徐元宾国家人力社保部副部长杨志明在会议上讲话 记者 徐元宾昨日,荣昌县板桥工业园,熊富坤在自己的厂房里。 记者 欧阳祖兵昨日,鲁能星城,月嫂卢乾芳正在雇主家忙碌。 记者 龙在全  昨日,在渝召开的全国农民工工作暨家庭服务业工作办公室主任会议上,人力社保部副部长杨志明说,农民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在这次会议上,我市就统筹解决农民工问题作了交流发言。杨志明充分肯定重庆经验为全国各地破解农民工“三难”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
  全国趋势
  农民工地位受到重视
  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杨志明给出一组数据:目前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达到1.5亿多人,最近5年每年增长千万以上。其中在我国建筑业的劳力占90%,煤矿采掘业占80%,纺织服装业占60%,城市一般服务业占50%。在这个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中,目前“80后”和“9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全部农民工的60%以上。
  “关心关爱农民工的社会氛围也在逐步形成。”杨志明说,全国各地对农民工权益保障、子女入学、大病就医、文化生活等方面都逐步共享了改革发展的成果。一批优秀农民工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参政议政,数以万计农民工被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评选为优秀农民工,农民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
  重庆经验
  系列政策善待农民工
  市人社局局长陈元春在会上说,这几年,我市始终把解决农民工问题作为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突破口,先后出台并实施了多项惠及农民工的政策,比如通过公租房、农民工公寓、政策鼓励自购房保障农民工住房需求。农民工还享受大病医疗保险,每月只需缴纳5元,最高可报销23万元;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选择一档(缴费20元)最高能报销7万元,选择二档(缴费120元)最高能报销11万元;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年满60岁每月可领不低于80元的养老金……在我市,所有社会保险制度已全面涵盖到农民工,基本实现可社会保险城乡统筹。杨志明充分肯定重庆在解决农民工“三难”问题(缺乏技能稳定就业难,改善住房条件难,进城务工经商落户难)为全国创出了新经验。
  五年目标
  让农民工成为新市民
  杨志明说,虽然前段时间有报道称招工难,但总体说来农民工仍是供大于求。随着农民工融入城市,也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机遇。今年起,要逐步将在城市稳定就业、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体系,将低收入住房困难的农民工纳入廉租房范围,将中低收入住房困难的农民工纳入公共租赁住房范围,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设农民工公寓;扩大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保障缴存住房公积金使用个人贷款的权益。未来5年农民工工作的目标是:进城有工作,劳动有合同,上岗有培训,报酬有保障,参保有办法,住宿有改善,子女有教育,生活有文化,维权有渠道,追求有目标,不断创造条件,让符合条件的农民工成为新市民。
  创业故事
  农民工回渝办厂打开欧美市场
  3月21日晚上7点,重庆荣昌,小雨,熊富坤站在他的厂房前等待记者的到来,这是一次“突然的采访”,半小时前联系上他时,他还在厂里加班。“创业和打工的压力,是天差地别的,工厂刚刚起步,更要百倍努力。”熊富坤后来对记者说,他是荣昌铜鼓镇人,1993年赴沿海打工,去年返乡,在荣昌板桥工业园租了厂房,开起服装厂,现在工厂的订单非常多,打算扩建生产线。
  订单太多
  4个月就准备扩厂
  熊富坤递给记者一张名片,头衔是“重庆潮派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这么多年在外打工,我一直都是在服装厂上班,除了清洁工之外,剩下的就是总经理没有干过,这回尝尝鲜。”他说。
  记者看到,在厂房的外墙上,还挂着多条条幅,“×××祝贺潮派服装开业大吉”等字样,这是才投产的时候,熊富坤的朋友以及荣昌相关的政府部门送来的。“政府热情周到,办事效率很高,更关键是对我们返乡创业的农民工,还有很多优惠政策。”
  去年11月15日,重庆潮派服装有限公司的生产线投产,这是熊富坤从沿海回到荣昌之后考察了3个月之后的结果,现在,他的服装厂已经有300多个工人,绝大部分都是曾在沿海打工,现在选择在家门口就业的人。
  21日晚上7点多,带记者参观生产线时,熊富坤说:“这些活儿对我来说太熟悉了,我干了好多年。”说着就坐到了缝纫机前,认真操作起来,同时给记者介绍,这是一款女式休闲裤,尺寸很大,专供美国市场的,俗称“肥婆裤”,主要是销往洛杉矶。目前厂里生产的衣服都是销往欧美市场,得益于多年在沿海服装行业的打拼,他认识了业内不少大老板,订单供不应求,现在打算扩建生产线。
  打工17年
  跟不同老板学经验
  17年前,熊富坤初中未毕业,那时候的想法就是到外面的世界去长见识,赚大钱取个老婆,不想把自己束缚在农村。
  “1993年,我在广东的一家服装厂找到了一份工作,当时的老板是香港人,对我们内地农村的工人很照顾,和他交流学到了很多东西。”熊富坤说,此后他在广州、深圳、温州等多个地方辗转,一直未脱离服装行业,认识了许多行业的老板,“我现在的管理经验、技术都是这些年在外面学到的。”
  出口手续
  家乡政府三天办妥
  漂泊多年,熊富坤一直想着找个合适的时机,回乡创业,“时刻关注着重庆的新闻,就是看到重庆对返乡创业有着许多优惠政策,比如在融资、场地、税收等方面我都有明显体会。”熊富坤说,举个例子,他在办理公司进出口手续的时候,只花了三天时间搞定,可见政府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服务有多到位。
  记者 杨雪峰
  安居故事
  购房转户
  儿女城里上学
  “虽是打工,但我觉很自信也很体面”,昨日,家住南岸区巨成龙湾的万均对记者说,他们已在城里买了房,是城里人了。据悉,这对夫妇系奉节县人,2007年来主城打工的。
  万均自己介绍,他和妻子都是80后,不甘心一直在农村种地,因此高中毕业后,就一直在外打工,干过工人,跑过销售。日,他接到母亲的电话问他:“当地政府有没有为你们过农民工节?”这个问题让万均一头雾水,此时他才知道重庆成立了“农民工节”,让农民工能够更体面和有尊严地生活在这座城市。得知此消息后,万均和妻子回到重庆创业,做起了水果生意。
  “让我感动的是,在重庆主城我没有感觉到对农民工的歧视。”万均说,他感谢政府对农民工的重视,让他像主人翁一样生活在这座城市里。小区附近的居民每次来买水果对他俩都是乐呵呵的,还和他拉拉家常。在轻松和愉快的心情下,小两口的事业蒸蒸日上,2009年夫妻俩在南岸区巨成龙湾小区买了套60余平米的小户型商品房。“此时,我更觉得自己和城里人没什么区别了。”万均在家中自豪地对记者说。
  此时,夫妻俩的一对龙凤胎儿女也到了上学年龄了。家里老人的意思是把孩子接回老家上学,这样有人照顾,而且老人害怕农村孩子在城里被人看不起。万均婉拒了老人的好意,他相信在重庆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宣传下,重庆早已没了对农民工的歧视,万均要让儿女们在城里接受更良好的教育。
  为了让子女读书问题万无一失,万均向当地派出所提出了孩子的转户申请,但因“商品房人均居住面积不到30平方米”这个硬指标,未能如愿。2010年8月初,得知政府又制定了“农转城”的优惠政策,万均立即办理、领取到了“城市户口”,孩子的入学问题也得以解决。
  政策解读
  开办家政服务公司有望免营业税
  保姆等家庭服务人员年需100万,国家将出台保障政策
  “不要瞧不起保姆,家庭服务业潜力大、国家优惠政策多。”昨天,国务院农民工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家人力社保部副部长杨志明在全国农民工工作暨家庭服务业工作办公室主任会议上透露,全国每年家庭服务人员需求在100万左右,未来10年内家庭服务业可提供1000万至1200万个就业岗位,国家将出台系列优惠政策鼓励推动家庭服务业发展。据透露,包括保姆在内的家庭服务业从业人员将逐步签订劳务合同协议,更大限度地给他们提供劳动社会保障。
  家庭服务年需百万人
  杨志明表示,目前我国家庭服务从业人员为1500万,去年家庭服务从业人员新增100万左右,今后5年每年也将增加100万,而且主要以农民工为主。为了促进这一产业的发展,去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专门关于发展家庭服务业的指导意见的文件,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和广泛关注。
  按城乡人口4.5∶5.5的比例计算,仅城市的老人和儿童就有1.6亿人。目前,全国8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每年以8%的速度增长,残疾人达到6000万至8000万人。这些数据充分说明,大量老人、儿童和残疾人需要家庭服务。企业员工制的家庭服务业从业人员今后将加强技能培训,并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对于通过亲朋好友介绍的保姆等家庭服务人员,也将尽量建立劳务合同或协议关系,最大限度给从业人员以劳动关系的保护。
  杨志明透露,在“十二五”规划中,今年要将发展家庭服务业作为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和引导资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的支持重点,并纳入中央和地方社会事业和民生工程资金扶持范围。比如完善价格机制,使养老服务机构与居民家庭用电、用水、用气、用热同价,其它家政服务机构逐步实现不高于工业用电、用水、用气、用热价格;将研究制定员工制家政服务机构劳动用工政策及劳动标准,配合财政部制定员工制家政服务机构免征营业税政策。高校毕业生从事家庭服务业的,在报考公务员、应聘事业单位工作岗位按有关规定视同基层工作经历。
  重庆将拿1500万培训
  “目前农民工就业与社会对服务业的需求不相适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市劳务办昨日透露,我市已建立发展家庭服务业促进就业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对全市家庭服务业行业发展状况作了调研,并起草了《关于加快发展家庭服务业的建议意见》,政府将拿出1500万专项培训资金,发展家庭服务业。这笔资金主要用于开展家庭服务从业人员技能培训,培训家庭服务人员18000人。在今年春节期间,针对家庭服务业供需矛盾,我市还开展了“快乐值守、祥和春节家庭服务业在行动”劳务对接交流活动,现场成功对接用工家庭和从业人员110对,录入用工需求的信息285户,接受咨询2300多人次,发放农民工资料5300余份。
  就业故事
  免费培训当月嫂月入4000元
  “再过几年,我就像城里人一样退休,享清福了。”对记者说这话的是巴南区桂花村的农民工月嫂卢乾芳。她告诉记者,目前她的月收入能达到近4000元,老公和女儿也都没种地了,在城里打工。现在他们一家的月收入接近1万元,还有保险,这让她想想都觉得幸福。
  昨日,卢乾芳坐在雇主家所在的鲁能星城二街区的长椅上对记者讲述说,2006年时,她还在巴南区农村种地,当时女儿正在读高中。由于家境不好,她想外出打工,又担心年龄大了难找工作,几经斟酌,经人介绍到城里当了家政服务员。据卢乾芳回忆,刚到主城当家政服务员时,洗衣、拖地、做饭、照顾老人、带小孩,所有的事她都要做,工资才1000出头。干了两个月,身体不太好的她因过度劳累,想放弃这份工作。因此,她偷偷抽空到劳务市场去寻找新的工作。
  在劳务市场上,南岸区妇联的工作人员将一份免费培训月嫂的资料递交到卢乾芳手中,并认真地给她介绍了月嫂这份工作的特点。卢乾芳去培训了一周,没想到培训完之后,好多家政单位抢着要她。最终,她选择了一家家政公司,进公司后单位便给她购买了意外伤害险和养老险。收入随着月嫂资格证的考取而增长,她颇为自豪地告诉记者,“月收入近4000元,相当于小白领了。”
  谈到未来,卢乾芳突然低头笑出了声音,她想再赚几年钱,把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后再存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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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城市农民工问题:坚持“离乡不离土”与“离乡又离土”两手抓
农民工是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和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户籍仍在农村,主要从事非农产业,有的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亦工亦农,流动性强,有的长期在城市就业,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流动区域看,一般把外出进入城市或在县城以上城镇务工的农民工称为城市农民工,这是农民工问题研究的重点。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采取一系列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政策措施,但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农民工问题还存在不少制度障碍。为此,我以城市农民工为主要对象,进行了专题调研,希望找到一条破解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路。一、农民工问题:中国特色城镇化必须破解的重大课题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及城镇有序转移,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既推动了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也把大范围的城乡差别、区域差别带人城市。并且,农民工在城郊结合部集中居住、生活而形成的独特的“城中村”,成为各种矛盾的集聚地。发达城市的“三农”问题,不但表现为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而且表现为日显突出的农民工和“城中村”问题。为此,我们杭州市一直强调要解决“四农一村”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农民工、“城中村”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工问题是新时期“三农”问题在城市的集中体现。解决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实现城市与农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重大而紧迫的课题,更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1 农民工数量增多,是城市人口结构变化的鲜明特征。当前,城市人口结构按户籍身份和户籍所在地关系的不同,一般可分为本地城镇居民、本地农村居民、外来暂住人口三大类。据调查统计,到2006年底,杭州市区本地城镇居民人数为256.42万人、本地农村居民人数为157.76万人、外来暂住人口245.30万人。暂住人口中,又以从事二三产业的外来农村居民居多,也就是我们所称为城市农民工的数量居多。目前,杭州等较为发达的城市已成为农民工的集中地,有些城市外来农民工数量不仅超过了本地城镇职工,而且超过了本地农业从业人员。农民工成为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近年来城市人口结构变化最鲜明的特征。2 市民化途径缺失,是城市农民工边缘化的根本原因。近年来,各地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农民工的就业和生活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但不可否认,农民工政治边缘化、经济边缘化、社会边缘化、文化边缘化等现象仍然存在。农民工边缘化,虽然有其文化、技能素质差异等自身因素,但根本症结在于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及其户籍所依附的待遇差别,在于农民工市民化途径的缺失。虽然目前有本地农村居民通过征地“农转非”实现市民化、外地居民通过购房入户实现市民化、外地来杭投资(纳税)入户实现市民化、人才引进入户实现市民化等四种享受城镇居民待遇的市民化途径,但对照农民工普遍学历较低、收入较低、资本积累和融资能力不足的实际,显然上述市民化政策对绝大多数农民工而言不具有可行性,或者说只有极少数农民工能够实现市民化。必须探索切实可行、适用的农民工市民化路径,制定可操作的农民工市民化新政策。3 妥善解决农民工问题,是推进社会和谐的当务之急。从农民工结构变化、城市化健康推进、社会稳定发展看,妥善解决农民工问题已刻不容缓,否则,将带来较大的后患。一是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发展。据杭州主城区劳动力市场的统计,2006年度求职的外来农民工达71.78万人次,其中34岁以下占总数的87.31%,16―24岁占总数的53.29%,说明农民工已完成代际转换,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据抽样调查显示,有51.6%的农民工打算长期在杭州工作。而且,从这些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群体在文化程度、打工目的、城市认同、生活方式等情况调查分析看,大多数人不愿意、也不可能再结束打工生涯回乡务农,让他们融入城市社会、平等分享发展成果,已是现实要求。二是不利于城乡的协调发展。随着农民工数量的逐年增多,不尽早打通农民工市民化途径,发展下去将会形成新的“城市二元结构”,不利于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健康推进。三是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农民工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而享受不到流入地市民待遇。随着农民工阶层意识、维权意识的增强,再加上农民工的来源地相对集中,比较容易形成小集团、采取群体行动,这对社会长治久安是一个严峻挑战。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工享受与流入地城镇居民同等待遇,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4 创新市民化途径,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改变农民工的户籍身份是手段,实现“同城同待遇”才是最终目的。由于我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城乡户籍制度,附加了公共服务、资源分配、社会保障等多项功能,改革户籍关系意味着利益的调整。因此,在农民工户籍身份转换后不落实其各项城镇居民待遇,户籍身份转换也就失去了意义;但在户籍制度的附加功能未被剥离之前,不加限制地放开城市特别是特大型城市的户口准入制度(这种政策往往会产生乘数效应),将给城市可持续发展带来一系列矛盾。一是与城市发展空间的矛盾。大量农民工转换为城镇居民,将加剧流入地城市本已十分严峻的发展空间不足和城市用地紧张的矛盾。杭州市近几年建设用地缺口总量平均在3万亩左右,且耕地占补平衡越来越困难,一旦户口全面放开,人口规模将迅速扩大,城市建设用地将严重不足。二是与城市公共资源的矛盾。农民工进城已使很多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资源处于紧缺或超负荷运行状态。现在流入地城市维持农民工低标准待遇都难以为继,若实行同城同待遇更难以满足。以教育方面为例,杭州市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人数从2003年的5.84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12.39万人,平均每年需增加15所左右的中小学校规模才能满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需求。三是与城市财政承受能力的矛盾。以住房保障为例,按农民工实际收入水平和现有住房条件,绝大多数农民工可成为经济适用房申购对象,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家庭可申请廉租住房。一套60平方米经济适用房,按目前杭州市经济适用房与商品房的差价计算,政府需补贴30万元;一套50平方米的廉租房,以每平方米每月补贴20元计,市财政每年需补贴租金14400元。如果每年增加1万户农民工家庭,按经济适用房8000套、廉租房2000套计算,财政每年将增加支出24.24亿元,这还不包括居住公共配套设施和廉租住房建设的投入。以社会保障为例,按目前杭州市现行安置政策,每人社保补贴约需24285.6元。如果没有政策制度上的突破,一旦户口全面放开,地方财政将难以承受。因此,创新农民工市民化的途径,妥善处理好农民工市民化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二、“两手抓”分类推进: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战略思路农民工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统筹考虑近、中、远期目标及相应的配套政策。要按照农民工的实际情况,将农民工问题解决的途径分成“离乡不离土”和“离乡又离土”两类,分别按照两大不同目标、两种不同政策、两类不同办法同时推进,即确立“两手抓”的战略思路。1 必须抓住“农民工与土地关系”这一核心环节。土地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从一定角度讲,土地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特色城镇化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新阶段的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户籍身份的根本区别,也是因为土地关系的不同。农村居民拥有集体土地承包权、经营权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而城镇居民没有承包地和宅基地,居住的住房也是在国有土地上。从我国农村居民向城镇居民户籍身份转换的历史看,只要转为城镇户籍,都将土地交给国家、集体经济组织或家庭其他成员,改变对土地的依附关系。近几年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失地农民,也是以实物形态的土地换取城镇居民的户籍、住房、社保等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土地对农民具有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的双重功能,农民拥有承包地、宅基地等资源,弥补了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在保障待遇方面的差距。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核心是打破农民工与土地的依附关系,设计用农民工拥有的以土地为主要载体的农村资源来换取城镇居民同等待遇的市民化制度安排。2 必须体现“公平、系统、稳妥”这一基本原则。解决农民工问题,要放在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统筹把握,体现“公平、系统、稳妥”的原则。一是公平性原则。就是要坚持公平、公正,平衡各类群体的权益。农民工选择城镇居民的户籍身份和福利待遇,必须自愿放弃承包土地与宅基地。如果农民工不交出土地而享受与城镇居民的同等待遇,将享受双重保障,不仅与流入地城市老城镇居民对比,会产生一种新的“逆向”不公平,而且与流入地城市新城镇居民(主要是失地农民)对比,也将产生利益享受的不平等。二是系统性原则。解决农民工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统筹有序地解决农民工的权益保护、生活条件改善和市民化的问题,又要统筹考虑城市可持续发展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协调。三是稳妥性原则。要根据各个城市可承受能力等实际情况和农民工自身特点要求,确定农民工享受待遇的水平,设定农民工市民化的控制条件,探索农民工在大中城市落户的吸纳机制和操作程序,使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3 必须坚持“分层分类推进”这一阶段步骤。围绕“生产资料置换、生产方式转变、生活形态保障”,根据农民工是否用其在农村拥有的资源来交换,采取不同目标、不同政策、不同办法,同时分类推进解决。第一类是“离乡不离土”农民工。其解决途径是在保留农民工在原户籍所在地的承包土地和宅基地、保持农民工的农村居民户籍身份不变的特征下,实现农民工在流入地的“安居乐业”。“安居乐业”的目标是流入地城市切实解决“六个有”问题,即实现农民工“有收入、有房住、有书读、有医疗、有社保、有组织”。第二类是“离乡又离土”农民工。其解决途径是在农民工自愿退出原户籍所在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并将相关土地指标带到流入地城市的前提下,“以土地指标换城镇户籍、换住房、换社保”,享受与流入地城市城镇居民的“同城同待遇”,从而实现农民工的真正市民化。“同城同待遇”的目标是确保农民工享受本地城镇居民各种生活待遇,平等参与本地民主政治建设,在精神文化上真正与本地居民融为一体。“离乡不离土”农民工实现“六个有”与“离乡又离土”农民工实现“同城同待遇”,其主要区别在于社会保障标准和住房供给方式不同。“离乡不离土”农民工实现“六个有”,其社会保障和住房供给实行的是适应农民工特点的独特政策,与流入地城市的城镇居民有所不同;“离乡又离土”农民工实现“同城同待遇”,其享受与流入地城市老城镇居民同等的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政策待遇。必须强调的是,只有“离乡又离土”,才能实现“以土地指标换城镇户籍、换住房、换社保”。因为在实物形态的土地跨地区难以调整的情况下,只有通过非实物形态的土地资源(土地指标)跨地区转移,才能缓解因农民工市民化带来的流入地城市的空间、公共资源、财政等方面矛盾。“两手抓”解决农民工问题,要分阶段进行,在各个阶段的侧重点可有所不同:一是在近中期阶段(到2020年全国实现全面小康之前),解决农民工问题以“离乡不离土”为主、“离乡又离土”为辅,即以实现农民工“安居乐业”为主,以“同城同待遇”为辅。二是在远期阶段(2020年全国实现全面小康以后),解决农民工问题以“离乡又离土”为主,即以实现农民工“同城同待遇”为重点。三、“六个有”:“离乡不离土”农民工安居乐业的重点当前,对绝大多数农民工而言,要按照“离乡不离土”的办法,解决好农民工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增加面向农民工的公共产品供给,实现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乐业”。重点是做到“六个有”,即实现农民工“有收入、有房住、有书读、有医疗、有社保、有组织”。1 有收入。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把农民工培训纳入城市职工培训体系,为农民工提供与城镇户籍人员同等的职业介绍和就业指导。加强对外来务工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履行劳动合同情况的监督检查,指导和监督用人单位与外来务工人员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依法建立劳动关系,建立农民工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2 有房住。实施与现行的城镇居民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政策标准有所区别的农民工住房政策,采取政府、企业和个人联动的办法,逐步形成企业集体宿舍、租赁房屋、农民工廉租公寓等多形式、多主体、多渠道、多层次的农民工住房保障体系,努力改善农民工的居住条件。3 有书读。把农民工子女入学纳入城市教育事业发展整体规划,坚持“公办学校为主、民工子女学校为辅”,在充分挖掘现有全日制公立学校潜力、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的同时,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民工子女学校,保证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这几年来杭州市采取一系列措施,除原有公立中小学安排农民工子女就学外,仅市区就建立了民工子女学校42所。4 有医疗。根据农民工的实际情况,按照“广覆盖、轻负担、低标准、保基本”原则,制定外来务工人员医疗保险政策。杭州市已制定《杭州市农民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确定合理的缴费比例和医疗标准,解决外来务工人员最基本的医疗保障问题。同时,政府通过花钱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公立医疗机构加大医疗救助力度,积极开展“卫生惠民服务工程”,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兴办民工医院,努力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价廉、效佳的基本医疗服务。5 有社保。构建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机制和具体的保险选择、转移、接续制度。杭州市已制定《杭州市农民工低标准缴费低标准享受的养老保险办法》,并实现农村社会保险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的接轨和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同时,外来务工人员全部参加工伤保险,并建立农民工应急救助机制。6 有组织。在外来务工人员中建立健全党组织和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完善职工民主管理机制,拓宽农民工政治参与渠道,增强农民工的“话语权”,构建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建立新型的农民工管理模式,实行本外地居民一体化的社区管理,让农民工参与多层次的社会管理,融入城市社区。四、“以土地指标换城镇户籍、换住房、换社保”:农民工“同城同待遇”的根本途径“以土地指标换城镇户籍、换住房、换社保”实现“离乡又离土”农民工的市民化,是一项涉及面广、影响大、带有全局意义的探索性工作,需要从政策上进行创新,从国家层面作出实质性制度安排。1 创新农民工市民化的土地指标转移操作办法。按照“以土地指标换城镇户籍、换住房、换社保”的总体思路,必须创新土地指标转移的具体操作办法。第一,农民工根据自愿原则,将个人所占家庭承包经营土地及宅基地交还当地农村集体或留给其他村民耕作,作为当地基本农田,而将其土地指标包括规划留用地指标、农转用指标、基本农田指标、占补平衡指标等带到流入地城市,真正实现“离乡又离土”,改变与土地的依附关系。流入地城市,根据农民工带来的土地指标以及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稳定性等条件,赋予农民工城镇居民户籍身份和市民待遇。为保证农民工落户后的生存发展和流入地城市的健康有序发展,流入地城市可把落户条件设定为:有土地指标、35周岁以下、高中以上文化程度、5年以上稳定的工作等。农民工只身一人在城市打工的,可将其土地指标带到流入地城市,落实其城镇户籍身份和市民待遇;农民工夫妻双方均在同一城市打工的,可将两人的土地指标带到流入地城市,落实两人的城镇户籍身份和市民待遇,其未成年人子女一并迁入;农民工迁居城市以后,其父母(男性满60周岁,女性满55周岁)在农村没有抚养人的,也可将土地指标带到其子女所在城市,落实其城镇户籍身份。第二,流入地城市把农民工带来的用地指标落实到实物形态的土地上,转换为本地城市建设用地,通过土地开发建设弥补解决农民工问题所需的城市发展空间、城市公共资源和公共财政收入,使农民工市民化具有现实可行性。同时,由非实物形态的土地指标与实物形态的土地结合而产生新的流入地城市失地农民,按照本地农村居民“农转非”的途径实现市民化。第三,依据农民工是否跨县域、跨市域、跨省域流动,确定土地指标统筹调剂的审核主体、批准主体和耕地保护责任主体。以杭州市为例,可试行以下办法:来自于杭州市域5县(市)的农民工市民化,8个城区政府将来自于5县(市)的农民工自有土地面积进行汇总,报杭州市政府审核、经国家和省政府批准后,由杭州市政府相应增加或减少相关区县(市)用地指标;来自于浙江省内其他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杭州市政府负责将来自于省内其他城市的农民工自有土地面积进行汇总,由省政府审核、经国家批准后,相应增加杭州市用地指标和减少流出地城市用地指标;来自于浙江省外的农民工市民化,杭州市将来自于浙江省外的农民工自有土地面积进行汇总,由省政府审核后报国家批准,国家根据浙江省汇总上报的土地指标面积,通过浙江省扣减杭州市基本农田指标和农用地指标,增加其建设用地指标。在进行用地指标跨区域调剂的同时,相应同数量地增加流出地的耕地保护指标,明确各级的保护责任。第四,中央核定和下拨省、市的建设用地指标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经常性建设用地指标,一类是农民工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安置性建设用地指标,以解决因农民工转化为城镇户籍人口而产生的用地指标不足的矛盾。2 创新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保和住房待遇解决办法。农民工取得流入地城市城镇居民户籍身份后,即可享受与该城市城镇居民的同等待遇。社会保障和住房待遇是市民待遇的最重要的两项待遇,以此为例予以说明。一是同等住房待遇的实现。目前,城市住房体系由商品房和保障性用房两大部分组成,城镇居民的住房待遇主要体现在可享受政府保障性用房。在“离乡又离土”农民工市民化后,杭州市政府即将其纳入城市居民住房政策保障体系范畴。农民工可依据相关规定购买经济适用房,承租经济租赁房、廉租房。二是社会保障的同城同待遇的实现。“离乡又离土”农民工交出承包地和宅基地、转移土地指标后,在子女人学、就业扶持、养老和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享受与流入地城镇居民同等政策待遇。此外,在市政公用服务、公共设施等方面的享受标准和收费标准上,也与城镇居民一视同仁。3 把握农民工市民化推进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以“土地指标换城镇户籍、换住房、换社保”解决农民工市民待遇,既涉及到农民工流入地,也涉及到农民工流出地,既关系到农民工的眼前利益,也关系到农民工的长远利益,是涉及人口流动、户籍改革、社会保障、土地调整、耕地保护等全局性的大问题,需要全国一盘棋,稳妥、有序推进。一是坚持以点带面。可选择农民工较为集中、建设用地相对紧张的东部沿海省份和城市以及农民工流出较多而土地资源较为丰富的部分中西部地区先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在全国推广。二是完善配套政策。中央统筹规划,全面协调,制定跨地区、跨部门并覆盖农民工的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户籍管理、土地流转、基本农田代保、土地占补平衡等社会政策体系。三是建立基础数据库。以农民工流入地为主,将农民工性别、年龄、文化、籍贯、家庭成员、承包土地数量、进城时间、就职单位、从事职业等信息统一登录建立基础数据库,为“以土地指标换城镇户籍、换住房、换社保”创造条件。4 努力实现城市与农村的全面协调可持续互动发展。“以土地指标换城镇户籍、换住房、换社保”解决农民工市民待遇,不仅有利于城市健康有序发展,而且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一是有利于城镇化健康有序推进。“以土地指标换城镇户籍、换住房、换社保”,解决了农民工流入地城市由于户籍人口增加导致城市用地不足的矛盾,并从实质意义上推进城镇化。同时,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与农民工市民化的比例挂钩,建设用地的增加是可控、有序的。这与一些地方农保地“异地代保”的做法有本质区别,“异地代保”实际上并没有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二是有利于城市和城镇可持续发展。以杭州为例,目前,杭州市区每个征地“农转非”人员对应的征地面积约为0.5―0.79亩。若以安置1名农民工,提供给流入地城市1.5亩土地指标,并对应安置征地“农转非”人员家庭3人计,以目前杭州市出让土地平均价格计算,1,5亩土地出让收益高于安置4人的住房和社保补贴费用,可保证城市财政的承受能力。按照这一办法,如每年使2万名农民工转为城镇居民,20年转移40万农民工是可行的,既可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又能保证城镇的可持续发展。三是有利于农村土地整合流转和新农村建设。“以土地指标换城镇户籍、换住房、换社保”方案的实施,实现了劳动力稳定转移,降低了农民工流出地农村人口的绝对量和相对量,有利于整合农村土地资源、促进土地流转、推进土地规模经营,有利于流出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四是有利于农民工健康发展。由流入地城市解决农民工的城镇户籍、住房、社会保障等问题,使农民工完全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有利于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实现自我发展,进而加快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总之,解决农民工问题既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难事,必须有创新的思路、完善的政策、有力的措施。杭州市愿意作为“以土地指标换城镇户籍、换住房、换社保”解决农民工市民待遇的试点城市,为农民工问题的妥善解决探索新路子,做出新贡献。 分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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