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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主体共有四部分生动叙述了联大到昆明之前的经历勾画了联大与云南社会以及当时政府之间的关系对西南联大自身的历史传统和精神渊源进行探讨淋漓尽致地描摹了联大教师的风采详细生动地再现了联大在昆明时期的生活史料扎实分析精湛人物跃然纸上作&&&&者易社强译&&&&者饶佳荣ISBN6定&&&&价48.00元出版社九州出版社出版时间2012-3装&&&&帧平装
该书由美国的易社强John Israel教授倾二十年之力写就视角独树一帜何炳棣先生称赞其为迄今最佳联大校史全书主体共有四部分并有导言和结语生动叙述了联大到昆明之前的经历勾画了联大与云南社会以及当时政府之间的关系对西南联大自身的历史传统和精神渊源进行探讨淋漓尽致地描摹了联大教师的风采详细生动地再现了联大在昆明时期的生活史料扎实分析精湛人物跃然纸上该书的出版势必会令广大读者注目与着迷[1]易社强John Israel西南联大荣誉校友早年就读于威斯康辛大学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教授现为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著有年中国学生民族主义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等
饶佳荣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与师友合译档案中的虚构等多部作品[2]序 言→ 3
导 言→ 1第一章 ∣ 从北平到长沙→ 7
第二章 ∣ 联大的长征→ 26
第三章 ∣ 蒙自的魅力→ 5第四章 ∣ 联大与云南人→ 69
第五章 ∣ 重庆与昆明→ 82
第六章 ∣ 联大的学风→ 100第七章 ∣ 文学院→ 121
第八章 ∣ 法商学院→ 144
第九章 ∣ 战争与学术→ 163
第十章 ∣ 理学院→ 171
第十一章 ∣ 工学院→ 189
第十二章 ∣ 师范学院→ 199第十三章 ∣ 希望的岁月1938
1941 年→ 213
第十四章 ∣ 坚忍的岁月1941
1943 年→ 247
第十五章 ∣ 考验的岁月1943
1945 年→ 277
第十六章 ∣ 完成使命1945
1946 年→ 304
结 语→ 316
访谈清单→ 325
注释→ 330
参考文献→ 365
索引→ 374
译后记→ 387[2]从1938年到1946年战火纷飞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历史的过往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就悄然离去联大的教师们早已幻化成我们心中的影像从前就读于联大的学生们到今时今日也都已是耄耋老人易社强先生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陆续走访了数十位联大校友和教授现在看来这份材料是如此珍贵本书的史料价值从他对联大教师的采访名单就可
鲍觉民陈岱孙陈国符陈雪屏费孝通冯友兰何炳棣黄钰生黄中孚江泽涵金岳霖李树青李田意李卓敏刘崇鋐马大猷米士白英钱端升钱思亮秦瓒任之恭沈同施嘉炀孙毓棠陶葆楷王恩治王赣愚王遵明王佐良吴大猷伍启元吴泽霖吴征镒阎振兴杨石先杨西昆衣复得袁复礼查良钊张德昌郑天挺由于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扎实的史料积累易社强教授的这本书的确与众多一般的大学校史迥然不同然而他自己在简体版序言中谦逊地写道我从不认为拙作之后联大研究再无提升的空间作为一所容纳了众多杰出学者和知名校友的大学本书无法也无意面面俱到其间自有遗漏疏忽此其一其二我是个老外毋庸讳言我对中国古老而深邃的文字和文化的理解必有局限与中国同行相比我在阅读消化中文文献的速度和范围方面都大为逊色作为弥补我的优势可能在于我能从不同的文化背景考量研究对象从而提供不同的视角和点滴之见不管旁观者清这种说法是否完全有效但我肯定可以做到旁观者异易社强教授用平和而生动的语言将联大八年的历史他用真挚的笔触再现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易社强教授自称自己是个老滇票也很以西南联大荣誉校友这个称号为荣从他研究西南联大付出的辛勤努力和真挚感情来看他不逊于任何一位联大校友他充分发扬了自由主义者的精神为保护联大遗产而努力奋斗易社强教授用三倍于联大存世的时间完成了这部著作相信读者在分享易先生这份痴迷的同时能做到像易先生所说的借鉴联大丰富的经验与智慧为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扬帆[3]
新手上路我有疑问投诉建议参考资料 查看西南联大：战火中铸就最优秀大学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李怀宇
　　&&&&&&&&&&&&&&&&&&&&& 日，北平清华大学周末摄影社举行彩展，庆祝西南联大10周年校庆。
　　本报记者 李怀宇
　　云南师范大学校园中依然可见西南联合大学的旧迹。穿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门，道旁立有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的雕像，再往前去，故教授闻一多先生衣冠冢和李公朴先生之墓相依为伴。树荫处，是冯友兰撰文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其中有句：“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沈从文帮他改文章
　　从20岁进入西南联大之后，方龄贵几乎没有离开过这里。1938年，方龄贵在长沙报考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时岳阳失守，长沙危急，等不及发榜，他和另外5位同学一起徒步从长沙走到重庆，历时46天。途经沅陵，从报纸上看到录取名单，知道录取在西南联大，到重庆后，在相熟的老师和乡亲帮助下，凑足路费，到昆明上学。
　　初到西南联大，方龄贵印象最深的是生物系教授李继侗。李是生物系的系主任，他儿子也在生物系，有一次，他儿子参加年度考试，成绩不及格，也要补考。当时生活很困难，老师穿着长衫，有时候还打着补丁。日本飞机一来，师生就从后门跑到山上，但是都还带着书，有时候课没有上完，教授就让同学集聚起来，在跑警报的地方上课。
　　方龄贵在中学时投稿给上海《申报》、香港《大公报》，拿稿费来支持生活。他的中学老师介绍一本书，是沈从文的《边城》，因此，他写文章深受沈从文的影响。方龄贵去昆明时，路过沅陵，曾经去寻找《边城》里的女主人公翠翠。萧乾是《大公报》副刊《文艺》的编辑，方龄贵投稿《雪夜》一文，得了十块稿费，后来就认识萧乾，经常在《文艺》上发表文章。方龄贵到了联大以后，萧乾有一次到昆明来组稿，在著名的云南菜馆子东月楼请客。萧乾也请了沈从文，将方龄贵介绍给沈从文：“这就是那个想到边城找翠翠的人。”沈从文听了，哈哈大笑，对方龄贵说，可以经常到他家坐一坐。后来方龄贵的文章，先经沈从文过目修改，并由沈从文寄出去发表在《大公报》。
　　方龄贵的母亲是蒙古族人。沈从文不但为他修改文章，还经常把一些中外文学名著借给他阅读，其中有一本是国学基本丛书本陈彬和选注的《元朝秘史》。后来他才知道《元朝秘史》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蒙文典籍，是研究蒙古历史、文学、语言和社会制度必不可少的古典文献。沈从文借书给他时，要他注意此书文字是多么古朴自然，富有生命的活力。方龄贵读了此书，为蒙古草原的磅礴气势和粗犷风情所吸引，联想到早年的种种经历，倍感亲切。后来指引他走上蒙元史治学之路的是姚从吾教授和邵循正教授。按照联大的规定，历史系的学生除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中国近代史外，还要选修两门断代史，他却选了四门：宋史、辽金元史、元史、明清史。其中最使他感兴趣的是辽金元史和元史。辽金元史是姚从吾讲授的，辽金元都兴起于东北，辽金元史很大部分讲的是东北史，便是方龄贵家乡的历史。联大规定：凡学生毕业前要交一篇毕业论文，导师由自己聘请。他请邵循正为指导教师，并商定论文题目为《元代边徼诸王叛乱考》。这是方龄贵有关蒙元史的第一篇习作，但由此引发了他研究蒙元史的决心。1942年历史系毕业后，他考取了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史学部，两位导师就是姚从吾教授和邵循正教授。
（图：西南联大老师陈寅恪。）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邵循正在西南联大作过一次学术讲演，讲的是《元遗山与耶律楚材》，时间在晚上，教室里坐满了人。老师中姚从吾、罗常培、毛子水、吴宓都来了。方龄贵做了笔录的准备，不料开讲不久就电停灯熄。等了半天，电还不来，邵循正就离开手拟的提纲，摸着黑继续讲下去，旁征博引，依旧讲得有声有色，于是黑暗之中，听者鸦雀无声。讲演临结束时，电灯亮了，全场掌声雷动。方龄贵记得邵循正在讲演中引述了《黑鞑事略》徐霆疏所著录蒙古早期差发之重（差发，蒙元时指赋税徭役），连教学行和乞儿行也要出银作差发，有诗云：“教学行中要纳银，生徒寥落太清贫。相将共告胡丞相，免了之时捺杀因。”胡丞相就是主治汉民的普上断事官失吉忽都忽，“捺杀因”蒙古语的意思是“很好”。讲演一结束，主持讲演会的罗常培站起来说：“感谢邵先生给我们作了一次非常精彩的讲演，有这么多的同学来听。我一向不会作诗，今天有诗人吴雨僧先生（吴宓字雨僧）在座，更不敢班门弄斧。我现在只想套用邵先生所引的《黑鞑事略》那四句诗略抒我的情怀。”罗常培套改的第四句是“笳吹弦诵捺杀因”。话音刚落，又爆发出震动屋瓦的掌声。
　　在毕业前，方龄贵结婚了。他的太太是云南人，1943年认识，1945年结婚。方龄贵获硕士学位时，抗战胜利，联大结束，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分别复员北返。方龄贵因家累滞留昆明，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讲师一年，旋转入昆明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任副教授、教授兼系主任，校图书馆馆长，成为蒙元史研究的名家。
　　西南联大在短短的几年间培养了那么多人才，方龄贵认为：“西南联大所以培养这么多人才，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像当时清华大学的校长、联大的常委梅贻琦所讲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很多老师像陈寅恪、向达、钱穆、姚从吾、邵循正等都是大师级的人物。”
（图：西南联大老师沈从文。）
　　“文法理工并重”
　　鲲西原名王勉，生于福建长乐的书香门第。祖父王又点为知名诗人，三个儿子都留过洋，王勉的父亲王沅留学法国，读数学，回国以后进入外交界；一个叔父留学英国，念工程，娶了英国太太；另一个叔父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海军陆战队，与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是同学。十几岁时，王勉来到上海，后入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1937年抗战爆发，鲲西随清华大学一路南迁。1938年，鲲西结业，由蒙自到昆明，为了寻找工作在昆明小作逗留便转道去重庆，在农本局任职一年后回到昆明。此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已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鲲西一面工作，一面在西南联大居住听课，与众多师友相互砥砺。他认为：“战时设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在当时物质条件极端匮乏情况下，造就出一大批优秀的人才，这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可是说到联大，人们总爱说它出了世界一流的科学家，而绝少提及其他学科的成就，这是不公平的。联大若有成绩，是文法理工并重，它可供后人借鉴的是它的优良的校风，它激励学生向学的精神。”
　　在昆明时，鲲西跟吴宓很熟，跑警报的时候常一块跑。那时候学生泡茶馆，鲲西偶尔跟钟开莱泡茶馆，打桥牌，吃点心，谈学问。“昆明人抽鸦片，抽鸦片的人要吃甜品，所以昆明的甜品特别好。昆明人喝咖啡，因为受法国人的影响。”
　　教授刘文典抽鸦片，他上一节课，大概就讲20分钟，其他都讲废话，骂教授、助教。有一天晚上，鲲西跟王永兴忽然想去看看刘文典，谈《红楼梦》，两人不是他的本系学生。只见他躺在烟榻上抽鸦片，两人坐在他旁边，师生谈得甚为尽兴。
　　鲲西记得沈从文是很随和的老师，去他家吃饭很简单，但是盛菜的盘子是乾隆时代的瓷器。鲲西在昆明时狂热地崇拜意大利指挥托斯卡尼尼，看了一场托斯卡尼尼的音乐纪录片，写了一篇文章登在《云南日报》副刊。沈从文看了很欣赏，主动写一封信，推荐他到《大公报》做事情，后来没有成功。鲲西回忆：“沈先生是一个小说家，在北京时受到胡适的欣赏，但是在大学时就会受到人家的歧视。学府的竞争很剧烈，互相妒忌，这是歌德曾经讲过的。在学府里面爬上去很困难，除非是念科学的，论文写出来就行了。”
　　钱锺书在学校讲课时，鲲西刚好在重庆做事，无缘听课，后来回到昆明时才听一些朋友告诉钱锺书上课的情况。“他上课讲文艺复兴、现代英国小说、英国诗歌，他底下的学生也是最好的学生，像王佐良、许国璋。他上课引经据典，很多学生都不晓得。”抗战胜利以后鲲西到上海，徐高阮带他去钱锺书家吃点心，谈了三个钟头，无非品评臧否人物。据说钱锺书早年曾口出狂言：“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鲲西认为：“很多人讲钱锺书的《围城》里影射西南联大具体的某个教授，像吴宓，我不这么看，《围城》里是从很多人身上提取特点，这是高明的文学手法，固定影射一个人就没有什么意思了。现在很多人对他很崇拜，但是不能真正晓得他的学问在什么地方。”
　　后来有人问一位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为什么短短几年间，西南联大培养了那么多人才？”回答是：“自由。”对此，鲲西说：“那时候很散漫的。”回忆西南联大的生活，鲲西认为：“联大的学风很好，那时候没有&学生运动&，&左右派&的斗争是有的，但不是很剧烈，没有影响到学生的学业。联大的学生生活很清苦，一个饭台子吃饭，当中有一大锅菜，很多学生营养不良。我那时候做事情了，很多学生要到外面找兼差，当家庭教师，可以补贴生活。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还出了很多人才，这是一个奇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部分人后来出洋了，受了进一步的教育。抗战胜利以后，出洋很方便，不需要太多的钱，有很大一部分学生到美国去留学，回来以后对国家贡献很大。西南联大的科学仪器也很简单，但是传授知识，培养了学生。后来学生出国了，出国深造很重要。到朋友那里借一条金子，去买外汇，就够钱到外国读书了，所以大批人出去留学就是这个道理。”
　　（图：1938年，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华罗庚和家人在昆明的住宅前留影。当时华罗庚从英国留学回到中国后在西南联大任教。）
　　“教授之教授”
　　1934年，王永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37年10月，清华大学迁到长沙，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成立临时大学。王永兴和哲学系的同学徐高阮一起去听了陈寅恪的一堂唐史课，大为震撼。王永兴去找当时的教务长潘光旦，要求从中文系转到历史系。此前，王永兴得过肺结核，住过一段时间医院。潘光旦对王永兴说：“你因为这病已经耽误了一年，要念五年大学，现在你要转系，就得念六年。你要考虑考虑。”王永兴说：“我考虑过，但是我愿意跟寅恪先生学习。”潘光旦笑道：“选得很对，那就去念吧！陈寅恪先生是&教授之教授&。”
　　战局更为动荡，学校决定迁移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大。王永兴记得，当时陈寅恪住在青云街靛花巷，学生上课则在文林街北院，每天上课，就见陈寅恪抱着一包书，满头大汗进了教室，同学们几次要求去帮陈寅恪拿书，“老师是绝对不允许的”。写论文时，陈寅恪很认真地为王永兴修改，有一次，王永兴的文章中丢了一个字，陈寅恪说：“你不要以为丢了一个字没什么，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能少一个字吗？”
　　联大师生们经常跑警报。王永兴回忆：“警报响的时候，我们就往郊外跑。寅恪先生跑不动，在青云街靛花巷年纪大的不止寅恪先生一个人，就在里面挖了一个小防空洞。楼上的人往楼下跑，只有傅斯年一个人往楼上跑，为什么呢？他去扶寅恪先生。”
　　陈寅恪患上眼疾后，一度出国治病。关于陈寅恪的眼疾，王永兴解释：“在成都燕京大学时，忽然有一天寅恪先生跟师母讲：&我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怎么回事？&正好成都有个医院很好，就到那里去看，坏了，这医生医术不够，而且诊断错误，就给他动了手术，是个小手术。谁知道手术完回家，他就说：&不行，我更看不见了。&这时候，有人就说世界上眼科医生的权威在伦敦，保证能治好。所以寅恪先生就去昆明，跟两位教授一起飞到伦敦去了，他们也是照顾寅恪先生。医生说：你不应该在成都动手术。这个眼睛问题出在眼神经的视膜脱离了。在伦敦，虽然再次手术，但仍然没治好。1946年春，寅恪先生由英国横渡大西洋回国，途经纽约，当时清华有一位先生在美国，就是赵元任先生，还有一个学生周一良先生。他们到船上去看寅恪先生，并告诉寅恪先生美国的医生也无良策，先生就没下船登岸。这就回到北平了。”
　　王永兴师从陈寅恪学习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敦煌学，其后任陈寅恪助手三年。先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著有《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唐勾检制研究》、《陈门问学丛稿》、《敦煌经济文书导论》、《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等。
　　“中国有前途，我就有前途！”
　　戈革抗战爆发后辗转多地。1945年，他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戈革说：“七七事变，我就回老家待了三年，耽误了。后来逃到大后方，东跑西跑，一直到1945年才在甘肃酒泉高中毕业，我到兰州参加统考，考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在兰州听见放鞭炮，胜利了，大家心里头很高兴。从兰州到昆明交通十分不方便，我坐一辆运东西的车，到了重庆，我哥哥的朋友帮我买飞机票。那时候老百姓没有权利坐飞机，为什么我可以呢？因为胜利了，昆明的官员都挤着飞机到重庆来，回去的飞机是空的。到了西南联大，人家已经把我学籍取消了：晚到了一个月。就让我们上先修班，我们说：我们考上的是大学，交通这么不方便，迟到的问题不在我们。因为迟到的不只我一个人，大家联合起来去找教授帮我们评理，又考一次，我通过了，有好些人没通过。”
　　戈革发现上物理系的人都自以为是“天才”。他大哥的一个朋友听说他要考物理系，就问他大哥：“怎么你弟弟考那个玩艺？那个玩艺没有前途的，毕业了就失业。”戈革回答：“中国有前途，我就有前途！”
　　在昆明那一年，戈革过得十分快活：“那时候学生的生活只要念书就行了，没有人管我们。我们那时候的大学生活跟现在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领公费，每个月就那么点钱，但是生活很自由。我到了昆明，觉得眼界大开，别的地方思想管制很严，当时的西南联大号称&民主堡垒&，壁报上什么话都有，可以骂蒋介石，也可以骂本校的教授。”
　　1946年复员后，戈革就读北京大学物理系。1949年毕业后，戈革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研究所。后从事物理教学工作，中年以后治量子物理学史，专研尼耳斯?玻尔的生平、工作和思想。
　　“西南联大成为当时最优秀的大学，有偶然性和特殊性。”
　　百岁学者刘绪贻是西南联大的老校友。他认为西南联大在国难当头之际组成，有其特殊性。“当时除西南联大以外，还有西北联合大学、东南联合大学，但是后两个大学联合不久即解体了，只有西南联大，虽然也偶有小摩擦，但从领导到一般师生，大都能以大局为重，坚持联合，善始善终。其所以如此，有主观、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原来三校校长的办学思想基本相同，而且胸襟都比较开阔，彼此能相互信任，精诚合作。由于历史原因，三校教师大都或相识、或相知、或有师生之情，有合作的基础。因此，三校联合以后，能熔三校优良传统于一炉，彼此尊重，互相切磋，通力合作，把西南联大办成一个当时最优秀的大学。所以我认为，即使从历史的长河看，这些条件凑在一起，也是不容易的，有它的偶然性和特殊性。”
　　刘绪贻用“爱国、民主、科学、坚苦、团结”十个字来概括西南联大的办学精神，并认为这种精神对今天的大学教育有启示意义。“在当前全球日益一体化的时代，还可以对国民进行一些国际主义教育，使之在必要时有做世界公民的思想准备。今天的大学应该进行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大学和科研机构是一个国家追求和维护真理最有利的地方。要追求和维护真理，就必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某些现象来看，好像现在的大学也是重视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也取得某些成绩，但是，由于根本的思想问题没有解决，今天中国的大学远远未能取得与中国科学工作者的聪明才智及其努力相称的科研成果。我说&坚苦&，而不是&艰苦&，主要是想强调其中坚韧的含义，就是说要能长期忍受艰苦而还能维持士气。据说现在许多大学负债都很严重，主要是为了美化环境，建筑许多漂亮的大厦，而不是为了延聘真正的大师，进行必要的软件建设。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大学还是应该讲究坚苦或艰苦的。”
(责任编辑：吴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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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艰难中的辉煌
抗战时期，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门。该校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
建于昆明的西南联大纪念碑。资料图片
　　1944年，联大中文系教授在昆明联大新校舍合影（左起：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资料图片
日，北平清华大学周末摄影社在同方部举行影展，庆祝西南联大10周年校庆。
　　共赴国难
　　西南联大：艰难中的辉煌
　　奇妙的是，一所学校与一个国家的历史和命运开始展现出了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比如，迎接他们的都是八年艰难但却恢宏的时光。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综合报道
　　故事开始的地方叫做洞庭湖，时间是1938年早春。
　　那年的2月19日，一群身着黄色军装、打着绑腿的年轻人，出现在了洞庭湖。早春时节，洞庭湖的风，已有些许暖意，不过，这些年轻脸庞上并没有春风拂面的喜悦，即使出发之前，他们的团长――一个由张治中将军派遣来的中将黄师岳，说这次“行军”的重大意义，可与历史上的张骞通西域、玄奘游天竺和郑和下西洋相比。
　　相反，从长沙出发、目的地为昆明的这个黄昏，更多的是被历史裹挟的某种沉重意味。
　　仅仅在大约半年前，“七七事变”爆发，硝烟弥漫的北中国已经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来自清华、北大和南开的他们，奉命千里南下，来到长沙，于11月1日，组建长沙第一临时大学，即西南联大的前身。
　　现在，身处异乡的他们，将兵分三路，从异乡奔赴异乡。其中一路、也是最危险的这一路，就是从洞庭湖出发的湘黔滇旅行团，直下益阳，沿着湘黔公路，进行一场“世界教育史上的长征”。
　　这一年的春天，整个中国也开始了一场大迁徙。因躲避战火而汇成的人流，一股又一股涌向西南。
　　清华教授闻一多是三校迁徙中的一员。从湘江之岸到滇黔的盘肠大山，一路上，他画了很多素描，来纪念这段不同寻常的经历。
　　闻一多的素描应该在日停止：湘黔滇旅行团的297名成员，在经过68天的跋涉之后，顺利到达昆明。团长黄师岳拿出花名册点名，点完之后，把花名册交给前来迎接的第一临大常委梅贻琦，说，“我把你的学生都给带来了，一个都不错，一个都不少，我交给你了。”
　　5月4日，西南联合大学在战火硝烟中正式开学。
　　与此同时，5月17日，在陕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中共领袖毛泽东写下了关于这场战争的著名文章――《论持久战》，他向世界指出中国人的抗战是持久的，而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奇妙的是，一所学校与一个国家的历史和命运，开始展现出了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比如，迎接他们的都是八年艰难但却恢宏的时光。
　　“只剩下几个空箱子可卖了”
　　偏居一隅的昆明并没有躲避得了当时席卷全国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自1941年以后，特别是到了年，昆明的物价在西南后方城市中是仅次于居于首位的贵阳。由于昆明没有两湖和川西一带富庶，又加上巨量外来人口的压力，米价始终居于高位。昆明市所谓公米是有价无市的。
　　据报载，到1943年下半年，昆明物价为抗战初期的404倍。而联大教授薪金则为原薪金的10.6倍。联大教职员多次向重庆当局呈请按市价发给米贴，按当地物价上涨指数调整薪金，均遭拒绝。
　　教师们生活的窘迫，可以从闻一多教授1944年公开挂牌治印后写的信中窥见一斑：“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
　　从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闻一多留下了1400多方印谱，可见其治印之勤，更可见其家庭经济状况之窘迫。
　　不过，闻一多早年曾经赴美留学专攻西洋美术，方能刻章治印卖钱，而这条道路对于一般人还是行不通的。
　　为了补贴家用，有的教授只好把从原校仓促离开时舍不得丢掉的书籍廉价出售。吴晗教授被迫把若干有关明史的藏书出让给云南大学图书馆。可是，书总有卖完的一天，正像生物系教授沈家瑞的自嘲：现在只剩下几个空箱子可卖了！
　　迫于生计，连梅贻琦夫人也不得不与另外几位教授夫人一起，合做一种叫做“定胜糕”的米糕，由梅夫人挎着篮子，步行四十多分钟提到老字号“冠生园”寄卖。由于路走得远，鞋袜又不合脚，有一次梅夫人的脚还因磨破而感染，小腿全肿了起来。有朋友路经昆明来看望时，吃晚饭，梅夫人总要亲自捧上一盘“定胜糕”，说“请再尝尝定胜糕，我们一定胜利”。这时大家一起起立致谢，齐称“一定胜利，一定胜利！”
　　住房也是一大困难。1938年，结束剑桥大学进修的华罗庚，来到西南联大任职，可是一家人无处可去，恰好闻一多要移居昆明西郊，便邀请华罗庚一家同住。闻一多一家八口，华罗庚一家六口，两家人用一床布帘子隔开。虽然两家有儿女住校不回家，可仍然拥挤不堪。华罗庚写下四句诗记述这段难忘的生活：“挂布分居共客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无奈之下，华罗庚只好出去租了个农民的牛圈楼。牛住下面，一家人住上面。臭气熏人不说，牛痒时便在柱子上蹭来蹭去，整个楼便晃动起来，一家人便觉得如地震一般。华罗庚自嘲：“清高教授，呜呼：清则有之，清汤之清；而高则未也。”
　　从高楼到茅草房
　　就像教授需要住房一样，来到昆明的西南联大，最紧要的事情就是拥有最基本的物质存在――校舍。
　　当时，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恰好到了昆明，梅贻琦决定请他们夫妇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梁思成夫妇欣然同意。不出一个月，夫妇俩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所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跃然纸上。
　　可是，这个设计方案被毫不犹豫地否定了，因为根本拿不出与之相匹配的经费。此后两个月内，梁思成夫妇的设计稿改了一遍又一遍，高楼改成矮楼，瓦顶成了草屋。几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
　　最后一稿交出时，建设长黄钰生无奈地告诉他们，校舍委员会研究决定：除了图书馆和两座食堂，部分教室和校长办公室可以使用铁皮屋顶之外，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砖头和木料使用再削减二分之一。
　　梁思成忍无可忍，他冲进梅贻琦的办公室，把设计图砸在梅贻琦的办公桌上：“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茅草房？不是每一个中国农民都会盖的吗？要我梁思成干什么啊？”
　　梅贻琦把梁思成扔在桌子上的图纸一张张收好，望着他，说：“思成，国难当头，你就不能谅解一下吗？”
　　梁思成的心软了。清华大学是他的母校，梅贻琦是他的师长，可是现在的联大和昔日的清华园相比，可谓云泥之别。
　　最终，除了图书馆、两座食堂和部分教师办公室是砖木结构之外，其余一律是土坯墙、铁皮顶的平房。在施工过程中，白铁皮也买不齐全，学生宿舍只得改用茅草做顶。1939年4月竣工，下半年即交付使用。这些房屋被称为西南联大新校舍。
　　这座建在120亩荒坟地上的新校舍，泥土松软，下雨时到处烂泥。路上大大小小的水坑，一双鞋子穿一个雨季就烂了。同学们诙谐地称鞋底磨穿了是“脚踏实地”，称鞋尖鞋跟通洞叫做“空前绝后”，也自有一番乐趣。
　　到了1944年4月，学校常委会讨论通过，将办公室屋顶的白铁皮400余张，转让给重庆建中实业公司，得款200余万元，除去购买茅草屋做屋顶的费用，余下的正好弥补学校预算的赤字。
　　此后，新校舍除了图书馆和东西食堂是瓦屋外，只有教室留下了铁皮屋顶。一旦下起大雨，铁皮屋顶上会有叮叮咚咚的雨声，压过教授的讲课声。对此，曾有一教授无奈而风趣地宣布：“现在停课赏雨。”
　　炮声中的恢宏岁月
　　雨天可以“停课赏雨”，可是仪器设备的缺乏和简陋，让许多理工科的教学和实验无法进行，开展科研很困难。
　　联大师生并没有怨天尤人，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一方面校方集中资源，尽量通过各种渠道，从上海、香港以至国外购置必需的仪器设备，一方面自己动手制造设备。物理系吴大猷教授，把三棱镜放在简易书架上，拼凑成一个最原始的分光仪，可试做“拉曼效应”的研究；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将学校附近的碉堡改建成气象台，供学生实习观察；航空系的教师把一间旧土房改造成风动机实验室，做实验时经常把墙上的土震下来……
　　这样一来，联大理工各系几乎都能开出一些实验课程。一般来说，在战时的大学中，能具备理工科的教学设备条件的也是不多的。
　　除了教学上遇到的困难，联大师生面对的还有日机不时而至的轰炸。1940年代初期，昆明经常遭受空袭。最严重的一次轰炸发生在日，23架日机重点轰炸联大和云大，校院全毁。然而，吴宓教授仍打算趁月明之夜继续他的《欧洲文学史名著》中“柏拉图”一课的讲授，就在轰炸第三天，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晚7―9时至校舍大图书馆外，月下团坐，上《文学与人生理想》，到者五六学生。”
　　大轰炸过后，教授们不得不迁到远郊居住。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就是在昆明东南郊的呈贡魁阁，写出了《禄田农庄》、《内地农村》等著作，他的大女儿也诞生于此；优生学家潘光旦则在村舍里写出了《优生原理》，编译出版了《性心理学》，填补了中国人文科学的一项空白；华罗庚则在昆明郊区的几度寒暑中完成了自己的成名之作――《对垒素数论》的中文稿，在1941年教育部学术评奖中，此著作获得自然科学类一等奖……
　　其实，从1941年到194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门举办了五次学术评奖，内容涵盖文学、哲学、自然科学等八大类，参评成果数千项，不过各个学科一等奖总共十五项，这其中，西南联大一所学校就占了七项，多项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具有开创性贡献。
　　教授们恪尽职守，学生们亦“救国不忘读书”。由于经费困难，图书购置不多，每次阅览室开放前，门口都是黑压压的一片，排起了“长龙”，以便抢先进去借一本书或者占个座位。可是粥少僧多，排不到座位的同学便到附近的茶馆温课读书，不少人的论文和作品都是在茶馆里“泡”出来的。林语堂1940年代初出国路过昆明作演讲时惊叹地说：“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正是这样，炮火中的西南联大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短短八年时间里，联大共培养了2522名毕业生，加上投笔从戎以及各种原因中途辍学者，进联大受过教育的学生共达8000余人，其中不少人成为了蜚声中外的第一流的科学家，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两弹”元勋邓稼先，著名化学家唐敖庆，著名力学家、地球动力学家王仁，著名数学家严志达，著名气象学家叶笃正，著名物理学家朱光亚……可谓群星灿烂，人才济济。
　　另一种“难”
　　联大之难，并非只有一校存与废、兴与衰的个体存在意义，抗战之初，当时国民政府本想组成西南、西北和东南三所联合大学，其目的是为拯救沦陷区高校，更有“共赴国难”的象征意义。
　　需要注意的是，在西南联大苦苦支撑三年之后，东南联大已经胎死腹中，西北联大亦是先合后分。教育部乃至最高当局当然不会坐视不管，后来为西南联大追加预算数十万元，笼罩在西南联大上空的阴霾才逐渐散去，步入稳定发展时期。需要注意的是，这其中拨云见日的主导力量并非所谓追求自由价值的知识分子，而是设在战时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
　　可随着预算一起增加的还有国民政府的“掌控力度”，如先后实施审查教师资质、增设训导长管束学生、备案批复毕业生资格等项“紧缩”举措。像西南联大这种追求“自如，自由，自在”的高校明显不适应。
　　比“掌控力度”更甚的是“思想和组织上的‘统制’”。一大标志便是国民党的党、团组织开始进驻学校，并硬性要求西南联大各学院院长以上人员必须加入国民党。
　　联大之难，亦有内部“联”之难。众所周知，蒙自分校时期，北大师生即有“独立”吁求；1940年日军侵入越南，昆明告急，政府谕令联大迁移入川，在走留之间的争执中再度响起“分校”之声，可知联大体制最初并不牢固。
　　可是联大终能“同不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著名教育家傅任敢将其中一大原因总结为“梅校长的‘大’，他心中只有联大，没有清华了”。
　　始于艰难，终于光荣。日，西南联大在昆明举行了最后一次毕业典礼。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西南联大宣告它的历史使命完成。
　　7月11日，最后一批离开昆明的清华学生去向闻一多辞行。当时，闻一多先生由于家眷众多，还没有筹集到足够的路费，暂缓北行。
　　4天之后，发表完“我们准备像李先生(李公朴)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演讲的闻一多，在回家的路上遭到了国民党特务暗杀，倒在西仓坡联大宿舍的家门前。
　　这仿佛是一个悲怆的注解。八年之前，他为“国破山河在”中的西南联大画下了最后一幅素描；八年之后，在清华离开的时候，他却永远地留在了这里。这个国家，这所经历了烽火洗礼的大学，又会有怎样的未来与命运？
（编辑：SN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