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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献信息处理/陈小荷，冯敏萱，徐润华 等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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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献信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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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计算语言学研究系列：先秦文献信息处理》研究先秦文献的信息处理，包括先秦文献的词汇处理、历史知识处理以及词汇与历史知识的智能检索。对先秦文献做词汇处理，目的在于追本溯源，了解先秦汉语词汇的基本面貌。用计算语言学方法梳理这一时期的历史事件、人名、地名等知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先秦文献。与现当代中文文献相比，先秦传世文献规模很小，但相关的注疏文献十分丰富。因此《计算语言学研究系列：先秦文献信息处理》采用了与一般中文信息处理不同的方法——基于注疏文献的方法。对比实验表明，这种方法在先秦文献信息处理中具有显著优势。【作者简介】:陈小荷，江西丰城人。北京大学现代汉语专业文学博士。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语言科学及技术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理事、《中文信息学报》编委。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文信息处理、汉语语法学。代表作有《现代汉语自动分析-VisualC++实现》《汉语口语里表示“……再说”的语素“着”》等。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江苏省高校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项，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项。【目录】:第一章&绪论第一节&先秦文献第二节&先秦文献信息处理第三节&先秦文献信息处理的特点第四节&基于注疏文献的处理方法第二章&注疏文献处理第一节&注疏文献的选取第二节&注疏文献的内容分析第三节&先秦文献与其注疏文献的句子对齐和注释对齐第三章&词语切分第一节&先秦汉语分词规范第二节&基于统计模型的自动分词方法第三节&利用注疏文献的自动分词方法第四章&词性标注第一节&词类体系第二节&基于统计的分词标注一体化方法第三节&基于注疏文献的词性校正第五章&古今字、通假字资源建设第一节&古今字、通假字研究现状第二节&古今字、通假字数据库的构建第三节&通假字标注实验第四节&实验结果及其分析第六章&词汇概貌第一节&语料来源和说明第二节&先秦文献的汉字统计第三节&先秦文献的词汇统计第四节&计算每种文献的特色词第五节&成语来源统计第七章&词义消歧第一节&古代汉语词义特点和消歧难点第二节&义项区分的颗粒度第三节&基于CRF模型的消歧实验第四节&分类器集成的消歧实验第八章&专名标注第一节&关于“专名”和“命名实体”的辨析第二节&先秦时期的人名与地名第三节&基于统计的专名识别第四节&基于注疏文献的专名识别第五节&人名所指歧义消解第六节&基于专名标注的事件划分第九章&版本异文发现第一节&异文和版本异文第二节&个案和研究方法第三节&基于相似度计算的句珠配对第四节&基于同文排除的异文配对第五节&基于双序列比对的一体化处理第六节&实验结果及其分析第十章&《左传》中的春秋社会网络分析第一节&社会网络分析的基本方法和软件第二节&社会关系数据的获取和网络的定义第三节&人物-事件网络分析第四节&人物关系网络分析第五节&人物关系网络的深入分析后记【文摘】:一、先秦文献信息处理的研究目标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综合运用版本、校勘、目录、注释、考证、辨伪、辑佚、编纂、检索等方面的理论与方法，科学地分析、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进而探讨古代文献的产生、分布、交流和利用的规律，并总结对古代文献进行分析、整理、研究工作的规律与方法的学科。”　　古典文献信息处理并不是要取代古典文献学。它的首要任务是要为古典文献学提供数字化处理的技术手段。中国古典文献有几千年的历史积累，卷帙浩繁，熟悉文献而又能融会贯通的专家不多，仅凭人力实在难以完成对古典文献的分析、整理和研究工作。电子计算机的问世以及汉字在计算机上的输入输出的实现，给古典文献处理带来了福音。例如，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给文献编制逐字索引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一部电子版的《左传》几秒钟即可完成索引。如果用以前抄卡片的方法编制逐字索引，一个人需要做好几年，还容易出错。　　如果仅仅是为古典文献处理提供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古典文献信息处理还不足以成为一门学科。作为一门学科，它必须有自己的理论、方法和研究目标。作为语言信息处理（具体到中文信息处理）的一个分支，古典文献信息处理的理论基础是信息论和概率论，基本的研究方法是语料库统计，基本的工具是语言计算模型。它的研究目标也与古典文献学有所区别：　　第一，古典文献学主要关注文献内容，古典文献信息处理除了关注文献内容之外，还应该特别关注文献的语言形式。先秦汉语是汉语发展的源头，先秦文献信息处理的一个重要的研究目标就是要从先秦文献中探寻这个源头的基本面貌，包括先秦汉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面貌，为汉语史的研究提供可靠的统计数据。鉴于课题的性质，我们主要是做了先秦汉语的词汇处理：对25种先秦文献全面地进行了词语切分和词性标注，在此基础上自动生成了先秦汉语词表，以先秦文献为参照考察了成语来源以及古今字和通假字的分布。（见第五章“古今字、通假字资源建设”，第六章“词汇概貌”）第二，古典文献学对文献内容的关注，主要体现在对文献真实性的关注，包括文献产生的时间、作者或编者、整篇或某一部分是否系后人伪托而成、各个版本之间的关系等等。古典文献信息处理对文献内容的关注，除了上述方面之外，还可体现为基于内容的计算。拿先秦文献信息处理来说，可以做《左传》和《国语》的事件抽取、人物关系抽取、先秦诸子思想比较等等。我们的检索系统不仅可以做字词检索，还可以检索《左传》中的人物、地理实体和事件，并以可视化界面展示社会网络分析的结果。（见第十章“《左传》中的春秋社会网络分析”）　　二、先秦文献信息处理的任务　　先秦文献信息处理的首要任务是文献数字化，数字化的基本含义是把文献变成机器可读的文本。方正超大字符集有6万多汉字，Unicode5.0及其以上版本有7万多汉字，已经基本够用。目前急需的是：（一）能支持超大字符集的各种方便快捷的汉字输入法：拼音输入（音韵学家使用）、字形输入（以笔画或部首为码元）、手写输入①。（二）能尽量避免图形操作的造字工具。理想的造字工具应该是，用户只需输入若干字根以及字形的结构类型（上下结构、左右结构等），即可完成造字过程。（三）能支持繁体直排版的字符识别软件。对于古籍而言，理想的字符识别软件应能得到不同字号和字体的输出（区分正文和注释），保留专名标记，甚至嵌入造字模块。　　现在从网上下载的先秦文献电子文本存在许多问题：录入较早的是GB2312-80编码的简体文本，繁体文本不多。有些繁体文本是从简体文本自动转换过来的，简繁转换错误未经校对。冷僻字通常用两个汉字组合表示。此外还有脱字、讹字等等。这些电子文本大多是热心网友的无私奉献，应该好好加以利用。人工校对是不可避免的，但应该研究辅助校对工具，尽量减少人工劳动。辅助校对工具应能运用本校法（对于篇幅较大的文献）和他校法（对于有多个版本的文献）自动发现可能的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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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 最近更新
【内容提要】本文将七十子后学著述的《论语》、大小戴《礼记》、《孝经》、《仪礼》、郭店简及上博简中儒家文献等作品称之为“七十子后学散文”。七十子在年辈上有“先进”“后进”之分，在著述形式上有“述”“作”之别。在先秦散文史上，七十子后学散文处于上承史官记言散文、下启诸子说理散文的枢纽地位。&
【关键词】 七十子后学散文 先秦历史散文 先秦诸子散文
《郭店楚墓竹简》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在世纪之交相继面世，为先秦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新资料。郭店简和上博简第一册中都有《缁衣》，这是《礼记》中原有的文章。上博简第二册中的《民之父母》，内容与《礼记·孔子闲居》大体相同;第四册中的《内礼》，与《大戴礼记·曾子立孝》内容相近。上博简中还有一批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大小戴《礼记》相近的作品，如第二册中的《鲁邦大旱》、第四册中的《相邦之道》，都与大小戴《礼记》中那些记载孔子应对弟子及时人的文章相近。特别是上博简中出现了以孔门弟子名字命名的文章，如第二册中的《子羔》、第三册中的《中（仲）弓》。虽然这些出土竹书的数量与大小戴《礼记》现有文章相比，还只占较小的比例，但它们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李零指出，郭店简“反映的主要是‘七十子’的东西，或‘七十子’时期的东西”。“在数量更大，现在还没有公布的上博楚简中，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中的人物，如颜回、仲弓、子路、子贡、子游、子夏、曾子、子羔、子思等人，有些甚至就是以他们的名字题篇。它们是‘七十子’的东西，这点更明显。”他说:“这是我们的福气。” （《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这些文献的出土对某些学术定论——诸如认为大小戴《礼记》作于秦汉时代——提出了挑战，它们表明，像大小戴《礼记》之类的文章完全有可能作于春秋战国之际七十子后学之手。新的资料引发我们提出“七十子后学散文研究”论题。
一 “七十子后学散文”释名
“七十子后学散文”这个概念能否成立?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因为此前只有“七十二子”、“七十七子”、“七十子”之说 ① ，而从来没有“七十子后学散文”的概念。如果“七十子后学散文”概念本身就不能成立，那么也就没有研究的必要。“名者，实之宾也。” （《庄子·逍遥游》） 要论证“七十子后学散文”概念能否成立，关键是看有没有七十子后学散文这一史实。汉代文献记载了一些七十子后学著作:《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以为曾参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汉书·景十三王传》载:“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礼类载《记》百三十一篇，班固自注:“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又载《王史氏》二十一篇，班固自注:“七十子后学者。”这些《记》都是解说《礼经》之作，传世的大小戴《礼记》就是选自这些《记》。《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著录《曾子》十三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子思》二十三篇。《郭店楚墓竹简》中的《缁衣》、《五行》、《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语丛》，被专家断为子思学派之作。上博简中也有一些七十子后学文章，如《性情论》、《民之父母》、《子羔》、《鲁邦大旱》、《从政》、《昔者君老》、《中弓》、《内礼》、《相邦之道》等等。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论语》的“记”、“辑”、“纂”都与七十子后学有关。据《礼记·杂记下》载，孺悲从孔子而书《士丧礼》，以此推测，《仪礼》是孔子所述七十子所记。《孔子家语》、《孔丛子》中可能也有一些七十子后学文章。据此，“七十子后学散文”是指七十子后学著述的以《论语》、大小戴《礼记》、《孝经》、《仪礼》以及郭店简、上博简中儒家文献为代表的文章。有如此丰富的文献作为依据，“七十子后学散文”概念就不是出于个人的杜撰，它完全能够成立。
“七十子后学散文”的外延很难确定，因为战国文章往往不是一次写定，它是由宗师口述，弟子作笔录，然后在传习过程中不断地被后学增删，这个增删的过程可能长达两三百年，大小戴《礼记》中有些文章的最后写定可能已到秦汉时代。因此，“七十子后学”既指七十子本人，也包括七十子弟子及其向下延伸数辈的战国秦汉之际所有儒家后学。但“七十子后学散文”的主体，则是由孔子口述而为七十子笔录以及由七十子口授而为他们弟子笔录的文章，说理散文的创新主要是由这两代人完成的。此后虽然也有一些七十子后学之作，但这些文章的艺术创新价值已经不大。如果不考虑儒家后学增删的因素，仅以文章开题者为标准，那么我们可为七十子后学散文设定一个大致的下限——子思及其弟子作品，所以战国中后期孟、荀等文章是排除在七十子后学散文之外的。那么，对大小戴《礼记》、郭店简、上博简中的某一篇儒家文章，怎样才能知道它是由七十子及其后学开题，抑或由战国中后期乃至秦汉儒生所作呢?这就要从思想内容、典章制度、文风、体裁形式等各个方面进行艰苦细致的考证。七十子后学文章虽然不断地被后人增删，在学术观点、篇章顺序以及文字上较初稿会有不同程度的改动，但基本文风应该保持了初稿的原貌。对此，竹简本、帛书本、王弼本三种《老子》，郭店简、上博简和今本三种《缁衣》，上博简《民之父母》与今本《礼记·孔子闲居》，郭店简和帛书两种《五行》，郭店简《性自命出》和上博简《性情论》等，都可以作为有力的证据。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拥有一批珍贵的出土竹简，像上博简《子羔》、《中弓》等竹书应出于子羔、仲弓之手，《鲁邦大旱》也应该是出于七十子的记载。这些文章基本保留了春秋战国之际的文章风貌。结合传世古籍与出土文献，完全可以得出科学的结论。
并非所有七十子后学文献都有文学研究价值，像《仪礼》和大小戴《礼记》中那些专载礼仪制度的文章，文字枯涩艰深，内容淡乎寡味，基本上没有文学意味，至多只能作为先秦诸子散文研究的背景资料 ② 。具有文学研究价值的主要是以下几类:
1.片断语录体:《论语》中的语录部分，《礼记》之《坊记》、《表记》、《中庸》、《缁衣》。郭店简中几篇《语丛》也可归入这一类。
2.问答记事体:《论语》中的记事问答部分，上博简《子羔》、《中弓》、《鲁邦大旱》、《民之父母》、《相邦之道》，郭店简《鲁穆公问子思》，《礼记》之《檀弓上》、《檀弓下》、《曾子问》、《礼运》、《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儒行》、《孝经》，《大戴礼记》之《主言》、《哀公问五义》、《礼察》、《卫将军文子》、《五帝德》、《子张问入官》、《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闲》。
3.专题论文:此类文章又可分四种情形:（1）《大戴礼记》之《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曾子制言上》、《曾子制言中》、《曾子制言下》、《曾子疾病》、《曾子天圆》，《礼记》之《大学》。这些文章大都是曾参的讲学记录，它们是最早的专题论文。（2）《礼记》之《祭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大传》。这些文章都是典型的《仪礼》传记。（3）《学记》，《乐记》，《大戴礼记·礼三本》。这些文章讨论教育、音乐和礼义，可以视为广义上的礼学传记。（4）郭店简《五行》、《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性自命出》、《六德》、《尊德义》，上博简《从政》甲乙篇。这一组文章都是近年出土竹书。
上述文章除《论语》外，此前大都不在文学史家的学术视野之内。其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此前人们将大小戴《礼记》等文章断为秦汉之作，二是以为这些礼学文章属于典章制度，不在文学研究之列。这两大认识障碍，前一个已被扫除;至于第二个误解，只要将我们将上述论列的文章与《孟子》、《荀子》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它们在内容和形式上有诸多相似之处，既然《孟子》、《荀子》可以作为文学史研究对象，为什么七十子后学文章就不能呢?
二 “先进”与“后进”，“述”与“作”
孔子三十四岁开门授徒，七十二岁去世，从教三十八年（《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年十七，鲁国贵族孟懿子与南宫敬叔从孔子学礼。如果孔子从教生涯从此时算起，则有五十五年教龄），他的弟子年龄跨度很大。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七十子之中年龄最大的是子路，小孔子九岁;年龄最小的是公孙龙，小孔子五十三岁，最大与最小之间相差四十四岁。而据《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孔门弟子中年龄最大的是秦商，小孔子四岁;年龄最小的与《史记》所载相同，两者之间相差四十九岁。这个年龄差距足足跨越了两代人，事实上孔门弟子中有些人——诸如曾点与曾参、颜由与颜回——就是父子关系。《论语·先进》载孔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清人刘逢禄在《论语述何》中认为，“先进”与“后进”指的是弟子及孔门之次第。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中进一步指出，孔门弟子有前辈与后辈之分，像子路、冉有、宰我、子贡、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原宪、子羔、公西华，都是孔门弟子中的前辈，他们多问学于孔子去鲁之前;而子游、子夏、子张、曾参、樊迟、漆雕开、澹台灭明，则是孔门弟子中的后辈，他们多从游于孔子返鲁之后。而前辈与后辈的风气大不相同:“由、求、予、赐，志在从政;游、夏、有、曾，乃攻文学;前辈则致力于事功，后辈则精研于礼乐。……大抵先进浑厚，后进则有棱角;先进朴实，后进则务声华;先进极之为具体而微，后进则别立宗派;先进之淡于仕进者，蕴而为德行;后进之不博文学者，矫而为玮奇。” （《先秦诸子系年》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1—82页） 为什么同出孔门，“先进”与“后进”的风气竟有如此大的变化?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春秋战国之际，伴随着宗教、政治、文化、风气和社会心理的巨变，士风逐渐由实趋华，尤其是魏文侯所开创的尊士养士之风，直接引导着社会心理和士风的深刻转变，士林阶层竞相向社会展示自己的创造个性，以吸引社会的注意力。如果将春秋战国之交的社会变革比做一个门槛，那么“先进”尚处于这个门槛之内，他们更多地接受春秋士风的影响，所谓朴实深厚、志在从政、蕴为德行等等，无不深深地打上了春秋士风的烙印，可以说“先进”是春秋士风的殿军;“后进”则处于这个门槛之外，他们重视文学，精研礼乐，务求声华，别立宗派，是战国士风的开启者。
“先进”长篇文章可以辨识的有:宰予一篇:《大戴礼记·五帝德》;子贡一篇:《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仲弓一篇:上博简《中弓》;子羔一篇:上博简《子羔》（本文采用郭沫若《十批判书》的研究方法:凡文中涉及到某一孔门弟子的，就视该文为某弟子的作品）。“先进”中的一些著名人物如子路、冉有、闵子骞、冉伯牛、原宪、公西华、曾点都没有长篇文章传世，尤其是孔子最得意的高足颜回，竟无一篇独立的长篇文章留下来。“先进”是中国第一批私学弟子，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大功绩，就是模仿史官记言记事，首开记述其师言行之风——这一风气直接影响到“后进”和战国诸子百家。孔子本人述而不作，他仅在口头发表言论，弟子将老师言行载于简帛。“先进”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这一模仿不亚于一场文学革命，因为那支笔伴随着官学下移而从史官转移到诸子手上，这是从先秦历史散文向先秦诸子说理散文嬗变的枢机所在。如果说孔子开门办学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史官文化向士文化的嬗变，那么七十子记述孔子言行就意味着散文写作在作家、内容、形式各方面都在产生深刻的变革。《论语·卫灵公》载子张问行，孔子告以“言忠信，行笃敬”，“子张书诸绅”。这条语录是孔门弟子记述其师言论的一个缩影，只不过子张属于“后进”，而记录孔子言行肇端于“先进”。七十子记录孔子言论，这种情形与苏格拉底在雅典市中心广场与游人讨论哲学、弟子柏拉图将其思想载于《对话录》一样，东西方的哲人在大体相同的时间，以相同的形式从事学术活动，这是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由记载孔子言行，而派生出孔门另一个“弟子规”，这就是七十子应该在孔子名义下发表学术见解。《礼记·檀弓上》载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往吊，子夏哭诉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批评子夏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尔罪一也。”孔颖达疏:“云‘疑女于夫子’者，既不称其师，自为谈说，辨彗聪睿，绝异于人，使西河之民疑女道德与夫子相似。” （《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页） 子夏居西河教授时“不称其师，自为谈说”，以至于西河之民误认为子夏的道德修养达到了孔子的水平，这被曾子指为子夏的一大罪过。这表明，七十子在著述时要“称其师”，而不能“自为谈说”。“称其师”就是“述”，“述”包含记述和阐述两层涵义，前者是指记载孔子言行，后者则指以老师的名义对某些重要观点进行解释和发挥。所以，七十子笔下的“子曰”，有时是记载孔子的真言论，有时则是七十子借乃师名义表达思想观点。只是由于弟子以孔子名义发表见解，这给后人辨析先秦文献中哪些是孔子真言论、哪些是孔子后学思想带来了难度。“先进”具有极高的从政热情，他们渴望从孔子那里学会从政之道，对传说中的“五帝”“三王”充满向往之情，这一点可从宰予、子羔、仲弓之文见出。“先进”文章大都是“述”，在记事问答框架之下安排说理内容，与《尚书》、《国语》记言文形式相近，这是战国诸子散文的最早形态。
“后进”的著述热情要远远高出于“先进”，仅曾子这一系可辨识的文章就有十四篇:《礼记》之《曾子问》、《大学》，《大戴礼记》之《主言》、《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曾子制言上》、《曾子制言中》、《曾子制言下》、《曾子疾病》、《曾子天圆》，《孝经》。此外有子夏一篇:《礼记·孔子闲居》（上博简《民之父母》与此内容略同）;子张一篇:《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子游一篇:《礼记·礼运》。“后进”中的宓子贱与漆雕开都有专著传到汉代，可惜均已亡佚。大小戴《礼记》和上博简中有十几篇专记孔子答鲁哀公问的文章，孔子应对鲁哀公，应在哀公十一年至十六年（公元前484—前479年）之间，即在孔子返鲁之后去世之前，此时孔子的身份是前朝元老，处于既不复求仕但又不能忘情政治的心态，而在思想学术上则臻于老更成境界，爱作理论思考的鲁哀公因此经常向孔子请益，而此时孔子的应对更具学术含量，这样高水平的学术谈话，自然是弟子们争相记录的内容，而记录者是“后进”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檀弓》上下篇涉及到的人物颇多，其中时间最晚的是曾参弟子乐正子春、子思，以此推测，这两篇文章的素材是七十子提供，编者似是曾参一系弟子。为什么“后进”中文章最多的并不是以文学著称的子游、子夏而是曾参?曾参并不在孔门“十哲”之内，他何以成为七十子中最大的作家?须知“十哲”只是孔子或时人在某一时期对孔门高足的评价，其时曾参尚未崭露头角。《论语·先进》有“参也鲁”之说，“鲁”意为迟钝，这表明曾参反应慢，在孔门一开始并不出众。他成功的奥秘在于情商高，寿命长，弟子多且能，所以最终他超轶游、夏而成为七十子中的巨擘。与“先进”相比，“后进”著述呈现出一些新的动向，他们的文章从形式上看都是“述”孔子之言，似乎与“先进”文章没有什么区别，其实不然。他们尝试在孔子名义之下提出自己的新思想，如《礼运》记载孔子对子游讲述“大同”和“小康”，前者的特点是“天下为公”，而后者的特点是“天下为家”。文中的“孔子”尊“大同”而贬“小康”，这一情感态度与《论语》中矢志“从周”的孔子相距甚大，可以说是把《论语》中孔子毕生追求的价值都贬低了，难道孔子倾注一生心血为之奋斗的目标全都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吗?我个人的看法，《礼运》可能是子游氏之儒借孔子之名来发表自己的社会理想，即寓“作”于“述”，用庄子的话说，就是“重言”。曾参创新倾向更为明显，他的十四篇文章分为两种情形:《礼记·曾子问》、《大戴礼记·主言》、《孝经》三篇是以问学孔子的形式出现;另外十一篇则是曾参自己的演讲，这些文章间或偶尔提及孔子，如《曾子天圆》中有“参尝闻之夫子曰”的字眼，但从总体上说都是以“曾子曰”形式发表见解。这些文章的记录者当为曾子门生，门人之称述曾子，就像曾参称述孔子一样。极有意味的是，曾参曾经指责子夏不称其师，他自己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其中的原因是在曾参弟子身上，弟子们客观地记下曾参的演讲词，结果就成了曾参的独立作品。“作”的出现可能还与孔子师徒讲学形式变化有关:从《论语》和其他七十子文献来看，孔子的教学方式，一是随机应答弟子问，这相当于今天的个别辅导，二是有意识地组织小范围座谈（即所谓“侍坐”），那种以一个“孔子曰”领起一篇大演讲词的情况尚未发现。而曾子之“作”则是以一个“曾子曰”领起全文，这表明曾参是在向全体弟子发表专题演讲，是“大班授课”，这样师徒对话的机会就少了，记录稿就是一篇独立的演讲词。如果说“称其师”是“述”，那么不称其师就是“作”。曾参是“述”与“作”兼而有之，而“作”多于“述”，他是七十子中第一个可考的“作”者。从说理散文写作角度看，“作”的意义比“述”要大得多，因为“作”不仅抛弃了对史官记言的形式依傍，而且要摆脱“称其师”的形式束缚，独立地发表自己的思想见解，体现在文章上就是去掉了叙事框架，剩下的完全是说理内容，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专题说理论文，它是诸子说理散文走向独立发展的最为关键的一步。
无论是七十子的“述”还是“作”，似乎一切都是雁过无痕出于无意，其实不然。第一个执笔记述孔子言行的弟子，就是一位具有原始创新精神的作家;第一个改变孔子教学方式的弟子，更是一位勇于开拓的先行者。就是在他们手中，先秦散文完成了意义深远的巨变。没有人发薪金，没有人付稿费，甚至连著作权都没有，他们所凭的是一种真诚的信仰。七十子从“述”到“作”，历时不过三四十年，这就是一往无前、锐意创新的七十子!
“先进”与“后进”的文章都有一个共同主题——阐述礼学。七十子后学散文被后人视为礼学传记，郭店简、上博简中的儒家文献，如能传到汉代，或有可能收入大小戴《礼记》之中。为什么七十子后学散文都是礼学文献?这是因为，如何对待周礼，是从平王东迁到战国初年这几百年间意识形态的焦点。孔子代表了那个时代一部分人对西周礼制秩序社会的强烈怀旧情绪，他一生的政治目标就是恢复周礼。七十子所继承的就是孔子毕生为之奋斗的礼学事业 ③ ，他们以空前的紧迫感和巨大的热情从事礼学著述，记载礼仪，阐述礼义，借此深入探讨宗教、哲学、伦理、政治、教育、艺术乃至历法等一系列问题，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学说 ④，就是在他们手中，先秦礼学完成了由重视礼仪到崇尚礼义的重大转变。他们的著作为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三 七十子后学散文的文学成就
在讨论七十子后学散文文学成就之前，首先要确立一个评价尺度。这是因为，此前对先秦诸子散文的评价标准有些混乱:有人以形象化作为评价标准，这样他们就较多地关注诸子散文中的取象譬喻和人物事件的描写;有人则以文章的情感气势作为批评尺度;也有的人是两者兼而有之。本文认为，说理，是诸子散文质的规定性，所以不能拿形象是否生动之类的记叙文尺度评价诸子散文，否则，最优秀的诸子散文中的艺术形象也无法与最差的历史散文相比。评价先秦诸子散文的尺度，就是这些文章所体现的情感气势之美，这种情感气势一方面来自于战国士文化所激发的作者人格力量和情感意志，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论证过程中的严密逻辑安排和各种表现手法的成功运用而产生出来的。对于七十子后学这些早期说理文章，我们还应该更多地关注论说文逐步成型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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