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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课税与地方财政
08:54　来源：
　　关键词：财产税 地方财政 税收归宿
　　一、引言
　　按照受益范围的大小，公共产品可分为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和区域性的公共产品。全国性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覆盖整个国家，每个区域的居民都能同等消费，因而代表区域居民利益的地方政府不会自愿提供，只能由代表整个国家居民利益的中央政府提供。相反，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受益仅局限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因而其他区域的地方政府不会提供，只能由代表该地区居民利益的地方政府提供。税收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因而税收收入和税收权限的划分也应当与公共产品的提供相对应。为提供全国性公共产品而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征收的税种，其税收收入和税收权限应归属于中央政府；为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而选择在区域范围内征收的税种，其税收收入和税收权限应归属于地方政府。
　　作为地方支出项目的资金来源，财产税在世界各国地方财政中占有重要地位①。然而，目前各国学者对财产税是否属于受益税的争论尚未停止，一些学者也在试图寻找能够替代财产税为地方政府筹集资金的其他税种（Oates，2001）。财产税税负最终由谁负担？用于何处？能否采用其他收入予以替代？通过研究财产税归宿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有利于明确财产税的经济效应和在地方财政中所应发挥的作用，从而合理制定财产税政策，改善地方财政状况。
　　从研究方法上看，税收归宿可以分为绝对税收归宿、平衡预算归宿和差别税收归宿。绝对税收归宿考察当其他税和政府支出不变时某种税收的经济影响，是最基本的税收归宿分析方法。平衡预算归宿考察的是税收与政府支出计划相结合所产生的分配效果。也就是既分析税收的归宿，又考虑通过税收取得的政府支出的用途。差别税收归宿考察的是政府预算保持不变时，以一种税替代另一种税的归宿差异。本文从的财产税绝对税收归宿入手，对平衡预算归宿和差别税收归宿进行一次全面的考察。
　　二、绝对税收归宿：谁负担了财产税
　　传统观点在分析中采用局部均衡方法，并将财产税划分为对土地课税和对建筑物课税两部分，认为财产税是对土地和建筑物课征的一种货物税，税收归宿取决于相关的供给和需求曲线。对于土地而言，只要数量无法改变，其供给就是完全无弹性的，因而全部税负由土地所有者承担。如果土地的供给不是固定的（例如城市土地供给可以扩展至毗邻农用土地的市郊地区；同样，通过填埋改造也可以增加土地的数量），那么税负则由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分担，比例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弹性。对于建筑物而言，由于建筑业在长期内可以按市场价格取得所需资本，因而建筑物的供给曲线是完全水平的。如果资本无法在建筑部门取得预期收益，就将转移至其他部门。因此，对建筑物征收的财产税能够向前转嫁给消费者。对于财产税的收入分配效应，传统观点指出，对土地部分课征的财产税，取决于来自于土地所有权的收入是否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同样，对建筑物课税的累进性取决于随着收入的增长，用于住房部分的收入是提高还是下降②。
　　与传统观点相反，Miesezkowski（1972）采用Harberger的税收归宿一般均衡模型（两个生产部门、全国范围内固定的资本存量以及一定的政府服务水平）分析地方财产税的归宿。后来人们将Miesezkowski，Zodrow，Wilson等人的观点合称“新观点”。Miesezkowski指出，传统的局部均衡分析没有考虑整个经济中所有地区广泛征收财产税时的一般均衡效应。他在模型中假设全国的资本供给完全无弹性，因此资本所有者作为一个群体承担全国范围内的财产税。
　　Miesezkowskiki将这一效应称为财产税归宿中的利润税部分。由于资本所得在富有阶层收入中所占比重更大，因而财产税归宿中的利润税部分具有较高的累进性。该结论与上述传统观点截然相反。此外，在税收相对较高的地区，财产税使资本从该地区流出，降低了该地区生产要素（土地和劳动力）的生产能力和要素回报率。资本流入税收相对较低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工资和土地价格提高而住房和商品价格下降。Miesezkowski将其称为财产税归宿中的货物税效应，并指出，货物税效应扭曲了经济中的资本配置，使资本从高税收地区转移至低税收地区，直至所有地区资本的税后收益相等。
　　可见，采用局部均衡分析与采用一般均衡分析的假设前提与结论的差异是显著的。笔者认为，这种差异的产生，主要源于对问题分析的角度不同。传统观点想要解释的是某一特定地区的财产税归宿，而一般均衡方法着重考察一个国家整体的财产税归宿。当考察问题的角度发生变化时，结论产生某些差异就不足为奇了。况且，两种观点并非完全对立。当某一地区的财产税相对于全国的平均税率而言较高时，该地区的消费者就将以更高的商品购买价格承担这种货物税效应。这时，财产税归宿的传统观点就可以视为一般均衡观点的一种特例。实际上，财产税是一种地方税，地方政府在讨论征收财产税所产生的效应时，似乎并不关心其他地区的资本收益和房屋的消费者，它们只考虑本地区居民所负担的税收以及对本地区经济所造成的扭曲。地区税收负担的增加，主要是通过货物税效应产生影响，利润税效应作用很小，因而总体效应是累退的。其他地区的利润税效应将被货物税效应的收益所抵消，从而将所有税收负担留给课税地区。课税地区的税收归宿不仅是累退的，而且该地区承受所有的税收负担。从整个国家的财产税体系上看，财产税的税收负担则包含累进性因素，但地方居民则视财产税为累退的。由于财产税主要是作为一种地方税发挥作用，因此后一角度显得更为重要，即货物税效应是问题的主要方面。
　　三、平衡预算归宿：受益观点与新观点之争
　　由于财产税是地方财政支出的重要来源，因此在分析财产税归宿时，考虑财产税的用途显然是必要的。对于财产税的平衡预算归宿问题，同样存在着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被称为“受益”观点。该观点基于Tiebout（1956）的分析框架，假设消费者具有“用脚投票”的完全流动性，地方政府间存在竞争。这使得各地区的公共服务相对于个人需求而言具有同质性，因此在该框架下地方公共服务的提供总能保持在有效的水平上。受益观点最先由Hamilton（1975）提出，他将财产税作为地方最重要的筹资手段纳入Tiebout模型，并从四个方面对模型加以扩展：假设地方公共服务提供的是满足私人需求的产品，因而公共服务的人均成本是固定的，地区规模与公共服务的有效性无关；通过居住用财产税为地区服务筹资；房屋市场模式明确，有足够的地区可以满足住房和公共服务需求，换言之，与理想的税收及支出对应的住房供给是完全有弹性的；地方政府制定了严密的地区法规，能够确定地区内住房的最低价格。在上述情况下，个人不会因财产税的征收或提高调整其房屋消费，个人按照对住房和公共服务的偏好选择居住地区，正如在最初的Tiebout模型中，配置到公共部门的资源是有效的，因为财产税作为一次性总付税，相当于支付地方公共服务的成本。此外，用于住房的资本配置是有效的，各家庭间不产生收入的分配效应。换言之，具有严格地区法规、能够保证同质住房以及财产税的完全资本化在房屋价格上体现出差异的居住用财产课税体系，相当于不具有扭曲效应的使用费。Fischel和White将这一方法扩展至对工业资本征收的财产税，假定企业在地区间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同样，在适当的地区法规下，工业财产税相当于为政府公共服务支付的费用（George R.Zodrow，2001）。
　　另一种观点即“新观点”。以Miesezkowski的一般均衡分析为基础，Zodrow-Miesezkowski （1986）在考虑财产税用途的前提下，对原有模型进行了修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假设政府在模型中按照Coumot-Nash方式竞争（认为其他地区的财政政策和资本收益不变），因此地方税收和公共支出是内生的；模型考虑地方公共服务对个人效用水平的影响，个人效用函数包括地方服务，允许个人对地方服务具有不同的需求；按照Tiebout和受益观点所强调的个人对地方公共服务需求不同，允许个人在地区间流动，每个地区中的个体在其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方面是同质的；模型包括一种简单的土地使用范围形式。分析的结果表明，引入Tiebout特征后，一般均衡分析的基本结论并未改变。只要资本随着地区间财产税的差异而在地区间流动，且资本供给在全国范围内固定，财产税归宿中就将包含利润税和货物税两方面的内容。
　　这说明，尽管受益观点和新观点的前提和结论存在差异，但在二者的分析中，某一地区的地方支出都与财产税负担紧密相连。实际上，由于地方土地所有者（尤其是房屋所有者）居住在课税地区，消费者价格的提高局限于地区生产和消费的商品，因此新观点中明显具有受益观点的特征；换言之，通过提高地方财产税筹集地方政府支出而增加的负担完全由地方居民负担。
　　新观点的受益特征与实际的受益观点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得到结论的过程与后者不同：按照新观点，地方要素和消费者的税收负担产生于因课税而导致的资本流出。对于受益观点和新观点的争论，一直以来从未停止。笔者认为，既然财产税是一种地方税，那么在考虑地方财政支出时将其视为一种受益税显然更符合财政联邦制的概念——各级次的政府在其范围内提供公共服务，并自行为之付费③。然而，这种受益税是相对意义上的，或者说是地区间或各政府级次间受益税，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间受益税。在绝对的受益税情况下，税收实际上成为一种使用者收费，即公共服务的价格，因而不产生超额负担，对资本市场没有扭曲效应，研究其归宿问题就显得毫无意义。而事实上财产税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受益税——从全国范围上看是累进的，从地区角度看则是累退的。
　　四、差别预算归宿：财产税的替代性收入来源
　　由于地方政府提供的主要是地区受益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因此有必要掌握自身的收入来源。作为地区性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财产税一直在地方政府收入中占有重要比重。然而，在实践中，财产税的估价容易导致征纳双方的争执矛盾，按季或年度征收且由纳税人直接缴纳又经常使纳税人感到税收负担格外沉重，因此地方居民往往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减轻财产税负担④。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开始寻找替代性的收入来源。对地方政府而言，财产税的替代性收入来源主要包括销售税（或增值税）、所得税、使用者收费，以及来自更高级次政府的转移支付。在上述收入中，使用者收费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是一种不断增长的、颇受欢迎的收入来源。使用者收费被广泛地用于为卫生服务、开发许可、公用事业、文化景点等筹集资金。但是，作为一种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筹资的收入来源，使用者收费局限于具有排他性的服务。因此，对于地方政府有义务提供的很多产品和服务（如贫困救济、基础教育、治安等）而言，使用者收费是不合适的。
　　除使用者收费外，销售税（或增值税）和所得税也是地方政府考虑的主要对象。与地方财产税相比，地方所得税和销售税确实具有一些优点。由于更高级次的政府（中央政府或州、省级政府）通常也征收这两种税，因此，由更高级次的政府代为征收和管理，能够节省遵从和管理成本。此外，这两种税收的弹性都要好于财产税，并且在大部分情况下可以自行申报。相比之下，财产税的税基需由税务管理部门进行估测，所费时间较长，而且通常被纳税人认为是武断和不合理的，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不大。将销售税和所得税作为地方收入主要来源的问题是，一方面，由于更高级次的政府同时征收销售税和所得税，因此，如果地方政府将其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那么边际税率将会非常高。另一方面，销售税和所得税的税基要比财产税税基具有更大的流动性。个人完全可以通过在邻近的地区购物或工作，以避免缴纳地方销售税和所得税。
　　更高级次政府的补贴是地方政府的又一收入来源。事实上，几乎所有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中都包含着自身收入和上级补助，但二者所占比重各地差异较大。一种极端的形式是Tiebout-Hamilton-Fischel模式，地方政府提供广泛的公共服务体系，家庭选择适当的居住地区，以享有其希望得到的公共产品。在该模式中，地方财政具有市场化的特征：家庭在选择居住地区时“用脚投票”，有效地“购买”希望得到的公共服务，税收如同市场决定的价格一样发挥作用。另一种极端形式则在地方财政体系中强调地方服务的平等性，地方政府应发挥基本的再分配作用。在该模式中，地方收入中很大一部分依赖于转移支付，中央政府通过征收全国性的税收在筹集收入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中央分配大量的补助给地方政府，用于地方公共支出。支持后一种模式的人认为，主要依靠中央政府收入的财政体系更有效率，也更为公平。因为更高级次的政府可以更为有效地使用累进税，这一方面提高了税制的公平性，另一方面也使人们无法通过在各地区间迁徙而避税，减少了扭曲性地区决策引起的超额负担。此外，在集权财政体制下，可以采用平均的方式将资金分配给地方政府，从而使各地区间的财政机会更为平等。尽管这些观点指出了更高级次政府补贴的优越性，但笔者认为，该模式的最大缺陷在于忽视了税收与政府支出决策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地方政府想要作出正确的财政决策，就必须权衡公共支出的成本与收益——理想的结果是将支出调整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点上。如果资金来源于其他地方，这一联系就被割断：公共支出项目的边际收益不再等于其边际成本。有关地方公共服务范围和水平的决策很可能变成地方与更高级次政府间关于地方公共项目补贴规模和形式的谈判结果。因此，决定在边际上扩大还是缩小地方公共项目时，地方税收必须发挥主要作用，以使这些决策的成本和收益在复杂的决策中成为主要的决定力量。
　　五、中国财产税改革：税收归宿理论的引申
　　改革开放后，中国对财政体制进行了渐进性的改革，并于1994年建立了以分税制为基础的财政体制。分税制财政体制实施后，中央政府收入由之前的20％左右提高至50％以上，并且至今一直保持着这一水平（国家统计局，2004）。然而，在地方政府的收入份额大大降低的同时，其支出任务并未相应减少，70％的公共支出仍由地方政府负担，其中超过55％的部分落在县、乡政府肩上（World Bank，2002）。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集权化和原有地方支出责任的保留使地方财政捉襟见肘。为了满足地方居民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地方政府不得不寻找替代性的收入来源。在众多可选择的渠道中，不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预算外收入和没有纳入预算外管理的非预算收入不在中央政府的预算控制范围之内，成为地方政府弥补财政收支差额的两种最为常用方法⑤。世界银行（2002）估计中国目前的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占GDP的20％，其中2/3由地方政府支配。Wong（1998）估计1994年中国的预算外资金高达2100亿元，占GDP的4.7％。Gang（1998）的案例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乡镇政府的大部分公共支出是通过非预算资金筹集的。例如，广东省某镇年90％的基础教育支出成本通过非预算资金弥补；浙江省温州地区某镇94％的道路建筑资金和50％的政府行政支出来源于非预算资金。按照他的估计，中国南方城市的政府收入中，1/3来源于预算收入，其余部分由预算外和非预算收入弥补。
　　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的使用反映了中国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种进步和改良，因为二者体现了地方纳税人对地方公共产品的偏好与满足这些偏好的资金之间存在更为紧密的联系，从而使财政资源的配置更有效率。尽管具有上述优点，但二者的负面效应更加明显：首先，由于各地方政府征集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能力不同，因而地区间差距进一步扩大。实践表明，经济发达地区比不发达地区更容易从地方经济中取得资金，结果是不发达地区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由于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征集会减少中央财政的收入规模，因而中央政府采用转移支付以减轻地区差异的能力同样降低，欠发达地区的财政状况面临着进一步恶化的风险。其次，由于非预算资金完全由地方政府自由支配，不受中央政府监督，因而地方政府往往以降低其税收负担为条件要求企业为地方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投入资金。换言之，相对于预算资金而言，地方政府更加倾向于可以自行支配的预算外或非预算资金。这无疑将削弱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不利于达到稳定经济的政策目标。最后，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取得大部分是无规则的。这种不透明的制度安排也为地方官员的腐败敞开方便之门。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规范地方财政体制，减少通过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筹资的负面效应已经成为下一步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笔者认为，加快财产税的改革将是解决该问题的一剂良药。该结论的得出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的税制改革已经到了必须处理省级以下财政关系的阶段。虽然分税制改革确立了中央与省级政府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但并未明确省级以下财政关系。实际上，与中央——省级政府收入——支出不配比一样，省级以下政府也存在这一问题。尽管大多数公共支出发生在县乡级次上，但收入分配却并未与支出模式相符。因此各级地方政府间也应建立规范的财政关系。财产税属地方税，如果下一步的改革集中于地方财政体制，那么财产税必然成为主要的改革对象。第二，加快财产税改革也符合中央政府希望地方政府减少使用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愿望。实践表明，每当中央政府试图抓紧对地方财政的控制，省级以下政府通常都采用非正式的预算安排予以应对。可以说，忽略省级以下政府作用的改革方式必然无法削弱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使用。因而，在未来的改革中，中央政府必须对地方财政予以重视。财产税的改革不仅不会使中央利益受损，还将有利于帮助其实现建立以税收为基础的财政体系和地方政府减少使用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目标。允许地方政府拥有财产税的管理权将有助于激励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向正式的预算体系转化，从而更加便于中央政府监控。第三，推进财产税的改革还将有助于防止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财产税不仅征收了地理位置租金，而且要求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的主要受益者支付成本。用财产税替代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无疑有助于消除非正式预算筹资方法所导致的负面激励效应，实现中央政府所提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
　　注释：
　　①Bird，Richard M.和Enid Slack（2002）的研究结果表明，19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财产税占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40％。发达国家的比例为35％（10年前为30％）。转轨国家比例相对较低，但也达到了12％。
　　②Hanrey s.Rosen（1995）指出，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对收入标准的选择。采用当期（年度）收入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收入的增长，用于住房部分的收入比例下降，表明财产税具有累退性。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采用永久性（或长期）收入研究财产税的累进程度似乎更为理想，因为某一家庭的某一年度的收入是高是低对该家庭的住房消费影响不大，决定这一问题的是该家庭的长期收入预期，而不是某一年度的波动。采用永久性（或长期）收入的研究结果表明，住房消费大体上与永久性收入成比例。换言之，对建筑物部分的课税既不是累进的，也不是累退的。
　　③Dick Netzer（2001）对财产税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全面的考察，认为“大约接近80％的财产税都可以视为受益税”。
　　④1978年6月，加利福尼亚选民通过了一项严格限制政府征收财产税的法案，即所谓“第13号法案”。随后，其他各州也相继通过了类似的财产税约束，包括财产税的最高税率、财产税估价办法、以及州和地方政府征税等限制条件。参见Harvey S.Rosen，Public Finance，Richard D.Irwin.Inc.，1995，p533.⑤人们对如何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的划分并不完全一致。根据Gang（1998），预算外收入主要包括1993年以前的国有企业留利、罚款以及政府机构提供服务收取的使用费等；非预算收入包括个人和企业对地方政府的捐赠、海外华人捐赠、乡镇企业利润、地方政府收费以及土地销售（或出租）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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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经济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公共经济学是研究经济领域中ZF进行公共干预问题的学科，它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公共财政学逐步发展起来，70年代初成为独立的学科，并在1971年创办了公共经济学期刊。
我们将简单地论证，现代公共经济学产生的原因是，ZF在实施对资源的生产和分配上的职能时，会多少明确地考虑信息的约束。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对慈善ZF（benevolent State）的批评，以及目前政治经济的复兴，成为解读公共经济学新发展的又一关键因素。我们将用四部分来说明这些问题。
第二章将评述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的一般均衡范例在公共经济学中的含义。第三章全面地评述，当考虑ZF信息约束时，在公共经济学中可以得出的一些基本结论。第四章是对慈善国家范例的论述。第五章将简要描述我们对公共经济学未来发展的看法。
2．公共经济学和阿罗- 德布鲁模型
在阿罗- 德布鲁模型中，慈善国家掌握全部信息，再分配问题是通过第二福利法则（second welfare theorem）解决的。在产出集合（production sets）凸性假设（convexity assumptions）下，当竞争性均衡通过一次性总付税（lump sum taxes）对初始资源重新分配时，任何帕雷托最优资源分配都可以最终被分散。同样的，对公共物品征收一次性缴纳总额税不会改变资源竞争性分配效应。在1970年以前，公共物品分配的效率标准，外在因素适当的内在化，预算平衡的公共产品的定价都被广为接受。
一个实质性问题一直在推动着理论家的研究。第二福利法则中有关产出集合的凸性假设在公共经济学中是有争论的。适当的市场会产生外部因素的内在化（阿罗Arrow，1969），在负外部作用下，产出集合非凸性的范围会延伸到污染权（斯达雷特 Starrett ，1972）。只有非线性税对信息的要求比较苛刻，因而对帕雷托最优分配的实施产生质疑。同样，对大量的公共服务，产出集合的非凸性（自然垄断假设）似乎成为法则。赫泰灵（Hotelling）1938年援引的例子，要求一般均衡学派理论家采用边际成本定价，并通过一次性缴纳总额税弥补公共基金的不足。采用边际成本定价的竞争均衡导致非凸性，但是，帕雷托最优并不支持这些有价值的概括。盖茨尼尔（Guesnerie，1975）举例说明，即使是以边际成本定价，一些初始资源的分配与帕雷托效应也是相互矛盾的。贝托（Beato）和马斯-考利尔（Mas-Colell，1985）提出，在没有一次性总付税的情况下，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既使生产效率受到影响，在一般均衡下，边际成本定价不允许帕雷托最优的分散。
但是，对于信息完全的慈善国家，为什么有人希望分散帕雷托最优呢？怎样管理公共公司的问题，在15年之后通过新经济管制被重新提上日程。
3．公共经济学和不对称信息
3.1 最优所得税
我们现在能够确定一些先驱（维克瑞Vickrey，1945，米尔利斯Mirrlees 1971）必定是第一个决定性攻克非线性定价和公共经济学激励理论的人。其文章，从基本的方法论观点看，是一篇理论和经验有机结合的著述。
米尔利斯模型的核心是有关代理人（agent）内在产出的不对称信息。一次性缴纳的总付税允许重新分配资源，会需要有关这些产出外在化的知识。ZF必须用税收满足自身的需要，税收不仅是以可见收入（取决于产出）为基础的，还以生产时间为基础，但税务机关对非显性工作时间的确定是有差异的。
通过简化的对替代品边际率在收入和闲暇之间好的假设，形成代理人内在产出的一元方程。通过对有关资源分配产出中分散信息的课税，米尔利斯能够完整地提供约束特性描述。对庞特瑞根（Pontryagin）理论的引用，使其能够得到一些税率表中的参数，这些丰富了本瑟姆特（Benthamite）的社会福利函数，尤其是，事实上，大多数产出代理人的边际税率要为零。
经济学家认为这项工作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微不足道。这可能是因为模型的虚化特性，忽略了避税、所得审核等。新近提出的一些问题，例如产出的非凸性和承诺的提高，使研究工作更加困难。然而，文章中提出的激励性再分配和交替（trade-off）阶段的主要经验，使得第二福利法则失去效用。再分配越多，则生产效率越低。
3.2 一般税收理论
戴蒙德（Diamond）和米尔利斯选用一般均衡结构为线性税的一般理论提供支持，这是有较大实际影响的。在这里，信息约束总计了所得税和消费税的线性。除证明了在一般均衡结构中产出效率的结果外，这篇文章还把税收理论提升到一般经济理论的水平。税务机关通过对特定经济事务的观察和其他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研究，明确最优税制问题就是税基和税率的最优设置问题。除了这些成果，从次优税制（盖斯内尔Guesnerie，1995）得出的一般结果仍有缺欠，不得不被调整过的一般均衡模型的模拟方法所取代。按照帕雷托的观点，有那么一点雄心勃勃的有关改革局部利益的计划，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改革提供了方法论的构架（见艾哈默达Ahmad 和斯特恩Stern，1991）。对微观数据的经济学研究，能够促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公共政策中公平和效率的替代问题（金King，1983）。
3.3 免费搭车的问题
在70年代，伴随着格罗夫斯roves，1973）和克拉克（Clarke，1971）的论文，公共经济学一度崛起，新的结论是计划解决免费搭车的问题，也就是当不知道代理人为那些公共物品付钱的真实意愿时，ZF如何确定公共物品的水平和筹资的问题。即使这些结论的体系在经验上的适用性是有争议的，这些在激励理论（incentive theory）上实现的成就，为其他经济学领域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20世纪80和90年代，这些领域已经引用了那些工具(格林Green和拉丰Laffont，1979；阿斯普里蒙特（Aspremont）和杰拉德-瓦利特Gerard-Varet，1979)。
依照必须支付代理人成本的原则，一个人通过其活动对社会其他成员施加影响所构成的成本，是促使其在一个最佳社会状态中活动的关键要素，纵使缺乏其特征信息。一个ZF能够建立统治性的战略机构，使代理人拥有线性（私人物品的线性）的偏好，并真正地显示其偏好，同时仍旧能够实现最优级的公共物品。这些机构通常既没有平衡的预算也没有个人的理性。通过对贝叶斯（Bayesian）激励力量的削弱胜于统治性战略的实施，能够得到预算的平衡。个人理性通过要求无权预付的手段能够部分地被恢复。
非对称信息对公共干预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被理解。首先它引出了启示性原则（Revelation Principle），这显示了即使存在不利的选择和道德侵害，采取集权方法进行公共决策仍然是有效的。其次，它提供了标准化的分析构架，成为ZF在面临信息不对称时，除阿罗-德布鲁模型外的又一选择。激励性调整帕雷托最优的概念是在激励性约束下，帕雷托标准最大化的一种分配，并已成为一个经济意义上可行的新标准，这个标准允许我们以更实际的方式对公共机构做出比较。
现在，公共经济学以启示性原则为基础，通过调整暗含的和明确的假设继续其发展进程。（见第五章）。
3.4 公共服务管制
罗布（Leob）和马加特（Magat ，1979），拜隆（Baron）和梅尔松（Myerson 1982）建立了有关自然垄断的模型，用于处理在信息不对称时的最佳控制问题。但管制者忽视了垄断成本函数精确的特性。这个信息缺口迫使管制者大体上放弃了对垄断的租金。这被称为信息租金，产生于一个高效率公司以较低的成本去模仿一个低效率公司的可能性。管制的优化在于通过资源分配的扭曲使其变得低效率，从而减少这个成本化的信息租金。例如，在拜隆和梅尔松的模型中，通过减少产出总水平去减少租金，或者采用高于边际成本定价的方法。更为普遍的是，一个人如果花费了包括信息租金在内的社会成本，其便恢复经济学家通常所说的最优直觉。
拉丰（Laffont）和迪洛雷（Tirole 1993）以双信息不对称为基础构建了管制理论，一个未知的成本参数和一个管理者难以察觉的努力水准都会减少成本。效率租金的替代成为成本偿付管制的选择形式。在一个极端情况下，这能成为固定价格形式和减少成本的偏好；或者在另一个极端情况下，能成为成本增加项和提取信息租金的偏好。最优化管制的实施经常是通过一个成本偿还规则和扩展拉姆齐定价方法实现的。
这些理论已经形成了严密的构架用于分析传统的管制，例如回报率的管制或者价格缺口（price gap）的管制。公共服务自由化的实现在于当放开竞争时，只对在公共服务方面涉及到那些网络（network）行业自然垄断部分的调节。这导致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在管制和竞争的部分选择进入价格，以确保一个好的接口。在确保仍然能够融资和发展时，如何选择进入定价规则以优化网络的用途呢？当网络竞争时，例如电讯业，我们是否应当保持进入的公共管制，以避免可能的相互勾结而取得进入收费上的互惠，或者干脆实施竞争政策呢？对于放开竞争的部分，是一定要实施竞争政策的。
这种垄断管制是公共经济学中不完全竞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此，在垄断管制和竞争政策之间必须构筑一个桥梁。但是，竞争政策的理论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3.5 ZF的改革
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古老争论，继而引发了关于公共干预范围和更为普遍的关于ZF改革的公开争论。
重视ZF信息化困难，自然导致正面提出ZF结构的问题，特别是ZF的等级结构问题。因此，对腐败的理论和经验研究（罗斯-阿克曼，Rose-Ackerman，1978），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一个基本课题。这种腐败不仅存在于ZF传统特权的执行中，在一定条件下还存在于公共干预中，例如管制、经济资助、ZF采购等。
ZF必须委派代理人，但这些代理人都有自己的私人利益，因此，政策的执行和修改都要考虑这些代理人的动机。这经常表现为减少权力的激励方案形式，以减少相互勾结的利益物（Stakes）或者减少这些代理人的组织，取而代之以独立的实体。
毫无疑问，重视约束相互勾结的ZF干预相对是低效率的，但却是更加现实的。
4．公共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
公共经济学已有的大部分理论发展是假设ZF是一个慈善的独裁者，并承担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职责。人们用这种方法来描述ZF，使其具有这种特征，并解释已经忽视了动机问题的存在，因此把经济政策授权给了政客们。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很早就指出这种错误，它们现在处于政治经济学巨大成就的中心位置，并尝试重新引入用经济学去分析政治约束问题。这种成就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而这些现在是公共经济学争论的中心（迪克斯特Dixit，1996；拉丰Laffont，2000）。
实际上，通过放弃慈善ZF的神话，人们可以寄希望于发展有意义的私有化理论。夏皮罗（Shapiro）和威灵（Willing，1990）设想过ZF私有化的议程。公共公司的私有化在政治权力和公司之间产生一个信息不对称，这使得那些私有化工作更加困难，但随后能够使公民受益。这象是人们希望能够理论化边际成本定价的论辩（斯密Smith，1776；瓦尔拉斯Walras，1897），同样也希望找回喜爱平均定价法的经典经济学家的直觉（拉丰，2000）。同样，沿着这些线索，人们能够表述分权理论，以更负责任的态度裁决出效率的损失和所得（斯布拉特Seabright，1996）。
5．公共经济学和不完善合约
即使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通过启发性原则，合约理论在合约中没有约束经济集权组织的优越性，在通过指令优化组织经济活动之前，所有信息通过激励协调机构流向ZF，并向下流向经济代理人。
从以启发性原则为基础的假设得到这样一个与直觉相反的结果：如经济代理人完美的理性、信息沟通成本的缺乏、实用性理性、慈善的评判、完善的委托权。
除了发展完全合约范例用以靠近例如教育经济学和健康经济学领域之外，合约仍然能够产生新的视角，现存和不远将来的公共经济学理论体系在于一步步地逼进这些假设。不幸地是，我们不知道怎样用一个基本方法去处理其中的大多数问题。我们还没有一个基于经济学意义建立的信息沟通成本模型，我们也没有有关评判者行为模型。所以，理论家有很多缺点，这些缺点尽管在理论上是不能完全令人满意的，但毕竟他们提供了一些视野。
例如，对合约必要的简化出于有限的理性原因，或者，缺少慈善的评判可能限制合约的许诺权力。作为一个缺点，有人会研究如果许诺只在短时期内是可能的话会发生什么，或者如果有人不能承诺而无法重新谈判（德瓦迪庞特，Dewatripont，1989）。同样的，多原则结构可能有这样的结果，从信息沟通成本和自身愿望的出发点去与腐败战斗。他们这种低效的做法，会被描述成纳什（Nash）行为的主要继承人（马蒂莫特，Martimort，1992；斯杜勒，Stole，1991）。公共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理论会被视为对宪法制度的必要简化得出的结果。未经证实的范例（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哈特，Hart，1995）也符合合约的特别约束。
我们将看到，公共经济理论通过在合约中的这些约束更接近于真实的世界。但是，在这过程中我看到一些限制。从理论的观点来看，在合约中合并各种特别的约束可能没有意义，它们不能以同一现象中得出结果为基础。从实证的观点看，计量经济学家需要将最实际的合约约束合并在一起的结构形式。当他们不是源于被很好界定的制度约束时，这需要精密的选择。像现今大多数实证公共经济学成果那样，虽然简单但结构形式完全错误，或很复杂但更实际，这样一些文章总是交替出现的。
翻译自《公共经济学杂志》2002年第12期
国际著名公共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Jean-Jacques Laffont）
让-雅克·拉丰教授，1975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9年起在法国图卢兹大学任经济学教授至今。拉丰教授先后在加州理工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哈佛大学以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担任访问教授，并于1992年、1998年分别担任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主席和欧洲经济协会主席。
1990年他创建了产业经济研究所（IDEI），并担任该研究所的所长至今。目前这个研究所已经成为世界上研究产业经济最知名的学术机构之一。
拉丰教授在微观经济学的许多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包括规制理论、激励理论、公共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领域。他不仅是20世纪70年代委托代理理论、80年代信息经济学与财政学理论、90年代产业组织与规制理论的世界级学术带头人，也是新规制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经济学界有着极高的学术地位和声誉。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拉丰教授与泰勒尔教授合作将企业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和博弈论应用于电信竞争的实践中，创建了电信竞争的微观经济学新理论。
拉丰教授已经出版了１２本学术专著，在各类权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200多篇学术论文。他的《ZF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与泰勒尔合著）一书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最新工具，对新规制经济学进行了最具权威性的系统分析，这本专著是迄今为止规制经济学理论最权威的参考书，被学术界称为规制理论的“圣经”。他最近与泰勒尔合著的《电信竞争》，令人难以置信地将经济学理论完美地运用到实际的政策分析中，这本专著所阐述的观点对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电信改革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他最近出版的《激励和政治经济学》，利用合同理论方法研究政治经济问题，开创了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流派。
原作者：让·雅克·拉丰( 张文春译校)来源：法国图卢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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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很好的公共经济学述评，谢谢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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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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