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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凭什么制英国《茶叶战争》第一章
茶叶凭什么制英国《茶叶战争》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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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文转载自《茶叶战争》第一章：1840年的茶叶战争。第三节：茶叶、银子与鸦片。一、茶叶凭什么制英国。
　　1840年鸦片战争，就经济意义看来无疑是场茶叶战争。最初的问题都是茶叶输入英国产生的贸易逆差而引起的，为了扭转这种逆差，英国才向中国输出鸦片。茶是因，鸦片是果，鸦片的输入又导致中国白银的大量流出，为了银子，中国有了禁烟运动。
　　茶、银、鸦片的循环，最终引发鸦片战争。
　　早期的英国军舰
　　茶叶缔造了大英帝国，没有茶，就不会有英国的现代文明。&&艾伦&麦克法兰
　　一片武夷山的茶叶，从它带着清晨的露水被采摘到茶农手中开始，就走上了一条辗转之路。它被卖到附近的集市，换了主人，在那里，被品评，被炒制，被装运，接着翻山越岭、舟车川流，南下到广州，集装成箱，开始长达四个月乃至八个月的海洋之旅。等到伦敦消费者冲泡这片叶子的时候，最早都已是炎炎夏日，春天的气息只能在唇边荡漾。
　　英国人把茶叶亲切地称呼为香草，它来自中国，那是一个梦幻的国度，生产丝绸，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明。
　　宾汉在《远征中国纪实》的序言里说道：&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与中国的交往纯粹是商业上的。直到1840年，新的时代开始了，这个强大的东方国家与西方世界的人民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此前中国一直把西方当做半开化的野蛮人，用一种香草交换我们的产品，这种香草如今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的芬芳充满了使人欢快而不使人迷醉的茶杯。&
　　茶叶是何时进入英国的，没有确切的时间可查。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里，梳理了中国茶进入英国的一段历史。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M］.上海：东方出版社，2011.大约在1657年，英国伦敦有一家叫加威的咖啡馆，首次向市民出售茶叶，价格高达6~10英镑。在加威的出售海报里，茶叶的功能被描述为&质地温和，四季皆宜，饮品卫生、健康，有延年益寿之功效&。在这份&第一张茶叶海报&上，还有更多关于茶的信息，比如能让人身体轻快，提神醒脑&&海报还特别提醒，由于茶的功效众多，意大利、法国、荷兰等地的医生和名人都已经争先饮用了。茶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异邦，其医疗作用都是首先被提到的。
　　1660年，英国开始征收饮茶税，1689年开始征收茶叶关税，之后不断提高税费。年，按原价的64%征收关税，年平均为106%，年下降到100%，但1783年达到114%，1784年上升至119%。其后，为了抵制茶叶走私，英国政府不得不出台了&抵代法案&，茶税从119%降到12.5%，由此杜绝了走私，拉动了茶叶的消费繁荣。
　　凯瑟琳皇后图
　　大英帝国的饮茶风尚，被认为与一位嗜茶如命的皇后有关。英王查理二世的妻子凯瑟琳是葡萄牙的公主，她进入英国王室后，把英国那些与男人一样嗜酒的上层贵妇培养成茶叶爱好者。英国诗人E.沃勒赞美道：&花神宠秋色，嫦娥矜月桂。月桂与秋色，难与茶媲美。&
　　茶叶进入英国100多年后，已然成为上至贵族下至贫民都迷恋的饮料。戴维斯于1795年在《农工状况考察》中说：&在恶劣的天气与艰苦的生活条件下，麦芽酒昂贵，牛奶又喝不起，唯一能为他们软化干面包的就是茶&&茶不是造成贫穷的原因，而是贫穷的结果。&不管原因如何，茶已经是英国人生活中的必需品。茶叶也是中英贸易里最重要的物品，并由此成立了垄断中国茶销售的东印度公司。英国为茶立法收税，填补国库之虚。
　　1704年，东印度公司在发往各地商馆的文件里写道：&茶叶是对公司的利害极为重要的一般日用必需品。&在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出的产品中，自1718年开始，茶叶取代生丝、绢织物占了首位。以1784年为分界线，茶叶无论在绝对额还是就其在输出总额中的比重而言，都成了绝对重要的商品。茶叶贸易不但关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生死，而且对英国财政收入也至关重要。从1815年起，公司每年在茶叶贸易中的获利都在100万英镑以上，占其商业总利润的90％，提供了英国国库全部收入的10％。
　　斯当东很担心一些偶然因素会导致中英贸易中断。他分析，凭着英国人的勤劳勇敢和政府的贤明，许多问题都可以解决，但关键之处在于茶叶，这不受利益控制，茶叶只有中国才能提供，而此时英国人已经离不开茶叶了！这会让那些被后世嘲笑的晚清官员获得些许安慰，因为他们确实抓住了贸易问题的关键。
　　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斯当东浓墨重彩地描述了英国对中国茶叶的依赖，他说自从荷兰冒险家从中国带回茶叶后，茶叶在欧洲日益风行。茶在英国，从在咖啡馆销售，到后来成为国家税收的对象。东印度公司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从最初每年销售量不超过5万磅，到后来每年销售量达2000万磅。在英国，不分种族、不分男女老幼，每人每年平均需要1磅以上的茶叶。要是茶叶贸易中断，那么情况会很糟糕。
　　&突然停止提供这种大量的消费品而又无其他代替品，将会在广大人民当中产生很大的影响。英国方面已经设法在印度一些气候和土壤比较适宜的地方试种茶树。在科西嘉岛上的少量种植生长得很好，但是投资却大于产品价值。将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后，英国方面不必依赖外国进口，自己也可以生产价格便宜的茶叶，这种可能性也是不小。但是为了预防自己种植万一失败的情况，那就有必要同北京王朝搭上关系，改善英国在华商人的处境，使他们能够解除过去那种困难状况。&
　　经济上的单向依赖，让英国人必须面临一个巨大难题，如何支付茶叶费用？英国输出的产品在中国并不好卖，除了在以物易物的置换贸易中获得一些茶叶外，大部分茶叶需要用白银支付，为此英国付出了巨额的白银。
　　庄国土估计，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输出两白银到中国，年，从欧洲和美国运往中国的白银约17000万两。18世纪60年代后，东印度公司扩大了对华贸易，却带来更大的贸易逆差，白银问题导致了公司在广州资金周转困难。为了平衡贸易逆差，东印度公司决定对华输出鸦片。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白银两。通过鸦片的输入，英国人不仅得到了想要的茶叶等物资，还赚了大把银子回家。
　　英国下午茶
　　庄国土得出的结论是&18世纪中西贸易的基本结构，是西方国家以其殖民地产品，主要为白银、棉花、胡椒等交换中国的茶、丝、瓷器等。当这种贸易结构能保持平衡时，西人仍然获得巨额利润，传统的贸易方式仍可维持。由于白银短缺和中国政府厉行鸦片查禁，传统的中西贸易结构难以为继。西人随即诉诸武力，导致鸦片战争的爆发&。
贸易顺差与逆差并不能成为判断一个国家富强与否的标准，不然，现在的美国就是穷国。如何评判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里有强有力的论述。他认为
来源：&&&作者：佚名&&&编辑：a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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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凭什么统治世界？
日 16: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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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消息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旗下的中国改革网２５日登载了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许纪霖的文章《中国凭什么统治世界？》，全文如下：
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将中国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作为全球最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GDP总量今年将超越日本，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当很多国家为流动性不足发愁的时候，中国到处一掷千金，一副“不差钱”的富阔样。全世界都在惊呼“中国世纪”的到来。
于是我们也就不奇怪，当马丁·雅克在2009年推出《当中国统治世界》时，立即在英美读书界成为畅销奇书。去世不久的季羡林先生在20世纪末曾经瞻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21世纪，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领导全世界。这一“东方压倒西方”的惊世预言在雅克的书中得到了全面论证：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主导世界的最强大国家，人民币将取代美元成为世界的储备货币，汉语将如同今日的英语一样成为全球通用的世界语，孔子的教诲将与柏拉图思想一起成为西方学生熟悉的经典。雅克还呼应季羡林的说法，预言中国的崛起将是一场“文明的崛起”：如果说英国在19世纪是海上霸主，美国在20世纪是空中和经济霸主，那么中国到2050年将成为文明的霸主。
富强的崛起，是一次西方精神的胜利
中国的崛起当然已经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问题在于，中国的崛起与文明有关吗，抑或仅仅是一种“富强的崛起”？“富强的崛起”只是以GDP为核心的的一组统计数据，所谓民富国强，是综合国力的展现；而“文明的崛起”则是一种普世价值与制度体系，是人类历史演化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意义系统的诞生。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文明大国，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观点，儒家文明与犹太教－基督教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佛教文明一起，是影响至今的人类轴心文明。儒家文明提供的价值典范在于：法家追求的富国强兵并非正途，人类生活最重要的是保持天人之际、群己之际的和谐，国计民生虽然重要，但并不具有终极的价值，人生的意义在于成德成仁，统治者施行仁政，民众安贫乐道，维持身心平衡的礼治秩序。最后实现天下归仁的大同理想。儒家文明通过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在东亚地区曾经建立过长达千年的统治，那的确是一种以天下主义为核心的文明霸权。中国文明在18世纪到达巅峰，以至于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将年的现代化早期视为“亚洲时代”， 在欧洲工业革命兴起之前已经出现了全球经济体系，但它的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中国与印度是全球经济的中心，也是世界文明的中心。[1]然而进入19世纪之后，随着欧洲的强劲崛起，中国文明逐渐衰败。“老大帝国”先是败于欧洲列强，然后不敌过去的学生──因“脱亚入欧”而变得强盛的近邻日本。中国人痛定思痛，放下重义轻利的儒家文明，开始追求西洋式的强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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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弘　　 11:01:23　来源：
　　《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对500年来的中国历史作出了自己的解释。这本书自出版以后数次加印，包括本刊在内的很多报刊专访了作者韩毓海先生。然而，也有一些读者对于韩毓海先生书中的观点、论据、写作方法等提出了严厉质疑。本刊刊发这样的两篇文章，只是为了呈现读者不同的意见，以促进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文中观点并不代表本刊立场。
　　久闻北大教授韩毓海在学术界颇有影响，其作《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自出版以后，今年加印数次。鉴于对韩教授了解不多，我仔细阅读了作者简介。这本书勒口上的文字是：韩毓海，北京大学教授，曾任纽约大学东亚系教授，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特任教授，著有《锁链上的环：启蒙主义文学在中国》、《摩登者说》、《从“红玫瑰”到“红旗”》、《知识的战术研究：当代社会关键词》、《天下：江山走笔》等。多年来，韩毓海以其大气磅礴的思想气度、汪洋恣肆的文字风格、慷慨恢弘的人文抱负，成为“士”的精神传统在当代的有力接续。
　　而这本书的内容介绍是：本书以“基层组织”、“财政金融”、“世界大势”，重新审视世界格局中的明清兴衰，有力印证了：近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强弱。这一结论为当下中国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同样是今年，著名宋史专家王曾瑜在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其古史论文集，书名《点滴编》。《点滴编》的说明是：这是个人的一部中国古史研究论文集。从内容看，虽然大部分是宋代的，只有小量涉及前朝后代；但个人近年努力于贯通中国古今，故其中的不少论述，并非仅适用于宋史。点滴者，在知识海洋中个人学术成果微小之谓也，与另三部《锱铢编》、《涓埃编》、《丝毫编》为姐妹编。
　　按常理推测，术有专攻的作者，在其本学科领域内的研究更为可靠。王曾瑜先生研究古史的论文集，取名为《点滴编》，其谦逊之心让人敬佩甚至觉得有过谦之感。而搞文学研究出身的韩毓海先生，却要对近500年来的历史提出新说，并无比自信的将书取名为《五百年来谁著史》。按常理推想，此书必有创建。然而，读过之后的“惊人发现”却为我始料不及。
　　以论带史 观点先行
　　在阅读之初，我很难把《五百年来谁著史》定位为一种什么样的书。这本书第10页宣称：“我们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传统。”“无论如何，用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来解释历史、观察历史，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治史者最难得的是有三重视野：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财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势。”作者在第11页接着批评说：
　　今天历史研究的一些毛病，其中之一是：分析有余，概括不足，不能自拔于史实。因为没有社会生产方式的分析，没有思想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纲领，没有社会各阶级分析的观点，也就不能解释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这样就变成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事实，不见发展、变化、运动的逻辑。历史的实质全在变化，而这样的历史研究，却非但不关心历史变化之所以然，而且更不理会现实变化之所以然，只是用了几本中国古书和外国新书的知识，乃至名人轶事，去批评、点缀和套用现实的变化，而这种对于变化的拒绝，其实也正是对于历史本身的拒绝。
　　根据作者的表白不难看出，在开始论述之前，作者已经表明了自己“观点先行”，“以论带史”的做派。众所周知，纯粹地以论带史和观点先行被视为宣传配合而非学术研究，已成学术大忌。更多的历史学家早已抛弃了“观点先行”、“以论带史”的方法，更为注重“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
　　《五百年来谁著史》的抱负不可谓不宏大。按照韩毓海的说法，是要以社会生产方式的分析，思想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纲领，社会各阶级分析的观点解释历史。遗憾的是，这本书倒是显示出，作者对于中国和西方的思想史、社会史和经济史都极其陌生甚至可以说是无知，其主要引用的著作仅限于弗兰克《白银资本》和彭慕兰《大分流》，以及布罗代尔等人总计百本左右的著作。在国外著作方面，诺斯饮誉全球的经济史著作《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以及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剑桥欧洲经济史》等在这本书中全无踪影；在国内著作方面，中国经济史名家全汉升的《明清经济史研究》，侯家驹先生的《中国经济史》等与这本书密切相关的必读性著作，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汤象龙，社会经济史大家梁方仲等人的著述，同样没有进入作者视野。由此可见，作者自称“读书不多”，并非自谦而是事实。纵观全书，作者极少使用一手材料和历史文献。
　　这本书第18页，作者又和前说自相矛盾：“本书准备的材料原本是写三卷，与编辑者商量，目前出版的是第一卷。”“这当然不能算是史学，连历史研究可能也谈不上。但是，不局限于西方人的结论同时又把中国史与西方历史打通来看，把世界史理解为世界交流史、地域和文化互动史，对我这个读书不多的人来说，这可能是需要点勇气的。”
　　前面刚刚强调了自己著史的与众不同并批判了“今天的历史研究”，后面又改口称“不能算是史学”。如果说“把世界史理解为世界交流史、地域和文化互动史”是作者“别开生面”的“韩式著史”方法，有极大的“创造性”，那么，《五百年来谁著史》在学术体例上同样让人很为难：说是一本思想随笔吧，书中加了一些脚注，而且着重强调了自己解释这500年来的历史观点；说是一本学术著作吧，作者又没有逻辑严密的观点、论证，和建立在大量史料上的实证分析和研究。作者大量采用了弗兰克《白银资本》和彭慕兰《大分流》，以及布罗代尔著作中的观点，全无在学术上站得住脚、属于自己的创见。
　　这本书的结构极其可笑：前一部分“漫长的16世纪”是作者去山西给基层干部讲“科学发展观”的讲稿，在成书时拿来即用，充满了政工干部的说教意味；这一部分叙述的是，500年来，在“世界经济”向“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转化的过程中，中国由“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和“创生者”，逐步走向衰落的过程。（P21）后一部分“漫长的19世纪”中的部分内容，来自作者给北大文科研究生所开的“现代西洋理论阅读”课。作者描述的是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世界史。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大致就是从明亡到清亡的历史。（P175）作者得出的三个结论是：第一，“漫长的19世纪”是“未完成的世纪”；其次，“漫长的19世纪”还是一个“颠倒”的世纪。第三，“漫长的19世纪”总体上看来又是欧美列强的军事暴力和金融垄断支配世界的世纪，但是，这个靠“军事实力”和“金融财力”说话的时代，却是一个没有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时代，因而也不能说是一个“文明”的时代。（P175、176）两者合在一起，就成了一本书。
　　这本书洋洋洒洒近30万字，作者只有观点和意见的提出，被其用来作为理论支持的，只是一些综合性著作中的部分观点和作者经过过滤和挑选之后的“史实”。即便如此，这些材料也并没有经过作者的消化吸收后重组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是充满了“韩式著史”的臆想和推断，其立论和观点都十分可疑。可以说，韩毓海缺乏做学问最基本的研究素养和方法。如此“著史”，并且敢于以如此的书名招摇过市，作者有的不仅仅是“一点”勇气，而是“勇气”膨胀到了极点，迹近王朔所称的“无知者无畏”。
　　沙滩上面建高楼
　　韩毓海在《五百年来谁著史》中，自认找到中国五百年来积贫积弱的病根——国家能力差、白银货币权丧失。就后者而言，韩毓海以弗兰克《白银资本》作为证据就极其可疑。在韩毓海的论述中有一个“既定”的说法，即1567年前后，大规模引进白银来解决内部的货币短缺之前，存在着一个“中国主导的世界”。
　　对此，经济学博士、湖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易棉阳在《从〈白银资本〉硬伤看经济史学》中指出：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用大量历史资料和大量篇幅说明了一个只要读过中学历史的人就知道的常识——中国在1400年到1800年间的对外贸易大量出超，使大量白银作为贸易顺差流入中国。不过，作者的用意并不在此，而是以此为依据推出了一个独创性的新颖见解，即在年间，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而在此之前谁也没有想到据此来证明中国是全球经济中心而西方只是中国的边缘地带这么一个结论。弗兰克的这一独创推论既没有实证基础也没有逻辑依据。因为，从历史视角看，秦汉帝国毫无疑问是当时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但秦汉时期恰恰却是大量白银外流的时期；从现实视角看，当今美国是世界上头号外贸逆差国，而美国却是不容争议的世界经济中心。弗兰克用外贸盈余来证明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的结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这是《白银资本》的第一处硬伤。
　　不消说，弗兰克的硬伤，被韩毓海不假思索地全部拿了过来，将“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并作为“韩式著史”重要的立论基础，无异于沙滩上面建高楼。无论是中国学者马克■主编的《世界文明史》，袁行霈、严文明主编的《中华文明史》，还是美国历史学家爱德华·伯恩斯主编的《世界文明史》，马克思·韦伯的《世界经济史纲》，以及《剑桥中国明代史》等著作，均无“年间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或这一时间段是“中国主导的世界”的说法。更不必说，弗兰克的观点并未被学术界普遍接受并成为共识。弗兰克1957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1978年获巴黎第八大学政治经济学国家博士，研究领域涉及经济学理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世界体系史。《白银资本》产生的争论，相当一部分并非其学术价值，而是其反对“欧洲中心论”的立场所致。非专业经济史学者的弗兰克本人承认，他“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汉学家，更不是中国史研究者”。这几乎也意味着，弗兰克的研究必然有很多局限、不足和偏差。对中国读者而言，大抵希望能够从韩毓海所描述这一时间段的中国历史中重享昔日的光荣。遗憾的是，慷慨激昂的“韩式著史”并不足信，无法给予读者心灵安慰。刻意夸大和自欺欺人的说法非但无助于认清历史，反而容易误导现实。
　　在第二部分“漫长的19世纪”的论述中，他大量使用了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主任彭慕兰的观点，并往前走得更远。韩毓海如是写道：
　　彭慕兰也指出，与中国的“勤劳革命”不同，与其说工业革命创造了新的财富，不如说新的财富的发现，导致并推动了工业革命，因为工业革命的发生来源于两个方向的驱动：“向下”（挖煤）和“向外”（殖民地市场）。……其次是“朝下”。正如为我们所耳熟能详的，工业革命在全世界的象征都是黑暗的矿坑——恰恰是“黑暗的矿坑”形象地表明了“底层”这个社会学的范畴是怎样产生的：如果没有煤的大量采用，没有煤的热能对于太阳能的替代，工业革命其实就根本谈不上是一场真正的革命。1800年，英国的煤炭产量占当时世界的90％，这是英国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产品领先。（P288）
　　彭慕兰在《大分流》中关于煤的使用的观点，已经被学者黄宗智有力地质疑和批驳。按照黄宗智的说法，彭慕兰对1800年以后的历史的看法，关于煤炭的论述主要基于瑞格里。但是，彭扭曲了瑞格里的观点：
　　我们已经看到瑞格里讨论的是18世纪而不是其后的英国的煤炭生产。而且瑞格里强调的是两种因素的巧合，即煤炭的偶然发展与英格兰非常发达的有机经济这两者的结合，而不是单一的煤炭的偶然发展因素。可是彭慕兰却把瑞格里对英国年间的观察，转换成了1800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并由此得出单单机遇就足以解释工业化的结论。如此一来，瑞格里关于英国工业化过程带有机遇因素的相当奥妙的论点，到他手里变成了单一的“煤炭和殖民地”的解释。
　　在这本书中，韩毓海还写道：
　　英国的地理地貌特征其实就相当于“欧洲的山西”，而且其煤炭储备状态比山西更为特殊：英国存在大量的地表煤。这就是工业革命不产生于法国，不产生于荷兰，更没有产生于中国的根本原因，——恐怕也是最直接的原因。更进一步说，18世纪末，英国的森林覆盖率不足5％，这个国家陷入到燃料严重短缺中，煤是天然的燃料，这也是英国向下发展（掘煤）的根本动力所在，——对比而言，尽管中国经济的核心地带江南地区同样存在燃料短缺的问题，然而非常可惜的是：中国广大的南方并不产煤，而中国经济的核心地区江南和东南沿海更是处在一个严重的“贫煤带”上。——我们所能知道的工业革命发生的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使得中国、法国、荷兰、美国在19世纪没有发展起大规模的采煤业，恰恰就是经济的考量：成本和代价－代价和收益。（P289、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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