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区发展报告
计划单列等城市
简　介　　
　　《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报告》是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依托国家信息系统资源和网络优势，联合全国31个省区市、16个计划单列及副省级省会城市信息中心共同开发建设并维护。
　　建设宗旨
　　为国家宏观管理部门制定区域政策提供依据；
　　为地方政府领导了解各地发展态势提供窗口；
　　为投资商制定区域发展战略提供决策支持；
　　为专家学者研究区域经济提供基础素材。
　　报告内容
　　《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报告》包括全国及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及副省级省会城市季度、年度经济形势分析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发展规划及专项规划；2000年以来统计公报和政府工作报告四部分。
　　1.经济形势分析报告
　　经济形势分析报告是全面了解地区经济发展的权威分析资料。内容包括全国及各地国内生产总值、农业、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消费、进出口、利用外资、财政金融等方面基本运行情况，经济运行热点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及对策建议。
　　2.发展规划
　　（1）集中展示国家及各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2）全面介绍各地专项规划。包括城镇化、农业、水利、建筑业、交通、能源、科技、教育、高技术、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西部开发、人口、信息化等；
　　（3）重点工业发展规划。包括纺织、机械、建材、轻工、食品、电力、煤炭、石化、石油、化学、有色金属、冶金、汽车、造纸、医药等行业。
　　3.统计公报
　　全面收集了全国及各地2000年以来的统计公报，集中展示各地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4.政府工作报告
　　包括全国及各地2001年以来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点阐述各地政府当年工作重点以及相应措施。
　　定制服务
　　1.省区市月度监测报告
　　从各省及四大区域角度，分析工业、消费、投资、进出口、物价、财政收入等方面的运行特点，研判后续发展态势，提出相关发展建议，为决策者制定地区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2.地区发展专题报告
　　对国家关注的重点经济区发展规划、纲要和政策动向进行解读，深入分析区域发展特点与趋势，为投资机构提供重大项目机会与合作建议。
　　3.地区发展评价报告
　　利用中国区域监测评价体系，测算地区发展指数，通过对各地以及地区间发展基础与创新能力的比较分析，综合评价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地方政府制定发展战略提供辅助支持。
　　4.地区发展战略报告
　　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角度，分析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格局、发展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为决策者制定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服务对象
　　1.各级政府管理部门
　　2.金融机构决策者
　　3.国内外投资商
　　4.研究机构
　　5.大学图书馆
　　服务方式
　　1.在线浏览
　　2.卫星/网络传输（局域网服务）
　　3.数据库光盘
　　4.邮件发送
　　5.个性化定制
　　售后服务
提供咨询服务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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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从2014年迈向2015年的关节点上审视当前全球经济的运行态势，可以发现，尽管经历了长达七年的危机和反危机的反复较量，经济的复苏势头仍然弱于预期，主要经济体低速增长中的不平衡发展更为明显。
就国内来看，中国经济迈入大转型时期的“新常态”，过去的“旧常态”难以为继，而我们所期待和追求的“目标新常态”还任重道远，从“旧常态”到“目标新常态”之间的这一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经济安全、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公平正义等重要方面都在演化，故此，我们需要从多维度定义经济“新常态”。
从2014年至2020年之间的经济“新常态”可分为两个阶段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从过去的平均10%左右降至7.5%左右，有人口结构变化等中长期的结构性因素，也有短期的周期性因素。根据周期性因素的变化，从2014年至2020年之间的经济“新常态”，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其一，年以“三期叠加”为核心特征，可称之为“新常态I”。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是这一阶段最为突出的影响因素；其二，“三期叠加”之后的年，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可称之为“新常态II”。这一阶段，在前期完成去产能、去杠杆、去泡沫的基础上，围绕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新的经济上升周期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
归纳起来，经济“新常态I”的主要表象是：（1）长期结构性因素变化导致潜在经济增长下移至中高速通货膨胀压力缓解；（2）短期的周期性因素通过去过剩产能、去地方政府性债务杠杆、去房价泡沫等方式导致通货紧缩、债务紧缩和产出负缺口的风险上升，经济下行压力大；（3）保障经济安全，多目标的“区间调控”、“定向调控”和“结构调控”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新常态；（4）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提升；（5）促进公平正义。
中国“新常态”经济可能存在三种前景展望：第一，定力不够，重新出台强力的刺激政策，势必使债务杠杆率更加恶化，对局部区域的房地产泡沫火上浇油，未来经济出现断崖式坠落的可能性加大；第二，政策预判失误，微刺激的政策着力点不够保持经济的底线，或者受地缘政治冲突影响，能源供应中断，难以守住经济增长的底线；第三，保持定力，通过适当的微刺激，坚守稳增长的底线，促进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释放创新和改革红利，到2020年顺利实现改革目标和十八大双倍增计划。根据IMF的统计，2013年中国人均GDP为6629美元，即便不考虑人民币升值因素，收入倍增计划意味着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超过10000美元，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从过去的平均10%左右降至7%至7.5%左右，但从经济增长、就业、物价、新登记注册企业四个指标来观察，与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国家比较，中国“新常态”经济仍是世界经济中的亮点。一是“新常态”的经济增长是有效率的。二是就业形势良好。三是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稳定，通胀压力缓解。四是新登记注册企业增加，市场活力被激发。
“新常态”经济增长动力将被重构。一方面除了“三期叠加”、产能过剩、房地产市场下行等因素的影响外，一些制约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因素增多。其一，人口结构变化等因素可能导致储蓄率缓慢下移，势必缓慢校正“旧常态”下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循环机制；其二，清理地方政府性债务将使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受更多约束，国有企业薪酬改革可能影响国有企业的投资发展动力；其三，银行不良资产上升可能制约货币信贷投放。
与此同时，“新常态经济”也表现了经济增长的韧性，随着深化改革和推进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也在增多。细数起来，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改革红利正在积聚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简政放权、国有企业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自贸区建设等改革举措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三次工业革命、互联网和大数据为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创新创业提供了契机；新的开放红利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崭新的舞台。以建设经济共同体为核心的发展战略，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反映了中国与周边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共同利益诉求。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和自贸区建设，中国将从贸易大国转向资本输出国；新型的区域发展战略为经济均衡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京津冀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建设是未来区域经济优化空间布局和协同发展的两大增长极；依法治国方略为经济改革保驾护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性红利将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外汇占款增幅下降成为新常态，要求中央银行创新国内的资产业务
2015年，货币政策受到多方面约束，一是总体经济下行压力、通货紧缩和债务紧缩的潜在风险要求货币政策适度放松，定点定向解除风险源；二是金融创新导致传统银行业存款搬家，制约了利率下调空间；三是美国经济复苏和美元走强，美联储退出QE后，会缓慢加息，国际资本回流美国的趋势已经形成，为防止中国资本流出对经济产生意外冲击，人民币贬值和降息等价格型宽松政策的操作空间受约束；四是中国外汇储备总规模已经十分庞大，今后要向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方向转型，过去通过“双顺差”积累外汇储备——增加外汇占款——增加基础货币的模式将逐步退出，外汇占款增幅下降成为新常态，这就要求中央银行创新国内的资产业务，开发新的基础货币供应渠道。
综合这些考虑，在“新常态”经济下，2015年的货币政策可有的选择是：
（1）在经济下滑压力增大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继续向中性略松方向微调，基于当前通胀水平较低和社会融资成本偏高等问题，建议根据通货紧缩预期适当降低存贷款利率，调整存贷比，降低存款准备金，适度增加货币供给。
（2）通过各种定向措施如再贷款、定向降准，将基础货币注入与资金流向为更紧密地挂钩，以提升对经济发展中的重点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
（3）有序推动资产证券化，拓展融资渠道，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服务项目建设解决长期资金筹集问题，增加金融机构化解风险手段。
（4）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防止大规模资本流动的不利冲击。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2015年需要实施更加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2015年需要实施更加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
（1）提高资金使用效率。2014年，在加大反腐力度、严肃财务纪律的背景下，政府性资金沉淀规模进一步增大，产生了紧缩性作用。“盘活财政资金”已经成为颇为头疼的问题。就长期来看，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是简政放权，压缩政府规模，减少财政收支规模，通过结构性减税“还税于民”，从根子上解决财政支出“虚胖”的问题，解除财政收税和发债集中资金——通过项目制安排财政支出——财务约束——政府性资金沉淀——国库资金存放于人民银行抵消基础货币的紧缩性循环。在短期内，需要清理、归并，合理安排预算支出。
（2）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在经济减速过程中，财政政策一方面受经济基本面影响，财政收入增速下降；另一方面财政又需要承担逆周期调控的责任，需要扩大支出，这就必然要求赤字规模和债务规模适度扩大。为此，在2014年财政预算赤字13500亿元的基点上，以财政赤字占GDP的3%为天花板，2015年，财政赤字的最高限额为20000亿元。也即是说，财政赤字的扩大需控制在6500亿元之内。考虑到以往财政赤字占GDP比重的最高水平是2.9%，并且基于防范财政金融风险等各方面因素的目标，2015年，除非发生特别重大的非预测性变化，全国财政赤字宜掌握在16500亿元上下，比2014年增加3000亿元。如此，财政赤字率可控制在2.5%左右，比提高0.3个百分点左右。
（3）在促进经济向“目标新常态”转型方面，要做到优化收入和支出结构。在收入方面，包括①清费立税，扩大政府收入的常规性；②调整税制结构，增加直接税比重。在财政支出面上，做到财政统筹、稳定规模与调整结构并重，包括①统筹预算，建立公共资源的统配模式；②稳定税负、定向减税和调整支出结构，向科技创新和民生领域倾斜。
年中国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高储蓄的良性循环机制是经济发展“旧常态”的重要循环机制
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亚洲增长神话主要以高储蓄、高投资拉动的观点。中国的国民储蓄率非常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2年中国总储蓄占GDP的比重为50.1%，位居世界第三，世界平均水平只有21.3%。从历史上看，也超过了日本战后发展时期的最高水平。中国高储蓄率主要原因是：（1）历史上通过低工资、人为制造的城乡差异实现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和经济赶超模式，压低消费比例。（2）改革开放后，中国金融体系中的消费金融、家庭抵押贷款和保险业务的不发达也导致储蓄率居高不下。（3）由于退休、病残以及失业保险等方面的公共安全网络欠缺，中国的“预防性储蓄”相当高。（4）人口方面的原因，比如人口寿命的延长和人口红利期老年人比例下降等。
储蓄必须通过投资和出口来吸收。与高储蓄相伴，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率的平均水平为28.6%，从1992年开始，固定资产投资率大幅上升。在经济过热的1993年，固定资产投资率曾达到37.5%；经过几年的调整，1997年降到33.8%，随后从1998年开始上升，2004年已经达到43.3%，不但高于美国和OECD国家的长期投资比率，而且高于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高增长时期的投资比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采取了超级扩张性救市措施，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进一步上升，2013年达到49.3%，这与世界平均固定资产投资比率下移形成鲜明对照，2012年世界平均值仅为21.9%。
同时，受益于国际经济“大稳定”发展时期的全球化红利，中国低廉的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要素配置，中国加入WTO之后，商品出口规模迅速扩大。2002年中国商品出口占世界商品出口的比重为5%，2013年上升为11.7%。而日本、德国和美国基本呈下降趋势，2013年这三国商品出口占世界商品出口的比重分别为3.8%、7.7%和8.4%。商品出口带来大量货物贸易顺差，2008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经常项目顺差（货物贸易）达到3606.5亿美元，比2002年增长8.2倍。
在高投资和高出口带动下，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从1981年到2011年，按算术平均值简单计算，中国GDP增长率平均值达到10%，高于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中国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过程，是转型经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同时又是劳动力转移过程，因此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解释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在劳动力转移条件下，需要较高的资本形成；政府公共资本的拥挤效应推动高投资和高增长，同时带来了宏观成本；剩余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效率更高的部门，必然会产生高储蓄和高增长。年中国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高储蓄的良性循环机制是经济发展“旧常态”的重要循环机制。
潜在的金融风险是驱动中国经济从“旧常态”向“目标新常态”转型的触发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高储蓄循环机制一直运行良好，中间虽有几次波动，但经过经济结构调整、债务重组和宏观调控之后，又重新沿着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高储蓄循环机制继续运行。美国次贷危机后中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强刺激政策虽然使得中国经济很快触底反弹，但同时也造成了产能过剩、资产价格泡沫与地方债务剧增等一系列负作用，这些负面影响集中体现为潜在金融风险上升，债务周期的冲击是驱动中国经济从“旧常态”向“目标新常态”转型的触发点。
（1）产能过剩导致的金融风险。在外需萎缩与内需不振的背景下，过去持续高投资形成的庞大产能不能通过国内消费与对外出口这两个渠道充分消化，这无疑会导致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制造业产能过剩不仅出现在钢铁、水泥、电解铝、玻璃、PVC等传统行业，甚至出现在光伏、风电、造船等新兴行业。在基础设施领域，产能过剩体现在，在2008年以来四万亿浪潮中上马的很多高速公路与机场，特别是位于中西部地区的新建基础设施项目，目前使用率严重不足，要收回投资成本可谓遥遥无期。产能过剩造成的资源错配最终会转变为部分金融资产质量下降，比如为企业高投资提供融资的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上升，为企业高投资融资的影子银行体系中的各种理财产品出现现金流问题导致还本付息违约，资金链断裂之后可能引发局部的连锁反应，导致短期利率上升、部分金融产品违约，演变为局部的金融风险。
（2）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房地产市场相互牵连的金融风险。2008年底推出4万亿的财政刺激方案，中央财政只出1.18万亿元，剩下部分由地方财政来出。地方政府以土地、基础设施、地方国企股权等资产作为资本金注入融资平台，再由融资平台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与商业银行三者之间形成利益共同体，这一模式能否持续，关键取决于房地产市场是繁荣还是衰退。如果中国房地产市场繁荣、房价一路上涨，则地方融资平台能够轻松地还本付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充裕、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非常健康；相反，如果中国房地产市场开始向下调整，则地方融资平台、地方政府与商业银行的财务状况会恶化，金融风险增大。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持续性的上涨，但2014年以来，房价涨幅趋缓，从2014年下半年以来，房价开始出现环比负增长，这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与商业银行三者相互依赖的运营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
中国正处于“新常态”经济周期探底过程
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新常态”除了中长期结构性因素导致的潜在增长率下移之外，也受经济周期因素影响。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中长期的结构性因素，而非周期性因素。2014年3季度GDP增长7.3%，较上半年增速下滑0.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2.1%左右，但从短期指标来看，中国正处于“新常态”经济周期探底过程。根据10月份公布的数据计算的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经济运行指数（NAES指数）分析，整体经济仍处于低迷时期，还不具备回稳向上的持续动能，未来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仍较大。
2015年中国预计经济增长7.0%左右
报告预测：2014年第四季度CPI上涨1.5%左右，全年涨幅为2.0%左右；2014年第四季度GDP增长7.3%左右，全年GDP增长7.4%。全年消费增幅为11.9%左右，比去年回落；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幅15.78左右；全国财政收入增长8.6%，全国财政支出增长9.3%；货币供应和信贷全年分别增长11.8%和13.2%左右。
2015年经济增长7.0%左右，居民消费价格上涨1.9%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2.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3%，全国财政收入增长7.6%，全国财政支出增长9.5%，货币供应（M2）增长12.1%，信贷余额增长12.8%。总体上，经济增长保持平稳，运行在合理区间。
中国对外贸易的超速增长时代已经终结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对外开放，外商投资和对外贸易曾是推动中国经济迅速摆脱贫困陷阱循环、步入高速发展之路的主要动力之一。然而，随着中国国际收支顺差的巨额累积和对外贸易依存度（对外贸易额与GDP的比率）的急剧上升，不仅国际经济失衡矛盾和国际贸易摩擦加剧，而且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稳定也受到严重威胁。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转折点，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中国经济结构的持续调整，中国对外贸易特征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对中国经济也正在产生诸多方面的影响。
1978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只有9.7%，到2001年已经上升到38.5%。随着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对外贸易额迅猛增长，2002年对外贸易依存度跃升到42.7%，2003年跃升到51.9%，2004年跃升到59.8%，2005年进一步跃升到63.2%，2006年达到最高点位65.2%。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略微下降至62.8%，2008年和2009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对外贸易增速下降，使得对外贸易依存度也迅速下降，2008年降至57.3%，2009年进一步下降到44.2%，此后略有恢复，但已经不能改变缓降的趋势，至2013年仍只有45.4%。这表明中国对外贸易额的增速已经开始慢于GDP增速，对外贸易的超速增长时代已经终结。
中国“新常态”经济仍是世界经济中的亮点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从过去的平均10%左右下滑至7.5%左右，进入了“新常态”，这种新常态的综合性特征可以从经济增长、就业、物价、新登记注册企业四个指标来观察。
一是“新常态”的经济增长是有效率的，“挤水分”是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之一。在三驾马车中，外贸增幅略有改善，投资增幅出现较大幅度下移，而投资是与产能过剩有关，经济增速下滑是缓解产能过剩的好时机；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衡量的消费指标下滑与中央坚持反腐、三公消费大幅萎缩有关，这是挤出浪费后的消费，而且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看，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继续增强；因此新常态是挤出水分的有效率增长。经济增长减速反映了潜在增长率下移和短期的周期性因素共同作用，2014年三季度GDP增长7.3%，即便中国经济增长率降至7%，也是世界前几大经济体中的最高增速。
二是就业形势良好。求人倍率和就业率均达到较好水平。大学生求人倍率低，说明劳动力市场仍存在结构性问题。因服务业比重上升，单位GDP增速带动就业的能力增强。2007年以前，我国GDP增长一个点能带动城镇新增就业100万，而近几年同样增长一个点，带动就业150万人左右。2014年前三季度月，累计城镇新增就业已经达到1082万，外出农民工1.75亿人。
三是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稳定，通胀压力缓解。巴西、印度、俄罗斯10月份消费物价涨幅超过5.5%。2012年以来，中国消费物价月度同比涨幅被控制在1.7%到3.1%之间，2014年10月份上涨1.6%，位于目标范围内，低于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
四是新登记注册企业增加，市场活力被激发。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先后取消和下放了632项行政审批等事项，改革工商登记制度，有效降低了创业成本和市场准入门槛，调动了全社会创业兴业的热情。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数据，2014年前三季度新登记注册企业264.8万户，同比增长52.44%，注册资本（金）13.42万亿元，增长99.76%。在新登记注册企业中，第三产业企业数量占比超过75%，高新技术、文化娱乐及科学技术服务业等行业新登记注册企业保持高速增长。新增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持续快速增长，成为解决就业的主渠道。
比较中国与世界典型经济体的综合性宏观指标，毫无疑问当前中国“新常态”的经济增长与消费物价指数的组合好于美国、欧元区、日本、巴西、印度、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
中国“新常态”经济需要实施新的对外经济战略
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大型经济体，不断扩大开放、全面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将是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的重要的内涵之一。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对外经济战略也应作出相应调整，重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避免与美国经济脱钩；二是优化出口结构，鼓励对外直接投资，实现由国际贸易大国向国际贸易强国和资本输出大国的转变，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战略；三是由被动融合转向主动出击，在区域经济中发挥更加主动的作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四是加强宏观调控政策的国际协调条，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对外经济战略应当以“合作共赢”的主题，处理好“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关系，推动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逐步打造内外相通、相互促进的开放经济2.0版本。
中国“新常态”经济需要实施新的能源安全政策
在新常态约束下，中国能源需求的长期预测说明中国的能源对外依赖程度还可能上升，但国际经济形势和国际能源格局的新常态决定了国际能源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基本平衡，美国能源革命产生了一系列有利于美国经济发展的后果。新常态下的均衡能源安全观，并非单一的能源领域问题，也非被动地保障能源安全，而是要将能源部门与国民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实现相互促进，均衡发展。今后需要摒弃传统思维下经济赶超阶段能源安全认识的局限性，实现有效保障能源供给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应从五个方面落实新常态下的均衡能源安全观，包括：合理规划、重点突破，有效保障国内能源供给；科学引导、积极鼓励，切实转变能源消费理念；加大投入、创造条件，有效推动能源技术创新；顶层设计、系统思维，切实推进能源体制革命；平等友好、互惠互利，有效开展能源国际合作。
中国未来的环境政策也需要适应“新常态”经济
中国必须摒弃片面追求高速度的粗放增长，推动经济发展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转换到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的可持续发展方式。一是需要完善综合决策机制，完善政府负责、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环境管理体系。二是加强法规体系建设，彻底落实依法治理环境。三是完善环境经济政策，比如差别定价、排污权交易、推进环境税费改革、建立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制度，探索建立区域性国家生态补偿专项资金制度等。四是加强科技支撑，提升环境科技基础研究和应用能力。五是发展环保产业，环境治理需要产业升级，由此将带来新的投资机会，也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片广大的领域。
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推进内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将推动中国“新常态”经济转型升级
完善城市化发展的空间布局和转移支付制度，缩小地区差距，逐步消灭二元经济结构，拓展经济持续增长的空间。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工业化、城镇化的纵深发展有一个逐步推移的过程，人口红利的下降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就为我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保持较快增长提供了的较大空间。2013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七千美元左右，但是城乡差距、城市间差距仍然巨大。天津、上海、北京等城市人均GDP已经超过一万美元，但仍有不少城市人均GDP不到六千美元。发达城市受制于地理空间制约，拥堵、污染等城市病已经显现。通过区域性协同发展，是提升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配置的必由之路。京津冀经济圈、长江经济带、超大城市群等区域经济的发展为中国经济升级版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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