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贷款投资企业倒闭银行债务是否子女偿还 - 相关问题 - 110网法律咨询
父亲银行贷款十万投资,现在企业倒闭.无经济能力来偿还子女以后是否要来承担偿还的责任?谢谢
父亲有一房价值十八万 因赌现负债 欠下十三万 亲戚强制要求父亲现在把房子过户到子女名下 父亲还在世 子女是否有偿还父亲债务的责任，如果多年后父亲过世，子女是否有偿还父亲债务的责任，法院及银行是否会查封房子
儿子买车向银行贷款，现在儿子没钱偿还，年老父母是否需要替其偿还？
另外，儿子已结婚生子，并且和父母及弟住一起，他的所有债务是否会牵连到其父母及兄弟？
银行贷款的担保人是否需当场签字才有效？
父亲做生意赔了钱在外头有很多糊涂账，欠下很多债务。母亲和儿子为了他也都该借的都借了。可还是无法帮助偿还。而且父亲从来就和家里人说实话。现在总是每次都说可以搞定，没有问题。其实根本就不和家里人说实话。搞的要账的人总是找母亲和儿子的麻烦。儿子由于自己的努力近期也找到了不错的工作。可惜父亲的问题而且被迫搬离曾经的家里并影响到了儿子的工作，母亲和儿子都为此都伤透了心。也无法再继续相信父亲。
母亲为了儿子的前途，想和父亲离婚。因为这样耽误下去，母亲很担...
贷款人死亡，房产抵押该如何处置，是否可以继承？是先继承还是先偿还贷款？银行能否起诉其家属（贷款人妻子）偿还贷款本息？其抵押的房产证是贷款人，但实为夫妻共有，且其妻子同意抵押，即抵押合同有效，其妻子能否成为被诉的主体？
我朋友2001年承包本单位的鞋业公司，我集资10万，口头表示按照股份分红，没有参加内部管理，一直没有参加分红，连年亏损，钱抽不回来，2011年承包到期，有限公司倒闭，承包人借个人银行的钱债务80万还不上，要我按照投资比例分摊债务，我的成本赔完不要，是不是还要分摊亏损的钱？我和承包人没有入股或合伙协议，是否和直接管理经营的承包人一样承担债务？
父亲做生意在银行贷款后突发脑出血去世了，银行一直也没找过我们，但现在贷款到期了，我的手机收到信息说我的账户被冻结了，父亲的生意做了一半就不在了，带的款也没地方，只有一些设备呀，谢谢！ 那银行的贷款该有谁来还，有没有父债子还呀
国企向银行贷款后倒闭被拍卖，该企业的租用商户能得到赔偿。那国企不赔偿该怎么办？
我父亲因患肝癌已被医院确诊，已经无偿还能力了 每天都有追债务的怕我父亲死亡后钱要不到，每天都来追 如果我父亲死亡后他所欠债务会落在我的名下么
因为生意赔钱给银行的贷款无法到期偿还,现银行将清收交给投资公司,现影响我的正常生活,银行清收贷款交给投资公司是否合法?
母亲欠下私人或银行的债务，子女要偿还吗？母亲没有任何固定资产。乡镇债务“黑洞”：乡镇债务“天文数字” 乡镇政府面临“破产”窘局 - 中国农经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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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债务“黑洞”：乡镇债务“天文数字” 乡镇政府面临“破产”窘局
发表日期：日&&出处：中国农经信息网&&作者：佚　名&&本页面已被访问 1673 次
&&& 乡镇政府是我国最基层的一级政权组织，直接面对广大农村和农民的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基层政权的繁荣、稳定，不仅关系到九亿农民脱贫致富，而且事关中华民族全面奔小康的进程，更是事关国家稳定、富强的宏图伟业。由于多种原因，全国很多乡镇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全国３．９万多个乡镇的债务高达近３０００亿元。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乡镇政府的债务现象尤为突出，几乎所有的乡镇政府都被巨额债务所累，有的地方到了无法维持运转的地步。但是，作为国家一级基层政权组织的乡镇政府，国家是绝对不会允许它像企业那样破产的，各级政府想方设法保持基层政权机构的正常运转。乡镇政府的债务成因、危害、化解债务的有效途径等诸多问题值得认真探讨。猴年春节前后，记者带着这一问题，展开了调查。&&& 乡镇债务的“天文数字”&&& ２００４年２月５日，农历正月十五，中国传统的元宵节。猴年新学期开学的第四天。一大早，重庆市开县渠口镇小学的１５００多名学生像往天一样高高兴兴地赶到学校，没想到迎接他们的是“铁将军”把守着进出学校的大门。原来，距此不太远的本县长沙镇的数十名民工三年前用他们的双手修起了这栋学校综合楼。楼修好了，可是建筑包工头迟迟没有付清他们的工钱。民工们历经几年讨要无果，便出此下策，将学校的大门锁上了。民工们知道这种做法不合法，但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们找包工头，包工头也是有苦难言，他承包建筑这栋教学综合楼采取的是垫支建设，作为业主的学校，在工程竣工结算后只付了少量工程款，尚欠８０多万元的工程款。包工头找学校讨要，学校找当地的投资建设者――开县渠口镇政府，镇政府也拿不出钱来，便只好一年一年地拖了下来。真正的债主是开县渠口镇人民政府。据该镇党委书记杜子明介绍：镇政府至今还欠债６００多万元。债务中的大头是教育方面的建设投入，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达标、农村中小学校舍排危达标等的所欠债务高达３００万元；另外几笔欠债是：农村“三金”４０万元、企业债务１５０万元、历年财政赤字累计１０５万元。乡镇政府的债务可以用“天文数字”来形容并不夸张。位于四川省和重庆市交界处的四川省开江县任市镇，镇政府所欠债务高达１１００多万元。该镇党委书记张弟平对记者介绍债务的构成时说：用于教育“普九”建学校的有３７０多万元、教师工资１００多万元；通信建设的程控电话投入１３０多万元；政府企业办公室兴办企业贷款４００多万元；贴税９０多万元。&&& 石桥乡离重庆市万州主城区５０多公里，人口１．５万余人，这样一个小乡的政府债务竟然也高达１２００多万元。其债务的构成依然是这样几项：教育“双基”达标１７０万元、农业“三金”３１０万元、建垮了的半拉子五级电站５１０多万元、公路硬化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建设２００万元。该镇党委书记牟东荣对政府欠下的巨额债务感到压力空前。２００４年１月中旬，在重庆市万州区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就乡镇政府所欠债务、影响政府运转这一问题作了专题发言，引起了重庆市委常委、万州区委书记马正其的高度重视。乡镇政府欠债这是普遍现象，尤其是在中西部不发达地区，乡镇政府欠债更为突出，几乎没有不欠债的乡镇。四川省开江县财政局办公室主任李亚军介绍说：全县２０个乡镇，每个乡镇都存在着大量债务，单是各乡镇政府欠县里的资金就超过１８００多万元。前不久，重庆市农调队公布的一份材料说：２００２年，万州区乡镇债务为８．８６亿元，平均每个乡镇的债务近９００万元；乡镇地方财政收入入不敷出，负债沉重，最高的乡镇负债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的１３倍，最低的也在４．３倍。四川省安岳县的乡镇债务总额逾４亿元，每年需支付贷款利息２０００多万元。早在２０００年时，云南省全省乡镇财政赤字４．８亿元，隐性赤字高达９．３亿元。青海省建立财政所的２７２个乡镇中，有１８１个出现赤字。　　２００４年１月１６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于建嵘在人民网强国社区上发表文章指出：全国３９１７５个乡镇中有６５％的乡镇负债高达３２００多亿元，他疾呼“中国农村出现了严重的治理危机”，并把乡镇政府负债的财政危机列为中国农村严重治理危机的三大原因之首位。&&& 乡镇债务“黑洞”的由来　　作为一级基层政权组织的乡镇人民政府缘何产生如此巨大的债务“黑洞”？记者在采访调查中发现，既有主客观原因，也有历史与现实的原因。综合起来主要表现为：体制不顺、机制不严、决策失误、虚假政绩等。从体制方面看，作为我国四级政权组织最底层的乡镇一级，突出表现为因体制不顺，乡镇一级无法统揽起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事务。乡镇政府的人权与财权不统一。作为乡镇的人事，是由上一级政府的人事部门决定，乡镇自身无权决定人事；而财政方面则是实行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乡镇财政实行分级包干。乡镇机构在迅速扩大，职工工资在不断增加，乡镇财政主要依靠征收农业税和少量的其他工商税收，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缓慢，形成人头经费缺口。重庆市农调队对天城移民开发区培文镇的调查表明，培文镇１９９２年财政收入５５．９万元，财政供养人口１８０人，工资性支出７２万元，２００２年财政收入为７６．４万元，工资性支出１６７万元，净增支出９５万元，形成了负债。长坪乡财政所所长周相忠告诉记者，作为只有１．１万人口的山区乡，每年财政总收入仅６０多万元，但每年的支出却超过了百万元大关，差口越拉越大，如今已形成了政府负债４００多万元的局面。乡镇一级的事权与财权也是不统一的。表现得尤为突出的是国民教育人民办。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全民大办教育，修建学校校舍、拆除中小学危房，还有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扫除农村中青年文盲、农民技术教育等等任务都落实到乡镇承担。税费改革前，乡镇用于教育的投入主要依靠向农民征收教育附加费和教育集资，虽然数额不是很大，但每年都有固定的来源，尽管农民对此意见很多，各地采取这样那样的手段总能强制征收上来。用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这是前些年颇为流行的做法。修学校没有钱，便采取向银行贷款、建筑队垫支修建、向民间拆借等办法筹措教育资金，正是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使得各地乡镇的教育债台越筑越高。四川省开江县任市镇党委书记张弟平说：全镇在并村前共有２０个行政村，按照上面的要求村村建学校，到后来由于大量人口外出，很多学校出现生源不足，甚至有的学校只有十几个学生、几个教师，学校被迫关门，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表明，目前中国九年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中，乡镇负担７８％，县负担９％，省、地负担１１％，中央财政负担仅约２％。税费改革前的教育投入靠的是向农民收费。农村停止教育集资后，原来设想的“明天的钱”已经没有来源，乡镇财政开支的百分之七、八十用于教育，而且仅仅用于教育支出中的教师工资，像危房改造、教育设施投入等根本无法顾及。农村中小学基本建设投资不足，将直接影响到当前劳动者和未来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的提高。乡镇财政的包干经费与基本需求不统一。重庆市农调队的调查报告指出：在他们所调查的乡镇中财政收入本身离财政供养人员的“人头”经费数量需求存在很大差口，加上正常的办公经费、疫情防治、计生投入、优抚等保稳定的基本工作经费，只好采取负债运转。这就使得乡镇的债务不断增加，匮乏的乡镇财政更加雪上加霜，乡镇领导为此苦不堪言。群众尾欠、上清下不清，乡镇的“贴税”现象造成乡镇负债加剧。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很多乡镇都提到这一令他们头疼的事。据了解，所谓“贴税”是指各乡镇实际收到的税与上级所规定的税收任务存在差距，乡镇必须用自己的钱来垫付。据张弟平介绍，任市镇总人口５．３万，每年都有大量农民外出，农业税很难全部征收到位，只好采取多种形式将要缴到上级的任务完成，然后再想办法进行补征，所以他们镇里欠下了近９０万元的“贴税”债务。重庆市万州区石桥乡党委书记牟东荣说每年他们都要花很大精力作协调税收的工作，以期达到完成税收任务。“说白了是要税，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买税。”在采访中，许多乡镇领导发出这样的感慨。目前许多乡镇，尤其是以农业为主的乡镇，如果据实征税，实际征收额与上级规定的任务，一般都有一个较大的缺口，而这个缺口对乡镇一级政府来说，是一个硬缺口，必须堵上，否则乡镇就难以拿到工资，乡镇政权也难以运转。因此，在年底，乡镇往往要从各方面借债，补足财政上缴缺口。实际上，当前的干部管理和考核有一种债务内生增长机制，即政绩考核体制的错误导向：“贴税”受表扬。由于上级只管税费能否收上来，不管采取什么方式，收上来就是成绩。更有甚者，有的地方还要求乡镇干部自己选择“要么完成财税任务，要么摘掉乌纱帽”。借债上缴有好处，从实际出发则要挨批评，甚至还要被撤职。在这种导向之下，乡镇干部不得已选择借债上缴，以保障乡镇政权的运转。机制不严，随意开支造成了不必要的债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购买车辆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年终职工分发奖金有着严格的组织纪律，修建办公楼、添置办公用品都有严格的规定。近年来，这些规定和纪律逐渐淡化，乡镇无论有钱无钱都在买车，而且越买越高档；乡镇可以自定政策发放奖金，且一年不比一年低；乡镇办公条件在改善，且越来越现代化。在基本是“吃饭”财政甚至连“吃饭”都不能保证的乡镇财政，所有这些项目只能依靠负债来完成。还有的乡镇本来财力有限，但爱摆阔气，大吃大喝、公款消费现象突出，使得铺张浪费造成新的债务。　　决策不明、决策失误，政府投资演变成政府丢不下的债务。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普遍要求乡镇大力兴办乡镇企业，对农村也提出了明确要求，叫做“消灭村级集体组织经济空壳”。广大中西部地区掀起了内地学习沿海经验，政府大办乡镇企业，由于信息不灵、决策失误，很多乡镇政府由此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在“渝东第一县”的巫山，有一个镇的党委书记，当年带领一班人马到沿海考察竹凉席生产项目，回来后，考察人员都觉得这个项目不适宜当地，反对投资建设这个项目。但是，这个书记对此雄心勃勃，执意要上马这一项目，向银行贷款从沿海买回一堆对方早已淘汰的设备，结果开工不久就被迫停产，为当地政府留下一笔数目不小的债务。石桥乡党委书记牟东荣对记者讲述该乡企业欠债高达５１３万元的事时，用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语气。从１９９５年开始建设的老鹰岩五级水电站，存在着严重的决策失误，不仅用去了农民的集资款、专项项目款，还有银行的几百万贷款，电站建了四五年却成了“胡子工程”，连本带息已经累积到了５００多万。现在政府只得接受法院的判决，但是，从哪里去筹集资金来偿还这笔巨额债务，成了他和领导班子十分焦虑的问题。　　每个乡镇都有着这样那样的矿产资源，这些乡镇便以政府的名义投资进行开采。小煤窑、小水泥厂、小铁厂等企业办起来了，到处都是高高的烟囱，但就是见不到效益，结果厂子垮了、企业老板跑了、大笔债务又甩给了乡镇政府。很多本该是市场的行为，也把债务摊到了乡镇政府的身上，乡镇领导对此感到不可理解，但又不得不接受。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各地大力加强通信基础建设，这本来是企业自身的事，可是乡镇政府也不得不投入资金。记者在四川省达州市的县、乡镇采访时，听到很多的乡镇领导都说为此背上了一笔不小的债务。开江县任市镇的张弟平告诉记者，他们镇里至今还背着安装程控电话时所欠的债务，如今连本带息已经“滚”到了３００多万元。在农村税费改革以前，很多乡镇都建立了自己的农村合作基金会、互助合作储金会、农业经营管理站等组织，用来管理乡镇政府向农民征收的统筹、提留，并对外展开储蓄、贷款等金融业务，其贷款、存款的利息都比其他银行要高得多，创办之初的经营市场非常红火。但由于管理、经营等多方面的原因，不久便发生负债。２００１年全国大整顿，发现农业“三金”负债累累，中央决定关闭农业“三金”，所有债务由乡镇政府承担，县及县以上政府帮助乡镇政府偿还，使乡镇政府又背上了一笔不小的债务。四川省的安岳镇位于安岳县的城乡结合部，本来他们的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但是农村合作基金的债务高达５４４９万元，每年光支付利息就要１０５万元，实在是不堪重负。乡镇班子变动频繁，一些乡镇领导为了在任期内干出政绩，以利于尽快受到上级的提拔、重用，都要想方设法地搞一些“形象工程”。如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脱离实际硬上小城镇建设项目；垫支硬化乡村道路等。使得乡镇旧债未还、又添新债。&&& 面临“破产”的乡镇政府　　“如果允许乡镇政府破产的话，有的乡镇破产十几次也不能偿还所欠的债务！”记者在采访中多次听到有关政府官员、市民这样评说。事实上，作为一级基层政权组织，无论如何都是不会允许破产的，只不过乡镇政府在负债累累的状况下，处于运转十分艰难的境地。令乡镇领导最头疼、日子最难过的是每年秋季９月１日开学前后和春节前后。包工头和债主一天到晚都缠着乡镇政府的领导讨要欠债。每到这个时候，如果手里有几十万的资金，就采取轻重缓急的办法，支付急需偿还的部分，对其他债主则“说好话”，先应付过去再说。如果手中没有资金，就只好一“躲”了之。２００４年１月中旬，春节前几天，重庆市万州区召开“两会”，各乡镇的书记、乡镇长等主要领导都去参加会议，很多乡镇的负责人抓住这一难得机遇，把家里的值班人员安排好后就避而不见那些债主们了。“感谢上级政府在这个关键时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避难所。”许多乡镇长如此戏说。说乡镇政府的运转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一点也不过分。重庆市某机关单位的一位官员对记者说，他们到一个乡政府去征订刊物，几百元的费用财政所都无法拿出来，只好由经办人员垫付。他们还发现，很多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的出差票据都是装在口袋里无法报销。有些乡镇召开乡村干部会议，连安排参加会议人员吃一餐饭都感到为难。重庆市忠县某镇机关食堂对外承包后，机关外来客人一年多的招待费用一直无法向承包者支付，后经媒体曝光才设法兑现。乡镇政府的巨额债务对乡镇政府的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这些年来，所有乡镇干部使出浑身解数，在经济、社会发展上有了一些突破，但由于乡镇的巨额债务，广大农民认为是泡沫经济，并且担心这些债务迟早要由农民来承担，对乡镇政府有抵触情绪，影响了干群关系。位于湖北与重庆交界处、大巴山深处的巫山县官阳镇，这个极度贫穷的高山地区，负债１００多万元，当地政府为了努力培植税源，便强迫农民种植税收很高的烤烟，但是老百姓觉得自己的收益不太好，坚持要种植农作物，政府与农民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情绪。政府规定不种植烤烟的农户每亩地就要交纳１６８元的“特产税”，但由于不愿种烤烟的农民根本交不起“特产税”，政府组织工作人员组成了检查组走村串户检查种烟情况，并发生了强行将农民种植的农作物青苗铲除事件。此事经央视“焦点访谈”曝光后，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处理了大批直接当事人，调整了领导班子。后来，被安排到官阳镇作镇长的向兴浩，在县、镇工作组的带领下，组织干部挨家挨户向群众赔礼道歉，挽回影响，经过不断努力，这里的干群关系才逐步恢复。&&& 乡镇政府被巨额债务所累，使得他们的工作精力分散。络绎不绝的追债队伍让乡镇干部、特别是乡镇领导干部精疲力竭，有的甚至不敢公开上班。同时，沉重的债务也不利于招商引资，外来客商不了解形成债务的真正原因，对乡镇政府的办事能力、优惠政策持怀疑态度。沉重债务挤压下的乡镇干部，意志消沉。在这种状况下，乡镇领导根本无法思谋发展，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保证干部工资的足额、按时发放。“生存困扰的直接后果，是基层组织将工作目标转向自身，组织行为严重扭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树凯这样说。他认为，基层政府的生存困境导致行为变异，进一步发展就出现了目标替代现象，即是由于生存困境和体制缺陷的交互作用，乡镇基层组织作为公共权力部门，自利性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公共目标，为公共目标工作演变成为自己工作。在越是公共性强的领域，目标替代的负面影响就越大。赵树凯强调：应特别警惕和预防目标替代现象的出现及蔓延。　　如何化解巨额债务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是中华民族最朴实的一句俗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农村建设小康社会，关键取决于乡镇政府职能的发挥。党中央、国务院在连续颁发５个中央一号文件时隔１８年后，２００４年发出第六个“一号文件”，把解决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摆到了突出位置。乡镇政府的巨额债务问题已经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在刚刚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作了“积极探索化解乡村债务的有效途径”这样的明确要求。虽然说乡镇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但也不能被债务所压倒，而应该积极探索化解债务的路子。“首先最为关键的是要坚决杜绝新的债务产生，只有不产生新债才有利于偿债，才能为偿债提供良好的经济基础。”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邓大才表示，要在此前提下，明确偿债的基本原则。根据乡镇债务的性质，划清国家、地方政府和乡镇各自对应承担的份额。即是说分清这些债务哪些是由中央政府的政策造成的，哪些是由地方政府的法规造成的，哪些是由乡村社区失误造成的，在分清性质的基础上，确定偿债的基本原则。在现行财政体制下，要想由县及县以上政府拿出钱来帮助乡镇政府偿还债务的可能性是很小的。目前，我国的县级财政基本是处于“保吃饭”的状态，很多县连吃饭的刚性支出都需要向上级求援。四川省开江县财政局办公室主任李亚军告诉记者，该县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５０００多万元，而一年的支出需要１．４７亿元，每年需要向上一级的市里和省财政倒贴近１亿元才能保证县、乡两级政府的正常运转。作为特殊体制下的重庆市万州区，财政不仅要承担区本级和９２个乡镇、街道的财政支出，同时还要承担３个县级移民开发区和江南新区的运转。据该区财政局官员彭太苏介绍，２００３年的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了１６％以上，达到了６．３亿元，但是这年的支出为１６个多亿，巨大的差口主要依靠找上级政府或财政等部门，争取专项资金的投入或者是转移支付等。彭太苏介绍，有一个开发区的自身财政收入只能维持一个季度的运转，其余三个季度的运转费用全靠区级财政帮助。“在这种自身难保的情况下，有可能拿出钱来帮乡镇还债吗？”彭太苏说。尽管如此，重庆市万州区的乡镇债务在原来的基础上还是削减了近一个亿的债务。四川省遂宁市到去年为止共化解乡镇债务３．４９亿元，占乡镇债务总数的４６％，其中２００３年化解了８００７万元，是当年目标任务的１１９％。遂宁市提出，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全部化解乡镇所欠债务。四川省开江县对化解乡镇所欠债务，有着自己的办法。对乡镇欠县里的１８００万元债务实行挂账的方式，用三至五年的时间，从县里的分配倾斜和债务划转进行消化。对每年地方税收的分成比例，把大头留给乡镇，县里只得两成。乡镇新发展的企业所产生的税收全部留给乡镇。对农业产业化基地的龙头企业所产生的税收，县里只得４０％，其余部分全部留给企业所在的乡镇。化解乡镇债务的关键在乡镇自身努力，还需上级政府给予政策扶持和必要帮助。这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说得很多的一句话。　　“要偿还所欠债务，就必须加强小城镇建设和招商引资，促进镇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开江县任市镇张弟平说。２００３年被四川省批准为省级重点示范镇并已申报国家重点小城镇的任市镇，从１９９６年开始重点建设，目前已发展到４．３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５０％以上，已经超过了一般小县城的规模，未来将要达到１０平方公里的格局。政府提供优质服务，用只收税、不收费的一流投资环境吸引外资落户任市镇。近年来，他们在招商引资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张弟平介绍，全镇现有企业２６０多家，去年的产值达到１个多亿，正是这样，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３年，他们已经偿还了１５０多万元的债务。２００４年２月６日，该镇从浙江省引进的总投资３．２亿元、年产钢材３０万吨的钢材厂和从重庆市引进的总投资３７００多万元的机焦煤厂同时开工，加上去年先后引进的年产１２万吨磷肥厂、汽车配件制造厂和正在洽谈的陶器生产厂，形成了较大的投资规模。而当地农民，主要是以种植银杏、油橄榄等经济林和发展、加工水禽，从事良种种子制作等为主，农民的富裕程度较高。　　“按照这个发展速度，我们镇里原来所欠债务在三至五年里完全可以连本带息还清。”张弟平说这话时显得很轻松。当然，像张弟平这样底气十足的乡镇领导毕竟太少。但乡镇所欠下的巨额债务的偿还，乡镇自身的主观作用不可小视。前面提到的干群关系曾经最为紧张的巫山县官阳镇，在那样贫穷的状况下依然想方设法偿还所欠债务，猴年春节前，时任镇长的向兴浩告诉记者，他到官阳的４年时间里，偿还了４０多万元的债务。作为县及县级以上的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乡镇债务问题的化解与偿还。著名农村问题专家温铁军、徐勇、党国英就这一问题提出了很多独到的建议。&&& 理顺体制，确保乡镇政府正常运转，控制财政供养人员的无限膨胀，撤乡并镇，精简机构人员，扩大行政村规模。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于建嵘认为，撤乡并镇是作为建设小城镇的重要措施，其目的是做大做强县城和中心镇，进一步增强城镇的集聚能力，拓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渠道。近年来，很多地方对此做了有益探索，重庆市奉节县从２００３年５月起把全县８２９个行政村合并为３７０个行政村，实行打破地域、行业和身份界限公开选拔村干部，实现能人治村。四川省开江县也将２６个乡镇合并为２０个，将２９４个行政村减少到１９４个，对于村干部普遍实行兼职的办法，一方面大大减轻了财政负担，另一方面使得村干部的待遇得到明显提高，充分调动工作积极性。　　对于占据了乡镇经常性负债半壁河山的乡镇教育，必须进行教育资源整合，形成重点中学与“普九”中学相结合的中学教育体制，合理规划小学教育布点，改变乡镇教育“大而全”、“小而全”和部分教育资源浪费的现象。同时还要形成以区县为主的教育管理格局。强化机制，杜绝新债发生。如建立乡镇财政大宗开支的审批制度，大宗开支必须在乡镇财力许可的基础上，在税收的基数上科学核定，避免“买税”完成财政任务的现象再度发生。完善考核，强化乡镇债务化解责任。根据乡镇的不同区位，合理确定各乡镇化解债务的比率，并将乡镇债务化解纳入全年工作综合考核，强化乡镇化解债务的责任。地方政府要主动继续利用已经摸索出来的经验进行还债，责无旁贷。同时，国家也要承担部分责任，主要是对体制性原因造成的债务，要予以挂账，国家每年要拨出一定的专款予以解决。“对于乡镇债务的偿还，还必须走出‘谁借谁还’的误区。虽然，乡镇债务的问题在乡镇，但是有不少债务是由于各级政府的不当决策所致。因此，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邓大才这样说。他认为，国家应建立债务清偿机制，因体制问题导致的乡镇债务，要通过国家债务清偿机制给予清偿。国家应设立乡村债务准备金，并纳入财政预算，用于清偿国家应承担的部分乡村债务。资金来源为三个方面：国家通过转移支付拿出一部分作为偿债准备金；属于国家商业银行的贷款，可以挂账停息；国家从农业支持保护经费中提取一定的经费充实准备金。他认为这种筹资既不影响中央财政的运转，又能帮助乡镇政府化解债务危机。同时建立地方政府偿债机制。这里所指的地方政府是指省级政府和地（市）级政府，而不是指县级政府。邓大才认为，负债的乡村所在的县级政府基本上是农业财政，如果让县级政府偿还，“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还会落到乡镇的头上。作为地方政府也要按照中央政府的模式建立乡村偿债准备金，纳入地方财政预算。资金来源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从财政中提取一部分；从支农资金中提取一部分；从扶贫资金中开支一部分；从其他途径筹集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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