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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普惠金融工作组 2010年印度微型金融危机——值得中国借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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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国际金融形势评论
2012年国际金融形势评论
美国金融形势评论
经济基本面方面，2012年美国经济呈较为明显的“U”形走势，目前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唯一亮点。
美国经济“U”形走势在GDP及就业数据上表现明显。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前三季度美国实际GDP经季调环比年化增长率达到2.0%、1.3%与2.7%，整体表现远好于去年前三季度的0.1%、2.5%与1.3%；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虽然1-6月月度新增非农就业人数由27.5万大幅降至4.5万，但进入7月份后就业形势再度回暖，7-11月月度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回升至平均15.78万的较高水平。同时，失业率也由8.3%降至7.7%，创2008年12月以来最低。此外，美国就业结构也有较大改善，长期失业人口（失业27周及以上）占总失业人口比重一路下行，由1月份的43.25%降至11月份的39.79%。
此外，美国房地产市场复苏态势颇为抢眼。受超低利率环境、房价触底及投资需求增加等因素刺激，美国房地产市场上半年走出低谷,
正在恢复其支持经济复苏的传统角色，与一年前形成鲜明对比。房地产市场的复苏将为整体经济活动提供重要提振，特别是在出口等其他增长驱动力放缓之时,
更强劲的市场复苏意味着创造更多就业，并带动更多居民消费支出，从而对GDP作出积极贡献。
全美住宅建筑商协会数据显示，1-12月美国NAHB房地产指数基本保持上升趋势，由25大幅增至47。虽然数据说明认为市场形势不佳的营建商仍多于认为市场形势良好的营建商，但12月该指数升至2006年4月以来新高，已非常接近50的荣枯分水岭。
最重要的二手房销量方面，美国房地产经纪商协会数据显示，1-7月美国经季调并年化二手房月度平均销量为454万幢，最低销量仅为437万幢。但进入8月份后月度平均销量猛增至476.7万幢，较1-7月增长5%。
新屋销售方面，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2年美国新屋销量虽偶有起伏，但整体呈持续上升态势。1-4月，美国月均新屋销量为35.375万幢，5-10月则增至36.633万幢。同时，2012年美国新屋销量均实现同比增长，且增速不断加快。进入5月份后新屋销量同比增速由前四个月的3.5%-11.4%区间猛增至15.1%-27.7%区间。
房价方面，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数据显示，1-9月美国FHFA房价指数同比增速一直呈上升趋势，且除1月份外所有同比增速均为正值，其中3-9月最低同比增速也达到了2.7%，表明今年美国房价较去年有了较大程度改善。房屋对大多数消费者来说是其最大资产，房价止跌回升将有效提振消费者信心，促使其增加消费。
不过，供求关系不平衡、信贷紧张等结构性因素依然是美国房地产市场未来复苏的重大阻力，目前仍有许多购房者特别是首次购房者没有获得贷款的资质，或无法承受较高的首付款。
政策方面，2012年美国财政状况继续恶化、财政悬崖乌云压顶造成财政刺激政策缺席窘境，导致美国严重依赖货币政策,美联储连续推出两轮量化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复苏。
虽然在经历了去年一场元气大伤的预算大战之后美国完美的AAA信用等级遭到历史上首次调降，但其依然在债务危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目前美国公共债务总额已达16.37万亿美元，与奥巴马入主白宫时约10.6万亿美元的水平相比增幅逾50%，距16.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仅一步之遥，致使明年初美国需要再次调高公共债务上限。同时，2012财年（截至9月30日）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为1.089万亿美元，为连续第四个财年跨过万亿美元大关。种种迹象显示美国“寅吃卯粮”的财政习惯短期内不会改变。
而美国目前面临的最迫在眉睫的财政问题就是财政悬崖。虽然下半年美国经济复苏势头渐强，各项经济数据表现亮眼，但步步紧逼的财政悬崖仍是年底美国乃至全球面临的最大经济风险。市场担心，一旦国会无法在期限内达成妥协方案，美国将面临短期违约风险，财政紧缩将抵消宽松货币政策在经济复苏中的作用，失业率将再度飙升，经济将面临严重衰退，并对全球经济构成冲击。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研究报告显示，若财政悬崖成为现实，2013年美国经济将衰退0.5%，失业率将升至9.1%。
目前，两党在财政悬崖问题上的根本性分歧在于选择减赤还是增税。然而，虽然弥合此分歧困难重重，但双方最终仍极有可能达成妥协。去年夏季两党财政僵局的背景是美国经济极度疲软，双方在经济发展理念上对峙严重。而且，当时正值美国总统大选前夜，共和党不遗余力给奥巴马连任制造障碍，而提高债务上限问题就适时成为共和党手中最有力的武器。但目前美国经济回暖迹象明显，几乎是发达国家中惟一亮点；奥巴马刚获连任，态度将更加强硬；共和党失去比想象中更多的参议院席位，且民调显示若双方无法就避免财政悬崖达成协议，更多的美国人将指责共和党而非奥巴马。这将迫使共和党与民主党实现合作。事实上，奥巴马及共和党领袖均已释放了妥协信号，两党协商态度十分积极。
严峻的财政状况导致美国将刺激经济复苏的重担全部压在美联储肩上。9月14日，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FOMC）推出QE3，以每月400亿美元的进度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12月13日，FOMC又推出QE4，每月采购450亿美元国债以替代“扭曲操作”。同时，FOMC表示0-0.25%的超低利率在失业率高于6.5%，且未来一两年内通胀率预期不超过2.5%情况下将保持不变。
与QE1、QE2相比，QE3、QE4各具特色：就QE3来说，其特色一是无限量,二是目标直指就业市场，三是购买资产对象集中于MBS而非长期国债。就QE4来说，其公开将具体的失业率和通胀率目标作为短期利率上调门槛，对美联储而言是一个重要转变，表明美联储政策更为激进，政策前提更为具体。
美联储之所以推出QE3，是寄望于其能够压低抵押贷款利率，刺激购房和再融资活动，进一步巩固房地产市场的向好趋势。同时资产价格升高带来的财富效应能够促使消费者增加消费，并将宽松效应传导至更广泛的领域，带来更宽松的金融环境，带动经济增长。而QE4的使命则是使美国经济避免在日面临“货币悬崖”(货币投放量从高点骤降)，导致美国国债需求锐减从而推高美国长期利率，削减消费者支出和投资。
目前，从房地产市场的角度来说，QE3加之“扭曲操作”的效果还是令人鼓舞的。房地美数据显示，在QE3及“扭曲操作”双重压力下，美国的房地产抵押贷款利率已经跌至65年来最低水平。从3月底开始，截至12月13日当周，美国固定抵押贷款利率一路下行。与3月22日相比，当周美国30年期、15年期定息抵押贷款平均利率分别下降0.76与0.64个百分点，均处于历史最低值附近，将进一步刺激房地产买卖。
然而，除房地产市场外，量化宽松政策在其他方面的实际效果恐怕并不理想，原因有七：
一是目前美国经济并不缺乏流动性，而是缺乏确定性。首先，财政悬崖增加了经济前景本已很高的不确定性，令企业推迟投资开支并对招聘用人更加谨慎，使消费者捂紧钱袋；其次，“无限量QE”将促使投资者不断揣测美联储政策退出的时间和对经济产生的效果，反而加重了不确定性。
二是量化宽松政策的边际效益已呈递减趋势，所能产生的效果将十分微小，而且美联储还面临经济好转后在收紧政策时回收流动性的难题。因此，其成本或将大于收益。
三是就业状况的改变往往滞后于经济状况的改变，导致以失业率作为政策红线失去其指标意义。若错误估计经济状况，则在失业率降至6.5%前就可能在美国引发通货膨胀。
四是量化宽松政策能否如美联储所愿刺激消费尚不得而知。虽然伯南克寄希望于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资产价格升高所造成的财富效应有助于促使消费者增加消费，但一旦QE导致美国通胀率抬头，许多家庭因担心工资慢于物价上涨速度将只会增加储蓄，增加消费的愿望恐将破灭。
五是量化宽松政策拉低了长期利率水平，虽然可刺激抵押贷款需求让银行获益，但势必影响存贷款利差，削弱银行盈利能力，对主要依赖存贷款业务的小银行来说更是如此。
六是量化宽松政策将使新兴经济体面临输入型通胀和资产泡沫膨胀压力并削弱其出口竞争力，它们将对美联储和美国政府施加巨大政治压力。
七是为保持极低利率水平，美联储出资让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选择无风险套利，银行用美联储的低息贷款买入国债和政府担保按揭等安全产品，不愿再去承担向小企业贷款的风险，而小企业才是真正创造就业的引擎。
因此，货币政策最终能否单枪匹马地实现美国失业率降低和GDP增长的目标目前尚无法给出定论，而是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
而对全球经济来说，量化宽松政策的长期影响主要体现在通胀压力方面。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各央行注入的海量货币始终未完全进入实体流通环节，尚未对通胀带来实质影响。但必须要看到，货币被创造出来后终将作用于物价，只是需要时间和一定的诱因。尽管不断膨胀的虚拟经济可以包容和消化一定量的货币，但只是改变了货币作用于物价的形式（如通过大宗商品价格、证券市场财富效应传导等），绝不意味着货币对物价的推动效应的消失。考虑到目前全球金融危机企稳的状况，QE3、QE4很有可能成为全球性通胀的诱因。由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于通胀要素更加敏感，我们对此就更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欧洲金融形势评论
经济基本面方面，受欧债危机拖累，欧洲经济陷入衰退，各项关键经济指标始终处于下行轨道。同时，风险正在向欧元区核心国家扩散，领头羊德国难以独善其身。
二季度开始，欧元区经济已连续两个季度环比收缩，正式进入四年来第二次经济衰退。失业率更是节节攀升，不断打破历史记录。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1-10月，欧元区失业率由10.8%升至11.7%，欧盟失业率由10.1%升至10.7%，失业人口分别高达1870.3万与2591.3万，较1月份分别上涨9.62%与6.32%。此外，欧元区和欧盟年轻人（25岁及以下）失业率分别高达23.9%与23.4%，必将给欧洲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压力。另外，25岁以下年轻人长期处于失业状态将极大地损害欧洲人力资本的质量，对其长远发展极为不利。
实体经济方面，Markit
Economics数据显示，今年欧元区综合PMI、制造业PMI、服务业PMI均处下行通道，除1月份外，所有月份PMI均在50以下，表明欧元区实体经济始终处于萎缩状态。
德国经济虽无衰退风险，但受欧元区这一德国最大出口市场影响，诸多重要经济数据均不乐观，进入下半年更是如此。
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德国GDP增速不断下滑，已很明显被欧债危机拖累。2012年德国季度GDP环比、同比增速均处于下滑状态，环比增速由1季度的0.5%降至3季度的0.2%，同比增速由1季度的1.2%降至3季度的0.9%，显现出明显的感染迹象；欧洲经济研究中心数据显示，进入下半年，德国ZEW经济景气指数及经济现状指数均出现暴跌。进入6月份，德国ZEW经济景气指数由正转负，表明更多的人对德国未来经济状况持悲观态度。进入7月份，德国ZEW经济现状指数则由1-6月的月均37.4暴跌至7-11月的13.26。
实体经济方面，Markit
Economics数据显示，2012年德国综合PMI、制造业PMI及服务业PMI整体上均呈不断下滑趋势，尤其是进入下半年，几乎所有指数均在50荣枯分水岭之下，表明德国实体经济已陷入萎缩。
虽然经济形势并不乐观，但德国经济运行仍存三大亮点：一是财政收入持续增长，二是就业形势良好，三是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财政状况方面，2012年欧洲债务状况继续恶化，希腊、西班牙、意大利、塞浦路斯等国深陷债务危机泥潭，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西班牙更是成为欧债危机焦点国家。
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二季度，欧元区政府债务占GDP之比由88.2%升至90%，欧盟政府债务占GDP之比由83.5%升至84.9%。最严重者如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爱尔兰等国政府债务占GDP之比分别高达150.3%、126.1%、117.5%和111.5%。与去年二季度相比，欧盟23个成员国的政府债务占GDP之比出现上升，塞浦路斯、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的升幅分别高达16.5、10.8、10和9.3个百分点。
在所有问题国家中，西班牙已取代希腊成为欧债危机新的风暴中心。西班牙债务危机传导机制清晰，即2008年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银行业危机，对银行业的救助放大了西班牙政府的主权债务。目前，西班牙面临三大难题：
一是经济面临低增长、高失业困境。2012年西班牙经济正式陷入衰退，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三季度西班牙GDP环比与同比均为负增长，同比最大萎缩幅度达1.6%。就业方面，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西班牙失业率由1月份的23.5%升至10月份的26.2%。同时，西班牙年轻人失业率最低也在50.3%，即西班牙有超过一半的年轻人处于失业状态。
二是银行业危机深重。西班牙银行业贷款中与房地产市场相关的贷款一直占有极高比重。2007年底至2008年初房地产泡沫破裂，大量房地产开发商破产及大量人口失业导致购房贷款坏账率大幅上升，使得银行业被迫持有大量房产和土地。而地产价格下跌导致银行业手中大量囤积的房地产相关资产实际价值大幅缩水，严重影响了西班牙银行业资产的流动性，资本不足导致西班牙银行业贷款意愿下降。要想让货币政策有效，西班牙必须先修复银行体系的传导机制。面对岌岌可危的形势，西班牙政府被迫于6月9日宣布正式向EFSF/ESM申请1000亿欧元援助。
三是地方政府财政问题凸显。西班牙央行数据显示，截至二季度西班牙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升至75.9%，为22年来最高。二季度政府债务总额为8040亿欧元，其中中央政府债务为6170亿欧元，占GDP的58.3%（2007年为27.7%），地方政府债务为1510亿欧元，相当于GDP的14.2%（2007年为5.8%），该比例同样是22年来最高，地方债增长速度远高于中央政府。其中负债最重地区为经济产出占西班牙全国五分之一的加泰罗尼亚，负债总额约为440亿欧元。截至10月底，西班牙17个自治区中已有超过一半发出求援申请。西班牙中央政府虽然成立了规模为180亿欧元的地方政府救助基金，但被动用资金已近175亿欧元，很可能需要注入更多资金。
考虑到西班牙的经济形势与债务负担，其何时申请援助成为市场关注焦点。若其迟迟不提出求援请求，OMT计划将无用武之地。西班牙之所以在此问题上施展“拖”字诀，主要受三大因素制约：一是不愿忍受苛刻的援助条件；二是意大利目前为欧债危机的“次中心”，一旦西班牙寻求救助，意大利将由次中心变为中心，其在巨大压力下也只能在相关条件下改革本国经济。此外，西班牙政府拖延申请救助，还可与意大利协调立场，联合讨价还价；三是西班牙希望德国经济恶化，使自身在谈判中处于更加有利和灵活的位置。此外，默克尔也担忧德国议会对多次救助感到厌倦。
但从该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仍保持在相对低位、融资仍然充足的情况来看，近期西班牙可能都不会求援。只有在面临更大的市场压力的情况下，其才会考虑让渡部分主权以换取欧盟援助。而压力的来源可能是债券发行需求冷淡或经济下滑加剧等。
西班牙虽有种种理由逃避申请救助，但市场的不耐烦和西班牙经济、财政状况的窘境表明这或许只是幻想。西班牙政府拖得越久，对市场信心及西班牙经济与银行业的伤害也越大。而即便西班牙最终申请全面救助，其谈判过程也将十分漫长艰难，因此欧元区中期内仍将处于欧债危机阴影笼罩之下。
面对萎靡的经济形势及严峻的债务状况，欧洲方面不得不采取货币刺激政策与财政救助措施双管齐下的方法试图扭转局势，但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和救助机制只是缓解欧债危机的外部因素，彻底的结构性改革才是解决欧债危机的关键所在。
欧元区各大经济体状况迥异，但又处于同一货币联盟，若没有某种形式干预，货币联盟将无以为继，而这种干预需要欧央行实施。2012年，欧央行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甚至“超范围”行权。
一是长期再融资计划（LTRO）。欧债危机导致大量投资撤出欧洲，债务国政府及银行融资成本飙升，导致欧洲银行业陷入融资难—惜贷—流动性差—融资难的恶性循环，企业及家庭难以贷款，大量欧洲银行依靠央行借贷维持流动性。因此，欧央行分别于去年12月21日及今年2月29日提出两轮三年期LTRO，共涉及一万三千余家欧洲银行、一万亿欧元贷款。
欧央行希望银行获得低息长期贷款后可购买高息债务国国债，从而通过套利利息差获利。此举可补充欧洲银行业流动性，并可提高市场对主权债务国国债认购率，从而降低欧央行直接购买债务国国债现金压力。此外，欧央行通过LTRO放贷金额越高，投资者风险偏好就越强，高风险资产价格就会上涨。因此，连续两轮超过1万亿欧元的LTRO有助于缓和银行业融资忧虑，提升投资者风险偏好，振兴欧元区外围国家债务市场，稳定欧元区金融市场。
但LTRO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将其推后。首先，银行并没有义务利用LTRO提供的资金购买主权债券；其次，即使银行购买问题国家国债，也无法解决欧洲主权债务自身的可持续性问题。相反，欧央行需满足如此多银行的大规模融资需求，证明欧洲银行业依然面临困境；第三，银行信贷紧缩并未缓解。欧洲数百家银行目前仅有赖欧央行干预而得以存活，其已因持有大量有毒债务而资不抵债，对实体经济支持不大。
二是降息。2012年中旬，经济状况低迷加之通胀压力保持温和、通胀预期受到抑制促使德拉吉宣布其上任后的第三次降息。虽然新利率甫一实施，欧洲银行业在欧央行隔夜存款机制中存入的资金数额即由8085.16亿欧元降至3249.31亿欧元，为去年12月21日以来最低，但银行只是将5000亿欧元现金从欧央行的存款工具中取出并转入其在欧央行中的经常账户，并无迹象表明其利用此资金提供更多贷款或购买因主权债务危机而遭受重创的欧元区国家债券。此后，虽然欧央行高管多次暗示将进一步降息，且不排除将隔夜存款利率降至负值，而与美、日相比欧央行的确仍有下调利率空间，但降息并不能解决市场对主权国家和银行业融资能力缺乏信心的问题。
三是直接货币交易计划（OMT）。9月6日，由于欧元区经济增长疲软，金融市场持续紧张，且金融市场压力将加剧经济增长和通胀两方面的不平衡状况，欧央行决定启动OMT。OMT计划的实质是中央银行承诺在必要时将以无限火力对主权债务市场进行干预，以起到稳定金融体系、改善货币政策传导的作用，这意味着在危机进一步恶化时欧央行将不会因不能进行货币融资的桎梏而不作为。相较于此前一系列行动，OMT计划更强有力，表明欧央行在扮演成员国主权债市场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方面迈出了积极和重要的一步。其未来很可能会取得显著效果，甚至为最终解决欧债危机打下基础。
但是，OMT计划终究只是短期措施，而非终极解决方案，原因如下：第一，欧元问题始终是欧元区治理结构问题，如不能有效构筑统一的财政联盟进而政治联盟，各国家不能让渡相当部分政治主权的话，欧元不稳定性将会持续；第二，OMT客观上保护了财政纪律松弛的国家，而财政自律又是欧元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因此，长期看OMT将导致欧元区各方理念上的严重冲突。
而在财政救助措施方面，一是希腊获得多轮财政救助。作为欧债危机的发源地与核心国家之一，希腊被批准获得1300亿欧元援助资金及多轮债务减免。但一轮又一轮的财政救助仅能对希腊债务危机起到缓解作用，无法从根本上帮助其解决问题。首先，协议更多是从技术层面上延缓债务危机，维持现状，避免无序违约。但如何使希腊重新实现经济增长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其次，协议均要求希腊采取极为苛刻的手段实施紧缩措施，将是其恢复经济增长的沉重枷锁，而且希腊民众也已无法诸多紧缩措施；第三，希腊政府在巩固财政和改革经济方面屡次食言，导致外部援助条件愈发苛刻，今后能否在每次偿债高峰来临前及时获得援助值得怀疑。
二是ESM正式启动。根据欧盟决议，ESM绕过政府直接救助银行既不会增加政府负债，又不会附加改革条件，避免了政府主权信用恶化。同时ESM还将放弃“优先求偿权”，可极大安抚市场信心，有力缓解欧元区银行业危机，为在欧元区开创最终贷款人制度奠定坚实基础。而且，ESM可直接在一级和二级市场购买重债国国债以压低其融资成本也有助于稳定受援国市场信心，避免资金外流引发银行危机。
三是金融交易税获准设立。2012年法国、德国、比利时等欧盟11个成员国获准设立金融交易税。这11个国家GDP约占欧元区GDP的90%。金融交易税具有双刃剑效应。从正面来看，首先，金融交易税有助于抑制金融市场的投机行为；其次，由于金融交易税是对金融业这一高度盈利且日益投机的行业征税，因此具有“劫富济贫”的性质，可为公共利益筹集大量资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欧元区财政困境；第三，征收金融交易税符合新兴经济体的利益。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热钱纷纷涌入新兴市场，不仅推高了通胀水平，加剧了资产泡沫，还引发了本币升值，加大了宏观调控难度。因此，新兴经济体普遍支持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必要管制。从负面来看，金融交易税可能会促使金融机构将交易活动转移到没有金融交易税的欧洲国家，从而破坏欧盟单一市场，恶化欧元区的金融分化现象。
在最重要的结构性改革方面最大的成就即为成立银行业联盟。在欧债危机的系统性解决框架中，银行业联盟具有起承转合的重要性，因为欧债危机存在一个“实体经济-银行业-主权债务”的恶性循环，构建银行业联盟的要意之一就是切断银行业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之间的恶性循环，将有效地强化欧盟的银行体系，恢复市场对银行业的信心，促进就业增长。而且，随着2013年银行业单一监管机制法律框架的建立，金融一体化已经是一个执行层面的问题。今后欧洲一体化的主导议题将正式过渡到“财政一体化”。
日本金融形势评论
经济基本面方面，受全球需求疲软和强势日元拖累，2012年日本经济高开低走，春季开始经济形势显现出恶化迹象。下半年中日钓鱼岛争端更使日本经济雪上加霜，日本政府与日本央行推出多轮财政刺激措施及宽松货币政策，但收效甚微。
宏观层面看，持续的通货紧缩、由出口萎靡导致的经常账户赤字、不可持续的债务和财政问题及日益老龄化的人口结构都表明日本经济前景陷入了极其复杂的局面。具体来看，在欧债危机阴云不散，新兴市场经济增长放慢、尤其是中国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加之与中国外交纠纷对出口造成伤害，日本经济饱受冲击，由日本大地震重建需求支撑的内需也逐渐开始受到外需恶化影响，出口和工业产出已经下滑，制造业固定投资已表现出疲软迹象，购车补贴政策的到期则进一步削弱了国内需求。
日本内阁府数据显示，一季度日本经济较为强劲，实际GDP环比增长1.3%，折算年率增长5.5%。但二季度增速即由正转负，环比萎缩0.03%，折算年率萎缩0.1%，三季度更是环比下滑0.9%，折算年率大幅下降3.5%，为过去15年中日本第五次陷入衰退。
实体经济方面，Markit
Economics数据显示，2012年日本制造业PMI经过前半年的扩张阶段后，进入6月份开始步入萎缩泥潭，且形势不断恶化，11月季调后制造业PMI降至46.5，萎缩速度创19个月来最快。
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1-11月日本仅有两个月实现贸易顺差，最高顺差额仅为617亿日元。而其余9个月均为贸易逆差，最大逆差额为14750亿日元，创最大单月逆差纪录。而四季度带动日本出口下滑的主因是中日钓鱼岛争端导致该国对华出口水平下滑。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但10月份、11月份日本对华出口分别同比大幅下滑11.6%、14.5%。
钓鱼岛事件后中日之间多年的“政冷经热”转为“政冷经冷”，中国国内反日情绪高涨，加之中国廉价劳动力资源不断减少，日本企业拥有国内银行更廉价的资金支持，致使日本国内主张“去中国化”、进军东南亚的呼声渐涨，日企撤离中国市场和减少在华投资力度的动向更加明显。
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2011年度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直接投资金额环比增加2.4倍，达1.5万亿日元，而对华直接投资仅1万亿日元，为连续2年出现“对东南亚投资超过对华”现象；月，日本对东南亚投资同比增加4成，达3800亿日元；7-8月直接投资金额也达1800亿日元，超过对华投资的1500亿日元；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10月份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4.6亿美元，同比大幅减少32.4%。日本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已由最初的加工制造业扩大到汽车制造业和商业、餐饮业，投资国家集中在印尼、越南、泰国和菲律宾。
但由于东南亚各国普遍存在政局动荡、劳资纠纷和贪污腐败等问题，主张制造业回归日本国内的声音也日渐强烈,所以部分日企还将高附加值产品转回国内生产。
此外，日本还试图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日本经济产业省数据显示，2011年日本进口稀土中约90%来自中国，目前该比重已降至70%。日本政府和企业目前正加紧与印度、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及北美各国合作确保稀土资源供给。
但是，“去中国化”将是个漫长过程，且将耗费巨大成本。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也已成为非常重要的市场。对日企经营者来说，中国依然是其最成熟的生产基地及最重要的市场之一，真正摆脱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撤出中国市场在现阶段并不现实。
除下半年经济形势萎靡外，日本还面临两大问题：一是日元升值阴云不散，二是通缩态势顽固。2月份日本央行采用1%的通胀目标表明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地致力于恢复一定水平的通胀、对抗通缩。但1-5月日本全国CPI年率及核心CPI年率尚可基本保持正增长，进入6月份后则基本转为负增长，表明日本仍未摆脱通缩顽疾。
经济形势萎靡加之日元升值、通缩顽固迫使日本政府不断推出财政刺激政策及宽松货币政策，试图扭转颓势。但由于财政刺激规模小于2011/12财年，而且时间窗口紧张，其提振经济的效果可能并不理想。而货币政策也无助于恢复日本作为区域需求引擎的地位，且其加大宽松力度所造成的额外流动性很可能会从日本溢出，给亚洲地区经济进一步添加泡沫，值得各国密切关注。
日本财政问题愈发严峻，已成为左右国内政治局势的重要力量。
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截至三季度末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增至983.295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日本债务飙升原因有三，一是财税收入不足；二是社会老龄化速度过快，社会福利支出不断膨胀；三是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一直陷入经济不景气和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中，政府为刺激经济积累了高额债务。但由于日本债务主要购买方为日本金融机构和国民，且其与希腊相比有自有货币、独立的货币政策、相对强势的经济及巨额的海外资产，因此短期内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若这种状况不能得到改变，始终保持寅吃卯粮的状态，未来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不可避免。
在此背景下，日本国会众参两院通过以消费税增税为核心的法案，为1997年以来首次。法案内容为在2014年4月和2015年10月分别将消费税率提至8%和10%，被视为迈向抑制日本不断膨胀的公共债务的第一步措施。
目前，日本消费税率在发达国家中明显偏低，客观上有通过增税消除财政危机的空间。从长期看，税改是日本实现财政重建、遏制公共债务膨胀、稳定经济前景的必要措施。但从中近期看，在外部环境严峻、日元汇率走高、长期通缩背景下，增税无疑会加重民众负担、抑制消费、拉低经济增长率。同时，该法案也令日本政坛矛盾激化，加剧了民主党的分裂。而且，本次通过的消费税法案“先天不足”—为使法案获得通过，野田内阁引入了“灵活性”条款，即增税必须随日本经济状况而适时改变，若其对日本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有可能被叫停。因此，在目前日本经济萎靡的背景下，该法案最终甚至可能根本无法启动。
消费税法案通过之后，年末的日本版财政悬崖给了野田内阁致命一击。由于允许发行“赤字国债”的《特例公债法案》迟迟未能通过，日本财政日渐捉襟见肘。一旦财政枯竭，损失将高达其GDP的7%-8%。此外，财政悬崖进一步放大了日本政治对立态势，有损市场对日本政府管控国债能力的信心。
财政悬崖阴云之下，野田佳彦被迫宣布于11月16日提前解散国会众议院，于12月16日举行大选。从政治上说，此举造成民主党内部进一步分裂，使自民党重新上台执政、安倍晋三再次担任首相，而其极有可能采取的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将使日本已经严重超标的债务规模继续膨胀；从经济上说，《特例公债法案》得以被自民党放行，从而使日本版财政悬崖落幕。但《法案》的通过或造成国债短期内集中发行，使价格下降而利息上升，进一步冲击日本财政状况。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评论
2012年，一直被视为金融改革的核心和难点，同时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和难点的利率市场化、人民币汇率改革、资本项目开放这三大改革皆取得重要进展。
1、2012年利率市场化改革加速推进、取得重要进展，但目前推进利率完全市场化改革时机尚不成熟，多项重要配套措施尚未建立。
2012年两次降息过程中央行趁机出台利率市场化政策，不但降低了存贷款利率，而且放宽了浮动幅度。由于存贷款利率放开是利率市场化中最关键也最难推进的环节，因此2012年被认为是利率市场化加速推进的一年。
事实上，自1996年放开同业拆借市场利率以来，中国利率市场化步伐从未停止。目前金融市场利率（国债、金融债和企业债等）、货币市场利率（银行同业拆借、贴现、转贴现等）、外币市场利率均已基本实现市场化；贷款利率下限管制在信贷需求旺盛、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基本发挥不了作用，因此也基本上市场化；目前尚未市场化的其实只有存款利率，但其借助信托理财、协议存款、财政存款招标等替代方式也已达到部分放开的效果。但存款利率上限不能超过基准利率、贷款利率下限不能低于基准利率0.9倍的限制一直存在。央行宣布扩大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是朝着利率市场化的方向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当前，利率市场化已成为众望所向，但其将导致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的重大改变，对此必须有所准备。我国目前利率管制的真正受益方是资金使用人，是各类工商企业和社会的基础建设项目。政府通过存款利率上限管制保证了企业和社会基建项目较低的融资成本。而如果放开利率管制，受益的将是存款人，受损的无疑是用款企业。受益方和受损方互换，将导致整个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的改变。银行只是提供资金融通的一个中介，所能起到的只是价格传导的作用，即使放开存款利率管制，银行也需维持适度的基本可循环的净息差水平，结果只能导致贷款利率相应提高。
有鉴于此，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时机必须较好把握，企业的承受能力必须重点考虑，只有在企业成本上升的和缓期才是存款利率放开的最佳时点：一是通胀较低时期，二是生产要素价格上升较稳定时期。
短期来看，目前推进利率完全市场化的时机还不够理想，主要是物价形势不稳定，尤其是近几年投放的超量货币所蕴藏的推动物价上涨的势能尚未完全释放。但中期来看，放开利率管制的条件要好于前些年，主要是因为汇率、土地成本、人员工资等已经经历了一轮较快增长，目前涨幅逐渐趋稳，同时，我国经济逐渐步入调整周期，去产能化将带来主要生产要素价格的稳定甚至下降。因此，当前可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利率市场化经验，制定未来3到5年存款利率放开的明确时间表，给社会各界尤其是企业界以明确预期，以便提前应对资金成本的必然上升。
此外，利率市场化全面推进尚需诸多配套措施，目前仍有待完善。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利率市场化需要银行在市场上根据自身竞争力和自身企业经营核算成本进行定价，必然造成不适应市场的银行退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银行系统的脆弱性。若没有退出机制，就等于金融机构没有硬性市场约束，其在市场中的利率定价行为就是扭曲的，就会产生恶性竞争。为争抢客户和市场份额，银行会不惜一切代价抬高利率拉存款、降低利率放贷款。
央行在《2012年金融稳定报告》中称，目前我国推出存款保险制度的时机已基本成熟，表明中国已将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提上议事日程。但还应注意的一点是，若推出时机不对，可能会加速中小银行破产。事实上我国目前是有隐性存款全额保险制度的，无论大小银行其风险均由财政兜底。一旦将其变为显性，人们会更愿意将存款放进大银行，从而加速中小银行覆灭。
此外，还包括放开对银行贷存比限制、金融业综合化经营、建立基准利率体系等。
2、2012年上半年人民币汇率基本维持均衡水平，央行借机扩大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浮动幅度。虽然9月份起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重拾升势，但央行主动减少干预外汇市场，货币政策更加独立。
去年年底以来，人民币汇率逐渐接近均衡水平，为人民币汇率改革创造了良好条件。基于此，4月16日起，央行决定放宽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增加汇率弹性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要求，可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有助于促进人民币形成真实、合理、可信的价格，为资本账户开放打好基础，增加国内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有效抑制短期资本流入，增强宏观调控自主性。
然而，9月份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在岸即期汇率重拾升势，11月份人民币即期汇价更是在22个交易日的20个交易日盘中均触及涨停位置。但与此前人民币单边升值阶段央行在市场上持续购汇以稳定汇率不同的是，此轮人民币升值期间央行明显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显示其对汇率波动容忍度有所增加。央行此举重大：首先，意味着央行将更多汇率定价权交给市场，短期内虽会引起市场波动，但却迫使市场主体主动探求汇率新定价。而银行定价能力增强也为央行进一步推动汇率市场化，扩大即期汇率波幅和放松汇率中间价控制创造了有利条件；其次，央行减少外汇市场干预后使得传统的“人民币升值--热钱流入--央行买入外汇--基础货币增加--货币信用扩张”的机制不复存在，央行也就获得了更多货币政策独立权。下半年以来，央行已开始逐渐运用逆回购操作调节市场流动性，并根据国内经济状况确定货币市场利率，使得海外宽松货币政策对国内流动性影响大减。在汇率升值与外汇占款及货币宽松逐渐脱钩后，央行可以更好地借用人民币升值推动人民币跨境业务中的流出，有利于短期促进人民币离岸业务及国际化发展；第三，央行购汇力度减弱导致的外汇占款减少意味着央行正在鼓励更多市场主体持有外汇，成为“藏汇于民”政策的一部分。今后市场主体将更多追求外汇资产的独立运用，对于分散我国外汇投资风险、提高外汇资产使用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未来我国私人部门拥有大量外汇资产后，即使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不利变化，人民币汇率也会由于外汇资产回流而有望更加稳定。
3、资本项目开放正式提上议事日程，QFII、RQFII推进速度不断加快,基础设施逐渐完善，法律法规不断健全。然而，放松资本管制只是手段而绝非目标，中国或应缓行待机。
今年两份官方文件的出台将资本项目开放隆重推出：一是2月份央行研究报告《我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条件基本成熟》发布，标志着启动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的议题进入议事日程；二是9月份央行发布的《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标志着资本项目开放在未来五年必将有所作为。在此基本思想指引下，今年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相关措施不断推出。
首先，QFII与RQFII快速推进,尤其是QFII获批数量和额度获得爆炸性增长。QFII丰富了境内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结构，推动了上市公司质量的提升，提高了资本市场的国际化水平和影响力，增加了国际社会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了解。同时，QFII进入我国资本市场投资和日常资金汇出入，增加了我国对跨境证券投资和资本流动的监管经验，为资本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和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进行了积极探索。但是，目前QFII占中国资本市场比重尚不足1%，而整个亚太区各市场平均值大概为35%，可见中国市场开放程度还有待提高。
RQFII自去年12月正式推出后，经过今年两次扩容，试点总额已扩大至2700亿元人民币。目前，在台湾、新加坡、香港等地，机构投资者对RQFII产品需求甚高。RQFII不仅有利于扩大我国资本市场开放水平，促进国内证券机构发展国际业务，而且拓宽了境外人民币投资渠道，更有利于境外机构或居民持有人民币，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其次，基础设施逐渐完善。
一是4月11日央行决定组织开发独立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进一步整合现有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渠道和资源，提高跨境清算效率；满足各主要时区的人民币业务发展需要，提高交易安全性。CIPS是人民币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的高速公路，是人民币跨境使用中的基础设施和技术准备。在此基础上进行政策建设，可使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水到渠成，对人民币国际化有重要助推作用。
二是12月3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资本项目信息系统试点及相关数据报送工作的通知》称，资本项目信息系统的试点工作已经于日起开始实施。新系统改变了过去旧系统独立操作的局面，外汇局此次将原本独立的三个系统合并成一个统一的资本项目信息系统，更有利于其在资本项目上的清算和管理，同时在监测国际资本进出时也将更加清晰，应是为接下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做准备。
第三，法律法规不断健全。
一是4月24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印发《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它推出一方面可促进特许经营机构发展，提高其市场占有率，降低成本，弥补我国个人本外币兑换服务不足，与银行等代兑机构形成互补，为客户提供多样化的服务，方便国际经贸活动。另一方面可促进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之间的市场竞争，最终有利于人民币自由兑换，控制外汇储备高、外汇占款较多带来的流动性风险，真正实现“藏汇于民”。
二是央行等六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出口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企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标志着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在全国范围内铺开。该通知的出台意义重大，首先，有利于各地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其次，此后我国从事进出口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其他经常项目的企业均可选择以人民币进行计价、结算和收付，标志着人民币在支付清算方面的功能完全实现，为继续增强人民币投融资功能及作为储备货币的功能奠定了基础。对进一步促进人民币走向国际，完善国际货币体系意义重大；第三、该通知规定，为促进出口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正常规范开展，防范风险，提高监管有效性和针对性，有关部门将对近两年在税务、海关、金融等方面有比较严重违法行为的企业进行重点监管，以督促其依法合规办理业务。对重点监管范围实行动态管理，每年进行调整。在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的背景下，对开展业务的企业加强监管，有助于防止企业利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渠道进行一些无真实贸易背景的资金往来，从而有助于加强对跨境资金的监测和管理，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的改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最后一道屏障，此屏障一开，三十余年改革形成的优势和不足都将瞬时暴露在国际经济体系之下，可能获取更多收益，也可能承担更大风险，其重要性无可匹敌。总体上看，应按照周小川行长所提的，坚持以对外债总量和短期资本流动的管理为底线的原则，渐进稳妥的加以推进。
开展广泛国际合作，助推人民币国际化。
一是与多国开展双边货币互换。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等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积极通过区域内贸易本币结算，或与主要贸易伙伴达成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推动本国货币国际化。中国已与诸多国家签署了一系列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以推动在跨境交易与投资活动中扩大使用人民币,其中尤以中澳开展双边本币互换意义最为重大。澳大利亚是签署此类协议的最大经济体。首先，该协议的签订有利于规避美元汇率风险；其次，中澳贸易为澳大利亚顺差，使用人民币结算有助于输出人民币；第三，表明了发达国家对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的需求和对人民币的信心，可对其他国家起到一定示范作用。
二是中日开展金融合作，人民币“借船出海”。2011年12月底日本首相野田佳彦首次访华期间，中日两国发表《中日加强合作发展金融市场》的声明，今年其中两项措施得以实现：一是3月13日日本前财务大臣安住淳表示，经中国许可，日本获准最多可购入650亿元人民币中国国债，购买资金来自日本外汇资产。日本将成为首个持有中国国债并将其纳入外汇储备的发达国家，将对其他发达国家起到一定示范作用；二是6月1日起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展人民币对日元直接交易。中日两国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人民币兑日元直接交易，不仅可降低两国汇率交易风险，更可提升人民币与日元的国际地位，促进和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提升。
三是金砖国家签署本币结算协议。3月29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巴西开发银行、俄罗斯开发与对外经济活动银行、印度进出口银行、南非南部非洲开发银行等五家银行共同签署《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多边本币授信总协议》与《多边信用证保兑服务协议》。根据协议，五家成员行将稳步扩大本币结算和贷款业务规模，服务于金砖国家间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首先，改用本币支付简化了程序；其次，改用本币支付可有效规避汇率风险，且对于提升新兴市场货币地位大有裨益。对中国而言，每年从俄罗斯、巴西等国进口大量石油、大宗商品，同时也大量出口各类商品。若可用本币结算，则对双方而言无疑是双赢之举，双方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也将上升。
四是世界银行进入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4月23日，央行与世界银行在华盛顿签署《中国人民银行代理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投资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代理投资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代理国际开发协会（IDA）投资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代理投资协议》，意味着世界银行获准进入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为银行间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可促使世行通过投资中国固定收益产品，参与中国固定收益市场发展，同时也使世行有可能开发并向借款人提供以人民币计价的产品。这是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对外开放、国际化的重要举措，扩展了境外人民币资金的投资渠道，有利于进一步增强人民币国际结算的吸引力。
虽然2005年世行集团旗下国际金融公司就已获准在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10亿元，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也曾于2011年初在香港发行5亿元人民币债券。但此次不同于以往简单的发行人民币债券，上述协议的签署意味着世行能够通过投资中国债券市场相关产品深度参与中国债券市场发展。
作为最大的国际金融组织之一，世行与中国央行签订该协议，事实上承认了中国金融产品的安全性，并显示世行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信心。而且，世行的声望也有助于吸引许多过去未投资过人民币的国际投资者对这个市场的关注。
　　同时，作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的配套举措，允许更多境外金融机构和主权央行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在拓展人民币回流渠道、推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助推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投资主体，有助于活跃债券市场、促进债券市场流动性、提高市场定价的准确性和市场效率，使我国债券市场迎来一个健康发展的新阶段。
2012年，人民币离岸中心的竞争正在形成。除香港拥有明显的先发优势和政策优势，并于2012年取得长足发展外，伦敦、巴黎、台湾、新加坡等地的纷纷加入对其地位将是一场严峻的挑战。
1、2012年，香港采取多项措施、推出多种金融产品助推人民币国际化，极大地巩固了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地位。
今年前9个月，香港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量已达19300亿元，超过去年全年。点心债等人民币融资活动也在持续发展中，截至9月底，各机构及企业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超过950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前三季度达600亿元。人民币存量增加及投融资活跃，为各种政策及人民币金融产品的推出提供了机遇。
政策方面主要包括：
一是放宽人币风险管理限额及未平仓净额。1月17日，香港金管局宣布：该局此前规定每间参加行人民币现金、在人民币清算行清算的结余以及在托管账户的结余三者总和必须保持不低于其人民币客户存款的25%。但因考虑到人民币业务的成熟程度及相关业务交易额不断上升，决定将该规定放宽，计算中多包括两项资产，即财政部在港发行的人民币主权债券及央行批准的安排通过内地银行间债券市场持有的人民币债券投资。对于人民币未平仓净额，将其上限由资产负债的10%上调至20%。
二是自8月1日起非香港居民可在香港银行开设人民币账户，并可用此账户进行人民币与港币的兑换，以及人民币股票、基金和债券的投资，而且，每日兑换人民币和跨行转账的数量没有限制。首先，内地居民可将人民币资金投放到香港市场获益，有助于增加香港人民币数量；其次，可扩大香港银行的服务范围，加强产品创新，推动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第三，有助于人民币在个人层面从香港走向国际。然而，该措施也有助于非香港居民在在岸市场（CNY）及香港离岸市场（CNH）之间进行汇率套利，对大陆的汇率形成机制和外汇资本管制形成挑战。
三是自8月6日起扩大“人证港币交易通”的涵盖范围，由只适用于人民币股票扩展至以人民币交易的股本相关交易所买卖基金及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此举有利于在港上市人民币证券的长远发展，加快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形成。
人民币金融产品主要包括：
一是6月29日证监会正式推出港股组合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此举是内地证券市场和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重要一步，推开了内地证券市场和投资者走向国际市场的一扇大门，为进一步走出去扫除基本障碍。推出港股ETF产品，在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的情况下，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在QDII制度框架下为内地投资者进一步提供了便捷高效的境外投资渠道，有利于提高内地市场开放水平，完善跨境资金的有序流动机制；二是有利于支持香港证券市场发展，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跨境ETF的推出将进一步打通在岸和离岸的资本账户和金融市场，未来两个市场之间的跨境资金流动将更加频繁。初期可能由于两个市场定价之间存在偏差而导致市场发生震荡，但从长期来看有利于发现市场的真实价格。
二是9月17日全球首只可交收人民币期货在港交所旗下衍生产品市场开始交易。人民币期货为人民币离岸市场的里程碑，意义重大，原因有三：首先，人民币期货为市场提供了对冲汇率波动的利器；其次，人民币期货对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具有积极推进作用，为未来陆续推出更多人民币产品做铺垫。海外企业将更加愿意用人民币进行结算，海外投资者也将更加愿意持有、使用人民币；第三，人民币期货率先在香港推出，象征香港人民币衍生工具先行者角色的确立，会吸引有兴趣买卖人民币衍生工具的投资者聚集香港。此外，由于人民币期货的结算价是以香港财资市场公会公布的美元兑人民币即期汇率定盘价为基准，意味着香港的人民币离岸价格将逐渐成为一个定价基准，大幅提高未来将该定价权留在香港的机会。若成交量足够大，未来内地对人民币的定价也可能受到香港人民币期货交易的影响。
三是10月24日合和公路基建完成配售1.2亿元人民币新股，成为首家实践港交所“双币双股”上市模式、在同一市场同时向投资者提供人民币交易股票及港元交易股票的上市公司。对人民币国际化来说，“双币双股”模式是港交所在发展人民币产品过程中的重要突破。随着香港人民币存款占外币存款比重不断上升，此举开创了人民币回流新机制，不仅满足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产品的需求，也有利于巩固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地位，扩大其影响力和辐射力。
2、伦敦、巴黎、台湾、新加坡等地纷纷欲建人民币离岸中心，将与香港展开激烈竞争。
人民币国际化是当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最为重要的议程之一，伦敦、巴黎、台湾、新加坡等地不甘落后，纷纷欲建人民币离岸中心。
伦敦方面，4月18日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宣布伦敦准备成为人民币离岸交易的“西方中心”。英国财政部数据显示，目前全球人民币离岸交易中，伦敦已占据26%的份额。伦敦金融城发布的《伦敦：人民币业务中心》报告显示，伦敦人民币业务已初具规模，业务范围包括零售业务、企业业务、银行同业及机构业务，具有流动性的人民币资金池正在建立，将在伦敦建成人民币交易中心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有利于外汇、投资和其他产品的交易。
此外，为推进人民币离岸中心建立，伦敦已开展多项具体工作，如伦敦金融城牵头建立人民币计划工作组、伦敦金融交易所（LME）拟用人民币进行金属合约结算、汇丰集团在伦敦发行20亿元人民币优先无担保债券等。
伦敦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对中英两国是双赢：对英国来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飞速发展，人民币必将不断在全球攻城略地，伦敦建立覆盖西方时区的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可巩固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中国来说，伦敦是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是离岸金融中心的发源地，拥有时区优势、可信赖的法律体系、享有盛誉的监管框架、极具流动性的资金池、重视创新的优良传统及众多在人民币产品和服务方面经验丰富的国际机构，将对人民币国际化起到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此外，巴黎也正在积极寻求成为继香港、伦敦后的人民币离岸市场。目前，巴黎市场人民币存款规模达100亿元，为仅次于伦敦的欧洲第二大人民币资金池。巴黎银行业发达，为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提供了条件，而许多法国企业也表示对人民币离岸市场兴趣浓厚。法国欧洲金融市场协会调查显示，50%的法国企业进行过一种或以上的人民币业务，其中贸易结算是主要渠道，中法近10%的贸易用人民币结算，而且中国是法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也是法国第二大进口来源国。
同时，台湾、新加坡等地也已出招。
虽然香港仍是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交易市场，其他地区的人民币存量和离岸交易业务量与香港相比还相去甚远，但香港更多的是依赖于地理位置优越及“一国两制”下中央政策倾斜，而伦敦、巴黎、台湾、新加坡等地则各具优势：伦敦与巴黎不仅在金融创新与研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其在发展人民币业务上也拥有独特优势：欧洲作为中国第二大对外贸易地区，为伦敦和巴黎的人民币资金池扩大提供了良好条件。其不但所处时区与香港不同，更重要的是其金融网络不单覆盖整个欧洲，更接通中东、俄罗斯；台湾拥有大量在大陆经营的台商，其经营涉及大量的人民币资金。更重要的是，台湾和东盟拥有大量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顺差，意味着本地企业将自身的人民币盈余留存离岸中心就可形成可观的人民币资金池，而当地金融机构围绕这一资金池做文章，就可推进人民币业务的发展；新加坡则背靠东盟，东盟是中国不可忽视和快速成长的贸易伙伴，人民币的硬通货优势在东南亚也似乎更加明显。新加坡当地中资企业众多，同时拥有能源等大宗商品交易的平台优势，因此具有不可小觑的潜力。
为保住自身地位，香港尚需进一步加强金融基础建设，争取人民币业务优先在香港试行，并加强与中央的沟通。
温州、深圳前海等地方金融改革助推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
目前全国正在推进的区域金融改革有20余项，其中以温州、深圳前海的金融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具有最为直接的关系。
温州金融改革明确指出要“在国务院统一部署领导下，探索以人民币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制订温州市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等。”表明其有望作为个人境外直投的试验区域，推进资本项目对外开放。允许个人在境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拓宽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渠道，引导民资合理合法“走出去”。然而，一旦个人境外直投试点放开，意味着中国外汇资本管制将会松动，而拉美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都直接与资本跨境流动密切相关。
深圳前海试验区试点的主要内容则包括：加快推进深港银行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试点，利用香港低成本人民币资金支持前海开发开放和重点产业发展，争取更多前海地区和金融机构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等。其中人民币跨境贷款试点是最大亮点，为香港5500多亿人民币存款找到新出路的同时，亦是为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探路。
对前海来说，其内地企业可从香港获得人民币贷款，而由于香港银行人民币贷款利率水平与国际挂钩，目前显著低于内地银行贷款利率水平，因此可降低内地企业融资成本。此外，内地企业借入人民币贷款不必如香港企业或外国企业般承担汇率风险。同时，前海企业到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并将募集资金调回内地和境外的人民币FDI程序也将更加便利。但是，金融市场是全国统一市场，局部性的地区改革难以真正独立成章。一旦前海试验区获得快速发展，市场主体将试图突破前海与内地其他地区之间资本管制的藩篱，来自市场的压力会敦促政府进一步开放资本项目。对此，政府有关部门需要未雨绸缪。因此，涉及到全局性的金融改革，需要从顶层进行制度设计，自上而下的进行统一部署和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曹彤，中信银行副行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联席所长；曲双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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