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收品目是什么这个耻代表什么

黄细花代表说出了我们底层百姓的心里话,生育二个孩子家庭就要征收年人均可支配收入3倍的社会抚养费,对这全国大多数贫困家庭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沉重经济压力,也对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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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社区-人民网  只是这种思路和过去几年所形成的刻板认识与文化氛围不符合,其实他讲的思路是非常有道理的,体现公平,也兼顾效率,是对房产税本质作用的回归(过去几年 以财政部为首的托 对房产税赋予过度的其他的功能 并且与政府道德捆绑 私藏政治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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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李稻葵
  他以前是国务院参事   怎么不把自己的观点提出来?  呵呵  各有苦衷吧  出来了反而可以讲真话  神奇的体质
  当一个大家共同生活的小区 有公共区域保洁 有各自楼道保洁 有景观 有绿化 你告诉我 房子在70平米以下的人 因为米娜及小 是穷人(其实收入水平未必)不用缴纳物业费 这个合理么?你既不弱势 大男人一个 又不残疾 就因为你的房子70平米以下 就得100平米住房的人 替你缴纳物业费 这个就是没有道理的!!!
  ...俩月减⒛多公斤.过程我拍了视频.在我惦里可以看。看我怎么减的.抠抠.1六1七1三5四9四.抠抠资料里有店址。
  当一个大家共同生活的小区 有公共区域保洁 有各自楼道保洁 有景观 有绿化 你告诉我 房子在70平米以下的人 因为他们面积小 所以是穷人(其实收入水平未必低)不用缴纳物业费 这个合理么?你既不弱势 大男人一个 又不残疾 就因为你的房子70平米以下 就得100平米住房的人 替你缴纳物业费 这个就是没有道理的!!!这物业费的一减一加 对于住个100平米房子的人 是否合理?
  如果房地产税进入征求社会意见环节,我会参与一下的~~
  当一个大家共同生活的小区 有公共区域保洁 有各自楼道保洁 有景观 有绿化 你告诉我 房子在70平米以下的人 因为他们面积小 所以是穷人(其实收入水平未必低)不用缴纳物业费 这个合理么?你既不弱势 大男人一个 又不残疾 就因为你的房子70平米以下 就得100平米住房的人 替你缴纳物业费 这个就是没有道理的!!!这物业费的一减一加 对于住个100平米房子的人 是否合理?
  @临窗观雪不觉寒 12楼
17:52  如果房地产税进入征求社会意见环节,我会参与一下的~~  ------------------------------  他们不会征求社会意见 打着“人民”的旗号 行使权力 是他们一贯的做法 民意是屁 民粹第一 玩民粹者 玩天下 人格 道理 逻辑 统统丢弃!
  @临窗观雪不觉寒
17:52  如果房地产税进入征求社会意见环节,我会参与一下的~~  ------------------------------  @谣言止于诚实
20:01:52  他们不会征求社会意见 打着“人民”的旗号 行使权力 是他们一贯的做法 民意是屁 民粹第一 玩民粹者 玩天下 人格 道理 逻辑 统统丢弃!  -----------------------------  有这个程序的,在这里:http://www./
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
  @临窗观雪不觉寒
17:52  如果房地产税进入征求社会意见环节,我会参与一下的~~  ------------------------------  @谣言止于诚实
20:01:52  他们不会征求社会意见 打着“人民”的旗号 行使权力 是他们一贯的做法 民意是屁 民粹第一 玩民粹者 玩天下 人格 道理 逻辑 统统丢弃!  -----------------------------  人民总是被代表的。。。。。。。。。
  @临窗观雪不觉寒
17:52  如果房地产税进入征求社会意见环节,我会参与一下的~~  ------------------------------  @谣言止于诚实
20:01:52  他们不会征求社会意见 打着“人民”的旗号 行使权力 是他们一贯的做法 民意是屁 民粹第一 玩民粹者 玩天下 人格 道理 逻辑 统统丢弃!  -----------------------------  @热心的兔兔
20:17:07  人民总是被代表的。。。。。。。。。  -----------------------------  有时被流氓代表
  @临窗观雪不觉寒
17:52  如果房地产税进入征求社会意见环节,我会参与一下的~~  ------------------------------  @谣言止于诚实
20:01:52  他们不会征求社会意见 打着“人民”的旗号 行使权力 是他们一贯的做法 民意是屁 民粹第一 玩民粹者 玩天下 人格 道理 逻辑 统统丢弃!  -----------------------------  @临窗观雪不觉寒
20:14:37  有这个程序的,在这里:http://www./
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  -----------------------------  我不信任他们 所以他们的网站 我视为摆设 或者作秀
  顶 税收法制 这是常识 常识 在中国是稀缺的!
  美元指数在历史上的最高点为164.72,1985年2月创出;最低点为70.68,2008年3月创出。  特别给大家回顾一下历史,上次最高点时候是沃尔克当美联储主席,当时也是数次加息,当时的美国总统是里根,美国经济从7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中走出,重振雄风,一片繁荣。还记星球大战三部曲,就是在那个时代的出的。  看看现在和当时几乎差不多,美国从年的次贷危机中走出来,重振制造业,去泡沫化,引领发展新科技,大学教育一流,关键是鼓励创新,不鼓励养懒人,这和欧洲有本质得不一样。  所以这次美指上涨完全是正常,很多人大惊小怪,完全不必,正常的经济现像。能不能冲破上次的记录,我们拭目以待=================================================  房产税 不该是养懒人的税种 真正的公平 是要回归逻辑思考的
而不是打着民生的幌子 行民粹之实 迎合极右之所向 稻葵先生的说法有合理性
  贾康一贯投机 “从小缺口打开房产税的扣子 先对少部分人收”这种思路 本质就是 有手段 缺少人格的表现
  乱象丛生的房产税 恬不知耻的谎话  征收房产税的提法早已有之,政府正式开动媒体机器对其进行大肆宣传,我想应该是从2010年开始,这几年对于主流媒体口风的观察,给我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混乱。那时房价高企,楼市调控成了新闻的热词,房产税最初被以物业税的名字搬上荧幕,到后来的房产税,再到现在的房地产税。  期间,房产税被赋予过很多功能,房价高涨,人们自然会探究房价高涨的原因,而主流媒体,自然担当起了领路人的角色,和百姓一起寻找造成高房价的罪魁,最初,房价被认为是“炒房客”炒上去的,因为这种导向对于主流媒体而言,是最安全也是最简单的,这种逻辑对于缺少经济常识的百姓而言,也是最易接受的,晚上去郊区楼盘数一数亮灯,得出一个空置率,进而证明投机需求占比很大,因此要用房产税“逼出存量房”打击炒房客,从而降低房价,总之房产税最初被主流媒体锁定为打击炒房客,打击炒房客,多棒的理由!当用打击炒房客的口号换来部分群众对房产税的支持时,房产税的宣传也从口号变得更加具体,人们发现,按照一些提出的房产税方案来看,炒房客打击不到,却会伤及众多城市知识技术中产阶层,因为房产税本质是增加房子持有成本,而对炒房客来说,他们房子一卖,这税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反而是“有恒产者有恒心”的这部分人,或许是改善型需求,或许是长期出租房屋,维护租赁市场稳定的人,甚至是城市有产贫民,会受到巨大冲击,房价是被炒房客炒上去的,银行助纣为虐,(按照某银行行长说,银行“赚钱到不好意思”),大肆支持炒房客(当年贷款炒房十分普遍),地方太子党倒卖地皮,货币政策,都不说建筑成本,人力成本,城市化,这些正常的,会导致楼价上涨的因素,人们会说,一块地皮的几次转手,造成的地价上扬,可能让整个小区几千人而为此埋单,炒房客,你们媒体上整天报道,几十套的买卖,对方家按理构成巨大影响,商品房的预售制度,等于给了开发商一个大杠杆,让其资金宽裕,这些相关方,或者说做法,都在促成房价上涨,却都没事,反而让普通百姓承担房产税?这样的税收你们在鼓励什么?  于是,有财政部的人,又站出来了,接着当时的特定背景,说房产税可以用来反贪腐,没听错,反贪腐!这个按照国际惯例我是没听过,应该算作某国特色了,想想本届政府为反腐所做作的大量工作,再联想当时说用房产税能反腐,不光低级且无耻,无耻是在于有充分的制造矛盾、转移矛盾的嫌疑。他们的逻辑是,官员有大量房产,腐败所得,因此房产税开征,就能逼出官员的房产了!据我所知,上税的东西都是合法的东西,你让他的非法所得,缴纳了房产税,就完成了对他的反腐败了?岂有此理,而就是这岂有此理的东西,往往还能大行其道,你要差官员的房,房产信息联网就能做到,这个我们大家都支持,和收不收税没有关系,收税的东西都是合法的东西!!非法的东西,就是在美国,也应该给你追逃回,而不是上税!  说房产税调节贫富差距,这个说法非常的,怎么说,有煽动力,这个看怎么说,能站在台上说这个话的人,呵呵,很多是看不上房价那点变化的人,更看不上房租的人。中国真正的富人,是傍着权力的一群人,是靠着特权审批,特许经营的一群人,是侵占公共资源为自己谋利的一群人,的确,煤老板曝光出来有几十套房的,但你不问问,煤老板的几十套房,是靠房价上涨挣得,还是靠吃房租挣得?搞基建的有“能力”揽到大工程的,上市公司圈钱的,手上有矿的,他们手上的房子,和他赚钱的工具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并非他们手上的房子,房子是结果,垄断、特权与腐败,是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  而即便如此,一些无耻学者依然习惯把煤老板有几十套房,作为收房产税的一个例证,你收房产税,是对一套还是两套,大一点还是小一点上说话,而征收的依据,是因为和权力关系密切的人,有上百套房,这是什么逻辑?他有上百套房,然后就要对你的大一点的房子征税?王健林的万达地产,上百万平米物业纯吃租子,你们提不提征税?对了,你们之前一直在强调,针对个人的房产税,不针对公司吧?要不要给王健林的万达累进税率呢?要不要逼出存量呢?  后来呢社会撕裂的也差不多了,财政部终于说了实话,什么实话,说房产税可以用来“替代土地财政”,官员大肆挥霍,什么财政也不够花,谁有能保证“房产税财政”不是祸国殃民?事权财权要对应,对你们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是这样,那么对百姓来说呢?大规模建设时,修路,修桥,修广场,用钱,用土地财政,当大规模建设趋缓,或者像台湾那样几乎完成时,你收的钱用做什么?他们这几年流行凡事搬出美国老大哥,说美国老大哥在收房产税,但是美国是权力和义务非常清晰的国家,我缴纳的房产税,主要是用于本片区的基本服务,如教育,治安,基本设施维护,收一个税,要有对应的支出需要,这个谁才是合理的,你不能开车的人制造的大量拥堵,开车的人不去上税,让房产税去解决,你不能矿企造成的污染,矿企不去解决,让房产税去解决,这既不公平,也不现实,所谓社会的精细化管理,放佛收了房产税,也就完成了!  再说说长效机制吧,地产调控需要长效机制,但什么是真正的长效机制?房产税的确是长效机制的一环,且是重要的一环,这个毋庸置疑,但有了房产税,就等于有了长效机制么?显然不是! 长效机制的精髓在于尊重市场,依法行事,加以相关的文化,长效机制给大家一个稳定的预期,一个公平的环境,有利于消除因政策消息导致的寻租,百姓对市场自有判断。如果说今后房价在某年大涨,你们在还是能出限价,限购,如果房价下跌,你们又是强刺激,那么这样的长效机制,只能呵呵一声了。法无授权的不能做,你们能做到么?连续上调燃油税,也没有通过人大吧,就不要再说长效机制了,长效机制要有法治社会与市场经济的文化做配合与引导,这是一种基于逻辑的,权力和义务的,基于价值观的判断,我觉得你们没有,你们能学到一些手段,技术,技巧,有的是信手拿来就用,有的是自己发明,法制,市场,两个字,你们真的理解么?  可以看出来,房产税从打击炒房客,降房价,反贪腐,调节贫富,到替代土地财政,到建立长效机制,是多么伟大正确的一个税种,在宣传中,放佛中国收了房产税,中国百病既除,而实际上,如前所说,房产税最终会落在普普通通的城市居民身上!!贪污上百亿的不是靠房产税抓出来的,家里现金成吨的,不是房产税抓出来的,海外有房产的,也不是房产税抓出来的,煤老板的几百套房子,炒房客的几十套房子,他们的钱,也不是靠房价上涨,或者吃房租能整出来的,手上有矿有地的 低调一点 大小贪官的房产,现在早已出的差不多,贫富差距,据说这就叫调节了,房价降了已经,可没收房产税的地方也在降,降得还更多,贪腐怎么反的,人民都看的清楚,不是你几个所谓专家的一个税!至于土地财政,房产税财政替代土地财政,据说地方政府的道德就算上去了。  至于重庆的房产税,还有其进步性,人家还考虑到按家庭而不是人来收取,这是有进步的意义的,也是人性化,合情理的。  把小老百姓塑造成既得利益者,难啃的硬骨头,然后税一开收,“既得利益集团的藩篱”也打破了,加分,得利,真棒。
  中国真正的富人 是手上有股权的人 有地皮的人 有矿权的人 是权力捆绑资本的人 而不是你家邻居退休老王 住的宽裕点 或者吃点房屋改善退休生活 他就是富人了?我们都懂 但据我观察 贾康 他就不懂!据说还是博士生导师!他不懂!!!
  中国真正的富人 是手上有股权的人 有地皮的人 有矿权的人 是权力捆绑资本的人 而不是你家邻居退休老王! 住的宽裕点 或者吃点房租 改善退休生活 他就是富人了?这是常识 我们都懂 但据我观察 贾康 他就不懂!据说还是博士生导师!他不懂!!!
  中国真正的富人 是手上有股权的人 有地皮的人 有矿权的人 是权力捆绑资本的人 而不是你家邻居退休老王! 住的宽裕点 或者吃点房租 改善退休生活 他就是富人了?这是常识 我们都懂 但据我观察 贾康 他就不懂!据说还是博士生导师!他不懂!!!
  国真正的富人 是手上有股权的人 有地皮的人 有矿权的人 是权力捆绑资本的人 而不是你家邻居退休老王! 住的宽裕点 或者吃点房租 改善退休生活 他就是富人了?这是常识 我们都懂 但据我观察 贾康 他就不懂!据说还是博士生导师!他不懂!!!
  国真正的富人 是手上有股权的人 有地皮的人 有矿权的人 是权力捆绑资本的人 而不是你家邻居退休老王! 住的宽裕点 或者吃点房租 改善退休生活 他就是富人了?这是常识 我们都懂 但据我观察 贾康 他就不懂!据说还是博士生导师!他不懂!!!
  于是,有财政部的人,又站出来了,接着当时的特定背景,说房产税可以用来反贪腐,没听错,反贪腐!这个按照国际惯例我是没听过,应该算作某国特色了,想想本届政府为反腐所做作的大量工作,再联想当时说用房产税能反腐,不光低级且无耻,无耻是在于有充分的制造矛盾、转移矛盾的嫌疑。他们的逻辑是,官员有大量房产,腐败所得,因此房产税开征,就能逼出官员的房产了!据我所知,上税的东西都是合法的东西,你让他的非法所得,缴纳了房产税,就完成了对他的反腐败了?岂有此理,而就是这岂有此理的东西,往往还能大行其道,你要查官员的房,房产信息联网就能做到,这个我们大家都支持,和收不收税没有关系,收税的东西都是合法的东西!!非法的东西,就是在美国,也应该给你追逃回,而不是上税!
  一个犬儒的臭脚你也捧,呵呵!须知70年期限等同于租,交租还交税?我也是醉了
  @路乘风雨 29楼
02:23  一个犬儒的臭脚你也捧,呵呵!须知70年期限等同于租,交租还交税?我也是醉了  ------------------------------  犬儒是什么意思 你先搞清楚!李稻葵的方案 是相对公平的!收不收房产税 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要收 李稻葵的方案是合理的!
请遵守言论规则,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每逢奥运会国人揽金夺银,“东亚病夫”这一词汇,也必然被国内媒体搅得风生水起,2008年尤甚,什么“从东亚病夫到奥运强国”、“ 北京奥运会永远终结‘东亚病夫’诬蔑之语”一类的标题俯拾皆是。本次伦敦奥运会,中国战绩赫赫,类似的报道自然也不少。这实在是个误解----西方人用“Sick Man”(病夫)来形容****严重停滞的晚清中国政府;国人则奇怪地将其解读成西方世界对中国人的的某种“身体歧视”。东亚病夫:国人自己想象出来的民族耻辱晚清西方媒体将中国称作“病夫”,自始至终丝毫没有鄙视中国人身体素质的意思,而只是对中国政情----国力衰败、改革死气沉沉的一种描述。将“病夫”与国人身体素质牵扯到一起的,其实是中国人自己。“东亚病夫”及类似词汇最早何时在西方出现并被国人所知,史料浩如烟海,可能很难穷尽得出一个答案。但官方意见,一般认为这个词汇出现在1896年。如上海市体育局五百年体育大事记中就说:“(1896年)九月十一日(10月17日)租界英文报纸转载了伦敦《学校岁报》专论,称‘夫中国----东方之病夫也’。此后,中国人常被西方人贬为‘东亚病夫’。”所谓的“租界英文报纸”,是指上海的《字林西报》;“夫中国----东方之病夫也”这句话,则出自当时由主笔、风靡一时的改革派报纸《时务报》的中文译稿,该译稿名为《中国实情》。细心的读者其实不难发现,这段文字存在概念偷换的嫌疑,“中国是东亚病夫”被替换成了“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细读原文,能更清晰地看出这种概念偷换----《中国实情》其实是一篇针砭清政府改革失败的政治评论文章,文章开篇即用“病夫”形容中国,感叹清政府“麻木不仁久矣”。文章只此一处使用了“病夫”一词。其主要内容,则是批判晚清官僚系统腐败、官场风气恶劣,导致军事****全盘失败。但作者似乎并未对中国的改革前途完全绝望,在文章的末尾如此期许:“总之,北京执政之臣,若果以除旧弊、布新猷为急务,势虽汲汲,犹未晚也!”总而言之,这份被视作西方世界鄙视国人为“东亚病夫”的文章,其实并没有只言片语涉及到“国人”----也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全文通篇都是在针对“中国”这个国家而发议论;更没有半个字提及中国老百姓的身体素质问题,而始终在谈中国的****事务;即便是在提供给中国政府的改革建议里,也丝毫没有提及与国民体质改造有关的任何计划。换句话说:在这位外国作者眼里,因为中国无法启动****,无法从传统帝国蜕变为近代国家,所以在甲午之战中连日本都敌不过,是“东方之病夫”。这个逻辑,与国人的身体素质,没有半毛钱关系。“病夫”是近代西方用来形容改革乏力的落后国家的惯用词虽然很难确切地找出西方世界将中国称作“病夫”的最早记载,但“病夫”一词,即“Sick Man”,早在1896年之前,就已经是西方世界用来形容改革乏力的落后国家的惯用词了。最早被形容为“SickMan”的国家,是。19世纪中期,土耳其帝国国力衰败,屡被西方国家欺凌而无法振兴,故被其强邻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讥笑为“Sick Man of Europe”。此后,“Sick Man”这一形容词,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如1860年,美国国会议员Cox曾用“SickMan”形容过墨西哥;1896年《字林西报》的另一篇文章,则把中国、土耳其、波斯和摩洛哥统称为天下四大“Sick Man”。其实,直到今天,“Sick Man”一词在西方世界仍然非常流行,类似的新闻标题比比皆是:“Germany: The Sick Man of Europe?”(1997);“The Sick Man of Asia”(2002);“Nigeria’s Sick Man Democracy”(2008)……[详细]所有这些用法,无一例是针对国民的身体素质而言的。许多西方人士将中国称作“病夫”其实没有任何恶意如前所言,西方世界将中国称作“病夫”(Sick Man),与中国人的身体素质没有半毛钱关系,而仅仅是就晚清中国的国力衰弱、****乏力而言。那么,这种描述有没有恶意嘲讽的意味在其中呢?至少从《时务报》翻译的《中国实情》一文中丝毫看不出这种嘲讽的存在。该文作者虽然遍数中国官场的种种腐败,但同时也向中国提出了许多改进的建议,文末也期望并鼓励中国加速改革,虽然亡羊补牢,“犹未晚也”。另一篇同样刊于1896年的《万国公报》上的文章《探本穷源论》,作者是外国传教士李佳白(Gibert Reid),也说“中国之情形,譬如一大病人”;文章将中国比喻成病人,作者则自居为医师,替中国开了不少药方----文章分别以“论弊病之情形”、“论弊病之源流”、“论除弊病之外感”、“论除弊病之根”等为主题,系统讲述了作者对改革清政府的吏治、财政、教育等各个方面的意见。文末,作者说道:若中国“翻然醒悟”,力图改革,则“中国幸甚,天下幸甚”。如此可见,晚清西方世界将中国称作“病夫”,非但与国人的身体素质毫无关系;而且连所谓的“讥讽”、“嘲笑”的意味,也同样是不存在的。中国知识分子也认为中国是“病夫”,亟需****此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改良派知识分子,对西方世界将中国称作“病夫”, 因为能够很明显地感受到其中的建设性批评的善意,所以并无丝毫反感之意;而且还将这一比喻引入了自己的著述之中。最典型者,莫过于严复和梁启超。严复是晚清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在其名作《原强》中说:“一国之事,同于人身”,所以,“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严氏将中国比喻成“病夫”,认为改革若不从根本(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上着手,那么,变法图强的结果,只能让这个“病夫”死得更快。在阐述具体的改革问题时,虽然严氏也提到了鸦片和缠足,认为二者损害了国人的身体健康,但却并没有使用“病夫”这个词来描述国人的体质状况。通观整篇文章,“病夫”这个比喻只属于腐朽没落的晚清政府。梁启超是晚清最重要的改良派喉舌。在他1897年发表的文章《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梁氏表达了和严复类似的意见:他也将中国比喻成“病夫”----“若今日之中国,则病夫也”;同时也不赞成不从根本上(兴学校、改官制等)着手改革、而单兵突进模仿西方“练兵”来强国的模式,认为这种模式不是给“病夫”治病的办法,而是在模仿身强体健的壮士的行为,其结果,非但不能治愈“病夫”,反会加速其死亡----“亡天下者,必此言”。1898年,梁氏在另一篇文章《俄土战纪叙》里,同样明确地将中国和土耳其并称为“病夫”,而且将二者的“病”说得非常明白:“西欧人恒言曰:‘东方有病夫之国二,中国与土耳其是也’。土耳其所以削弱,其故有二。一曰:内治不修,纲纪废弛,官吏贪渎,鱼肉其民,因循成法,莫肯少更,束缚驰骤,激成民变;二曰:外交不慎,妄自尊大,不守公法,屡起教案,授人口实,取怨各国,合而谋之。呜呼,其与今日中国之情实,何相类也!”从这段描述里,可以看出梁氏的“病夫”言论,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西方舆论的影响;而且和西方舆论对“病夫”的定义完全一致:中国之所以成为“病夫”,是因为其内政、外交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至于老百姓的身体素质问题,文章中丝毫没有提及。从梁氏如此平和地引用西方人的“病夫”说,也可以看出,当日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了解西方“病夫”说的真正内涵的,并没有受辱、反感和抵触情绪。是国人自己将“东亚病夫”和国人身体素质联系到一起的但到了1903年前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突然人为强行扭曲了西方的“中国病夫论”的内涵。在该年发表的《新民说》里,梁启超第一次用“病夫”来形容所有的中国人----“群国之人,奄奄如病夫”:“中(国)人不讲卫生,婚期太早,以是传种,种已孱弱;及其就傅之后,终日伏案,闭置一室,绝无运动,耗目力而昏眊,未黄曷而骀背;且复习为娇惰,绝无自营自活之风,衣食举动,一切需人;以文弱为美称,以羸怯为娇贵,翩翩年少,弱不禁风,名曰丈夫,弱于少女;弱冠而后,则又缠绵床第以耗其精力,吸食鸦片以戕其身体,鬼躁鬼幽,跶步欹跌,血不华色,面有死容,病体奄奄,气息才属: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梁启超当然不是第一个指出中国百姓体质虚弱之人。但就现有资料来看,他极有可能是第一个将西方世界的“病夫论”与中国百姓的身体素质联系到一起的人;而且是第一个将中国称为“病国”,完全归因为国人都是“病夫”的人。梁氏的这种转变,与他深受当时极为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毒害有很大的关系。“社会达尔文主义”鼓吹种族的优胜劣汰,其发展的极致,就是后来的纳粹主义。受此理论毒害,梁氏一改从前“******才能救中国”的观点,转而提倡“国人种族进化才能救中国”;相应的“病夫”这个词,也从之前专指无力改革振兴的国家,转而指向了身体孱弱的国民----梁氏受“社会达尔主义”的毒害有多深,只要看他1904年发表的《新大陆游记》就可以知道了。在这本小书里,西方人种的一切都是好的,东方人种的一切都是劣的;如果中国人不速速改善自己的体质,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那么,就会被彻底优胜劣汰掉。在晚清舆论界,论影响力,几乎没有人能够与梁启超相比。故《新民说》一发表,就迅速流传开来。用“病夫”来形容国人体质虚弱,也成为舆论界的一种时髦。陈天华1903年写作《警世钟》,就说:“外洋人不骂(中国人)为东方病夫,就骂为野蛮贱种”;1905年,小说《孽海花》出版,其作者即公开署名“东亚病夫”(本名曾朴);《孽海花》风行一时,是当时顶尖的畅销书,“东亚病夫”一词也迅速流传开来。晚清鸦片吸食者。“洋人用鸦片毒害国人身体”和“洋人嘲讽国人是东亚病夫”,近当代历史教科书中一直视二者为因果关系。但该逻辑忽略了近代以来中国境内绝大多数鸦片其实是自产而非进口。自民国以来,国人始终误认为“东亚病夫”是西方对国人体质的侮辱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救亡,不但求助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且也求助于民族主义。为此不但创造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而且还创造出了“炎黄子孙”这一“同宗同种”的意象。随着民族主义的日渐高涨,被刻意阐释成了西方对国人体质的侮辱的“东亚病夫”,也终于“普及”到了每个国民的内心深处,使每个国民在面对这四个字时,无不深深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侮辱和伤害。如1918年出版的一本《中国体育史》的序言中,如此说道:“我国右文左武,相沿千载,积弱既形,遂称东方病夫之国。喧腾寰区,耻孰甚焉!近十年来,国民迷梦渐觉,始省重文之习,不足为治,于是结社设会,研究体育。”此时,国人已经毫不怀疑,“东方病夫”、“东亚病夫”这类名称,一定是西方世界对国人体质的侮辱和嘲讽。1920年代流行的一本通俗小说《近代侠义英雄传》里,即如此描写一位俄国大力士的“口出狂言”:“鄙人(指俄国大力士)在国内的时候,曾听得人说,中国是东方病夫之国,全国的人,都和病夫一般,没有注重体育的。鄙人当时不甚相信,嗣游历欧美各国,所闻大抵如此。及到了中国,细察社会的情形,乃能证明鄙人前此所闻的,确非虚假。”到1940年代,蒋介石在对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一批青年干部训话时,也如此说道:“现在一般暴力侵略者,所以敢于藐视我们中国,侵侮我们中国,最大的原因,就是看不起我们中国人的体格,更比不上他们。而我们一般同胞的体格,普遍的衰弱,实是民族最耻辱的表现!从今以后,我们要积极自强,要不为人家所轻视,首先就要注重体育,提倡体育,……如此,只要三十年功夫之后,我们民族的体格,就可逐渐恢复健强,一洗东方病夫的耻辱!”1987年,邓小平也曾说:“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成了世界上著名的‘东亚病夫’。”至此,无论是江湖之远,还是庙堂之高,对“东方病夫”、“东亚病夫”的理解已经达成了高度的一致,即:这是傲慢的西方世界长期以来一直挂在嘴边的对中国人体质的一种尖酸的嘲讽,是所有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不容忘却的耻辱,洗刷这一耻辱,是所有中国人的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结语1、西方世界确曾以“Sick Man”(病夫)来描述中国,但其描述,仅限于中国政府的国力衰退和****失败,而非国人的体质问题;相反,是国人自己,将“东亚病夫”与国民体质问题纠缠到了一起,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国人自我想象出来的“民族耻辱”。2、奥运能终结国人“东亚病夫”这一自我想象出来的耻辱吗?无论是按“Sick Man”(病夫)的本意(****),还是按国人的自我想象(国民体质问题),答案恐怕都不容乐观----前者,奥运“举国体制”本身就是一种亟待改革的落后制度;后者,作为金牌大国的我们,国民的身体素质,欧美且不论,其实连日韩都比不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东亚病夫”的帽子,恐怕没那么容易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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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楼剧中的黄世仁确有其人。他兄弟二人,其兄名黄全仁,有地四十多顷。黄全仁才是剧中黄世仁的原型。他在当地作恶多端,后吞金而死。其弟黄世仁去了南京,老死于南京。长工(俗称大领)杨三,是杨白劳的原型。大管家胡秀成是穆仁智的原型。黄家有一个姓范的丫头,人称范妮,黄家佣人,后被黄全仁霸占,这便是《白毛女》剧中喜儿的原型。剧中只有喜儿的恋人大春是虚构的人物。这些活生生的人物,应该是剧作家贺敬之早已知道的,是创作的基础,再与河北省阜平县白毛仙姑的传说结合起来,加工创作成歌剧《白毛女》。刘文彩翻案很荒唐“刘文彩为主的刘家地主,第一修万成堰,受益者为数县农民;第二出资修公路但不收过路费;第三创办文彩中学,受益者为数千贫家子弟;第四主持民间自治组织公益协进社,属于清水袍哥,且有一定现代化改造,尤其公益方面贡献较大。那时的地方实力(派),还是要对父老乡亲负责的,哪像今天。”…[详细]这是微博上流传的诸多关于“刘文彩真相”的一则比较“权威”的段子。这段子是真的吗?刘文彩,应该被翻案吗?考诸史料,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这案,不值得翻,也翻不过来。?第10期? 建国初期刘文彩庄园宣传照片刘文彩发家靠的是枪杆子和烟杆子,而不是勤俭持家刘文彩是一个地主,但他不足以代表中国大部分的地主,因为他的发迹是很特殊的。与大多数的中小地主不同,刘文彩的发迹,依靠的不是精打细算和勤俭持家,而是通过两条非正常途径:枪杆子和烟杆子。枪杆子,一方面是指他倚仗其胞弟军阀刘文辉的权势,从一个小财主一跃成为掌管宜宾、江安等几十个县的川南税捐总办,得以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另一方面,则是指他控制下的十万袍哥,即所谓“十万兄弟伙,一万多条枪”。所谓烟杆子,指的是他利用自己川南水陆禁烟查缉处处长的身份,执法犯法,以禁烟的名义大量贩卖鸦片、制造吗啡,成为包销云南鸦片的毒品大王。为军阀兄弟刘文辉聚敛财产,是刘文彩一辈子最主要的工作刘文彩最发达的时候有多少财富?据《大公报》日刊登的一份1948年的统计称,刘文彩在四川富户当中,位居第33位;常见的数据,则说他名下有8000余亩地,以及若干商铺和房产。当然,财富的多少本身并不是判断某人好坏的标准;真正的标准,是获取财富的手段是否合法。刘文彩30岁以前,走的其实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农民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的发家路线。他1887年出生在大邑县安仁镇,当时家里有田产30余亩,务农之余还经营酿酒作坊。弟兄七人,刘文彩排名第五,读过几年私塾后就回家务农,农闲时则走街串巷卖酒。几年后,刘文彩略有储蓄,又与族里人合资开了一家烧酒坊和一座水碾。如果不是刘家老六刘文辉从保定军官学校混出了名堂,混成了仅次于刘湘的四川第二号军阀,刘文彩很可能一辈子都会呆在大邑县做他亦农亦商的小本生意。兄弟刘文辉的崛起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1922年冬,35岁的刘文彩走出安仁镇,前往宜宾担任府船捐局局长,正式成为刘文辉后方的“聚敛大员”。稍后,他又升任叙府百货统捐局局长,兼四川第四十二区烟酒专卖局局长;再往后,刘文辉的二十四军旗帜所到之处,凡与聚敛有关的要职,全部集于刘文彩一身。为刘文辉聚敛政治经费和战争经费,成为刘文彩此后十年间最主要的工作。在刘文彩治下,川南苛捐杂税多如牛毛,1932年已将辖区的赋税征收到1957年从1922年到1931年,十年间,刘文彩先后担任过叙府百货税捐局长、叙南护商事务处长、川南水陆护商总处长、川南水路禁烟查缉总处长、川南税捐总局总办和叙南清乡司令,统管81个县(当时四川全境共146县)税收,成为赫赫有名的“川南王”。为了保障这一财政大权,刘文彩在叙府期间,还实际掌控着一个混成旅的兵力。为了给兄弟刘文辉聚敛钱财,用来扩大队伍和政治交际,刘文彩在叙府可谓不遗余力。当日川南地区存在着150多种名目的税捐,叙府一地,据宜宾文史资料室收集的旧税票和老年人的回忆,确实可靠的名目达四十四种,其中有“妓女花捐”、“懒捐”“锄头捐”、“厕所捐”等等,有些名目闻所未闻,故而,宜宾当日民间曾有“自古未闻屎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的谚语。刘文彩还把多如牛毛的捐税,用各种形式摊派到普通群众身上。比如,当时宜宾城里买一张戏票,就要负担娱乐税、印花税、伤兵亡友费、警士寒衣捐、政教经费等14种名目的附加税。刘文彩控制下的川南,和四川其他地方—样,也大搞田赋“预征”,根据四川省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保存的税票,刘文彩1932年离开叙府之前,已经向川南农民“预征”到了1957年的田赋,和电影《让子弹飞》里的鹅城一模一样。官商一体,大搞投机垄断贸易敛财,“囤积不限资金,经营不择手段”刘文彩早年有丰富的经商经验,所以,他在叙府期间的敛财手段,除了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之外,还另有一手,即利用自己的权势,经营垄断投机贸易牟取暴利。笑蜀在《刘文彩真相》一书里说:刘文彩初到叙府,用5万大洋兴办的企业“义和”银号,“仅仅两年时间,五万元本钱就翻了好几个滚,回到了刘文彩的钱柜中”,1925年,“义和”改名“人和”,“‘人和’规模极为庞大,‘义和’时代本金最高不过十万元”,‘人和’开张本金即突破百万,并且很快攀升到一千万;到刘文彩撤离叙府时已积累到二千余万元。总部叙府,在重庆、自贡等城市开设分号……”,笑蜀认为刘文彩的“义和”一开始做的是“阳光生意”,“是正常经营,以存款、放贷和汇兑为主要业务,兼做一些贸易”,但“没能做多久,随着政坛风云的急剧变化,刘文彩的经营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刘文彩的“义和”一开始是不是做的“阳光生意”?编辑没有见到能够说明这个问题的史料。但刘文彩的“生意”在1928年迅速转向为“不择手段地捞钱”,则是笑蜀也承认的事实:“至此,刘文彩企业全部转入战时经济范畴,经营业务全部纳入投机贸易领域。本来是做‘阳光生意’的刘文彩转而从事‘地下经济’,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投机商。”刘文彩是怎样通过投机不择手段地捞钱的呢?据曾参与刘文彩1928年“企业转型会议”的目击者的回忆,刘文彩要求:“决定不用‘人和’的招牌,改换若干个各地不同的牌名,仍以宜宾为总号,内部统一管理,以便于隐蔽财产,做到下网快,起网快,结束容易,且在结束时不造损失。业务经营只注重囤积、贩运、销和变相高利贷。”“下网快,起网快,结束容易”,是有鉴于刘文辉在军阀混战的乱局中随时有可能败走的现实考量;“业务经营只注重囤积、贩运、销和变相高利贷”则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短期敛财效果。刘文彩硬性规定各商号“只许赚钱,不许亏折”,年利率不得少于百分之五十,规定“囤积不限资金,经营不择手段”,达成这一“盈利”目标的基本办法,则是靠买断货源来垄断囤积,譬如设在叙府的“长发元”商号;把药材中常用的、大宗的、价平的品种如当归、天麻、半夏、川芎等,在云南、川西等地买断货源,囤积待价,有时弄得各地药商只好仰承“长发元”供应,用这种手段,刘文彩囤积的药材等土产,牟利最多可达百分之八十。药材、山货之外,刘文彩依靠兄弟的枪杆子和手里大量的赋税,垄断的产业还包括食盐、棉花、高利贷……在刘文辉的防区内,几乎所有赚钱的行业,都能看到刘文彩这只官商一体的垄断巨鳄的存在。笑蜀在《刘文彩真相》里说:“有权力开道,刘文彩在商海任意驰骋,普通商人根本无力与之抗衡。刘文彩做起药材生意,‘德顺生’、‘富元亨’等十余家药号便不能不垮台。刘文彩做起航运生意,‘植丰’轮船公司、‘合众’轮船公司就不能不关门。官商于自由竞争之害,刘文彩堪作一例。”以辖区最高禁烟长官的名义,执法犯法大做鸦片生意苛捐杂税也好,囤积居奇也罢,其实都不如刘文彩在川南的鸦片生意挣钱。刘文彩有一个兼任的职务,叫做“川南禁烟查缉总处”处长。该职务的责任,是响应南京国民政府1927年的一项决议——自1928年起,在三年之内禁绝国内的鸦片。但刘文彩任职期间的做法,不是积极禁烟,而是积极地利用自己川南最高禁烟长官这个身份,大做鸦片生意。其基本手段是:“在防区内辖有的五十余县,按县的大小,分设禁烟查缉处或所,各县乡镇还设有禁烟盘查分所,专门征收烟税,推销‘公土”,表面禁烟,实则大开烟禁,烟馆之多,骇人听闻。同时,还为了进一步垄断鸦片运售,通令所属防区设立‘官膏栈’,限定日期,强迫私商存烟,以低价卖给‘公家’,然后又以‘公土’名义,高价转卖给公私烟馆,让瘾民公开吸食,藉以敛财。对于产烟区域,每届秋末冬初鸦片下种时,则派员分赴各地,督促当地团保向烟民‘劝种’,对不愿种烟者,则加重征收‘懒捐’,并强迫下种,然后将其所收集的烟土,勾结上海烟商、流氓制造吗啡……”(《宜宾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实际上,刘文彩是以禁烟的名义,在川南辖区建立了一整套“鸦片专卖制度”,由刘文彩一人独自垄断川南的鸦片贸易,刘文彩甚至一度包销了云南全省鸦片产量的三分之一。甚至到了刘文辉败退西康,刘文彩退出宜宾,回到安仁镇,其鸦片贸易也仍然没有断绝,刘文彩仍然替刘文辉牢牢地掌控着西康地区大规模的鸦片贸易。为刘文彩翻案的理由,其实都存在着史料回避问题网络上流传的各种为刘文彩翻案的资料,其内容基本都是刘文辉1932年战败退居西康,刘文彩退出叙府回到安仁镇后的事情。如开篇所引微博谈及的四件事:“第一修万成堰,受益者为数县农民;第二出资修公路但不收过路费;第三创办文彩中学,受益者为数千贫家子弟;第四主持民间自治组织公益协进社,属于清水袍哥,且有一定现代化改造,尤其公益方面贡献较大。”难道,刘文彩的一生,真的可以以1932年为界,区分为两个阶段吗?前一阶段在叙府祸国殃民,后一阶段回大邑恩泽乡里?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下面,编辑尝试将上述四个理由的历史背景补充完整。修万成堰有仗势欺人的因素,有受益的农民也有受害的农民据《大邑县志续编》记载,万成堰开始修筑的时间是1931年春,刘文彩当时尚在叙府,并不是主事之人,而只是参与者。县志的记载里没有提到刘文彩,只提到了他的大哥刘升廷和六弟刘文辉:“民国20年(1931)春,刘升廷在其弟刘文辉的支持下邀约崇庆县中和乡绅等在安仁镇商讨开凿新堰事,商定从崇庆县桃子湃凿渠开堰引水,由受益户自带工具,于4月17日这天万人出动,开堰引水入桤木河。一条宽、深各10米,长10余里的新堰一天就完成了,取名万成堰。同年9月,这条堰又加宽4米。桤木河增加了水量,不仅安仁镇的大片农田解决了缺水之患,临近的唐场、韩场、邛崃县的傅庵子和新津县的一部分共10余万亩农田均受其益。”该堰修筑成功的关键是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刘文辉,没有刘文辉的命令和威势,这座堰是修不起来的。因为这座堰使大邑县大量农田受益的同时,损害了引水之处崇庆县百姓的利益。刘文辉得势之日,崇庆县的豪族袍哥地主忍声吞气,刘文辉战败之后,1935年就发生了崇庆县济民场袍哥舵把子雷绍华建碾,将万成堰水引入济民堰,随后与大邑县争斗发生血案的事故。可见该堰修筑之初,实有仗势欺人的因素在其中。再者,刘文辉出面,刘氏家族出头组织修筑万成堰,其动机其实是很明显的。刘家上辈不过薄田数十亩而已,直到刘文辉发迹,刘氏兄弟才开始在大邑及附近各县大量置办田产,据《四川农村60年经济结构之变迁》一书的统计,“在刘湘、刘文辉、刘文彩等刘氏军阀的老家大邑县,军阀官僚出身的地主也占到了地主总户数的49.9%,并占有该县地主所拥有田地总量的80%”。刘氏家族在大邑占有土地如此之多,而大邑素来又以缺水著称,如此,就不难理解刘文辉何以会在自己政治生涯最顶峰的1931年,出面来修筑这样一条万成堰了。修公路确实便利了百姓,但这并不是刘文彩的主观目的刘文彩修公路是怎么回事呢?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一进庄园大门,第一眼看到的是一辆福特轿车,解说词说是刘文彩为了自己的轿车能开到成都,就修了大邑到成都的公路(又不是挥霍公款)。这个谎言很不高明,没有公路之前小车怎能先在大邑呢?事实是刘文彩修公路的时间是公元一九四三年前后,一九四八年刘文彩才买了一辆二手吉普车。现展出的福特车刘文彩从来就不曾有过。在一九四九年刘文彩病重期间用的小轿车都是刘文辉借的。不过安仁过去确有一辆类似的轿车,那是一九四六年刘文彩向西康省政府要的,要来供‘文彩中学’的校长和教师们使用的,刘文彩本人从未享用过。主管部门弄来这辆车其实是为了诋毁刘文彩在抗战时期为国为民修公路的业绩。”这段替刘文彩洗白的文字,存在着许多问题。编辑查《大邑县志》第二章《陆路、桥梁》篇,没有找到任何“刘文彩修筑大邑到成都的公路”的记载。据县志记载,1930年大邑县才借了四川省政府修筑“成温邛简易公路”的东风,县境内有了一段20公里的公路。这条路属于省道,记录翔实,其修路款项筹集的办法是“随粮附征经费”。也就是说,“大邑到成都的公路”,是四川省政府出面修筑的,与刘文彩没有关系。倒是另一条属于县道的“大新公路”——1931年到1934年间,大邑县用同样“随粮附征经费”的方式,修了一条从大邑到新津的简易公路——可能与刘文彩有关,因为这条公路途经刘文彩所在的安仁镇,刘文彩理应斥资参与修筑。除此之外,编辑没有找到其他可能与刘文彩有关的修筑公路的史料。网络上流传的“没有公路之前小车怎能先在大邑呢?事实是刘文彩修公路的时间是公元一九四三年前后”,其实并不正确,《大邑县志》很明确地记载,至少在1934年,成都到大邑已经有省道,大邑县城到安仁镇有县道。笑蜀《刘文彩真相》里也有一段刘文辉1942年3月开车回安仁镇省亲的记载:“1942年2月,刘文辉在重庆与周恩来秘密会谈,跨出了与中共合作的决定性的一步。3月即回乡省亲。刘文辉此次回乡,排场不小,出动了两辆轿车,刘文辉夫妇和孩子们坐一辆,五六个随从坐一辆;此外还有一辆大卡车,供警卫排乘用,警卫排一色黄呢军服,荷枪实弹,煞是威风。”没有任何刘文彩主动积极为民众修筑公路的记载,但这些公路带给刘文彩本人的好处,则不可低估。刘文彩长期居住在安仁镇,以“公益协进社”控制川西,笑蜀在《刘文彩真相》里说:“(刘文彩)常常以‘地下首脑’、‘幕后首脑’的身份,凌驾于地方合法行政首长之上,对他们颐指气使。对刘文彩的这种自命,地方合法行政首长没有谁敢不默认。大邑县和附近各县的新县长上任,必须先去安仁镇向刘文彩‘报到’,每逢安仁刘氏家族有重大庆典,必须送礼致贺。《刘文彩罪恶的一生》称,公益协进社总社所在的同庆茶楼,简直像个小朝廷,‘一年四季,这里都是车水马龙,各路码头的袍哥大爷,四面八方的恶霸地主,三山五岳的流氓上匪,还有国民政府的大小官员,军阀政客,都云集‘小朝廷’里,向‘土皇帝’刘文彩请安上寿,察报请示’,这段描写基本上是实情。刘文彩进人了他一生中权势最盛的又一个巅峰时期。刘文彩就这样在蒋介石集团控制的川西农村,建立了刘文辉家族集团的‘国中之国’。”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一条贯通成都、大邑和安仁镇的公路,对刘文彩这样一个“土皇帝”是多么重要了。不要说没有刘文彩修筑“大邑到成都的公路”的记载,即便是有,即便是他真的不向老百姓收过路费,其实也算不得什么恩泽乡里的仁义之举,安仁镇是刘文彩坐镇之地,是川西政治的中心,没有任何人比刘文彩更需要一条直通成都乃至雅安的公路。“公益协进社”不是什么公益组织,而是一个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地下政府刘文彩一手创办的“公益协进社”是不是一个“民间自治组织”?从字面上看,似乎是这样。但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这是一个聚拢了10万袍哥,拥有1万多条枪的非政府组织。没有哪个民间自治公益组织需要拥有如此这般的武装力量。笑蜀在《刘文彩真相》里说,“刘文彩创办的公益协进社属于以刘文辉为代表的刘氏家族的一部分,是为了呼应在西康的刘文辉势力而创建。刘文彩主持的公益协进社,与刘文辉的势力是相辅相成、两位一体的关系”。换言之,“公益协进社”是刘文辉维持其在西康的军阀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冠以“公益”之名,但和民间公益自治组织有着天壤之别。学者王方在《1940年代川西袍哥团体研究》中说:“在成都市档案馆中,笔者找到了一份档案,它是探子向警察局报告公益协进社成立当天的情状。在档案中,报告中详细地介绍了刘文辉与公益协进社的关系,认为刘文辉是公益协进社的幕后支持者”——可见,刘文辉是公益协进社的后台,刘文彩是该组织的实际操纵者,是当时四川政坛人所皆知的事情,没有人把它看作什么真正的“民间自治组织”。刘文彩兄弟搞这样一个“公益协进社”的目的是什么呢?据王方的的研究,主要有这么几个作用:1、刘文辉任西康省主席,率24军常驻西康。而西康贫瘠,财政入不敷出。刘文辉为了创收,大力种植鸦片和开发金矿。公益协进社则打通了从西康到川西的鸦片运输之路。刘文彩委派他的干儿子、公益协进社分社社长郭保之以护商名义,保护鸦片的运销,保证了这条“鸦片专线”的畅通。鸦片从西康运到大邑后,存放在刘氏公馆烟库内,再在公益协进社的办公大楼内分派给各路码头,由袍哥大爷们代为销售,刘文辉则从中获取高额的运销利润,帮补西康财政的不足。这条“鸦片专线”,一直维持到刘文彩去世。2、以公益协进社的10万袍哥1万条枪实际控制川西,架空川西的合法地方政府,使川西成为刘文辉在西康的军阀统治的缓冲和屏障。各种材料都显示,虽然国民政府在1940年代屡次下达关于哥老会的各种禁令,但对刘文彩控制下的公益协进社则始终无可奈何,川西地区包括征兵、征粮在内的一切政令、法令,没有刘文彩的首肯,都绝难推行。凭借着公益协进社,刘文彩成了川西的太上皇。刘文辉自己后来也说,蒋介石在抗战期间之所以始终不敢吃掉自己,正是因为自己聚拢了“散在乡间成千上万的人枪和地方上的实力分子”。文彩中学在洗白“公益协进社”的诸多举措当中最为出彩“公益协进社”名称里的“公益”二字,及其以袍哥为组织内核的特性,决定了“公益协进社”在贩卖鸦片和操纵川西行政的同时,也必须涉及公益事业。一方面,不做公益事业,即无法解释“公益协作社”存在的合法性,或者换句话说,是无法将这一江湖黑道组织洗白;其二,袍哥组织本身就具有帮危扶贫的特性,刘文彩既然利用袍哥组织来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那么也就必然不得不照顾到袍哥组织这一特性,为帮内兄弟谋求公益;其三,与叙府时代的竭泽而渔不同,安仁镇、大邑县既是刘氏家族桑梓之所在,又是西康刘文辉集团的屏障,收取民心是稳固这一屏障的必须手段,这也就决定了刘文彩不会采取在叙府的横征暴敛模式。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大邑和安仁镇的民众何以至今,仍对刘文彩当年的统治怀抱好感了。民众可以不在乎这种好感的前因后果,但为史者不能不在乎,不指出,而仅仅简单化、脸谱化地据此将这个在家乡安仁镇搞了不少公益事业的刘文彩,视作什么“开明乡绅”——如前所述,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著名的文彩中学,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文彩中学和“公益协进社”之间的关系,从1942年8月公益协进社的开山典礼上副社长刘体仁的讲话中,可以看得非常明白,刘体仁说:“今天公益协进社正式成立,这是全安仁镇的盛事、庆幸事。这是刘总办的德望所致。数年来,总办对地方作了许多好事,有的多年纠纷,经总办一言数语即解;本息事宁人之愿,总办不吝垫钱垫米,济贫扶困。有好多本不该发生的事,然而却蕴藏着一场人祸,由于总办的关系,都化为无形。过去,我们安仁镇人的子弟读高中,要徒步涉水到成都,明后年就近在咫尺了。这是总办为地方造福培养人才的一大善举。体仁泰居荣位,愿大家在总办领导福荫下,和睦团结互助,共同协助政府,促进地方公益事业的发展。群策群力,造福桑梓,为幸为盼二(刘有江:《解放前安仁公益协进社》〔未刊稿〕,转引自笑蜀《刘文彩真相》)”公益协进社是刘文彩、刘文辉兄弟1940年代的一件头等大事;从刘体仁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彩中学则是公益协进社成立之后的一件头等大事。这件事情办得好不好,办得有没有社会反响,直接决定着公益协进社的生死存亡,而公益协进社的生存死亡,则直接关系到刘文辉在西康的独裁统治的生死存亡。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刘文彩耗费在文彩中学上头的巨大精力和巨大财力了。文彩中学从1941年到1944年,总共修了三年多;即便在今天看来,刘文彩当年建造的文彩中学,耗资之巨,建筑之宏伟,仍然远远超出了一般中学的规模;在延请师资上,刘文彩同样不惜血本。这样巨大的投入,最终换来的是丰厚的政治资本。1945年3月的第一届开学典礼,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中山之子孙科,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负责人黄季陆等政界名流均送来贺辞、贺匾,前来参加典礼的本省名流则数不胜数;四川省教育厅厅长则发表了现场演讲,赞叹文彩中学无论在规模和形式,都属于全川第一。地方乡绅兴学办校,自然是一件好事。但刘文彩办文彩中学,显然没有那么简单。第一,在大邑乃至川西,刘文彩就是政府,政府就是刘文彩,作为西川地区的“太上皇”,办学本是他的职责之所在;其二,刘文彩创办的“公益协进社”,其章程中本就有文教这一项,刘文彩既然是“公益协进社”的主持人,百姓们又大都出钱加入了该社,那么为社员们出钱办学,本也是“公益协进社”应该做的事情。当然,刘文彩把这件事情做出格了,下了血本,最后把它办成了一出社会热点事件,并转化成了自己兄弟的政治资本。这不能不说,是刘文彩的精明之处。结语:为刘文彩翻案很荒唐确实,特殊年代里用来宣传的那些水牢、收租院等等,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但否定了这些,并不足以替刘文彩翻案。刘文彩在今天的被洗白,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这些荒唐,总结起来,大致有这么几条:1、错拿刘文彩来为地主翻案。地主在中国历史中究竟扮演了一种怎样的角色?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杨奎松阅读过大量关于土改的资料之后曾说过:“在土地如此广袤和人口如此众多的庞大中国,任何一种情况都不难找到支持它的证据”,所以专题不打算讨论地主这个问题。这里要指出的荒唐之处在于:刘文彩有8000多亩土地,他是一个地主,但他这个地主,没有任何代表性,他是特例,他的背后,是黑白两道,是军阀的枪杆子和黑社会的烟杆子,这是中国绝大多数的普通地主所望尘莫及的。拿刘文彩来为地主翻案,本身就选错了对象。2、许多人在网络上、微博里把刘文彩打扮成一个温厚的开明乡绅,实际上已经犯了与当年相似的错误——把人物脸谱化。只不过当年脸谱化“恶地主刘文彩”,使用的手段是捏造历史;而今脸谱化“好乡绅刘文彩”,使用的手段则是屏蔽一部分历史,将他那些“善举”的背景统统省略。3、即便不考虑地主身份的代表性问题,也不追究那些“善举”的政治背景,刘文彩也仍然是一个应该受到历史的否定和鞭挞的人物。理由很简单:刘文彩的一辈子,横征暴敛、制毒贩毒,可谓祸国殃民。他绝大部分的财富积累,都是非法所得,与那些勤俭持家精打细算的普通地主迥异。在桑梓修段路,办所学校,抵消不了他的祸国殃民。试问:一个把赋税征收到1957年的军阀,是值得肯定的吗?一个到死都在贩卖鸦片的黑社会头子,是值得肯定的吗? 至于周扒皮的原型,网上有人发文说是个厚道人,只可惜在那个全民斗地主的时代,地主阶级都要被推翻了,他个人厚不厚道,已经无关大局了,况且这是一家之言,我找了好久的资料,争论太大莫衷一是,厚道论目前占优,然后有一批人说地主其实都是好人,我勒个去。
白毛女》剧中的人物原型是谁?白毛女的家在哪里?本文作者近来作了一番探讨。关于白毛女的原型有几种说法:一是1945年初,河北省阜平县有一个“白毛仙姑“的传说。有人说歌剧《白毛女》是根据这个传说创作的。其实,这只是个引子,上面的传说只不过为剧作家提供了一点素材和启发。二是四川省宜宾县有个叫罗昌秀的女子,解放前被地主恶霸逼迫逃进深山17年,1956年被政府解救出来,头发全白,成了白毛女。当地政府安排了她的生活,后来结婚,生了一子一女。1958年陈毅还曾看望过她。1956年罗昌秀才被解救出来,而歌剧《白毛女》是在1945年写成的。时差太远,罗昌秀不可能是白毛女的原型。徐州诗人黄新铭有一篇散文《访白毛女故乡陈黄楼村》,对此事说得比较清楚。从贺敬之的老家贺窑村,往南十多里,有一个村子叫陈黄楼村,这便是歌剧中几个人物原型的故乡。陈黄楼村由两个自然村组成,陈楼在西,黄楼在东,村前有一个大山名曰寨山。早在南北朝时期,梁武帝萧衍曾在山南建压鹊寨,山因寨得名,俗称寨山。山半腰有一小庙,史载,此庙建于明朝,俗称奶奶庙,早已衰败,仅剩残垣断壁。尚有“水月阁”、“山间明月”、“绝壁飞泉”等石刻。传说白毛女躲在深山,偷吃供果,即指此庙。剧中的黄世仁确有其人。他兄弟二人,其兄名黄全仁,有地四十多顷。黄全仁才是剧中黄世仁的原型。他在当地作恶多端,后吞金而死。其弟黄世仁去了南京,老死于南京。长工(俗称大领)杨三,是杨白劳的原型。大管家胡秀成是穆仁智的原型。黄家有一个姓范的丫头,人称范妮,黄家佣人,后被黄全仁霸占,这便是《白毛女》剧中喜儿的原型。剧中只有喜儿的恋人大春是虚构的人物。这些活生生的人物,应该是剧作家贺敬之早已知道的,是创作的基础,再与河北省阜平县白毛仙姑的传说结合起来,加工创作成歌剧《白毛女》。刘文彩翻案很荒唐“刘文彩为主的刘家地主,第一修万成堰,受益者为数县农民;第二出资修公路但不收过路费;第三创办文彩中学,受益者为数千贫家子弟;第四主持民间自治组织公益协进社,属于清水袍哥,且有一定现代化改造,尤其公益方面贡献较大。那时的地方实力(派),还是要对父老乡亲负责的,哪像今天。”…[详细]这是微博上流传的诸多关于“刘文彩真相”的一则比较“权威”的段子。这段子是真的吗?刘文彩,应该被翻案吗?考诸史料,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这案,不值得翻,也翻不过来。?第10期? 建国初期刘文彩庄园宣传照片刘文彩发家靠的是枪杆子和烟杆子,而不是勤俭持家刘文彩是一个地主,但他不足以代表中国大部分的地主,因为他的发迹是很特殊的。与大多数的中小地主不同,刘文彩的发迹,依靠的不是精打细算和勤俭持家,而是通过两条非正常途径:枪杆子和烟杆子。枪杆子,一方面是指他倚仗其胞弟军阀刘文辉的权势,从一个小财主一跃成为掌管宜宾、江安等几十个县的川南税捐总办,得以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另一方面,则是指他控制下的十万袍哥,即所谓“十万兄弟伙,一万多条枪”。所谓烟杆子,指的是他利用自己川南水陆禁烟查缉处处长的身份,执法犯法,以禁烟的名义大量贩卖鸦片、制造吗啡,成为包销云南鸦片的毒品大王。为军阀兄弟刘文辉聚敛财产,是刘文彩一辈子最主要的工作刘文彩最发达的时候有多少财富?据《大公报》日刊登的一份1948年的统计称,刘文彩在四川富户当中,位居第33位;常见的数据,则说他名下有8000余亩地,以及若干商铺和房产。当然,财富的多少本身并不是判断某人好坏的标准;真正的标准,是获取财富的手段是否合法。刘文彩30岁以前,走的其实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农民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的发家路线。他1887年出生在大邑县安仁镇,当时家里有田产30余亩,务农之余还经营酿酒作坊。弟兄七人,刘文彩排名第五,读过几年私塾后就回家务农,农闲时则走街串巷卖酒。几年后,刘文彩略有储蓄,又与族里人合资开了一家烧酒坊和一座水碾。如果不是刘家老六刘文辉从保定军官学校混出了名堂,混成了仅次于刘湘的四川第二号军阀,刘文彩很可能一辈子都会呆在大邑县做他亦农亦商的小本生意。兄弟刘文辉的崛起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1922年冬,35岁的刘文彩走出安仁镇,前往宜宾担任府船捐局局长,正式成为刘文辉后方的“聚敛大员”。稍后,他又升任叙府百货统捐局局长,兼四川第四十二区烟酒专卖局局长;再往后,刘文辉的二十四军旗帜所到之处,凡与聚敛有关的要职,全部集于刘文彩一身。为刘文辉聚敛政治经费和战争经费,成为刘文彩此后十年间最主要的工作。在刘文彩治下,川南苛捐杂税多如牛毛,1932年已将辖区的赋税征收到1957年从1922年到1931年,十年间,刘文彩先后担任过叙府百货税捐局长、叙南护商事务处长、川南水陆护商总处长、川南水路禁烟查缉总处长、川南税捐总局总办和叙南清乡司令,统管81个县(当时四川全境共146县)税收,成为赫赫有名的“川南王”。为了保障这一财政大权,刘文彩在叙府期间,还实际掌控着一个混成旅的兵力。为了给兄弟刘文辉聚敛钱财,用来扩大队伍和政治交际,刘文彩在叙府可谓不遗余力。当日川南地区存在着150多种名目的税捐,叙府一地,据宜宾文史资料室收集的旧税票和老年人的回忆,确实可靠的名目达四十四种,其中有“妓女花捐”、“懒捐”“锄头捐”、“厕所捐”等等,有些名目闻所未闻,故而,宜宾当日民间曾有“自古未闻屎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的谚语。刘文彩还把多如牛毛的捐税,用各种形式摊派到普通群众身上。比如,当时宜宾城里买一张戏票,就要负担娱乐税、印花税、伤兵亡友费、警士寒衣捐、政教经费等14种名目的附加税。刘文彩控制下的川南,和四川其他地方—样,也大搞田赋“预征”,根据四川省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保存的税票,刘文彩1932年离开叙府之前,已经向川南农民“预征”到了1957年的田赋,和电影《让子弹飞》里的鹅城一模一样。官商一体,大搞投机垄断贸易敛财,“囤积不限资金,经营不择手段”刘文彩早年有丰富的经商经验,所以,他在叙府期间的敛财手段,除了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之外,还另有一手,即利用自己的权势,经营垄断投机贸易牟取暴利。笑蜀在《刘文彩真相》一书里说:刘文彩初到叙府,用5万大洋兴办的企业“义和”银号,“仅仅两年时间,五万元本钱就翻了好几个滚,回到了刘文彩的钱柜中”,1925年,“义和”改名“人和”,“‘人和’规模极为庞大,‘义和’时代本金最高不过十万元”,‘人和’开张本金即突破百万,并且很快攀升到一千万;到刘文彩撤离叙府时已积累到二千余万元。总部叙府,在重庆、自贡等城市开设分号……”,笑蜀认为刘文彩的“义和”一开始做的是“阳光生意”,“是正常经营,以存款、放贷和汇兑为主要业务,兼做一些贸易”,但“没能做多久,随着政坛风云的急剧变化,刘文彩的经营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刘文彩的“义和”一开始是不是做的“阳光生意”?编辑没有见到能够说明这个问题的史料。但刘文彩的“生意”在1928年迅速转向为“不择手段地捞钱”,则是笑蜀也承认的事实:“至此,刘文彩企业全部转入战时经济范畴,经营业务全部纳入投机贸易领域。本来是做‘阳光生意’的刘文彩转而从事‘地下经济’,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投机商。”刘文彩是怎样通过投机不择手段地捞钱的呢?据曾参与刘文彩1928年“企业转型会议”的目击者的回忆,刘文彩要求:“决定不用‘人和’的招牌,改换若干个各地不同的牌名,仍以宜宾为总号,内部统一管理,以便于隐蔽财产,做到下网快,起网快,结束容易,且在结束时不造损失。业务经营只注重囤积、贩运、销和变相高利贷。”“下网快,起网快,结束容易”,是有鉴于刘文辉在军阀混战的乱局中随时有可能败走的现实考量;“业务经营只注重囤积、贩运、销和变相高利贷”则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短期敛财效果。刘文彩硬性规定各商号“只许赚钱,不许亏折”,年利率不得少于百分之五十,规定“囤积不限资金,经营不择手段”,达成这一“盈利”目标的基本办法,则是靠买断货源来垄断囤积,譬如设在叙府的“长发元”商号;把药材中常用的、大宗的、价平的品种如当归、天麻、半夏、川芎等,在云南、川西等地买断货源,囤积待价,有时弄得各地药商只好仰承“长发元”供应,用这种手段,刘文彩囤积的药材等土产,牟利最多可达百分之八十。药材、山货之外,刘文彩依靠兄弟的枪杆子和手里大量的赋税,垄断的产业还包括食盐、棉花、高利贷……在刘文辉的防区内,几乎所有赚钱的行业,都能看到刘文彩这只官商一体的垄断巨鳄的存在。笑蜀在《刘文彩真相》里说:“有权力开道,刘文彩在商海任意驰骋,普通商人根本无力与之抗衡。刘文彩做起药材生意,‘德顺生’、‘富元亨’等十余家药号便不能不垮台。刘文彩做起航运生意,‘植丰’轮船公司、‘合众’轮船公司就不能不关门。官商于自由竞争之害,刘文彩堪作一例。”以辖区最高禁烟长官的名义,执法犯法大做鸦片生意苛捐杂税也好,囤积居奇也罢,其实都不如刘文彩在川南的鸦片生意挣钱。刘文彩有一个兼任的职务,叫做“川南禁烟查缉总处”处长。该职务的责任,是响应南京国民政府1927年的一项决议——自1928年起,在三年之内禁绝国内的鸦片。但刘文彩任职期间的做法,不是积极禁烟,而是积极地利用自己川南最高禁烟长官这个身份,大做鸦片生意。其基本手段是:“在防区内辖有的五十余县,按县的大小,分设禁烟查缉处或所,各县乡镇还设有禁烟盘查分所,专门征收烟税,推销‘公土”,表面禁烟,实则大开烟禁,烟馆之多,骇人听闻。同时,还为了进一步垄断鸦片运售,通令所属防区设立‘官膏栈’,限定日期,强迫私商存烟,以低价卖给‘公家’,然后又以‘公土’名义,高价转卖给公私烟馆,让瘾民公开吸食,藉以敛财。对于产烟区域,每届秋末冬初鸦片下种时,则派员分赴各地,督促当地团保向烟民‘劝种’,对不愿种烟者,则加重征收‘懒捐’,并强迫下种,然后将其所收集的烟土,勾结上海烟商、流氓制造吗啡……”(《宜宾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实际上,刘文彩是以禁烟的名义,在川南辖区建立了一整套“鸦片专卖制度”,由刘文彩一人独自垄断川南的鸦片贸易,刘文彩甚至一度包销了云南全省鸦片产量的三分之一。甚至到了刘文辉败退西康,刘文彩退出宜宾,回到安仁镇,其鸦片贸易也仍然没有断绝,刘文彩仍然替刘文辉牢牢地掌控着西康地区大规模的鸦片贸易。为刘文彩翻案的理由,其实都存在着史料回避问题网络上流传的各种为刘文彩翻案的资料,其内容基本都是刘文辉1932年战败退居西康,刘文彩退出叙府回到安仁镇后的事情。如开篇所引微博谈及的四件事:“第一修万成堰,受益者为数县农民;第二出资修公路但不收过路费;第三创办文彩中学,受益者为数千贫家子弟;第四主持民间自治组织公益协进社,属于清水袍哥,且有一定现代化改造,尤其公益方面贡献较大。”难道,刘文彩的一生,真的可以以1932年为界,区分为两个阶段吗?前一阶段在叙府祸国殃民,后一阶段回大邑恩泽乡里?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下面,编辑尝试将上述四个理由的历史背景补充完整。修万成堰有仗势欺人的因素,有受益的农民也有受害的农民据《大邑县志续编》记载,万成堰开始修筑的时间是1931年春,刘文彩当时尚在叙府,并不是主事之人,而只是参与者。县志的记载里没有提到刘文彩,只提到了他的大哥刘升廷和六弟刘文辉:“民国20年(1931)春,刘升廷在其弟刘文辉的支持下邀约崇庆县中和乡绅等在安仁镇商讨开凿新堰事,商定从崇庆县桃子湃凿渠开堰引水,由受益户自带工具,于4月17日这天万人出动,开堰引水入桤木河。一条宽、深各10米,长10余里的新堰一天就完成了,取名万成堰。同年9月,这条堰又加宽4米。桤木河增加了水量,不仅安仁镇的大片农田解决了缺水之患,临近的唐场、韩场、邛崃县的傅庵子和新津县的一部分共10余万亩农田均受其益。”该堰修筑成功的关键是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刘文辉,没有刘文辉的命令和威势,这座堰是修不起来的。因为这座堰使大邑县大量农田受益的同时,损害了引水之处崇庆县百姓的利益。刘文辉得势之日,崇庆县的豪族袍哥地主忍声吞气,刘文辉战败之后,1935年就发生了崇庆县济民场袍哥舵把子雷绍华建碾,将万成堰水引入济民堰,随后与大邑县争斗发生血案的事故。可见该堰修筑之初,实有仗势欺人的因素在其中。再者,刘文辉出面,刘氏家族出头组织修筑万成堰,其动机其实是很明显的。刘家上辈不过薄田数十亩而已,直到刘文辉发迹,刘氏兄弟才开始在大邑及附近各县大量置办田产,据《四川农村60年经济结构之变迁》一书的统计,“在刘湘、刘文辉、刘文彩等刘氏军阀的老家大邑县,军阀官僚出身的地主也占到了地主总户数的49.9%,并占有该县地主所拥有田地总量的80%”。刘氏家族在大邑占有土地如此之多,而大邑素来又以缺水著称,如此,就不难理解刘文辉何以会在自己政治生涯最顶峰的1931年,出面来修筑这样一条万成堰了。修公路确实便利了百姓,但这并不是刘文彩的主观目的刘文彩修公路是怎么回事呢?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一进庄园大门,第一眼看到的是一辆福特轿车,解说词说是刘文彩为了自己的轿车能开到成都,就修了大邑到成都的公路(又不是挥霍公款)。这个谎言很不高明,没有公路之前小车怎能先在大邑呢?事实是刘文彩修公路的时间是公元一九四三年前后,一九四八年刘文彩才买了一辆二手吉普车。现展出的福特车刘文彩从来就不曾有过。在一九四九年刘文彩病重期间用的小轿车都是刘文辉借的。不过安仁过去确有一辆类似的轿车,那是一九四六年刘文彩向西康省政府要的,要来供‘文彩中学’的校长和教师们使用的,刘文彩本人从未享用过。主管部门弄来这辆车其实是为了诋毁刘文彩在抗战时期为国为民修公路的业绩。”这段替刘文彩洗白的文字,存在着许多问题。编辑查《大邑县志》第二章《陆路、桥梁》篇,没有找到任何“刘文彩修筑大邑到成都的公路”的记载。据县志记载,1930年大邑县才借了四川省政府修筑“成温邛简易公路”的东风,县境内有了一段20公里的公路。这条路属于省道,记录翔实,其修路款项筹集的办法是“随粮附征经费”。也就是说,“大邑到成都的公路”,是四川省政府出面修筑的,与刘文彩没有关系。倒是另一条属于县道的“大新公路”——1931年到1934年间,大邑县用同样“随粮附征经费”的方式,修了一条从大邑到新津的简易公路——可能与刘文彩有关,因为这条公路途经刘文彩所在的安仁镇,刘文彩理应斥资参与修筑。除此之外,编辑没有找到其他可能与刘文彩有关的修筑公路的史料。网络上流传的“没有公路之前小车怎能先在大邑呢?事实是刘文彩修公路的时间是公元一九四三年前后”,其实并不正确,《大邑县志》很明确地记载,至少在1934年,成都到大邑已经有省道,大邑县城到安仁镇有县道。笑蜀《刘文彩真相》里也有一段刘文辉1942年3月开车回安仁镇省亲的记载:“1942年2月,刘文辉在重庆与周恩来秘密会谈,跨出了与中共合作的决定性的一步。3月即回乡省亲。刘文辉此次回乡,排场不小,出动了两辆轿车,刘文辉夫妇和孩子们坐一辆,五六个随从坐一辆;此外还有一辆大卡车,供警卫排乘用,警卫排一色黄呢军服,荷枪实弹,煞是威风。”没有任何刘文彩主动积极为民众修筑公路的记载,但这些公路带给刘文彩本人的好处,则不可低估。刘文彩长期居住在安仁镇,以“公益协进社”控制川西,笑蜀在《刘文彩真相》里说:“(刘文彩)常常以‘地下首脑’、‘幕后首脑’的身份,凌驾于地方合法行政首长之上,对他们颐指气使。对刘文彩的这种自命,地方合法行政首长没有谁敢不默认。大邑县和附近各县的新县长上任,必须先去安仁镇向刘文彩‘报到’,每逢安仁刘氏家族有重大庆典,必须送礼致贺。《刘文彩罪恶的一生》称,公益协进社总社所在的同庆茶楼,简直像个小朝廷,‘一年四季,这里都是车水马龙,各路码头的袍哥大爷,四面八方的恶霸地主,三山五岳的流氓上匪,还有国民政府的大小官员,军阀政客,都云集‘小朝廷’里,向‘土皇帝’刘文彩请安上寿,察报请示’,这段描写基本上是实情。刘文彩进人了他一生中权势最盛的又一个巅峰时期。刘文彩就这样在蒋介石集团控制的川西农村,建立了刘文辉家族集团的‘国中之国’。”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一条贯通成都、大邑和安仁镇的公路,对刘文彩这样一个“土皇帝”是多么重要了。不要说没有刘文彩修筑“大邑到成都的公路”的记载,即便是有,即便是他真的不向老百姓收过路费,其实也算不得什么恩泽乡里的仁义之举,安仁镇是刘文彩坐镇之地,是川西政治的中心,没有任何人比刘文彩更需要一条直通成都乃至雅安的公路。“公益协进社”不是什么公益组织,而是一个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地下政府刘文彩一手创办的“公益协进社”是不是一个“民间自治组织”?从字面上看,似乎是这样。但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这是一个聚拢了10万袍哥,拥有1万多条枪的非政府组织。没有哪个民间自治公益组织需要拥有如此这般的武装力量。笑蜀在《刘文彩真相》里说,“刘文彩创办的公益协进社属于以刘文辉为代表的刘氏家族的一部分,是为了呼应在西康的刘文辉势力而创建。刘文彩主持的公益协进社,与刘文辉的势力是相辅相成、两位一体的关系”。换言之,“公益协进社”是刘文辉维持其在西康的军阀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冠以“公益”之名,但和民间公益自治组织有着天壤之别。学者王方在《1940年代川西袍哥团体研究》中说:“在成都市档案馆中,笔者找到了一份档案,它是探子向警察局报告公益协进社成立当天的情状。在档案中,报告中详细地介绍了刘文辉与公益协进社的关系,认为刘文辉是公益协进社的幕后支持者”——可见,刘文辉是公益协进社的后台,刘文彩是该组织的实际操纵者,是当时四川政坛人所皆知的事情,没有人把它看作什么真正的“民间自治组织”。刘文彩兄弟搞这样一个“公益协进社”的目的是什么呢?据王方的的研究,主要有这么几个作用:1、刘文辉任西康省主席,率24军常驻西康。而西康贫瘠,财政入不敷出。刘文辉为了创收,大力种植鸦片和开发金矿。公益协进社则打通了从西康到川西的鸦片运输之路。刘文彩委派他的干儿子、公益协进社分社社长郭保之以护商名义,保护鸦片的运销,保证了这条“鸦片专线”的畅通。鸦片从西康运到大邑后,存放在刘氏公馆烟库内,再在公益协进社的办公大楼内分派给各路码头,由袍哥大爷们代为销售,刘文辉则从中获取高额的运销利润,帮补西康财政的不足。这条“鸦片专线”,一直维持到刘文彩去世。2、以公益协进社的10万袍哥1万条枪实际控制川西,架空川西的合法地方政府,使川西成为刘文辉在西康的军阀统治的缓冲和屏障。各种材料都显示,虽然国民政府在1940年代屡次下达关于哥老会的各种禁令,但对刘文彩控制下的公益协进社则始终无可奈何,川西地区包括征兵、征粮在内的一切政令、法令,没有刘文彩的首肯,都绝难推行。凭借着公益协进社,刘文彩成了川西的太上皇。刘文辉自己后来也说,蒋介石在抗战期间之所以始终不敢吃掉自己,正是因为自己聚拢了“散在乡间成千上万的人枪和地方上的实力分子”。文彩中学在洗白“公益协进社”的诸多举措当中最为出彩“公益协进社”名称里的“公益”二字,及其以袍哥为组织内核的特性,决定了“公益协进社”在贩卖鸦片和操纵川西行政的同时,也必须涉及公益事业。一方面,不做公益事业,即无法解释“公益协作社”存在的合法性,或者换句话说,是无法将这一江湖黑道组织洗白;其二,袍哥组织本身就具有帮危扶贫的特性,刘文彩既然利用袍哥组织来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那么也就必然不得不照顾到袍哥组织这一特性,为帮内兄弟谋求公益;其三,与叙府时代的竭泽而渔不同,安仁镇、大邑县既是刘氏家族桑梓之所在,又是西康刘文辉集团的屏障,收取民心是稳固这一屏障的必须手段,这也就决定了刘文彩不会采取在叙府的横征暴敛模式。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大邑和安仁镇的民众何以至今,仍对刘文彩当年的统治怀抱好感了。民众可以不在乎这种好感的前因后果,但为史者不能不在乎,不指出,而仅仅简单化、脸谱化地据此将这个在家乡安仁镇搞了不少公益事业的刘文彩,视作什么“开明乡绅”——如前所述,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著名的文彩中学,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文彩中学和“公益协进社”之间的关系,从1942年8月公益协进社的开山典礼上副社长刘体仁的讲话中,可以看得非常明白,刘体仁说:“今天公益协进社正式成立,这是全安仁镇的盛事、庆幸事。这是刘总办的德望所致。数年来,总办对地方作了许多好事,有的多年纠纷,经总办一言数语即解;本息事宁人之愿,总办不吝垫钱垫米,济贫扶困。有好多本不该发生的事,然而却蕴藏着一场人祸,由于总办的关系,都化为无形。过去,我们安仁镇人的子弟读高中,要徒步涉水到成都,明后年就近在咫尺了。这是总办为地方造福培养人才的一大善举。体仁泰居荣位,愿大家在总办领导福荫下,和睦团结互助,共同协助政府,促进地方公益事业的发展。群策群力,造福桑梓,为幸为盼二(刘有江:《解放前安仁公益协进社》〔未刊稿〕,转引自笑蜀《刘文彩真相》)”公益协进社是刘文彩、刘文辉兄弟1940年代的一件头等大事;从刘体仁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彩中学则是公益协进社成立之后的一件头等大事。这件事情办得好不好,办得有没有社会反响,直接决定着公益协进社的生死存亡,而公益协进社的生存死亡,则直接关系到刘文辉在西康的独裁统治的生死存亡。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刘文彩耗费在文彩中学上头的巨大精力和巨大财力了。文彩中学从1941年到1944年,总共修了三年多;即便在今天看来,刘文彩当年建造的文彩中学,耗资之巨,建筑之宏伟,仍然远远超出了一般中学的规模;在延请师资上,刘文彩同样不惜血本。这样巨大的投入,最终换来的是丰厚的政治资本。1945年3月的第一届开学典礼,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中山之子孙科,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负责人黄季陆等政界名流均送来贺辞、贺匾,前来参加典礼的本省名流则数不胜数;四川省教育厅厅长则发表了现场演讲,赞叹文彩中学无论在规模和形式,都属于全川第一。地方乡绅兴学办校,自然是一件好事。但刘文彩办文彩中学,显然没有那么简单。第一,在大邑乃至川西,刘文彩就是政府,政府就是刘文彩,作为西川地区的“太上皇”,办学本是他的职责之所在;其二,刘文彩创办的“公益协进社”,其章程中本就有文教这一项,刘文彩既然是“公益协进社”的主持人,百姓们又大都出钱加入了该社,那么为社员们出钱办学,本也是“公益协进社”应该做的事情。当然,刘文彩把这件事情做出格了,下了血本,最后把它办成了一出社会热点事件,并转化成了自己兄弟的政治资本。这不能不说,是刘文彩的精明之处。结语:为刘文彩翻案很荒唐确实,特殊年代里用来宣传的那些水牢、收租院等等,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但否定了这些,并不足以替刘文彩翻案。刘文彩在今天的被洗白,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这些荒唐,总结起来,大致有这么几条:1、错拿刘文彩来为地主翻案。地主在中国历史中究竟扮演了一种怎样的角色?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杨奎松阅读过大量关于土改的资料之后曾说过:“在土地如此广袤和人口如此众多的庞大中国,任何一种情况都不难找到支持它的证据”,所以专题不打算讨论地主这个问题。这里要指出的荒唐之处在于:刘文彩有8000多亩土地,他是一个地主,但他这个地主,没有任何代表性,他是特例,他的背后,是黑白两道,是军阀的枪杆子和黑社会的烟杆子,这是中国绝大多数的普通地主所望尘莫及的。拿刘文彩来为地主翻案,本身就选错了对象。2、许多人在网络上、微博里把刘文彩打扮成一个温厚的开明乡绅,实际上已经犯了与当年相似的错误——把人物脸谱化。只不过当年脸谱化“恶地主刘文彩”,使用的手段是捏造历史;而今脸谱化“好乡绅刘文彩”,使用的手段则是屏蔽一部分历史,将他那些“善举”的背景统统省略。3、即便不考虑地主身份的代表性问题,也不追究那些“善举”的政治背景,刘文彩也仍然是一个应该受到历史的否定和鞭挞的人物。理由很简单:刘文彩的一辈子,横征暴敛、制毒贩毒,可谓祸国殃民。他绝大部分的财富积累,都是非法所得,与那些勤俭持家精打细算的普通地主迥异。在桑梓修段路,办所学校,抵消不了他的祸国殃民。试问:一个把赋税征收到1957年的军阀,是值得肯定的吗?一个到死都在贩卖鸦片的黑社会头子,是值得肯定的吗?
实际上,很多经常在医院泡的人并没有什么病。一个单位的几个退休的老同事经常到医院去排队拿药,有一天少了一个人,几个老人都打听他怎么不来了?他的邻居告诉其他同事:今天他病了,在家休息呢。有些老人总是在高峰期坐公交车要人给他们让座,实际上已经退休他们并没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在高峰期坐车出去办,但他们很多人就是喜欢这种拥挤和热闹的感觉。
他以前好像发过那样的帖子。恩有时间我找找看。
那你也就别想我们拿你当人看了。直接就是一条为了狗粮啥都能出卖的畜生啊。猪狗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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