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本站的&&&&位访客最近更新
网上调查图文专题
>> 女性主义思潮第8章 生 态 女 性 主 义发布时间: 10:02:56　　阅读:719次　　作者:罗斯玛丽?帕特南?童
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著《女性主义思潮导论》（Feminist Thought : A More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艾晓明、朱坤领、柯倩婷、束永珍、陈翠平译，该书已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10月第1版）。修订后的译稿因电脑多次重装，已经找不到了。为方便同学们的课程学习，这里上传了出版前的译稿，其中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仅供参考。同学们看这里的译稿，可以了解该书的大致内容，如需引用，请以正式出版的译著为准。
?沃伦(Karen J. Warren)的说法，西方世界对自己及其居民的基本信仰、价值观、态度和设想，是由压迫性的父权制概念框架所塑造的，其目的是解释、合理化和维持普遍的支配与屈从关系、尤其是男人对女人的支配关系。这个概念框架最重要的特征是：
）等级制的价值思考，即“上―下”的思维方式，它把更高的价值、地位或威望赋予高居其“上”者而不是屈居其“下”者；（2）价值二元论，即在分离性的二者中，分离的双方被看作对抗性的（而不是互补性的）、排他性的（而不是包容性的）；这就把更高的价值（地位、威望）赋予其中一方而不是另一方（举例来说，二元论把更高的价值或地位赋予那些历史上被界定为“精神”、“理性”和“男性”的群体，而不是赋予那些历史上被界定为“身体”、“感性”和“女性”的群体）；（3）统治的逻辑，即立论结构，这个结构使得屈从地位被证明为合理的。
看来，父权制的等级制度、二元论和压迫性的思维模式已经对妇女和自然造成了损害。的确，由于妇女已经被“自然化”，而自然也被“女性化”了，要了解一种压迫在哪里结束、另一种压迫又在哪里开始，这是很困难的。人们用一系列动物名称来描述妇女，这些动物包括“母牛、狐狸、小鸡、蟒蛇、母狗、海狸、老蝙蝠、猫咪、猫、小鸟脑袋、野兔脑袋”；沃伦强调，当人们这样做的时候，妇女就被“自然化”了。同样，自然也是被“女性化”的，当“她”被男性蹂躏、主宰、征服、控制、穿透、开垦和采掘时；或者，当人们把“她”作为万物最伟大的“母亲”来尊敬和崇拜时，自然也被“女性化”了。如果说男人是大自然的君主，如果说他被赋予了统治大自然的权力，那么他所控制的就不仅仅是自然，而且还控制着与自然相似的人――女人。男人对自然可能采取的所有行动，他都可能同样施于妇女。
或“精神生物”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她们与“社会―建构主义者”或“社会”生态女性主义者的意见也不一致。然而，尽管在我们对环境的责任（我们必须尽可能生活得简单吗？）、对动物的责任（我们都必须吃素或反对杀生吗？），对后代的责任（我们都必须是和平主义者和严格的人口控制者吗？），在这些方面，她们的意见常常很不相同；但所有的生态女性主义者都赞同罗斯玛丽?雷德福?路德(Rosemary Radford Ruether)的看法，即妇女与自然的解放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工程。路德认为：“妇女必须看到，在一个继续以支配关系作为基本关系模式的社会，妇女没有自由可言，生态问题也找不到解决的途径。她们必须把妇女运动与生态运动的种种需求联合起来，想象新的前景：积极改造和重新建构基本的社会经济，重建作为这个（现代工业）社会基础的价值观念。”
1、生态女性主义的根源
年出版的《沉默的春天》（The Silent Spring）一书中，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警告美国人说，除非他们开始关心自己的环境，否则，“人类对环境的所有攻击，（包括）有害甚至致命的物质对空气、江河和海洋的污染……[将必然]无疑地破坏或改变物质本身……未来的形成就取决于此。”全球性生态问题的预兆已经出现：臭氧层破坏、废物处理、动物畜牧、物种危机、能源节约、野生动物保护……对这些问题的生态学关注持续增长，一场保护环境的运动在美国和全世界蔓延开来。虽然，所有的环保主义者都相信，人类应尊重自然；但是，所谓人类中心论的环保主义者基于进一步保护人类的利益而提出尊重自然的理由；而所谓地球中心论的环保主义者则认为，尊重自然是基于地球自身所具有的内在价值。
（instrumental）的，它的意义、重要性和目的，取决于我们的需要和欲望。环境不是作为自身而存在，它是为满足人类需要而存在的。
(men)去“征服”大地，而且男人还“有权支配大海里的鱼、天空中的鸟乃至地球上行走的一切生物”。这些教义所倡导的观念是：自然只具有工具性的价值。同样是这些批评者，他们还强调，在前启蒙与启蒙时期，机械科学论的隐喻与模式广泛产生影响，它强化了圣经的神人同形同性论的自然观。他们指出，在17世纪之前，我们把自然看作一个有机构成，自然如同仁慈的女性或养育众生的母亲，她慷慨、无偿地施予我们――她的孩子们以恩惠。然而，继科学革命之后，我们重新想象了自然，我们机械地理解自然，把自然视为没有活力的、无生命的机器。作为这样一种思维范式转换的结果，我们不仅很容易把自己利用自然的行为合理化，而且还可以把自己误用和虐待自然的行为合理化。我们振振有词地推论，无论我们以什么方式来对待一个纯粹的“客体”，都不存在道德上的错误。
é Descartes）的哲学赋予精神高于物质的特权，这进一步支持了机械的自然观。笛卡儿的信仰是，我们有思考的能力（“我思故我在”），这一能力使我们“出类拔萃”；对人的思考能力的信仰导致这样的观点：能思考的“事物”（res cogitans 或人类）注定要控制那些不能思考的事物（动物、树木和石头）。我们逐渐相信，人类实际是最高的生命形式――宇宙的中心。由于这种自我拔高的观念，我们便自作主张，不仅自己决定何时保护和防止破坏环境，而且自己决定何时牺牲自然，为我们自己牟取更大的荣耀和利益。
世纪40年代末期为止；当时，新一代的环保主义者提出以地球为中心的环保论，他们称其为“深刻生态学”。这个后启蒙时代的自然观摒弃了把自然视为机器的现代观念，回复到中世纪甚至是古代的自然观；他们把自然视为有机体，它既有工具价值又有内在价值。
Leopold)在他很大程度上属于辑录的一篇论文《土地伦理》(“The Land Ethic”) 中写道：我们应该把土地当作“能量的源泉来思考，它通过土壤、植物和动物的循环输送能量。”利奥波德认为，地球是一个生命系统，各种元素错综交织，它们相互依赖彼此结合，从而作为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发生作用。如果系统里的某一个元素受到侵害，整个系统可能都会被感染；而治理整个系统的惟一方法就是治疗或治愈被侵害的部分，无论这部分是洪水泛滥的平原、繁殖过度的鹿群（或人类），还是污染严重的江河。固然，并非总能找到治疗或治愈这些患病元素的方法，但人们依然期待找到办法。事实上，生态系统中死亡与衰败的法则要求( require)新陈代谢，根除旧的成分，为的是给新的成分提供空间，生命和再生的法则是不断形成新生命。利奥波德说，每一个别部分(part)的持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整体(whole)持续发展下去。
为了解释这一观点，利奥波德以河流中的沙洲这个非常特别的小环境系统作为例子。这个系统有可以确认的完整性，它是一个整体，各种要素相互依赖地结合在一起，并使其整体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它有相当的稳定性，但这并不是因为它不会变化，而是因为它的变化是逐渐展开的。它的和谐、它井然有序的形式和它作为多样性的整体，这一切使它富于美感。当我们在更大的范围展开想象，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小环境系统和其它小环境系统互相连锁，它们共同构成一个非常大的生态系统；人类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这个所有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生态系统不是别的，它正是“自然”；而道德成为自觉的（或思想着的）人保护自然其完整性、稳定性和美感的实质。
）和乔治?西西斯(George Sessions)明确表达了深刻生态学的主要原则：
(source)是什么；他们拒绝接受自然纯粹是“什么”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没有充分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说，某种东西仅仅是存在着，这并不说明它具有内在价值。为了使这些批评家信服自然确实有其内在价值，彼得?温斯（Peter Wenz）辩驳说，在没有必要原因的情况下，毁坏生态系统显而易见是错误的。他指出，在一场全球性灾难之后，如果最后一个幸存者还可以在两者之间做一选择：拯救还是放弃地球上所有残余的植物动物生命；那么，他是否选择拯救这些生命形式，这将不是“一个道德上无关紧要的问题。”
）激烈反对一些深刻生态学论者的提议，即如果我们不能自愿控制、或者拒绝控制人口规模，政府有权利迫使我们这样做；这样非人类(nonhuman)的动物才能享有足够的食物和生存空间。弗里质问，这是否意味着为了让人类―非人类的数目达到理想比例，我们的政府应该袖手旁观，任由饥荒、疾病和战争“涂炭生灵，毁灭人类”？ 难道要像处理过度繁殖的鹿群一样处理我们吗？
2、生态女性主义：新的哲学还是古老的智慧？
年，出现在这年出版的《女性主义或死亡》（Le Feminisme ou la mort）一书中。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弗朗克斯?德?伊芙博尼(Francoise d’Eaubonne)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联系。她认为，其中一方的解放不能脱离另一方的解放。 在伊芙博尼创造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大约十年之后，卡林?J?沃伦（Karen J.Warren）进一步详细阐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假设，她指出：“（1）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重要的联系；（2）理解这些联系的本质对于充分理解妇女和自然所遭受的压迫是十分必要的；（3）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包含生态学的视角；以及（4）生态问题的解决必须包含女性主义的视角。”
中心，或者说仅仅是人类中心的问题，不如说是男性中心的问题。妇女与自然的主要的敌人不是神人同形同性论而是男性中心论。
赞赏深刻生态学者的“一致努力……以重新思考西方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伦理学”；尽管如此，她同时也指出，他们的重新思考是“不完善的”。 萨勒发现，大多数深刻生态学的发言人都是男人，她谴责他们不敢面对引发我们目前环境危机的性别歧视和对自然的偏见。她说：“在男人英勇到足以重新发现并真正热爱他们中的女人之前，深刻生态学的运动决不会真正发生”。萨勒提出这样的论点：“对妇女的仇恨本身导致对自然的仇恨，这是支配男人（男性）的行动、因此也是支配西方/父权制文化整体的原则性机制。”许多生态女性主义者都认同这一论点。
生态女性主义的问题：是否将妇女与自然相联系
认为：“承认妇女与自然的联系以及妇女在自然和文化之间的纽带作用，为女性主义提出三个可能的发展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通过总体上把妇女融进文化与生产领域从而把妇女与自然联系起来。第二个方向是重申妇女与自然的联系，提出女性的天性不仅有别于男性文化，而且优于男性文化。在金看来，第三个方向是真正的生态女性主义方式，它包括：
在金对真正的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解中，隐含着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信仰，即人类所有的压迫形式归根结底都是出自那些二分性的概念构想，它赋予双方中的某一方有优于另一方的特权（如男性优于女性，自然优于文化，科学优于魔幻）。
切断妇女与自然联系的论点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那些思考妇女与自然的联系的女性主义者中，有一些人是属于生态女性主义者阵营之外的。例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就曾激励妇女，要求她们“超越”与自然的联系，以改变妇女作为他者或第二性的地位。波伏娃推论说，妇女的他者身份部分地出自她的生物特征，尤其是她的生育能力；还有部分是出自社会强加给她的养育子女的责任。波伏娃并不把女人的身体看作她的朋友。相反，她认为妇女的身体从根本上来说是与之疏离的，身体犹如消耗能量的出口，妇女因操劳过度而无法参与男人所从事的创造活动。
（自为）伴随着作为自我的存在状态，能够自觉意识到未来所呈现的自我创造的可能性；en-soi（自在）带来的是作为他者的存在状态，它没有未来，因此也不存在任何改变的可能性。虽然所有的人类都是自为的、或者说是有意识的，但是西方文化倾向于只把男人看作充分的自为者，而女人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自在之物。
(Pour-soi)的存在而产生的焦虑，男人和女人都采用了各种所谓坏的信仰模式，试图隐瞒这一事实：唯有他们本人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男人视女人为“它性”或内在于自然的自在(en-soi)之物，在这种观念里寻求逃离自由的避难所。换句话说，男人在“女人”那里只看到他们希望看到的：她仅是一个人，这个人免于承担繁重责任，免于不断自我更新、与以前不同或者有所改善；女人已然“完成”，因此她完全沉浸在自己身体反复的、循环性的活动中，全然忘却了她的精神渴求：超越已知的现在而进入未知的将来。
她说，如果女人想要从第二性的地位上解放出来，她们就必须抗拒那种“轻易突围”的诱惑。通过拒绝成为他者――“它”、自在的(en-soi)、内在的、自然的人，妇女不仅将使自己获得自由，而且也能使男人获得自由。男人再也不能隐藏在“女人”怀抱里逃避自由。
反省波伏娃为解放妇女而提出的建议，生态女性主义者瓦尔?普兰姆伍德批评说，波伏娃给那些关心自然的妇女的建议是错误的：
她就要加入到男人的行列，像男人一样远离自然、超越自然和控制自然。波伏娃把男性对自然的超越与征服和妇女的内在性对立起来，妇女被等同于自然和身体；不仅如此，妇女而且是被动地沉溺于自然和身体之中。要获得“完整的人性”，妇女就要成为优越的精神领域的一部分，要去支配、超越自然和肉体性，即支配和超越自由的、可控制的领域；而不是陷入自然和盲目的失控状态。妇女要被男性气质的自由和超越领域所吸纳，这样她才能成为“充分的人”，而这些自由和超越的概念是在人类沙文主义(human-chauvinist)的意义上形成的。
谢里?B?奥特纳(Sherry B.Ortner)： 根据谢里?奥特纳的观点，对妇女们来说，解除她们自己与自然的联系，这将很不容易；因为实质上所有的文化都认为，相对于男人而言，女人与自然的联系更密切。她说，支持这种近乎普遍的信仰有三个理由：首先，妇女的生理特征(physiology)决定了她“更密切地卷入、花更多时间与‘生命物种’联系；养育人类未来的正是妇女的身体。”第二，妇女的位置(place)更多是在家庭环境；在这里，“动物般的婴儿”缓慢成长为社会文化的一员，动物和植物产品被制作成食物、衣服、形成人们藏身之所需要的物品。第三，妇女的心智（psyche），“通过她自己的社会化过程，妇女的心智(psyche)得到合适的塑造，得以胜任母职功能”， 相对于男人而言，她们的心智趋向于更注重关系、具体性和个别性的思维模式。
(intermediate)这一术语以不同的诠释。首先，中间物(intermediate)可以意味着妇女仅仅是处于“中间地位”，她低于男人而高于自然。第二，它可以代之表示这样的意味，在自然与文化之间，妇女有着“居中调停”作用；或者说妇女承担着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综合或转换的功能，例如，儿童的社会化过程就体现了妇女这种功能。只有儿童得到适当的社会化教育，文化才能持续发展下去；文化需要其成员适应它的规律和法则。由于这个原因，奥特纳推测说，文化便想方设法限制妇女的性、生育、教育和职业选择。妇女越保守，她们的孩子就越保守。最后，中间物(intermediate)也可以意味着“更大的模糊性象征”。因为文化不能深入理解妇女，它并不能肯定，妇女究竟是与生命、善良、秩序还是死亡、邪恶、混乱联系在一起。妇女究竟是文化的朋友还是仇人？这些都未有定论。
观念或意识形态方面（妇女处于中间地位，在文化与自然之间承担居中调停功能，或是作为暧昧不明的坏女人的象征）。
最终，女人与男人都将被看作“文化的”，女人将与男人同样参与“文化与自然持续展开的辨证过程”。
正如她希望改变妇女的行为和意识形态一样。如果我们需要让女人通过参与“创造”和“超越”的活动，以建立她们与文化的联系；那么我们同样需要让男人通过参与“反复性的”、“内在的”活动，来建立他们与自然的联系。
强调妇女与自然联系的论点：自然或文化的生态女性主义
妇女与文化/男人至少是同等的，前者甚至可能比后者更好；这种看法包含这样的意味，是传统的女性美德而不是男性美德能够促进社会关系的改善，能够培养出更少侵略性、更能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
玛丽?戴利（Mary Daly）:《妇科/生态学》： 在转向女同性恋者分离主义的女性主义观点这一过程中，玛丽?戴利开始抛弃她视为邪恶的男性文化，而拥戴她视为善良的女性文化。她推论说，在父权制建立之前，就存在着原初的母系社会。在这个以女性为中心的世界，妇女得到充分发展。她们可以控制自己的生活，彼此有着密切联系，她们也和非人类的动物和自然保持着密切联系；她们的生活自由而幸福。因此，戴利认为，妇女的解放进程应该是使她们从男人“驯化”、“剥夺妇女斗志”的文化世界中解放出来，重建妇女与她们过去那个原初的“野性”、“强壮”的自然世界的联系。
戴利把妇女赋予生命的能力与男人处理死亡的能力进行比较。她指出，妇女有能力创造充分的人类生活，这是朝气勃勃的生活；妇女和动物、大地、群星亲密交往，享有充满活力的联系。她认为，男人缺乏这种能力。她说，他们是寄生虫，他们吸食妇女的能量，从事破坏性的活动和限制性的思考。因为无法给世界带来生命，也因为没有能力与自然结盟，所以男人以人造的生命替代有血有肉的生命；出于对妇女的嫉妒，他们恼羞成怒，不仅寻求控制和毁灭妇女，而且力求控制和毁灭一切自然的东西。男性文化与女性文化完全背道而驰，它是关于疾病与死亡的文化，而不是关于健康和生命的文化。戴利写道：
仿制品）以及他们热情认同的事物，对地球的未来是致命的。这些事物包括：核反应堆和它们产生的毒害、原子弹储存、破坏臭氧层的悬浮喷雾推进燃料、“设计”出来自我毁灭的海上油轮、医疗药物处理、致癌的食物添加剂、精炼食糖、各类损害大脑的污染物质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陈腐的男性配偶与一个死亡世界相恋而繁殖出来的多样怪胎/沉渣，他们爱恋的这个世界最终是和他们自己是一丘之貉、本质相同的。伊克松油轮的污秽排泄随处可见。这是无处不在的恶兆。
生态学”进行对照。男人的妇科学是关于身体局部器官的、专门分工的生育研究，仿佛妇女的生育仅仅是另一种生产模式；它研究的是以赝品替代真实、以人工替代自然；它把整体切割成部分。相反，女人的“妇科/生态学”是“发-现、发-展我们自己的那种生命/爱的关系的复杂网络。它是关于妇女的生活、爱、创造我们自己的自我、我们的宇宙”。鉴于男人的妇科学依赖“安装和肢解”，女人的妇科/生态学明确肯定：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
戴利说，在母权制时代，女人通过单性繁殖，她们的卵子分裂，不依赖精子而独立发展。现在，在父权制时代，男人已经说服女人用自然的生育方式交换人工的生育方式。他们怂恿女人进入这样的世界，这里男性妇科医生在女人的子宫里攫取卵子，以便放入技术子宫或人工胎盘中孵化。戴利说，随着科学的这种“进展”，男人更接近他们真正追求的目标――死亡。除非女人拒绝成为男人的“女性蛆虫”，否则，男人将像耗尽自然一样耗尽妇女。
但是，就戴利所称之的内在于妇女的“泉源”来看，也只有妇女实际上是自然惟一的希望。女人应该为自己的发展而摆脱男人的束缚，但是，除非妇女能够完成这个使命；否则，自然看来也是注定要毁灭的。
苏珊?格里芬：苏珊?格里芬坚称她不是一个“本质主义者”，后者相信女人与自然有着生物学(biological)上的关联。尽管如此，她的著作仍然显示出女人与自然深刻的、甚至是本体论(ontological)上的关联。例如，格里芬写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由大地构成的，大地本身也是由我们的身体构成的，因为我们了解自己。我们就是自然。我们是了解自然的自然。我们是有着自然观的自然。自然在哭泣，自然对自然言说自己。” 格里芬表明，妇女有特殊的认识和感知现实的方式，因为她们与自然有特殊的联系；此外，她还指出，男人把人类引入了虚伪的、毁灭性的二元世界；而正是妇女，她们必须帮助人类逃离这个世界。
）一书中，格里芬经常通过动物的声音来说话：
）走进了三只小熊的家，是小红帽和大灰狼谈话，是桃乐茜（Dorothy）和狮子交朋友，是白雪公主与小鸟聊天，是灰姑娘把老鼠当作同盟，还有半人半鱼的美人鱼、被鼹鼠追求大拇指姑娘。&&&
）所称之为的“柏拉图认识论等级制的解毒剂”，以求克服二元论。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引导西方男人远离他所认为的低级的感官领域、表象世界，而进入他所认为的高级的智力领域、实体世界。据说在后一个世界，存在着真、善、美的理念。然而，在《妇女与自然》第一卷，格里芬指出，柏拉图错误地坚持精神优于物质，他让我们把男人看作精神、把女人看作身体，这就把我们引入了歧途。格里芬强调，柏拉图的二元对立等级制支撑着西方社会的这一观点：妇女是比男人低贱的人。
）为题的一章中，格里芬指出，那些经常用来描述母牛的词汇恰好也同样可以用来描述女人：
第二卷，她继续讨论所有那些由柏拉图哲学产生出来的“分离”：精神/肉体，理智/情感，城市/荒野，认知者/认知对象。她对科学知识做出批判性的反思，嘲笑男人赋予数字的重要性，她尤其嘲笑男人如何把宇宙中的一切以及他们自己所拥有财产量化。格里芬说，一切都可以被简化为数额、统计数据和成本利润比率。想到世界被简化为数字并且由数字来统治，这实在令人恐惧；格里芬迫切希望女人逃离文化这个二元对立思考的迷宫，回归自然，回到物质和精神合一的岩穴，这才是人类真正的栖息地，人类并不仅仅是“理念”。
代替他的“土地”和他的“木材”；以她的情感取代他的理智。格里芬写道;
普遍的规律 因为按照他们的测试我们思考得比较慢，因为按照他们的标准我们的身体更像动物的身体，因为按照他们的计算方法我们的负重能力比较差，他们说我们能工作的时间更长，能承受的痛苦更多，构成客观性， 因为我们满怀愤怒 感情在这里歪曲思想
戴维?麦考利对格里芬有关色情心理的分析做出评论，麦考利要求我们问自己：“是否现在存在着……一种地球色情作品？因为这个性别化的地球，如柏拉图以‘生命之母’或‘我们的养育者’这样的说法提及的行星，它不仅实际上被强暴――由露天开采、滥砍滥伐和放射性的废料而遭受损害；而且，它也越来越多地被窥淫狂的媒体传播所折磨――地球这个有限的、蓝色星球的形象，被（剥离自然环境）重新置于广告板或商业节目里，以便销售计算机、汉堡包或候选人位置。” 正如女人的身体受到侵犯，它被用来销售各种商品，如汽车、轮船和设计师的牛仔裤；自然的“身体”也同样受到侵犯、被利用。格林芬的观点含有这样的意味，妇女不能再让自己和自然遭受这样的利用。改革，实际上是革命，它开始于对已经存在的现状说“不”，以便寻求未来的可能。
）和查伦?施普拉纳克（Charlene Spretnak）。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者反省了这样两个方面：人类中心的观点力图证明人类对自然造成的损害是正当的；而男性中心的观点力图证明男人对女人造成的损害是正当的。反省这些观点，她们认为环境的恶化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信仰――上帝赋予人类“统治”大地的权利，二者之间有密切联系。玛丽?戴利的《妇科/生态学》（Gyn/Ecology）和罗斯玛丽?雷德福?路德的《新女人，新地球》(New Woman, New Earth)给了她们启发，她们坚信，无论妇女选择哪一种神学、信仰或哪一种精神寄托，它们与意义的终极来源或最深切的泉源相联系的方式，必须是具体化的而不是空洞的。大多数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者的思想都包含这样的观点：如果犹太教和基督教这些“父权制”的宗教不能自己肃清“全知全能”的、空洞的男性精神这种观念，女人就应该抛弃犹太教会所和基督教教堂的压迫限制。她们应该去开辟大自然的空间，在那里，她们能够实践任何一种以大地为基础的精神信仰。
的原型角色是类似的。按照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者的看法，妇女的角色与地母的角色相似，所以妇女与自然的关系享有特权，它比男人与自然的关系优越。
斯塔霍克： 在最著名的强调妇女与自然联系的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者中，斯塔霍克是其中之一。她在一首诗中写到，自然和妇女的工作完全是相同的：
根据她的评价，基于大地的精神信仰有三个核心概念。首先是内在性（immanence）。女神就在现存世界，在人类、动物、植物和矿物质的群落中。因此，万物都有价值，每一个有意识的存在都有力量。这种力量，不应该把它理解为高高在上之力，而应该把它理解为发自内部之力。这力量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它让我们成为命中注定的人，正如种子自身具有天然的力量去生根、成长、开花和结果。”斯塔霍克指出，当我们为那些与我们相关的任何人与事承担责任时，当我们在我们的需求和我们整个关系网络的需求里区分轻重缓急、从而努力达到个人的人格完整时；我们就在这种创造性的力量中成长。精神信仰不是“麻醉剂”，它是行动的兴奋剂和激励因素。斯塔霍克解释说：“当前的趋势是地球不断受到毒害和破坏，我们个人的发展要求我们去与之抗争，遏制它，逆转潮流，使这个星球得以痊愈。”
(interconnection)和它所鼓励的扩展的自我观。不但我们的身体是自然的，我们的精神也是自然的。斯塔霍克强调：“我们人类的能力，包括忠诚与爱、愤怒和幽默、贪婪、直觉、智力和同情，这些能力正如蜥蜴和红杉树林一样，都是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 斯塔霍克写道：越是深入地了解我们就是自然，就能越理解我们与现存万物――人类、自然的循环与过程、动物以及植物――的同一性。我们既不能与人类结盟反对自然，也不能与自然结盟反对人类；这两种反对都会酿成大错，正如一些环保分子所做的那样，他们采取极端的形式从事所谓生态恐怖主义活动。在解放动物的名义下杀害那些用动物做研究的科学家，这样做并不比为攻克威胁人类的疾病而杀害动物的行为更合理。斯塔霍克的观点显示这样的意味，总还是有一种方式，它能满足所有人的利益。我们自己的利益是“与南非黑人以及亚马逊森林的居民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他们的利益依次类推也是和雄鹰、鲸鱼、灰熊等动物分不开的。”
(compassionate life-style)。斯塔霍克指出，如果我们不互相关心，我们就会忘记“重新编织世界”或“治愈伤者”。因此她指出，深刻生态学者丹尼尔?康纳（Daniel Connor）的提示是不对的，康纳提出“爱滋病毒可能是大地女神该娅专门针对人类的人口过剩问题做出的回答”；类似的错误还有，深刻生态学者戴夫?科曼（Dave Foreman）反对向饥饿的非洲国家人民提供饥荒救济。斯塔霍克评论道：“当环保主义者为非洲人和同性恋者的死亡拍手称快时，他们是在和与自己有着相同利益的势力结盟，这些相同利益正在杀害有色人种、男同性恋者、妇女和其他弱势群体。这些相同利益也正在毁灭地球的生态系统，暴殄未被开垦的土地。”按照斯塔霍克的说法，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者，尤其是那些自认为是女巫的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者，她们给环保运动带来了富于同情心的观点，这种观点使她们能够把那种“无能为力的状态和使这种状态得以持久的社会结构看作引起饥荒、人口过剩和无情破坏自然环境的根源。”
不强调自然―妇女联系的论点：
）的生态女性主义者也思考妇女与自然的联系。然而，与前一类生态女性主义者不同，后者尝试削弱自然―女人的联系，不再强调其重要性。她们的观点显示，由于女人与自然的特殊联系是由社会建构并由意识形态强化的，因此，如果我们不把这种特殊联系的重要性降到最低限度，那么不仅女人仍将屈从于男人，自然也仍将屈从于文化。全人类，所有男性与女性都必须理解，他们既是自然的，同时也是文化的。
多罗西?丁内斯坦： 多罗西?丁内斯坦说，必须破除西方的二元对立的思想，这样才能终结对现行所有被贬低的人与事物的压迫。这种破除应该从解构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开始，因为这正是我们爱恨交缠态度的根本原因：“对大地母亲(Mother Earth)无言的憎恨与我们对她的爱息息相融，这正如我们对人类母亲的憎恨一样，它毒化了我们对生命的眷恋。”丁内斯坦指出，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担当母亲职责的几乎全都是女性，其结果是所有婴儿（无论男婴还是女婴）都把女人看作他们最积极和最消极感受的根源。当母亲在孩子身边的时候，只要做得到，她总会立即且全身心地满足孩子的需要；但如果她不在孩子身边，即使她有能力也无法马上满足孩子。这时，母亲会令孩子感到懊恼、沮丧甚至生气。对母亲、即对女人的态度如此；对自然的态度也是同样，女人是在自然这个现实领域里被指认的。自然母亲（Mother Nature）能赐福于我们，“她”也能我们带来伤害和苦难：飓风、火山、洪水、火灾、饥荒、疾病和死亡。因此，对于人类――尤其是对于不像女人那样与母亲有相似身体的男人来说；与“母亲”和“自然”相处的唯一方式就是设法控制她，把她与所有男性的、或者被认为是有“男性气质”的世界（包括文化）隔绝开来。
借用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观点，她评述道：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大机器社会”神话的坚定信仰者。这一神话必然导致这样的认识：人类运用其大脑和工具，不仅能够扩大他们对自然以及一切被认为是自然事物的控制，如控制妇女、身体、生命、死亡等等；而且，他们还能在这个行动过程中获得巨大的金钱利润。根据丁内斯坦的观点，如果我们不终止目前的分工――即把世界划分为男性与女性（文化与自然），分配妇女承担自然的工作（生育和抚养孩子）、男人承担文化的工作（建造世界）；如果我们不结束这一切，这些神话还将继续控制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妇女必须（通过进入公共世界）把自然融入文化；男人也必须（通过进入私人领域）把文化融入自然。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把男人和女人（文化和自然）视为一体；现实中的一半试图统治另一半，结果只会适得其反。一个分裂的、自相残杀的世界，不能也决没有可能幸存下去。因此，丁内斯坦宣称：“在这一点上，女性主义的核心意义……在于它与现世生命之存活的关系。”除非男人和女人共同采取行动，除非他们开始表现出成人般而不是婴儿般的举止；否则，人类物种的迅速消亡是指日可待的。
卡伦?J?沃伦：和丁纳斯坦一样，卡伦?J?沃伦强调，威胁我们生存的二元论是由社会建构的。在资本主义父权制社会，女人和自然，男人和社会，都有特定的意义，但这些意义远非是必要的。在社会主义非父权制社会里，它们的意义将完全不同。例如，在玛吉?皮尔西小说所呈现的社会，它们的含义就很不一样。玛吉?皮尔西的小说《在时间边缘的女人》描述出，人们在这个社会生活，他们抛弃了肇始于男性―女性二元对立的所有的二元论。正如前文（见第二章）所提到的，在皮尔西的乌托邦（不是进攻）系统、农业生产、有限的（无污染）的交通系统和服务所有人的舒适的生活方式。人们的工作既能作用社会，也有个人回报。这里不存在依据性别的劳动分工。工作完全基于人们的能力和爱好来分配，少量不受欢迎的工作（如废物处理）由大家平均分担。人口规模得到认真控制，作为这一努力的结果，玛塔坡依塞特的社区是小的、自给自足的和高度民主的。人们有时间娱乐，也有时间工作。实际上，玛塔坡依塞特的居民决不是工作狂，他们既能欣赏大自然的宁静，也能享受“holies”的刺激，后者是指体验高度发展的多感官影视。人人都是既有男性气质、也有女性气质的。社会既是自然的，也是文化的。
她指出，女性主义者必须是生态女性主义者。她分辨道，女性主义合乎逻辑地既是终止自然歧视的运动，同时也是结束性别歧视的运动：
）女性主义是结束性别歧视的运动。
）但性别歧视在概念上是与自然歧视联系在一起的（以统治逻辑为特征形成压迫性的概念框架，通过这种框架形成对自然的歧视）。
）因此，女性主义也是一场结束自然歧视的运动。
消灭它，将其斩首除根。
，而不是侧重人类对非人类自然的权利和责任
，她的关注不在于通过攀达顶峰而显示她的“主宰”，而是在于成为山的朋友、成为关心山本身的人。因此，生态女性主义者不会用“傲慢的眼睛”来打量山，不会把山看作岿然屹立的大石块，它只是企图耗尽她的气力，把她打败。相反，她会用“爱”的目光来看它，把它看作是独特的现实，山能告诉她很多东西，能使她知道自己的力量和弱点。
向你的四腿兄弟背部射击，让它的步子慢下来，但不杀死它。然后用手托起四条腿的头，看它的眼睛。所有的痛苦都在这眼睛里。看着你兄弟的眼睛，感受他的痛苦。这时拿出你的刀，在下巴下面割开它的脖子，它会很快死去。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要请求你的四腿兄弟原谅你，求它原谅你所做的一切。同时，你要祈祷，感谢你的四腿亲眷，在你需要食物果腹和衣物蔽体时，他就在刚才把身体奉献给了你。你还要向四条腿承诺，当你死去的时候，你的身体也将回归大地，成为土壤、花姐妹和鹿兄弟的养料。你应该为四条腿祝福，而在你的大限之日以同样的方式奉献你的身体，正如四条腿曾经为你的生存而付出生命一样，这就是礼尚往来。
(relationship)的。然而，苏的打猎教导还不是充分的生态女性主义，因为它不是从社会性别分析中产生出来的。不仅如此，而且，它得以产生的那种文化还是男女不平等的文化，这个文化不把妇女当作与男人同样的人来对待。最后这个事实表明，对于沃伦来说，即使在妇女和男人都不被等同于自然的文化里，性别歧视依然有可能存在。
社会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者
自然，思想/身体，理性/情感这些二元论观念。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和自由主义一样，它强调个人主义和独立的价值，反对所有生命形式与自然资源之间的网络关系和连通性质的重要性。因此，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显然与生态学不相容；的确，它的理论基础看来与生态学不一致。
这种理论方法即便留下了关注自然的余地，其关注也非常有限。不仅如此，而且，在把人类世界置于自然界之上和反对自然界的位置时，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没有认识到妇女所受压迫与自然所受压迫这一事实多么贴近。把妇女置于反对自然的位置，这无异于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让妇女反对她们自己。
沃伦强调，无论是把妇女等同于自然，还是解除妇女与自然的联系，两种态度都不能使妇女获益；她坚持生态女性主义者必须同等地看待男人和女人，他们全都一样既是“自然的”，又是“文化的”。
）所言，它的目标是“废除不仅把人指派为工人和资本家、而且也指派为男人和女人的社会关系”。然而，沃伦也注意到，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似乎并不打算废除人类与非人类的二元对立；它的认识并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男人对妇女的压迫是与人类对自然的压迫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沃伦呼唤一个比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更广泛包容的“女性主义”，她把这个女性主义称之为“改革的女性主义（transformative feminism）”。
倘若沃伦对改革的女性主义的分析可以成立，它似乎构成了一个“思考”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全世界的男人和女人都能够走到一起来融汇与协调多元的女性主义见解。
玛丽亚?米斯（Maria Mies）和范德娜?史娃(Vandana Shiva)：在社会生态女性主义者中，几乎已经把社会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和改革的生态女性主义融合起来的是玛丽亚?米斯和范德娜?史娃。玛丽亚?米斯是一个社会学家，她以自己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的著作闻名。范德娜?史娃是一个物理学家，她以对精神灵性的兴趣著称，这一事实导致了她和米斯之间的紧张不安。和很多全球女性主义者一样，米斯和史娃强调，相对男人而言，由于女人更多地从事维持日常生活的工作，因此女人比男人更多地关心这些要素：空气、水、土壤和火。为了生育和抚养健康的孩子，为了给家庭提供有营养的食品、足够的衣物和坚固的住所，女人需要肥沃的土壤、茂盛的植物、新鲜的水源和清洁的空气。此外，和很多后现代女性主义者一样，米斯和史娃痛感西方文化迷恋“同一性”思想，迷恋普遍存在的“我”和无所不包的“一”。她们认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都是泯灭差异的制度，无论走到哪里这些制度无不顽固地复制自身、复制它们的思想观念和畅销产品。最后，和许多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一样，米斯和史娃观察资本主义父权制社会中的人是如何逐渐与一切疏离的：他们与自己创造出来的产品、与自然、他们彼此之间、甚至他们与自身的关系，这一切都是疏离的。其结果，生活在资本主义父权制社会中的人常常表现出相当怪异的举止。例如，在题为《白种男人的两难：寻找已被他毁灭的东西》（“White& Man’s& Dilemma: His Search For What He Has Destroyed”）一文中，米斯指出，资本主义父权制中的人（尤其是男人，因为他们与自然的疏离远比女人更严重）希望接近自然，但他们不知如何缩短他们与自然的距离。
因此，旅游代理为到诸如塞内加尔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旅游做出宣传如下：“欧洲旅游者可以住在和‘本地人’有密切联系的村庄；简陋原始的非洲风格茅屋，非洲食物，无自来水；欧洲儿童和当地儿童一起玩耍。接触‘真正’的非洲！” 第二，米斯解释说，白种男人要的不是融入他家后院的“世俗”自然，而是寻求他（或她）可以作为“殖民的、落后的、异国情调的、遥远的和危险的事物来感知的自然，属于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自然。”那些渴望这种独特自然的人，他们并不想通过在那里工作或者关心它而和它建立起创造性的关系，而是想吞占它或消耗它――把它封闭在自己的照相机镜头中，或者把它当作纪念品兜售于人。第三，白种男人――米斯在这里指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男性――追求另一种自然，即女人身体。这身体，也同样是未开垦的荒野、“隐秘的大陆”。然而，当白种男人与女人身体发生关系时，他再一次以他对待自然的态度来对待他和女人的关系。米斯指出，卖淫旅游业是这种病态行为最典型的例子，有钱的白种男人付钱，把贫穷的、黑人妇女的身体当作殖民对象来占领。
的肉体联系。米斯评论道：
生态女性主义者。史娃和米斯都相信，妇女之中的共同点足以发动她们共同努力，反对资本主义父权制和它所产生的各种破坏性的主义。米斯和史娃认为所有妇女在保护自然方面都有共同的利益，她们列举了大量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的妇女都努力与毁灭和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作斗争。她们写道：无论军事或工业利益在何时何地对生命的基础构成威胁，妇女已经在领导这场保护生命基础的斗争。
年在印度有27位印度北部的妇女提出抗议，要求停止砍伐她们家乡的那些矮小的本地生树木。如果伐木工真打算砍倒它们，这些妇女就准备挺身而出，牢牢抱住这些树。这个以chipko（北印度语，意思是“拥抱”）著称的妇女反抗运动，拯救了数千平方公里敏感而易遭破坏的流域。因为树木和她们的乡村与家庭经济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树木为家庭提供食物、燃料、饲料和木材产品、家庭收入；因此，chipko妇女宁肯牺牲生命来保护这些土生树，也不愿意由那些进口的树木代替它们。那些进口的树木太高大，难以砍伐。在外人看来，对北印度人最有利的是种植能“产生收入”的桉树，因为桉树能够生产宜于销售的纤维。史娃说，即使对北印度的男人来说最有利的是把他们的“忠诚”转向桉树，而对北印度妇女来说，这样做也并非是最有利的。她们和她们的家庭需要和希望能拥有适宜各种用途的树：用以做篱笆栅栏、编织篮子、做染料、入药、装饰、遮荫、用于食物等；而最重要的是，这种树木象征着北印度人，它代表着一个独特的民族。史娃以诗意的语言来表达chipko妇女对她们的树的强烈感情。
―改革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对她们来说，“改革”必须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米斯指出，生活在资本主义父权制社会的人们，如果他们真的希望发展一种生存必需的生活方式，就需要采取以下十个步骤：
的产品，抵制对“不断增长的商品和金山银山（工资和利润）”的追求，抵制为达到这个目的庸碌尝试，以此来降低人们没有穷尽、不知餍足的需求欲。
人们不应该利用彼此关系去赚钱，而应该通过彼此交往创造出能够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社群、特别是满足人们对亲密关系需求的社群。
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当代社会的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
在父权制的战争之后清理废墟的妇女)。因此，生存必需的观点必然意味着男人在实践(in practice)中开始分担责任，分担在这个星球上创造与保护生命的责任。所以，男人必须开始一场重新界定他们身份的运动。他们必须放弃、不再卷入为了积累而进行的毁灭性的商品生产，他们必须开始和妇女共同承担保护生命的工作。这实际上意味着他们也要承担没有酬劳的生存必需劳作：在家庭中照顾孩子、老人和病人，在保护生态的工作中救治地球，以新的形式中生产生存必需品。
在陈述“可持续发展”时，她以强有力的方式表达了这一思想；她认为，“可持续发展”
年前，圣雄甘地已经清楚认识到这一点；当英国记者问他是否希望印度有着与英国相同的生活水准时，他回答说：“为了有那样的生活水准，像英国这样一个小国家不能不剥削半个地球以自肥。如果印度也追求同样的生活水准，得要有多少个地球来供我们剥削？”从生态学和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不仅如此，而且，即使有更多的地球可供剥削，推广这种发展模式和生活水准的行为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它并没有实现它所许诺的幸福、自由、尊严与和平，即使那些从中获益的人也没有得到这一切。
3、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批评
自然或文化的生态女性主义
）评价说：自然生态女性主义者的错误在于，她们“把妇女看作在生物学上具有独特优势的生态存在”，妇女有能力以男人所不能的方式与自然联系并理解自然；妇女是富于关怀和擅长养育的，而在这些方面男人即使努力也做不到像女人那样。比尔说，自然生态女性主义者太一厢情愿了：她们或者把妇女简化为纯粹的身体，或者把妇女的潜能和能力限制在与她们所假设的“关怀本性”相联系的范围内。在比尔看来，自然生态女性主义是倒退的，而不是革命的。很多文化（自然）生态女性主义者从西蒙娜?德?波伏娃那里借用了妇女与自然的“他者性质”，作为她们的基本概念，比尔也引用了德?波伏娃。她强调，妇女赞美自然与妇女的联系，这是要自担风险的；因为“那是用来压制妇女使之沉默的公式。” 比尔坚持认为，像玛丽?戴利这样的生态女性主义者误导了妇女，如戴利建议说妇女可以通过法令“重申”自然―妇女联系的意义，把它当作完全积极正面的意义来接受。比尔坚持认为，事实正是在于，自然―妇女的联系“一直都极其严重地贬低妇女”，数世纪以来形成的消极文化包袱，它是不可能仅仅通过热情地“重申”就被抛弃掉的。
精神生态女性主义
或“温泉疗养”(“spa”)的精神当成了真正的生态女性主义的精神，但她们强调，这样的错误是例外的情况，而不是惯例。米斯和史娃说，女神崇拜并不是“奢侈的精神信仰”，不是“在西方生活标准这个物质蛋糕上涂一层理想主义的糖衣”。 它也不是要把东方精神和文化的宝藏变成有异国情调的商品，售卖给那些有特权的、锦衣玉食但缺乏“人生意义”的西方人。更确切地说，女神崇拜试图打破文化在精神与物质之间建构的二分对立，它是要认识世间万物以及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值得尊重的。英勒斯特拉?金（Ynestra& King）认为，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者并不是超脱尘世的梦想家，她们是人世间的行动主义者。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者采用如表演艺术、动觉观感（跳舞和吟唱）和仪式这些“建立社群的技巧”，使人们能够“在公共世界政治参与的纷纭困难形势下，建立和维护彼此相关的社群。”有些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者可能的确是选择把她们的政治活动限制在当地的社群中，她们强调，“她们的政治活动是日常生活的政治、基本关系的改造，即使这一切仅仅是发生在人数很少的社群中。”她们指出，所谓日常政治“比以同样的游戏还击男人的权力游戏更加有效”。 一些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者拒绝与男人玩权力游戏，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把她们看作水晶球占卜者，不考虑她们的意见。不是每一个关心地球和为保护它而工作的人都需要加入在英格兰格林汉康马斯（Greenham Commons）的妇女和平营的；无论在自家后院还是在遥远他乡，都有需要完成的工作。
社会和社会―建构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
）一再强调：“任何显示妇女有特殊本性和素质的分析都把妇女束缚在她们的生物学命运上，这是妨碍妇女解放的可能性的。基于妇女的文化、经验和价值观的政治可以被看作是倒退的。”正如妇女不是“文化的”，她们也不是“自然的”。
不仅如此，而且，基于妇女的传统女性美德、母亲角色和与自然的特殊关系的生态女性主义，它也不一定就是“倒退的”。这样的生态女性主义也可以是“革命的”。
）注意到，当妇女开始意识到，例如，政府正在储存核武器或任由大企业污染环境时，很多妇女都会奋起抗争；她们设置纠察线、甚至通过暴动来反抗军事－工业联合公司。虽然这些妇女通常选择与男人并肩战斗，但有时她们也单独作战；这些妇女宣称，她们作为女人(as women)，有特别充分的理由反对战争和保护地球。鲁迪克说，这些妇女“把她们所爱的人的照片带到警察国家的公共广场上，她们就像那些妇女－像那些用枕头套、玩具和其它附属的人工制品来对抗导弹发射基地周围带刺的金属篱笆的妇女一样；妇女们把母亲的象征转变为政治话语。”
&King）写道，在她怀孕的整个过程中，她一直思考着，她用以孕育宝贵生命的这段时间，在波斯湾有8，000儿童死亡；有的孩子死于饥饿，有的死因可以直接归之于美国军队在海湾战争中所使用的武器。这些想法萦绕于心，挥之不去，她因此认识到“像生态女性主义者那样思考”，这就要求把“抽象的关联变成具体的。”
社会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和
(always)有一些积极的改变――无论这改变多么不足道――是他或她能够做出的。多勒塔?曾普（Doretta Zemp），电视连续讽刺喜剧《地球上的罗斯安娜》（Roseanna of the Planet）的作者，他评论道：
）含铅杀虫剂――已经有2，500人遇难，还有1万7千多人受到永久性伤害，我们感到非常无助。我们能对此做些什么呢？但我的剧中人罗斯安娜，却刚好符合我们的需要。她和她最好的朋友、古板的老埃格蒙特，满怀激情关注那些在我们生活范围的问题：家庭中的化学物品、邻里的污染，还有违背我们愿望的马拉硫磷喷雾杀虫剂。他们在一切问题上意见都不同，只有在这一点上是例外：到何处去寻找解决办法。他使用象牙塔里的语言风格，有着盲目的信仰。我把罗斯安娜看作普通妇女，把埃格蒙特看作传统智慧、政府和大企业的代表性人物。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第8章 生 态 女 ┨相关评论:&正在加载评论内容...
第8章 生 态 女 性 主 义-女性主义思潮-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
赞助/美国岭南基金会 中山大学中文系　主办/中山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　技术支持： 版权所有?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　如引用本网站的内容，请务必注明出处　http://genders.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项目组　地址：广州中山大学中文堂602室　电话：020-　投稿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