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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之鉴：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头条评论
　　拉美诸国经济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挣扎给我们鲜明地展现“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本文以其中最为典型的阿根廷为例。导致阿根廷跌入陷阱的两大因素，中国今日都值得警惕和避免：第一，须从根源处着手逐步降低贫富不均程度；第二，逐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降低经济对政府投资的依赖，逐步清理过剩产能、僵尸企业与过高债务，避免可能出现的金融债务危机。
　　遥想当年，二战结束之后不久，南美洲大国阿根廷人均收入5252美元，高于西欧核心12国平均水平超过10%。随后的半个世纪，阿根廷却陷入不断的政治动荡与经济危机之中，军事政变、街头暴动成为家常便饭，也曾经创下12天内连换5位总统的世界之最。半个世纪之间，左、中、右各派政府都曾经粉墨登场，演绎各自政纲，从社会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却没有哪一家获得完全意义上的成功。这里，常年有高达4位数的通货膨胀、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债务违约、穷人饿死在“世界的粮仓与肉库”。
　　失败的原因众说纷纭，但从发展机制理论来看，答案其实非常明显―――&微观制度失效与宏观管理失败，而分裂的政治势力角力与错误的发展理念分别强化了这种失效与失败。
　　微观方面，阿根廷长期以来出口行业孱弱无力，早年实施的进口替代政策、畸形的各类行业管制措施、低效庞大的国营体系、过高的汇率定价虽历经改革，仍旧无法扭转颓势，2000年之前出口占比常年在10%以下；对比之下，中国出口占比高达30%。缺乏了出口的贡献，阿根廷在60年代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繁荣迅速遇到问题，过剩产能飙高、低效企业吞噬大量资源、贸易逆差积累之下，债务开始累积，微观低效转化为宏观失败。
　　宏观方面，阿根廷维持了庞大的政府公务员队伍(3700万人口却有200多万公务员)，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财务支出缺乏约束，以及历史上长期大量补贴国营企业与被保护行业，造成大量财政赤字。财政赤字与贸易逆差的组合令阿根廷央行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大量发行钞票充作财政开支，导致高昂通货膨胀与并发的国际债务危机。
　　通货膨胀的最大弊端在于对穷人的抢劫，恶化了阿根廷近乎世界第一的分配不均状况，其基尼系数长期维持在0.5以上。按照美国制度经济学家阿塞莫格鲁的论述，分配不均让阿根廷政治成为不稳定民主的典型，也为各派政府轮流坐庄、执行互不衔接的政策打下了最重要的民意基础。左派政府上台则搞大政府、大福利，虽有助于分配不均状况的改善，却恶化通货膨胀与国际收支，免不了在危机中因政变或者选举下台，穷人因福利而改善的境遇迅即因通货膨胀的抢劫而再度恶化。右派上台则权力与资源进一步流至富豪阶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社会不安定局面加剧。
　　如此，极端恶劣的分配不均等状况在民主制度框架内演绎为民粹主义与权贵主义的跷跷板行情，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动荡与危机中，昔日的经济大国虚掷了半世纪时光。
　　阿根廷在“中等收入陷阱”中的挣扎对于中国的启示是什么？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并非经济学规律，而是社会框架出现问题的结果。阿根廷的教训更多地不在于经济方面，而在于经济之外。导致阿根廷跌入陷阱的两大因素，今日都值得镜鉴：首先，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日益严重；其次，与第一点相关联的，政府行为被权势集团主导。
　　按照世界银行收集的数据，近年来中国收入分配不公情况日益恶化。正因为如此，即将出台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才备受各界关注。
　　在中国特有社会格局下，收入分配不均等不会导致如同阿根廷那样的左右摇摆，但却潜藏着不稳定的巨大隐忧。一旦出现风吹草动，难免有好事者借机发难。即使排除这样的极端状况，政府做好人、企业买单的政策则断难避免出台，损伤中国的经济发展潜力。
　　更加严重的是利益集团主导。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曾经论述人数少但目标明确的团体可能战胜人数多而分散的团体，驾驭社会经济流程偏向于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并令社会陷于路径锁定之中。
　　目前中国政府组织在调配资源中最为强势，尤其体现为金字塔结构中的地方政府。在经济上，地方政府多对于掌控更多资源、上马更多项目、追逐更高增长具有强烈兴趣，而对于塑造并遵守游戏规则、尊重市场运行逻辑则兴趣阙如。作为不需要为其债务负责的理性经济人，地方政府(及其同盟军国有企业)吸附、耗用了大量社会资源，严重依赖各类或许并不具备经济合理性的投资项目拉动本地经济增长，在基建、房地产、制造业等三大投资领域堆积了过多投资，而对应的，是债务水平的快速飙升。
　　从这个角度分析，中国需要从两个方面努力来避免可能的中等收入陷阱：首先，从根源处着手逐步降低贫富不均程度，避免出现政治与思想纷争撕裂化的社会。贫富不均的首要影响不是经济层面的，也不应该只从“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除了二次分配之外，需要尽可能降低政府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干预、提高政府使用社会资源规则的透明性，以从源头上降低“基于权力的财富积累”现象。同时，有序放开社会中间组织的发育，为中国社会增添更多的社会粘合剂。第二方面，逐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降低经济对政府投资的依赖，逐步清理过剩产能、僵尸企业与过高债务，避免可能出现的金融债务危机。依赖政府投资强行刺激经济增速是不足取的饮鸩止渴。毫无疑问，这一切依赖坚强的改革决心。&&&&刘海影(经济研究人士，曾任国际对冲基金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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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行、北大报告：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欧阳晓红 08:47
经济观察网 记者 欧阳晓红 汤向阳& 尽管&中等收入陷阱&至今没有严格定义，但近年来中国实际工资增长率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经济中&两头够不上&：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与高科技附加值尚未培育出来的现象日趋突显。正进入刘易斯拐点的中国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历时一年半时间，由亚洲开发银行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撰写的《超越低成本优势的增长：中国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报告试图帮助决策层找到解决方案。
&鉴于中国目前所处的阶段，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主要的是两点，即实现快于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完善市场体制，改革双轨制。&10月27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在发布该报告时说。
具体而言，林毅夫认为，首先，怎样创造条件让经济能够不断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快于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其次，中国现在的市场体制还不完善，过去这三十几年改革实行的双轨制造成很多扭曲，这些扭曲带来收入分配不断恶化，引发贪污腐化等各种问题，所以要改革。
但是，在此过程中，经济发展不是静态上的简单配置，还得靠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
&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过程必然会伴随着诸多外部协调问题，如果中国政府像智利政府那样，认为市场就可以完成，那么许多新产业不能出现，一旦没有新产业，即使有很完善的市场制度，也不会有技术不断创新和产业不断升级，这个中等收入陷阱或者低收入陷阱就会成为必然。&林毅夫表示。
在林毅夫看来，实际上，成功国家和地区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比较优势。起初，往往推行劳动力相对比较密集的产业，利用其竞争力，积累资本，实现产业不断升级，但此过程必须以市场为基础。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因势利导，有所作为。对于东亚经济体，不管是日本、韩国还是台湾，或者是大陆这几年，政府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报告主笔亚洲开发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说，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共同点是创新促进产业升级，从而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但一国如何通过不断创新适应产业升级？庄巨忠称，答案有共识也有争议。共识主要有两点：存在大量创新企业，企业是创新主体；政府应鼓励并提供创新环境，其中包括政治与经济稳定、良好基础设施及人力资本、有效市场竞争机制、健康的金融体系、社会包容氛围、法制健全、产权保护以及廉洁高效的政府等。争议主要出现在产业政策和华盛顿共识。每个国家国情各异，其着力点也应不同。
至于中国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报告给出了六个原则三个对策。六个原则包括：在低成本和创新的关系上更依赖创新；在市场与政府关系上更依赖市场；在消费和投资关系上更依赖消费；在内需与外需关系上更多依赖内需；在增长与分配的关系上更兼顾增长与分配；在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上更兼顾发展和环境。
三个对策诸如：超越低成本优势，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推动知识型济的发展；其次，深化企业、要素市场和财政体制改革，推动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发展，以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最后是保持一个良好的经济与社会环境，稳定的宏观经济、健全的金融系统、社会和谐与包容、环境的可持续性、稳定的外部经济环境。
不言而喻，经济发展中伴随着的问题令中国面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就此，报告讨论了六个主要问题。
庄巨忠说，首先是中国技术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尽管中国劳动生产率高速增长，但2009年其水平只有美国的10%左右。中国虽是世界上最大科技产品出口国，但大约80%是加工贸易，附加值很低。产业升级需要一大批勇于创新的企业，但是中国民企规模相对较小，国企生产效率激励机制有待改进。
其次是工资上涨与人口老龄化会降低中国低成本优势。近年来中国实际工资增长率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沿海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中国正进入刘易斯拐点。且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再者是经济增长来源不平衡。需求方面主要是居民消费不足，供给方面主要是服务业发展相对落后。经济结构失衡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体制改革不到位。如要素价格扭曲导致高投资率，国企和地方政府过度投资；市场准入限制、城市化程度低导致服务业发展滞后；汇率缺乏弹性导致中国持续贸易顺差、全球失衡和贸易保护主义。第四是收入差距扩大。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基尼系数仅为30左右，2008年达到43.4，在亚洲属于中等偏高水平。虽然技术进步、全球化分工可能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但在中国这主要反映出经济改革不到位。如户籍制度；大量行政干预资源配置产生寻租机会；政府公共投入不足等。第五，能源与水资源的制约与环境可持续性。第六是日益挑战的外部经济环境。中国制订经济政策时需充分考虑外力因素，以保证稳定和谐的外部经济环境。
概之，庄巨忠说，中国过去三十几年的高增长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低成本优势，但是未来几年因为接近刘易斯拐点及人口老龄化引起劳动力成本上升，低成本优势对增长的贡献将逐步减少，经济增长将更多依赖创新和产业升级。由于改革没有到位，经济高增长带来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如增长来源失衡、收入差距扩大、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供给制约和环境恶化。此外，中国也面临日渐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以上问题可能制约中国产业升级。为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需要三方面对策。一是超越低成本优势，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二是深化改革并推动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三是保持一个稳定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如果能有效实施以上对策，中国有望在2030年前成为高收入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坦言，中国经济中&两头够不上&的现象比较明显，一方面，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另一方面，高科技附加值又没有培育出来。
贾康认为中国十八大是非常关键的历史节点。&十八大以后必然引出一轮顶层规划层面的全面配套改革设计，将体现应有的远见和配套水准，以更大的勇气深化改革。&他说。
经济观察报首席记者兼金融市场部主任
曾任职中华工商时报驻地记者、中国工商杂志执行主编。长期关注宏观经济、金融货币市场、保险资管等领域。十多年媒体从业经验。擅长深度及人物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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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玉强
　　从改革开放的1978年起至2014年，中国经济发展迅猛，GDP年均增长率达9.7%，堪称世界经济的奇迹。而造就这个奇迹的很重要一个因素，是中国在这期间享受了充足的人口红利。然而到了2004年，中国的转折点到来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开始缩减。2012年中国15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绝对减少，劳动力工资持续上涨（2004年以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实际增长速度已高达12%），伴随着人口红利迅速丧失的，是从2012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持续减速。更为严峻的是，隐约中经济发展已有步入中等收入陷阱之虞。
　　中国经济发展的(,)是什么
　　经济学家蔡■在其文集《赢得改革红利》中提出：创造改革红利，用改革红利来替代人口红利、避免步入中等收入陷阱，以此促进中国经济的新发展。
　　对于何为“改革红利”，学术界尚无明确的定义，蔡■教授也没有在其著述中做刻意的定义。这似乎是《赢得改革红利》的软肋。然而，透过作者字里行间的论述，读者还是能理解“改革红利”的内涵。（例如在第三十一页等处泛泛地说：有一些制度性障碍阻碍更好地配置资源、更好地挖掘要素供给潜力，消除这些制度障碍就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创造新的额外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这就是所谓的改革红利）。而这样的内涵，与郝寿义、蒋宁两位学者的定义是很接近的。为此，笔者也引述如下：
　　改革的实质是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改革红利是指由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收益。改革是一个由制度均衡到制度不均衡再到制度均衡的过程。当存在制度不均衡时，新制度安排的“获利”机会就会出现。如果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就存在以制度变迁实现帕累托改进的可能。此时，一项新制度的出现就会将潜在的收益转化为现实的收益，从而形成改革红利。
　　至于改革红利的内容范围，蔡教授则从自身熟悉的研究领域出发做了明确的论述。比如：农民工市民化即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提高劳动力供给；继续改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改革国有企业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提高教育水平和培训水平，可以提高人力资本贡献；调整生育政策也有利于未来的劳动力供给等。
　　中国经济发展的“抓手”在哪里
　　为了避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通过出台4万亿投资的政策来“保8”，来刺激需求、发展经济。虽然这有一定的效果，但遗留的问题也很多，特别是产能过剩的问题相当突出。在作者看来，中国不应追求不切实际的“实际增长率”，而应抓住“潜在增长率”来发展中国经济。
　　何为潜在增长率？蔡教授认为：潜在增长率是在给定的生产要素即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的供给条件下，以及生产率提高的潜力下，所能实现的正常经济增长率。对此，他在本书中几乎通篇呼吁：只要实际增长率不低于潜在增长率，生产要素的利用率就是充分的，因而也就能够实现充分就业，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并且也不会出现产能过剩。那么，通过刺激手段（正如“保8”举措）来超越潜在经济增长率发展经济，是否可行呢？蔡教授分析认为，潜在经济增长率是不能被超越的，即不应通过一些干预的政策手段去超越；如果政府通过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刺激需求来超越潜在经济增长率，会造成诸多的损失。而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中，每当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和刺激政策是为了超越潜在经济增长率时，就会扭曲生产要素的价格，使产业结构偏离比较优势，造成通货膨胀、宏观经济不稳定、产能过剩、保护落后部门和企业等不良后果。
　　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的“抓手”在哪里？作为贯穿于《赢得改革红利》的论述主线，这个“抓手”就在于通过上述的改革红利，通过正确的政策干预，来改变、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特别是要清除生产要素在企业、部门、产业之间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提升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使单位生产要素贡献更多的经济增长。
　　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面对中国日益下降的经济增速，很多读者担心中国也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蔡教授的担心亦不亚于读者。但我们今天毕竟有了拉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的前车之鉴，若能吸取他们的教训，那我们就有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信心。在蔡教授看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无非是“四部曲”：第一步，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减速；第二步，人们没有意识到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减速，从而采取了错误的干预政策；第三步，收入分配恶化；第四步，矛盾激化，改革陷入僵局。因而，避免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治本之策在于防止采取了错误的干预政策。很多国家选择了刺激需求而非通过在供给方面改变潜在增长率的政策，从而造成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增长方式不能转变、产能过剩、通货膨胀等问题。在阻止中国进入第二步的措施上，改革红利正可以大展拳脚。再更进一步分析，蔡教授认为应该在供给方多创造些改革红利。不过，他并不认为供给学派经济学完全适合中国国情，蔡教授的理论探讨与供给学派经济学还是做了一定程度的切割。因为他认为需求方的改革也有一定的红利。这方面的红利就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别忘了，蔡教授是劳动经济学、人口经济学专家，因此他对户籍制度改革红利应用有娴熟的论述。这项改革其实就是让农民工市民化，以此形成新型城镇化。这项改革可立竿见影提高潜在增长率和平衡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改善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因素。这项改革一旦实施成功，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程度就会提高，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他们也就能像正常市民一样释放出消费能力，需求因素也就随之得到解决。
　　一些人说改革总要牺牲一些增长速度，甚至有人说改革是反增长的。虽然当前我国的GDP增长率出现了较大的下降，但蔡教授仍然看好改革红利：改革并不必然抑制经济增长，反而应该成为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新源泉。例如户籍制度改革就是可以立竿见影带来红利的，即不会对增长造成影响，而且改革红利可以及时得到。在中国经济面临发展岔路口的时候，蔡教授有关改革和增长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如何赢取改革红利，避免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思考和论述，极富启迪，有其特殊的价值。
（责任编辑：HN022）
10/22 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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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靠什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上海证券报
作者：蔡昉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从改革开放的1978年起至2014年，中国经济发展迅猛，GDP年均增长率达9.7%，堪称世界经济的奇迹。而造就这个奇迹的很重要一个因素，是中国在这期间享受了充足的人口红利。然而到了2004年，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开始缩减。2012年中国15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绝对减少，劳动力工资持续上涨（2004年以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实际增长速度已高达12%），伴随着人口红利迅速丧失的，是从2012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持续减速。更为严峻的是，隐约中经济发展已有步入中等收入陷阱之虞。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是什么
　　经济学家蔡昉在其文集《赢得改革红利》中提出：创造改革红利，用改革红利来替代人口红利、避免步入中等收入陷阱，以此促进中国经济的新发展。
　　对于何为“改革红利”，学术界尚无明确的定义，蔡昉教授也没有在其著述中做刻意的定义。这似乎是《赢得改革红利》的软肋。然而，透过作者字里行间的论述，读者还是能理解“改革红利”的内涵。（例如在第三十一页等处泛泛地说：有一些制度性障碍阻碍更好地配置资源、更好地挖掘要素供给潜力，消除这些制度障碍就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创造新的额外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这就是所谓的改革红利）。而这样的内涵，与郝寿义、蒋宁两位学者的定义是很接近的。为此，笔者也引述如下：
　　改革的实质是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改革红利是指由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收益。改革是一个由制度均衡到制度不均衡再到制度均衡的过程。当存在制度不均衡时，新制度安排的“获利”机会就会出现。如果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就存在以制度变迁实现帕累托改进的可能。此时，一项新制度的出现就会将潜在的收益转化为现实的收益，从而形成改革红利。
　　至于改革红利的内容范围，蔡教授则从自身熟悉的研究领域出发做了明确的论述。比如：农民工市民化即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提高劳动力供给；继续改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改革国有企业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提高教育水平和培训水平，可以提高人力资本贡献；调整生育政策也有利于未来的劳动力供给等。
　　中国经济发展的“抓手”在哪里
　　为了避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通过出台4万亿投资的政策来“保8”，来刺激需求、发展经济。虽然这有一定的效果，但遗留的问题也很多，特别是产能过剩的问题相当突出。在作者看来，中国不应追求不切实际的“实际增长率”，而应抓住“潜在增长率”来发展中国经济。
　　何为潜在增长率？蔡教授认为：潜在增长率是在给定的生产要素即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的供给条件下，以及生产率提高的潜力下，所能实现的正常经济增长率。对此，他在本书中几乎通篇呼吁：只要实际增长率不低于潜在增长率，生产要素的利用率就是充分的，因而也就能够实现充分就业，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并且也不会出现产能过剩。那么，通过刺激手段（正如“保8”举措）来超越潜在经济增长率发展经济，是否可行呢？蔡教授分析认为，潜在经济增长率是不能被超越的，即不应通过一些干预的政策手段去超越；如果政府通过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刺激需求来超越潜在经济增长率，会造成诸多的损失。而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中，每当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和刺激政策是为了超越潜在经济增长率时，就会扭曲生产要素的价格，使产业结构偏离比较优势，造成通货膨胀、宏观经济不稳定、产能过剩、保护落后部门和企业等不良后果。
　　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的“抓手”在哪里？作为贯穿于《赢得改革红利》的论述主线，这个“抓手”就在于通过上述的改革红利，通过正确的政策干预，来改变、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特别是要清除生产要素在企业、部门、产业之间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提升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使单位生产要素贡献更多的经济增长。
　　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面对中国日益下降的经济增速，很多读者担心中国也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蔡教授的担心亦不亚于读者。但我们今天毕竟有了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的前车之鉴，若能吸取他们的教训，那我们就有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信心。在蔡教授看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无非是“四部曲”：第一步，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减速；第二步，人们没有意识到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减速，从而采取了错误的干预政策；第三步，收入分配恶化；第四步，矛盾激化，改革陷入僵局。因而，避免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治本之策在于防止采取了错误的干预政策。很多国家选择了刺激需求而非通过在供给方面改变潜在增长率的政策，从而造成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增长方式不能转变、产能过剩、通货膨胀等问题。在阻止中国进入第二步的措施上，改革红利正可以大展拳脚。再更进一步分析，蔡教授认为应该在供给方多创造些改革红利。不过，他并不认为供给学派经济学完全适合中国国情，蔡教授的理论探讨与供给学派经济学还是做了一定程度的切割。因为他认为需求方的改革也有一定的红利。这方面的红利就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别忘了，蔡教授是劳动经济学、人口经济学专家，因此他对户籍制度改革红利应用有娴熟的论述。这项改革其实就是让农民工市民化，以此形成新型城镇化。这项改革可立竿见影提高潜在增长率和平衡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改善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因素。这项改革一旦实施成功，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程度就会提高，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他们也就能像正常市民一样释放出消费能力，需求因素也就随之得到解决。
　　一些人说改革总要牺牲一些增长速度，甚至有人说改革是反增长的。虽然当前我国的GDP增长率出现了较大的下降，但蔡教授仍然看好改革红利：改革并不必然抑制经济增长，反而应该成为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新源泉。例如户籍制度改革就是可以立竿见影带来红利的，即不会对增长造成影响，而且改革红利可以及时得到。在中国经济面临发展岔路口的时候，蔡教授有关改革和增长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如何赢取改革红利，避免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思考和论述，极富启迪，有其特殊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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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再次考验政府的快速应对能力，疫情爆发初期韩国政府的应对不力受到多方诟病，目前正面临新一轮防控形势的严峻考验。
在京东商城、苏宁易购、天猫、1号店和亚马逊这5家综合性购物平台购买了智能手环和家庭装洗衣液两种商品。综合来看， 1号店在退货政策执行上表现比较差。朱玉强:中国靠什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从改革开放的1978年起至2014年，经济发展迅猛，P年均增长率达9.7%，堪称世界经济的奇迹。而造就这个奇迹的很重要一个因素，是中国在这期间享受了充足的人口红利。然而到了2004年，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开始缩减。2012年中国15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绝对减少，劳动力工资持续上涨（2004年以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实际增长速度已高达12%），伴随着人口红利迅速丧失的，是从2012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持续减速。更为严峻的是，隐约中经济发展已有步入之虞。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是什么经济学家蔡■在其文集《赢得》中提出：创造改革红利，用改革红利来替代人口红利、避免步入中等收入陷阱，以此促进中国经济的新发展。对于何为“改革红利”，学术界尚无明确的定义，蔡■教授也没有在其著述中做刻意的定义。这似乎是《赢得改革红利》的软肋。然而，透过作者字里行间的论述，读者还是能理解“改革红利”的内涵。（例如在第三十一页等处泛泛地说：有一些制度性障碍阻碍更好地配置资源、更好地挖掘要素供给潜力，消除这些制度障碍就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创造新的额外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这就是所谓的改革红利）。而这样的内涵，与郝寿义、蒋宁两位学者的定义是很接近的。为此，笔者也引述如下：改革的实质是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改革红利是指由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收益。改革是一个由制度均衡到制度不均衡再到制度均衡的过程。当存在制度不均衡时，新制度安排的“获利”机会就会出现。如果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就存在以制度变迁实现帕累托改进的可能。此时，一项新制度的出现就会将潜在的收益转化为现实的收益，从而形成改革红利。至于改革红利的内容范围，蔡教授则从自身熟悉的研究领域出发做了明确的论述。比如：农民工市民化即可以提高劳动力供给；继续改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改革国有企业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提高教育水平和培训水平，可以提高人力资本贡献；调整生育政策也有利于未来的劳动力供给等。中国经济发展的“抓手”在哪里为了避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通过出台4万亿投资的政策来“保8”，来刺激需求、发展经济。虽然这有一定的效果，但遗留的问题也很多，特别是产能过剩的问题相当突出。在作者看来，中国不应追求不切实际的“实际增长率”，而应抓住“潜在增长率”来发展中国经济。何为潜在增长率？蔡教授认为：潜在增长率是在给定的生产要素即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的供给条件下，以及生产率提高的潜力下，所能实现的正常经济增长率。对此，他在本书中几乎通篇呼吁：只要实际增长率不低于潜在增长率，生产要素的利用率就是充分的，因而也就能够实现充分就业，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并且也不会出现产能过剩。那么，通过刺激手段（正如“保8”举措）来超越潜在经济增长率发展经济，是否可行呢？蔡教授分析认为，潜在经济增长率是不能被超越的，即不应通过一些干预的政策手段去超越；如果政府通过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刺激需求来超越潜在经济增长率，会造成诸多的损失。而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中，每当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和刺激政策是为了超越潜在经济增长率时，就会扭曲生产要素的价格，使产业结构偏离比较优势，造成通货膨胀、宏观经济不稳定、产能过剩、保护落后部门和企业等不良后果。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的“抓手”在哪里？作为贯穿于《赢得改革红利》的论述主线，这个“抓手”就在于通过上述的改革红利，通过正确的政策干预，来改变、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特别是要清除生产要素在企业、部门、产业之间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提升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使单位生产要素贡献更多的经济增长。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面对中国日益下降的经济增速，很多读者担心中国也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蔡教授的担心亦不亚于读者。但我们今天毕竟有了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的前车之鉴，若能吸取他们的教训，那我们就有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信心。在蔡教授看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无非是“四部曲”：第一步，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减速；第二步，人们没有意识到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减速，从而采取了错误的干预政策；第三步，收入分配恶化；第四步，矛盾激化，改革陷入僵局。因而，避免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治本之策在于防止采取了错误的干预政策。很多国家选择了刺激需求而非通过在供给方面改变潜在增长率的政策，从而造成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增长方式不能转变、产能过剩、通货膨胀等问题。在阻止中国进入第二步的措施上，改革红利正可以大展拳脚。再更进一步分析，蔡教授认为应该在供给方多创造些改革红利。不过，他并不认为供给学派经济学完全适合中国国情，蔡教授的理论探讨与供给学派经济学还是做了一定程度的切割。因为他认为需求方的改革也有一定的红利。这方面的红利就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别忘了，蔡教授是劳动经济学、人口经济学专家，因此他对户籍制度改革红利应用有娴熟的论述。这项改革其实就是让农民工市民化，以此形成新型城镇化。这项改革可立竿见影提高潜在增长率和平衡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改善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因素。这项改革一旦实施成功，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程度就会提高，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他们也就能像正常市民一样释放出消费能力，需求因素也就随之得到解决。一些人说改革总要牺牲一些增长速度，甚至有人说改革是反增长的。虽然当前我国的增长率出现了较大的下降，但蔡教授仍然看好改革红利：改革并不必然抑制经济增长，反而应该成为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新源泉。例如户籍制度改革就是可以立竿见影带来红利的，即不会对增长造成影响，而且改革红利可以及时得到。在中国经济面临发展岔路口的时候，蔡教授有关改革和增长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如何赢取改革红利，避免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思考和论述，极富启迪，有其特殊的价值。
本文来源：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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