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逸枫：银行危机是中国经济最大风险▲ 【猫眼看人】
& & & ▲谢逸枫：银行危机是中国经济最大风险▲&&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不是产能过剩，更不是房地产，是银行危机。2008年4万亿经济刺激与万亿信贷的货币滥发，导致国内腐败、产能、金融、房价系列问题不断积累到集中爆发。而过度的地方发债与盲目投资及银行利率膨胀，演变成银行危机，来源于中国债危机的爆发，让银行危机扩大。自2012年4月起，许多地方政府出现债券还款违约问题，云南、四川、上海等省市出现地方政府债券大面积违约现象，利息支付不出。日以交通银行股价首先跌破每股净值为起点，中国的银行危机正式爆发。目前有16家上市银行，其中10家曾经跌破过每股净值，包括交通银行、平安银行、浦发银行、华夏银行、兴业银行、光大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北京银行和南京银行。5家差点跌破每股净值，包括宁波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中国是唯一的。正规的银行正在爆发危机，而非银行体系危机也开始爆发。非银行体系主要是指以民间借贷为主的影子银行，包括地下金融等。&&30年多年来，不断以借新还旧、盲目投资、放大金融危机，试图把中国经济增长当作一部永动机，走到今天，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2013年3月至6月间，只是风闻美联储将会缩减QE，由此而导致印度卢比和巴西雷亚尔大跌，印度房价泡沫自行破灭，印度尼西亚等国货币大幅贬值。这只是一个信号，这说明纸币的本质就是纸，而绝不是财富。从2014年1月开始，美联储正式进入缩减QE的通道，为2015年的加息在做准备。那么，在2014年1月份发生了什么？在2014年1月份，阿根廷比索兑美元官方汇率下跌了32%，黑市汇率下跌了47%左右。委内瑞拉、巴西和阿根廷陷入经济瘫痪，通货膨胀高企，政府财政疲软的境地。仅在1月23日，全球资本加速从新兴市场撤离，这令土耳其里拉跌至创记录的低位，阿根廷比索当天兑美元汇率暴跌13.2%，单日跌幅创12年来新高。俄罗斯卢布、南非兰特、乌克兰格里夫纳汇率也创下了数年来的新低。&&从日开始，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跌破了2008年次贷危机发生后的水平。人民币汇率也停止了升值，开始连续5个交易日的不断的小幅贬值，这种现象表明中国经济危机的爆发已经开始。中国危机产生的根源是体制，而诱发的源头是货币的滥发。央行放水的效果越来越不明显，这是因为钱荒的缺口越来越大，借新还旧导致债务如滚雪球一样变大，届时将会造成更大的危机。还有墨西哥比索、智利比索、哥伦比亚比索，韩元、新加坡元、马来西亚林吉特、菲律宾比索等等，随着美国QE的缩减，所有这些国家的货币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贬值，而且从技术形态上已经构筑了令人深信不疑的贬值趋势，其中也包括中国的人民币。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各国货币都进入了一个“死结单行道”。这些国家如果不让货币贬值，唯一的选择就是拉高利率。拉高利率的手段就是加息，而加息将会使企业的生产成本更加恶化。如果任由货币贬值，那将导致大量资本逃逸，由此将引发货币进一步的贬值和更大规模的恐慌性资本逃逸。&&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金融业呈现出起伏动荡的态势。在过去的15年里，世界频繁发生银行危机。引发银行危机的往往是商业银行的支付困难，即资产流动性缺乏，而不是资不抵债。只要银行能够保持资产充分的流动性，就可能在资不抵债、技术上处于破产而实际上并未破产的状态下维持其存续和运营。银行危机具有多米诺骨牌效应。因为资产配置是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主要经营业务，各金融机构之间因资产配置而形成复杂的债权债务联系，使得资产配置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一旦某个金融机构资产配置失误，不能保证正常的流动性头寸，则单个或局部的金融困难就会演变成全局性的金融动荡。银行业是金融业的主体，在一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关系到广大的民众。银行业危机的影响之大也非一般行业危机可比，它可能会波及到一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方方面面。&&银行危机是指银行过度涉足（或贷款给企业）从事高风险行业（如房地产、股票），从而导致资产负债严重失衡，呆账负担过重而使资本运营呆滞而破产倒闭的危机。银行危机根据不同的判断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第一，按危机的性质可分为银行体系危机和单个银行危机。第二，按危机的起因可分为内生性银行危机和外生性银行危机。第三，按危机的程度可分为以流动性紧张为特征的银行危机及以丧失清偿力为特征的银行危机，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爆发往往是以前一种形式出现的。早在2012年10月，中国银行行长肖刚曾说，中国银行业乃至金融业未来巨大的风险来自于以银行理财产品为代表 的影子银行。很多地方政府、地产商、制造业商不向银行借钱，向非正规渠道借钱，总金额超过30万亿人民币，这一庞大数额的影子银行成为中国另外一个可怕的金融危机导火线。&&中国影子银行业正开始出现问题，这将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产生深远影响，还有可能波及全球经济。信托产品，就像运城城投发售的这一款，在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中占据核心位置。自从2007年以来，影子银行向中国风险较高的各类企业提供了规模超过30万亿元人民币（合4.8万亿美元）的贷款，推动创造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信贷繁荣。但在运城以及中国各地几十个类似的不知名城市，中国巨大而监管不力的影子银行体系正开始出现问题，这将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产生深远的影响，还有可能波及全球经济。英国《金融时报》将从今天开始刊载一个有关“影子银行”如何重塑世界各地金融格局的系列报道——“影子银行”这一术语涵盖了范围很广的“非银行”机构，这些机构行使传统银行的很多职能，但却游走于受到监管的传统银行体系之外。上一次影子银行泡沫在临近2008年时发生在美国，它加剧了随后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现在市场人士和监管当局担心，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风险迅速累积，可能导致类似的巨大危害。&&影子银行体系已经形成了非常庞大的规模，如果影子银行体系遭遇严重挤兑，中国可能迎来自己的“雷曼时刻”。担心的是，中国经济中杠杆率和风险最高的行业（从房地产开发商到钢铁厂）的融资来源可能突然消失，中国依靠投资推动的增长模式可能戛然而止。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职能是，通过任何可能的方式筹集资金，并代表地方政府将所得资金支出到位，往往用于道路、公共供暖或者污水管道系统等公共工程项目。最新的官方估测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年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持债务的总规模约为17.9万亿元人民币，比201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1%还要多。绝大多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于2008年末建立的，当时中国的出口剧烈下滑，中央政府为了避免发生经济危机，启动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刺激计划。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被北京方面视为一种必要之恶，最初还被允许向中国的国有银行直接贷款。&&由于北京方面鼓励企业和地方政府尽可能地借钱花钱，中国经济的债务总量与GDP之比从2008年的130%升至2013年的逾220%。正规银行体系和影子银行体系的资产总量从约10万亿元人民币升至25万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在五年时间里，中国的新增信贷相当于美国整个银行体系。大规模的刺激计划推动经济增速迅速反弹，但新增信贷很快开始拖累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使其在满足资本要求时遇到麻烦。因此，在北京的政策制定者的默许之下，其他形式的信贷开始暗中萌芽。银行将发放给最低信用评级借款方（包括很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高风险贷款重新打包，将其作为“理财产品”销售给普通储户。监管宽松的信托公司也加入了进来，向高风险借款方发放高息贷款，将贷款重新打包之后，再通过银行以“信托产品”的形式进行销售。按照相关规定，信托产品只能面向总资产超过100万元人民币的投资者发售，但这条规定经常被违反。而且信托产品被设计得颇具吸引力。中国的储蓄利率受政府设定的上限限制，但这些创新的信托产品被划归为投资产品，使银行能够通过承诺更高的回报来吸引储户。&&中国经济在2009年和2010年出现反弹后，政策制定者们开始担忧投资浪费和资产通胀问题。银行被要求缩减对房地产项目、像运城城投这样的地方政府借款方，以及钢铁、玻璃、水泥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放贷。这就为新生的影子银行体系所提供的高息贷款创造出了巨大需求。巴克莱(Barclays)的经济学家估计，截至2013年底，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规模约为38.8万亿元人民币，约占中国银行体系总资产规模的四分之一。2013年新增的信贷总量中，大约一半来自正规银行体系以外。这其中包括企业债券发行等在其他经济体中不被视为属于影子银行的融资活动。但此类活动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中国监管当局担心的理财产品和信托产品构成的。2014年第一季度，中国未偿还的信托产品资产总量较上一季度增长8%，达到11.7万亿元人民币，是2010年底时的四倍。根据中国证券经纪商海通证券(Haitong Securities)的估算，今年将有高达5.3万亿元人民币的此类产品到期。&&外媒称，中国目前的非金融企业债务总额已超过美国。据估计，多达30%的中国企业债由影子银行持有，持有者包括信托公司、国企等公司放贷者以及其他非银行金融实体。其余企业债则由银行持有。可见，中国企业债的构成与美国企业债的构成极为不同。美国的企业债务大多为公司债券和银行贷款。日本外交学者网站6月18日发表题为《中国庞大的企业债》一文，作者为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茨分校助教徐赛兰。文章提到，中美企业债在构成方面的区别至关重要。就非银行借贷而言：中国的影子银行借贷没有国家或是存款保险的保障，通常风险标准要求较低，透明度很低或完全不透明；美国的企业债则在公开市场交易，有明确的风险评级，透明度也很高。因此，文章认为，中国的债务结构比美国的债务结构风险更高，由于中国债务规模庞大，也更令人不安。随着中国经济在短期内走低，哪些企业面临贷款违约风险呢？&&银行贷款、信托贷款以及委托贷款的易得性造成中国的企业债水平和杠杆率上升，而公司债券的发行量仍维持在最低限度。中国的银行贷款往往会流向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国企，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流向的企业在规模和所有制结构上较为多样。在委托贷款流向的企业中，有一些在商业模式和基本面上的风险较大，它们通常缺乏建立在充足抵押品基础上的良好信贷记录，有时甚至缺乏稳固的基本商业模式。无论是对银行业还是对影子银行而言，杠杆率最高的领域包括房地产业、金属和采矿业、钢铁业、基础设施领域以及建筑业。在面临可能出现的贷款质量恶化的情况时，私企的风险最大，特别是在杠杆率很高的行业内。鉴于破产处置办法发展不够完善，中国企业被鼓励尽一切可能解决债务问题。国企的优势很明显——有国家撑腰的企业或许能以银行新贷款的方式获得注资，不良贷款则可以从最大型国有银行的账上撤下来、卖给资产管理公司。相比之下，私企就享受不到这种优厚待遇了。&&正如国家信息中心评论所讲，当前金融运行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1.货币供应量增速放缓，货币活性下降。4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13.2%，分别比去年末和去年同期低0.4和2.9个百分点，略高于13%的预期目标；狭义货币M1余额同比增长5.5%，分别比去年末和去年同期低3.9和6.5个百分点。货币活性下降，4月末货币流动性比例（M1/M2）降至27.8%，分别比去年末和去年同期低2.7和2个百分点。从M2的来源看，贷款和外汇占款是两个传统主要渠道，由于同业业务发展较快，近两年同业渠道在货币创造中的占比上升。从构成看，流通中的现金M0占M2比重不足10%，占M1比重不足20%，各项存款占M2比重超过90%，单位活期存款占M1比重超过80%。目前M2与M1增速放缓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从货币创造看，外汇占款同比少增较多，银行同业业务扩张放缓。前4个月新增外汇占款8717亿元，同比少增6380亿元。一季度16家上市银行同业资产同比下滑5.92%。&&二是M0增速明显放缓。4月末，M0同比增长5.4%，增速为1996年以来历史同期最低，比去年末和去年同期低1.7和5.4个百分点。M0作为现实购买力的代表，是各层次货币供应量中最为活跃的一部分。企业和居民持有现金的主要动机是交易动机，M0增速放缓反映出微观主体随时进行交易的意愿减弱。三是以“余额宝”为代表的新型理财产品快速发展持续分流银行存款，造成存款（尤其是活期存款）增速放缓。一季度人民币各项存款同比少增1.4 万亿元，其中，住户活期及临时性存款同比少增4081亿元，非金融企业活期及临时存款减少9314亿元，同比多减少7785亿元。与此同时，一季度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同比多增1 万亿元，主要是受商业银行表外理财、货币市场基金发展较快和证券及交易结算类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存款同比多增较多影响。可见，理财产品分流活期存款是造成货币流动性比例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2.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少增，表外融资明显收缩。前4个月社会融资规模7.18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少7464亿元。去年下半年以来，社会融资结构变化呈“表外融资和债券融资少增、人民币贷款多增”态势。表外融资收缩受到管理层加强影子银行监管以及信托产品与企业债券出现兑付危机的影响。前4个月，表外融资（包括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和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约1.83万亿元，同比少增7946亿元，其中信托贷款同比少增6969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同比少增2103亿元。人民币贷款保持较快增长，社会融资继续向表内信贷回归。前4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3.79万亿元，同比多增2417亿元，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为53%，比去年同期提高8.3个百分点。结构来看，新增贷款向企业部门与中长期贷款倾斜。前4个月，住户贷款增加1.21万亿元，同比少增1368亿元；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增加2.57万亿元，同比多增3745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多增1710亿元，票据融资同比少增2612亿元，中长期贷款多增4230亿元。&&3.人民币汇率走贬，外汇资金流入力度减弱。2月份以来，人民币汇率一改强势，在短短几周时间内出现急跌。自3月17日起人民银行将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1%扩大至2%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增强，贬值幅度进一步加大。4月30日人民币即期汇率最低跌至6.2655，创近18个月的新低。前4个月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累计贬值0.99%，即期汇价累计贬值3.28%。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一季度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贬值1.37%，实际有效汇率贬值1.09%。一季度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据显示，资本与金融项目已经成为我国外汇流入的主要渠道,资本项目与经常项目下的资金净流入比值为17:1。目前人民币快速贬值加剧市场贬值预期，企业和个人结汇意愿下降，购汇意愿增强，外汇资金流入力度减弱。一季度经常项目顺差72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1183亿美元，分别比去年四季度少368和87亿美元。2、3月份银行结售汇顺差与银行涉外收付款顺差均持续回落，衡量企业和个人结汇意愿的银行代客结汇占涉外外汇收入的比重（即结汇率）逐月下降，衡量购汇动机的银行代客售汇占涉外外汇支付的比重（即售汇率）逐月上升，2月中旬以来，境内企业远期结汇意愿下降而远期购汇意愿上升。&&4.货币与债券市场短期利率回落明显，中长期利率仍保持高位。货币市场主要包括银行间同业拆借、回购交易，债券市场主要由银行间和交易所两个市场构成。货币市场利率与短期品种债券收益率为短期利率，中长期债券收益率为中长期利率。今年春节过后，银行间市场资金面紧张程度明显缓解，货币市场利率走低。4月份，上海银行间隔夜同业拆放利率一直在3%以下运行，4月30日达2.5%，较1月2日下降0.6个百分点；货币市场主流品种银行间7天回购加权利率4月30日收于4.07%，较1月2日下降0.9个百分点。货币市场利率走低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搭配使用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适时适度进行流动性双向调节，促进银行体系流动性供求适度均衡。&&2014 年春节前，央行还通过常备借贷便利（SLF）向符合条件的大型商业银行提供了短期流动性支持，在10 个试点地区的央行分支机构向符合条件的中小金融机构提供了短期流动性支持，稳定了市场预期，促进了货币市场平稳运行。二是由于管理层对银行同业业务监管趋紧，经济增速放缓、不良风险上升也使银行“有钱不能花”、“有钱不敢花”，银行流动性需求减少，资金淤积在银行体系，推动货币市场利率下行。随着银行间货币市场利率走低，银行间债券市场短期（1年以内）品种到期收益率明显下降，但中长期（1年及以上）品种到期收益率仍维持高位。截至4月30日银行间市场，3个月期限的固定利率国债、政策性银行债、短期融资券、中短期票据及企业债到期收益率较去年末下行1.4～2个百分点，但2年期、5年期和10年期国债、政策性银行债、中短期票据及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仅较去年末下行0.3～0.9个百分点，目前仍处于近三年以来的较高水平。&&当前金融调控面临的主要问题，1.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减速加大经济下行风险。我国三大需求中，消费和投资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大于净出口；消费的拉动较为平稳，是拉动GDP增长的“稳定器”；投资的拉动存在较大波动，是拉动GDP增长的“调节器”。从支出法GDP年度数据看，年投资（资本形成总额）实际增速与GDP增速间的相关系数为0.85，消费（最终消费支出）实际增速与GDP增速间的相关系数为0.71。这说明与消费相比，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GDP增速关系更为密切，是导致GDP增速变化的关键因素。2013年四季度以来，投资增速持续下滑成为经济下行的主要拖累。今年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同比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4.4个百分点。资金成本上升与融资便利下降是导致投资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去年6月份爆发“钱荒”以来，社会融资规模有所收紧，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持续攀升。投资到位资金增速自去年四季度以来持续下降，今年前4个月降至12.5%，比去年同期下降7.6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下降8.4个百分点。&&除资金约束增强以外，房地产市场调整迹象越来越明显，使投资增速进一步承压。截至今年4月份，三线城市的百城住宅价格指数已连续5个月环比下降，南宁、无锡、铜陵等地方政府已出手救市。占全部投资比重超过20%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明显放缓，前4个月同比增长16.4%，比去年同期低4.7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低3.4个百分点。作为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先行指标，商品房销售面积前4个月同比下降6.9%，土地购置面积同比下降7.9%，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22.1%。2. 通胀压力持续减弱，年内尚无通缩风险。今年前4个月CPI同比上涨2.2%，低于全年3.5%的预期目标，为2010年二季度以来最低水平；PPI同比下降2%，已连续25个月同比负增长。CPI各月环比变化率整体低于历史同期水平，说明消费领域新涨价因素较弱；PPI环比持续负增长，说明去年四季度曾略显缓解的生产领域通缩压力又再次加大。&&CPI同比涨幅回落主要原因在于食品价格涨幅明显趋缓。前4个月食品价格累计同比上涨3.2%，非食品价格上涨1.6%，分别比去年同期低0.7和0.1个百分点。PPI持续下降则在于经济增速放缓，尤其是投资增长放缓和房地产市场调整使得面临产能过剩以及库存仍处消化期的工业生产领域供大于求的矛盾再次加重。当前的经济增长放缓与物价走低令人担心会出现通货紧缩。对于何谓通货紧缩，国内外学界尚存在分歧，无统一认识。不过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下降是确认通缩的一个必要条件。目前CPI并未出现同比下降，作为更全面、综合反映物价水平的GDP 缩减指数一季度同比上涨0.4%。从影响因素看，今年经济增长与货币投放较去年略有减速、猪肉和粮食供应充裕、产能过剩、翘尾因素较轻、通胀预期回落等将抑制物价涨幅，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人民币贬值导致进口成本上升等将支持物价上涨。综合考虑各因素，预计全年CPI涨幅约2.5%，年内不会出现通货紧缩。&&3.影子银行与信用债兑付压力上升。前两年迅猛扩张的影子银行和企业债券融资正面临兑付危机。2013年以来，包括信托、小贷公司、网络借贷等在内的影子银行领域相继暴露兑付风险。包括中信信托、中融信托、中诚信托、吉林信托等多家信托公司产品出现兑付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累计已有119家P2P网贷平台“倒闭”或“跑路”，涉及资金共计约21亿元，其中，今年前4个月出现问题的网贷平台已近30家；截至4月底，今年以来已有至少95款信托产品发布提前终止或兑付公告，总规模达229亿元。吉林信托总规模10亿元的“松花江77号”产品已连续六期逾期未兑付，信托违约事件正真实上演。今年3月份，“11超日债”公告称无法按规定付息，成为我国公募债券市场首个违约案例。&&今年是信托兑付的高峰和信用债偿债高峰。据海通证券研究结果，2014年信托到期量约5.3万亿元，其中，基建信托到期量约1.4万亿元，占比26%；地产信托到期量约6335亿元，占12%；产业（工商企业）信托到期量约1.7万亿元，三大类信托中到期量最大，占32%。据中诚信国际统计，2014年总计有接近2.7万亿元信用债到期，其中3、4、5、11月更是偿债的高峰期。今年短期融资到期规模最大，大约有1万亿元，占全部到期信用债规模的37.7%，企业债约有889.7亿元，中期票据约有5785.6亿，公司债约有515.6亿元，中小企业集合债和集合票据分别有50.8亿元和266.3亿元。4.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一季度社会流动性相对充裕，社会融资规模为历史同期次高水平（仅次于去年同期），社会融资规模与GDP的比例为43.7%，比年同期均值高7个百分点。市场流动性也较为宽裕，货币与债券市场利率下降。虽然流动性状况并不紧张，但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仍居高不下。市场短期利率的明显走低未能顺利向中长期利率传导，中长期利率回落幅度有限。&&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也没有跟随短期资金利率下行，仍维持在较高水平。我国债券发行以中长期债券为主，2013年全年和今年前4个月一年期及以上债券占全部债券发行规模的88.7%和87.4%，3年期及以上占60.6%和62.9%。其中，企业债发行期限基本上均在3年期及以上。中长期利率高企造成企业债券融资成本仍居高不下。例如，今年4月10日发行的10年期固定利率企业债（债项评级AAA）发行利率为5.78%，比去年3月20日发行的同期限、同类型企业债发行利率高0.83个百分点。今年3月份，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7.18%，比去年12 月下降0.02 个百分点，但高于去年同期0.52个百分点。根据Wind数据，4月份发行的信托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约为8.19%，比去年同期高0.27个百分点，其中，贷款类信托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约为9.14%，比去年同期高0.4个百分点。&&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高企主要症结有四：一是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企业等对利率缺乏敏感性部门资金需求规模大、融资需求旺盛，房地产投资的高预期回报率和地方政府信用背书也使得社会资金乐于流向房地产与基建领域，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等其他部门产生“挤出”并抬高整体社会资金价格。目前流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与房地产开发的信贷资金占全部贷款比重近20%。如果加上通过信托等影子银行渠道流入房地产开发与政府基建投资的资金，则流入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社会资金占比将进一步提高。二是企业部门负债水平过高，尤其是存在一些无法盈利、只能依靠“借新还旧”维持债务存续的“僵尸企业”。&&过度举债容易引发企业的道德风险，即相关企业多高的利率也敢借，借款时就没有打算要偿还。2012年末，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为139%，超过OECD国家90%的阈值。三是信托理财产品与信用债面临兑付压力，违约风险上升，投资者购买更为谨慎从而减少投资需求，为吸引投资、成功发行信托产品和信用债，需要提高相关产品的预期收益率和发行利率，以对潜在的违约风险给予补偿。四是利率市场化深入推进将推高资金价格。目前贷款利率已完全放开，存款利率市场化正通过各类理财产品迅猛发展、变相推进，银行存款先后遭遇信托理财产品和互联网理财产品的快速分流，为防止存款流失，银行被迫增加负债端成本。银行负债端成本的持续上升将促使银行通过提高贷款利率水平来提高资产端收益率。&&政策调控应密切关注结构变化，1.稳健的货币政策中性略松，进一步提高预见性。预计二季度GDP同比增长7.4%左右，CPI同比上涨2%左右，宏观经济运行仍处于合理区间。但经济增长仍存在突破“下限”的风险，“稳增长”不可疏忽、懈怠。对于房价过快下跌可能诱发通货紧缩风险要给予警惕。在影子银行与信用债面临偿债高峰之际，“防风险”需要在“控杠杆”的同时“稳杠杆”，既要严防实体经济与金融机构“加杠杆”进一步推升债务风险与金融风险，也应防止“去杠杆”过于剧烈引发资金链条断裂，债务违约风险集中暴露。未来稳健的货币政策宜中性略松，充分运用信贷政策及差异化的存款准备金政策等结构性调整手段，实现定向微松。可通过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有关参数的调整或采取“定向降准＋定向使用”（即要求银行将定向降准所释放的资金专门用于指定领域）的政策来鼓励和引导银行增加棚户区改造、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信贷投放。货币政策在执行中应进一步提高前瞻性与预见性，重点关注房地产市场与包括影子银行在内的金融部门杠杆率变化，及早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打好提前量，适时适度预调微调。&&2.加强短期流动性调节，保证货币市场利率平稳运行。通过密切监测跨境资金流动来把握外汇占款增长情况，根据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供求形势，灵活调整公开市场操作常规流动性调节工具的方向和力度，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保证货币市场利率平稳运行。作为流动性“蓄水池”，法定存款准备金具有充当流动性风险缓冲器和调节商业银行信用扩张能力的功能。从“防风险”、“控杠杆”考虑，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全面下调应慎重。当出现剧烈的资本流出，外汇占款趋势性大幅减少时，应及时全面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开闸放水”。同时，运用SLO和SLF工具实现有选择的“定向放松”来平抑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异常波动，防范流动性危机。3.调整与优化存贷比监管，适度减轻商业银行放贷约束。银行存款增速持续放缓使存贷比监管对银行放贷约束显著增强，存贷比监管应改进和优化。一是针对不同的商业银行，实行差异化存贷比监管。例如，可适当降低中小商业银行存贷比监管目标。二是鉴于同业存款中有相当部分存款是稳定性较强的定期存款，可考虑将同业存款或同业存款中一定期限以上的存款纳入存款核算，从而有助于改善银行存贷比。&&4.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有序打破理财产品的“刚性兑付”。近年来信托、银行理财等影子银行的迅猛扩张受益于“刚性兑付”的“潜规则”。理财产品风险本应 “买者自负”，但信托公司与银行因害怕违约事件影响其信誉与产品销售，甘愿为理财产品兜底，形成“刚性兑付”。理财产品的“刚性兑付”扭曲市场纪律，干扰资源配置方式，抬高无风险利率水平，引发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带来诸多问题。未来应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有序打破理财产品的“刚性兑付”。5.推动地方政府与企业“降杠杆”，积极缓解债务风险。推动地方政府“降杠杆”的短期应对措施主要有：利用可控范围内的局部地方债务违约增强市场化的“风险-收益”约束；鼓励地方债务重组，部分面临偿债危机的融资项目可以通过债务重组的方式化解。&&包括债转股，修改债务条款，延期清偿等；地方政府可通过出售、转让或证券化国有资产进行债务清偿，对有盈利前景的基建项目可采取公私合营的模式引入民营资本；加强源头规范，把地方政府性债务分门别类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严格政府举债程序；研究中央政府救助地方政府的条件和惩罚措施，包括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等。长期来看，则需要通过制度建设从根源上遏制地方政府举债冲动、构建地方融资阳光化、长期化、市场化的系统解决方案，建立有效的偿债机制。实现企业“降杠杆”可通过给有经济效益和有发展前景的企业补充资本金以及推动亏损严重、产能落后企业破产、兼并和重组等手段来实现。补充资本金方面，可鼓励企业减少债权融资，多进行股权融资，包括股市IPO与增资扩股、吸引民间资本入股、鼓励保险资金多做股权投资等。&&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出席并发表演讲，靠买房储藏财富可能导致经济危机。近几年我们理财产品市场发展速度非常快，目前总量到5月底，大概是12.8万亿人民币。大家知道中国的理财产品市场仅仅只有几年时间，达到目前12.8万亿的规模，前几年基本是60%、80%的增长速度，去年开始增长速度有点回落，现在还是有30%—40%的增长速度。所以发展的速度是非常之快。从历史背景的角度看，欠发达的财富市场与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有很大的关系。过去我们更多强调的是金融如何动员社会资源为实体经济服务，所以体现在一个制度的安排上，就是以银行为媒介，集中社会上的大量资金资源，为经济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低成本资金，但对居民财富的保值增值重视不够。&&可以预见，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将处于经济较快增长和财富快速积累的时期，如何做好国民财富管理，确保民众金融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事关收入分配调整、国民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转型，不仅是一个金融问题，也是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有学者研究，财富管理市场的发展程度，与消费的增长，进而服务业的发展有很强的关联性。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仅仅只有工资性收入，没有财产性收入，或者财产性收入很低，那这个国家消费的增长，进而服务业的发展也可能很慢。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主要以住房的形式来储藏财富，我觉得这好像郭省长昨天晚上讲的，中国目前主要财富储藏方式是买房子。这样一种方式会对经济发展带来很多的麻烦，可能导致房地产泡沫破裂甚至经济危机。所以中国金融的发展对于推动经济转型具有重要作用。&&原商务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先生发表演讲，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宣布货币坚挺救亚洲,四大行资金很快就被国际大鳄抽空。90年代末期，当时四大银行，中农工建总的资产非常小，加起来还不如一个花旗银行总的资产，而且不良率高达38%，基本上技术上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中央大概拿出了3万亿人民币来支持这些银行，前前后后。3万亿人民币在90年代末那是非常非常大的一笔钱。90年代末期，讨论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时候，和朱总理讨论的时候，说起中国金融机构存在的严重挑战，当时四大银行，中农工建总的资产非常小，加起来还不如一个花旗银行总的资产，而且不良率高达38%，有些人说甚至更好，所以基本上技术上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所以当时中央为了应对这样一个严重的情况，做出一些重大的努力。一个方面是拿出很多的钱，来支持这些银行，大概拿出了3万亿人民币，前前后后。3万亿人民币在90年代末那是非常非常大的一笔钱。我们另外采取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后来我们对于几个重要的商业银行进行了改组、重建和上市。&&金融危机指的是金融资产或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的危机，具体表现为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或金融机构倒闭或濒临倒闭或某个金融市场如股市或债市暴跌等。系统性金融危机指的是那些波及整个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危机，比如1930年(庚午年)引发西方经济大萧条的金融危机，又比如日爆发并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次贷危机等类型。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譬如，1.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从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华尔街风暴，已经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个过程发展之快，数量之大，影响之巨，可以说是人们始料不及的。大体上说，可以划成三个阶段：一是债务危机，借了住房贷款人，不能按时还本付息引起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流动性的危机。这些金融机构由于债务危机导致的一些有关金融机构不能够及时有一个足够的流动性对付债权人变现的要求。第三个阶段，信用危机。就是说，人们对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金融活动产生怀疑，造成这样的危机。&&2.国际金融危机。外部因素引起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国际传染并非近年方才出现的现象。1873年，德国和奥地利经济繁荣，吸引资本留在国内，对外信贷突然中止，导致美国杰·库克公司经营困难；1890年，伦敦巴林兄弟投资银行对阿根廷债权发生支付危机，加之当年10月纽约发生金融危机，伦敦一系列企业倒闭，巴林银行几乎于当年11月份倒闭，只是在英格兰银行行长威廉·利德代尔牵头组织的银团担保基金救助下方才得以幸免，但英国对南非、澳大利亚、美国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贷款因此事而锐减，致使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危机一直持续到1893年；1928年春，纽约股市开始繁荣，汲干了本可投向拉丁美洲的信贷源泉，导致上述国家和地区陷入经济萧条。中止发放海外信贷很可能加速海外经济衰退，后者又会反过来对导致这一切的国家发生影响。&&20世纪 90年代，伴随着国际游资的膨胀，国际货币、金融危机频繁爆发，根据巴里·艾森格林和迈克尔·博多在2001年完成的一项研究，现2001年随机挑出的一个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都比1973年大1倍，国际货币、金融危机的传染性也大大增强，往往爆发不久就如同传染病一样迅速从最早爆发危机的国家或地区蔓延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舆论界留下了许多描绘这一现象的词汇：1994年墨西哥危机的“龙舌兰酒效应”、“亚洲流感”、“俄罗斯病毒”等等不一而足，而对货币、金融危机传染机制的研究也迅速兴起。由于多种危机传染机制需要在资本项目和金融市场开放条件下才能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我国依靠资本项目的适度管制和金融服务市场低开放度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幸免于难，但时至今日，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尽管我国资本项目仍未完全开放，危机传染的风险已经大大上升，震撼国际金融市场的美国次贷危机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表明国际金融危机传染机制出现了新特点。&&3.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6月，一场金融危机在亚洲爆发，这场危机的发展过程十分复杂。到1998年年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7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第一阶段：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211.47点；28日下跌1621.80点，跌破9 000点大关。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 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 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第二阶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开出的药方未能取得预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 000∶1。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 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5、6月间，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第三阶段：1998年8月初，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一直跌至600多点。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斗，使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把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时，在俄罗斯更遭惨败。俄罗斯中央银行8 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交易。9月2日，卢布贬值70%。这都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如果说在此之前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区域性的，那么，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则说明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超出了区域性范围，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到 1998年底，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1999年，金融危机结束。&&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可以分为直接触发因素、内在基础因素和世界经济因素等几个方面。直接触发因素包括：（1）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马上会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2）亚洲一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它们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3）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的增加。（4）这些国家的外债结构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债务较多的情况下，一旦外资流出超过外资流入，而本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弥补其不足，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内在基础性因素包括：（1）透支性经济高增长和不良资产的膨胀。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当高速增长的条件变得不够充足时，为了继续保持速度，这些国家转向靠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顺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有些国家已不具备还债能力。在东南亚国家，房地产吹起的泡沫换来的只是银行贷款的坏账和呆账；至于韩国，由于大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过于容易，造成一旦企业状况不佳，不良资产立即膨胀的状况。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2）市场体制发育不成熟。一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干预过度，特别是干预金融系统的贷款投向和项目；另一个是金融体制特别是监管体制不完善。（3）“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一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成本会提高，出口会受到抑制，引起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二是当这一出口导向战略成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时，会形成它们之间的相互挤压；三是产品的阶梯性进步是继续实行出口替代的必备条件，仅靠资源的廉价优势是无法保持竞争力的。亚洲这些国家在实现了高速增长之后，没有解决上述问题。&&世界经济因素主要包括：（1）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民族国家间利益冲撞加剧，资本流动能力增强，防范危机的难度加大等。（2）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贸易和货币体制，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利。在生产领域，仍然是发达国家生产高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本身，产品的技术含量逐级向欠发达、不发达国家下降，最不发达国家只能做装配工作和生产初级产品。在交换领域，发达国家能用低价购买初级产品和垄断高价推销自己的产品。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和制度也有利于金融大国。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极其深远，它暴露了一些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是坏事，也是好事，这为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健全宏观管理提供了一个契机。由于改革与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面复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经过克服内外困难，亚洲经济形势的好转和进一步发展是大有希望的。&&发生在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继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对世界经济有深远影响的又一重大事件。这次金融危机反映了世界和各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缺陷，包括许多被人们认为是经过历史发展选择的比较成熟的金融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都暴露出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进行反思。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提出了要建立新的金融法则和组织形式的问题。如何解脱本世纪初货币制度改革以后在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条件下各国形成的货币供应体制和企业之间在新形势下形成的债务衍生机制带来的几个世纪性的经济难题，包括：（1）企业债务重负，银行坏账丛生，金融和债务危机频繁；（2）社会货币供应过多，银行业务过重，宏观调控难度加大；（3）政府税收困难，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相拌；（4）通货膨胀缠绕着社会经济，泡沫经济时有发生，经济波动频繁，经济增长经常受阻；（5）企业资金不足带来经营困难，提高了破产和倒闭率，企业兼并活动频繁，降低了企业的稳定性，增加了失业，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稳定。（6）不平等的国际货币关系给世界大多数国家带来重负并造成许许多多国际经济问题。以上问题最深层的原因，是货币制度的不完善和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企业之间交易活动产生的新机制未被人们充分认识。&&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尽管在各国有其具体的内在因素：经济持续过热，经济泡沫膨胀，引进外资的盲目性－－短期外债过量，银行体系的不健全，银企勾结和企业的大量负债等，危机也有其外在原因：国际炒家的“恶劣”行径，但是人们还应进一步追根求源，找到危机生成的本质因素－－现代金融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趋势。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固有的内容，1929年－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更是以严重的金融危机为先导。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首先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可见，金融危机有其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危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存在于市场经济固有的自发性的货币信用机制，一旦金融活动失控，货币及资本借贷中的矛盾激化，金融危机就表现出来。以金融活动高度发达为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是高风险经济，包孕着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又一重大特征。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超国界发展的最高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之间商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各国在经济上更加互相依存，商品、服务、资本、技术、国际间的频繁流动，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表现得更加鲜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是当代资源在世界新配置和经济落后国家与地区跃进式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国际信贷、投资大爆炸式地发展，其固有矛盾深化，金融危机必然会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环节爆发。综上所述，现代市场经济不仅存在着导源于商品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危机，而且存在着金融信贷行为失控、新金融工具使用过度与资本市场投机过度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这种市场运行机制的危机又受到基本制度的催化和使之激化。金融危机不只是资本主义国家难以避免，也有可能出现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金融体制的不健全、金融活动的失控是金融危机的内生要素。正由于此，在当前我国的体制转型中，人们应该高度重视和切实搞好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特别要花大力气健全金融体制，大力增强对内生的和外生的金融危机的防范能力。总结：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指出了危机爆发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刘诗白则进一步指出深层次的原因，即现代货币信用机制导致危机的爆发。只要现代市场经济存在，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货币信用机制就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只不过，它只是发生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国家。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也不例外。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健全金融体制来防范金融危机，刘诗白又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防范金融危机之路。&&4.环球金融危机。环球金融危机又称金融海啸、信用危机及华尔街海啸等，是一场在日开始浮现的金融危机。自次级房屋信贷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开始对按揭证券的价值失去信心，引发流动性危机。即使多国中央银行多次向金融市场注入巨额资金，也无法阻止这场金融危机的爆发。直到2008年，这场金融危机开始失控，并导致多间相当大型的金融机构倒闭或被政府接管。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住宅市场泡沫促成的。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金融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发的其它危机有相似之处。然而，在金融危机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当前的危机标志信贷扩张时代的终结，这个时代是建立在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元基础上的。其它周期性危机则是规模较大的繁荣-萧条过程中的组成部分。当前的金融危机则是一轮超级繁荣周期的顶峰，此轮周期已持续了60多年。&&繁荣-萧条周期通常围绕着信贷状况循环出现，同时始终会涉及到一种偏见或误解。这通常是未能认识到贷款意愿和抵押品价值之间存在一种反身（reflexive）、循环的关系。如果容易获得信贷，就带来了需求，而这种需求推高了房地产价值；反过来，这种情况又增加了可获得信贷的数量。当人们购买房产，并期待能够从抵押贷款再融资中获利，泡沫便由此产生。近年来，美国住宅市场繁荣就是一个佐证。而持续60年的超级繁荣，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例子。每当信贷扩张遇到麻烦时，金融当局都采取了干预措施，（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寻找其它途径，刺激经济增长。这就造就了一个非对称激励体系，也被称之为道德风险，它推动了信贷越来越强劲的扩张。这一体系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们开始相信前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所说的――而我则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市场会趋于平衡，而允许市场参与者追寻自身利益，将最有利于共同的利益。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因为使金融市场免于崩盘的并非市场本身，而是当局的干预。不过，市场原教旨主义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占据主宰地位的思维方式，当时金融市场刚开始全球化，美国则开始出现经常账户赤字。&&全球化使美国可以吸取全球其它地区的储蓄，并消费高出自身产出的物品。2006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达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2%。通过推出越来越复杂的产品和更为慷慨的条件，金融市场鼓励消费者借贷。每当全球金融系统面临危险之际，金融当局就出手干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0年以来，监管不断放宽，甚至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次贷危机导致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风险、分配资产，未来两年，发达国家资金将纷纷逆转回涌，加强当地金融机构的稳定度。由此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证券市场价格大幅缩水、本币贬值、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其中最为脆弱的是波罗的海三国和印度。新的金融危机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压力，但中国资金也面临“走出去”彻底整合并购相应企业的好时机。世界范围金融危机的乌云正在聚集，未来两年内，全世界将出现一次新型的金融危机。这一金融危机的最大受害者将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和新的机遇。&&资金流动逆转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过去近十年，受益于全球化的大趋势，经济不断繁荣，但这种繁荣的基础其实比较脆弱。这些经济体自身的储蓄相对不足，消费不断增长，经济的金融化趋势不断加强，其集中的表现就是家庭利用已有的金融资产，尤其是房地产为抵押，向银行借款来支持其日益高涨的消费。这一格局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消费信贷链的破裂，集中的表现就是美国的次级房贷危机。次级房贷危机导致美国的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金融风险的成本，也使这些金融机构必须重新分配自己的资产，以降低风险。反过来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过去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吸引了大量发达国家的资金，以墨西哥、俄罗斯、印度等国为例，其证券市场上一半以上的资金来自于国外。日益高涨的海外资金不仅推动了本地资产价格的高涨，也推动了本地经济的繁荣，同时也带来了本地货币实际汇率的不断升值。&&这一系列过程为这些经济体发生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两个地区：一是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不仅经常账户出现了占GDP10%以上的赤字，同时财政赤字也日益加剧，国内价格上涨的趋势愈演愈烈，而且，这些国家还实行了与欧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这无疑是写下了导致金融危机最佳的化学反应公式。另一个非常脆弱的经济体，就是印度。虽然印度经济在过去3年内保持了年均8%以上的增长率，但是其宏观经济的情况不容乐观：长期以来，印度的经常账户处于赤字状态，证券市场一半以上的资金来自于海外，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中央政府也是长期处于赤字状态。综合考虑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一些经济情况，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在未来两年之内，世界经济很可能发生资金流动逆转的情形，那就是几年前从发达经济体争先恐后涌入新兴市场国家、追求高风险高回报的资金，在发达国家重估风险的情况下，纷纷逆转涌回发达国家，加强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稳定度。这种趋势的形成无疑会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直接的影响，并最终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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