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仍处在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
我国仍处在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
　　国家发改委于11月12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就近期宏观经济运行的热点话题进行解读和回应。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胡祖才在会上表示，虽然当前经济运行确实面临一些下行压力，但我国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大势并没有改变。
　　四季度仍将加大投资力度
　　“前10个月，国家发改委共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237个，总投资18995亿元。其中10月份共审批核准了19个项目，总投资864亿元。”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施子海以一系列详实的数字阐释出近段时间以来我国的投资力度。&&&
　　据了解，10月份审批核准的项目主要围绕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薄弱环节，加强交通基础设施、水利工程和民生领域建设。其中，农业水利项目7个，总投资136亿元；交通基础设施项目2个，总投资439亿元；高技术和信息化项目4个，总投资3亿元；能源项目1个，总投资254亿元；社会事业等项目5个，总投资32亿元。&&&
　　这一系列新项目的审批也给我国实现稳增长带来了动力与契机。“这些新‘放行’的项目建设将起到三大作用。”施子海表示，一是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资源配置。如新建郑州经周口至阜阳铁路，可进一步完善中部地区路网布局，强化西北与华东地区快速联系；内蒙古锡盟—江苏泰州±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可推动内蒙古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同时改善长三角地区大气环境质量。&&&
　　二是有利于加强薄弱环节，解决“短板”问题。如新疆奎屯河引水、黄藏寺水利枢纽、黄河内蒙古段二期防洪等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将在提高区域水资源保障水平和流域区域防洪减灾能力等方面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三是有利于惠民生，提高民生领域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如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二期工程项目，可进一步提高中国食品药品检验检测能力和科研基础设施水平。
　　“稳投资是稳增长的关键。目前中央重点投资的11类工程包正在顺利推进，预计四季度仍然会加大投资力度。”施子海表示。
　　启动“十三五”扶贫开发相关规划编制工作
　　扶贫是国家的重要战略部署之一，发改委也将其纳入重点工作。施子海在会上表示，“将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初步统计，2015年为贫困地区安排的中央预算内投资超过1500亿元，约占全年中央预算内投资总规模的三分之一。”&&&&
　　在具体路径上，施子海介绍说，首先，要进一步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在安排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生态环保等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时，对贫困地区予以倾斜和支持，重点加大对农村饮水安全、乡村道路、农房抗震改造、农村电网改造、乡村旅游基础设施等专项的投入力度。&
　　其次，大力支持革命老区等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经报请国务院批准，发改委印发实施了《左右江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和《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编制上报了《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左右江、大别山、川陕革命老区规划的编制实施，有利于这些重点欠发达革命老区加快振兴发展。同时，针对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特殊困难和问题，继续实施兴边富民行动，加大少数民族地区扶贫攻坚力度。&&&
　　“发改委已启动‘十三五’扶贫开发相关规划编制工作。”施子海透露说，这包括会同扶贫办启动编制“十三五”扶贫开发规划，组织编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十三五”省级实施规划，组织地方启动编制易地扶贫搬迁和以工代赈“十三五”专项规划。
　　有条件实现“十三五”经济增长目标&
　　“十三五”规划建议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了新的目标，其中一项是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10年翻一番。按照测算，“十三五”的GDP增速底线是6.5%。
　　对此，胡祖才在解读时表示，虽然当前经济运行确实面临一些下行压力，但我国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大势并没有改变。我国完全有条件实现，也有信心实现这个目标。&&&
　　在谈及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空间时，胡祖才强调，“十三五”规划建议已经给出了非常明确的意见，最重要的就是，我国拥有13亿多人口的巨大消费市场，我国居民消费正处于消费结构快速升级的阶段，消费需求巨大。&&
　　此外，我国还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比如地区发展不平衡，也有很多“短板”要补，但实际上这些“短板”也构成了发展的潜力，也是着力解决的重点。新的三大战略，“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都是拓展发展空间的重要举措，也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带、增长极、增长点。
　　值得一提的是，“十三五”规划建议把创新发展放在战略核心的位置上，明确提出这是发展的第一动力。“我们要通过创新来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提供更多的有效供给，来满足人民消费需求，实现经济发展良性循环。”胡祖才强调说。
作者：陈兰君子
&来源：金融时报
发布时间：日 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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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版权所有　未经允许　请勿转载 .　京ICP备号-4林毅夫：中国仍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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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仍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根据各种产业的特性，发挥好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两只手”的作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即使在相对不利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经济也能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到2020年前后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界原副行长林毅夫于日前在“中国自由贸易区与开放新阶段”高峰论坛表示，“”战略的提出，可谓恰逢其时。　　“一方面中国正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发展为高收入国家，必须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市场以及资源；同时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在国际上承担相应责任，也该有相应影响力和发言权。”林毅夫表示。　　林毅夫认为，“”战略是符合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不仅能够让中国有一个更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帮助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可以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国家现代化梦想。‘一带一路’之所以能够得到57个国家的响应，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不仅是中国自己的利益，还将创造一个国际和平的发展环境。”　　在他看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在基础设施建设、、所处发展阶段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　　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中国不管是从产业还是建设能力方面都有优势。基础设施建设往往成为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明显瓶颈，如果中国能帮助这些国家解决基础设施建设问题，无疑会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欢迎。　　在资金方面，中国目前有3.7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展望未来，中国每年的外汇储备还是会增加。“所以中国用这些外汇储备来支持这些基础建设的能力不管从资金来看还是建设能力来讲，都是非常优越的。”　　中国所处的经济转型阶段，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合作共赢的机会，这也成为“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优势之一。　　“前期中国以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的快速发展，让中国变成最大的出口国和世界工厂。而现在随着经济发展的上升，中国在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业上失掉比较优势，开始要把这些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业转移到其他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国家，而且要转移出去的规模非常巨大。”林毅夫说道。　　“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整个制造业的规模是970万人，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亚洲四条小龙之一的韩国，制造业规模是230万人，新加坡只有50万人。而中国的整个制造业，按照第三次工业普查是1.25亿人。所以我国‘一带一路’提出后，不仅为了中国的利益，让中国能够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资源，同时可以创造一个国际和平的发展环境，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他表示。　　此外，在回顾中国经济走过的历程以及对未来经济预期时，林毅夫依然充满赞叹和信心。　　“中国从1979年开始，由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在过去这36年的过渡转型期，()平均每年增长9.7%，对外贸易增长46.4%，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林毅夫指出，“2009年时，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时，中国的出口超过了德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国；2013年，中国的贸易总量，也就是进口加出口超过美国，变成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并且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在2014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林毅夫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仍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根据各种产业的特性，发挥好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两只手”的作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即使在相对不利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经济也能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到2020年前后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责任编辑：DF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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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中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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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根据经济运行的态势，进一步加大预调微调力度，着力刺激消费需求，着力扩大有效投资特别是激活民间投资活力，着力稳定外部需求，着力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世界经济论坛年新领军者年会(第六届)11日下午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强调，中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深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将释放出巨大的发展潜力，这艘巨轮一定能够继续平稳快速前进，驶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在介绍了今年5月以来集中出台的政策措施后，温家宝说，从各项指标的组合看，增速仍保持在年初确定的预期目标区间内，呈现出缓中趋稳的态势。随着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并发挥作用，中国经济有望进一步趋稳。我们将根据经济运行的态势，进一步加大预调微调力度，着力刺激消费需求，着力扩大有效投资特别是激活民间投资活力，着力稳定外部需求，着力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温家宝表示，今年中国采取所有的措施都没有超出财政预算的硬约束，都是在财政预算内进行的。他表示，中国无论是货币还是财政，都还有充足的力量，即使财政近两个月有大幅的下降，增速有大幅的下降，但是到7月底收支相比还有一万亿的余额，历年结余的还有一千多亿的稳定调解资金，中国将适时地把它作为预调微调的措施以推动经济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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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党建》 颜旭
核心提示：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是相对的，也是动态的、发展变化的。随着中国由大变强历史步伐的加快，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已经发生变化，面临着诸多挑战。
原题：为何我国仍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期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我们党在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发展基础上作出的重大而科学的战略判断。
“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国际大环境仍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当前国际局势呈现出“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态势，大国之间发生全面战争对抗的可能性极小。虽然恐怖主义在全球蔓延，但是中国暂时不处于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的矛盾中心，地位相对超脱。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旋律。大国关系方面，我国与世界主要大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中美关系虽有摩擦但平稳发展，增进合作的因素在增长。在周边国家方面，我国周边环境总体上是稳定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是周边国家对华关系的主流。纵观当今世界大势，可以用“四个没有变”来概括：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没有变；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没有变；我国周边安全环境总体可控态势没有变；我国与各大力量战略互动中的有利地位没有变。
我国抵御风险能力显著增强。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综合国力、核心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战略回旋空间不断扩大，我们可以继续为我国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从1978年到201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473亿美元增长到10.4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提高到4.303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储备从只有16亿美元扩大到3.84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对外投资由几乎为零提高到1029亿美元。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同欧美一些国家受困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相比，同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发展陷阱相比，同西亚北非一些国家政治动荡、社会混乱相比，我国发展可以说是风景这边独好。
我国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没有改变。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不断加大简政放权力度，积极推动创新发展战略，市场活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今年前3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长6.9％，虽然速度有所降低，但在大国中间仍属前列。而在这中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5％，已经超过投资的贡献率；服务业增加值占比46.7％，继续超过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分别为12.3％和11.1％，明显高于工业平均增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4.6％。中国经济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所言，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
国内社会政治稳定，有利于中国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虽然急剧的社会转型带来了大量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但不能否定的事实是，中国具有化解各种矛盾问题的决心和能力，以及继续拥有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潜力。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手抓全面深化改革，一手抓党员干部作风建设，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为我国发展再上新台阶提供了有利条件。
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着严峻挑战
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是相对的，也是动态的、发展变化的。随着中国由大变强历史步伐的加快，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已经发生变化，面临着诸多挑战。
西方国家战略关注点正转向应对中国的崛起。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伴随着美国从反恐战争中抽身和战略重心的东移，主要发达国家的战略重点开始关注如何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及其可能引发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改变。2001年，中国的GDP为1.3万亿美元，美国的GDP为10.3万亿美元，中国仅为美国的12.6%；2014年，中国的GDP为10.4万亿美元，美国GDP为17.3万亿美元，中国为美国的60.1%。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一般来说，大国崛起需经历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一是崛起的准备期；二是崛起的摩擦期；三是崛起的接纳期。第二个时期往往也被称为崛起的关键期、转型期、高危期、孤独期、矛盾凸显期。在这个时期，来自于国内外的反崛起势力开始对崛起国进行打压，如果顶不住压力或战略选择发生重大失误，就会败在这个时期。美国之所以鼓噪周边国家同中国的矛盾，派军舰直接插手南海争端，极力促成TPP协定，原因都在于此。
世界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1月18日在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低于预期，潜在增长率下滑，国际贸易和投资低迷，世界经济可能出现多个引擎同时失速进而陷入停滞状态。世界经济要从亚健康完全走向健康，很可能经历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经济增长的放缓导致世界各国在国际市场上争夺更为激烈，贸易保护主义全面抬头，贸易战、汇率战不断升级。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出口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商务部2015年11月份的数据显示，2015年1-10月，我国进出口32269.6亿美元，同比下降8.5%，其中出口18564.5亿美元，同比下降2.5%。这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上是罕见的。而在投资方面，日益突出的产能过剩问题、能源资源供给问题、生态环境破坏问题，使得片面依赖投资推动经济发展的做法已经无法延续。可以说，我国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但建立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还任重而道远，国内消费短期无法弥补出口和投资下降所带来的增长缺口，增长动力不足的矛盾将会十分突出。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很突出。发展方式粗放、创新能力不强、企业效益下滑、资源约束趋紧、环境安全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中国连续30余年的高增长已基本结束，国民经济进入一个新的次高速增长平台。可以说，这种次高速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种“新常态”。
中国发展的传统比较优势正在削弱。过去，作为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比较优势首要是通过廉价劳动力与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结合，形成高低发展阶段的“两极互补”。今天，随着中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比较优势开始从低端向中端转移，从单一的廉价劳动力向资本积累、市场规模、高素质劳动力、制造业生产能力、基础设施开发能力等复合优势转移。这种变化，无疑意味着我国发展能力的提升，但也给我国造成了“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挑战。如果说中国本世纪头十年的战略机遇期在经济上主要是基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互补性，那么今后将不得不面对与西方国家竞争性与互补性交织的纠结。发达国家为了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动辄以技术封锁、规制约束等方式阻拦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行动将会不断出现。而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互补性虽有所增强，但竞争性也不断加剧，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中国形成挤出压力。总体上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总的趋势是经济互补性在增强，共同利益的基础在扩大，而与发达国家则是竞争的一面更加突出。
十八届五中全会作出的“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判断，也是一个科学的趋势判断，不仅反映了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开阔的战略视野和卓越的战略决策能力，更为我们制定和实施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项大政方针提供了根本依据。30多年前，邓小平抓住了冷战后期两个超级大国全球战略受挫，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和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出现多极化趋势这一历史机遇，作出大胆回应，坚决实施和推进改革开放政策，从而给中国带来了30多年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今天的中国同以前相比，虽然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都发生了变化，但我们仍处在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挑战，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使命意识；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机遇，要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加快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加快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步伐，加快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步伐，加快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步伐，着力推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为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基础。
（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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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涧生&杨长
日15:56&&&来源：
原标题：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变化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是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变化的转折点。与本世纪初相比，从国际金融危机到建党一百周年（2021年）这一段时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显著变化。从条件变化看，我国面临的有利条件仍然较多，但不利条件也有所增多，同时转化不利条件的能力和实力显著增强。从内涵变化看，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国家战略目标、战略任务和战略路径的内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与本世纪初相比，我国面临的“顺势而为”的战略机遇和“逆势倒逼”的战略机遇都发生了新的变化。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特别是自2001年加入WTO后，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不断加快，对外经济发展的潜力和活力持续迸发。我国迅速崛起为贸易大国、利用外资大国和对外投资大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我国已经成功地抓住了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近10年的时间。然而，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给我国经济带来了严重冲击，我国面临的外部发展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党的十七大和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都重申了我国发展仍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论断。党的十八大在重申这一论断的同时，强调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201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从国际环境看，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没有变。同时，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国际环境方面的内涵和条件发生很大变化。我们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不难看到，中央在重申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同时，也强调重要战略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这主要是考虑到，近10年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国内局势发生深刻变革，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所指的机遇内涵和条件已经发生明显变化，我们不仅面临新机遇，也面临新挑战。只有深入研究这些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才能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也才能继续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并切实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
　　对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界定
　　重要战略机遇期是指能够为国家实现一定战略目标提供具有全局和战略意义的重大历史机遇的时期，具有全局趋势性、宏观战略性和紧迫重要性三大特性，其内涵和条件都具备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特征。
　　从内涵看，一方面指这一时期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任务和战略路径是什么，体现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主观性特征；另一方面，是指这一时期国家实现战略目标、完成战略任务所面临的重大历史性机遇，体现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客观性特征。只有把主观的国家战略目标和任务与客观的重大历史机遇有机结合，我们才能得到完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
　　从条件看，一方面指这一时期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拥有的实力与能力，这是国家抓住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具备的自身素质，体现条件的主观性特征；另一方面，是指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社会条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体现条件的客观性特征。
　　本世纪初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形成的内涵和条件分析
　　（一）本世纪初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形成条件
　　1.国际客观条件
　　一是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特别是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后，中美关系以反恐为基础趋向缓和，美国对我国战略压力极大缓解。二是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三是IT技术在全球范围广泛传播和应用，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高生产效率、大力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注入新动力。
　　2.国内客观条件
　　一是我国加入WTO后开始与国际规则接轨，相关协定承诺按期或超前兑现。二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开始加速推进，相继进入中期阶段。三是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经济开始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
　　3.自身主观条件
　　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已积累一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及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的经验，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市场供求格局、体制机制环境和对外经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均上一个大台阶。
　　（二）本世纪初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主要内涵
　　1.国家战略目标、战略任务和战略路径内涵
　　（1）战略目标内涵：在完成“大三步走”前两步的基础上，党的十五大提出“小三步走”；十六大进一步明确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2）战略任务内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3）战略路径内涵：坚持把发展作为主题，强调速度与效益相统一，在提高效益的前提下实现较快发展；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强调必须在发展中调整结构，在结构调整中保持较快发展。
　　2.重大战略机遇
　　（1）顺势而为的机遇
　　一是IT技术广泛传播为我国推动国内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带来新机遇。2002年－2008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近1倍，出口额占全国比重达36.5%，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之一。
　　二是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加速转移为我国利用外资、扩大出口进而加快发展带来新机遇。2000年－2007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年均增长10.8%；出口年均增长25.4%，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之一。
　　三是加入WTO为我国更好地适应国际秩序和规则、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带来新机遇。一方面，我国可以享受WTO其他成员市场开放带来的机遇，促进出口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我国直接参与WTO多边经贸事务特别是多哈回合谈判，为深入理解现代市场经济规则、适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重要平台。
　　（2）逆势倒逼的机遇
　　加入WTO，必须按协议承诺扩大对外开放、降低关税和市场准入门槛等，而由此形成的外部压力和“倒逼”机制，有助于推动国内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实践表明，我国加入WTO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都较好地转化为现实机遇，为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建党100周年（2021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条件和内涵变化分析
　　（一）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条件发生很大变化
　　1．从国际客观条件看，我国发展既面临新的有利条件，也面临新的不利条件。
　　（1）新的有利条件
　　首先，世界经济初步形成“三个梯队”的格局，我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从“一竞争一互补”转向“两竞争两互补”。本世纪头10年，世界经济格局最引人瞩目的变化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在传统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中开辟出第三极力量，使世界经济初步形成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中俄印巴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及亚非拉欠发达国家“三个梯队”并存格局。其中，我国发展成就尤为引人注目，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也从“一竞争一互补”转向“两竞争两互补”。所谓“一竞争一互补”，是指过去我国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存在较强竞争性，但与发达经济体则呈现高度互补性。所谓“两竞争两互补”，是指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仍存在较强竞争，而船舶、新能源、通信设备等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与发达国家的竞争日趋显现。另一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总体仍呈互补大于竞争态势；而我国充裕的资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强大的制造能力和素质不断提高的人力资本，又与多数发展中国家以自然资源和非熟练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要素禀赋形成明显互补。
　　其次，全球经济重心逐步向新兴市场和亚太地区转移。据IMF最新预测，按照购买力平价2013年起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GDP占比将达到50%以上，首次超过发达国家。2018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GDP全球占比将达53.9%，较2008年提高8.7%。同时，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发展中国家持续较快发展，全球经济重心从大西洋地区向亚太地区转移趋势更加明显。
　　第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新兴产业发展方兴未艾。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纷纷推出促进新能源、信息技术、新材料、制造业数字化、生物技术、海洋技术、空间技术等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发展的战略规划与政策，如美国提出“重振制造业战略”，欧盟提出“2020战略”，日本提出“再生战略”，俄罗斯提出“2020年前俄罗斯创新发展战略”等，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兴起，新兴产业在世界范围大发展趋势日益明显。
　　第四，全球经济治理孕育新变化。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进入变革调整期。一是新兴经济体地位和作用提升。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机制平台，包括了11个新兴经济体。2010年IMF份额和投票权改革后，“金砖四国”份额均有较大提升，我国成为第三大股东国并拥有第三大投票权，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改革的情形也大致相同。二是全球经济治理内容不断拓展和深化，逐步扩大到全球经济复苏、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国际金融监管、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及网络安全等。三是全球经济治理主体呈多元发展态势，原先主要依靠发达经济体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时代已经过去。未来一个时期，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将朝着治理主体更加多元包容、治理内容更加广泛务实、治理手段更加合理有效的方向纵深发展。
　　（2）新的不利条件
　　首先，美国重返亚太，我国周边安全形势趋紧。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加强对我国战略防范和牵制。随着美国加大介入力度，我国周边不安定因素明显增多，与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家矛盾显性化，钓鱼岛、黄岩岛、南海等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蜂起。这不仅会产生广泛政治影响，而且会通过贸易、投资、人员交往等对我国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其次，世界经济增速将在较长时期低于危机爆发前，国际大三角分工格局局部调整，我国稳定外需面临挑战。据IMF最新预测，2008年－2018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速为3.4%，其中2012年－2018年为3.7%，分别低于2001年－2007年1个百分点和0.7个百分点。2008年－2018年发达经济体年均增速为1.6%，其中2012年－2018年为2.2%，分别低于2001年－2007年1个百分点和0.4个百分点。在发达经济体长期低速增长的背景下，国际大三角分工格局面临局部调整。结构性的全球市场需求收缩将是一个中期现象，国际市场可能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最稀缺的资源。
　　第三，国际经济规则迈向高标准化，对我国依靠低成本和低标准的传统发展模式形成冲击。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全球化传统动力减弱，使我国依靠既有模式分享全球化收益受到限制。一是美欧等发达国家过度信贷消费模式不可持续，商品需求增速明显放缓；二是国际金融体系遭到严重冲击，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能力和意愿下降；三是模块化程度较高的IT等产业在全球范围配置价值链的浪潮已经过去；四是WTO规则在关税减让等传统领域进一步扩大开放的空间有限。与此同时，美国强力推进TPP、TTIP和TISA等“高标准、广覆盖”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和服务贸易协定谈判，对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深化区域经济合作带来较大压力，也对我国在知识产权、劳工、环境、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等领域既有的标准形成较大冲击。
　　第四，发达经济体调整发展战略，与我国在先进制造业领域竞争加剧。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去工业化”和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危害。危机爆发后，发达经济体普遍调整发展战略，更加重视发展先进制造业，与我国在这一领域形成竞争，对我国的技术输出限制和高端制造业产品的贸易保护呈升级态势。
　　2．从国内客观条件看，我国经济正从旧常态迈向新常态，经济社会发展步入“四期”，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不容忽视。
　　（1）经济增长进入换挡期，长期潜在增长率呈下降态势。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保持长期快速增长，1980年－2008年实际GDP年均增速高达10.1%。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受外部需求减弱、工业化和城镇化进入中后期、要素成本呈长期上升趋势、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及发达国家对我国技术外溢效应减弱和我国经济总量持续扩大等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率继续处于高位的难度明显增大，若不考虑体制改革红利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等潜在积极因素，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是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据有关测算，与其他经济体相比，未来我国潜在增长率仍将处于中高位，但明显低于危机前的水平。
　　（2）发展模式进入转型期，传统比较优势不断弱化。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劳动力、土地、资源、环境等成本长期上升趋势更加凸显。人口红利逐渐弱化，土地供求关系偏紧，近期国际原油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但从长远看国内能源资源价格上涨压力仍将存在，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日趋严重，可以说对资源与环境实行粗放式利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3）社会发展进入矛盾频发期，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明显。改革开放30年，我国在经济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社会各阶层利益分化，社会矛盾进入凸显期和多发期。在诸多社会矛盾中，收入分配差距加剧应特别引起重视。历史地看，贫富悬殊得不到有效调节，往往是一个王朝由盛转衰的突出症候。从国外经验看，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成为拉美和东南亚许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重要诱因。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3年－2012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一直处于0.4这一国际警戒线以上。2009年达到0.49峰值，2012年回落至0.474，按国际标准仍位于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行列。
　　（4）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期，既得利益群体成为推进改革的主要阻力。现阶段，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未来10年将是改革的“攻坚期”和“全面深化期”。由于新的体制改革不再具备帕累托改进特征，推进改革虽能大幅增进社会总福利，但势必会触动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将会遭遇这部分人的强大阻力。
　　3．从自身主观条件看，我国综合国力和在国际格局中主动作为的能力增强，转化不利条件、继续抓住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实力提升。
　　（1）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发展回旋空间扩大。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六大后，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平稳较快发展，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转变。我国迅速崛起为贸易大国、利用外资大国和对外投资大国。2010年，我国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开始步入世界舞台中心。现阶段，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经济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更加巩固，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产业体系比较完整，市场需求和结构调整潜力巨大，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社会资金相对充裕，劳动力资源仍较丰富。同时，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明显增强，体制优势日益显现，发展回旋空间有所扩大。
　　（2）对世界经济影响力显著上升，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发展。一是我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之一。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对世界经济复苏的支撑作用更加明显。2009年－2012年，我国对全球名义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5.8%，远超2001年－2008年的11.4%，其中2012年的贡献率高达60.9%。二是我国外贸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大量物美价廉的出口商品成为较长时期美国等发达国家低通胀的重要原因；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持续推进，国内市场和结构调整潜力巨大，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大量商机；我国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不仅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和国际大三角分工格局的重要参与者，同时也成为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重要需求方和影响商品价格的重要力量。三是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及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对世界经济的外溢效应日益显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动向越来越受到国际市场的关注，并在全球宏观政策协调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二）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很大变化
　　1．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国家战略目标、战略任务和战略路径的内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1）战略目标内涵更加全面丰富。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虽然也体现了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方面的要求，但主要侧重于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到十八大时，更加强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互协调。同时，十八大对经济增长规模和质量提出更高要求。从规模看，十八大提出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这意味着本世纪头20年我国经济总量将至少扩张8.1倍，远超十六大提出的翻两番目标。从质量看，十八大要求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也要比2010年翻一番，这在十六大和十七大时是没有的，体现了我国实现包容性增长、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多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战略取向。同时，十八大要求两个翻番必须建立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
　　（2）战略任务内涵更加务实明确。十七大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但到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战略任务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3）战略路径内涵更加清晰可行。十六届五中全会只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十七大时才把科学发展观作为重要指导方针，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同时明确提出了加快转变发展方式问题；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二五”发展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十八大时则强调指出，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
　　2．较之本世纪初，我国拥有的“顺势而为”的战略机遇发生新变化。
　　（1）从本世纪初拥有美国“911”事件和东亚区域合作带来的和平环境的传统机遇，转变为主动管控摩擦、维护国际和区域和平环境的新机遇。
　　与本世纪初相比，一方面，中美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国的变化，我国与美国在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方面的差距缩小；另一方面，我国在东北亚和东亚区域的地位显著提升，中俄两国战略合作大于战略竞争，随着美欧对俄罗斯实行多轮经济制裁，俄对我国的战略倚重和深化双边合作的意愿显著加大；日本、韩国、东盟等东亚国家对我国出口依赖度明显增加，人民币在东亚地位显著提升。这使我国拥有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主动管控摩擦、维护区域乃至全球和平环境的新机遇。
　　（2）从本世纪初侧重对发达经济体开放的传统机遇，转向面向发达经济体与面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开放并重、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空间的新机遇。
　　经过近10年发展，我国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与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形成“两竞争两互补”关系，决定了我国未来对外开放必然更加注重统筹面向发达经济体的开放与面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
　　一是面向发达经济体的开放。继续从发达国家进口先进技术和设备，继续引进发达经济体高端产业资本，并将引资与引智、引技相结合；继续通过与发达经济体主导的新一轮全球化高标准规则接轨，倒逼国内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化。
　　二是面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利用我国商品、资本、技术和市场优势及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扩大对这些国家的机械设备出口，加大“走出去”对外投资力度，帮助这些国家改善基础设施、改进体制机制、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同时更好利用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充裕的劳动力和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助力我国经济结构
　　调整。
　　（3）从本世纪初利用IT革命成果推动国内信息化的传统机遇，转变为积极参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新兴产业发展、稳步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新机遇。
　　以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技术、海洋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新兴产业发展方兴未艾，人类发展理念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健康，这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美丽中国的宏大目标是一致的，为我国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了有利的国际大环境。我国面临两大新机遇：一是利用科技革命成果推动国内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新机遇；二是巨大的潜在市场需求和较强的政府投入能力，使我国在一些领域面临实现跨越发展、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新机遇。
　　（4）从本世纪初通过招商引资和扩大出口参与国际分工的传统机遇，转向通过“走出去”和扩大进口提升国际分工地位、更好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的新机遇。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资本充裕和市场广阔的新优势及经济结构调整方向，与世界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形成明显互补关系。这为我国通过“资本输出+商品输入”模式提升国际分工地位，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和国外市场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一是我国面临加快走出去、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构建于我国有利的国际分工体系的新机遇。
　　我国资本相对充裕，与世界多数国家招商引资的需求形成明显互补，为我国“走出去”、利用国外市场和资源、增强国际化经营能力带来新机遇。一是通过“走出去”更好地利用国外能源、矿产和农业资源保障国内供给，缓解城镇化进程中的资源约束。二是“走出去”并购国外研发和技术资源、加强引进消化吸收，提升国内创新能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三是“走出去”并购国外品牌和营销渠道，提升出口产品竞争力、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四是通过对外投资推动技术成熟、且有一定比较优势的行业对外转移部分产能，利用国外低成本要素和消费市场，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绕开国外贸易壁垒扩大出口。
　　在向发展中国家（地区）加大投资的过程中，我国有望实现从“雁行”分工模式追随者向国际分工“领行者”角色转变，主要途径有：一是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能转移至劳工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国内劳动力则在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基础上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二是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地区）扩大绿地投资、工程承包等资本输出，带动国内成套设备和零部件等资本品出口，同时扩大自发展中国家（地区）终端制成品和消费品进口。
　　二是我国面临利用国内市场广阔的有利条件吸引国际高端生产要素，推动国内经济结构转型的新机遇。
　　在全球市场需求萎缩的同时，我国却拥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和潜力，这将有利于吸引国际高端生产要素流入，推动国内经济结构转型。首先，吸引更多包括研发、营销、区域总部经济等市场驱动型高端产业活动流入。中国美国商会2013年报告显示，71%的在华美国企业，其生产、采购产品和服务的目的是供应中国市场而非出口。其次，对国际高端人才特别是在美欧受过高等教育的本国人才（“海归”）产生强大吸引力。第三，发达经济体通过出口拉动增长的意愿强烈，我国国内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对发达经济体高技术产品和服务产生强大吸引力。
　　（5）从本世纪初加入WTO被动纳入全球经济主流规则的传统机遇，转向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不断提升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新机遇。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结构和规则进入调整变革期，客观上为我国由国际经济秩序的被动接受者向参与塑造者转变，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有序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创造了重要的历史性机遇。首先，“华盛顿共识”影响力渐失，为我国参与塑造新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提供了新机遇。其次，G20取代G8成为全球宏观政策磋商和协调的核心机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拥有了表达意见的合法渠道，全球经济治理从原有的西方治理模式开始转向由发达国家主导、新兴经济体参与的“东西共治”模式转变。这两个变化为我国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提供重要机遇。第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为我国扩大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影响力、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机遇。有学者预测，2020年中国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地位有望与日元或英镑持平；甚至有学者认为，未来全球将形成三大货币区――美元区、欧元区和人民币区。
　　3．较之本世纪初，我国面临的“逆势倒逼”的战略机遇发生新变化。
　　从国际环境看，我国面临的“逆势倒逼”的战略机遇，已不再是加入WTO倒逼国内体制机制改革、与国际规则接轨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扩大内需、实施创新驱动，主动迎接新一轮全球化高标准规则的压力和挑战、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机遇。
　　（1）外需增长放缓倒逼扩大内需，实现内生性增长。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加之发达国家普遍实施重振制造业战略，我国外需增长空间将受到很大挤压；同时，我国传统出口产业比较优势减弱，一些产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趋势日益明显，倒逼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挖掘和扩大国内需求潜力。未来我国将出现储蓄率下降、消费率提高的趋势，同时消费结构升级速度加快，国内消费在总需求中的作用逐渐上升；消费总量增加和结构升级会带动以市场为基础的民间投资，因而国内消费和投资都具有较大增长潜力，具备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外需下降、稳定总需求、保证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
　　（2）传统比较优势弱化倒逼实施创新驱动，实现集约式增长。继续走依靠低要素成本的传统发展道路，在中低端领域将面临其他要素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在高端领域又缺乏核心竞争力，我国发展空间将受到明显挤压。这倒逼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集约式增长。
　　目前看，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具备一定的市场、技术和人才基础。一是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和市场秩序日趋规范倒逼产品质量提升。二是在纳米、超导等部分高技术领域，我国技术积累雄厚，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小，完全有可能率先突破成为相关领域的“领行者”，进而带动相关产业迅速发展。三是中高素质“工匠”成本较低有利于实施以“模仿创新”为主的创新战略。四是通过长期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资本、技术、管理引进及经验积累和学习外溢，我国在大规模制造管理能力、技术学习模仿开发能力等方面具有较强优势，在法律体系、政府管理等方面也形成一定软实力。
　　（3）国际规则迈向高标准倒逼国内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未来国际规则的重心将逐渐转向知识产权、劳工、环境、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等领域。面对上述挑战，若应对不当，我国可能会在新一轮全球化规则制定中陷入被动，导致发展的外部空间收窄。这对于国内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切实保护环境、维护劳工权益、保护知识产权、公平对待各类所有制企业、推动规则透明化和公平化形成了强大的倒逼压力。
　　继续抓住用好进而拓展延伸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战略对策
　　1．以增强创新能力为核心，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我国继续抓住用好进而拓展延伸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重要动力支撑。
　　紧密围绕新一轮全球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发展态势，深入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努力营造一个必须自主创新、愿意自主创新、能够自主创新的良好环境。
　　（1）着力消除企业寻租空间，使创新成为企业获取市场和利润的主要途径。
　　关键是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在政府起主导作用的土地、资本等要素配置领域实行公开透明，强化事前事后监督；在全社会真正形成创新光荣、寻租可耻的观念，矫正当前一些地方存在的不正常政商关系，将企业“逼”到只能依靠创新获取利润和市场的路上去。
　　（2）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突破产学研有效结合的体制机制瓶颈，使企业和科研机构愿意创新。
　　一是净化科研风气。加强对科研道德、科研作风的教育，彻底摈弃浮躁、轻率、武断的不良科研风气，逐步改变以论文和项目论科研价值的取向。
　　二是改革科技管理体制。消除“官本位”色彩，尊重科研人员自主性和独立性，尊重创新客观规律，宽容创新失败。
　　三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企业及时申报专利，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加快探索设立企业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基金，积极培育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鼓励设立知识产权咨询评估机构和展示交易平台。
　　四是突破产学研有效结合的体制机制瓶颈。鼓励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形成以资本和利益为纽带的战略联盟，使产学研合作机制更加紧密；推动人才、知识和资本要素有效结合，促进科技、教育和经济互动发展。综合运用贴息贷款、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政策措施，对关键性技术领域的研究开发、风险投资等予以支持。组织召开科技项目推介会，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3）保障创新对人才、资金和市场的需求，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一是为创新人才提供良好的创新氛围。为吸引创新人才营造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包括宜居的生态环境、安定的社会秩序、法治化的市场环境、相对自由的思想环境及发达的资讯体系。
　　二是建设有利于促进创新的金融体系。成立支持创新的政策性银行，健全创新信贷担保体系，鼓励风险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等金融组织成长，增强金融对创新企业的支持。
　　三是增强政府采购对自主创新的支持作用。争取将创新要素集聚地区的政府采购纳入GPA例外情形，支持当地企业的自主创新；创造公共服务平台，为本土高技术产品供货企业和用户进行“配对”提供便利；将政府采购中本土高技术产品的比重和当地官员政绩适当挂钩。
　　2.全面深化改革，不断释放改革红利与发展活力，为我国继续抓住用好进而拓展延伸重要战略期提供不竭动力。
　　（1）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改革，把财税、金融、价格、国有企业、垄断行业等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进一步发挥对其他领域改革的“火车头”牵引作用，力争到2020年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2）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积极稳妥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创新行政管理方式，逐步减少对微观事务管理，正确履行其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环境保护的职能。
　　（3）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作用
　　在继续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同时，加强对合法财产权的保护，特别是对无形财产权――知识产权的保护；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4）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
　　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注重发挥市场形成价格的作用。
　　3.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为我国继续抓住进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创造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创新开放模式。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坚持全球合作与区域合作相统一，在继续保持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培育和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1）加快“走出去”对外投资
　　一是完善应对国外投资审查机制。深入研究发达体的投资审查规则和案例，摸清其审查的敏感主体、敏感地区和敏感行业，建立我国境外投资核准时的“敏感提醒”规则，加强对企业境外投资的指导。
　　二是完善境外政治经济风险防范和应对机制。对我国投资较集中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施重点援助，换取对我国投资的支持和保护。通过境外中资企业商会、驻外使领馆等，帮助中资企业与当地建立联系，及时发布境外投资风险预警信息。
　　三是严格实施企业在东道国履行社会责任特别是生态环境责任的制度。
　　（2）扩大进口
　　进口战略调整方向主要是：在继续鼓励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的同时，加强消化吸收再创新。在继续鼓励进口资本品的同时，适当扩大消费品进口规模。在继续加强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加强与国外政府磋商放松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在调整进口战略的同时，更加重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随着进口规模扩大，进口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可能显现，要加强进口扩大后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分析，着力推动进口与国内经济发展良性互动。
　　（3）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以二十国集团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审查SDR篮子货币标准并择机加入新货币为契机，推动人民币加入SDR篮子；另一方面，推动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直接投资中的使用，促进香港、伦敦、新加坡等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扩大与国外央行货币互换范围。
　　（4）大力推动实施自贸区战略
　　在加强对TTP和TTIP发展趋势和影响深入研究的同时，按照“三个圈、四条线”的思路，力争使自贸区谈判取得新突破，努力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使之成为我国区域和国际合作的重要战略支点。
　　三个圈：第一圈是“两岸四地”，以内地与港澳CEPA、海峡两岸ECFA为基础，逐步整合为囊括两岸四地的自由贸易区，适当加入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贸易、劳工、环境等的较高标准。第二圈是“10+1”，着力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第三圈是“10+3”和“10+6”（RCEP），积极推动完成中韩、中日韩、中澳、中印自贸区谈判，努力营造东亚自贸区大
　　格局。
　　四条线：第一条线，以中韩、中澳自贸区谈判为杠杆，加快中日韩和中印自由贸易区谈判，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在东亚地区形成中国－东盟、中日韩、中印三大自贸区并逐步整合。第二条线，创造条件尽快启动中欧自贸区谈判。第三条线，以上合组织为基础，启动部分成员国间的自贸区谈判，推动中俄自贸区谈判，逐步拓展至整个丝绸之路经济带。第四条线，加快中国与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将我国与非洲国家和次区域的自贸区谈判逐步延伸至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
　　（5）深化中美全方位多层次利益融合，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对于我国继续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具有重要意义，应成为未来较长时期我国外交战略的核心。加强政府、企业、民间等各层次的合作和交流，深化政治、经贸、科技、人文等多领域交流与合作，不断强化中美经济关系的互补性、互利性和互依性，以最大限度地弱化美国对我国形成的战略牵制。
　　（6）重视向西开放，积极拓展国际战略空间
　　面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将成为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亮点和重点。这大致有两个取向：一是向东，主要对象是东盟发展中国家，以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为着力点，以中巴经济走廊、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等为抓手，加快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二是向西，主要对象是中亚、西亚、中东欧及非洲国家。未来应更加重视向西开放，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为战略重点，扩大向西开放领域，提升向西开放层次，积极拓展国际战略空间。（参与本文讨论的还有：李大伟、关秀丽、陈长缨、季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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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万鹏、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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