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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资本论》英文翻译版在发行后迅速成为美国畅销书。　　如果有一本书告诉你，解决目前财富分配不均的手段要么是革命要么是征收80%财富税，你是否会觉得这本书可能根本就是胡扯？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的著作《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在很多场合就是这么被简单化的，但也正因为此，在今年3月英文翻译版发行后，这本有关收入与财富分配的700多页巨著已成为畅销书。该书在美国亚马逊位列包括小说类在内的所有畅销书榜单第一，媒体连篇累牍地评论这部冠以“资本论”之名的图书。这到底是本什么样的书呢？跟马克思的《资本论》到底有什么关系？
　　资本主义世界正退回“拼爹时代”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是42岁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巴黎商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克迪，他是一名天才式的经济学家，22岁拿到博士学位。这本《二十一世纪资本论》让他成了经济学界的摇滚明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说，“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的代表作《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将成为本年度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甚至将是这个10年里最重要的一本。”
　　尽管出生在父母都参与过六八学运的家庭的皮克迪政治立场是左翼的，但他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反市场经济主义者。1990年代初，他曾去过罗马尼亚，那趟旅行让他明白当时欧洲的社会经济体系是有问题的。他在接受采访时称：“我赞同私有财产，但资本主义和市场应该成为民主的奴隶，而不是相反。”
　　皮克迪将新书命名为《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显然有向马克思的《资本论》致敬的意思。他自己并不否认这一点：“我试图让分配问题以及对长期趋势的研究回归经济学的中心。在这个意义上，我所追随的是19世纪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开创的传统。我与他们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我使用大量历史数据。”皮克迪反对的是现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财富分配方式，他认为，几乎任何财富累积都是违反道德的，能否彻底铲除经济中的这种不平等现象事关公正。要实现公正，就要消除高薪，并通过向富人征税减少其现有财富。
　　在克鲁格曼看来，皮克迪的研究证明，“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在这样的制度下，经济的制高点不仅由财富决定，还由承袭的财富决定，因而出身的重要性要高过后天的努力和才能。”简而言之，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正在退回到“拼爹时代”，财富来自世代积累而非劳动创造。这样一种机制对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打击，尤其是对所谓的“勤奋劳动创造财富”来说是一个讽刺。
　　财富集中是资本主义的自然趋势
　　克鲁格曼对《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这个评论总结，来自皮克迪在这本书里提出的主要观点：“由于投资回报率倾向于高于经济增长率，贫富不均是资本主义固有的东西，所以需要对富人征收累进的全球税收来保护民主社会。最富有的那批人不是因为劳动创造了财富，只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富有。”
　　皮克迪承认企业家们对促进经济发展而言“必不可少”，有些企业家的成功，靠的是“真正的创业努力”，而另一些企业家的成功则仅凭运气或“完全的盗窃”。但作者认为，那些通过创业努力得来的财富很快也发展成“极度持久的资本集中”。
　　在这本书中，皮克迪还通过数据和模型挑战了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诺贝尔奖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20世纪50年代认为，随着经济发展，贫富分化会先拉开距离，然后逐渐缩小。皮克迪认为，这种情况从长时段看，是不成立的。皮克迪表示，人们没有理由认为资本主义将会“自然而然地”扭转日益严重的不平等趋势。
　　在皮克迪的分析中，在1914年之前，经济状况非常不平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几乎没有迹象显示不平等现象出现任何自然的下降。1914年至1950年的战争和经济萧条把富人拉回到现实，但是资本后来得以重建，而资本所有者则再一次繁荣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财富与收入的比例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加大而增长，而且财富集中程度也正在接近一战前的水平。据皮克迪估计，目前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正在把财富集中的水平推回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水平，财富集中和不平等可能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经济学人》杂志认为《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在两方面做出重要学术贡献。首先，作为利用税收统计数据衡量贫富差距的先驱，皮克迪先生十分缜密地记录了过去30年来收入与财富的进化过程，尤其是在欧洲与美国。皮克迪在研究中发现，从1914年到1970年代是一段异常的历史时期，其间收入贫富差距和财富股票（相对于国民年收入）大幅下降。然而，从1970年代起，财富及收入差距一直在上升，回到20世纪前的水平。当然，这些统计数据中肯定存在某些混乱，但这项研究已经转变了人们对财富历史的看法。皮克迪的第二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一套解释这些事实并预测财富分配未来走向的资本主义理论。他的核心观点是，由于财产及投资回报一直高于经济增长，自由市场体制具有增加财富集中的自然趋势。在20世纪里，两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以及高税收打压了财富回报，而劳动生产率与人口的快速增长则推动经济增长。然而，皮克迪认为，如果没有这些因素的抵消，不断增加的资本回报率将使财富集中化—尤其是现在，人口老龄化意味着经济增长放慢。
　　皮克迪的结论其实不是独家秘密
　　不过，《经济学人》杂志对该书提供的政策建议却持怀疑和否定态度，这同样也是很多经济学家对这本书诟病的地方。皮克迪开出了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实施累进税的药方（每年征收的费用从最低0.1%到对最大财富的最高10%），还提出对收入超过50万美元的部分征收80%的惩罚性税收。在该杂志看来，这是在敲诈富人，但也是这本书畅销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皮克迪的结论不是什么独家秘密，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去年出版了《不平等的代价》也讨论到了民主机制与市场经济制度、财富分配之间的关系，但斯蒂格利茨的这本讨论美国问题的著作并没有像《二十一世纪资本论》那样引起广泛的讨论和关注，“有些偶然因素导致这本书走红。”复旦大学经济学家张军昨天对早报记者说，“斯蒂格利茨可能分析得更为深入，还有克鲁格曼写的专栏文章等都是在谈这些问题。但皮克迪的这本书起了个很好的名字，一本书要引起更多的关注，它讨论的问题和结论可能会更加激进一点，斯蒂格利茨不可能用这样的语言，而皮克迪则把这个问题讲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张军教授的判断是，这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严肃的学术著作，但它给我们很多想象，顺着作者的观点去看美国经济和资本主义系统。“这本书重要的地方是提出了问题，而并不在于它的学术性。”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被公众和学者持续讨论，华师大政治学教授刘擎认为，这跟该书作者身份和研究方法有关。“一般做社会批评的都是所谓左派，也不是严肃的社会科学家。现在有一个经济领域的人，一个天才经济学家来谈论这个问题，而且有大量数据做支撑，这是实证的社会科学，对很大一部分人有说服力。”
　　张军认为，皮克迪这个法国学者的观点与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对美国经济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也就是财富的分配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不均程度，现在很多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也都在反思这个问题。大家反思的是，这个现象继续持续下去，资本主义系统是否会瓦解？好像又回到了19世纪中期马克思在英国看到的景象，也就是阶级矛盾对立到了近乎要发生革命的阶段。马克思面对早期资本主义时看到的状况，好像在今天又要重演。”
　　但张军向早报记者表示，这两者也不能简单地做比较，两者形成的逻辑比较类似，但内容已经完全不同，“19世纪还是制造业的时代，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雇佣制度是分配不公的来源。现在的情况，有点反过来，是高级的劳动力在雇佣资本。美国和欧洲发达经济体的所谓精英，基本都在金融领域，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实际上已经是金融的游戏，玩这个游戏的这些人，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不是资本家，是劳动者。”事实上，1970年代的时候，经济学家就已经在讨论劳动雇佣资本的问题，张军说，“最顶尖的这些金融人才，在管理别人的财富和资本，他不是所有者，但他的回报和分红有几千万甚至上亿，这种状况在金融的逻辑里，已经看不懂了。”
　　刘擎也认为该书受到广泛讨论跟美国在2007年以后的金融危机有关，“一个是经济不平等带来的不满。整个西方社会一直认为，他们有自我纠错机制的公共生活，然后发现，一部分公共生活失去了控制。在西方的传统里，尤其是美国，经济生活被认为是公权力不能介入的地方，现在看来这是错的。”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首先于去年在法国出版，但并没有在法国受到如此大的追捧，张军认为，在欧洲，传统中比如在法国和德国，总体上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而美国是自由经济的代表，倡导不干预，所以即便出现这么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公平的现象，政府某种意义上还是在往后退，这跟欧洲形成反差。“但问题是，欧洲是政府做得多带来的问题，美国的问题是政府不做带来的问题。”张军说。
　　作者：石剑峰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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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龙：要加强对富人的收入监控
06:04:04&&来源：
中访网&&编辑：zgjrzk&&
　　文/专栏作家 陈志龙　　在此轮上调起征点改革启动后，建议下一步要加强对高收入人群的筛查和监控，建立高收入人群个人收入基本帐户，个人所有收入只能在一个银行账户上进行，所有收入都纳入税务监控。陈志龙：要加强对富人的收入监控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中提及，要稳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合理调整社会最低工资标准。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和津补贴制度，向艰苦地区、特殊岗位倾斜。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增加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专项费用扣除，合理减负，鼓励人民群众通过劳动增加收入、迈向富裕。　　个人认为这是多年来踯躅徘徊的利益分配机制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也是坚持改革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的理念的体现。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增加劳动者的直接收入，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　　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型，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达到58%，比5年前有很大提高。现在通过个人所得税这一支点的撬动作用，劳动者直接收入的提高将继续提升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消费将继续发挥对经济的持续拉动作用。　　现行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和个人年收入12万元以上自行纳税申报制始于本世纪初，至今已有十多个年头。个人所得税较低的起征点使得所得税构成中，普通劳动者的贡献度居功至伟。但在长期低工资的环境下，较低的起征点也使得个人所得税沦为广遭诟病的“工资税”。　　某省几年前做过一个测算，月薪3500元以上需缴个税的人，全省实际上有100多万，全省人口近8000万。多年来，上调个人所得税的呼声日隆，但有关方面的态度一直不甚明朗。与个人所税较低起征点的另一个高收入标杆年收入超过12万元的自行纳税申报机制来看，从世界范围来看，2万美元不到的年收入总体还是中等收入水平阶段，但我们一直把它作为区分高收入与低收入的分水岭。　　从江苏来看，一个近8000万人口的大省，在税务系统自行申报的12万以上高收入群体，现在也就不超过40万人。据介绍，2006年开始此项工作时，全省入库量只有寥寥几万户，主要集中在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少数垄断行业和部分机关事业单位。分布在南京、苏州、无锡等几个市。　　其中，南京市于2012年突破了10万人，苏州、无锡相继突破了10万人。年所得超过12万元主动申报，是指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取得各项所得的合计数额达到12万元，包括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等。近年来，随着居民投资性收益增加，股东分红必须缴个人所得税。苏南经济发达区域新增上市公司较多，股票全流通后，股权变现收入量大，个人所得税十分可观。苏南某上市公司较集中的县级市，在股市红火的年上半年，多位个人持股者的个税扣缴以亿元计，其税收贡献度在当地个人所得税中占比举足轻重。　　“梳箅子”般较低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必然衍生出中高收入群体各各种五花八门的逃税。一位地税局长告诉我，一些运行不错的中小企业，营业收入几千万，老板年收入几百万，但个人基本不交个人所得税，工资单上月工资有3488的，也有3499的，个人和家庭的所有消费都在公司报销抵扣，企业还通过各种税收优惠来避税。　　一位基层地税局长坦陈，高收入群体中主动申报缴纳个税者较少，他们曾对对辖区内高校的名教授、大医院的外科医生等群体做过“其他收入项”的申报登记，但按人头发下去的申报表，返回来的都是他们工资单上的数字，没人填上其他收入。有的名校商学院院长、著名外科医生年收入数百万元，但税务部门很难征到税，纳税申请报只是七八千的基本工资单。　　几年前，某省做过一项测算，月薪满3500元缴个税的人，全省实际上有100多万。由于对高收入人群的收入跟踪系统目前尚是空白，个税缴纳好比一张很密的网，高收入的“大鱼”有办法不进来，而低收入的“小鱼小虾”却很难逃脱。较低的起征点使得个税沦为普通工薪阶层的“工资税”。　　持续多年的高货币发行形势下，城市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上涨较快，中低收入群对此反映一直十分强烈，这次提出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一项惠及全体民众的、收入分配机制的重大改革。特别提出要借鉴吸收西方成熟税制下，个人收入所得税的抵扣机制。像孩子的教育费、大病医疗费、老人赡养费等日常开销都要扣除后，达到起征点的才要缴税，这体现了很强人性化的设计。　　在此轮上调起征点改革启动后，建议下一步要加强对高收入人群的筛查和监控，建立高收入人群个人收入基本帐户，个人所有收入只能在一个银行账户上进行，所有收入都纳入税务监控。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多年前就斩斩钉截铁地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任何时候都不能把低收入和贫穷作为社会义的骄傲，把劳动者折腾得越来越穷的做法不是社会主义，贫穷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勤劳智慧的中国重新实现了东方大国新的崛起。无论是经济规模、社会财富还是作为“政治储备”的外汇储备，都以让西方自惭形秽的速度积累起可观的财富，这一切都来之不易。有人说中国这30多年积累的财富超过这个星球在历史上任何阶段和地点积累起来的财富。人民是历史和财富的创造者，改革就是要让人民群众有获得感。通过系统性的降税，直接增加百姓收入，同时，税收收入更多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生事业。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本文作者介绍：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财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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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的资本论》中对贫富差距口诛笔伐，似乎通过向富人征税，再经过政府转移支付给穷人成为缩小贫富差距的全球公认有效路径。但也有人持不同观点，他们认为&斗地主、分田地&这样的办法不仅无助贫富差距的缩小，而且对诚实经营致富的高收入阶层进行惩罚性征税，会引发道德风险和严重的经济问题。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前美国总统经济政策顾问格里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便是&劫富济贫&的强烈反对者之一。他在媒体撰文，公开声称为1%最高收入人群辩护，也因此被指责是代表精英阶层替富人说话。曼昆为富人辩护的理由是什么？我们究竟应不应该向富人征税？日益增大的贫富差距又将如何解决？带着这些问题，凤凰评论《高见》栏目专访格里高利&曼昆教授。访谈嘉宾：曼昆 曾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年轻教授，畅销世界经济学教材《经济学原理》和《宏观经济学》作者。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葛羊 一．消灭不公平制度，而非贫富差距 凤凰评论《高见》：您怎么看待全球范围内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您对此担心吗？曼昆：我先给你讲一个故事。假设在一个星球上，大家都过着相同的生活，收入一样、支出也一样，不存在任何的收入差距，政府也不需要征个人所得税。但忽然有一天，某个类似乔布斯的企业家发明了一件产品，非常畅销，大家都希望得到，但只有乔布斯一个卖家，在这样的情况下乔布斯就会变得比别人富有，于是绝对的平等主义被打破，那么对于政策的制定者来说，他就面临难题：是否要对乔布斯超过平均的财富征税？如果征税，那么就很难鼓励创新，如果不征税，那么就会出现贫富差距。那么你会怎么办呢？ 凤凰评论《高见》：适当征税，让贫富差距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这样既鼓励了创新，贫富又不至于差距太大。曼昆：怎么征税才算适当？什么样的贫富差距才算合理？ 1970年时，收入差距比现在要小很多，收入最高的1%人群总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7%左右，而今天是17%，那么70年代的收入差距就比今天更合理？如果是这样，我们回到70年代是不是更好？ 凤凰评论《高见》：并不是贫富差距越小越好，而问题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就没有公平可言，会产生很严重的危机，这就是为什么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能够引起这么大影响力的原因吧。 曼昆：这就是问题所在，人们常常把平等和公平这两个概念弄混。平等就是我之前讲的乌托邦，但公平则不是，乔布斯凭借天才一样的创新获得了比所有人都多的财富，相信不会有人质疑是否公正。 人们觉得不公平，主要是因为少数人通过寻租等不正当手段钻到了制度的空子而发财致富。由此导致的经济不平等继续恶化，仅靠经济手段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二．富人避税办法多，中产阶级易受伤凤凰评论《高见》：中国便处于这样的情况，寻租成为不少人致富的手段，怎么解决寻租在中国的问题？曼昆：抱歉，我对中国的具体问题并不是十分了解。但从我对美国社会的理解，尽管也存在着寻租等行为，但1%最富有的人大部分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借助全球化市场的杠杆获得了巨额的财富。 此外，我还想说明的是，尽管1%最高收入人群获得了全部收入的20%，但他们支付的所得税却超过了40%，是剩下95%人群的纳税总和。我当然并不属于这最富有的1%人群，但仍然认为不能再对这部分人增税了。 凤凰评论《高见》：那么巴菲特呢？他是属于最富有的1%人群，但他曾经说过他交的税还没有他公司前台的多，所以他还呼吁多缴富人的税，您怎么看？ 曼昆：准确的说是税率，而非金额。巴菲特在计算的时候，只是将他个人收入的税率和秘书的税率进行了对比，但是他似乎忘记计算上公司所缴纳的税收，这是非常大的一笔金额。还有一点要说明，如果我记得没错，巴菲特当时申报的年收入不到5千万美元，这和他超过500亿美元的身家相差太远了，他一定有很多事情没有说出来。 所以，即使对最高收入人群增税，像巴菲特这样的避税高手肯定能够找到方法的，高税负伤害最大的是社会的中产阶级。 三．贫富差距难避免，但未必世代遗传凤凰评论《高见》：那我们就这么任由最有钱的那些人变得更有钱？这样财富会越来越集中。那么按照皮凯迪的观点，资本收入远大于经济增长，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未来社会会更加不公，年轻人很难依靠能力和劳动获得良好的回报？曼昆：我非常明白在贫困家庭成长的年轻人很难获得良好的教育和职业发展机会，但我也认为处于最高收入家庭的孩子获得教育和机会与中产阶级家庭并无太大差异。 以我为例，我的父母都没有大学毕业，而我的孩子受到的教育比我当年要好处不少，但与我当年相比，他们面临的竞争和机遇与我当年差不多。 凤凰评论《高见》：那我们就只能接受现实，听天由命吗？曼昆：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公平，高智商的父母倾向于有高智商的下一代，这也不是靠金钱就能够消除不平等的。 而且我也不认为把财富作为遗产留给后代是件很不好的事情。首先这件事情没办法避免，因为&收入的代际传递&和&均衡消费&的存在，人们今天努力工作，不仅是为了自己有好的生活，也希望为后代准备高质量的生活，甚至是素未蒙面的儿孙辈，都会考虑到，这是人之常情；另外，人对物质、金钱等消费也是有度的，&边际效用递减&的理论大家都知道，所以他们不倾向于赚多少花多少，他们倾向于每年的消费均衡在一个水平上，这样不仅可以保持好的生活品质，同样为未来可能存在的风险做准备。正是&收入的代际传递&和&均衡消费&的存在，导致财富不可避免地被留给了后辈。 但是最重要的他们却没有注意，即所谓&均值回归&：父辈的收入非常高，他们孩子的收入会低一些，尽管较之平均值还是很高，但比父辈的收入还是要低，这样一辈一辈传递下来，再高的收入、再多的财富也会趋于社会平均收入，这对低收入家庭来说也是福音，不管收入多低，你的孩子收入会增加，一辈一辈传递下来，也会趋于社会平均收入。 曼昆认为，通过政府提高累进税和转移支付等手段直接干预收入差距并不能改变贫富不均的现状，相反如果是因为劳动者技能或者科技进步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政府的&多此一举&反而会破坏经济秩序和影响经济效率，而如果是因为寻租等腐败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则需要通过制度和监管来正本清源。在全球高喊&向富人增税&的今天，曼昆能够提供另外一种观点，而且他有着长期研究和大量数据作理论支撑，并非是非理性行为的意识形态之争，这种学术态度本身值得尊重。 可是，现实是复杂的，长期生活在象牙塔里的曼昆教授也有一些局限，他带有很强烈的美国精英主义味道，以美国为中心，而忽视了全球的经济变化。但这并不影响曼昆成为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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