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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就算情怀和钱都有了，一些基金会还是做不好？
编辑：张俊
MSC 高级咨询师杨名 Simon 受邀参加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 2017 年会。以一名可持续发展咨询师的身份重看公益，杨名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对中国基金会的现状进行了剖析，并结合企业人文诉求和商业诉求在基金会发展中的具体呈现，给出了相关建议。企业基金会的「人本位」和「商本位」说实话，能重回家乡参加「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我非常的开心。因为在成都乃至西南地区很少有这样高标准、高视野的公益圈与基金会圈的盛会。离开公益圈许久，这反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视角来重新看看公益。虽然整个论坛我没有见到有以企业身份参与的，但却发现处处都有资源、人才、管理架构等企业元素的涉及。我作为一个可持续发展咨询师，可以把这种现象总结为两点，这也是企业建立基金会的目的：「人本位」和「商本位」。记得前段时间有位上市公司董事长找到我，说自己花了 2000 万在北京注册了一家全国性的基金会，用来解决中国人相互之间的信任问题。当时我特别好奇，问他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做这件事，还坚定不移地投入一个亿的资金？他的眼里少了在商场上的凌厉，多了对理想的向往：「我看过了太多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它导致我们无法买到安全的食品，无法享受到干净的空气，也无法更好地敞开心扉与别人交流。我希望能够通过这家基金会重新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我也相信未来的中国将会是一个充满信任的诚信社会。」这便是「人本位」，以个人对社会问题的感触出发，用理想做导向，通过情怀产生动力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这样的基金会和行为在中国有很多，陈光标、刘强东、马云等企业家都是在积累足够的财富资本之后，通过这种方式来面对社会问题的。那何为「商本位」？「商本位」就是指在根本上以企业发展、商业追求为导向的公益行为。这里我特别想通过 MSC 的客户，腾讯的案例来展开讲一讲。腾讯慈善公益基金会是中国互联网行业基金会的先驱，也是中国首家由互联网企业发起成立的公益基金会，以互联网核心能力推动公益事业的积极发展是它的公益使命。自从基金会成立以来，产出了 99 公益日、益行家、腾讯乐捐、月捐等等一系列的公益新尝试。大家应该都知道微信有记录步数的功能。腾讯益行家正是借助它，鼓励用户将每日行走步数转换成为公益基金，捐助公益项目。这一种不影响原本商业产品的公益元素嵌入，反而使得用户与微信之间的粘性增加；人人都能参与公益的低门槛，也激发了全民参与公益的积极性，创造出新的社会价值。而这背后正是因为很好地结合了腾讯「互联网+」的企业战略及其中国互联网「连接器」的定位。说到这里，很多人就会反驳：腾讯这样的行为不应该算是公益，公益就应该不图回报、无私奉献。我相信有这样观点的人在中国绝不是少数，甚至公益圈内有很大一部分的人，在初入行时也都有这样的理解。但随着时代的更替，也有很多人发现这样的理念和意识极大地限制了公益行业的发展，其中就包括基金会越来越难接触到资金、人才、管理等非常优秀的那部分资源。所以在 MSC，我们认为公益投入离不开商业社会的渗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项目、社会组织、基金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不拘泥是「人本位」还是「商本位」，但却更加关注企业的行为是否在真正解决社会问题，其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是否更加高效、有用和可持续。这也就是我想分享的下一部分的内容，中国基金会乃至中国公益的发展需要更多企业的力量。企业元素在基金会发展中的贡献就如同我刚刚所说，中国基金会乃至中国公益的发展需要更多企业的力量。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具体的案例，来说明企业资金、人才、组织管理是如何在自身基金、非自身基金会乃至整个公益行业发展中做出贡献的。参与此次论坛的 197 家基金会中，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企业基金会：百度公益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安利公益基金会、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等；官办背景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民办及其他基金会：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等。在资金方面的支持，企业级的基金会最容易理解，因为它们背后依靠的就是相应的企业，比如 BAT 互联网三巨头的基金会都是以企业的力量在推动国内公益行业发展。其次是官办背景的基金会。虽然性质上有了政府元素，但深入分析这些基金会背后的资金来源，我们依旧可以看到企业的参与。例如中国扶贫基金会就有分别来自国企、央企、外资企业等巨额捐赠。而在其他类型的基金会中，资金方面有企业身影的情况更是不计其数。比如可口可乐就与壹基金达成了长期合作，为壹基金的救灾网络和「净水计划」项目，带去稳定持续的资金来源；南都公益基金会也正因为有南都集团的长期支持，才树立了南都基金会在中国公益圈的领袖地位。可口可乐与壹基金联合发起「净水计划」项目除了资金，企业也在用企业化的管理模式来支持基金会的发展。就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的主论坛上，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的胡广华秘书长提到：「我所做的事情就是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在我们公司全员 KPI，我们找咨询师给我们咨询，做部门、岗位的绩效考核。」胡秘书长的主题演讲这些早就经过市场无数次验证的模式，运用在基金会上同样有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从 2013 年不到 3000 万的资金到今年的 2 亿就是最好的证明。如今，愈来愈多的商业人才开始在社会领域中寻找自我价值，基金会则是他们选择的主要方向。例如从麦肯锡出身的李一诺，作为商业领域的高端人才，转身进入公益，选择的就是盖茨基金会。并致力于教育创新领域，遵循企业级的运营和管理，通过一土学校为中国孩子带去结合了中国基础教育体系的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和课程。一土学校近年来取得的一些成果对于基金会未来发展的一些建议除去了企业参与，我还在现场感受到了中国基金会自身发展的另一大趋势：产业细分。如果把一个公益领域比作商业领域中的一个行业，则公益也一定会有和商业一样的从全产业到产业细分的发展，且中国的公益已经开始走在这条路上。例如有的基金会着眼于做枢纽型的供应商（产业上游），完成资源和资金的输入、整合和发放；有的定位在服务型的第三方机构，提供专业的法律、财务、摄影、项目管理、招聘、筹款等服务（产业中游），有的则是执行类的社会组织（产业下游），直面社会问题，为受助群体提供专业的社会服务。当出现这样的产业细分，就意味必须要专业化。而基金会要想在其所在的领域中保持专业性和领先性，就势必代表着有完善的资金、人才和管理体系，所以就又回到了企业元素如何在基金会及公益行业发展中做出贡献的讨论。而通过这些在中国基金会论坛上感触，我通过自己可持续发展咨询师的视角，想要给出自己一些小小的解读：泛指中国基金会。资金、组织管理、商业人才等方面是企业能够帮助基金会快速成长的部分。而具体的如何认知和实施，可以参考企业与社会组织，是面对相同社会问题的不同呈现形态。针对企业基金会。企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是确定基金会定位及战略的根本元素，而基金会的形态则是促进企业发展、获得社会认可和商业回报的良好措施。关于这点，虽然有了前面部分腾讯案例的铺垫，但我仍然希望能找另外的时间与大家继续交流。最后，我还想再乱痪涞氖腔鸹嵛蘼凼鞘裁葱问剑阜殖墒裁床担诟旧匣故且饩錾缁嵛侍狻６乙蛭经历过了纯公益与商业+公益的双重历练，看到了在商业逻辑中解决社会问题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有多么的非凡与不同，也就毫无疑问地更加愿意站在企业融入的角度下，和大家聊起了这些。
更多精彩 >>>独子因抑郁症离开后，这位母亲成立基金会，要替儿子打赢这场仗独子因抑郁症离开后，这位母亲成立基金会，要替儿子打赢这场仗分享阳州百家号毛爱珍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撰文：杨莉楠失独五年多来，毛爱珍一直不太敢看儿子演过的电视剧。她的儿子尚于博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曾出演过《海峡往事》《瑶山大剿匪》《杜拉拉升职记》等二十多部影视剧，2011年因患抑郁症去世，年仅28岁。“他很有灵性，很聪明，也很体贴。”毛爱珍回忆，“他小的时候我们几个朋友带着孩子去游泳，给每个小朋友都买了一瓶可乐，只有他没喝。别人问他，你不渴吗？他说，有点渴，但要留给妈妈，她可能也渴了。”忆及此，毛爱珍的眼眶里瞬间涨满了泪水，脸庞上的纹路刀刀见骨，似乎一下子被抽干了水分，突然浮现出来。“就是这样一个孩子，这么好的一个孩子。我真是……舍不得。”尚于博从未放弃过抗争。他的心理医生称，他吃药，副作用让他记不清台词；他健身，拼命地转移注意力；他做公益，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不忘给别人捐寄衣物和善款。然而这些事，毛爱珍统统不知道，她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已在生死关头。她只知道儿子从演戏中获得了快乐，他得过抑郁症，可是已经吃药治好了。甚至抑郁症这三个字，一度成为她和儿子之间的禁忌。“他告诉我好了后我们都不提这个事儿，我以为他只是不开心，过一段就会好的。”尚于博走后，毛爱珍几乎联系了他所有的朋友，翻看了所有他写过的文章，才慢慢拼凑出那个在她面前从来只是微笑着说“我没事”的儿子，到底经历了什么。尚于博生前的好友兼经纪人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文章里说，尚于博曾经拜托自己去见一见活佛，因为他已经“六神无主，心慌意乱”。“他推了好几部戏，我以为他只是不满意剧本和角色，其实那个时候他的状态已经不能演戏了，我现在回头想想才明白。”毛爱珍至今保留着尚于博的最后一张快递单，那是发给甘肃的尘肺病人赵文海的。此前尚于博曾经给赵文海寄过2000元钱，那是赵家人一年收入的近两倍。后者写了一封感谢信，“家里老人都哭了，”信中说，“我们已经取出来一千，先买点煤让家人过冬，另外一千准备给孩子读书。”尚于博回复，“能帮到你我很荣幸，加油！”毛爱珍理解儿子，“他很留恋这个世界，他不想走，他想通过帮助其他人找到留下的意义。”儿子走后，毛爱珍常常梦见他在一片望不到边的花海里对着自己笑。梦醒时分，她常常分不清哪个是现实，哪个是梦境。“我埋怨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点了解抑郁症。”此后，毛爱珍的生活再没有离开过“抑郁症”这三个字。为了了解抑郁症到底是什么，她上网查资料，并远赴美国走访了包括哈佛和南加州大学等多所名校，在书店里找资料，英文看不懂她就买下所有相关的中文书籍。2012年，尚于博去世一周年之际，尚善公益基金会成立，为国内首家关注精神健康、抑郁症防治的公益基金会。失独母亲毛爱珍亲自披挂上阵，决定替儿子打完这场仗。爱的转移毛爱珍和尚善做的第一件事，是普及抑郁症及精神健康的相关知识。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17年统计，全球约有超过3亿名抑郁症患者，每年有近80万人因抑郁自杀死亡。虽然现代医学对抑郁症已有行之有效的治疗办法，但全球仍只有不足一半的患者（在许多国家甚至不足10%的患者）接受有效治疗。其中，最大的阻碍来自于患者的“病耻感”和社会包容度。“我不想告诉别人，不想让别人说我是‘精神病’。”大多数抑郁症患者都有类似顾虑，精神疾病的标签一旦被贴上，患者即使康复也很难得到社会的包容和认可。事实上，虽然引发抑郁症的病因至今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生物、心理与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都参与了抑郁症的发病过程。在生活中遭遇变故的人虽然更易罹患抑郁症，但抑郁症与生物基因或身体健康状况也是相互关联的。例如，心血管疾病可导致抑郁症，反之亦然。在中国，大部分人对心理咨询的了解还停留在“正常人不需要”的阶段。但在西方国家，人们进行心理咨询就像治疗感冒一样普遍。“这种文化（在中国）需要长期的宣传积淀。”一个没有误解和偏见的社会环境，有助于精神疾病患者的康复，所以尚善一直强调基础精神健康知识的普及。2013年，毛爱珍带着一名助手编印完成《关爱精神健康，关注抑郁症认知手册》，介绍抑郁症基本知识和全球精神卫生问题现状，并以“图书漂流”的形式向大众免费发放，至今已发放十万余册。“那个时候，网络上可搜集、可用的信息非常少，我要求每一条信息背后必须查阅五条相对权威的解释作为理论后盾，这才一点点做起来。”此后，尚善通过网络传播以及与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等机构成立“奔跑吧抑郁”公益跑团等形式，呼吁社会关注抑郁情绪的严重危害，学会倾听。不能作出准确评估、缺乏训练有素的卫生保健人员也是影响抑郁症患者接受有效治疗的另一重要因素。精神障碍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按照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分类标准，包括10大类近400种疾病。在不同收入水平的所有国家中，抑郁症患者经常不能得到正确的诊断，还有些非抑郁症患者常常会被误诊。财新传媒常务副主编、《渡过》作者张进，曾因为被误诊为单向抑郁症而白白承受了半年之苦。“2011年下半年，我发觉自己对于工作不那么应对自如了，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检查的结果是抑郁症。可是半年后我才知道，我得的其实不是抑郁症，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双相情感障碍抑郁相急性发作’。因为诊断错误，致使治疗方向错误，就这样耽误了半年时间。”尚善从建立之初就支持在抑郁症防治领域的课题研究，分别在北京大学心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和中央戏剧学院设立了专项基金，连续五年为前两所学校培养抑郁症防治专业人才提供支持，并为所有优秀学生提供奖学金、助学金。2015年，由尚善与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高德地图共建的全国抑郁症援助地图（2017年更名为“全国心理健康服务地图”）上线，致力于解决“抑郁症患者不知道去哪里求助，而大量的心理咨询师也不知道患者在哪里”的矛盾。在抑郁症患者之外，失独者是尚善着力关注的另一个群体。“我知道这群人的那种痛不欲生。”毛爱珍说，“人生最大的悲苦是什么？一个母亲失去了她唯一的孩子。不光是母亲，父亲也过不了这个关啊！”毛爱珍带领尚善从零开始一点点摸索，三年来，暖心年夜饭、植树节、艺术节还有持续举办的身心健康讲座及工作坊等一系列暖心活动，帮助“越来越多的失独家庭走出了用绝望构筑的封闭的围墙”。对于这一群体，毛爱珍提倡“自助互助”。“不能让他们回到家后情绪就下来，就不想活，所以我们提倡他们自己组建兴趣小组，插花、摄影、舞蹈，包括冥想，只要我们想到的，每次艺术节轮流来一次。包括教他们用智能手机，一开始他们连抢红包都不会，头一次还是我教给他们的，一抢大家都好开心，就天天抢红包去。”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头一天，毛爱珍为即将到来的艺术节和京津冀一带的失独者们排练了节目，“看到他们那么开心你不会相信。”她听过太多感激的话，有的甚至要给她跪下，“他们说自己已经没有生的希望了，是我把他们往外拽了出来。”从执着的追问到将精力转移至更广阔的公益领域，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毛爱珍感觉到生命的包容性缓缓铺展开来。这是尚于博辞世后她最大的改变，她称其为“爱的转移”。这一切超出她最初的期待“很多很多”。虽然痛，但亦欣慰于替儿子帮助了更多人，毛爱珍说自己“悲欣交集”。本文选自《中国慈善家》2017年11月刊如需转载，请后台回复“转载授权”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系作者授权百家号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分享阳州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本人有丰富的综合领域写作经验。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为什么就算情怀和钱都有了，一些基金会还是做不好？
MSC 高级咨询师杨名&Simon 受邀参加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 2017 年会。以一名可持续发展咨询师的身份重看公益，杨名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对中国基金会的现状进行了剖析，并结合企业人文诉求和商业诉求在基金会发展中的具体呈现，给出了相关建议。&企业基金会的「人本位」和「商本位」说实话，能重回家乡参加「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我非常的开心。因为在成都乃至西南地区很少有这样高标准、高视野的公益圈与基金会圈的盛会。离开公益圈许久，这反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视角来重新看看公益。&虽然整个论坛我没有见到有以企业身份参与的，但却发现处处都有资源、人才、管理架构等企业元素的涉及。我作为一个可持续发展咨询师，可以把这种现象总结为两点，这也是企业建立基金会的目的：「人本位」和「商本位」。&记得前段时间有位上市公司董事长找到我，说自己花了 2000 万在北京注册了一家全国性的基金会，用来解决中国人相互之间的信任问题。当时我特别好奇，问他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做这件事，还坚定不移地投入一个亿的资金？&他的眼里少了在商场上的凌厉，多了对理想的向往：「我看过了太多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它导致我们无法买到安全的食品，无法享受到干净的空气，也无法更好地敞开心扉与别人交流。我希望能够通过这家基金会重新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我也相信未来的中国将会是一个充满信任的诚信社会。」&这便是「人本位」，以个人对社会问题的感触出发，用理想做导向，通过情怀产生动力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这样的基金会和行为在中国有很多，陈光标、刘强东、马云等企业家都是在积累足够的财富资本之后，通过这种方式来面对社会问题的。&那何为「商本位」？&「商本位」就是指在根本上以企业发展、商业追求为导向的公益行为。这里我特别想通过 MSC 的客户，腾讯的案例来展开讲一讲。&腾讯慈善公益基金会是中国互联网行业基金会的先驱，也是中国首家由互联网企业发起成立的公益基金会，以互联网核心能力推动公益事业的积极发展是它的公益使命。自从基金会成立以来，产出了 99 公益日、益行家、腾讯乐捐、月捐等等一系列的公益新尝试。&大家应该都知道微信有记录步数的功能。腾讯益行家正是借助它，鼓励用户将每日行走步数转换成为公益基金，捐助公益项目。这一种不影响原本商业产品的公益元素嵌入，反而使得用户与微信之间的粘性增加；人人都能参与公益的低门槛，也激发了全民参与公益的积极性，创造出新的社会价值。而这背后正是因为很好地结合了腾讯「互联网+」的企业战略及其中国互联网「连接器」的定位。&说到这里，很多人就会反驳：腾讯这样的行为不应该算是公益，公益就应该不图回报、无私奉献。我相信有这样观点的人在中国绝不是少数，甚至公益圈内有很大一部分的人，在初入行时也都有这样的理解。&但随着时代的更替，也有很多人发现这样的理念和意识极大地限制了公益行业的发展，其中就包括基金会越来越难接触到资金、人才、管理等非常优秀的那部分资源。&所以在 MSC，我们认为公益投入离不开商业社会的渗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项目、社会组织、基金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不拘泥是「人本位」还是「商本位」，但却更加关注企业的行为是否在真正解决社会问题，其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是否更加高效、有用和可持续。这也就是我想分享的下一部分的内容，中国基金会乃至中国公益的发展需要更多企业的力量。&企业元素在基金会发展中的贡献&就如同我刚刚所说，中国基金会乃至中国公益的发展需要更多企业的力量。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具体的案例，来说明企业资金、人才、组织管理是如何在自身基金、非自身基金会乃至整个公益行业发展中做出贡献的。&参与此次论坛的 197 家基金会中，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企业基金会：百度公益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安利公益基金会、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等；官办背景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民办及其他基金会：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等。&在资金方面的支持，企业级的基金会最容易理解，因为它们背后依靠的就是相应的企业，比如 BAT 互联网三巨头的基金会都是以企业的力量在推动国内公益行业发展。&其次是官办背景的基金会。虽然性质上有了政府元素，但深入分析这些基金会背后的资金来源，我们依旧可以看到企业的参与。例如中国扶贫基金会就有分别来自国企、央企、外资企业等巨额捐赠。&而在其他类型的基金会中，资金方面有企业身影的情况更是不计其数。比如可口可乐就与壹基金达成了长期合作，为壹基金的救灾网络和「净水计划」项目，带去稳定持续的资金来源；南都公益基金会也正因为有南都集团的长期支持，才树立了南都基金会在中国公益圈的领袖地位。&除了资金，企业也在用企业化的管理模式来支持基金会的发展。&就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的主论坛上，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的胡广华秘书长提到：「我所做的事情就是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在我们公司全员 KPI，我们找咨询师给我们咨询，做部门、岗位的绩效考核。」&这些早就经过市场无数次验证的模式，运用在基金会上同样有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从 2013 年不到 3000 万的资金到今年的 2 亿就是最好的证明。&如今，愈来愈多的商业人才开始在社会领域中寻找自我价值，基金会则是他们选择的主要方向。例如从麦肯锡出身的李一诺，作为商业领域的高端人才，转身进入公益，选择的就是盖茨基金会。并致力于教育创新领域，遵循企业级的运营和管理，通过一土学校为中国孩子带去结合了中国基础教育体系的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和课程。&对于基金会未来发展的一些建议&除去了企业参与，我还在现场感受到了中国基金会自身发展的另一大趋势：产业细分。&如果把一个公益领域比作商业领域中的一个行业，则公益也一定会有和商业一样的从全产业到产业细分的发展，且中国的公益已经开始走在这条路上。&例如有的基金会着眼于做枢纽型的供应商（产业上游），完成资源和资金的输入、整合和发放；有的定位在服务型的第三方机构，提供专业的法律、财务、摄影、项目管理、招聘、筹款等服务（产业中游），有的则是执行类的社会组织（产业下游），直面社会问题，为受助群体提供专业的社会服务。&当出现这样的产业细分，就意味必须要专业化。而基金会要想在其所在的领域中保持专业性和领先性，就势必代表着有完善的资金、人才和管理体系，所以就又回到了企业元素如何在基金会及公益行业发展中做出贡献的讨论。&而通过这些在中国基金会论坛上感触，我通过自己可持续发展咨询师的视角，想要给出自己一些小小的解读：&泛指中国基金会。资金、组织管理、商业人才等方面是企业能够帮助基金会快速成长的部分。而具体的如何认知和实施，可以参考△。&针对企业基金会。企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是确定基金会定位及战略的根本元素，而基金会的形态则是促进企业发展、获得社会认可和商业回报的良好措施。关于这点，虽然有了前面部分腾讯案例的铺垫，但我仍然希望能找另外的时间与大家继续交流。&最后，我还想再啰嗦一句的是基金会无论是什么形式，细分成什么产业，它在根本上还是要解决社会问题。而我因为经历过了纯公益与商业+公益的双重历练，看到了在商业逻辑中解决社会问题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有多么的非凡与不同，也就毫无疑问地更加愿意站在企业融入的角度下，和大家聊起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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