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助力水产养殖 渔民在家里可管理
　　物联网是以感知、识别、传递、分析、测控等技术手段实现智能化活动的新一代信息化技术，其特征是通过传感器等方式获取物理世界的各种信息，结合互联网、移动网等网络进行信息的传送与交互，采用智能计算技术对信息进行分析处理，从而提高对物质世界的感知能力，实现智能化的决策和控制。　　在水产养殖领域，发展物联网技术的意义就是使其智能化，实现管理者、渔民、水产人员等“人与人”相连，进而拓展到养殖品种、水、电、饵料、养殖环境、仓储和物流等“人与物”互联，以及水产数字化机械、环境监测预警等“物与物”之间相联，并实现即时感知、互联互通和高度智能化。　　近期，在天津市北辰区首套水产养殖物联网系统在西堤头镇赵庄村水产养殖基地试用成功，由计算机、手机、传感器等几个设备构成一个物联网，让渔民实现“智能养殖”。渔民只要用手机登录水产养殖监控管理系统终端，养殖区水温、盐度和PH值等参数指标就一目了然。如今，养殖户坐在屋里轻松点击鼠标就能实时监控池塘水质变化，一旦出现问题，系统便可通过智能手机自动报警。　　据了解，水产养殖物联网监控技术是通过物联网智能控制管理系统，综合运用了电子技术、传感器技术、计算机与网络通讯技术，实现水质监测、环境监测、监测、短信通知等功能。在系统运行过程中，对养殖水体PH值、溶解氧和水温这三项基础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并将数据无线传送到园区内的信息管理平台进行分析，对水产养殖各个阶段水质主要参数进行实时监测预警，一旦发现问题，能够及时短信通知相关人员。　　除了水质实时监测，池塘边还安装了能够360度旋转带夜视功能的高清摄像头，能随时监控池塘以及周边的情况，尤其是养殖户向池塘投放水质调节药剂的时候，摄像头的清晰度高到能够看清楚药盒上的每一个字，这也为管理人员严格把控水产品质量安全提供了保障。　　物联网智能控制管理系统在赵庄村投运后，不仅能有效提高经济效益，同时，有利于水产养殖生产技术日趋完善，实施标准化养殖要求，严格控制投入品的使用，池塘水质的净化循环使用，从而保证养殖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减少水产养殖污染，提高生态环境质量。
（责任编辑：HN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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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逢简村水产养殖户解释物联网应用的妙处，&养殖区面积大、离家远，来回跑不方便，有了物联网技术，在家坐着也能养鱼。&计算机、手机、传感器等几个设备凑成一个物联网，让渔民实现&智能养殖&。
　据了解，是通过物联网智能控制管理系统，综合运用电子技术、传感器技术、计算机与网络通讯技术，实现水质监测、环境监测、视频监测、远程控制、短信通知等功能。在水质监测过程中，技术人员在目标水域设置溶解氧、水温、盐度、PH值等传感器，对水产养殖各个阶段水质主要参数进行实时监测预警，一旦发现问题，能够及时自动处理或短信通知相关人员。
　&以前增氧机、水泵等设备的开关时间都是凭个人经验来操作，有时候来不及调整，就会造成损失。&梁昆明说，&引入物联网监测系统后，终端手机大概每天都接到4次~5次预警短信，看看短信就知道鱼塘水质出现了什么问题，立即对症下药解决，降低了养殖风险，提高了生产效益。&
　物联网除了可以发现问题，还能解决问题。鱼塘中的水温、PH值、水中溶解氧等任何一个指标发生异常，该系统能自动调控水中各种指标达到正常状态。比如溶解氧的值低于4的话，说明这口鱼塘处于缺氧状态，系统可以直接指挥增氧设备自动打开，运行增氧;PH值超标或者不达标，系统立即通过短信进行提醒;该系统还能根据塘水的多少，直接指挥水泵自动抽排水。
　据了解，物联网监控系统在2012年已经分别在海陵村和新联村设置了一个试用点，这些试点的用户通过水产养殖监控管理平台查看实时数据，根据数据记录对监测区域实施针对性管理，从而达到&养殖不下水&的效果。
　目前，逢简村已经安装了5套系统，所检测的鱼塘面积超过100多亩。下阶段，有关部门还将在逢简村设立水产养殖知识培训基地，通过定期邀请研究所专家教授到逢简村开展培训会的形式，加强技术合作，引导村民进行合理养殖，最终让杏坛镇广大水产养殖户都能应用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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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水产人生存状态调查：养亏了养赚了都会跑路
15:44:00　　中国水产养殖网　　出处：中国渔业报?第一水产        浏览量： 5761 次
记者梁枝文　浙江、海南报道编者按：曾几何时，大量在全国甚至全球各地从事水产行业的浙江养殖群体，被称为中国水产养殖业的“标杆人群”。在中国水产养殖的发展史上，浙江群体无疑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如今，吸引无数浙江水产人“离乡背井”的经济收益已经不再丰厚。对于他们而言，水产养殖不仅不再是“一片坦途”，而且陷入了“山重水复”境地，甚至有些已经“穷途末路”。前不久有业内人士提出，“浙江人对水产行业发展的阻碍明显”。这一论调是否有失公允？这个庞大的养殖群体将走向何方？为此，《中国渔业报?第一水产》记者特赴海南浙江水产人的养殖大本营――文昌，深入了解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风光不再&nbsp&nbsp养成率低海南文昌的罗非鱼养殖户早年以本地人为主，他们利用海水养殖，成功率低，发病率高。2000年前后，浙江人开始大批涌入。由于资金与技术优势，浙江人手里的罗非鱼养成率接近90%。在行业蓬勃发展态势驱动下，2008年又有一大批浙江人进入大致坡、大圆桥地区。之后，浙江水产人占据了8成左右的罗非鱼养殖市场。2009年，罗非鱼链球菌病对整个华南地区形成巨大冲击，并逐渐蔓延至海南，大大降低了当地的罗非鱼养成率。虽然文昌地区养成率仍然很高，但是整体区域的养殖成功率呈逐年下降趋势。《中国渔业报?第一水产》记者从当地渔政局获得的数据显示：2010年，海南文昌地区罗非鱼养成率尚为8成，2011年下降至7.5成，2012年仅为7成，2013年与2014年，这一数据都在6成上下波动。“浙江水产人的投机心理也害了他们。”浙江缙云的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虽然会有链球菌之类的一些新问题出现，但如果将传统的、已经有成熟经验的各种日常管理扎扎实实做好，养成率肯定会提高很多。但许多浙江人总想着赚快钱、赚大钱，不肯扎实做好日常管理，随随便便就想着扩大规模，或者换地方去养。增大养殖规模，管理也要跟上，否则就很容易出问题。”雪上加霜的是，在罗非鱼行情不景气的情况下，塘租始终居高不下。“文昌渔政局相关人士告诉记者，迫于高塘租，有的养户可能增加投苗密度，有的养户可能使用违禁药物，把养殖成功率建立在不断破坏环境、积压病害甚至影响食品安全的基础上，“罗非鱼磺胺事件的始作俑者就是浙江养户”。捆绑池塘，绑架市场“对池塘过度地资本倾注影响着水产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水产学会秘书长司徒建通认为。浙江虽属沿海，但土地并不像长三角、珠三角那样平坦肥沃，耕地少，人口多，人均只有2-3分土地。因此，浙江人对土地的炒作闻名全国。不管是曾经的温州炒房团，还是近几年水产行业的炒塘，都不乏浙江人的身影。养殖户沈小敏来自浙江台州，1994年入粤从事“鱼鸭混养”，2004年经手下工人介绍来到海南从事罗非鱼养殖。“2004年，文昌就已经来了一大批浙江人，尤其2010年后，更是蜂拥而至。”沈小敏告诉《中国渔业报?第一水产》记者。由于现在罗非鱼养成率降低，加上行情不好，浙江人开始陆续撤离海南。沈小敏可能也会成为其中之一，他的12口塘已经空了一半，准备将剩下6口塘的成鱼卖出以后就回家。采访现场除了沈小敏与记者，还有前来购买他鱼塘上货运三轮的本地人，平时沈小敏与工人就是用这架三轮拖饲料喂鱼。“干不动了，罗非鱼现在这个价位根本填补不了我一年的养殖成本。目前，成本里面占大头的是主要是饲料和塘租。对于养殖业来说，饲料占大头情理之中，但昂贵的塘租已经超出了我的成本负荷。塘租高就要逼着我加大养殖密度，多用抗生素防病害。所以，这几年水产养殖都陷入了一个怪圈：养得越多结果越差，养得越差越要多养。”沈小敏一脸气愤地向记者介绍，“鱼价低其实是小事，做生意哪有指望行情一直好，只赚不亏的？但最怕没现金流，除去两个大头开销后剩下的钱根本无法保证渔场正常运转，上次就是因为没钱交电费，拉了我的闸，增氧机开不了，你也应该知道这对于养鱼的是什么后果……”说完，沈小敏猛吸了一口烟。大量涌入的浙江人，迅速抬高了当地的土地租金。“现在文昌的房价才元/平方米，而塘租却要元/亩，有些甚至超过6000元/亩，塘租比房价还要高嘛。”前来购买三轮的本地人调侃道。2004年，沈小敏用手上40多万的本金加上贷款从浙江老乡余恭会手里租下了250多亩鱼塘。据沈小敏介绍，他从余恭会手里租塘时，想租10年，但对方一次只租给他5年，第一个五年沈小敏的租塘价格为1200元/亩，第二个五年就涨到了4300元/亩，仅塘租一项，就提高了近80万元。资本冲击下的群体矛盾余恭会属于不养鱼虾也不卖饲料的炒塘专业户，即所谓的&nbsp“二塘东”。随后，沈小敏恰好要找余恭会商量合同细则，记者便随行一并采访到了余恭会。早在1998年的时候，余恭会就来到了海南，那时候罗非鱼养殖刚刚兴起。“本来一开始我是打算自己养的，后面看涌入的浙江人越来越多，才萌生出了倒腾池塘的想法。我当时筹集了60多万资金加上200万贷款，从政府手里承包了一块800多亩的土地，年限为25年，后来分批转租出去了。我们这么多资本投入进来，肯定要得到回报啊，光靠养鱼不能达到高回报，所以炒塘成为了一个增长点，这也不是哪个人能左右的，是大资本投入的体现。”超强的民间融资能力和议价能力，让浙江水产人容易获取优惠条件，从而挤压上下游企业（苗种、饲料、鱼药）的利润空间，致使上下游微利甚至无利，而其自身则实现快速的扩张。对此，文昌招商局人士向记者抱怨：“从某个角度讲，浙江人利用资本优势进行投资，虽然这样可以使行业迅速兴盛，但持续时间不长，短暂的急剧增长过后就出现长时间的萎靡不振甚至下滑，有浙江人大资本投入的行业都有这个特性。如果没有大体量资本冲击，这个行业虽然发展慢，但毕竟还是在一步一步前进，相比起来，来得更踏实稳健。”今年5月，浙江政府通过农信联社发放1亿低息贷款，专门扶持两广虾农和海南罗非鱼养殖户。通过各地养殖协会或渔业合作社担保，每亩可贷款2000元，规模达到250亩以上的养殖场，最高可贷款50万元。然而，这一系列“大动作”却并没有带动浙江养殖群体的集体“回暖”。詹访富是海南大致坡地区的浙江罗非鱼养殖户，在该地区具有一定威望。同时，他是2015年初“海南停料事件”的幕后组织者。当《中国渔业报?第一水产》记者问及其“1亿低息贷款”的消息时，他表示，“是知道，但又如何呢？我们要么根本贷不到，要么只能贷到高利息的。政府支持海南的这部分贷款，都被超大投资户们把持着，我们‘小户’哪里享受得到？他们拿下贷款又继续扩大规模，不断的滚雪球，后来的养殖户都要从他们手里租塘。所以，弄得后来的养殖户怨声载道，新鲜血液变得越来越少。”除了政府资本扶持收效甚微以外，浙江水产人的行业议价能力也在减弱，因为饲料行业中的赊销现象正逐步被现金流取代，现金交易的议价空间比赊销小很多。“一般赊销比现金要贵700-800元/吨，风险很大。”饲料经销商马治秋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马治秋坦承，现在他手上一大半客户的饲料都是赊欠的。“我把老乡介绍到这里养罗非鱼，总要给他们支持。不光他们怕病害扩散和台风天，我也怕！每次听到有台风，我都睡不着觉。”2007年，马治秋经朋友介绍来到文昌，发现罗非鱼养殖发展得如火如荼，感觉有投资价值，于是做起了饲料经销，最好一年能销5000多吨，同时还承包不少滩涂，开挖池塘后转租出去。做饲料经销的头两年，马治秋收益巨大，但2009年后开始走下坡路，尤其罗非鱼链球菌病肆虐时，客户没鱼卖，马治秋也迟迟收不回饲料款。其中，还有2个客户跑路了。“不想再这样战战兢兢地做生意了，准备从明年开始，缩小赊销比例。”马治秋说，“如果用现金流，一年下来，不仅养殖户可以节约几万元成本，我们经销商的‘坏账’也会变少，也没什么风险。”亏也“跑路”，赚也“跑路”“有些浙江养户养亏了‘跑路’，甚至有些养成赚钱了也直接‘跑路’，我们无处追款，即使是老乡也很难找。”“有些浙江养殖户为了逃避欠款，人走后增氧机还开着……”这样的声音，在浙江养殖群体中出现得越来越多。在链球菌与低鱼价的双重侵袭之下，浙江水产人也受到沉重打击，逐渐走到发展瓶颈。他们之中有人迷茫，有人挣扎，甚至有人退出。在进进出出、大起大落的过程中，浙江人的信誉问题引发了不小非议。“我租塘不会租给浙江人。”张卫东是文昌本地的养殖大户，手中有700多亩的鱼塘，因为年事已高，他准备将一半的鱼塘用于出租。“他们都是‘外地人’，如果搞得不好，一走了之。即使大家都知道大部分浙江人做生意还是讲信誉的，但谁都不敢冒这个险，我们村上已经发生过3例这种事情了。虽然现在苗种商、饲料商和机械公司都还是会赊给浙江人产品，但比例已经压缩。”张卫东还向记者爆料了去年某合作社打架事件。2014年海南遭遇台风后，该合作社向海口市政府申请了灾后补贴，补贴到账后，按亩缴纳会费的散户却没有拿到相应的补偿。散户不服，于是发生了严重的斗殴事件。“合作社不像企业有一套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而更多的是带有‘团伙’气息。高不成，低不就，这是合作社的尴尬之境。”张卫东指出了合作社的弊端所在。曾经，“信誉”与“合作”是浙江水产人闯天下的闪亮名片，但现在已蒙有一丝灰迹。也许，只有摒弃浮躁、沉下心来，回归水产养殖的本质，回归商业的本质，浙江水产人才能摆脱当前的困境，再次成为中国水产行业的亮丽“旗帜”。记者手记：浙江水产人的双重使命在《中国渔业报?第一水产》的本次调查中，记者虽将观察重点放在浙江水产人的困境与局限上，但这一群体“勤劳、创新、团结”的开拓精神仍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借用马克思的殖民主义双重使命学说：英国对印度的殖民过程中完成了双重使命，一是破坏性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就是建设性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社会奠定物质基础。与此类似，浙江人赴外搞水产养殖虽带有一定的掠夺性投资性质，但早期的大量资本投入，确实推动了水产行业的发展，改善了当地农业基础设施，提高了水产养殖技术水平（如咸淡水土塘养殖的开创），也拉动了各地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敢做敢拼，率先投身水产行业，不断影响着中国水产行业的格局和走势。无论浙江养殖户未来是否会销声匿迹，他们都曾是中国水产行业的“先锋”，这一点毋庸置疑。只是今非昔比。目前高投入、高产量、高扩张速度的运营模式，让浙江水产人骑虎难下。中国水产养殖与养殖群体是否能够走出一条更为良性的道路？不论如何，浙江水产人的探索历程，都能够作为最为典型的样本之一，值得全行业去镜鉴、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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