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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诈骗罪最高法20项裁判、辩护观点集成
来源:经济犯罪
合同诈骗罪最高法20项裁判、辩护观点集成
来源:法律实务界 高焰民律师
&&&&& 合同诈骗罪最高法20项裁判、辩护观点集成
&&&&&&&&&&&&&&&&&&& 来源:法律实务界
&高焰民律师&& 广州经国律师事务所 & &&刑事部主任
&广州刑事律师 &&&&& & &
& &&www.gzzdxals.cn
【广州刑事辩护律师导读】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合同的应用范围更为广泛，部分犯罪分子通过合同的方式实施诈骗，甚至于通过签订合同，以法律的合法外衣达到自己的非法目的。合同诈骗除了侵犯被害者的财产权之外，还破坏了社会市场经济秩序，比之普通诈骗的社会危害性更大。基于合同诈骗罪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与其他犯罪的竞合，最高法于《刑事审判参考》中介绍了其对于合同诈骗罪的多项司法解读，现编者对《刑事审判参考》中刊载的全部合同诈骗罪案件予以编辑整理，以供阅者参考，如有不当，望指正。
1.观点：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诱骗二手车卖家过户车辆并出具收款凭据的行为如何定性
观点来源：郭松飞合同诈骗案（第875号）
观点详解：虽然本案的书面合同材料不全，但综合从合同关系、交易环境以及法益侵害等方面分析，应当认定郭松飞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一是郭松飞与王井路、李攀之间存在合同关系。郭松飞与李攀签订二手车交易合同，虽然价款仅为750元，但双方当事人另就交易价格实际约定为52万元。结合书面协议及相关口头约定判断，郭松飞与李攀之间存在合同关系。郭松飞与王井路之间虽无书面协议，但双方亦就二手车买卖的标的、价款、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等意思表示一致，达成了内容明确的口头合同。郭松飞利用买卖合同诱骗王井路及李攀率先履行变更车辆登记、出具收条等约定义务，实施诈骗活动。二是郭松飞的诈骗行为发生在经济活动之中。赶集网内部设立了集中的二手物品交易平台，不特定的交易主体可以自由买卖各类物品，在网络上形成了一个公开市场。王井路及李攀通过赶集网面向不特定的买家出售二手车，而郭松飞亦随机选择卖家并实施诈骗。三是郭松飞的诈骗行为不仅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利，同时破坏了市场交易秩序。赶集网的交易主体多是出售自有物品的普通公民而非职业经营者，主要凭借自身的社会经验直接交换款物。上述市场相对缺乏统一和规范的交易规则，其正常运行更加依赖交易各方的诚实守信。郭松飞在赶集网上利用合同实施诈骗活动，侵犯了二手市场的交易秩序及合同诈骗罪的法益。
2.观点：通过支付预付款获得他人房产后以抵押方式向第三人借款的，既有欺骗卖房人的行为，也有欺骗抵押权人的行为，应当如何认定被害人
观点来源：周有文、陈巧芳合同诈骗案（第876号）
观点详解：通过支付预付款获得他人房产后以抵押方式获得第三人借款过程中，既有欺骗卖房人的行为，也有欺骗抵押权人的行为，应当认定原房主为被害人。导致本案中被告人能够得逞的客观原因之一是南京市二手房买卖流程存在一定的缺陷，即以银行贷款方式支付购房尾款的二手房买卖过程中，买方在产权变更后、房款尚未完全支付前就可获得新的产权证，使不法分子有机可乘，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被告人实施了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本案犯罪行为的完成是以房屋产权登记过户为节点，本案抵押权人不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犯罪中的被害人，本案中，因被告人无法归还欠款，抵押权人的债权也受到了侵害，但该种侵害源于被告人不按期履行还款的合同义务，应当定性为民事上的违约，与刑事意义上的犯罪具有本质区别，本案抵押权人取得抵押权的行为属于善意取得，抵押权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从司法处理的角度看，原房主与抵押权人不应同等对待。
3.观点：在数额犯中，行为既遂部分与未遂部分并存且分别构成犯罪的，如何准确量刑
观点来源：王新明合同诈骗案（第1020号）
观点详解：刑法分则未对未遂犯单独设置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在既未遂并存且均单独构成犯罪的情况下，首先应当根据刑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就未遂部分比照既遂犯确定对应的法定刑幅度；刑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具有量刑情节及确定未遂部分法定刑幅度的双重功能，是对以既遂形态设置的法定刑幅度的补充。既未遂并存且分别构成犯罪的应当贯彻择一重处的原则，不能以犯罪总数额或者一概以既遂数额确定法定刑幅度。对于未遂部分，先进行是否减轻处罚的评价，确定未遂部分对应的法定刑幅度，再与既遂部分比较确定全案适用的法定刑幅度，将未做评价的既遂数额或者未遂数额在量刑时予以考虑在既未遂并存且未遂部分对应的法定刑幅度重于既遂部分对应的法定刑幅度的情况下，比较难处理的是如何确定未遂部分对应的法定刑幅度，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起草《诈骗案件解释》的同志在其撰写的相关理解与适用文章中，针对《诈骗案件解释》第六条进行了进一步阐释：“对于此类案件，首先要分别根据行为人的既遂数额和未遂数额判定其各自所对应的法定刑幅度，未遂部分还需同时考虑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之后根据比较结果，如果既遂部分所对应的量刑幅度较重，或者既未遂所对应的量刑幅度相同的，以既遂部分所对应的量刑幅度为基础酌情从重处罚；反之，如未遂部分对应的量刑幅度较重的，则以该量刑幅度为基础，酌情从重处罚。”
4.观点：如何理解和把握一人公司单位犯罪主体的认定
观点来源：周敏合同诈骗案（726号)
观点详解：股东的个数及身份与单位犯罪的成立毫无关系，一人公司完全有可能构成单位犯罪。一人公司的特殊性仅仅在于其只有一名股东，该股东持有公司的全部出资。由于只有一位出资人，出资人与公司之间容易产生关联交易而导致人格混同，一人公司的人格因为其股东的单一性而具有不稳定性：因此，判断具体犯罪行为中的一人公司是否具有独立人格，应当根据以下几项标准：第一，是否具有独立的财产利益；&第二，是否具有独立的意志；&第三，是否具有公司法所要求的法人治理结构；第四，是否依照章程规定的宗旨运转；第五，是否依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成立。
5.观点：以公司代理人的身份,通过骗取方式将收取的公司货款据为己有,是构成诈骗罪、职务侵占罪还是挪用资金罪
观点来源：杨永承合同诈骗案（第716号）
观点详解：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在杨永承与威士文公司签订的经销协议书中，对杨永承经销威士文公司的各类产品的基价、销售报酬等均作了约定，且明确杨永承为威士文公司的经销商，负责威士文公司的经销业务，对外应以威士文公司的合同与客户签约，并按威士文公司指定账户进行货款结算。然而，杨永承在协议明确约定对外应以威士文公司的合同与客户签约的情况下，仍以承联公司名义，分别与承接杭州市市民中心工程空调安装工程项目的四家公司签订了合同。后又在协议明确约定应按威士文公司指定账户进行货款结算的情况下，示意四家公司将货款汇到其个人经营的承联公司账上。可见，杨永承的诈骗行为始终是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实施的。杨永承的行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履行其与威士文公司的经销协议过程中，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威士文公司的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6.观点：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犯罪中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观点来源：刘恺基合同诈骗案（第646号）
观点详解：一般而言，对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1）行为人是否具有签订、履行合同的条件，是否创造虚假条件；（2）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无履约能力；（3）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无诈骗行为；（4）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5）行为人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是否有挥霍、挪用及携款潜逃等行为。
7.观点：以签订虚假的工程施工合同为诱饵骗取钱财的行为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观点来源：王贺军合同诈骗案 &&《刑事审判参考》第403号
观点详解：在本案中，一方面，被告人王贺军假冒国家工作人员、伪造工程批文、假借承揽项目需要活动经费的名义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都是在签订合同之前实施的，即在与被害人签订所谓施工承包合同之前，王贺军的诈骗行为已经实施完毕，被害人的财物已经被王贺军非法占有，其虚构事实骗取钱财的犯罪目的已经实现；另一方面，被告人王贺军非法获取的被害人钱财是所谓的活动经费，其诈取钱财的行为并没有伴随合同的签订、履行，其非法侵占的财物亦不是合同的标的物或其他与合同相关的财物。虽然王贺军事后也与他人签订了一个虚假的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但这仅仅是掩盖其诈骗行为的手段，而不是签订、履行合同的附随结果，是否签订合同已经并不能影响其骗取财物行为的完成。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无论是从骗取财物的手段上，还是从骗取财物的性质上，被告人王贺军的行为均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8.观点：承运过程中承运人将承运货物暗中调包的行为如何定性
观点来源：张海岩等合同诈骗案 &&《刑事审判参考》第807号
观点详解：本案被告人事先预谋利用承运豆粕的机会骗取他人财物，非法占有的故意非常明显。在合同具体履行过程中，被告人采用偷偷调包的方法，即在被害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价值较低的货物换取价值较高的货物，同时使用了秘密窃取手段和欺骗手段。由于被告人在取得承运货物后，即取得财物的控制权，其本人作为财物的监管人，发生财物损失的责任归其承担。对于被害人而言，财物无论实际转移至何处，其与被告人之间的占有关系未发生根本的变化。质言之，被告人秘密窃取的相当于自己的财物。因此，该情况下不可能成立盗窃罪。从行为手段分析，真正促使被告人成功获取财物的关键是在收货环节。因为被告人所使用的以假乱真调包行为，促使收货人、被害人产生货已按质按量收到的错误认识，正是因为这一错误认识，被告人才顺利获得了对涉案财物的控制权。因此，被告人的行为在本质上符合诈骗的特征，应当定性为诈骗犯罪。本案被告人事先签订合同，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将承运的优质豆粕暗中调换为劣质豆粕，事后又按合同约定运送至约定地点，其正是利用合同实施了诈骗活动，不但侵害了他人财物的所有权，而且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应当按照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9.观点：如何准确对一房二卖的行为进行刑民界分
观点来源：王立强合同诈骗案 &《刑事审判参考》第961号
观点详解：在对一房二卖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进行分析、认定时，要重点考察一房二卖的具体情由；对于一房二卖实际交房前发生了股权、资产转让等公司变更事项的，要重点考察公司变更过程中对公司债务的处置情况；刑民交叉案件中刑法应尽可能保持其谦抑性。
10.观点：刑法修订后审理的实施于刑法修订前的单位贷款诈骗案件如何处理
观点来源：俞辉合同诈骗案（第169号）
观点详解：被告人俞辉作为万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康乐经营部的负责人，采用虚构资金用途、提供虚假财务报表、提供虚假担保及抵押的手段，为万某公司、康乐经营部骗取银行贷款人民币1760余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且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对其应作为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依法予以惩处。
11.观点：通过欺骗手段兼并企业后恶意处分企业财产的行为如何定性
观点来源：程庆合同诈骗案（第211号）
观点详解：被告人程庆通过伪造、变造金融票证、虚假出资等犯罪手段，获得了重庆美新鞋业公司和新峰实业（重庆）有限公司企业法人注册登记并领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执照。其所在的新加坡新峰国际有限公司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申请办理企业注册登记，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资格，在我国境内不能以该公司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被告人程庆明知自己无任何履约能力，为了非法占有集体经济组织的财物，借用非法获得营业执照的重庆美新鞋业公司、新峰实业（重庆）有限公司的名义和不能在我国境内从事经营活动的新加坡新峰国际有限公司的名义，以资产重组、共同生产TPR新型鞋材、出口服装和全员接收职工、按时发放职工工资、缴纳职工社会养老保险金等欺骗方法，签订兼并协议，非法兼并了重庆立新印刷纸箱厂、重庆塑料十九厂等集体企业。兼并后，为了达到占有企业财产的目的，被告人程庆既不将这些企业的财产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也未按协议的规定承担这些企业的债权债务，却通过变卖、抵押、出租被兼并企业的有效资产和接收被兼并企业的其他收入等手段，获得赃款共计298．74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
12.观点：如何认定诈骗犯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
观点来源：黄志奋合同诈骗案（第271号）
观点详解：原判认定被告人黄志奋将委托单位的人民币192万元擅自改变委托用途造成亏损,使委托款项无法追回的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足以认定。被告人黄志奋采取欺骗手段与他人签订合同,取得人民币192万元委托投资国债回购款后,擅自改变委托用途,其中,用于投资期货的人民币140万元,因属从事具体经营活动,不能归还系客观原因所致,对该部分款项不宜认定泉州市时代企划事务所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另外50余万元用于泉州市时代企划事务所的事务开支,鉴于是在不具有实际履约能力或者有效担保的情况下将委托款用于消费支出,对该部分款项应当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款规定,泉州市时代企划事务所非法占有被害单位人民币50余万元应当认定为数额巨大,故本案虽属1997年修订后刑法实施之前的单位行为,依照行为时法律亦应适用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以诈骗罪追究被告人黄志奋个人的刑事责任。同时,根据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本案行为构成(单位)合同诈骗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十二条几个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规定,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以合同诈骗罪追究被告人黄志奋的刑事责任。至于时代企划所,考虑到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未将单位规定为诈骗罪主体,且时代企划事务所业已注销,故不应追究刑事责任。
13.观点：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实施贷款诈骗行为的罪名适用
观点来源：马汝方等贷款诈骗、违法发放贷款、挪用资金案(第305 号)
观点详解：被告人马汝方、马凤仙、徐光无视国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用他人名义，利用虚假的贷款证明文件签订借款合同，为明华公司的利益而骗取银行贷款，三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被告人马汝方、马凤仙、徐光犯贷款诈骗罪，因三被告人系为了单位的利益实施诈骗银行贷款，且犯罪所得主要由单位使用，故应以合同诈骗罪追究该三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被告人马汝方、马凤仙、徐光犯罪数额特别巨大，马汝方是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马凤仙以个人身份参与犯罪，徐光为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责任人员，三被告人所犯合同诈骗罪均应依法惩处。
14.观点：如何理解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观点来源：宋德明合同诈骗案（第308号)
观点详解：对于这里的“合同”，我们认为，应结合合同诈骗罪的侵犯客体并结合立法目的，来进行具体理解和把握。第一，关于合同类型。合同诈骗罪规定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不仅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而且侵犯国家合同管理制度，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因而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秩序。以维护正常市场秩序为宗旨的现行合同法基本涵盖了绝大部分民商事合同，对各种民商事合同行为进行了规范和调整，其对于各种民商事合同的规定应作为刑事法中认定合同成立、生效履行等相关概念的参考，对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不应再以典型的“经济合同”为限，同时，不能认为凡是行为人利用了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进行诈骗的，均将构成合同诈骗罪，与市场秩序无关以及主要不受市场调整的各种“合同”、“协议”，如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与合同，以及婚姻、监护、收养、扶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主要受劳动法、行政法调整的劳务合同、行政合同等，通常情况下不应视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第二，关于合同形式。与原《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的严格限定不同，在合同法中，除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之外，合同的订立既可以采用书面形式，也可以采用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口头合同与书面合同均为合法有效合同，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在界定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时，不应拘泥于合同的形式，在有证据证明确实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即便是口头合同，只要发生在生产经营领域，侵犯了市场秩序的，同样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当然，在日常生活中利用口头合同进行诈骗的，因不具有合同诈骗的双重侵犯客体，则不能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15.观点：骗取他人担保申请贷款的是贷款诈骗还是合同诈骗
观点来源：秦文虚报注册资本、合同诈骗案(第352号)
观点详解：通过向银行贷款的方式骗取担保人财产的行为，表面上看是骗取银行贷款，实际上侵害的是担保人的财产权益，犯罪对象并非银行贷款而是担保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财产，对此种行为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了确保所贷出的款项安全可靠，一般均要求借款人在申请贷款时提供必要的担保。担保人作为借款合同中的第三人，在借贷人不能偿还贷款本息时负责偿还贷款本息（一般担保）或承担与借款人共同偿还贷款的连带责任（连带担保）。行为人虚构事实骗取银行与担保人的信任，非法占有钱款后，银行可依据担保合同从担保人处获取担保，而担保人则是银行债务的实际承担者，受侵害的往往是担保人。即使担保人因某种客观原因如破产等情况导致无法偿还担保，银行的债权无法实现从而权益受到实际侵害，但只要担保人与银行之间所订立的担保合同具有法律效力，银行与担保人之间就成立债权、债务关系，法律关系的最终落脚点和行为侵害对象就应认定是担保人而非银行。当然，如果行为人提供虚假担保或者重复担保，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则符合贷款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理应以贷款诈骗罪论处。
16.观点：业务员冒用公司名义与他人签订合同违规收取货款的行为如何定性
观点来源：谭某合同诈骗案（第577号)
&观点详解：界定被告人谭某行为性质的关键在于其非法占有款项的归属性质，如果谭某占有的该款项应属其所在单位即煤气公司所有，则谭某的行为可能构成职务侵占罪或挪用资金罪；如果该款项的性质仍属于纸箱厂支付给谭某个人的货款，则谭某的行为属于合同诈骗性质。谭某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先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欺骗纸箱厂，制造自己有能力履行合同的假象，不断诱骗纸箱厂继续签订合同支付预付款，收取纸箱厂预付款155万余元，最终给纸箱厂造成47万余元损失，完全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17.观点：涉外刑事案件中境外证据的审查与认定
观点来源：沈容焕合同诈骗案（第578号）
观点详解“对于由外国司法机关进行的调查取证，只要其具备了完整的证据属性，即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即可对该证据进行认定。但是对该证据的证明内容是否采纳，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的其他证据作出判断，不能因为该证据是外国司法机关提供的就直接确认其效力。对于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在我国领域外形成的证据如何审查与认定，可以借鉴民事诉讼程序中的相关规定。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另外，虽然刑事诉讼法中未列明提交外文书证必须附有中文译文，但是根据我国刑事诉讼中使用中国通用语言文字的原则，无论是公安、检察机关通过司法协助取得的外文书证，还是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的外文书证，都应由证据提供者将外文书证交有资质的翻译机构进行翻译。在翻译无误的情况下，法院只需对中文译文进行审查，控、辩双方只需对中文译文进行质证即可，而不必引用外文书证的原文。但是，如果控辩双方对译文的用词产生争议，而关键词语的翻译对案件处理结果有影响的情况下，法院还是应当慎重审查外文书证原件，并作出正确认定。
18.观点：伪造购销合同,通过与金融机构签订承兑合同,将获取的银行资金用于偿还其他个人债务,后因合同到期无力偿还银行债务而逃匿,致使反担保人遭受巨额财产损失的行为,如何定性
观点来源：曹戈合同诈骗案（第645号)
观点详解:反担保人能够成为主合同债务人的相对方，能够成为主合同债务人诈骗的对象。本案被告人曹戈在没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采取伪造、虚构购销合同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与永宁县农信社签订500万元承兑汇票承兑合同，对于承兑汇票承兑合同中的200万元承兑后因其无力如约偿还债务，导致一连串多米诺骨牌效应式连锁反应，先由西北亚公司承担担保从合同义务，后由恒通恒基公司承担反担保从合同的从合同义务，最终使反担保人恒通恒基公司为其承担了200万元损失而得不到追偿。不能将主合同和从合同割裂开来看合同的相对方而排除曹戈最终成为反担保人恒通恒基公司债务人的相对性，通过等量代换，最终反担保人恒通恒基公司代其通过担保人向债权人履行义务后，取代了主债权人的权利而成为曹戈签订整个主、从合同的唯一相对方。曹戈在反担保人恒通恒基公司为其承担200万元承兑汇票债务而无法偿还的情况下，逃之天天，表面上看似乎占有的是永宁农信社承兑汇票的承兑款，并非恒通恒基公司的担保款，实质上却是间接、变相地实现了其非法占有恒通恒基公司200万元财物的目的。曹戈具有概括的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犯罪故意和不确定的犯罪对象，不影响对其合同诈骗罪的定性。
19.观点：挂靠轮船公司的个体船主，在履行承运合同过程中采用以次充好的方式骗取收货方收货并向货主足额支付货款及运费的，该行为如何定性
观点来源：吴某合同诈骗案(第808号)
观点详解：吴某与运输公司在劳资关系和业务关系上相互独立，不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体特征；吴某并非采用秘密窃取手段，不符合盗窃罪的构成特征；吴某没有“拒不退还”的情节，不符合侵占罪的构成特征；导致本案被害人处分财产的关键因素是其主观上陷入认识错误。承运合同是市场经济中较为常见的一种要式合同，本案被告人事先签订合同，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实施了诈骗活动，不但侵害了他人财物的所有权，而且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因此，行为人系出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利用签订、履行合同实施诈骗犯罪活动，应当按照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20.观点：“ 继续追缴 ” 涉案财物执行主体和执行程序
观点来源：许俊伟、张建英合同诈骗案（第827号）
观点详解：对于刑事诉讼中的继续追缴，应当本着合法、合理、经济的原则，根据案件所处的不同诉讼阶段，确定相应的执行主体。对于法院生效判决确定需要继续追缴的，如果人民法院能够独立完成，则独立完成；如果不能独立完成，则应当由其牵头，公安、检察、审判、金融等管理部门配合。采取多元化模式的追缴，既符合立法对人民法院的定位，又能使有限的司法资源得到合理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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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合同诈骗案中辩护律师如何对控方的《审计报告》进行有效质证
&&&&&&信息来源：新浪博客&&&作者：肖文彬
核心提示：关于质证，笔者认为是对不利于己方的控方证据或法院调取的证据在客观性（又称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证明力、证据资格、证明目的、证明标准等方面（如言辞证据的内容是否符合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与其他证据能否相互印证）进行质疑、反驳、否定，或对己方有利的证据在以上方面进行肯定，以达到有利于己方当事人的目的。
一、质证概述
律师(以下或简称&辩护人&)在办理涉嫌诈骗类犯罪案件中，质证是刑事诉讼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尤其是对控方的&王牌证据&鉴定意见的质证显得尤为重要。笔者曾在《诈骗类犯罪辩护律师如何在庭审中对鉴定意见进行有效质证》及《如何为涉嫌诈骗类犯罪做无罪辩护?》一文中对鉴定意见的质证有过详细的论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网搜查看，笔者在此不再重复。但关于质证，笔者认为是对不利于己方的控方证据或法院调取的证据在客观性(又称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证明力、证据资格、证明目的、证明标准等方面(如言辞证据的内容是否符合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与其他证据能否相互印证)进行质疑、反驳、否定，或对己方有利的证据在以上方面进行肯定，以达到有利于己方当事人的目的。由于质证涉及到比较强的法律专业性问题，因此，质证的主要任务应当由律师来承担，而当事人一般是辅助律师进行质证(当事人主要是针对对方证据的真实性、证据来源的合法性发表意见，需要律师事先对其进行&专业训练&，以免当事人在法庭上出&洋相&、损害自身利益而不知)，如果当事人和律师放弃质证或质证不力，那么以此为基础的无罪辩护如同空中楼阁、缥缈无根;相反，如果辩护人及当事人能对控方的主要证据进行强有力的质证，这就为办理重大、复杂、疑难的刑事案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自然在办案效果上，有时会出现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
二、案件背景
笔者最近办理的一起特大合同诈骗案中(当事人涉案2000万，全案涉案6000万，此案是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刑事案件)，就遇到控方指控我的当事人(被告人)有罪的&王牌证据&《审计报告》。这份《审计报告》得出的鉴证结论是：当事人及其公司在D物流公司的存货总重量远远少于已办理纸品货权及质押的总重量，并据此认定存在重复销售、质押的事实。如果这份《审计报告》合法有效的话，显然对我的当事人非常不利。为了扭转不利局面，笔者首先征询了北京和广州两地有司法鉴定资质的注册会计师朋友，根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希望他们能作为专家出庭辅助辩护人就《审计报告》中涉及到的专门知识进行质证，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朋友都因不愿得罪&同行&而放弃出庭。无奈之下，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向这些注册会计师朋友进行咨询，经过他们的专业指点，笔者收获良多，再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及这方面的质证实务经验，笔者对此有了一定的把握。
三、法律依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刑诉解释》)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对鉴定意见着重从以下方面审查其内容：(一)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是否具有法定资质;(二)鉴定人是否存在应当回避的情形;(三)检材的来源、取得、保管、送检是否符合法律、有关规定，与相关提取笔录、扣押物品清单等记载的内容是否相符，检材是否充足、可靠;(四)鉴定意见的形式要件是否完备，是否注明提起鉴定的事由、鉴定委托人、鉴定机构、鉴定要求、鉴定过程、鉴定方法、鉴定日期等相关内容，是否由鉴定机构加盖司法鉴定专用章并由鉴定人签名、盖章;(五)鉴定程序是否符合法律、有关规定;(六)鉴定的过程和方法是否符合相关专业的规范要求;(七)鉴定意见是否明确;(八)鉴定意见与案件待证事实有无关联;(九)鉴定意见与勘验、检查笔录及相关照片等其他证据是否矛盾;(十)鉴定意见是否依法及时告知相关人员，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无异议。而且根据《刑诉解释》第八十五条的规定，鉴定意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绝对排除的范畴，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一)鉴定机构不具备法定资质，或者鉴定事项超出该鉴定机构业务范围、技术条件的;(二)鉴定人不具备法定资质，不具有相关专业技术或者职称，或者违反回避规定的;(三)送检材料、样本来源不明，或者因污染不具备鉴定条件的;(四)鉴定对象与送检材料、样本不一致的;(五)鉴定程序违反规定的;(六)鉴定过程和方法不符合相关专业的规范要求的;(七)鉴定文书缺少签名、盖章的;(八)鉴定意见与案件待证事实没有关联的;(九)违反有关规定的其他情形。据此，结合其他相关法律(比如《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辩护人应当在法庭上对控方的鉴定意见在以上方面进行质证。
四、质证意见
笔者办理的这个案件里，首当其冲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控方提供的某注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的《审计报告》到底是书证?还是鉴定意见?以往笔者在办理同类案件质证时，当辩护人提出诸如此类的《审计报告》在刑事证据种类上属于鉴定意见，并准备对此鉴定意见进行详细质证时;有少数公诉人(二审是检察员)突然&摇身一变&，马上改口说这不是鉴定意见、这是书证，这时候就对律师的临场应变能力及专业水平产生极大的考验。面对这种情形，笔者结合平时办案经验及本案情况一般会从以下方面进行详细质证：
(一)要厘清《审计报告》是属于法定证据种类的书证还是鉴定意见
在《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八种刑事证据里面，《审计报告》到底是属于法定证据种类的书证还是鉴定意见?抑或不属于法定证据种类的任何一种?如果不属于法定证据种类的任何一种，那就不具备刑事证据资格(或称证据能力)，在形式上就可以将其排除在质证的大门之外(有时候仅从形式上质证还不够，还得在内容上深入质证)。笔者认为，要判断《审计报告》是否属于某一种证据，应当结合该种证据的定义、内容与特征从形式上和内容上进行判断，这样才不失全面而精准。
首先，《审计报告》在刑事证据种类上不属于书证。根据刑事证据法理论，书证是指以文字、符号、图画等表达的思想或者记载的内容来证明有关案件事实的书面文件或其他物品。表面上看来，这份《审计报告》是表达与案件事实有关的书面材料，应当是&书证&;实质上却是办案部门就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指派或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对有关事项进行鉴定后所作出的判断性意见;换言之，是鉴定人就专门问题所作的个人意见，在法庭上通常要求鉴定人对鉴定情况作出口头说明并当庭回答诉讼各方的发问和质疑，尽管是以书面的形式出现，但实质上仍属于言辞证据的范畴(因为言辞证据是当事人、证人、鉴定人等有关人员对案件客观事实的主观反映，是与人的身体状况、感知能力、知识水平等条件密切相关的，是案发后根据办案需要事后形成的;而书证是事前或事中就已形成的能证明有关案件事实的书面文件或其他物品。比如账本、收据、合同、机票、信件等)，是属于言辞证据里的鉴定意见，在英美法国家被称为&专家证言&或&专家意见&。
其次，《审计报告》在刑事证据种类上应属于鉴定意见。根据刑事证据法理论，鉴定意见是指公安司法机关或者当事人就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指派或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后所作出的判断性意见。这里的&专门性问题&是指：(1)属于案件证明对象范围内的事实;(2)需要专门知识和技能或者借助特定技术设备才能加以认识或说明的问题;(3)不是司法工作人员可以直接作出肯定或否定回答的常识性问题或一般性法律问题;(4)该问题的正式说明和认定权限被赋予特定机构或者个人。而本案《审计报告》是当地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受侦查机关的&委托&就涉案几家公司的会计凭证及账本、仓库进销存等财务资料进行审计而作出的，这里就涉及到会计学与财务方面的专门性问题(特别注意的是，鉴定只是对有关专门性问题作出判断，而不是对有关事实问题作出法律评价和定性)。是需要相关专业人员运用专门知识和技能来进行判断，又是案件发生后受办案机关的指派或聘请产生的，完全符合鉴定意见的特征。因此，此《审计报告》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属于刑事证据中的鉴定意见。
(二)依法从形式上和内容上对《审计报告》进行深入质证
笔者厘清了《审计报告》是属于证据种类中的鉴定意见而非书证之后，也就扫清了公诉人(或检察员)&精心&设置拦截辩护人的第一关(如果第一关过不了，对《审计报告》的质证就已经先输一筹)。接下来的第二关更为重要，是双方实质性内容的&贴身肉搏&、在刀光剑影中惨烈角逐。言归正传，具体到本案，笔者认为：
①作为鉴定主体的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没有侦查机关的委托授权
根据司法部《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六条的规定，司法鉴定机构决定受理鉴定委托的，应当与委托人签订司法鉴定委托书。司法鉴定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人名称、司法鉴定机构名称、委托鉴定事项、是否属于重新鉴定、鉴定用途、与鉴定有关的基本案情、鉴定材料的提供和退还、鉴定风险，以及双方商定的鉴定时限、鉴定费用及收取方式、双方权利义务等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因此，笔者发现《审计报告》相关材料里没有附有本案侦查机关与某会计师事务所公司(以下或称&鉴定机构&)签订的司法鉴定委托书，只有侦查机关的《鉴定聘请书》，且《鉴定聘请书》里没有载明&......是否属于重新鉴定、鉴定风险、双方权利义务等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这些授权内容;即便《审计报告》里记载了委托单位、委托日期、委托事项、送审材料等内容，因其记载不全，又缺乏侦查机关的盖章授权，也是不能替代司法鉴定委托书而&蒙混过关&的。如果没有上述材料、没有记载上述内容，就不能证明鉴定机构的这次鉴定得到了侦查机关的委托授权，更无法证明鉴定机构的这次鉴定是否已超出司法鉴定委托书的授权范围。虽然未附有司法鉴定委托书的鉴定意见在理论上是属于证据瑕疵，但在没有补正或无法补正之前，仍然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②作为鉴定主体的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不具备司法鉴定的资质和条件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司法鉴定管理决定》)、《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司法鉴定机构经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取得《司法鉴定许可证》，方能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因此，笔者在查询当地司法厅颁布的鉴定机构名册中没有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名字，此鉴定机构在《审计报告》相关材料里只附有此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证书，而缺乏《司法鉴定许可证》。由此可见，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鉴定机构是不具备司法鉴定的上述资质和条件的，正如医院没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就已开业行医一样。根据《刑诉解释》第八十五条第(一)项鉴定机构不具备法定资质，或者鉴定事项超出该鉴定机构业务范围、技术条件的，鉴定意见属于绝对排除的范畴。据此，这份《审计报告》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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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了再审人民法院不采信控诉证据、并改判无罪的基础。本案成功于办案细致发挥到极致及相关专业技术的恰到好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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