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令湖南人最感骄傲的一幅对联，便是位于湖南岳麓书院大门的这副“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了，此联意境深远，气势豪迈。晚清以来，湖南人一直以此为荣，成了湖南标准的广告语。
这幅对联是清朝时候才问世的。
清嘉庆年间，袁名曜任岳麓书院院长，一天，他的一个学生请他撰写大门对联，袁以“惟楚有材”请学生应对。学生中有一个叫张中阶的以“于斯为盛”应对。袁名曜顿时击节赞叹，于是这幅名联就此撰成，书就悬于大门。
这幅对联的上下联都是有来历的，“惟楚有材”一句，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虽楚有才，晋实用之”。“于斯为盛”也是有出处的，取自《论语？泰伯》。原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此二人取古语而联之，不可谓不高明。
其实当初这个联的意思也许并非现在人所理解的字面意思。 “惟楚有材”里的“惟”字只是个语气助词，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也可以用唯或者维，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楚有才”的意思，因为古人说话都喜欢用双音节的词，所以就在“楚有才”前面加了个“惟”字，只是为了方便好读而已，没别的意思。但巧合的是，近代湖南人才辈出，独领中国一个多世纪，于是这个“惟”字就成了今天湖南人为之骄傲和自豪的字面意思了。
的确，一部中国近代史，半部由湘人写就。湖南是中国近代史上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战略家、哲学家、文学家的摇篮。湖南人才在近代之鼎盛，可以列出一长溜的名字，正是有了他们的出现，才让近代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湖南人的精神图腾——屈原
说起湖南的历史名人，我们首先要提到的是一个非常熟悉而又伟大的名字，他就是对长沙对湖南乃至对整个中国的文化历史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影响的楚国大夫屈原。
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在楚国归乡乐平里(今湖北省秭归县屈原镇屈原村)一个名叫香炉坪的地方，诞生了一位伟大的人物，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虽然屈原的诞生地在湖北秭归，但屈原也属于造就了屈原伟大爱国情操的三湘大地。
屈原出身于楚国贵族。在他生活的年代，楚国已经有了700多年历史。而到了屈原辅佐的怀王这一代，楚国正经历着一个从盛到衰的痛苦过程。
屈原从小就怀着振兴楚国的远大志向。他博学多才，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塾馆教育，饱览当时能够搜集到的诗书。屈原见闻广博，记忆力特别好，对时代风云变化了如指掌，而且擅长口才，青年时代的屈原便崭露头角，很快成为楚国政坛引人注目的风云人物。
楚怀王十一年，屈原由文学侍臣晋升为左徒。这职务相当高，仅次于楚国最高行政长官令尹，相当于后来的副宰相。屈原在楚国政坛的崛起，他的一系列政治主张的提出，在楚宫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老百姓拍手叫好，却引起了贵族势力的一片恐慌。怀王经不起郑袖、靳尚一伙的挑唆，一气之下疏远了屈原，撤掉屈原左徒职务，任命他掌管王族三性事务，不让他参与国家大事。
楚怀王十六年，秦相张仪入楚，用重金通过靳尚贿赂怀王宠妃郑袖，怂恿怀王断绝了与齐国的外交关系。楚、齐关系破裂，六国联盟瓦解。怀王受了张仪的欺骗，几次兴兵伐秦，都大败而回，只得再度起用屈原。这时的楚国已是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兵无斗志，元气大伤。屈原在政治上累遭挫折，眼见亲秦派已经得势，趁着怀王灵柩运回郢都，举国默哀致祭的机会，拼死揭露了那批祸国殃民的亲秦派的罪行，但却遭到更为沉重的打击。
屈原被流放了，标志着他的政治生涯的结束。流放，对屈原是不幸，但对湖南这片土地却是大幸，因为三湘四水有幸接纳到屈原这位不朽的诗人。他一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却遭到百般打击和诽谤。他把满腔愤怒化为诗歌。著《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作品20多篇，抒发了他热爱祖国、同情人民、向往光明、憎恨黑暗的炽热感情。
楚倾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克楚国郢都，楚国君臣仓皇逃走。消息传到江南，长期在洞庭湖流域过着流放生活的屈原，深知楚国大势已去，绝无回天之力，便只好以身殉国，于当年五月初五抱石投汨罗江而死，终年62岁。
屈原的一生是悲苦的一生，但正是这种忧郁和处在那种动荡的年代，才造就了其独特的文风，屈原的《离骚》体成为了中华文学宝库中的一大瑰宝。
《离骚》是屈原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它把现实的叙述和幻想交织起来，抒发了作者强烈的爱国爱民激情和崇高纯洁的品质。屈原在文中陈述自己的政治理想，及为实现这些理想所受到的种种阻碍与打击。在艰险的处境中，他依然对祖国和人民遭受的苦难表示深切的忧愤与同情，“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在诗篇中，屈原还幻想渡过沅水和湘水，到九嶷山去向古帝舜陈诉，以求得启示；离开舜帝后，诗人又驾起玉龙，坐上彩凤，乘着清风，向上天进发，当抵达一座神山时已是黄昏了，他不禁又感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就在这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意境中，凸现出了诗人对理想的执着和追求。
《九歌》是屈原写的一组祭神的乐歌，包括歌辞、音乐、舞蹈等。祭歌唱颂的对象大多是日神、云神、山神、水神等与人们日常生活和生产有关的神祗。这些祭歌用清新的音调把楚国的秀丽山川和那些自然神祗融为一体，构成了优美的神话剧。其中湘君、湘夫人这一对湘水配偶神彼此热烈相爱而终无缘会合，故事悲怨缠绵，如泣如诉，具有浓厚的湖湘地方色彩，反映出这一地区在战国时期的民俗与传说。
屈原另外一部伟大的作品，是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为世界留下了他的绝笔之辞《怀沙》。“怀沙”就是怀念长沙，更含有怀念先人、怀念故国的意思。屈原在这篇作品中，冷静地总结自己的一生，镇定地向世人表示以死殉国的决心。公元前278年初夏的一天，“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的屈原终于自沉于长沙东北的汨罗江，以死来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传说这一天是夏历五月初五，而民间都要在这天划龙舟，吃粽子，来缅怀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一个民族需要有它的精神典范，而屈原正是这样一位跨越时空、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典范。
历代帝王着眼于屈原“竭忠诚而事君”的思想；唐代昭宗特地追封屈原为昭灵侯；宋代神宗等封屈原为“忠洁侯”；元朝仁宗封屈原为“忠节烈公”。一些文人学者多从儒家角度，引经据典评论屈原精神及其作品，朱熹认为：屈原“乃千载而一人”，其“忠君爱国之诚心”，不辨自显，这位儒家大师对屈原的评价可以说是非常之高了。而近代学者梁启超首推屈原为“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郭沫若评价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一颗闪耀在“群星丽天的时代”，“尤其是有异彩的一等明星”。闻一多评价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
屈原最后的生命历程是在长沙一带度过的，或许可以说，他之所以能成为可与日月争辉的伟人，是与潇湘山水的陶冶是分不开的。千百年来，屈原歌辞那瑰丽浪漫、灵动激越的艺术风格成为这一地区的艺术特征之一；屈原高洁的道德节操，以死殉自己理想的行为，从古至今一直赢得湖湘人士无穷的仰慕与不尽的效仿。
屈原的一生是一个悲剧，纵观他的一生，作为一位政治家和改革家，他失败了，他的理想和事业永远为后人所惋惜。但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忧国忧民、行廉志洁的人品被誉为后世楷模，他气魄宏伟、辞章瑰丽的作品堪称世界文学殿堂的精品，他创造的“楚辞”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与“诗经”并称“风骚”二体，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屈原的精神不但感染了湖湘大地，它甚至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国度，都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开会，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其中一位便是来自中国的屈原，这也算是对屈原的一个最高评价了。
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是西汉著名的大儒，人称贾生、贾子、贾长沙。汉高帝七年(前200年)，贾谊出生，这个时代正是西汉政权刚刚建立的年代，它既给贾谊带来了施展才华的机遇，也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坎坷和痛苦。
贾谊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基本上生活在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之中，他的生活也基本上是以读书习文为主。18岁时，他便以能诵诗书擅写文章而闻名于郡中。贾谊在陈述秦灭亡的原因时，发表了著名的《过秦论》，指出秦灭亡的原因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震动满朝文武。当时的名士河南太守吴廷尉欣赏他的才学俱优，将他列置门下。汉文帝刘恒即位后，贾谊在老师吴廷尉的推荐下，被征召入朝，立为博士。一年之中，又被破格晋升为太中大夫。从此，22岁的贾谊便踏上了坎坷的仕途。此时的贾谊风华正茂，才华横溢，汉文帝对贾谊很器重。贾谊虽才高，但不懂人情世故，不知权衡轻重，难免引起某些人的嫉妒，埋下了隐患。贾谊从统治者及权贵的利益出发，迫不及待地提出许多改革措施，文帝不但没有采纳，反而觉得他书生意气，华而不实。
后来贾谊建议为了强化皇上的权利，让列侯离开京城，回到他们的封地去，结果得罪了列侯，招致后祸。
文帝也觉得他人缘不佳，就把他调出京。后虽重召回长安，但仍没有再重用。致使贾谊没能施展他的政治抱负。在把他破格提升为太中大夫，又与诸大臣商议，想把他升擢为公卿，但遭到群臣的反对。此后，汉文帝开始有意疏远贾谊，并将他派去当长沙王的太傅。
2. 贾谊在长沙的岁月
在政治上受挫的贾谊辞别了京城，来到了地处偏远的长沙。壮志未酬却遭冷落，贾谊的郁闷心情可想而知。心情非常不好的他常常拿自己与屈原作比。当他来到湘江边上时，屈原投江自沉的情景不由在脑海中展现开来。100多年前，忠洁不阿的屈原受谗流放该地，如今自己也遭诬陷谪遣长沙，贾谊触景生情，便写下了千古流传的《吊屈原赋》。
贾谊在赋中对屈原的遭遇表示的深切悼惜，其实就是对自身处境的伤感，因为两人经历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他是将自己心中的愤慨不平与屈原的忧愁幽思融汇在一起，以表达对世间贤人失意、小人得志这种不公平状况的极大不满。
贾谊任长沙王太傅第三年的一天，有一只鸟(猫头鹰)飞入他的住宅。长沙民间认为猫头鹰所到的人家，主人不久将会死去。贾谊谪居长沙本已郁郁不得志，又凑巧碰上这事，更是触景生情，倍感哀伤，便写下《鵩鸟赋》，假借与鵩鸟的问答，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并用老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来自我宽解。
贾谊在长沙地区所作的《吊屈原赋》是汉初骚体赋的代表作，《鵩鸟赋》是汉代第一篇散体赋，它预示着一种新体赋的产生，为以后散体大赋的兴起奠定了基础。由于这两篇赋都作于长沙，所以长沙在汉赋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贾谊任职长沙王太傅其间，虽然心情是忧郁的，但并没有忘怀对国家政治的关心。如汉初朝廷准允民间铸钱，贾谊就上书反对，他认为民间铸钱弊多利少。
汉文帝十一年(前169年)，梁怀王刘揖入朝，不幸坠马而死。贾谊本无责任，但他害怕文帝追究，又追悔自己疏忽，没尽太傅的责任。从此更加郁郁寡欢，哭泣不已。一年后竟伤感过度而死，时年33岁。
贾谊这位旷世才子，纵有才情万丈，却始终是时运不济，最后抑郁而终，死的时候才33岁，为后人留下了不尽的遗憾。从洛阳走出来，短暂的生命旅途却也在湖南的长沙停留过三年之久，在长沙的岁月是贾谊最值得称道的一段时期。他的活动和著述对长沙及湖南的文化影响很大。历代长沙文人均为贾谊这位文化巨匠曾在自己故乡生活过而感到自豪，许多诗人辞家以屈贾后人自命。
4.影响近代湖南的王夫之
1.隐居四十载的思想大师
湖南近代人才辈出，影响中国长达一个多世纪，这固然与湖湘文化的底蕴有着直接的关系，也与近代湖南出现的一位伟大思想家和哲学大师有着极大的关系，他就是被后人称之为船山先生的王夫之。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因晚年隐居于衡阳石船山，所以后人称之为船山先生。
王夫之4岁时就随长兄介之入塾问学了。他的聪明以及对古文化的兴趣令人不敢置信，到7岁时他就初步通读了文字艰深的十三经，10岁时他父亲还做监生，教他学了五经经义，14岁考中秀才。第二年，开始致力于诗文，在短短的两年间阅读了《离骚》、汉魏《乐府》历代诗人的佳作名篇约10万余首。
1638年(明崇祯十一年)，19岁的王夫之来到长沙岳麓书院读书。书院内聚集了一批志向远大、刻苦勤学的青年学。王夫之在这里饱览藏书，专注学问，为以后的学术思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643年，王夫之考中举人，北上会试不成返回家乡。不久，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进入北京，清兵入关，明朝灭亡。王夫之悲愤欲绝，曾于衡山等地图谋起兵反清复明，但势单力薄，失败后辗转流落于零陵、常宁的荒山野岭之间，过起了隐士的生活。
王夫之是儒学出身的隐士，使人难以接近。王夫之的朋友绝大部分是明朝遗老，与普通人很少往来。
王夫之以大明遗老自命，从不与当时仕宦之家联姻。隐居的40年时间里，王夫之常常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衡阳是他的许多友人、同僚战斗过的地方，触物生情便是寻常的事情，他写了很多诗哀悼故人。他把故人故事写成片段，集为《病枕忆得》、《南窗漫记》。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农历正月王夫之逝于石船山下的湘西草堂，终年74岁。
后人称他“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洞庭之南，天地之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王夫之这种坚毅不拔的精神品质，正是湖南人性格的一个写照。
2. 船山思想泽被后世
王夫之是湖湘人物中的杰出代表，其思想学术承前启后，对近代湖湘士人影响尤巨。王夫之博大精深的思想学术体系之形成，与治学方法是分不开的。他的治学途径，既深入传统又立足现实，而以经世致用为宗旨。体现在学术精神上，则是兼容并包，不拘一格。
王夫之的思想带有明显的辩证唯物主义味道。王夫之一个重要哲学观点是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变动，动是绝对的。提出天地万物“变化日新”的见解，认为一旦事物不动，就必趋腐败。不但自然界如此，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是如此，总的趋势是“世益降，物益备”，即一代胜过一代，即使是被人们美化为理想社会的远古“三代”，实际上也远不及现今之世。因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时代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王夫之赞成随历史的变化而进行社会变革。
在知行关系上，王夫之提出知行统一的观点。他说：“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也必矣。”就是说“行”是“知”的基础，不“行”就得不到“知”。所以“知者非真知，力行而知之真。”从这重“行”出发，王夫之认为一切学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致用。显然，这是对湖湘学派务实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王夫之针对“法先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的思想，提出了“事随势迁而法必变”和“趋时更新”的政治主张，王夫之认为“祖宗之法，未可恃也”。“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今日无他年之道多矣。”“汉以后之天下”，“汉以后之法治之”。他认为，不断前进的历史和时代，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制度和法令，“就今日而必尧舜也，即有娓娓长言为委曲因时之论者，不可听也”。这与商鞅的“治世不一道，使国不必法古”和韩非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在政治思想上，王夫之接受了程朱理学中关天“礼”的阐述，坚持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主张“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但另一方面，王夫之又反对绝对君权，如果君言不为“天下之公”，以一己私利而获罪天下百姓，就必须革除他的君位。虽然王夫之所持行的还是传统的封建伦理纲常，但他能在明清之际提出限制绝对君权，就已非常难能可贵了，这种思想的进步似乎意味着现代民主思想的萌芽。王夫之身处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时代，因而思想中民族意识极为强烈，他特别强调夷夏之别，把它提到“古今之通义”的程度，认为君位“可禅可继可革”，但绝不能落入“夷类”之手。于是，王夫之把几千年来传统的大汉族中心观发挥到了极至。抗清复明失败后，就隐居石船山的“湘西草堂”从事撰述，拒不入仕清朝，最后以明遗臣而度尽余生。
3. 王夫之对湖南影响极其深远
在湖南古代史上，对湖南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影响最大的人物，王夫之应算一个。他与黄宗羲、顾炎武一起被誉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维新志士谭嗣同更称其学术和思想“空绝千古”“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下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近代学术大师梁启超所说的一段话，可以对王夫之的贡献作出总结性的概述：
“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熏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的影响。清末民初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夫之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心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这就是一位20世纪的大学者，对一位17世纪的大学者的最确切和中肯的评价。
5.魏源——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魏源(1794—1857)，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县金潭(今属隆回县金潭乡)人。出身于没落地主官僚家庭，幼年时代家境贫寒。但魏源好学上进，少时便才华显露。
魏源一生在功名场上很不得意，他在道光二年(1822年)28岁时中举，至鸦片战争结束后的道光二十四年才考上进士，这时他已满50岁了。道光二十四年，魏源参加礼部会试，中第十九名贡士，由于当事者说他的试卷不工整，罚停殿试一年，第二年补行殿试才成为进士。
魏源一生亲眼目睹了近代中国的剧烈变革，而且他也参与其中，为救国救民而倾注了满腔热情，“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是他提出的著名思想。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中，魏源的注意力从对内改革转移到了抵抗外敌入侵方面，他还从扬州赶到浙江前线，直接参与抗敌，但后来，林则徐被清政府撤职，充军新疆，魏源亲自赶到镇江为路过的林则徐送行，林则徐将他收集的关于西方历史地理草稿交给魏源，要他完成未竟的事业。
魏源根据林则徐所收集的材料，加上他自己后来收集的，编成《海国图志》五十卷，最后扩充为一百卷。这部书在当时是一部系统的讲西方历史地理的著作。它在国内开创了介绍西方先进文明的先河，影响了一大批想了解西方的中国人。
1853年，太平天国攻陷南京后，魏源也和曾国藩一样在自己的家乡筹办团练，准备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来被人诬陷延误情报传送，被免职。魏源从此心灰意冷，辞职回乡，最后住在杭州的寺庙里研究佛教，不见任何客人，咸丰七年(1857年)病死于杭州。
2.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鸦片战争后，在强烈的忧患意识的驱使下，魏源积极要求清政府进行改革，强调：“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他着重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在鸦片战争前后提出了一些改革水利、漕运、盐政的方案和措施，要求革除弊端以有利于“国计民生”。这些主张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对于后来的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亦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他既坚决反抗侵略，又重视了解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作为对付侵略的重要方法。他在《海国图志》中很好贯彻并发挥了林则徐了解和学习西方的思想和做法，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魏源主张奖励科学发明，他认为这样做，即可以“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逐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从而达到“制夷”的目的。他满怀着民族自豪感，对中华民族的智慧才能充满信心，认为“中国智慧无所不有”，中国“人材非不足”，“材料非不足”，中国有着丰富的矿藏和资源，具有自己的有利条件。他相信中国人民有能力掌握西方的新式生产技术，可以逐步做到“不必仰赖于外夷”，指出只要经过努力，若干年后，必然“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中国一定能富强起来，赶上并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魏源的这些思想，表示他对科学技术的进步作用，有了一定的认识；对资本主义制度优于封建制度，也有一些粗浅认识。魏源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而且也很推崇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他称誉瑞士“不设君位，不立王侯”，“推择乡官理事”，是“西方桃花源”。在封建专制制度长期统治下的当时中国，敢这样赞美没有君主和皇帝的政治制度，不能不说是很有胆识的见解。
不仅如此，魏源还认识到了当时官僚机构的腐朽顽固，以及统治集团的昏愦愚昧，因而提出革除旧习、以御外侮的主张。
在学术方面，魏源也提出了与时代不同的见解，他是当时经学运动的一个先驱者。魏源在今文经学的“经世致用”的口号下，反对当时官方科举对人性的戕害，主张“经世致用”，即以经学解决实际的政治社会问题，这在当时是一种十分超前的思想。
鸦片战争爆发，魏源是主战派中的积极分子，当时他在浙东沿海，随后加入两江总督裕谦的幕府，参预筹划浙江前线的抗英斗争。道光二十二年七月，正当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时，他写成《圣武记》，记述了清皇朝前期的一些重大军事活动，企图以此来激励清朝统治者振兴武备，抵抗外来的侵略。魏源坚决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华活动，提出了反侵略的主张与办法。在三元里人民痛击英国侵略者之后，他满怀激情地以“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诗句，热情讴歌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愤怒声讨投降派为侵略军解围的可耻行经，并在《海国图志》中写道：“三元里之战，以区区义兵，围夷酋，斩夷师，歼夷兵，以欵开网之而逸，孰谓我兵陆战之不如夷者？”又说“广东之斩夷首，捐舰者皆义民”，“两禽夷舶于台湾，火攻夷船于南澳者亦义民”。他主张利用和依靠人民群众作为抵抗外来侵略的主要力量，与投降派“防民甚于防寇”的反动政策形成鲜明的对照。
睁眼看世界的魏源，在“三千年未有之奇局”的清末展现了国人追求国家强大的理想，这位生于邵阳的湖南人，用自己的行动将名字刻在了青史上。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1811年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一个地主家庭。祖辈以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曾国藩6岁时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俱佳列为优等，可见他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至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曾国藩刚28岁便考中了进士，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的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力门生。
1852年，曾国藩官拜兵部左侍郎。不久，他外放江西任乡试正考官。不料在赴任途中接到丧母的噩耗，赶紧掉转马头回家守制。这时恰逢太平天国横扫南方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康乾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核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文化性格是指由一定文化决定的人类群体或个体的心理特征。它由一整套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文化心理积淀而成，贯穿在人的一生行为中。当我们面对曾国藩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时，就深深感到他的显赫事功与其复杂多元的文化性格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而他复杂多元的文化性格的形成又与特定的人文环境特别是湖湘文化的熏陶有关。
从曾国藩一生的不凡经历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的确是一个具有脾气倔、忍性重、吃得苦、不怕输、有蛮劲、好争胜等地道湖湘文化性格的儒将。这种特征在他的日记、书信等文字记载中就有大量的反映。
坚忍。 翻开曾国藩著作，坚忍维持、坚忍力争、坚忍支撑、坚忍不懈等字眼随处可见。曾国藩认为，讲坚忍得讲方法。他的方法是随而解之，不置胸次。就是随时加以化解，不往心上去，不能傻忍，以致伤肝伤身。总之，忍以克己，是曾国藩外在形象和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从一个文弱书生而平步青云的重要原因。
勤恒。 曾国藩天资平平，一生功绩在很大程度上是勤勉守恒所致。勤于事功，故得以建立奇功异勋；勤于学业，故得以遗存著述卅卷；勤于修身，故得以被家族后人尊为楷模；勤于教子，故得以使晚辈桃李成荫。曾国藩说：“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他认为，勤如天地之阴气，立身居家，都是依赖阳气鼓荡。勤则兴旺，隋则衰颓。所谓勤，就是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勤字功夫，一是要早起，二是要守恒。因此，他推崇早起，以早起为第一先务，认为治家要以不晚起为本。
俭廉。 人生在世，需要长相厮守的东西很多，居家过日子，最重要的莫过于守俭；做官忙事功，最重要的莫过于守廉。一俭二廉，自然成了曾国藩约束家人的道德规范。他自己则身体力行，终身自奉寒素，清淡度日。不贪财，不苟取，是曾国藩为官之信条。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能有这般清醒的认识和清楚的交待，反映了曾国藩的恪守传统道德的封建士大夫的风貌。
谦谨。 谦谨即谦虚恭谨。曾国藩谦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面色。谦不谦，谨不谨，一看面色就知道，那些习惯于自以为是，颐指气使的，往往一副舍我其谁的面色，目光咄咄逼人，让人难以接受。二是言语。言语是思想的外壳，骄横的人并没有在额头上写上骄横二字，但言语之间透出的横气、霸气，却让人感到难以接受，因之欲要谦谨，必得言语温婉。三是书函。言语一变成文字，就白纸黑字了，所以落笔亦慎，用词亦圆融，不要口气太大。四是随员。为官不但自己要谦谨，还要让随员们学会谦谨，有的随员颇有气焰，狐假虎威，反而添乱帮倒忙，毁了主子的名声。所以选带随员要慎，管教随员要严。
曾国藩文化性格特征的形成，在湖湘士人性格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近世湖湘士人勇于任事、敢于牺牲的坚韧性格，在曾国藩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著名历史学家钟叔河先生说过，曾国藩教子成功是一个事实。无法抹杀，也无须抹杀。
曾国藩生前封侯拜相，满族荣华，死后没有留下什么财产田地、金银珍宝，留给子孙后代的，是一楼富厚的藏书、一道著名的遗嘱。
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四日，风烛残年的曾国藩让儿子纪泽扶他去花园散步。父子俩拉着家常，不知不觉走近一片竹林。忽然，一阵大风吹过，曾国藩连呼“脚麻”，便倒在儿子身上。扶进屋时，曾国藩已经不能说话了。他用手指指桌子，那是他早已写好的遗嘱：
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人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
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内而专静统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为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聪明睿智，皆由此出。庄敬日强，安肆日偷。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初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人达人之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练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荻，引为余辜。大禹、墨子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劳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祗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
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曾国藩遗嘱对子孙的影响是深远的。曾家后裔恪遵遗言，没有一个带兵打仗的。曾纪泽在曾国藩死后才承荫出仕，从事外交；曾纪鸿一生不仕，专研数学；孙子曾广钧虽中进士，长守翰林；曾孙辈又出了曾昭伦、曾约农这样的学者和教育家，曾家后代可以说是满门俊秀，这与曾国藩的教子有方是分不开的。
4.自成一格的军事思想
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确有过人之处。曾国藩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各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化。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选择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在攻打太平天国的老巢天京时提出了高屋建瓴的战略方针，主张自长江上游而下，步步为营，稳打稳扎，在这以战略思想的指导之下，曾国藩的湘军最终战胜了太平天国，亦成就了曾国藩的一生。
曾国藩作为影响近代中国甚为深远的人物，历来对他的评价都是褒贬不一。
曾国藩一生戎马生涯，享尽时人赞誉，但曾国藩却在晚年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遭到了万人唾骂。
1870年的曾国藩已病态残状，日薄西山，本以为能够带着时人的赞誉和皇室恩宠而含笑九泉的曾国藩，却遇到了人生之中最难决断的一件事情。
这一年天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当时，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的天津，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像一座一触即发的火药库。一桩必然发生的偶然事件，导致了天津人民对洋人洋教和帝国主义的愤怒，烈焰浓烟顷刻间焚烧了洋人和他们的教堂。朝野震惊，异邦盛怒，一场战争看来难以避免。
已是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明知处置这桩涉外事件左右为难里外不是人，但不得不奉旨行事。当时他便写好遗嘱，拖着残弱之躯上路了。在天津，曾国藩从清朝统治者的利益出发，几乎答应了西方列强所有的条件，并处决了一批闹事的民众。
曾国藩的这一做法，几乎得罪了所有的国人，他为京师湖南长郡会馆题写的匾额被愤怒的国子监学子们砸烂。一顶“卖国贼”的帽子便扣在了他的头顶，这是曾国藩人生的滑铁卢，广大民众声讨一片，一代名臣，落得如此落寞、如此凄凉的晚景，虽属个人宦海沉浮、声望起落，却也是一个朝代的投影、历史的必然。
1872年3月12日，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病逝南京寓中，终年62岁。他沉重而劳累的一生，终于谢幕了。大江浩荡，巨浪淘沙，淹没了在长江上厮杀驰骋了半辈子的一代骁雄。
“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正如辛亥革命中的怪杰章炳麟对曾国藩的评价一样，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外咎清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
展开历史的画卷，定格曾国藩的一生，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酿造的精英，也是封建腐朽文化孵出的恶果。他成帝王之业，修自己之德，既有忠君爱民之心，也有成全一己之德的私心；有诚实守信的一面，也有虚伪奸诈的一面；既有扼断长江占山为王的纠纠霸气、匪气和豪气，也有文人腐儒特有的怯懦、自卑和心虚。历史的局限、时代的局限、社会的局限，成为曾国藩人性的枷锁。
6.趣闻轶事添传奇色彩
毛泽东年轻时，曾对曾国藩倾服备至，现藏韶山纪念馆的光绪年间版《曾国藩家书》中，数卷扉页上都有毛手书的“咏之珍藏”。他曾说：曾国藩建立的功业和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
毛泽东一生的主要对手蒋介石也对曾国藩推崇备致，蒋多次告诫他的子弟僚属：“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版及书札”，“曾文正家书及书札……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审订《曾胡治兵语录注释》时说：曾氏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在黄浦军校，他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导学生。他说我认为曾、左能打败洪、杨是他们的道德学问、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
光绪十一年(1885年)7月27日清晨，74岁的湘人左宗棠停止了呼吸。他是在福州北门黄华馆钦差行辕任上去世的。他一死，意味着大清王朝最后的顶梁柱倒下了。
在大清王朝晚期，左宗棠是与曾国藩齐名的“中兴名臣”，时人称为“曾左”。
左宗棠出生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字季高，号朴存，湖南湘阴人。4岁时，随祖父在家中书塾读书，6岁开始攻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9岁开始学作八股文。道光六年(1826)，年仅15岁的左宗棠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一时引起轰动。次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
左宗棠少年成名，才高八斗，23岁结婚时，左宗棠就在新房自写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气壮山河的宣言，是对自己才学的自负。
1838年，左宗棠取道江苏南京，谒见赫赫有名的老乡陶澍，陶澍是连任了十多年的两江总督，是当时经世致用之用的代表人物。这位声名显赫的封疆大吏，竟然提出要与左家结秦晋之好，将年仅5岁的惟一儿子陶桄，许配给左宗棠为婿，表明他对左宗棠才学与人品的器重。
左宗棠开始初试锋芒，是在鸦片战争后的1849年，民族英雄林则徐途经长沙，指名要见隐逸在老家读书的左宗棠。
左林的这次长谈，为左宗棠的人生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林则徐临走时以一副对联相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左宗棠将这幅对联，当做自己的座右铭，时时激励自己。他说：“每遇艰危困难之日，时或一萌退意，实在愧对知己。”回福建后，林则徐身染重病，知道来日不多，命次子聪彝代写遗书，向咸丰皇帝一再推荐左宗棠为“绝世奇才”。
林则徐的眼光没有看错，在清末动荡的乱世之中，左宗棠成为了大清的栋梁之材，收复新疆，战败天平天国和捻军，左宗棠几乎成为不败将军，前南京大学一文史教授曾说过：“唐太宗以后，对于国家领土贡献最大的人物，当首推左宗棠，实非过誉。”还有历史学家感叹：“中国历史上有四个不败的将军：汉朝的韩信、唐朝的李靖、宋朝的岳飞和清朝的左宗棠。”这些话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左宗棠无疑是同治中兴名臣、晚清一代杰出名将的确是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左宗棠一生最大的功绩，便是收复了幅员辽阔的新疆。自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了多事之秋的近代社会。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期间，全国许多地区的起义纷起响应，同治三年(1864
年)，新疆各族人民也先后在库车、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举行起义，打击清王朝的统治。但起义的成果却被各族封建主和宗教上层人物所据有，新疆地区出现了五个封建割据政权：即以喀什噶尔(今喀什市)为中心的金相印、司迪克政权；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妥得璘(妥明)政权；以库车为中心的黄和卓政权；以和阗为中心的玛福迪、哈比布拉汗政权；以伊犁为中心的迈孜木杂特政权。这些割据政权的混战，给伺机入侵新疆的外国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同治三年十二月(1865 年 1 月)，位于我国新疆西面的浩罕汗国利用金相印、司迪克向其求援的机会，派阿古柏带领侵略军进入新疆，先后攻下天山南路的喀什噶尔、叶尔羌(今莎车县)、和阗等地。同治六年(1867
年)又攻占乌什、阿克苏和库车。阿古柏在喀什噶尔宣布建立“哲德沙尔汗国”，自立为汗，据有南疆。俄国乘机占据了伊犁，英国也虎视眈眈，意图瓜分西北。整个西北边陲眼看不保，新疆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即将从大清的实际版图上消失。
鉴于新疆问题的严重性，清朝的总理衙门于同治十二年(1873 年)初向左宗棠询问有关情况。左宗棠在写给总理衙门的复函中，首先指出俄国侵占伊犁带来的严重后果，以及出兵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清廷在权衡之后，还是决定派左宗棠出兵新疆。
仅一年多时间，左宗棠就指挥西征军，攻克了被外寇侵占的南疆八城，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领土，这是清朝政府对列强出奇制胜的得意之笔，也是左宗棠戎马一生中最难忘的事情。
左宗棠胸怀开阔，不仅志在夺回失去的疆土，更悉心于经营边陲，美化西域。左宗棠两次率部西征，一路进军，一路修桥筑路，沿途种植榆杨柳树。不出几年工夫，从兰州到肃州，从河西到哈密，从吐鲁番到乌鲁木齐，凡湘军所到之处所植道柳，除戈壁外，皆连绵不断，枝拂云霄，这就是被后人所称的“左公柳”。
左宗棠的同乡及暮僚杨昌浚曾吟七绝一首，来称赞左帅的功绩：
数万湖湘子弟在左宗棠的带领之下收复了庞大的国土，实为中华民族之大幸。
曾国藩和左宗棠，同为清末中兴名臣，但两人却交恶甚深，关于这段典故，在历史上成为一段公案。关于曾左交恶的原由，历史学家一直以来众说纷纭。
一种说法是曾左在演双簧。因为增压天平天国之后，湖南人的军事势力已达巅峰，从1860年夏到1864年攻下天京止，湘军总兵力约有四十多万，接近过去绿营兵力。湘军将领中任督抚大员的先后有二三十人，当时全国只有十八省，湘军将领任首职的就占了十三个，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以一个集团而占有如此广大的地盘，拥有这样庞大的军事实力，这不仅在清代是空前的，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再加上清朝是满人建立的，这种形势对清统治者极为不利，清廷希望从湘军内部寻找突破口，强令其裁军还不如分化湘军，以使他们内部相互牵制。曾国藩很快就洞察了这一切，他一面主动提出裁军，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由，奏请裁军。另一方面，在内部制造失和假象，他选择了左宗棠，因为左宗棠的性格及其先前与自己确有意见分歧，这一点不至于使清廷产生怀疑。曾国藩的想法得到了左宗棠的支持，两人于是就联手演绎了一段“失和”好戏。
这当然是后人的一种猜测，至于是否符合当时的历史，也许只有九泉之下的当事人才能知道了，曾左失和还有一种更为普遍的说法。
曾左关系的破裂是在镇压太平军天京城被攻克开始的，两人就洪秀全的继承者幼主洪天贵福是否已死的问题，向朝廷打起的笔墨官司。
天京攻陷后，曾国藩向朝廷奏报克复金陵，所有悍贼被一网打尽，并特别指出，城破后，伪幼主积薪于宫中，举火自焚。不想左宗棠也上一折，称据金陵逃出的难民供出伪幼主洪天贵福于同治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被太平军将领黄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伪幼主名号，召集太平军余众。清政府看到左宗棠奏报后，对曾国藩极为不满。曾国藩平生自认为以诚信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则无异于欺君罔上。于是曾国藩上折反驳左宗棠称洪天贵福可能已死而黄文金为纠合太平军余众伪称尚存，这是古来常有之事等。言外之意，左宗棠虚张声势，不过是邀功请赏。左宗棠看到此奏后，又上书为自己辩解，对曾国藩言词激烈，口诛笔伐。至此曾左二人的关系不可挽回，十几年的交情付诸东流。
二人虽然交恶，但私怨不入公门，曾国藩在公务上始终全力支持东征西战的左宗棠，其心胸之开阔，历来被人称道。
曾国藩为左宗棠西征筹饷，始终不遗余力，而且推荐自己最得力的湘军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左宗棠在陕甘新疆建功立业皆赖此军。因此后人评论说：文襄之功，文正实助成也。曾国藩在以后的所作所为上显然要比左宗棠显得更大度一些。曾国藩后来听说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喜讯后，自叹不如左宗棠，认为左宗棠的能力天下无二。
然而名臣毕竟是名臣，当曾国藩离世时，人们纷纷猜测左宗棠可能不会致祭，左宗棠却送来了他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这是左宗棠对曾国藩和他们两个关系多年的一个总结了。
曾左二位晚清栋梁，湖湘骄傲，的确值得后人的景仰。
8.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
1.用鲜血唤醒国人的志士
谭嗣同(1865～1898) 近代政治家、思想家、诗人。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谭嗣同少年时博览群书，喜欢词章，富于思想。青年时期曾六赴南北省试，因不喜科举时文，屡考不中。在此期间，他目睹了清王朝统治腐败，益想奋发有为，立志救国救民，故自名“壮飞”。
青少年时代的谭嗣同受到两位老师的影响最深。一位是他的老师欧阳中鹄。这位欧阳老先生，就是现代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的祖父，也是他父亲谭继询的世交。欧阳老先生自称平生最崇拜两个人：一个是衡阳的王夫之；另外一个是美国的华盛顿。于是王夫之的强烈民族意识，华盛顿的西方自由民主思想，通过欧阳老先生的传授，在少年谭嗣同的心里生下了根。
他的另一位老师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大侠“大刀王五”。此人原姓白，名正谊，北京人。他有胆有识，对官场腐败了若指掌，嫉恶如仇。谭嗣同与他相识后，意气相投，就拜他为师，学习骑马击剑，练得一身好武艺。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惨败，丧权失地，群情愤慨。谭嗣同也受到极大的刺激，痛感国家民族的危亡日迫，“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决然抛弃旧学，探求新学，投身变法活动。谭嗣同痛感自己的精力消耗于考据词章，无补于事，决心致力于维新变法。遂与唐才常等在浏阳筹建算学馆，创办新学，并撰文提出变法主张，首开湖南维新之风。为追求新思想，学习新知识，他于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北游访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自然科学发生兴趣。在访学中，还遍交维新之士，结识了梁启超，并通过梁进一步了解到康有为的维新思想观点。
1898年2月，谭嗣同回到湖南，与唐才常等倡办时务学堂、南学会、《湘报》等，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6月11日，光绪帝下诏宣布变法。谭嗣同被荐，奉召进京，参与新政。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反对新政。谭嗣同等幻想得到袁世凯对变法维新的支持，但旋即被袁出卖。慈禧太后于9月21日发动政变，对维新派残酷镇压。谭嗣同拒绝出走。24日，被捕下狱。28日与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等同被杀害，世称戊戌六君子。
2. 谭嗣同与戊戌变法
随着清朝的日益衰败，不甘于国破家亡的一批知识分子开始谋求变法，谭嗣同便是其中积极的一个。
中国向何处去？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危亡，如何才能拯救？谭嗣同苦苦地思索着，最后，他认为，向西方学习，变法改革，这是出路。
谭嗣同在北京结识了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并结为莫逆之交。此后，谭嗣同积极宣传科学，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和按察使黄遵宪的赏识，因为这两人也都倾向变法维新。不久，谭嗣同在南学会当了学长，起着总负责人的作用，他经常进行慷慨激昂的演说，他的讲演气势磅礴，观点新颖，语言铿锵犀利，道理清晰明确，深受听众欢迎。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接受了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明定国是诏》，决心变法。召见康有为，商谈变法步骤。谭嗣同因大学士徐致靖的推荐，亦被征召。这时谭嗣同正大病卧床，不能成行，两个多月后，才抱病觐见皇帝。光绪皇帝看了他的奏对，十分满意，破格提升为四品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同在军机处办理新政事项，时号“军机四卿”。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予新政。从此谭嗣同便在皇帝左右处理奏折，忙于变法事宜。
变法的诏书一道又一道地颁发下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反扑措施也一个又一个地付诸实行。颁发《明定国是诏》刚四天，慈禧即令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开缺回籍”，又命令二品以上大员授新职，都要到皇太后处谢恩；并任命慈禧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袁世凯(新建军)三军。
慈禧太后周围的顽固保守派，日夜谋划，企图将维新派置于死地。他们在赶走翁同龢、升荣禄为北洋大臣及直隶总督掌握京城军队以后，预定十月在天津举行阅兵，届时发动政变，废掉光绪，取消新政。
形势急转直下，光绪皇帝得到消息后，惶惶不可终日，接连下两道密诏，要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急筹对策。这些书生气的维新派，一时手足无措，惊恐万状。当时也只有去说服袁世凯站到他们这边，保光绪皇帝这条路。因为，袁世凯有七八千人，在天津小站附近训练，这支军队和北洋军的董福祥、聂士成的军队比较起来，是颇有战斗力的。于是，谭嗣同便冒着风险去找袁世凯，要他出兵保护光绪皇帝，挽救变法。
当谭嗣同说明来意后，狡猾的袁世凯当面并不拒绝，而且慷慨地说：“‘圣主’是我们大家共同拥戴的君主，你我同受皇上特殊的恩宠，救护皇上的责任，并非只你一人，也是我的责任。你有什么吩咐，我愿洗耳恭听，万死不辞！”
谭嗣同觉得一切如愿，便轻信了袁世凯的话，就满意地告辞，冒着凄风冷雨，回转向康有为等人“报喜”去了。
狡猾的袁世凯深知慈禧的力量比光绪的力量大得多，袁世凯并不去履行自己的诺言，而是向荣禄告密。荣禄立刻密报慈禧。当日夜半，光绪帝被囚；次日(9月21日)，慈禧坐殿听政。历时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维新宣告结束。
百日维新失败后，谭嗣同闻讯马上送梁启超避入日本使馆，22日又赴使馆访梁，将自己的著作，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数封交给梁启超，梁启超劝他一起到日本去。谭嗣同对梁启超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已下定必死的决心，以期唤醒后来有志图强的人。
他又和大侠王五商议入宫救出光绪帝。后因防卫森严，孤胆英雄终无用武之地而作罢。谭嗣同虽然面临杀头的危境，但坚决谢绝了友人要他出走的劝告。随后，他又代父假造家书，都是痛戒其子的话，以示其父与之早已划清界线。因此，事发后，他的父亲谭继询仅得革职处分，保全了身家性命。
9月24日，谭嗣同在“莽苍苍斋”被捕。由于王五送给狱中官吏钱物，才使谭嗣同免受许多皮肉之苦。在狱中，他大义凛然，神情自若，视死如归。谭嗣同被捕后，在狱中墙上题诗道：“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表达了他对逃亡日本的康有为等变法人士的无比思念。
9月28日，古老的北京城笼罩在一片阴沉昏暗的风沙里。在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上，竖立着六根木柱，木柱上绑着六位被捕的维新志士，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怕夜长梦多，怕外国干涉，便赶快处决这些人以绝后继，决定下午四时行刑。
在行刑前，“六君子”面不改色，横眉冷对。谭嗣同面对行刑的刽子手高声朗诵：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大声呼罢，哈哈大笑，这等血性和精神，将行刑的刽子手笑得心里发毛。刽子手手起刀落，谭嗣同最终还是倒在了顽固派的屠刀之下，成为了因变法而牺牲的第一人。
谭嗣同死后，大刀王五为他收尸。第二年，骨骸运回原籍湖南浏阳，葬于城外石山下，后人在他墓前华表上刻上一副对联，以表彰其不屈的精神：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趋若波涛。
蔡锷，今湖南邵阳人，原名艮寅，字松坡，1882年12月18日出生。蔡锷从小聪明过人。6岁读书，13岁即考中秀才，一时传为佳话。15岁时便从2000多名青年才俊中脱颖而出，考入设立于省会长沙的时务学堂。在这里，蔡锷认识了对他的一生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人物，这个人就是维新派的先锋人物梁启超。
时务学堂开办之后，两年间共招考三次，录学生200余名。蔡锷是同学中年龄最小的，但成绩却很出色，与李炳寰、林圭并称为三大高材生。梁启超对他特别赏识，勤加点拨，师弟之间建立了历久弥坚、终身不逾的深厚感情。
戊戌政变发生后，湖南巡抚陈宝箴去职，时务学堂被迫停办。蔡锷先后到武汉、上海辗转求学。1900年回国参加唐才常在武汉组织的自立军反清起义，事泄失败，师友多人遇难。受到强烈刺激的蔡锷便不顾梁启超等人的反对，下决心投笔从戎。次年再去日本，改学陆军。
1904年10月，蔡锷以优异成绩在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与蒋方震、张孝准并称“中国士官三杰”。
回国后，蔡锷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担任军政要职，备受各方器重，此时的蔡锷名声已经传播开来。
1911年夏天，蔡锷在云南编撰出版重要军事著作《曾胡治兵语录》。云贵总督李经羲奏准朝廷任命蔡锷为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此时正好武昌起义爆发。而昆明也发生起义，11月1日，起义官兵组成“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众望所归，被推举为云南都督。时年仅二十九岁。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建立。第二年10月，蔡锷奉命调往北京，在中央政府担任多项职务。当时，他对袁世凯持理解、支持态度，试图帮助袁世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但袁世凯利令智昏，欲自立为帝的野心日渐膨胀。蔡锷已看穿袁氏的鬼蜮伎俩，不为其利诱所打动，暗中盘算脱离袁的控制，在云南起兵反袁。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在北京称帝。19日，蔡锷成功摆脱监视，历尽艰辛，抵达云南昆明，与云南督军唐继尧等决策反袁。25日，蔡锷、唐继尧等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武装讨袁。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护国战争爆发。
1916年1月，蔡锷率军出征四川，与袁军进行坚苦卓绝的战斗。袁世凯人心丧尽，内外交困，做了83天皇帝后便一命呜呼。第二天黎元洪就任大总统。中华民国国体得以保持，护国战争取得了胜利。当时的中央政府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
然而不幸的是，一代骁将蔡锷因患当时还属不治之症的喉结核，又戎马倥偬，尽瘁国事，已经病体难支。后东渡日本，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治疗。1916年11月8日，再造共和的一代名将蔡锷在日本逝世，时年仅34岁！
2. 英雄与美人的一段传奇
蔡锷一生将自己献给了近代的革命事业，就是这样一位名声赫赫的将军，却与一位青楼女子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历史上传为一段趣话和佳话。
宣统元年，李经羲升任云贵总督，蔡锷跟着担任云南陆军协统。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蔡锷和滇军将校起而响应，一举光复昆明而被推举为云南都督。袁世凯深知蔡锷智勇深沉，不但是革命党中最优秀的人物，也是卓越无比的军事人才，所以千方百计将蔡锷诱进京师，软禁跟班。后来又接受首席谋士，“愿为帝王师”的旷代逸才杨度的建议，封蔡锷为“始威将军”，担任一些有名无实的职务，加以笼络。
蔡锷终日无所事事，内心烦闷，便到当时的八大胡同走走，想不到第一次就碰到小凤仙。小凤仙，又叫筱凤仙，原藉浙江钱塘，光绪年间全家流寓湖南湘潭，父亲经商颇有所成，后因被不肖友人拖累而导致倾家荡产。小凤仙被父亲卖为奴婢，不久被卖到妓院，辗转到了北京。小凤仙谈不上是美人胚子，但却颇通文墨、喜缀歌词，特别是生有一双慧眼，能辨别狎客才华，因而那天一眼便认定蔡锷是一位非常人物。
小凤仙一见来客就断定他不是一般寻常的狎客。略作寒暄后，问及职业，蔡锷诡称经商。小凤仙嫣然一笑道：“我自坠风尘，生张熟魏阅人多矣，从来没有见到过风采像你这样令人钦仰的，休得相欺。”蔡锷讶然道：“京城繁盛之地，游客众多：王公大臣，不知多少；公子王孙，不知多少；名士才子，不知多少。我贵不及人、美不及人、才不及人，你怎么就说我风味是独一无二的呢？”小凤仙不以为然地说：“现在举国萎靡，无可救药，天下滔滔，国将不国，贵在哪里？美在哪里？才在哪里？我所以独独看重你，是因为你有英雄气慨。”蔡锷故作不解地问：“何以见得？”小凤仙叹息道：“我仔细看你的样子，外似欢娱，内怀郁结。我虽女流之辈，倘蒙你不弃，或可为你解忧，休把我看成青楼贱物！”
蔡锷与小凤仙经过几番接触后，蔡锷便把自己不能离京的苦恼告诉了小凤仙。于是在小凤仙的精心策划下，二人演出了一段经典的“双簧戏”。
蔡锷与小凤仙表面如胶似漆，蔡锷到处扬言要为小凤仙建造华屋。蔡锷的举动惹恼了原配夫人刘侠贞，她对丈夫又是指责，又是劝戒：“酒色二字，最是戕身，何况你身体欠佳，更不应征花逐色。大丈夫应建功立业，留名后世，怎能寄情勾栏，坐销壮志呢！”蔡锷恼羞成怒，先是把家具打得稀烂，接着又对刘侠贞拳脚交加。袁世凯得到了消息，派王揖唐和朱启铃两人前去调停、慰问，也不得要领。
袁世凯听到蔡宅乱七八糟，不屑地说：“我道蔡锷是个干练之才，可参与国家大事，谁知道治家都还不妥贴！”大大松懈了对蔡锷的戒心。蔡锷继续在小凤仙的香闺中留连往返，刘侠贞天天大哭大闹。蔡锷扬言要把小凤仙接回家来，刘侠贞就说：“既然如此，我回湖南老家好啦！让你们称心如意吧！”刘侠贞不惜与丈夫决裂，蔡锷嚷嚷着要休掉这个泼妇。蔡老太太一开始就站在儿媳一边，经常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数落儿子的不是，并说严冬将届，北方天气大冷，老年人实在吃不消，倘若媳妇要回老家，她老人家也要一齐南归。就这样，蔡老太太和刘侠贞离京南下。过了许久，等蔡锷也趁机离开虎口，袁世凯这才恍然大悟，这是他们母子、夫妻，还有小凤仙使出的一条苦肉计，而小凤仙正是这条计谋的主要角色。
蔡锷以起兵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名垂史册，不幸英年早逝。在他的追悼会上，他的恩师梁启超先生沉痛地说他之所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