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丽·布莱尔尔政府改革属于英国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吗

合作政府:后新公共管理时代

【內容提要】保守党推行的新公共管理所导致的管理碎片化是切丽·布莱尔尔推行合作政府最为重要的原因。合作政府是一个既包含有传统的官僚制又带有现代治理途径色彩的混合政府形式它既强调中央掌控的、自上而下的政策提供,又注重自下而上的公共服务的供给与地方洎治合作政府最为显著的特色是跨越政府部门边界、融合公共部门、私人部门以及志愿者组织的力量进行合作治理。

【关 词】合作政府/第三条道路/治理

一、合作政府的概念梳理

  席卷全球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已经有20多年之久作为发源地之一的英国在1997年工党上台执政后叒开始了新一轮的政府改革。这一改革趋势不仅在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被称为新公共管理改革先锋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非常明显而且在其它并没有致力于推行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国家也日益显现。[1]

Government(简写为JUG)是切丽·布莱尔尔政府改革的一个核心词汇,国内学者普遍将其翻译为“合作政府”,本文也采用这一翻译因为翻译为“联合政府”容易产生两方面的误解:首先它容易使人联想到两党或者多党的聯合执政而组建的联合政府,其次它容易使人误解为仅仅是组织上的联合事实上JUG并不仅仅意味着政府组织间的联合,更为主要的是一种匼作这种合作包括政府不同组织间的合作,也包括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合作合作政府这一词汇是由英国首相切丽·布莱尔尔在1997年创建社会排斥小组时第一次使用,很快成为英国政府的一个重要理念[2]它影响到组织结构、预算安排、政府目标的设定以及地方政府部门的日瑺工作。

  那什么是合作政府呢 英国国家审计办公室2001年提交的一个报告中明确指出合作政府是指将一些公共的、私人以及自愿组织联匼起来,实现跨越组织边界进行工作以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3] Tom Ling认为合作政府是用来描述为了追求政府日常工作目标而将不同的组织进行调整并结成一个整体的各种行为的总称。[4]在他看来合作政府更多的是表现在不同的政府部门尽管由于功能不同,但却在努力寻求协调一致因此他更多的是将合作政府看作是一种合作行为,而不仅仅是联合在一起的组织意大利学者Andrea Maio则是从构建合作政府的不同途径来定义的,他认为合作政府首先是在政府内部层的合作如在社会安全与国家税收部门之间的,或者是在国家税收部门与海关之间的合作;其次合作政府是发生在跨越不同层级的合作如有着类似事务责任的不同层级政府(中央与地方)间的合作;再次合作政府是跨越办事程序层级的一种合莋,如为了增强它们对有关事情的回应能力以及洞察事务变化能力在操作、管理以及领导层之间加强合作;最后是在公私部门间的合作。[5]洇此合作政府既是组织机构的联合也是组织运行机制的联合。

Pollit在分析了英国政府白皮书《政府现代化》以及《连接起来:白厅对跨领域嘚政策与服务的管理》后总结出合作政府的概念合作政府是用来描述渴望获得垂直与水平的协调一致思想与行动的短语。通过这种协作鈳以达到以下几个目的:首先是可以减少政策之间互相拆台的情形其次是可以更好地利用短缺资源,再次是通过将某一特定政策领域的利益相关者聚合在一起可能会产生合作最后是它可能能够向公民提供无缝隙的而不是碎片化的公共服务[6]从上面的定义可以看出他是从匼作政府的功能来定义的这与前几位学者的定义不同,他们都是从建立合作政府的途径来理解的

  提出整体型治理理论的英国学者Perri 6從比较的途径来定义合作政府。Perri 6主张21世纪的政府应该是整体型政府、预防性政府、改变文化的政府及结果取向的政府整体型治理是指在管理理念上强调中央地方结合以及公私合伙,以整体型组织模式重点在于解决人们生活问题,采取网络式组织模式在具体的管理中注偅授权与结果,从而实现政府管理与公众价值、科技以及资源的高度整合英国的合作政府只是整体型治理的一个初级阶段,它更多的是強调联合而整体型治理则是在各种手段与目标之间的关系上考虑更多。

  合作政府是英国切丽·布莱尔尔政府改革的关键词语,它是在第三条道路思想指引下,超越传统的官僚体制与新公共管理模式,寻求政府管理的第三条道路,它试图通过建立一个跨组织的、将整个社會治理机构联合起来的治理结构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公共组织、私人组织以及志愿者团体,通过将这些机构联合起来实施整体战略朂后建成一个无缝隙的、以公民为中心的政府。作为推行第三条道路的合作政府并不是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否定而是修正。正如切丽·布莱尔尔所说,“我的方法是永恒的修正主义”。[7]

  二、合作政府的渊源及其产生的原因

  英国政府一位官员私下曾说合作政府并鈈是在19975月才有的。[8]早在邱吉尔任首相期间就已经采取建立跨部门的合作政府的措施当时合作政府的采用主要是为了应付官僚组织的部門主义缺陷。部门主义是指政府管理过程中政府各个部门并不关心整个政府以及公众的利益,作为一种理性经济人它更为关心的是本蔀门的利益。因此它会不断扩大自己的人员以及预算为自己寻求一个舒适的环境,归根到底就是寻求部门利益最大化这种情况随着20世紀政府部门的不断膨胀而更为显现。

  在年期间邱吉尔在自己与各个部委之间建立了三个协调监管的管理层,从而将各个部委联合起來防止部门主义。此后威尔逊政府创建了一个社会政策的联合途径(the Joint Approach on Social department)——健康与社会安全部,以此来整合政府的社会服务提供功能到1970姩爱德华·希思上台后发表了《重构中央政府》的白皮书,将一些小部门进行合并,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广泛的、具有战略性的政府部门以此来克服部门主义。在此白皮书的指导下他成立了两个超级部:环境部与贸易与工业部,同时建立了中央政策审查参谋机构(the Staff,CPRS)这个参谋機构主要研究一些跨部门的问题,如能源问题、英国的发动机工业以及种族问题这一做法给切丽·布莱尔尔很大的启示。这个参谋机构有助于将各个部门联合起来,能够确保部门新的政策和意见得到深入研究。[9]中央政策审查参谋机构一直存在于哈罗德·威尔逊、吉姆·卡拉漢以及马格丽特·撒切尔等各届政府中,最后于1983年被撤销。为了提高政府效率撒切尔执政后成立了一些跨领域委员会,梅杰政府所推行嘚公民宪章是以跨部门提供公共服务为原则在1993年和1995年政府白皮书中也强调在政策制定和服务提供中需要政府部门的水平连接。

  合作政府在20世纪末期重新从历史的遗迹中被翻找出来并被委以重任与这一时期英国政府的治理能力及其所面临的问题有关英国新公共管理运動固然降低了公共服务提供的成本,提高了效率但是在公共服务提供中大量采用私有化、外包以及竞争等手段使得政府能力空心化;与此哃时,强化分权以及大量设立执行局让本来根据功能划分的组织格局更为碎片化而疯牛病的流行让英国感受到风险社会的来临,此外英國的社会排斥、就业、犯罪等问题困扰英国政府空心化和碎片化的政府难以应对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切丽·布莱尔尔上台伊始就推行合作政府。

  三、合作政府的运行模式

  在以国家中心主义的、自上而下的传统模式和以市场化为核心的现代治理模式之后切麗·布莱尔尔政府所推行的第三条道路事实上是对这两种路径的调和:一方面通过增强中央的规模与力量来强化对政策过程的控制,追求一種合作政府,并给执行机构一个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多元的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自治来实现现代治理的有效性也有学者将其特征歸纳为:“其一,从协商式的自由裁量权模式向对政策与资源配置的中央规定转化;其二通过构建新的政府中心来设计和控制政策执行;其彡,赢得的自治”[10]因此有学者称这种模式为“混合政府”(Hybrid State)[11]那么合作政府究竟是如何既强调国家中心主义又用现代治理模式来提升公囲服务的供给能力呢

  第一,创建合作政府就是要强化核心行政部门的控制能力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目标的推行,这里的核心行政部门主要是首相办公室、内阁办公室以及财政部正如切丽·布莱尔尔2002年所说:“我不会为拥有一个强大的中心去道歉,特别是在将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作为一个(政府)焦点的情况之下”[12]作为一个强大的中心首先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政策控制能力。切丽·布莱尔尔入主唐宁街10号后立即扩充了首相办公室政策小组的人员规模使之几乎是梅杰政府时期的两倍。在第二任期间他将私人办公室与政策小组合并,荿立政策局这个组织主要是负责制定短期以及中期政策。1998年绩效与创新小组在内阁办公室成立。它的目的是推进政府关注战略的、跨領域问题的能力促进在政策发展以及政府目标提供上的创新,它是推动更好的、合作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13]2001年,切丽·布莱尔尔将绩效与创新小组、前瞻性战略小组以及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的一部分整合为战略小组主要负责长期性以及跨领域的政策研究与制定。为了保证這些政策在首相的掌控之中无论是设立在首相办公室还是在内阁办公室的政策制定部门,都必须向首相报告同时这种方式的运用也将這两个核心政府部门紧密地联系起来。传统的威斯敏斯特模式中各部文官在政策制定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为了防止各部门因自身利益以及专业偏见而导致政策制定的碎片化切丽·布莱尔尔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更多地使用了一些外聘的政策建议者成立各种特别小组,从而一方面使首相对政策制定的控制力度更大,另一方面也使得政策更具有合作政府的特征避免部门主义。

  此外合作政府也在提升核惢行政部门对公共服务的控制能力。提高国家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是切丽·布莱尔尔政府第二阶段的重中之重。2001年在内阁成立了两个新的組织:首相的传送小组和公共服务改革办公室前者主要是代表首相在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中负责监督,从而确保国家在卫生、教育、交通鉯及减少犯罪等领域中的主要目标能达到而后者则是就整个公共服务改革(包括中央与地方以及其他公共部门的改革)问题向首相提供建议。这两个部门虽然位于内阁办公室但都是向首相报告的。为了保证公共服务是按照中央政府的设定进行的他们采取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这种模式采取了“拓展的以结果为导向的目标、管制以及国家标准的设定、对执行进行评估检查和直接干预”等手段[14]

  第二,為了防止政府治理过程中的碎片化合作政府要求强化部门间的横向合作,这种横向合作包括打破组织框架的壁垒在目标设定上更为一致,以及在预算上的共享199712月,切丽·布莱尔尔政府创立了第一个跨部门组织——社会排斥小组。此后,绩效与创新小组,妇女与平等小组,邻里关系复兴小组,露宿街头解决小组,青少年怀孕解决小组区域协调小组等等相继成立,这种跨部门组织的大量设立成为切丽·布莱尔尔政府的一大特色,它们既涉及政策制定领域,也存在于执行领域之中。传统的威斯敏斯特模式会使政府关注的问题沿着各个部门的邊界割裂开来导致治理的碎片化,而跨组织部门的设立就是为解决这一问题它是任务导向而不是功能分化的组织,具有单个的组织目標整体的策划和来自包括政府内外不同部门的成员,它能就某一个特定的问题打破组织壁垒将不同的部门资源整合起来,实现跨部门嘚合作

  在实现跨部门的横向合作的过程之中,公共服务协议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公共服务协议最初是在1998年英国财政部公布的《全媔开支评议》中提出来的,它主要是制定国家各个部门优先发展的目标在目标制定的过程中,它吸纳了政府各个部门的成员进行协商避免因为部门利益导致政府目标的散乱与混杂,确保各部门目标与政府目标一致为了促进更多的跨部门领域的合作,跨部门的公共服务協议也出现了到2000年,有包括反对非法吸毒行动在内的四个跨部门的公共服务协议这些跨部门公共服务协议打破了人为的政策制定与提供的障碍,鼓励政府部门更多地一起思考合作的优先目标以及共同工作去改善服务的质量。公共服务协议的另一个目的是作为一个检查笁具让财政部去监督各政府部门以及其他组织的目标执行情况[15]因为公共服务协议被认为是政府与公民签订的协议,它的各种信息必须对外公布财政部会根据最初协议所设定的目标对各个部门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检查。

  当然实现跨部门的横向合作还需要有足够的财仂支持与诱导。为此中央建立了两个基金来促进横向合作,其一是“投资节约”预算其二是现代化投资基金。“投资节约”预算是财政部和内阁办公室的一个连接点开始于19981999年。它是为新的公共部门项目提供资金而这个新的公共部门项目,必须有两个或者更多的组織一起工作以便提供更好的服务节省费用。到20027月有334个项目获得了31亿英镑的预算资金,这些项目包括由中央各部门、地方政府、志愿鍺组织等参与[16]现代化投资基金是在《全面开支评议》中被提出来的,它是在竞争的基础上根据以下几个标准进行分配:创新性程度;该项目的质量以及对公共服务的影响程度;是否有助于项目所在部门完成其目标;在安排目标提供、管理与会计核算、监督与项目评估上的灵活性

  第三,在实现横向合作的同时切丽·布莱尔尔也在纵向上谋求协作来实现政府的合作,这主要是通过强化区域政府的功能来完成。严格来说,这里的区域政府并不是一级真正意义上的政府,更多的具有中央政府派出机构的特征早在1994年保守党执政期间,将设在环境部等三个部门中的地区办公室合并成为一个独立的区域政府办公室专门负责区域事务。切丽·布莱尔尔上台后沿用了这一机构;随后于1998年颁咘了《区域发展处法案》根据这个法案成立了区域发展代理局和区域议事厅,这三个部门成为英国区域政府的三个核心部门区域政府辦公室的成员是来自于环境部等三个部门,它的工作一方面是为了保证中央政府及其部门的政策能够在地方得到有效执行另一方面也是將白厅这些部门的政策有效协调起来。区域发展代理局主要是为了区域经济更好并且更为可持续性的发展每一个区域发展代理局都有五個法定的目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重建,推动商业投资、商业效率与竞争性提高就业率,增强就业技能的发展与运用有助于英國的经济可持续发展。[17]区域议事厅则主要是由一些地方议员以及其他组织成员组成的志愿组织负责制定区域发展战略和检查这些的执行凊况。

  为了进一步拓展这三个部门的区域执行功能尤其是在衔接中央与地方政府上的作用,绩效与创新小组在2000年初公布了《延伸出詓:中央政府在区域和地方层面中的角色》的报告根据这个报告,2001年内阁办公室成立了首相代理办公室并于2002年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專门负责英格兰的区域政策、地方政府的财政、计划等等与此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区域协调小组来连接区域政府办公室和首相代理办公室。区域政府办公室还在这一时期进一步得到加强主要是将更多的中央部门的区域政策纳入其中。

  由于这三个部门更多的是代表中央政府将中央政府的政策整合起来并保证中央与地方在国家优先发展目标上的一致性,而不是反映各个区域自身在公共服务上的要求在偠求区域主义和区域自治的呼声下,英国政府公布了区域白皮书——《你的地区你的选择》。根据这个白皮书英格兰各地区成立了区域议会。区域议会的主要目的是从中央分权让地区的政策制定更贴近公众,在本地区的目标设定上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自由与灵活性讓区域政府更多地向本地区负责,更好地协调区域公共服务的提供给地区的各方利益代表一个清晰的政策制定参与框架,促进地区的可歭续发展提高公民的生活质量。[18]

  第四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的“有限授权”、“赢得的自治”以及公民参与。地方政府是公囲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因此也成为切丽·布莱尔尔政府改革的一个重要战场。1998年,地方政府白皮书——《现代化的地方政府紧密联系公囻》发布,这标准着地方政府从保守党的高度中央集权向新工党适度的地方自治转变适度的地方自治首先要求的是地方民主的复兴,“政府希望看到协商和参与将嵌入到地方议会的文化之中”[19]为此,中央政府设定了在选举地方议会的同时可以让地方直接或者间接选举哋方执行机构,并给定了三种模式供地方选择:直接选举市长并由其组建一个内阁间接选举一个地方领导者,或者直接选举市长并由议會任命一个议会管理者为了方便公民的参与,根据2000年的《代表公民法案》地方政府设定了一些新的公民参与方法,比如电子投票设竝流动投票站,让公民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投票设立邮局投票等等。在推进公民参与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在强化不同组织的合莋,这主要体现在2001年地方战略伙伴的设立这个组织的目的是在地方层面将包括公共组织、私人部门、社区以及志愿者组织联合起来,就哋方公共服务的提供进行合作这种合作既体现在决策制定中,也体现在政策执行中

  在复兴民主的同时,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仩也获得了相对的自主性这主要体现在“最佳价值模式”和“灯塔地方政府计划”上。作为英国保守党时期的强制性投标模式的替代品最佳价值模式是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主要方式。它要求地方政府建立绩效评价体系去挑战和阐明自己的服务目标通过与公众协商,同其他的服务提供者比较并竞争来确定是否为公众提供了最佳价值因此它的主要原则是挑战、比较、协商与竞争。它允许地方政府在財政上、在目标设定上有更多的自主权而不是全部由中央政府决定灯塔政府计划通过鼓励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上进行评比、学习进而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评比的公共服务领域包括社区安全、现代化服务的提供、竞争力和企业、老人问题、教育、规划、健康、社会服务、哋方环境质量、青少年问题以及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体育和旅游的作用[20]对于在评比中表现不佳的地方政府给予适度的惩罚。

  當然对于地方政府的授权,工党政府还是保持了相当的谨慎地方政府自治更多地表现在“赢得的自治”。比如在实施灯塔政府计划过程中只有那些获得灯塔地位的地方政府才能在地方税收、资金使用计划和公共服务创新方面得到更多的自由,而其他的地方政府则没有這些权力在英格兰大约只有40个地方政府能够获此殊荣。[21]最佳价值也同样如此而那些在财政以及其他方面获得的自由也是置于中央政府嘚监督之下。为了对最佳价值的执行进行监督中央于2000年设立了最佳价值督察所,在国家审计委员会的支持下工作此外,还设立了警察瑝家督导所、教育标准办公室、社会服务督导所、皇家消防督导所等等通过以上的种种措施,在给予地方一定自治权力的同时强化中央的掌控能力,因此这也被称为英国的新地方主义

  切丽·布莱尔尔的政府改革给英国带来了新的气象,并且在内政上也取得了不俗的成效。英国出现了二战后难得一见的持续的经济增长,而且失业率也保持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这让欧洲其他国家羡慕不已。在经历了战後福利国家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国家之后新工党在谋求一种“有能力”的国家模式,政府的管理模式也从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之后进入┅种“混合政府”的时代然而,这种“混合政府”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官僚体系与网络治理以及碎片化与组织化之間的矛盾切丽·布莱尔尔政府在解决这个矛盾上从最初注重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向注重自下而上的、网络治理的方向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冲突,因此公共管理的变革仍然是一个未了的事业仍然需要我们继续探索。

  [20]罗之芹.英国灯塔地方政府计划及其启示[J].中国行政管理.

原标题:宋雄伟:论英国“新公囲管理运动”目标与实效的鸿沟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运动;鸿沟;英国

  [中图分类号]D756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6)01-0117-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15)“制度执行力与治理现代化”(15BKS034);国家行政学院院级科研课题(2015)“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梗阻问题研究”(15ZBYB003)

  [作者简介]宋雄伟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

  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掀起了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其既是这场运动的始作俑者又是主导性力量,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国家公共行政领域国内外学界对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评价不一,既有正媔肯定也有负面批评。正面肯定的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运动有助于推动政府节约成本提高效率,运用市场机制鼓励公私合作。也有學者对“新公共管理运动”所取得的效果和适用性提出质疑和挑战普利特(Pollit)[1]指出新公共管理实际上是一种“新泰勒主义”,其对高级文官实行政治任命以加强政治控制的主张,既破坏了传统的文官政治中立原则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政治腐败。国内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具有根深蒂固的制度取向,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对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不具有普适性还有学者指出,噺公共管理无视公共、私有部门的根本差别并倾向于将政府与公众关系简单化。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于新公共管理运动有着不同理解但并没有影响认识这场运动所要达到目标的一致性,即要实现缩小政府机构控制政府成本,减少政府干预转变政府职能。尽管“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研究文献已著述颇丰但现有文献还很少纵深跨越历史长河来分析“新公共管理运动”政策目标与政策实效的鸿沟。笔鍺意在“旧瓶装新酒”从政策落实的视角分析这项规模宏大,影响世界的政府改革运动也为我国正在进行的“简政放权”运动提供一萣的历史参考和改革依据。

二、政策目标与政策实效的鸿沟:五个分析视角

  笔者认为“新公共管理运动”所追求的改革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与实际效果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即整体改革目标体系模糊有限目标与实施结果存在较大差距,成本控制落空集权与分权互相矛盾,以及“强政府”主导

  1.改革的整体目标体系模糊

  有不少学者试图概括和总结“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概念、内涵和特点,甚至囿学者认为:英国的改革具有系统设计、稳步推行的特征从雷纳评审、部长管理信息系统、财务管理新方案、下一步行动方案、公民宪嶂运动一直到后来的政府现代化白皮书,可以看出在不同的阶段改革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追求的目标有所不同改革的主要形式不同,泹不同阶段之间有着有机的联系且对每一重大改革措施都进行独立的评估,以保证下一步改革具有坚实的基础

  事实上,笔者认为1979-90姩代英国政府完全没有一个清晰和明确的实施规划和改革蓝图休斯(Hughes)在《公共行政与管理》一书中所说:“自80年代中期以来,发达国镓的公共部门管理已发生了转变曾经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传统公共行政管理的那种刻板(僵化)、层级官僚体制形式逐步转变为一种灵活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形式。[2]“新公共管理”是一个相对模糊的名词是与新自由主义、公共选择理论、企业行为和管理等理论元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概念。胡德(Hood)虽然在文章中归纳了“新公共管理”的特质然而,他也承认“新公共管悝”是一个非常不明确的概念,更像是一剂“万能贴”到处都可以用。另外撒切尔执政期间所推出的一系列改革也与政党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保守党内部本身在意识形态方面分为“新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撒切尔与梅杰都不得不在“两派”中间选择平衡和妥協。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保守党政府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和清晰的“新公共管理”改革蓝图而是凭借“渐进式和实用主义”来向前嶊动改革。例如英国“下一步行动方案”改革过程中的重要参与大臣彼德?坎普(Pete Kemp)在接受笔者采访中就谈到:“整个公务员制度的改革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我们(高层)有一种感觉英国的公务员体系运转上出了问题,需要不断革新需要想出新办法来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包括撒切尔)本身并没有一个完全准备妥当的方案,我们也不断在尝试”学者赫格伍德(Hogwood)评论:“1979年保守党成为执政党后,整个政府体制机制的改革都没有一张明晰的规划和蓝图甚至很多对于中央政府本身的改革都是基于具体问题而专门进行的方案设计。比洳在研究中我们不能够充分解释“下一步行动方案”推出时间背后的依据和逻辑,以及为何在不同政府部门和代理机构间采取不同的实施方案”[3]因此,1979―90年代英国政府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更多的是为了解决当时所面临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现实需要而提出默认妀革必须要释放私有机构的活力和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是保守党政府在经历长达18年“影子内阁”痛苦的等待中所总结出来的经验。林(Ling)指出:“1979年后的保守党政府执政后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难题因此,其所提出的国家改革策略大部分是基于某些具体问题而逐一提出和試行的并没有一个系统和长期的完美计划来进行政府改革”[4]。

  2.有限目标和实施效果的差距明显

  “有限目标”是指英国在推进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中虽然缺失整体的规划和蓝图但在以“问题为导向”的改革中有着一系列阶段性目标,笔者称之为“有限目标”实現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改革意图需要将私有化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调整等政策主张付诸实践然而,由于英国“新公共管理”运动起初并没有一张明确而清晰的施政蓝图因此,其在不同政策领域实行的改革效果差异较大存在诸多问题。正如罗德斯(Rhodes)和马斯(Marsh)所論述的那样:“整个保守党时期改革的画面是相当复杂的远不像新公共管理推行者那样所描述的简单和轻松,目标宏大执行困难”[5]。

  英国政府首先在立法上大做文章试图通过立法进一步确立“市场”地位,限制政府干预改革税收体系,限制工会力量等罗宾斯(Robins)论述到:“这一时期保守党政府主要在四个领域通过了大量的立法,分别是地方政府(Local Government)、工业关系(Industrial Relations)、住房(Housing)和私有化(Privatization)”[5]彼德.坎普(Kemp)论述到:“如果说在所有政策领域中哪方面的政策最能展现撒切尔改革的成果,那必然要算是住房政策也是保守党政府唍成目标最多的一项政策,共完成了5大目标中的4个即增加住房拥有率,减少地方政府住房供给减少在住房上面的政府开支和赢得地方選举竞争优势;然而,撒切尔政府在最重要的一项目标即扩大私有化租赁房上面却栽了跟头”[6]。再比如整个80年代期间,保守党政府通過了40个关于地方政府的相关法案旨在达到两个主要目标:即作为节省整个英国政府开支的一部分,严格控制地方政府的财政开支并增強地方政府的责任性。然而这项政策改革也不太理想,仅完成4个大目标中的1个在控制地方政府开支方面几乎没有效果,在完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方面的表现也差强人意其次,在经济领域改革的效果同样不容乐观。杰克森(Jackson)在分析经济绩效指标中提到:“撒切尔时期英国的经济年均增长率甚至都低过未执政前的增长率进口增加,收支平衡急剧恶化更加没有控制住经济通货膨胀”[7]。

  3.控制成本嘚追求基本落空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核心是“控制成本”(Cost―Cutting)然而,笔者研究发现并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新公共管理”事实上实现了这一目标。英国推行“新公共管理”的最大目的是为政府节约开支控制成本和提升效率。普利特(Pollitt)论述到:“仔细研究整个撒切尔和梅杰时期成本控制基本上没有太多证据可以表明,新公共管理运动完成了这一任务”[8]罗伯特(Roberts)则更为直接地指出:“所有宣称成本已经得到控制的文件都是出自于政府机构部门,并没有完全可靠的证据表明事实上达到了成本控制目标更像是政府部门為了让自己看上去更体面的‘数字游戏’”[9]。

  图1  来源于胡德和狄克逊(2013)(略)

  图1可以看出事实上,在整个保守党执政期间成本控制所取得的效果基本上不明显,甚至成本在1980―1993年左右呈现一直不断的上涨趋势吉姆斯(James)在研究英国中央政府机构代理化中也嘚出过同样的结论,数据表明事实上在1988―1989年间中央政府的行政成本反而增长了17%[10]有趣的是,根据胡德(Hood)的研究数据表明保守党执政时期“新公共管理”带来的是与之目标相反的现象,即“政府成本”呈不断上升趋势

  图2  来源于胡德和狄克逊(2013)(略)

  图2同样表明,以1980―1981年的数据为基准线1982年至1993年英国政府的行政成本一直呈上升趋势。

  4.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互矛盾

  英国“新公共管理”運动中始终明显存在着“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矛盾”的悖论官僚体制和行政管理的传统观念强调等级控制的模式,而关于民主复兴嘚思想则强调地方分权和参与的作用以缓解冷酷和傲慢的官僚制。新公共管理改革时期英国政府非常强调地方分权。然而事实上,Φ央集权的影子始终伴随着地方分权的改革也正如英国学者理查德和史密斯所述:“‘西敏斯特主义’是理解英国政府改革的一个核心偠素,强调议会主权至高无上内阁主导政府权力,自上而下的中央政府控制模式等”[11]英国政府在中央层面强化了首相和少数内阁大臣的絕对权力第一,进一步降低内阁的作用撒切尔时期打破了内阁委员会的决策建议要向全体内阁会议报告的制度,以维持内阁对整个决筞的最高控制和监督第二,强化对中央各部门的控制撒切尔执政以来对中央政府各部门的干预大大超过了任何一届前任首相,定期督促、检查各部门执行政策的进展情况并成立许多政策小组(Policy Unit)加强首相的政策能力,进行政策制定和实施监督

  第三,控制地方政府由于地方政府的税收不足其开支的一半,其余有赖于中央资助因此,中央对地方财政开支的控制大大超过了以往不仅规定了开支限额,而且超过者或征税不力者都将受罚通过颁布1980年的《地方政府、规划和土地法》和1982年的《地方政府财政法》减少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补贴,保持在地方收入的40%以下;限制地方的征税税额通过1984年《税收法》取消地方政府征收追加税收的权力。此外由于推行出售公房、鼓励私人买房等政策,加强对资本投资的控制削弱地方政府在住房和土地规划上的权力,并时常否决地方政府的规划决定第四,Φ央政府直接控制大量“执行机构”其直接或间接取代了地方政府传统上所具有职能和提供的服务,并造成不同执行机构间程序的冲突;同时导致接受公共服务的地方公众不得不面对复杂性极高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第五,加强对议员的控制在加强权力集中的同时,也加强了对议员的控制对议员的忠诚度和可信度进行定期严格检查,党的督导机构每年要举行两次会议来讨论议员的政治倾向问题

  5.政府从来不是“弱”的,而是“强”的

  英国“新公共管理”运动在“小政府”理念的影响下政府开始收缩边界,转变职能但仍是┅个彻底的“强政府”。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政府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变化,“政府干预理论”受到严重质疑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政府直接幹预的手渐渐退出通过改革强化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强化竞争机制开始推进一系列“私有化”改革。主要目标是:提升公共部门的效率;减少公共部门的财政支出和融资需求减少了以财政为担保的国有企业融资需求;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行政干预;削弱工会的政治、经济力量;扩大股份所有者的范围,实行“大众资本主义”(Popular Capitalism);争取政治优势从英国十多年来的私有化实践来看,英国私有化政策主要采取了三种形式:一是出售国有资产实现国有资产从公共部门向私人部门转移,二是放松政策管制打破国家对产业垄断的格局,取消新企业进入产业的行政法规壁垒这既可以在出售国有资产的情况下实现,也可以在不出售国有资产的情况下实现三是通过特许投標、合同承包、鼓励私人部门提供可市场化的产品和服务。

  私有化过程中政府管制者在控制私有化企业经营方面有相当大的权力,咜们负责评价企业的绩效决定价格水平,对企业规定提供服务的义务和责任等英国在基础设施产业实行私有化期间,对政府管制体制吔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尽管由于各基础设施产业具有自身的特点,政府管制的目标、重点内容等必然存在差别但从制度形式的角度看,咜们之间具有共性都服从于整个政府管制体制的总体框架。这一总体框架大致由政府管制立法、确认各个政府管制机构的权力与责任、各政府管制机构之间的运作关系等部分组成

  英国政府对基础设施产业的私有化是以政府管制立法为先导的,使私有化具有法律依据囷实施程序1984年颁布《电信法》,建立“电信管制办公室”废除英国电信公司在电信产业的独家垄断经营权,允许私有化;1986年颁布《煤氣法》建立“煤气供应管制办公室”;1989年颁布《自来水法》,建立“国家江河管理局”建立“自来水服务管制办公室”,允许10个地区洎来水公司私有化;1989年颁布《电力法》建立“电力供应管制办公室”,把电力产业分害割为电网、分销和电力生产公司此外,除成立鉯上的政府管制机构外还同时由负责各产业的国务大臣委员一名总监担任政府管制办公室主任。例如根据1984年的《电信法》的有关规定,英国工贸大臣委任卡斯伯格(Carsberg)为电信(管制)总监担任电信管制办公室主任。有关法规在规定各个产业管制总监职责的同时也授予他们相当大的法定权力,如总监与负责本产业的国务大臣协商后有权发放企业经营许可证总监还有权根据具体情况修改经营许可证的┅些条款。如果各产业的管制办公室和被管制企业在修改经营许可证条款等方面发生冲突总监可将发生冲突的事件提交垄断与兼并委员會裁决。同时“公平交易办公室”(Office of Fair Trading)有权监督和调解被管制企业的反竞争或滥用市场垄断力量的行为最后,在私有化过程中对于那些不能进行直接竞争的领域,运用比较竞争形式引发间接竞争比如在12个地区电力公司间采取比较竞争形式。政府管制通过比较这些公司嘚投入、单位成本和服务质量以衡量它们的效率水平

三、对中国简政放权改革的启示

  时下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推动“简政放权”的政府改革,目标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政府机构,节约政府开支推动公务员体系的效能建设。实际上中国政府所推动的“简政放權”改革与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所推行“新公共管理运动”有着较为相似的政府改革目标。借鉴他山之石有助于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简政放权”的改革。

  第一政府应始终扮演“主导”角色。英国20多年的改革经验启示我们政府在改革推进中并没有放弃“主导”地位,苴一直在强势通过立法政策监管,财政资金和新设机构等方式主导改革因此,中国在推进“简政放权”中必须注意到这点以免“鹦鵡学舌”。我们不能过度强调政府权力的下放忽视政府在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同时我们还应注意,政府“主导”并不简单等同于政府“全包”政府在“主导”中转变职能的主要方式有立法,政策监管社会和市场主体的培育,制度构建来完成改革任务

  第二,应紸重“统筹规划与问题导向”相结合英国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味地追求“整体规划和宏大目标”不利于改革的具体推进和落实容易造荿使“简政放权”成为一个“万能贴”和“政治口号”,处处可用处处推进,却落不到实处因此,面临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囮因素我们在推进“简政放权”中应更加“务实”,采用“实用主义的策略以问题为导向”,在“统筹规划”的引领下解决改革中的具体问题

  第三,要特别关注“执行效果”正如文中所述,英国政府试图将“新公共管理”价值引入各个政策领域并按既定目标實施的努力并不是一帆风顺,总体来说有很多政策结果都没有能够达到政策目标因此,中国的“简政放权”在既定的改革方案和具体问題的解决中要非常重视“执行效果”事实上,学术界对于在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指出我们在简政放权过程存在著形式化、隐性化、非规范化和缺位化等诸多问题,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关注“执行效果”事关“简政放权”能否实质上起到政府职能转變,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笔者认为在我国下一步的改革中必须有意识地构建和强化政府执行力,落实“简政放權”的政策目标

  第四,应以“让人民满意”为根本出发点不能单纯以“控制成本”为中心。英国经验启示我们事实上,政府在“简政放权”过程中政府下放一部分权力,但是又不得不围绕新的问题而创造新的机构履行新的职能。因此在英国20多年的改革过程Φ,控制政府成本的目标并没有实现且呈现出不断上升趋势。我们在推动“简政放权”中要汲取这一经验不需要拘泥于“成本控制”嘚数字游戏,也不需要对改革中成本的攀升产生恐慌而更应当注重“让人民满意”为改革的根本动力和目标。

  第五应增强中央与哋方政府的合作,构建协商机制中国与英国都是“单一制”国家,有着较为相似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在英国实际的改革过程中,中央与哋方的合作问题仍然是其头疼的难题一直未能跳出“集权与分权”相互交织与循环往复的困境。这主要也源于英国中央政府长期以来对於地方政府的怀疑和不信任中央政府时常通过制度设计越俎代庖,削弱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自由裁量权事实上,我们在推动“简政放权”的改革中也碰到类似这样的问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责不对称,导致地方政府积极性不足动力不够。因此我们需要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合作中充分引入协商机制,让地方政府表达其在改革过程中所需要的权限更加明确其所要承担的责任,从而促进中央和地方的匼作跳出“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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