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于东汉晚期，发展于唐代，鼎盛于宋元，后续发展于明清，本文就各个时期的特点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宁波  “海上丝绸之路”  特点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涉及东西方通过海洋进行的国际性交往的方方面面，包括航海交通、经济贸易、国际关系、科学技术、文化、宗教、历史、地理、移民等，其领域十分广泛，内涵极为丰富，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学问（1）。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也是如此。大量的文物史迹和考古资料证实，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是在东汉晚期，唐代是发展时期，到了宋元时期臻于繁荣鼎盛，进入明清时代，虽然“海禁”使“海上丝绸之路”突然衰微，但就宁波而言，由于港口的特殊地位，其“海上丝绸之路”仍得到了后续发展。本文拟根据文物史料，对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各个发展时期的特点进行初步的探讨。
　　宁波先民的海上活动源远流长，距今七千年前，当时的河姆渡先民已由江河向大海进军了。
汉代，宁波被称为“勾章”，因此港口亦称“勾章港”，其港区已由春秋战国时代的古勾章（城山一带）移至“三江口”，还包括镇海、北仑等沿海地带。在西汉元鼎六年（前111）东越王余善反叛朝廷，汉武帝派横海将军韩说率领军队从勾章港出发，于次年冬攻入东越。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海上军事行动，说明当时从勾章到东越的水道已相当畅通（2）。
　　就全国来说，朝廷采取通使等手段，开创对外交往与贸易，最早亦在汉代。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日，有都元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西北巴赛河附近），又船行四月有邑卢没国（今缅甸甘城附近），步行可十余日有甘都卢国，自甘都卢国航行二月余有黄支国（今印度南部）……汉之译使还矣”（3）。汉武帝平定南越后，曾在日南、徐闻、合浦等地派出译使远航至印度，带去黄金、杂缯，换来明珠、琉璃璧（蓝宝石）、奇石等异物。这是迄今有记载的中国对外进行“海上丝绸之路”的先导。
　　宁波“海上丝绸之路”何时开通，尚未找到文献记载，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应始于东汉晚期，至东吴、西晋已相当畅通。其主要物证有：
　　1. 宁波老城区周围有不少汉代墓葬，如南门祖关山、大禹王庙一次就发掘两汉时期墓葬65座，江东道土堰、江北乌龟山、西门湾头等汉墓葬群一个接一个。在那些大的木廓墓和砖室墓的出土物中有制作精美的舶来品，如玻璃串珠、玛瑙、琥珀制作的       等。
　　2. 在“早期越窑”如五联罐、人物堆塑罐等器物上，出现了大量西方胡人和佛像。这些青瓷作品上的胡人有的在斗兽，有的在耍杂技，有的倒立，有的吹奏，有的弹奏。不但场面热烈，而且个个神态逼真，加之大批佛像堆贴的出现，则反映了西域胡人已通过海道来到浙东宁波、绍兴一带，把他们信仰的佛教和文化传入（4）。
　　3. 在墓葬的砖头上也出现了佛像，以绍兴市吴墓中出土的有“建衡”纪年的佛像砖头为典型。建筑材料上亦有佛像出现，这说明佛教从海道传入浙东宁波、绍兴后，其传播已相当广泛。
4.印度高僧那罗延通过水道在吴时到勾章（港）慈溪，创建了浙江境内最早的由外来僧人建立的佛寺，使慈溪五磊寺成为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先导。
　　5. 东吴战乱，吴地居民通过勾章等港从海道移民日本列岛，同时把高超的制镜技术也传入东瀛。日本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以畿内为中心的古坟中相继出土的被学术界称为“三角缘神兽镜”的铜镜就有300余枚，伴出的还有“三角缘佛像镜”。据考证，这些均为东吴时期的吴地工匠在日本所铸（5）。
　　唐王朝十分重视港口建设，为发展海外贸易和各国的友好往来，实行了开放政策，使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得到了长足发展。浙东鄮县（港），由县级建置提升为州级行政机构，从越州划出，建立明州府，经过80多年的建设，到唐长庆元年（821），正式建成了港口城市明州城，迅速发展后与交州（现越南地）、广州、扬州一起成为唐代的四大名港（6）。该时期的主要特点是：
　　1．明州港是一个不淤的深水良港，由于港口地理位置优越，有海流和季风的配合，形成了一条从朝鲜半岛南端至明州港（包括舟山），或经日本列岛到明州的自然航线“南路航线”。
　　自京杭大运河与浙东运河连通后，明州港的腹地延伸到了京杭大运河的两岸，“三江口”成为大唐东南沿海的一个主要物资集散地和外国船舶出入口岸。由于沿岸的绍兴、杭州、南京和扬州等城市都是贸易活跃的城市，所以各国使节、商旅都从明州入口岸，通过明州官府呈报朝廷，待批准后，人和物可通过大运河直达京都。浙江省内的国清寺、天童禅寺、阿育王寺等也成了学问僧留学的重点寺院。
　　2．当“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大唐、新罗、日本三国为主体，在“朝贡”贸易发展到“商团贸易”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东亚贸易圈。唐明州港、朝鲜半岛莞岛港（清海镇）、日本博多港（博多津）是东亚贸易圈中三大贸易港，以新罗张保皋商团和明州李邻德、李延孝、张友（支）信等海运商团为主，沟通三国贸易。在日本的博多港（博多津）与值嘉岛港还保存了张友（支）信驻地的城堡、祭祀堂、水井、码头等遗址、遗迹。在博多鸿胪馆遗址有遣唐使船舶的舶寄地碑刻、古航塔，以及遣唐使、商旅使用的井和张友（支）信商团打造的大型海船、经营海运活动的遗迹等，在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从明州运去的唐代越窑青瓷和长沙窑彩瓷（7）。
　　3．明州港在汉文化圈形成的过程中作用独特，是汉文化输出的主要通道。唐时的明州港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已成为浙东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仅在老城区就有唐国宁寺等13处寺庙，加之市郊天童、阿育王等全国著名的寺院，都是国内外高僧敬仰的圣地。而入唐八大家之一的日本遣唐使最澄，贞元二十年（804）入明州，去天台山留学后，归国时还从明州带去了一批经书文物，在日本比叡山（延历寺）创建天台宗，成为日本天台宗的发源地（8）。
　　遣唐使停止后，日本官方入唐以头陀亲王入唐为典型。亲王不但要明州著名造船师张友（支）信亲自打造大海船，而且还要这位大唐著名航海家亲自驾航。在“南路航线”中快速、安全地航行到达目的地后，还得到明州官府的热情接待。
　　在汉文化圈形成的过程中，新罗国商人沿着张保皋所开拓的足迹，通过明州港在浙东留下了新罗礁（航标）、新罗村（象山）、新罗园（国清寺）、新罗山（葬地）等许多文物史迹，是两国人民在开拓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历史见证（9）。
　　在通商贸易中，典型的越窑青瓷，不但大量销往亚洲各国，而且远达非洲埃及的古都福斯塔特（10）。除陶瓷外，还有典籍、茶叶、丝绸等大宗商品也通过明州港输出海外。
　　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在唐代长足发展的基础上，到了两宋和元代臻于繁盛。朝廷实行了全方位的开放，推动了与周边诸国经济、文化的进一步交往，主要表现在设置市舶司以促进通商贸易的繁荣、推行友好的“航海外交”、科学技术输出、佛教文化传播等几个方面。
　　1. 设置市舶司使市舶商贸活跃。宋元时期，明州（庆元）设置了市舶司，标志着朝廷控制了舶商的贸易权，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北宋明州为“三司”（广州、杭州、明州）之一，南宋属户部管理，元代为“三司”（广州、泉州、庆元）之一的大埠（11）。市舶的活跃，促进了东亚贸易圈的兴旺发达。
　　北宋时明州市舶司签发给商舶的“公凭”，不但记录舶商船主从明州港出运的各类货物，还载明必须遵守的法规。
　　宋熙宁九年（1076），神宗令杭州、明州、广州三司共议，并令修改明州和广州市舶条例，这说明了在北宋时“三司”的并列地位。到了公元1085年，朝廷下令“诸非杭、明、广州而辄发过南海船舶者，以违引论”。元至元三十年（1293），元廷下令“并温州舶司入庆元”，来往于温州港的海商也需赴庆元办理进出关手续，庆元市舶司管理海域扩大。成宗大德三年（1298），元政府“又并澉浦、上海入庆元市舶提举司，直隶中书省”，不但庆元的辖区、权利扩大，而且海外贸易被置于朝廷直接控制下。至此，全国港口设立市舶司的只剩下庆元、广州、泉州三处，庆元又取得了宋两浙路市舶司的地位。北宋明州孙忠、朱仁聪商团17人，从熙宁五年到元丰五年的10年中（5年侨居日本），先后6次来往于明州与日本之间进行海运贸易，明州商人陈亮和台州商人陈维绩商团147人与高丽国进行海运贸易。据统计，到北宋末55年中，明州商团到高丽经商有文献记载的就达120多次，南宋时明州进口货物160余种（12）。明州（庆元）海外贸易之盛居两浙路之首。
　　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商船是元代从庆元启航的贸易船，该船行驶到高丽西南岸木浦港不幸沉没。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过10年水下考古，出土的仅陶瓷器一项就达20661件，包括浙江龙泉窑外销瓷一万多件。其中的“使司帅府公用”铭文碗，是元代“浙东道宣尉使司帅府”治庆元府时官署衙门的公用器物，为龙泉窑定烧之物，“使司帅府公用”是上述官署名的缩写。船上还有“庆元路”铭文的铜权、钱币28吨等等。出土器物之多、品种之丰富，是世界考古史上的一大奇迹（13），不仅反映了庆元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而且证实了当时庆元港贸易的繁荣盛况。元代庆元进口货物比南宋还多60余种。
　　　明州与东南亚交往也相当频繁。在宋代，明州港与南洋阇婆（爪哇）、占城（越南）、暹罗（泰国）、勃泥（加里曼丹）、三佛齐（苏门答腊）以及大食（波斯）等都有贸易往来。宋代阿拉伯、波斯商人寓居明州，并驻有“波斯团”。城内从宋代开始至清光绪时，尚存阿拉伯、波斯商人聚居的“波斯巷”，并建立起他们信仰的“回回堂”（清真寺）。元代，朝廷派周达观于公元1295年从庆元出使真腊（今柬埔寨），带去了庆元著名的草席，翌年返回庆元，著有《真腊风土记》。
　　2. 北宋朝廷为了睦邻友好，积极推行“航海外交”，促进“海上丝绸之路”畅通与发展（14）。如宋与高丽国关系史中，朝廷批准在明州建造高丽使馆，同时朝廷还两次命明州打造万斛神舟出使高丽国。
　　第一次于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命安焘、陈睦两学士出使高丽国，当时明州造万斛船两只，赐号为“凌虚致远安济神舟”和“灵飞顺济神舟”。第二次在宋徽宗宣和时，派使者路允迪等出使高丽国，又诏明州打造两只神舟，一为“鼎新利涉怀远康济神舟”，另一为“循流安逸通济神舟”，巍然如山，浮动海上，锦帆蠲首，屈服蛟螭。
　　3. 约10世纪中叶，浙东越窑制瓷技术全盘移植到朝鲜半岛，为明州“海上丝绸之路”先进科学技术向外传播的重要标志。建筑（雕刻艺术）传入东瀛，对促进和推动日本建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朝鲜半岛的高丽国，在五代北宋时期直接引进人才，全盘移植浙江越窑制瓷技术。考古学研究表明，韩国康津等地区的窑场，在窑炉结构、装烧工艺、产品造型乃至装饰纹样等都受到以上林湖为代表的越窑的深刻影响（15）。以龙窑为例，底部铺沙，使用匣钵烧制，一直到制品的纹饰中采用的鹦鹉纹、莲瓣纹等均如出一人之手（16）。在国与国之间交往中，科学技术交流，包括引进技术、人才，属于深层次的交往，直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浙东制瓷技术东传就是一例，所以在五代北宋时高丽就能烧成真正的高丽青瓷瓷器，比日本要早几个世纪，从陶瓷的输入国一跃成为陶瓷的输出国。
　　保国寺大殿为我国江南惟一保存完整的北宋殿宇，比《营造法式》还要早90年，《营造法式》中的作法在保国寺可找到实例。到南宋时，东瀛的高僧不但留学学禅，而且专攻建筑，如日本高僧荣西、重源大师，对移植宋式建筑、推动日本建筑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公元1167年重源入宋学习“天竺式”建筑，后又两次入宋，助建明州阿育王舍利殿作为实践。回国后，邀请明州著名建筑师陈和卿，在陈的直接指导下，以《营造法式》有关的形制和制作工艺，于公元1181年担当日本重建东大寺重任。东大寺南大门就是陈和卿主持重建的，南大门木柱为陈与重源大师亲自到山口县德地山中挑选的木材。东大寺大佛殿也是陈和卿参与重建的。陈和卿不但是浙东著名建筑师，而且也是雕刻艺术名家。东大寺南大门石刻狮子，系公元1196年陈和卿等将明州鄞县梅园石运去后雕刻而成。上述建筑、石刻现均为日本国宝，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单。南宋明州与陈和卿一起赴日的伊行末建筑师不但参与东大寺南大门、大佛殿重建工作，定居日本博多津后，从事石作业，般若寺十三重石塔也为其所建。伊派石作集团，成为南宋明州赴日匠师中影响最大的一支队伍。
　　东大寺大佛俗称奈良大佛，仅次于中国西藏扎什伦布寺“未来佛”的世界第二大佛，系公元1185年由陈和卿指导铸成。陈和卿由于成功地铸成东大寺大佛而名震亚洲（17）。铜铸阿弥如来坐像，为日本第二大佛，又称“镰仓大佛”，系公元1252年由南宋工匠采用陈和卿的铸造技术铸成。这些建筑、雕刻艺术的直接移植传授，对推动日本建筑、雕刻艺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18）。
　　4. 佛教文化的传播与交融。
　　日本佛教源于中国。12至14世纪日本禅宗创建和发展，如日本临济宗建仁寺派、临济宗建长寺派、日本曹洞宗、“大觉派”及公元1282年庆元府（宁波）鄞县人、天童首坐高僧无学祖元创立的最有影响的禅派“佛光派”等，都是以明州的天童寺、阿育王寺为东传的中心。
高丽国王派高僧36人受法于天台高僧德韶（891－972），回国后创立法眼宗；高丽高僧义通，留学于天台山，后于公元968年起在明州城内弘扬天台宗教义20年，由一名外国僧人成为著名天台宗第十六祖；高丽王文宗第四子义天率弟子寿介入宋，回国时带去教典经书千余卷，并在公元1096年创立了天台宗。
　　随着佛教东传，宋元明州（庆元）车桥街、石板巷一带职业画师陆信忠、金大受、陆仲渊等创作绘制的佛画作品，通过僧侣与商人大量携入日本（19）。这些画如《十王图》、《十六罗汉像》、《释迦三尊像》、《骑狮文殊图》等一部分传入寺院，一部分成为当时日本佛画作品的样本。目前，不但原作成为日本国宝，而且后人以那些佛画为蓝本创作的作品也都被作为国宝收藏。
　　明代实行“海禁”后，宁波“海上丝绸之路”仍得到了后续发展。
　　（一）明廷“海禁”下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衰微。
1. 明廷实行“海禁”，除禁止本国人民出洋贸易外，对外国来华的船只也严加限制，仅允许与明朝以朝贡形式来华进行贸易。如在《唐船进港回棹录》中记有明景泰四年（1453）四月，第二期第三次的10艘日本勘合贸易船到达宁波普陀山，在莲花洋停泊时，明朝官府派出彩船百艘去欢迎，向贡船送酒、水和粮食。抵沈家门后，又有画船50余艘，吹角打鼓迎接，接至定海（镇海）进入宁波港，入城中嘉宾馆。
2. 由于国家明令禁止私人出海贸易，故迅速发展的民间海上贸易实际上是“非法”的走私贸易。据王世祯《  州史料》、《明通鉴》和葡萄牙人品笃的《远游论》等记叙，明代中期，当时结集走私贸易基地双屿港内常有中外商人万余，停靠船舶千余艘。后来明廷派了大批水军，一举把这个走私贸易基地夷为平地。17世纪时，许多中国（宁波）商人去日本贸易，大多泊宿于长崎，“唐人屋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3. 在明代“海禁”下，日本国海上与明朝互派使节进行外交活动，文化交流仍在继续，其中雪舟、策彦与宁波关系特别密切。
　　雪舟为了探求中国文化真谛，千方百计找机会入明，在日本西海岸整整等了4年，明成化三年（1467）作为日本使团成员入宁波，在天童寺修禅，后升为“天童山第一座”。这位日本“画圣”不但在宁波走访了四明大地，创作了以宁波港为题材的许多作品，而且广交徐琏等著名人物。他的足迹在浙东大地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策彦于明嘉靖十八年（1539）任日本副使入明，二十年归国；嘉靖二十六年（1547）任正使入明，住3年后归国。均由宁波港出入，与宁波文人交情甚深，关系密切。例如策彦的《城西联句序》，由明州书法家、藏书家丰坊为之题词，还为他作《谦斋记》；明宁波书画家柯雨窗为其题《衣锦荣归图》等等，这些作品都成为日本珍宝，目前均为日本妙智院收藏（20）。
4.作为文化重要的载体书籍广为交流。作为世界第三、亚洲第一的宁波天一阁藏书楼自明代起就开始收集藏书，书楼也仍保持原貌。其主人范钦不仅藏书而且亲自刻书流传，通过海道传入日本，目前在日本就收藏了“范氏奇书”多种，天一阁也收藏了日本学者著作的汉文书籍。
　　（二）清“开禁”后的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恢复。
　　清廷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实行开放政策，正式在宁波设立浙海关。自后，宁波与日本的通商贸易获得了很大发展，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主要表现为：
1.长崎港与宁波港对口贸易发展迅猛。长崎港是日本锁国时惟一的通商口岸。公元1685年至1688年宁波开往日本长崎的商船占总数19％。《唐船方日记并配铜帐》还详细记载了宁波商船活动的详细情况。大批商人、工匠赴日，把宁波的建筑技术也全盘移植到长崎。如长崎的崇福寺，系专门供奉航海保护神妈祖的寺庙，就是承唐宋之传统，把建筑成套地输出的典型实例。寺内大殿、护法堂、钟楼、鼓楼都是明末清初的“宁波式”典型建筑。其中崇福寺“第一峰”山门为宁波建筑师在宁波完成构件全套制作后，于清康熙三十六年海运至崇福寺并组装完成。现存的“第一峰”山门为日本国宝。
2.在日本的名人为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后续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爱国华侨杰出代表吴锦堂，宁波慈溪人，清末在日本大阪、神户定居经商，以海运创业，后成为日本豪富第十三位。由于对日本政府和人民作出了很大贡献，所以多次受到日本天皇的嘉奖，成为中日通商贸易的友好使者。又如明末鸿儒朱舜水（名之瑜，字鲁屿，号舜水，宁波余姚人）1659年流寓日本，在长崎、江户讲学达22年，被水户藩主德川光国尊为国师。他积极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实理实学”，为日本江户时代儒学的传播与文教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其学说对日本水户学派影响很大，被日本学术界奉为一代宗师，号称日本的“孔夫子”。
（本文得到了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林士民先生和天一阁博物馆研究员李英魁先生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文图片除注明者外采自《千年海外寻珍》）

（1）《“海上丝绸之路”研究》，1999年2月，第二期，福建教育出版社。
（2）《史记·东越列传》韩说条，《浙东文化》2002年第1期。
（3）《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下。
（4）李刚：《佛教海路传入中国论》，《浙江文博七十年文萃》，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5）王仲珠：《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考古》1981年第4期。
（6）（14）（15）（19）（20）林士民、沈建国：《万里丝路——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宁波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7）《千年海外寻珍》，“太宰府与鸿胪馆”（日本商贸活动中心），宁波市文化局2003年编。
（8）（17）林士民：《明州港在东亚汉文化圈中的作用》，《三江论坛》2004年3月第132期。
（9）林士民：《唐吴越时期浙东与朝鲜半岛通商贸易与文化交流之研究》，《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1期。
（10）林士民：《青瓷与越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11）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
（12）宋罗浚、方万里：《宝庆四明志》。
（13）（韩）《新安海底遗物》，文化公报部、文化财管理局1985、1988年版。
（16）（18）《千年海外寻珍》图录，宁波市文化局2003年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