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0506在浙江大学MPA教育中心的演讲）
首先，让我感谢浙江大学和MPA教育中心的主任徐林博士，浙江大学是国际知名学府，虽然徐主任同我素昧平生，但他把这次讲座机会给了我，同到会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交流自己的认识。
其次，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我看作一个学者，而是看作一个学长，也就是一个年龄比你们大一些的同学。因为我在这里要讲的，与其说是传授专门的知识，不如说是座谈一个老同学的学习经验和工作体会，但愿它对你们未来的研究和工作有所启发。
一、我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接受和认识转变过程
我大学所学是建筑工程专业，三大力学四大结构，大量的数学计算，训练了我的逻辑推理和计算能力。研究生所学虽属于经济学，但研究方向又是经济数学模型。加上本人一直爱好数学，还在研究生就读时，就写过一篇线性规划方面的数学论文。所以，我是一个“理科”类型的人。做事、想问题都爱问“为什么”，注重逻辑证明。
我入读研究生的那一年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一方面，中国人民大学的革命传统德高望重，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春风扑面而来。往左一看，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吴树青、吴易风在课堂里为我们授课。前者1989年任北大校长，后者的著作我在中学里就拜读过。往右一看，西方世界的崭新观点,包括经济学、行为科学等带给大家的好奇和兴奋、又如挠脚抓心般让人骚动。
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同时学习的过程中。由于后者在表述形式上更接近于数学和公理化方法，我很自然地倾向于西方经济学。例如，有了导数和微分的基础，对“边际效益”的理解就很自然。毕业论文在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悉心指导下完成出色。论文对当时国家主管部门和经济学界热烈讨论的积累率问题，以理工科的严谨给出的分析结果是，我国积累率应在21.6%与28.8%之间为最优，至于偏向区间的哪一头，取决于即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偏好，但无论如何不应超出这一范围。这个结果，细化和印证了以陈云为代表的中央意见和经济学界关于积累率应在20%
～30%之间的经验感觉。不久，国内学术界在西安举行全国第一次数量经济学年会，我这篇论文入选，会后被收录于《理论研究》杂志(1982年第4期)。按说，这已经算是一篇不错的成果了。
不仅如此，从形式上看，这个模型对西方经济学中著名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做了改进和推广，一经发表即引起国际学术界反响，还收到了美国罗得岛州立大学赴美合作研究的邀请，费用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再往后，经中国人民大学系统分析教研室龚德恩老师从数学上进一步完善，改写为《用最优控制方法研究我国的积累率问题》，发表于中国科学院系统的《信息与控制》杂志。数年后,《积累率控制模型》被科学出版社以及至少5所高校分别出版的“经济控制论”类教材所收录，也引起了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重视。也就是在那个时期，我在茅于轼先生手把手的引导下，进入了数理经济学的大门，并且成为改革开放后在中国较早传播这类学问的研究人员之一。在经历过“十年文革”、上山下乡的一代人中，经过3年学习训练，就能从经济学的一个门外汉，取得这样靠前的成绩，应当不算愚钝吧？这时的我才二十八、九岁。
显然，沿着西方经济学的道路，我有毫无疑问的美妙前途。同时，就生活状况而言，我从陕西来到北京，从一个基层技术员，成为中央国家机关的政策研究人员，肯定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就个人利益而言，我诚心诚意地拥护改革开放。
1981年研究生毕业以来，我有机会随同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参加农村改革调研；有机会在国家建设部参加建筑业改革调研；有机会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与一批改革的佼佼者同室研讨；有机会进入中南海成为国家体改政策研究的近距离参与者。这期间我提出过许多重大政策建议。如全国最早（1982年）提出领导职务竞争上岗，第一个提出住房改革的住宅券办法，主笔全国建筑施工招标投标第一个文件的起草。国家实行保值储蓄期间，作为非主流观点提出下调储蓄存款利率的政策建议，并最终被朱镕基总理采纳等。
我进入中南海工作是1988年。此前10年是1978年，我从陕西来到北京读研究生。再往前10年是1968年，我作为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从城市到了农村，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民。这样的履历，使得我对社会的基层、中层和高层都有所了解。从1988年到1992年，作为国家层面的经济政策研究人员，作为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全国规划和办事机构——国家体改委——高级经济师，我确信了两件事：第一，在中南海工作的高层领导总体上都很睿智，更是兢兢业业，禅精竭虑地为国家、也为自己的历史机遇而努力工作。第二，中南海的信息很灵通，了解情况的渠道也很多。国家的得失成败、人民的喜怒哀乐，原则上没有不知道的。
这就纠正了我过去在基层的一个幼稚认识，以为下面的那些消极情况中央不知道。每当遇到坏人坏事，总想给中央领导写封信，反映反映。
这也纠正了我过去在中层时的一个幼稚认识，以为中央领导不如自己高明，每当看到社会运行方面的缺憾，总想给中央提些建议，改进改进。
有一个同我经历相仿，但比我更有能力的同事，担任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的主任，有一次不经意间说了这样一句话：“过去我总觉得自己报国无门，现在才知道自己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换句话说，经济发展的种种困难、社会状况的不尽人意，其根本原因，并非谁不尽职，也并非谁不聪明所能解释的。这背后应当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这也可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历史上曾经有过舜、尧及李世民这样有为的皇帝，也不乏包公、海瑞、于成龙等一批好官，而社会状况仍然弊端重重，包括不能做到长治久安。
我记忆明显的一件事是，1988年物价指数接近20%，出现了抢购风潮。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通货膨胀就是流通中的货币过多，吸纳储蓄是应有措施之一，顺理成章的是提高利率。当时为防止居民大量提取储蓄进行抢购，避免所谓“笼中虎”下山，央行一度出台过利率很高的“保值储蓄”。而实际情况却是复杂的。当我经过调研一反主流观点提出降低储蓄利率时，曾被认为“不懂金融”。幸亏朱熔基总理慧眼识金，采纳了降低利率的政策措施，事实证明实施效果良好。
类似的案例多次发生，使我对西方经济学理论本身产生了怀疑。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就科学发展的历史性进程说过这么一个现象：棋手们在对局时遇到死棋，起初棋手不会去怀疑游戏规则是否正确，而只能责怪自己的能力不够、水平不高。当多次出现死棋，棋手终于醒悟，可能是游戏规则本身有缺陷。于是修改游戏规则，从而在深层次上推动了棋艺的发展。
1988年我成为“国家体改委高级经济师”时35岁。俗话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这时的我正处在“而立”与“不惑”之间。当经济学理论与改革实践不断产生矛盾时,迫使我这个注重逻辑思维的人苦苦思索。当把理论的描述与许多亲历的事实联系起来思索后，忽然有一种“顿悟”的感觉，好像一切都“明白”了。
西方经济学讲了这么一套道理：在一个买卖自由的市场上，每个人拿着自己的产品和劳务同别人交换。通过反复进行的讨价还价，逐渐形成一个公认的交换比例，即市场价格。市场价格给买卖双方一个评价优劣的明确标准，给社会财富一个进行分配的合理尺度。在这个标准和尺度的引导，社会逐步形成稀缺资源的最佳配置。再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西方经济学用的是“因为——所以”、“假定——必有”的推理模式，优点是逻辑严谨、形式优美，且符合近300年来以、以经典力学为代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理工科的学生来说，同一种思维模式，很易被接受。
自亚当·斯密以来，众多优秀的学者经过200多年的不断锤炼，使得上述道理越讲越精彩，体系也越来越庞大。它们各个部分相互印证，逐渐形成公理化的表达形式，使进入这个领域的初学者甚至部分专家，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眼花缭乱，只觉美不胜收。
现在我们要提问的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吗？
作为推理严密的一套逻辑体系，西方经济学赖以成立的前提是：“自由买卖所形成的市场价格必然合理”。而市场价格之所以为是合理的，可用反证法来证明：如果买卖双方有一方认为不合理，就不可能成交；既然成交了，那就意味着双方的认可，当然是合理的。虽然在某一次交易中可能会有偶然的不合理，但无数次的偶然，在大数定律的意义上，一定是必然，一定是合理的。
如果这个前提真的坚如磐石，那西方经济学总体上也就无可置疑。所需要做的，仅仅是修补完善的工作。而作为一个学生，如果是从书本到书本的学习，也很难看出这里有什么不对。甚至会由衷地赞美这是真正的科学。这正如中国一句古诗所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但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我却发觉，恰恰是“自由买卖所形成的市场价格必然合理”这个前提大可怀疑！与其说它是一个普遍适用的事实，不如说包含更多的理想成分；或者说，只在一个非常狭窄的意义上符合实际。当进行讨价还价的买卖双方恰好地位平等时，上述结论成立。而当人与人地位并不平等，包括权利不一样、信息不对称时，讨价还价并非各自劳动的真实反映，往往是无可奈何的“城下之盟”。譬如一个躺在手术台上的患者，与拿着手术刀的医生，两者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很难设想所谓的“讨价还价”。难怪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搞市场化就很不成功。
生活在现实中的观察者都不难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相对的，不平等则是绝对的；平等是少见的，不平等才是常见的；平等是美好和理想化的，不平等才是实际和挥之不去的。
就说大家熟悉不过的出租车市场。北京一个“的哥的姐”风雨无阻、每日工作14个小时，月收入3000元。而上交的“车份儿”每月4000元。一个老板如果有100辆车，每月收入就是40万元，有1000辆车，每月收入就是400万元。谁定的这个价格？市场！调查发现，车辆本身的价值或投资实际上无足轻重！之所以在讨价还价过程中产生如此偏爱老板一方的价格，就是因为劳资双方地位不平等。表面上，劳资双方在订立合同时，还是“的哥的姐”恳求老板把车租给自己的，看不到强迫，也看不到欺骗，看到的是“双方自觉自愿”，完全符合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但我们要问：买卖双方所定的这个“市场价格”合理吗？
还有一个事例更说明问题。据年报，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有3名董事及高管，2007年的税前年薪超过了4000万元，其中董事长马明哲为6616万元，合每天18万元还多。
这个薪酬是谁定的？不是党和国家，也不是计划机关，只能归结为市场。它合不合理？在西方经济学看来是合理的。因为企业愿意出，马明哲愿意拿，买卖双方达成一致，且表面上看来也符合既定合同。因而说不上任何问题，任何不当。
但就所付出的劳动来说，它合理吗？这个薪酬水平，相当于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2757年的收入（按每月2000元），从东周列国开始一直工作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
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中，人与人收入天地之差的状况很普遍。很多都不能用能力和贡献的差别来解释，包括我们经常看到和听到的、同工不同酬现象的存在。当然，追查下去，源头必然就是地位的不平等。
所以，至少在劳动力价格上，市场并不向西方经济学所说的那样，能做到普遍意义上的合理定价。深入看，市场经济的根本缺陷，还不在于它某一次或在某些地方给出的价格不合理，而是在于它给出的价格尺度总是偏爱有钱有势一方，反复作用的结果又形成马太效应，造成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状况。难怪就连西方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萨缪尔森先生都说，“富人的狗可以喝牛奶，穷人的婴儿应当挨饿，这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市场经济的根本缺陷，借用系统理论的概念，在于它是财富分配的正反馈系统。
在彻底明白了这一点后，我越来越感到“市场定价并不完全合理，甚至完全不合理”的结论是如此显然。也感到一些专家在作政策研究时，不分场合地将“市场机制”当作天然合理，不看前提地将“市场价格”当作资源配置、利益调节的合理基点，是一个多么“想当然”的做法，可能造成多么严重的失误。
从2008年起，众多专家学者并决策者都公开指出改革遇到了难题，经济遇到重大困难。难题和困难的根本点何在？其实就是收入分配不合理造成的贫富差距过大，包括所谓内需不足。譬如就房地产看, “人没有房住，房没有人住”
的现象同时存在。有人可能不同意我的观点，说中国目前遭遇经济困难的原因是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那不妨再问一句：美国次贷危机的原因又是什么？是真的缺房还是缺少有效的购买力？根源不还是两极分化嘛！穷人想买房，因收入有限只得去贷款，贷款到期还不上就成了危机。从物质财富看，房子是有的，甚至已经住上了，但就是买不起。
我们不妨重读来自美国1929年的故事，一个矿工家庭母女俩的对话，更易理解什么是市场机制下的所谓“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
“妈妈，屋里冷，为什么不生火？”
“因为爸爸妈妈没有钱。”
“爸爸妈妈为什么没有钱？”
还有类似“把牛奶倒入海里”这种匪夷所思的举动，也是收入差异巨大引发的。进一步，它又扭曲了被推崇为至高无上的法律和被认为天经地义的道德。
譬如，2007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本意为保护劳动者，要求企业与一些职工签订无固定期合同，结果很多企业（本来职工的待遇就相对偏低），干脆把既有的职工改成了临时工或派遣工。工资，也就是劳动力价格，压得更低，劳动者权益更没有保障。何以如此？07年底一个署名为舒圣祥的人发表文章，《劳动合同法为何一再伤害劳动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原因在于：劳资双方权利的极度不平等。”
最后看道德意识。“一夫一妻”是最为天经地义、最具道德底线的家庭组织形式，但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就连这一点都受到了冲击。黑龙江省一位人大代表公开提案将卖淫嫖娼合法化，“理由”很充分，说这是减少社会犯罪、广开就业门路、规范行业管理、增加财政收入的好事情。江苏省建设厅前厅长徐其耀踊跃实践这一观点，一人包养情妇146个，很看不起那些只包了十几个的。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提、这么做？就是在他们内心深处，认为这是合理的。
可是我们从社会道德层面想一想，如果这被视为正常，那这个社会是否就有相应一批数量的男性不得不过非正常生活？我国现状男多于女，专家认为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人口在达到婚龄时，将会有10%的男性被挡在婚姻门外。还有人推算，2007年中国男性已比女性多出3700万，这背后潜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如果包二奶的现象继续蔓延，如何保证社会的总体和谐，保证我们子孙后代的心灵不被扭曲？且不说这会不会引发更严重的社会冲突。
当市场经济给出的结论与社会实践相矛盾时，我们应当相信哪一个？当鞋不适合脚时，我们应当相信脚还是相信鞋，又如何取舍？请大家自己作出结论。
简言之，正是改革开放的实践而不是书本，正是为了政策研究而不是自我修养，我把探索和怀疑的目光从对人的品质、能力的质问，到对政策、体制是否科学的探讨，又从对政策、体制的探讨到对西方经济学理论本身的怀疑。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具有理工科性质的严谨体系，一百个正例不能证明其正确，一个反例就足以说明其错误。而西方经济学所描述的市场经济，自诩是一个严谨的理论，却对那么多显而易见的反例视而不见。因此，我越来越感到纳闷的，不是市场经济不够完善，也不是西方经济学并非真理，而是如此具有偏差的理论，何以被一些人奉若神明。
这就是我在1988年至1992年之间思想上的最大认识和变化。
二、计划经济的始兴后衰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有待完善
前面说了，我从一个对西方经济学的崇拜者逐渐成为一个怀疑者，完全是面对实践中的矛盾所致。这个思想认识过程应当说完全符合逻辑和历史一致的原则。从历史上看，之所以会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它的助产婆正是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弊端。因此，当年德国出现马克思可能是偶然的，但市场经济的世界产生马克思主义肯定是必然的。目前也是如此，经济危机催生了西方世界今天重新出现“马克思热”，出现了社会主义的思潮。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体系也是博大精深、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就其逻辑结构看，也是一个公理化的体系。它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可归结为三大基本原则：生产资料公有制，消费资料按劳分配，国民经济计划发展，也被简称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这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互助互爱，只有社会分工不同而没有老板和雇工之分。这个系统中，“人与人平等”不是逻辑前提而是所追求的目标。马克思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毕其一生，在儿女的啼哭声中批判资本主义，勾画社会主义的伟大蓝图，值得一切有良知的人尊敬和爱戴。
不光马克思，很多经济学家似乎都没有注意到，爱因斯坦，这个独立、诚实、没有阶级偏见和民族偏见的人同样认为：“要做到消除经济危机，逻辑上最简单也是最大胆的方法是完全的计划经济”(1931年)，并终生向往社会主义。马克思、爱因斯坦这两位数一数二的“千年伟人”[1]不约而同的结论，说明科学社会主义是当代社会科学理论思维的最高成果。它的说服力不仅在于“铁一般的逻辑和海一般的思想力”，而且符合随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史实。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两极分化的严重和危机的加深，《共产党宣言》问世不到70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破壁而出。又经过不到半个世纪，16个国家，占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意气奋发地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人类历史上，社会制度的这种迅猛变革和疾速发展，前所未见，可谓狂飙突进。
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所设想的计划经济，无不经历了始兴后衰的过程。
这里，有必要先看一看列宁在世时，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一段历史情况。
1917年十月革命前，列宁的看法同马克思、恩格斯完全一致，高声批判和竭力打倒市场经济，认为唯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他们不相信市场，当然也不认为市场价格合理。列宁在“俄共十大”上所强调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流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而贸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这一点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不仅列宁，应当说所有共产党员的思想深处，也都把商品、货币和市场，看成资本主义的同类物。适逢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年，国内外敌对势力对苏维埃俄国发动武装干涉。为赢得这场战争，列宁领导党采取军事化措施动员一切人财物全力应对。著名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由此发端，主要表现为强制征收剩余农产品，严禁私人贸易，商品货币的流通基本停止等。由于“战时共产主义”有效地保卫了苏维埃政权，且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思想一脉相承，因而深得各级党员拥戴，被认为社会主义的管理就该是这样。就在战争基本结束之际，苏维埃拿出了取消货币的具体方案。一个月后，莫斯科具有象征意义的苏哈列夫卡自由市场被强行关闭。
此时，以列宁为首的党，踌躇满志地打算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发的基本思想付诸实现：市场经济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石，搬掉这块基石，资本主义就再也无法立足。列宁还就行动方针明确表示：“现在摆在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把我们在军事工作方面获得的经验运用到和平建设方面去。”
可没过多久，战时共产主义的负面作用开始显现，1920年粮食总产量只及战前的一半，大工业的产值比战前减少几近七分之六。不满情绪普遍爆发。典型的是1921年3月在喀琅施塔得要塞发生的水兵叛乱。这些水兵在十月革命时曾是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现在掉过头来反对党。严酷的现实使列宁醒悟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常规化不行。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承认在经济政策上犯了错误，沉重地总结说：“1921年春，在经济战线上我们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严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险得多。”完全起因于形势的逼迫，不得已，列宁只好凭借自己的威望，于1921年10月紧急推出发挥市场机制的新经济政策，方才挽狂澜于既倒。
实行新经济政策，当时不少党员认为党的共产主义方向改变了，或者说党变质了、理想幻灭了，这对笃信马克思主义的人十分痛苦。根据官方数字，仅仅一年内，就有14000多人由于不理解而主动退党。当市场开始活跃，电车重新卖票时，一些人以自杀表示抗议和绝望，其中包括著名诗人勃洛克、俄共领导人皮达可夫的妻子等有影响的人物。别国一些思想上不能接受新经济政策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竟至放声大哭。这说明人们一度是多么坚信和维护计划经济，然而他还是无可遏制地衰败了。
我们再看一看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计划经济也是始兴后衰。新中国成立，开始推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情况令人特别鼓舞，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写出他当时的亲身体会和感受：
我国在解放前是一个饱受凌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在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集中有限的财力投向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分配方面，非劳收入明显减少，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将近９％。农民生活从旧社会的饥寒交迫开始转向温饱；市民收入在物价稳定的前提下每年都有所增加。当企业由资本家手中转到国家手中，由私有变为公有后，广大职工感到自己当家作了主人，不再为资本家干活，积极性大大提高，各个服务行业的服务态度比解放前的私营更加诚恳周到。人们为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而忘我地工作。人际关系中兄弟姐妹般的同志感情，解决了许多难以想像的困难。不仅如此，旧社会遗留的陈规陋习、赌博、妓女和匪患绝迹。公共场所内礼让成风，政府廉洁有效，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半夜里往往笑着醒来”，的确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有过50年代这种经历的人都有同感，那是一个生产发展与社会平等两方面都令人怀念的社会。
从本世纪初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开始，短短的几十年中全世界社会主义扩展为十多个国家的强大阵营。与此同时，世界六大洲普遍出现了众多社会主义流派和运动，其波澜壮阔之势蔚然形成激荡全球的世界洪流。在已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各种辉煌成就光彩夺目。世界上的第一个人造卫星就是从社会主义的故乡飞上天的。所有这些，是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和反对者都承认的。
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开始放慢，一度还出现负增长。无论经济生活还是政治生活，再也没有建国初期的兴旺和活力。到了1978年，党和国家的正式文件居然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
也不光是中国，大约从20世纪下半期开始，实行了大规模计划经济的国家，劳动生产率等主要经济指标明显下降，以致计划经济被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称为“短缺经济”。不少经济学家还把经济制度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两相对照，如东西德国、南北朝鲜、大陆港台，以证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比资本主义效率差。到了20世纪80～90年代，曾为社会主义带头人的前苏联已经垮掉，其余的也纷纷走上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道路。至今仍然硬撑着不改革的朝鲜和古巴，经济上的困境无以掩饰。算来不过几十年，计划经济在实践中的这种衰败之象，骤然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经济学家，用综合数据说明计划经济国家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有一个始兴后衰的变化。
1950年--1965年期间，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增长率为3.75，而计划经济国家实际增长率为4.43；但在1965年--1980年期间，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增长率为3.36，而计划经济国家的实际增长率却仅为3.24。
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初期，经济速度就能够超过资本主义，不能不说明计划经济确有优越性。问题在于：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为何不能持久。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无论经济基础、文化背景、领导个性有多大差异，既有实践中计划经济所表现出来的始兴后衰过程，大体类似，说明这里确实存在着某种共同的原因。
客观地说，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形成世界潮流，之所以蔚为壮观、可歌可泣，完全是迫不得已、大势所趋，是计划经济自身的衰败为之创造了条件。
因而，当改革也遇到难题时，出路绝不能是再搞过去那种计划经济。温总理对此有深刻洞察：“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三、探讨问题源头，寻求理论创新
经过了资本主义，又经过了社会主义；见识过市场经济，也见识过计划经济，使我认识到，市场经济两极分化、计划经济始兴后衰，二者都存在严重缺陷。按照科学方法论进行剖析，它们的局限都在于所依赖前提假定不切实际。市场经济有效性的前提假定是“人与人具有平等的社会地位”，计划经济有效性的前提是“人要有大公无私的崇高觉悟”。由于这两个前提条件在现实中都很难完全做到，因而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这两种体制都是理想化的。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中，凡是人与人之间地位相对平等的那些领域，如小商品市场中各个摊位之间，中小企业相互之间，效果就很好；凡是涉及地位垄断、权利掺和、信息不对称的那些地方，如医院与患者之间，就弊端丛生。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中，参与者具有大公无私觉悟，或基本不顾忌个人利益得失时，效果也很好，如我国
“一五”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参与者更多地计较自身利益时，执行的结果就毛病百出。
现在，我国社会贫富差距过大、沉积问题过多的看法已经争议不大，争议的焦点转向，这到底是实行市场经济造成的，还是实行市场经济不彻底造成的。有位著名经济学家甚至惊呼：谨防这一争论撕裂我们这个社会！在我看来，持有这两观点的人都深陷各自的乌托邦。建议深思一下，自己的主张中，所依赖的前提条件是否现实，可能就释然了。
还有一类方法，数学模型，从逻辑上说，其有效性既不依赖于人的觉悟，也不依赖于人与人是否平等。典型的有如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模型》、康托洛维奇的《最优计划方案》、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都是有代表性的。前两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者也得到了国内外的很高评价。但这类办法的运行，必须有“确切的数据”作前提，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由于现阶段还不具备这样的数据库。因此这些办法真用起来也面临巨大障碍。
总结一下，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还有数学模型等，被称之为主流观点所给出的办法，为什么说起来都挺好，做起来都不顺利？原因就是这些办法，前面提到过，都来自近300年来形成的、以经典力学为代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由此形成的逻辑体系，其有效性离不开平等、觉悟和数据这三大前提之一、二。而现实生活中所缺少的，恰恰是这三大前提。换句话说，正因为理论所依赖的前提靠不住，才使得理论所给出的结论有偏差。
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说过，哪怕面对“无赖”也要有效的办法，才是好办法。这时我就想，能不能找到这样一种理论以及办法，对平等、觉悟和数据都不依赖？再加上科学方法论对形成一个理论的基本规范，是否有可能形成真正的理论创新呢？
把上述思路整理一下就有：一种好理论、好模式、好办法应满足下述要求：
第一，具有切合实际的前提，包括“三不依赖”。
第二，它不仅要很好地解释已经出现的所有重大史实，而且要有强大的预测功能，比较准确地对尚未发生的经济现象进行预测。
第三，它不能只“务虚”而不“务实”，既要有逻辑上的说服力，又要有实践上的生产力。制定政策，改进管理，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生产力的发展，应当是其思想体系的当然延伸和必然结果。
第四，它尽可能不要否定我们的祖先和历史，不要横扫已有的信仰和图腾，让百姓陷入信仰缺失的泥潭。
第五，它是一个统一而严密的形式逻辑体系。最好能形成一个公理化的表达形式。这也包括其基本概念不能含糊模棱，
以上五条都重要，但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很多人似乎没有注意到概念含糊模棱所带来的低效。请允许我在这里说一句半开玩笑的话。目前社会上最为流行但又最为含糊的基本概念有三个：效益、民主和爱情。什么是“效益”、什么是“民主”可以作出多种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解释。至于爱情，影视明星王志文的解释最到位：“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这就是爱，糊里又糊涂。”有生活体会的人都知道，凡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都是理想化的。同理，凡是以含糊模棱的“效益”、“民主”为基本前提的理论，都是不尽人意的。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应当说不是个笨人。但他何以败得如此之惨，在一个超级大国总统的位置上被无声无息地一脚踢出政治舞台？学术界的说法很多。我认为，其根本失误在于，他不遗余力地贯彻的理论，其逻辑体系所依赖的前提是所谓“公开性”、“民主化”，非常含糊模棱。因而所赖已为据的基本政策在执行中也就不可能不走样、不乱套，结果自己乱了方阵，在自我作对中衰竭而死。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进入一个很高深的层次，尝试回答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当前社会仍然存在缺陷或弊端的总根源何在？
有人试图用腐败猖獗、既得利益集团或者某种邪恶心态等原因来作解释，都是倒因为果。其实所有的社会缺陷或弊端，其总的源头不是哪一个恶人或哪一个利益集团作祟，任何个人、任何集团都没有那么大的力量。腐败屡禁不止和黑恶势力频频出现，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是现象而不是本质。真正的原因是社会运行规则的紊乱。好比一个交通系统，规则有毛病，必然事故到处发生，各种歪门邪道四处显现，交通警察焦头烂额，人民群众还意见很大。那为什么不能奉行一套好的运行规则呢？答案是：还在努力寻觅，暂时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
因此，急则治标。面对现实，面对我们的父老乡亲，你就学习雷锋“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象雷锋、王杰、焦裕禄，象千千万万英模人物，像我们如今的胡总书记、温总理一个侧面的工作一样，竭尽全力为人民服务，包括四处救火。
因此，缓则治本。面向未来，面对我们子孙后代，就要大胆进行理论创新，好比创立一套科学的交通规则，从根本上使得社会经济系统运转顺畅，减少事故的发生。
如果有人不解，或感到厌烦，何以费这么大劲搞理论呢？那就问问交通系统为什么非要有一套合理的交通规则不可，为什么做好各项工作都要讲究方式方法？其实，理论就是规则和方法的扩大化和普遍化，为之勾画一个根本性的思想基础。选择一个科学的理论，就是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意义上选择一个好的规则和方法。
关于理论的重要性，革命导师恩格斯、我们的胡总书记都讲得很清楚。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胡锦涛在主持第六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实践难以取得成功。”
四、 现实中的模版——体育竞赛
初看起来，理论创新的难度非常大，应当唯有马克思、爱因斯坦这样天才的思想家才能企及的。但经过多方探索，发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创立新的理论经济学来说，已经存在着一个“模版”。只要读懂这个“模版”并合理推广和移植，创新难度就将大为降低。
让我们变换思维，换个眼光看问题。先不提西方经济学，也不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假想我们不知道市场经济，也不知道计划经济，完全客观地进行考察发现，人类各种形式的活动中，最文明健康也是获得最大认可的一种是体育竞赛。无论贫富、国度、肤色和文化背景差异多大，体育竞赛均为之提供了一个公平竞赛的舞台。凡因不公平而生的种种社会弊端，在这里都相对很小；包括经济领域一直未能解决好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在这里自然解决。它促使每一运动员的潜能得到最大发挥，同时贯穿着人人平等的精神。勇夺第一的英雄气概与和平友爱的宽容互助，在此为天成之美。奥运会的蓬勃发展和巨大影响力，正说明它所具有的内在活力与和谐。若说体育竞赛的实践正是“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活标本，难道不是非常贴切吗？
就像一个走遍深山寻宝的地质队员突然发现了金矿，就像一个茫茫大海中航行的船只突然看到了航标。有一天，我惊喜地发现，在“管理体制”上，体育竞赛活动完全符合马克思所勾画的社会主义蓝图。当时真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感觉。
先看“所有制”。竞技过程中，场地、器械，正好比“生产资料”。参赛的任何一方，只能凭自身水平取得名次，而不能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享受优待计分。这正是不折不扣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不难设想，如果在比赛中“优待”有产一方，将会对体育竞赛造成怎样的扭曲与扼杀，不能不令人产生“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的感慨。
再看“分配制度”。运动员的成绩取决于竞赛水平，归根结底取决于该运动员所付出的有效劳动。待遇又与成绩挂钩，自然体现“消费资料按劳分配”。
最后看“运行方式”。无论竞赛项目的遴选，还是竞赛规则的改进，越是大型的赛事，越要有远见、有组织的计划管理，可称之为“计划管理”。
简言之，体育竞赛的管理特征与马克思所勾画的社会主义蓝图，在三大原则上一一对应，丝丝入扣。无论你处在什么国度，奉行的是哪种宗教信仰或政治、经济制度，一旦涉足体育竞赛，采用的都是“社会主义”的管理。倘若我们把“社会”的涵义界定在体育竞赛的活动范围，可以说全世界高度认可和通行的，早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
从这个视角看问题，不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而且对社会主义三大基本原则的科学合理性是一个具体形象的展示。
将体育竞赛式的管理，从概念上推广到社会经济活动的一般领域，形成适用广泛的、规范性的“公平竞赛模式”，这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在实践上是有先例的。它无非是把所有的社会经济活动都看作广义而言的“运动项目”，譬如要提高建筑业的效率，就进行建筑工程方面的竞赛，要解决三农问题，就在农业、新农村建设等方面进行竞赛。所有具体问题，无非是一种组织或设计工作上的技巧而已。列宁领导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新中国曾经举办的、多种行业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劳动业绩，且从中涌现出的英雄模范，多少年来一直鼓舞着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
爱因斯坦说：“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待旧的问题，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而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则说：“面对重大问题，且勿轻易结论。”
判断此处究竟是以创造性的想象力看到了新的视角，还是缺乏根据地胡乱类比，一定要仔细推敲以下两点：一是新的观点能否符合所有的基本史实，二是所形成的理论框架是否逻辑简单。
由于时间原因，今天我不可能对此展开充分讲述，只就其中一个首要问题进行解答：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中国，一度曾在各个领域都强力推行过具有“三大基本原则”的管理体制，可为什么体育竞赛能够鲜花盛开，而经济等其他领域则不尽人意，以致不得不改革呢？包括以上所提到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为什么曾经辉煌充满活力，尔后还是衰落，被认为过时了呢？换言之，体育竞赛与劳动竞赛究竟有什么原则上的不同呢？
两相对照发现，差别在于体育竞赛对成绩的认定具有“严明的评价标准（标准量及基本单位）”，这些标准无不是清楚明白、没有歧义的。如举重的“公斤”，“赛跑”的“米”、“秒”等；而“其它领域”，包括对干部、对成绩的认定却相当含糊模棱，如“德才兼备” 、“效益良好”、等，怎么解释都行，带来的后果就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不服不行。”
由此产生了一个大胆猜想：在管理体制上，凡符合社会主义三大基本原则且具有“严明评价标准”的领域，就能形成“社会主义公平竞赛”，得到体育竞赛般的效率与公平；反之，凡缺乏严明评价标准，即使存在“三大基本原则”，也难免弊端丛生。或者仿照数学语言：对于开展社会主义公平竞赛，三大基本原则是必要条件，严明的评价标准是充分条件。从形式上，它完全可以形成一条管理学的“定理”。
为落实“公平竞赛模式”，我又进一步提出了《金牌等价公设》，在此基础上完全可以形成可操作的条例“二一三五办法”，以及为把马克思主义从理论科学推进到应用科学，需要建立一个测量基础，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内容。
常有人急切地问：“你能不能用简单的几句话讲一讲你究竟是怎样解决问题的？”对此我反倒不知如何回答。我不知道一个物理学老师能否用简单的几句话对牛顿讲清什么是相对论，我也不知道一个英语老师能否用简单的几句话对诸葛亮说明什么是英语。因为所要说明的，不是原有概念体系中的某个问题，而是一个新的概念体系。
一个涉及许多新概念的体系，只能一步一步地娓娓道来。在今天我所讲的主题中，我所说到的只是我进行理论创新所得出的、粗线条的结论。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科学。三大基本原则先进合理，只要补充一个“测量基础”，或者形成“严明的评价标准”，就会使社会主义经济顺利前行。理想的社会经济模式不仅存在，且实行起来不会太难。
2．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实比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更为合理，也更具生命力，更受欢迎。人类追求理想社会的目标，正该沿着这个方向前进。
3．共产主义目标完全正确，革命先烈鲜血不会白流。
我们一旦能将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搞得如同体育竞赛，如同奥运会一样红火，那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用怀疑吗？到此不禁令人感叹，倘若当年能正确总结经验，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有益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并推而广之，而不要把着力点放在阶级斗争和思想改造上，会避免多少本不该有的曲折！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实践无不说明，理论问题不但必须解决，而且理论的先进性，必然表现为实践中的优势；理论的欠缺，也必然表现为实践中的代价。
中央党校的李君如副校长，在1991年访问前苏联时，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苏共党内和人民群众中思想极度混乱。不久就发生了苏联解体事件。十年之后，作为中国有作为的政治理论家，他写下了一本意义深远的书《社会主义精神支柱》。我拜读以后，引起深深的共鸣。今天的中国社会，多么需要一个统一而坚强的精神支柱啊！作为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接班人，让我们想一想方志敏、赵一曼、江姐……这些为革命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受尽敌人酷刑、宁死不屈的先烈，让我们想一想不远万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献身的白求恩。还有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一代领袖人物……他们一生奋战，鞠躬尽瘁，虽然树立了许多敌人，但没有一个私敌；虽然一度大权在握，但从不为己谋利，不但个人生活俭朴，也没有给子女留下什么财产。虽然我没有亲眼见过传奇中所说的革命前辈，但我熟悉我的父亲，一个红军时代的革命干部。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为贯彻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曾经英勇地前去国民党军队做统战工作。红军连派三人都被国民党匪徒杀害后把头颅挂在城墙上，我父亲毫无惧色地第四个前去。红军这种坚决抗日，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震慑和感化了国民党的官兵，对之正确认识红军并共产党起了积极作用。还有我的叔伯杨步浩，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对我的当面教诲。他们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对工作无尽无悔的投入，在感性上无可置疑。从理性的角度想一想也能懂得，共产党的小米加步枪，能战胜国民党的飞机加大炮，除了人心向背的差异，还有什么能给予解释呢？！
当我们在理论研究上有所感悟，明白了其中的正确道理时，面对为人类理想而血洒疆场、奉献终生的革命前辈，就会更加理性地敬礼回答：你们当初选择的道路完全正确，你们的鲜血没有白洒，你们开创的伟大事业正为你们的子孙后代发扬光大！
李君如副校长2006年说过的一段话，在我看来更是闪耀着哲理之光和崇高使命感：“我们面对的是中国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研究的是民族复兴之大伟业，我们需要的是善于化解矛盾之大智慧，我们应当承担起这种历史造就的可遇而不可求的大使命。”
总之，改革开放30年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物质生活的提高，更是思想认识的升华！如果说，60年前的中国人民开始实践“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话，那么，作为亲历计划经济30年和市场经济30年的中国人，我们的主张要敢于面向光明，积极实践科学发展观，旗帜鲜明地宣讲：只有忠于马克思主义，才能引导我们这个国家走向和谐与美好，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引导人类走向大同！
今天，在有限时间里，我就这个题目所谈的是亲身体会和真实的思想转变过程，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但请相信我的真诚。
同时，我想借用这个宝贵的机会，向在座的同学、领导和朋友宣传一下，根据以上认识，我所设想的“公平竞赛模式”（宏观）和“二一三五办法”（微观），不但可能有着非常积极的理论意义，而且在方法上已经到了可以操作的阶段，特别是用于国有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在无需大的投资和不作太大政策变动的情况下，可望有“成本减一半，效益翻一番”的成效。
这个期望并非虚构，而是有一定事实根据，并以一定的改革经验为依据的。
一个例子是马胜利承包石家庄造纸厂。该厂是一个国有企业，因完不成一年向上缴17万元利润的指标，迫不得已由马胜利承包。马胜利本来是该厂一名普通职工，能够担当承包人的“资格”，就是保证一年上交利润70万元。“70万元”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就是把“17”这个数字颠倒一下。由此可见其中的戏剧性。令人瞠目的是，马胜利承包后的当年，承包指标70万元，结果当年完成指标140万元，第二年完成280万元，第三年560万元。面对国有企业的长期积存下来的巨大潜力，请问，“效益翻一番”这个说法夸张吗？
再一个例子是建筑业的改革。我本人当过建筑工地的基层技术员。改革开放前几年的建筑工程“工期马拉松，造价无底洞”。一幢普通宿舍楼拖上好几年是常事。改革开放后实行招标承包，效果大不一样。深圳要建两幢20层高的国际商业大厦，开始用行政办法，安排一家建筑公司承建，要价每平方米造价580元，工期两年。后来实行招标承包，结果每平方米造价388元，工期提前半年，质量优良。综合一算，完全够得上成本减半。再看工期，招标承包办法促使大干快上，不断采用新技术，创造了楼房建设平均平均五天一层，最快三天一层的“新纪录”。被新闻媒体叫得很响的“深圳速度”，就是这么开了头的。综合算下来，成本减了还不止一半，效益翻了还不止一番。我当时就在国家建设部的建筑管理局，在杨慎局长的带领下从事这项改革的调研工作，起草过全国第一份建筑施工企业招标投标的文件，对有关情况有过直接接触。
还有一个例子大家可能更容易理解。不过我先要问一下：当今社会谁最辛苦？不是别人，正是我们上学的孩子。天天学习进步也天天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是谁把这些父母心中的宝贝疙瘩逼成这样？就是现有的考试办法。对每一考生，考试时的考场相当于公有，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判分标准严明，并以此“择优”。这就具备了一个公平竞赛的充要条件。结果也是显然的：效率之高以致教育管理部门三令五申“减轻学生负担”。作为对照，回想当年的工农兵上大学，谁上谁不上搞“群众推荐”，录取缺乏严明的评价标准。虽然也具备公有制等三大条件，但推动学习的效果就差多了。
把生活和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经验提炼总结出来，就是所谓的“二一三五办法”[2]。也可以说，这个办法之所以非常有效，原因之一就是其有效性具有“三不依赖”的特长，可行性超过以往的任何一种管理方案。更有，它脱开传统意义上的“市场”而直接依赖“竞争”，形成调节各种劳动者关系的、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新机制，思路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此外，它还有两个优点：一是试点可以局部开展，二是方法概念非常简单。经过短期的学习，只要有中等以上的文化，就能掌握和运用这个办法。因此也很适合向广大的农村地区和基层单位推广。
我相信，很多同志以其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奋发有为的工作，比我更早地触摸到了问题的真谛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且已在进行高层次的理论创新。而我能做的，则是力求进一步将之形成公理化的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