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可见宋徽宗的邪恶，政治上的陷害，一个最高统治者却如此下作。这会让人想到什么？ “元符上书”即宋徽宗元符三年三月辛卯，因日食及新、旧两党势力刺激而颁布的一道旨在消弭天灾、去壅止蔽的诏书。此诏书并不是一般的应灾诏书，而是由宋徽宗一手导演，引诱旧党直言，以此作为日后“崇宁党禁”的把柄。“元符邪党”中多为元佑旧党之人，因此，新党受到了不小的打击，此次上书也酿成了宋代史上最残酷的政治斗争“崇宁党禁”，加剧了北宋王朝的腐朽和灭亡。 

元符三年元月，宋哲宗“崩于福宁殿，寿二十有五”。经过一番纷争，终立宋神宗第十一子端王赵佶为帝，即位为宋徽宗，并由哲宗皇后向氏垂帘。经过哲宗皇帝亲自主导的“绍述政治”，新旧两党的矛盾和斗争变本加厉。鉴于新党对旧党进行的残酷倾轧，再加上偏向旧党的向氏的垂帘，加剧了新党及其内部的恐慌，他们害怕当年受高氏支持的“元佑更化”再次爆发，于是，直言不讳地多次提出要谨守神宗法度，因袭神宗政事。但由于新旧二党势力的消长和政治局势的频繁反覆，章惇、蔡卞等新党已无力挽回旧党重新复出的大局。旧党恰好借是年三月日食求言之机，对新党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攻击。

    北宋党争可谓是宋代史上一道独特的，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政治风景线。而因宋徽宗元符三年辛卯诏书出现的“元符上书”也无一例外被赋予了新旧党派斗争的政治色彩。

哲宗登基伊始，旧党以高太后为靠山，用近乎残酷的手段打压新党。但至元佑之末，一些旧党分子试图引荐元丰党人来缓解由残酷的党同伐异引发的矛盾，就连恨新党入骨的高氏都不得不向这种局势低头。元佑八年(1093)八月，在她重危之际，告诫范纯仁、吕大防等人:“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显然，此中“官家”就是指宋哲宗，令他再选一批新党，旧党成员们要自行引退，以保全自己。于是，次年二月，“纯仁数称疾求罢”。但此时的哲宗对高氏以及整个旧党集团早已深恶痛绝，旧党被排挤的局势已无力挽回，所以在他亲政之后，联合新党对旧党进行了报复性倾轧，即所谓的“哲宗绍述”。

绍述时期，新党不仅恢复了熙丰新法的大部分内容，而且罗织各种罪名，对旧党进行了残酷的打击。绍圣四年正月庚辰，“以司马光等造为奸谋”，“诋毁先帝，变更法度，罪恶至深”，另以“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等为臣不忠罪与光等无异”，故又诏曰:“吕大防资性冥顽，心求狠戾，背天地之恩于先帝，废君臣之理于朕”，“责授舒州团练副使、循州安置”;“刘挚趋操回邪，性资险谲”，“唱和奸谋，毁黩先烈”，“责授鼎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苏辙操顷虐臣之心，挟纵横策士之计”，“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梁焘向附凶渠，擢在谏职，阴与子婿构造邪谋，诋毁先朝”，“责授雷州别驾、化州安置”; “范纯仁立异以邀名，匿情而趋利，习用小夫之私，”“责授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另有韩维、王观、孙升、吕陶等以各种罪名被降黜。随后，中书舍人同修国史蹇序辰，建言“趁时取索”元佑八年以来的章疏、文字、行遣、案牍进行编类，以防“邪党交拱有匿弃毁之弊”。不久，哲宗便准奏“编类贬责司马光等事状”，使新党对旧党的打击更加有力，另外，新党又据元佑党人所设“诉理所”，设“看详诉理所”，又使元佑初被释罪的旧党再次获罪，大批旧党成员惨遭贬谪。旧党基本上被瓦解了。虽然新党集团在以打击旧党为共同目的的前提下，形成了一个休戚相关的共同体，但其内部已经矛盾重重。以曾布为代表，他一面标榜坚决打击元佑旧党，一面又与章惇等新党人物唱反调。如:绍圣四年九月癸亥条，曾布独对事，称“臣度章惇、蔡卞必不能为陛下更修政事，进退人材”。 

元符三年元月，哲宗病逝，徽宗即位，向后垂帘，这与神宗去世，高氏垂帘的情形极其相似，这无疑会使大多数新党分子陷入高度紧张的政治氛围中，再加之二党沉浮的恶性循环，他们害怕当年的“元佑更化”会再次爆发。所以，在徽宗即位伊始，就力劝徽宗“惟是先帝法度、政事当持守”，若此则“孰敢以为不然者”。但时局依然如他们忧惧的那样悄然发生了。不久，徽宗即“批付三省:以尚书及从官缺，令与枢密院参议，具前执政十人，余可充从管者二十人姓名进入”。经过磋商，李清臣、韩忠彦、黄履、陆佃、郭知章、曾肇等人得到升迁。后又诏“内侍省官因元佑责降之人”， “并与依例转官”。“入内内侍省人因黜责降充前省者，悉召还入内内侍省”。大批的元佑党得到牵复和量移。而此时，韩忠彦成为宰相，章惇的地位有所动摇。元符三年三月，令承议郎、权发遣卫州陈瓘为左正言，以袭夬为殿中侍御史，邹浩为右正言，至此，台谏基本上又被元佑党人控制。政治的天枰已偏离新党，再加之，是年正月星变，宋廷借此攻讦新党，玩弄了“中外臣僚并许直言朝政缺失”的把戏，中书舍人曾肇入对，他列举了舜、禹、汉、唐、神宗下诏求言之故事，建议徽宗“修转对之制，不下讳之令，明诏百官，下及民庶，使得直言时政，无有所隐”辛卯，宋廷即响应曾肇的建议下求言诏书，即元符三年三月辛卯诏书。

“朕以眇身，始承天序，任大责重，罔知攸济，永惟四海之远，百机之烦，岂予一人，所能遍察，必赖百辟卿士，下及庶民，敷奏以言，辅予不逮。矧太史前告，天将动威。日有食之，其在正月，变异甚巨，殆不虚生。夙夜以思，未烛厥理，将以弥纶初政，消弭天灾，非药石之规，孰开朕德。况今周行之内，人有所怀。刍荛之中，言亦可采。凡朕躬之缺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臧，风俗之媺恶，朝廷之德泽，有不下究?闾阎之疾苦，有不上闻?威听直言，毋有忌讳。朕方开谠正之路，消壅蔽之风，其于鲠论嘉谋，惟恐不闻，而行之惟恐不及。其言可用，朕则有赏，言而失中，朕不加罪。朕言惟信，非事空文，尚悉乃心，毋悼后害。应中外臣僚以至民庶，各许实封言事。在京于合属去处，在外于所在州军，附递以闻，布告迩遐，咸知朕意。”

     日食是比较罕见的天象，在中国古代被视为一种凶兆。除了照旧例避殿、减膳外，宋徽宗颁布了此“日变求直言诏”。通过皇帝的自我反省，以及臣子在用人、政令、风俗、民生等方面的上言，以期消弭天灾，“开谠正之路，消壅蔽之风”的目的。诏书中“其言可用，朕则有赏，言而失中，朕不加罪”，足见徽宗对此次天变的重视和躬身改过的诚意。

    据载:“诏下，投匦者日千百人。”四月韩忠彦即建议罢去编类元佑臣僚章疏的机构，并且希望不以言事而罪人。紧接着中书舍人曾肇表达了同韩忠彦相同的观点。随后，元佑旧臣陈瓘、龚夬、曾肇、朝宗武等人从用人、广言路、论天变、朋党等方面对诏书做了不同程度的回应。

曾肇曾在元符三年正月，上书建议徽宗任用君子，唯才是用。他指出“善为国者，必使君子小人两得其所，而不能相参”，希望皇帝能“无惑于浮言，无系于一偏。断自圣心，唯材是用”。曾肇用了比较含混不清的表达方式，对于孰是君子，孰为小人，并未正面指出。诏书颁布之后，殿中侍御史龚夬《上徽宗乞示好恶明忠邪》，此上书仍然只是不痛不痒地要求皇帝要“深察臣言，以示好恶，以明忠邪”。而江公望的《上徽宗乞为政取人无熙丰、元佑之间》，明确指出了皇帝既要“奉神考已成之法度，讲求继述之美意”，又要善置元佑党人。但动荡时局所限，以及宋廷缺乏独当一面的人物，皇帝欲求新党和元佑旧党之间的平衡只能是空想。

     关于广言路，右正言陈瓘《上徽宗论求言之诏未及旧弼》，此中“旧弼”则指“久去朝廷”之“耆德政老”，他们“或在谪籍，或已得谢”，其言外之意即皇帝忽略了先帝绍述时遭贬的元佑旧臣，为表尊敬和礼节，应听听他们的声音，则“必有嘉谟来助初政”。随后邹浩、曾肇、江公望所言皆是告诫皇帝不仅要听直言，赏直臣，还要终始纳谏。

左正言龚夬弹奏翰林学士承旨蔡京“治文及甫狱”中告讦周种，乞黜之。“而朝廷谓京无过，不以夬之所言为信”，因龚夬在言职，朝廷虽未加斥逐，但他理当求去。陈瓘为此替龚夬求情，乞罢蔡京，以保朝廷“耳目之官”。又有张庭坚“为帝言司马光、吕公著之贤”，为元佑党人辩护，送吏部一事，左正言任伯雨以为庭坚近以言事送吏部一事不当，应“降出庭坚章疏，考其所言”，若其言果真“欺罔朋附”再送吏部也为时不晚。控制台谏的元佑旧党，一方面奋力排挤倾向新党之人，另一方面，千方百计维护旧党一派。

    关于朋党，左司谏陈佑的上疏可谓直截了当。他直言徽宗若“逐去元佑之党，复兴绍圣之政事”，则“必复为异时之患”，所以，他建言“不可去元佑之党”，并列举了刑部岑象求、贾易，工部丰稷、赵叡等十位元佑旧臣可被任用。

    可以说，以上臣僚的上疏对新党的攻击并不明显，没有具体到攻击某一新党或倾向新党之人。而以下左正言陈瓘、侍御史陈次升对新党的攻击可谓枪林弹雨。

徽宗继位不久，即擢拔承议郎、权发遣卫州陈瓘为左正言。陈瓘在诏书颁布后的四月至九月间，接连上书弹劾时为宰执的章惇，“迷国误朝，罪不可掩”，“独掌政柄”，“恣作威服”，“矜伐己功”，希望“罢惇职事，别与差遣”。针对陈瓘等人连篇累牍地上疏，章惇数次乞去。最终皇帝听从了曾布的意见，以“扈从灵驾不职”之罪，罢其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并知越州，而陈瓘得以擢升为右司谏。与此同时，蔡卞、蔡京亦遭到了台谏官的猛烈攻击。五月，殿中侍御史龚夬弹劾蔡卞“操心深险，赋性奸邪”，乞重黜之。随后，便罢蔡卞为资政殿学士、知江宁府。御史中丞丰稷、殿中侍御史陈师锡弹劾蔡卞、蔡京，“奸邪狼愎，兄弟同恶，迷国误朝”，蔡卞又被落职，提举洞霄宫，太平州居住。十一月，侍御史陈次升又言蔡卞与章惇“同恶相济”，“疑乱风俗”，于是次日便诏降蔡卞为中大夫，移池州居住。同样，蔡京也受到了弹劾，御史中丞丰稷、殿中侍御史陈师锡称其“好大喜功”，“变乱旧政”。因陈瓘所言狂率，触怒徽宗，但在他自身难保之时，仍不忘指斥蔡京:“桀骜自肆，无所畏惮”。次月，即罢蔡京为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紧接着侍御史陈次升又弹劾蔡京“倚势作奸，自除边帅，即怀怨望”，要求对他“重行黜罚”。此外，又有邢恕等大批新党及倾向新党之人遭到弹劾和贬谪。

旧党以向氏为靠山，借此上言机会极力上书弹劾新党，其势力在朝中再占上风，但这也为旧党人士埋下了祸根，因为他们对向太后的热情让突然继承皇位的宋徽宗有一种被冷落的感觉，因此，宋徽宗要建立自己的政治班底，根本不能指望旧党人士，甚至是主张新旧两党并用的调和派人士，只剩下愿意打压旧党的新党人士可供宋徽宗利用来巩固自己的皇权了。于是向氏一旦撤帘，宋徽宗就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变了。终于，宋徽宗即位的同年六月，向氏还政于宋徽宗，宋徽宗一改以往旧党一方独大的局势，命曾布主持并制定了“元佑、绍圣均为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的国策，并决定次年改元建中靖国。正如曾布所云:“元佑、绍圣两党皆不可偏用”，希望徽宗能“深思熟计，无使此两党得志，则和平安静，天下无事”。宋徽宗对这种“持平用中”的思想是支持的，但此时正处纷乱之局，宋廷并没有一种让这“持平用中”思想生存的土壤，也根本没有能为新旧二党所折服的深孚众望的贤明通达之士。况且，新旧两党积怨已深，难以和平共处，树欲静而风不止。所以，消弭朋党的政治蓝图破坏后，宋徽宗采用了更为极端的办法，启用新党人士蔡京，开始了对旧党更加残酷的报复。崇宁元年九月乙未，宋廷下诏籍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为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诏书颁布后，旧党人士范柔中上书诋毁熙宁、绍圣之政，而新党人士钟世美乞复熙宁、绍圣故事。故以钟世美为正上，范柔中为邪上，尤甚。令“以元符上书人钟世美以下四十一人为正等，悉加旌擢;范柔中以下五百余人为邪等，降责有差”。又降韩忠彦、曾布官，李清臣、曾肇、任伯雨、陈瓘等均被除名勒停。元符邪党、元符党人碑相继出现，展开了北宋史上最大规模的政治迫害运动—崇宁党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