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上推行一条鞭法的改革家是谁?

张居正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创了“万历新政”,结果却落得个家被抄、所赐玺书及四代诰命被夺,甚至险些被开棺鞭尸的下场,其家人更是或饿死或流放,凄惨无比。说起来,张居正也是为当时的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人,却落得个如此下场,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在我看来可能与以下三点原因有关。

1.辅佐幼皇时埋下隐患,幼皇对其由敬生畏,继而由畏生恨

张居正很小就成了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5岁识字,7岁通六经大意,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23岁中进士。万历皇帝登基后,张居正代高拱为首辅。张居正学识渊博,才能非凡,他著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帝鉴图说》等。任内阁首辅10年中,推行一系列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如此学识渊博又身在高位的张居正,自然想将万历皇帝培养成一代圣君,他不仅自己亲自给万历皇帝讲课,就连万历皇帝所有的老师,全都是张居正亲自精挑细选的饱学之士,包括万历所用的课本,都是由张居正亲自编撰,他本意是想按照自己的培养方式,培育出一位千古明君。

所以,他对万历的要求自然非常之严格,但万历小皇帝当时还只是个孩子,张居正处处都以圣主的标准要求万历皇帝,这让他很敬畏张居正,尽管张居正见了他还是要行君臣之礼,但到后来,万历皇帝见到张居正就开始打哆嗦,因为张居正根本没有将他当一个孩子对待,而是以一个成年人的标准要求他不断的学习学习再学习。

就连那帮陪着他读书的太监也是胆战心惊,弄不好很可能会被张居正批评,甚至撤换,所以,在小皇帝不好好读书的时候,太监只要说张正居正来了,小皇帝就会吓得直打哆嗦,赶快乖乖地坐下来认真读书。有一次,他和那些太监们喝了半夜的酒,玩了个尽兴,结果这事还是被张居正知道了,最后告诉了太后,太后将万历皇帝叫过去恨恨地批评了一顿,这让万历皇帝从此再也不敢轻易放肆。

这还没完,在张居正看来,这件事与那些陪读的太监脱不了干系,所以,他将那些常年跟着万历皇帝的太监全部换掉,重新换了一批太监陪读,而且对他们也是严格要求。

这里面有个叫冯保的太监就很受张居正高看,虽然他已是权臣,但同样对小皇帝严格要求,在小皇帝受到奸佞小人的诱导,“夜游别宫,走马持刀”,或因他人进献“奇巧之物”,而寄信那些奸佞之人时,冯保要么会告诉皇后要么会告诉张居正,让他们教导小皇帝。

张居正对冯保的评价也很高,他说:“(冯保)勤诚敏练,早受知于肃祖,(世宗)常听为‘大写字’而不名。”其实,冯保虽为太监之身,但也是有很大政治智慧的人物,他掌权的时候,没少做好事,因为内倚太后,外倚张居正,所以,他一直混得风生水起。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万历皇帝真正掌权后,他先将冯保贬到南京,冯保死后,他又抄其家,而且将冯保一脉几乎赶尽杀绝。想想连一个曾经依靠着张居正的人都会落得如此下场,张居正可是一直以帝师的身份亲自参与到了对万历皇帝的教育培养全过程中,万历皇帝对张居正早已经是恨之入骨。

之前一直想收拾他是因为他受到了太后的倚重,当他真的身死后,报复才真正开始,长时间积累于心中的怨恨,会在他心中形成难以释怀的压抑感,而要释放这种压抑,必须要通过一种渠道进行完全发泄。所以张居正死后,他的家不但被抄,而且他的家人也被关起来,不许外出,这样饿了几天,好多人也就被饿死了,即使没有饿死的,也全被流放到蛮荒之地。

这还不行,万历皇帝心中的恶气还没有发泄结束,他还准备将张居正从棺材里挖出来进行鞭尸,要不是皇后一再阻挡,张居正被鞭尸几乎没有什么悬念。从万历皇帝后来的种种表现来看,他小时被张居正太过严苛的教育培养方式对他人格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样看来,那种太过严苛的教育方式并不适合所有孩子,如果张居正能以一颗平常心教育培养万历皇帝,让他有一个健全的人格,这样不但可能真的培养一个好皇帝,还可能让自己的下场也不至于那么悲惨。

2.长期受皇后支持把持朝政,让万历皇帝多年有名无实

穆宗逝世前命高拱、张居正、高仪、冯保为顾命大臣辅佐10岁小皇帝朱翊钧,他们本应团结一心扶持小皇子,但张居正看到当时的大明已经危机重重,如果再这样下去,互相之间争权夺利,遇事又互相掣肘,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与其长期这样,不如主动出击,争取自己掌权。

所以,他联合冯保斥逐内阁首辅高拱,高拱被逐后,高仪也因病而死。这时候张居正升任内阁首辅,他和冯保结成权利联盟,这当然为他之后实施改革铺开了一条坦途。他知道要进行改革,就必须得到皇权的支持,所以一方面他积极争取万历皇帝和太后的支持,另一方面他也不遗余力地结交内宦。

皇帝的生母慈圣太后拥有较强的政治能力,慈圣太后笃信佛教,喜作功德之事,尽管张居正认为国库亏空严重,入不敷出,但他为了讨好慈圣太后,仍然作了极大让步,而且他还极尽讨好慈圣太后。慈圣太后安排修建的工程完工后,他甚至会写碑文对太后歌功颂德。

为了讨好慈圣太后,甚至可以做到网开一面,有一次,慈圣太后的父亲李伟用劣质棉布发给军队使用,这事被人告到万历皇帝那儿,万历找来一匹李伟发给军队的劣质面料给慈圣太后看,慈圣看后既愧且怒,表示要按国法处置父亲。这时张居正巧妙回旋,即申饬了李伟又很好地维护了慈圣太后的尊严,这让慈圣太后大为感动,觉得张居正忠心耿耿,可堪重用。

事实上,张居正的掌权离不开慈圣太后的大力帮助,而且张居正在掌权期间一直都是大权独揽,他“慨然以天下己任”不遗余力地进行改革,改革首先从整治吏治开始,他按照综核实名,信赏必罚原则对各地官员进行考核,尤其强调公诠选、专责成、行久任、严考查。

整顿吏治本身是好事,只要当官的能好好干事,提高行政效率,国家才会慢慢走上正轨,但这也为他树敌不少,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那些不称职或者占着位子不干活的官员都得到了严厉的惩治,这就使得不论朝廷还是地方,对他的不满与日俱增。当然,改革肯定要触动一些人的利益,而且但凡改革家因为得罪的不是某一个人,甚至可能是利益集团,所以,他们的下场自然多不是太好,但对国家的发展确实是有利的。

针对财政危机他在实行养税源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一条鞭法,并提出“农商并重”的思想,这对扭转当时的财政危机是极其有利的,尤其像农商并重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确实是很先进的一种思想。

而且他不光进行社会改革,对军队也进行改革,针对边防吃紧的情况,他选用得力将领到边防练军,重修边防要塞,清查军士缺额,撤销监军太监,给将帅以实权。

由于改革过于严厉,从一开始就遭到强烈反对,但因为张居正改革的切入点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形势,且取得了显著成效,所以,即便一直有人攻击他,张居正也因为得到了神宗皇帝和慈圣太后的支持而能够将改革进行下去。

正如唐甄所言:“显帝之任居正也,畏之如严师,信之如筮龟,无言不从,无规不改,虽太甲成王有所不及。是以居正得以尽忠竭才,为所欲为,无不如意,可谓盛矣。”万历皇帝作为高高在上的皇帝虽然依靠张居正的改革取得了重大成效,但长期按照张居正的想法办事,让他的心理也很不平衡,毕竟自己才是大明的皇帝。

所以,后来一方面有大臣不断地向他进言,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方面,他很想自己独立处理朝政,这其实是帝王们很正常的一种心态,当权臣的势力过大而皇帝无法达到自己的心理预期时,就会生出怨恨,再加上张居正在他教育培养他的过程中长期过于严苛,二者叠加,就让他更加无法忍受。

事实上,张居正也感受到了自己虽然权倾朝野,但也得罪了很多人,所以在万历八年的时候,万历皇帝相继举行了耕籍礼和谒陵礼,也算成人,完全有能力独立处理朝政,张居正也上书乞休,如果此时他能功成身退,或许万历皇帝会感念于他曾经的功劳,会让他安度晚年,福荫后代。

但朝廷上的好多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回事,慈圣太后却不同意,她说:“各大典礼虽是修举,但,内外一应政务,尔(指万历皇帝)尚未能裁决,边事尤为紧要。张先生亲受先帝托付,岂忍言去?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做商量,先生以后再不必兴此念。”这样一来,本来按规矩皇帝成人后就要独立处理朝政,结果在慈圣太后的劝说下,张居正只能继续辅佐万历皇帝。

慈圣太后当然想的是让大明的江山永固,她或许也看到自己的儿子远远不及张居正,这才会一再挽留张居正继续深入改革,但太后这样想,万历皇帝却不一定会这样想,但当着太后的面他也不好反驳,毕竟自己的羽翼未丰,怎么着也不是张居正的对手,只能等待时机。

可惜的是想在张居正活着时收拾他的时机一直都没有成熟,因为大权一直在张居正手里,而且张居正也是一心为国,忠心耿耿,也没有做出有负皇家的事情,所以直到张居正死后,他才开始清算,不光让他的家人不得善终,而且连他活着时提拔的官员也一并进行了清算。

3.以圣贤之道要求皇帝,自己却并做两面人

张居正饱读诗书,学识非常渊博,而且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但在他身上却表现出明显的两面人的性格,他倨傲、专断的个性为他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推行改革确实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在改革开始后他一直都在以强势手段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

他很崇拜孙武,也提倡用兵法管理国家,因此他一直都是以法家的思想施政,他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对那些反对派总是施以无情的打击,甚至对那些同情反对势力的官员也是杀无赦。他甚至重用具有残忍个性的殷正茂为两广总督,殷正茂一上任就大肆屠杀起义军,一次就杀了上万人,张居正还写信大力夸赞他做得好。

这样的个性也为他埋下了巨大隐患,当他死去后弹劾他的人就非常之多,即便万历皇帝感念于他对大明的功绩不忍加害于他的后代,他的后代也很可能会受到其他权臣的加害,再加上万历皇帝本身就已经对他非常的不满,在众人的弹劾下,他更是可以借此机会以泄多年的怨恨之气。

而事实上,他虽然一再严格要求万历皇帝做一代圣君,而他自己却是人前一套背后一套,人前他以圣人的面目示人,处处展现的都是一个一心为国为民,严于修身养性的饱学大儒,而人后,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

他在担任首辅期间,大力提拔重用的多是自己的亲信和门徒,而且每次在与提拔后的亲信谈话时也总会说:“千里来当官,只为吃和穿。想保吃和穿,当好这个官。”可见他对当官的理解把吃和穿是放在重要位置的。

他自己在吃的方面就很有研究,越吃越会吃,逼得厨师要天天变换花样,手艺也是大为精进。据说他还独创一道名菜“鸡舌羹”,鸡舌就那么一点,要做一碗菜,得杀多少鸡才能做得到?可见他也足够奢侈无度。他乘坐的轿子不但精美绝伦,而且有客厅、有卧室、有厨房、有卫生间,还有金童玉女伺候,这样一座大轿,花钱多少先不说,单就是抬轿的轿夫一次就要32人。

当然,他不光好吃奢侈,还很好色,他有7个老婆,还有很多姬妾,当然更多的可能是那些长期和短期的性伴侣。那么多女人,他的身体又是如何应付得过来的呢?一方面就是吃那些壮阳的食物,另一方面就是吃春药。戚继光就曾向他进献过“千金姬”,还定期进献“海狗”的阴茎和睾丸给张居正煲汤。

据明代文人王世贞记载,张居正因为喝了这种汤之后,奇热攻心,导致他头发脱落,冬天也不戴帽子,其他官员看见后也照样学样,一律光头不戴帽子。王世贞在《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中说,张居正不是死于痔疮,而是死于春药过度,因药性过烈,又服用寒剂下火,才导致病发身亡。

这样看来,张居正确实在性格上有弱点,尤其是一方面一再要求皇帝做一个圣明君主,所以对他的培养方面要求非常严格,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另一方面他自己的私生活又极其夸张,这就注定了他不是铁板一块,随时都可能被他的仇人找到攻击的致命弱点。

所以,他的结局才会那么悲惨。当然,人无完人,做为一代伟大的改革家,他的历史贡献是不容忽视的,至于小节方面,其实没有人能做到完美无缺。他落得下那么悲惨的下场,其实也是古代众多改革家命运的一个缩影,因为他们触动了利益集团的利益,在当权时可以呼风唤雨,一旦无权或者身死,悲惨也就很快降临。

第二章  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

1、距今大约一万年左右,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此前为旧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结束于距今约4000年左右,延续时间长达五六千年之久。

农业、制陶、石器的磨制与钻孔,是新石器时代的三大文明成就。

2、五帝的谱系是:黄帝、颛顼、高辛、尧、舜

3、尚忠:对君主忠心无二,尽心尽力做自己的职务。

4、夏是我国第一代王朝,时间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7世纪,历时近五百年。

5、商朝始建于公元前17世纪初至公元前11世纪中期,共历17世31王。

6、周朝,公元前11世纪的中叶到公元前771年。

7、夏文化的主要特征是:遵命、近人而远鬼神。

8、商文化的重要特征是:尊神、事鬼,先鬼后礼。

9、先秦道家重要人物是:老子、庄子。

10、韩非子提出法、术、势。

11、名家又称刑名家,创始人是春秋时代郑国的邓析,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公孙龙、惠施。

12、阴阳家以战国时期邹衍为代表。

13、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成长期,也是中国王朝政治的第一次强盛期。共经历秦、西汉、新朝、东汉四个朝代。

14、皇帝以下是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15、在地方,秦与西汉是郡、县两级制;东汉变为三级。县以下设乡、亭、里。

16、四大发明,除造纸术外,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都是在唐宋之际发明或广泛应用的。

    民力的发展,商业的繁荣,使得原有的雕版印刷不能适应需求,活字印刷术在北宋应运而生。它的发明者是毕升。《梦溪笔谈》问世于北宋。

17、天主教的三大学者是利玛窦、徐光启、李之藻。

18、清初三先生:明朝的灭亡,对仁人志士产生了强烈的刺激,明末清初产生了以三先生为代表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反思。他们是: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

19、清朝时期的文学艺术也有巨大成就,小说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戏剧如洪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

中国古代的传说时代。“三皇”人物极不确定 ,但他们的共同处都是文化的发明者;“五帝”的人物则有相当的确定性,据《史记 五帝本纪》记载,五帝的谱系是黄帝、颛顼 、高辛、尧 、舜 。

西周建立后,把大批同姓贵族和异姓亲信赐封到各地建立诸侯国家,史称封建;所形成的社会制度,就是分封制。

战国时期,学术派别很多。他们的代表人物著书立说,游说争辩。这种局面对当时思想学术、社会经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史家把这种学派林立、互相争辩的局面称作百家争鸣。

汉朝时,把我国甘肃玉门关和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和新疆天山南北地区,叫西域。广义的西域还包括中亚、印度、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的一部分。

汉同西域沟通之后,中国同西亚和欧洲的通商关系开始发展起来。中国的丝织品,从长安往西,经河西走廊和今新疆境内,运到安息,再从安息到西亚和欧洲的大秦(罗马)。这条路就是驰名中外的丝绸之路。

汉代时朝野结合、考试与选举结合的选拔官员方式。先由乡里举荐,再由郡县送上朝廷,之后再由朝廷统一考试,合格者直接进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为现任官。

晋永嘉二年,匈奴贵族刘渊在山西平阳称帝,国号汉。永嘉五年,刘渊的军队攻陷洛阳,俘虏晋朝皇帝,史称“永嘉之乱”。

从永嘉一直到北魏末年的六镇起义,初期进入内地的民族纷纷建立政权并且相互征伐,先后替代,共有十余个政权,史称“十六国”时期。

玄学始于三国曹魏正始年间,是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思想界,运用辨析、论难、评判的方法,以老庄思想解释《周易》,沟通儒道二家,建构“以无为本”哲学体系的思潮,魏晋时期盛行。

魏晋南北朝,佛家教义的流行可分为两大阶段:前段以般若学为主,后期以涅槃学为主。

般若学也就是佛家“空宗”的理论,强调以“空观”看世界。“空观”与道家讲的“无”,有相当大的近似,所以特别盛行。

涅槃学主要讲成佛的问题,如何成佛、成佛的理据及成佛的阶段等。

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哲学家范缜的哲学著作,主张形尽神灭的无神论。在理论上的主要贡献是:确立了唯物主义的形神一元论,摧毁了神学存在的基础。

唐代综合魏晋隋时的官制建立的政治制度, 三省即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尚书省下设六部,即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

创始于隋而大兴于唐,其最大的优越性是公平,读书人都可以经由科举制度进入官僚阶层,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决定于出身门第。因此这项制度一直延续到晚清。

以夏秋两次征税而得名,其核心内容是:以一个家庭的财产状况和田亩数量为依据征收赋税。同时针对商业贸易日益活跃的现实,对茶、酒、盐等商品交易征税,改变多少年来以单一农业税为主的税收结构。同时还协调了中央与地方税利分割关系。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盛行骈文,这种文体比较注重形式,内容多空洞无物。后来有人主张改变这种文风和文体,恢复周秦两汉通行的散文。发展到唐朝,形成了一个复兴“古文”运动。韩愈和柳宗元是这个运动的倡导者。

中唐时期,以白居易、元稹等为代表的一批诗人,倡导用诗歌反映现实,揭露政治弊端,反映民生疾苦,呼吁政治革新,形成一个高潮。这场诗歌新运动即称为新乐府运动。

自宋代始,产生了以儒学为核心,又吸收了佛教和道教思想因素的一种新儒学,成为封建社会崇奉的官方哲学,同时成为文化教育的指导思想,这种新儒学称为理学。

宋神宗时,王安石两次出任宰相,推行新法。变法的方针是富国、强兵、扭转贫、弱的局面。新法的主要内容有: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这次推行新法的运动,历史上称为王安石变法。王安石被列宁称为“十一世纪改革家”。

元朝把治下的人民分为四等并分别对待。一等人是蒙古人,二等人是色目人,三等人是汉人,四等人是南人。

色目人包括西北人、西域人乃至欧洲人,他们归顺蒙古人最早,地位仅次于蒙古人。

南人指南方最后被征服的汉族和其他民族,是地位最低下的一等。

古回教诸国之称,在今中亚土耳其斯坦一带,后被成吉思汗所灭。回回的天文历算、天象仪器以及医药著作,曾大量传入中国。(是元朝进入中原的色目人,经过长期与内地其他民族的杂居、通婚及文化上相互学习,形成以个新的民族,现在称回族。)

元朝社会阶层中出现的一个新的名目,这是根据宗教派别划分出的户籍,与佛教、道教等同等级。立为儒户可以像佛、道户那样免除赋役。

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主持的旨在增加国库收入,减轻民众负担的税制改革。内容是把田赋、力役及其他名目繁多的杂税合成一条,统一按田亩数量征收;同时还简化了征收手续。

即以康熙五十年人丁银额为准,将丁银摊到人家所占的地亩中去征收赋税。这一税制改革使延续数千年的人头税不再征收。

即王守明,世称阳明先生。明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陆王心学的代表人物。他继承发展了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和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哲学思想,认为宇宙万物都靠“心”的感知和认识,一切均在心内,提出了“心即理”,对朱熹“性即理”说进行了改造,形成了理学新潮。人们把阳明学派称为“心学派”或“姚江学派”。

清王朝对文化实行高压政策,从人物所写的书籍、诗文、试卷等文字中,挑选一些词句断章取义,加以曲解,构成罪名,然后判刑治罪。

乾嘉年间,考据学渐渐兴盛起来。学者们对传统的经史文献进行了大量的考订、校勘、编辑、辨伪和注释工作,整理了一大批文献。因为在乾隆、嘉庆年间特别兴盛,史称乾嘉学派。

1、新石器的三个时期。

(1)仰韶文化以前时期(前8000—前5000)

(2)仰韶文化时期(前5000—前3000)

(3)龙山文化时期时期(前3000—前2000)

2、分封制的历史作用。

(1)承认了包括商人在内的异族人生存的权利,“孵化”出一个统一的文化人群,中华民族的基干由此生成,后世一切统一家国社会的建立,都仰仗这一基础。

(2)旨在维护王室的统治分封,实际形成了周王与诸侯共治天下的局面。

(3)激发了历史创造力。

3、西周农耕文化方向的选择。

(1)不是仅把农耕当作简单的生产行为,而是赋予它以某种“政道”的含义,继承传统,防止贵族像商朝的上层那样腐化。

(2)农耕作为一种政道的深刻内涵是农事活动关乎民生的和睦和道德的简朴。

(3)农事不仅是一种单纯的生计,它有许多额外的功用。

(4)重视农耕也意味着对商业、手工业等其他生业的排斥。

(1)百家争鸣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一种局面。

(2)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大思考、大争论是其重要部分。

(3)民力发育激发的思想意识,是其宝贵的部分。

(4)思想流派众多,有“九流十家”之说。

(5)一方面,他们在学派间的争论中,捍卫并发展本学派的主张。

(6)另一方面,学派与学派之间也不断地在相互争鸣中相互吸收,相互影响。

5、百家争鸣中重要几家的代表人物及他们的思想特征。

百家争鸣中,对后世影响比较大的学派有: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刑名家。

(1)儒家,创始人孔子,思想核心是“仁”,孟子发展了儒家学说,将孔子“仁”的学说,发展为“仁政”。

(2)道家,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老子提出“清静”、“无为”,顺乎自然;庄子哲学的宗旨重在个体精神解放,无矛盾地生存于世界之中。

(3)法家,始祖是李悝,代表人物是韩非。早期法家的精义是“尚公义”。而韩非思想中最突出的是关于建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理论。他认为,封建主必须掌握“法”、“势”、“术”三件帝王之具。

(4)墨家,创始人是墨子,其思想核心是“兼爱”、“尚国”、“尚贤”、“节用”、“非乐”等。

(5)阴阳家,以邹衍为代表,他用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五德终始”说,解释朝代的变更。

(6)刑名家,又称名家,创始人是春秋时期的邓析,代表人物是战国时的公孙龙、惠施。他们的理论有很强的思辨色彩。

引发了西域的打通,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著名的“丝绸之路”,不仅交流着物质,也沟通着中外的文化。中国的文化经西域传到中亚乃至欧洲,异域文化如音乐、舞蹈也大量传来。而佛教的东传,更是打通西域最明显的结果之一。

7、分封制向郡县制的转变。

秦朝实施郡县制,但分封的观念仍然大有市场。秦末的暴政激起万民的反抗,不少六国贵族的后人试图利用民心恢复旧制。

西汉同姓分封制相对稳定,王朝在分封诸国时,是把等级和礼法放在首位的,封国任何势力和权力方面的增加,都会被视为对朝廷的冒犯;而诸侯国随着实力的增加也逐渐坐大。双方找不到共存的平衡点,就只有战争。

汉景帝时,以吴国为首的“七国之乱”的爆发及其平定,标志着分封诸侯做法的彻底过时。

8、汉武帝中央集权制措施。

(1)实行“强干弱枝”政策,将家财在多少万以上的郡国豪富和二千石以上的官员之家迁到长安附近的皇陵地区;

(2)任用酷吏,穷治那些地方的豪侠;

(3)剥夺丞相的权力,“内朝官”的地位逐渐取代“外朝官”。

(4)强化君权,更多地任用尚书办事,而尚书多由宦官充当。

(5)兵权掌握在大司马、大将军手中,这些人都是皇帝的亲信,实际权力在宰相之上。

(6)许多重大机密事宜,也多与身边的亲信侍从议定。

9、汉代官员选拔的文化标准。

两汉选官方式多种多样,最重要的是察举、、征辟、考试等方法。

察举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官员人才的制度。即先由乡里荐举,再由郡县送上朝廷,之后再由朝廷统一考试,合格者直接进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为现任官。

(1)汉代选拔人才有许多科目,以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三科最显著。

孝廉即孝子廉吏, 被举的一般是州郡的属吏和经学儒士。 茂才即秀才,与孝廉同样重要。举人侧重政治才干。

(2)三科中,孝廉重德行,茂才重才能,贤良方正则重学问。一个人出身没有政治问题,不是商人家庭,都可以以三项中的任何一项长处进入上流社会。

(3)征辟是中央和地方并行。在中央有皇帝和公府的征辟,在地方有州郡的征辟。

(4)考试与察举相伴而行,察举出来的人是否任用,还需经过各种考试。

(5)不论是察举还是征辟,都与一个人的社会声望有关。

10、西晋灭亡的文化原因及其后果。

(1)是大一统制文化阶段性走到尽头的结果;

(2)直接原因是“八王之乱”,是曹魏以来皇权建立不合法理的恶果。

(3)是在政权的“继统”一事上失去了道德的表现。

任何一种制度都需相应的精神原则做支持,以后南北朝时期走马灯似的政权交替,与此时的“成例”关系不小。

(4)是东汉以来世家大族的势力膨胀,根本妨碍着统一王朝的稳固。

(5)高官厚禄可以世袭,带来许多腐败。贪污受贿之风大行其道。士人不恤国事。

从西汉重儒术起,几百年培育起的一个对维系社会政治有重要职责的阶层,到汉晋之际,已经被权力腐蚀,负不起它应负的政治责任。

11、南朝的士族统治及士族文化的形成原因。

(1)东汉以后,是士族操纵地方权力,经西晋到东晋,。中央权力几乎都操纵在大族手里。

(2)大族在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得势更助长了他们的门阀观念,士庶之别,判若云泥 。

(3) 大族的炙手可热,埋下衰亡的根子。表现为在政治事务上变得极其懒惰,当官一定得是清闲的,任何忙碌的官职通通不干;久之必然实权旁落,寒族势力乘机崛起。

(1) 世家大族的心理依据是他们是书香门第。当他们在政务上懒得多问时,他们把大量的热情投入到文人的雅事之中。

(2)寒门势力在政权上可以得势,但他们不能不与士族合作,在文化方面不能不与士族看齐。 南朝的寒门就是当了皇帝,也不忘当诗人,把士人召集在身边,附庸风雅地吟诗作赋。

(3)全社会重文章的风气日益高涨,不看成就只看创作的话,那时真是诗文的全盛之局。唐朝诗歌的鼎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南朝的风尚拖带出来的。

(4)魏晋最重要的学术现象是玄学,玄风大畅是那个时代的显著特征。

(5)尚玄学玄理,在文化方面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山水诗、山水画的兴起。

12、开发江南的过程。

江南地区的开发的加快,是从三国时的吴国开始的。

(1)为了获得兵源和农业劳力,孙吴政权把大量土著居民强行赶出山区,为政府屯田。

(2)江北地区的农民因不愿做政府的屯田客,也大量偷渡过江,成为吴国的自耕农。

(3)吴政府注意兴修水利,疏通河道,农业和商业也都有相当大的发展。

(4)永嘉之乱后上百万的北方农民迁移江南,为江南的开发带来了生力军。

(5)东晋时北方人大量地南移,再经过宋齐梁陈四代,南方的开发逐渐扩展开来。

(6)随着农业经济的开发,商业经济也得到较大发展。

13、佛教的传播及南北特点。

佛教产生于印度,约在两汉之交传入中国。汉武帝通西域, 佛教也从西域经丝绸之路传到东土。

较早时期,中国人把佛教作为一种可以延年益寿的方术,与皇帝、老子及其他本土神灵一起崇奉。

两汉道教在民间流行,使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十分迅速,到三国时,中国人有了正式的出家人,以后的人数迅速增多。

魏晋南北朝佛家教义的流行可分为两大阶段:

前段以般若学为主,后期以涅槃学为主。般若学也就是佛家“空宗”的理论,强调以“空观”看世界。 涅槃学主要讲成佛的问题,如何成佛、成佛的理据及成佛的阶段等。

佛教在南北朝的发展,是有南北之分的。南朝士人信佛,“偏于谈理”,皇帝和士族对佛教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北朝“偏于教”,其含义是,北朝人的信教重在照佛教所说的去修行,以摆脱轮回,所以特重禅法。

14、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不仅是北朝的现象,也发生在南朝境内各民族之中。中原人群的南迁及对南方的开发过程,也正是南朝民族融合的过程。

北方边地民族内迁的过程同样也是融合的过程。

北魏南朝化。孝文帝的许多改革措施,带有浓郁的“南朝化”特征,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

北朝的民族融合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胡化”。表现在:

(3)魏晋以来的“雅乐”逐渐消亡,代之而起的是“胡乐”。

15、唐朝的北方文化背景及其作用。

(1)尚武精神。唐朝之所以有这样强劲的军事实力,完成这样大的开拓,在它精良的府兵,而府兵的精良又以北方传统为背景。唐朝若没有它从北朝带来的尚武精神和能征惯战的习性,其赫赫战功是不可想象的。

(2)开放的民族政策。不论是对边地民族还是对异国之人,唐朝基本能以开放、包容的精神一视同仁。这与其说是唐朝皇帝思想境界高,不如说他的北方文化传统赋予他这样一副心态。

唐代是一个宗教文化的时代。佛教、道教、儒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的信众。

(1)唐王朝一视同仁的民族政策,导致了一种波澜壮阔的历史文化景观,其文化影响甚至远及欧洲。

(2)诸多宗派各呈异彩,分流并进,最终形成禅宗独占天下的局面。

(3)选拔政治人才,吟诗作赋十分重要,并终于繁荣成一个伟大的诗文时代。

16、唐朝在民族关系上开放精神的体现及给北宋带来的影响。

唐朝在民族关系上基本是开放的、包容的。在处理与边地民族关系上,采取宽松的方式,对边地异族那些侵扰边境者,如强大一时的突厥汗国进行军事打击外,一般都采用“全其部落,顺其土俗”的政策。

在边境地带,王朝设立府县,用部落族长为首脑,数量众多的边地贵族在朝廷任重要职务,甚至连来自日本朝鲜的官员,都可以在朝廷任职。

唐代开放的民族政策带来的历史后果,是北宋立国的艰难。

当时的北宋,外有并立的敌对政权,不得不大量养兵;忌讳武将,又养就了一个庞大的利禄阶层。两者及其他奢侈浪费,造成了北宋财政的的极度困难。这又引发了改革浪潮并激起士阶层剧烈的党派之争。

这一切,追溯其源,都与唐朝开放的边疆政策有着直接的链条般的联系。现实上,北宋不能不面对唐朝崩溃后的局面;观念上,又不能不注意唐朝的经验教训。两方面都导致了北宋立国的艰难。

(1)使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寿终正寝。

(2)使唐王朝摆脱了经济困境,标志着一种王朝治国观念的变革。

(3)为社会的富人和穷人都不同程度地松了绑。

(4)唐宋之际出现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高涨。

18、唐朝时南方经济的高涨。

(1)在许多交通要道,集市贸易空前发展。

(2)大都市纷纷出现,十分繁荣。

(3)一些城市随着区域经济的发育而发达起来。

(4)那些政治色彩浓厚的城市,经济功能越来越大。

(5)店铺沿街鳞次而立的趋势显著加强。

(6)货币在交换中比重增大,僦柜和飞钱出现,纸币交子也流通起来。

19、唐宋时期市井文化的兴起。

城市不仅累积着财富,也荟萃着人文。市井文化中兴起了最适合市民阶层审美趣味的新文艺。

一是话本。讲述历史及世间故事的“说话”,从中唐以后就兴旺起来,有了行会并在南宋进入“黄金时代”。记录“说话”的文章叫“话本”,是后来白话小说之祖。

二是戏剧。戏剧的发达同样令人瞩目。一种被称之为“宋杂剧”的戏剧在瓦舍勾栏中演出,并且已经商业化。此外还有滑稽戏、傀儡戏、影戏等等,都在市民中找到了自己的观众。

20、北宋新党、旧党的分歧。

北宋有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等为首的“旧党”。两党的分歧在于:

新党试图以种种新的政治举措改变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旧党以“扰民”、“生事”、“与民争利”为理由反对这种变法。

旧党认为,现在政治体制及种种政策本身并无问题,问题出在官员们不能正确地执行,而且与其像新法那样向民众开财源,不如从皇帝朝廷节约做起。

同时旧党还敏锐地注意了“吏治”的问题,即徇私弄权舞弊的问题。新法必须由人去推行,但有这样一批官僚实际操作,再好的办法也得变质。旧党认为,官僚胥吏们在执行新法时产生的副作用极大。

新党代表士大夫积极有为的精神,旧党也不能简单地视为“反动”。两党的分歧产生于对现实的不同理解。

21、元朝民族融合的新特点。

(1)、辽金统治下的臣民到元时通通视为汉人,他们之间原有的区别消失了。

(2)、部分进入中原的蒙古人逐渐成为农业居民,在元朝中原统治崩溃后,改用汉姓,也有融合在北方的新形成的汉族之中了。

(3)、同元朝征服者一起进入中原的色目人,经过长期与内地其他各族人民的杂居、通婚以及文化上的相互学习,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即回族。

这些都表现出元代民族融合不同于以往的特色。

22、基督教与穆斯林教的传入。

古老的丝绸之路在蒙古人横跨欧亚的势力范围之内,于元代重新获得了重要地位,从而把中亚伊斯兰世界、欧洲地中海世界、和蒙古人在亚洲的各汗国联系起来。

1291年,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孟德高维诺乘船到达泉州,数年后被教皇任命为汉八里(今北京)大主教,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先驱人物。

另一位意大利的方济各会士鄂多立克也曾到达北京,在那里建立教堂,据载信教者高达三万多人,受洗者有六千人。

在泉州、扬州等地,广泛地传播着基督教和穆斯林,特别是甘肃、新疆一带,作为西域的一部分,那里曾是佛教的东传通道,后来则变为穆斯林世界。

23、元朝的经济政策。

元朝统治者与历史上其他王朝有一个重要不同,就是他们从不贱视商业,相反特别优待和利用色目商人。

(1)采取劝课农桑的措施,使北方经济有所恢复。

(2)在北方, 广开牧场,实施屯田; 原来属于南宋的官田变成新王朝的官田,强占土地的现象严重。

(3)任用色目商人实施一种包税制度,政府确定税额,主要由色目人和汉族官吏去包办。

(4)垄断铁、银矿业,实行盐铁专卖。

(5)滥发纸币作为搜刮民财的手段。

24、元朝时期的文人与戏剧。

(1)蒙古贵族的统治,把广大的士人阶层排斥在政治之外。

(2)中断科举考试,对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这个打击实在太大了。

(3)一些文人,虽然在民间也能得到一些读书人享有的尊重,但政治上的出头,却与他们无缘。

(4)在政治上失去前途,逼使着元代一些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在文学上获得成功。他们加入在过去看不起的艺人行列,把两宋以来逐渐流行的戏剧剧本的写作,推向了顶峰。

(5)中国的戏剧发祥于市井社会,但若没有文人的介入,不会发展那么快,文学水准那么高。

25、朱元璋的出身与明初政局的关系。

朱元璋是位下层农民出身的新朝皇帝,在他缔造明朝的政治规制时,受着两方面的影响:一是蒙古贵族政治的混乱给他的教训;一是他贫苦乡村生活所经历、见闻的官吏鱼肉小民之事,给他造成的心理影响。

前者使他极度专权,后者使他对官僚阶层极度地不信任;替农民做主,是贯穿于朱元璋二十余年皇帝生涯的主导倾向。

他是一位农民意识强烈的皇帝。有鉴于元朝宰相的专权,他废除了丞相和元以来的中书省,直接领导六部,将原中书省在地方的政权分割为三。在地方上,重用乡绅限制府、县官员,利用乡绅建立里甲组织。

他的出身以及强烈的农民意识,影响了明朝乃至清朝的政治。

26、明清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情况。

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明清时进入空前繁荣时期。

(1)西方人狂热的普救主义宗教精神,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起着特殊作用.

(2)大量西方天文、历算、物理方面的著述及钟表和天象仪器、火炮制造术等传入中国。

(3)中国的养蚕、陶瓷技术、花草栽种、花园建筑术先后传入欧洲 。

(4)中国的科举制、官员选拔制度等对西方形成一定的影响。

27、西方对中国的介绍和对中国的学习。

在18世纪趋向高潮的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世界受惠更大。 形成了一个了解中国、学习中国文化的高潮。具体表现在:

(1)介绍中国的书籍。

(2)从传教士那里了解中国。

(3)学习中国的养蚕和陶瓷技术。

(4)中国的天花接种术启发了英国人种痘术的发明。

(5)学习中国的科举制选拔官员。

(6)清朝对农业的高度重视,启发了法国的重农学派。

28、明清社会经济迟滞的原因。

(1)重农抑商的国家观念是罪魁祸首。具体的表现是国家商税繁重;

(2)由上至下的五花八门的巧取豪夺;

(3)政治上的最大腐败是经济上的以权谋私。

(4)捐纳买官引发的官吏的贪污之风。

(5)设立“税监”,工商业被弄得断绝生计。

29、明清利用民间宗教关系加强统治的表现。

为了在土地兼并盛行的社会里加强实力,宗教关系在明清时普遍加强。表现为:

(1)朱元璋亲自发布“明长幼,厚风俗”的诏书。

(2)一般的文教政策,是重儒教,表现在地方上是特别注意将民间宗族组织与政权相结合,结果是专制精神贯彻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3)清朝大力提倡“移孝作忠 ”,利用宗族道德对普遍的民众进行控制。

(4)族长权力也因政权的支持而变得牢固,其结果是朝廷的专制与宗族的专制连成一气。

30、明清的闭关锁国政策。

在东西方的初步相遇中,中国一点也感受不到危机。在西方人向海洋寻找未来时,明清政府却施行闭关锁国政策。明朝政府却把国家牢牢封锁起来,不许百姓下海谋生。这样的政策,在清王朝那里基本得到了延续。清统治者认为,同外国经商不利于维护他的统治,曾决定关闭其他口岸,只能在广州一个口岸通商。

31、明朝士大夫群体的分野及学术活动。

明朝的士大夫群体基本可分为正统与非正统两大分野。

生活道路上的正统派指那些走着唐宋以来科举仕途老路的群体;思想上的正统则是或信仰程朱理学或信仰陆王之学的人士。南宋的理学精神特别为金所继承,到了小农意识强烈的朱元璋那里,把理学奉为教化民众的正统。理学在南宋分为朱熹和陆象山两派,前者重理,后者重心。

非正统方面,有关生产实践及科技的著作大放异彩,如李时珍《本草纲目》、徐光启《农政全书》、徐宏祖《徐霞客游记》、宋应星《天工开物》等。在文学和艺术方面,明代也是人才辈出,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 以及“三言二拍”等。

32、三先生的思想和著作。

清初三先生指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

王夫之以孤臣孽子之心反思宋明以来的心性之学,反思整个中国历史,著有《船山遗书》。

顾炎武治学主张“经世致用,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其重文献考据的方法,为后来清朝“乾嘉学派”奠定了基础。

黄宗羲著有《明儒学案》等。在《原君》一文中,痛斥封建皇帝是万民痛苦之源,显示出可贵的民主色彩。

33、明清之际学风变化的原因。

第一,文字狱使知识分子走向纯而又纯的学术研究。

第二,学术本身引起清代学风的变化,在宋儒那里就有“尊德性”与“道学问”的分歧,在成贤成圣的方式上,有的儒家如朱熹特别强调多学多思;另一派如陆象山,就强调多读书获取知识对发明心性没有好处甚至有害。后一派的意见在明朝王学兴盛的时代是占了上风的。

第三,明朝的灭亡,教训了人们不能只是空谈性理,还应该博学以致用,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考据之学渐渐兴盛起来。

1、为什么把春秋战国时期称作文化观念的原创时期?

中国文化的创始与奠基,指的是从远古至先秦这一漫长时期中的文化经历,这一悠久的历程的重大结果,就是中国文化基本规律的形成。其具体表现是,中国自具特色的生活理想、社会观念及思想法则等已经生成,并已形成相当稳定的观念体系,对后代施以深刻影响。

其一,春秋战国时,一方面诸侯国之间的混战与兼并,引发了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大思考、大争论,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另一方面引发民力的大发展,民力发育激发出的思想意识,也是“百家争鸣”极其宝贵的部分。

其二,百家争鸣横贯春秋战国,那些思想家们,他们一方面在学派间的争论中,捍卫并发展本学派的主张,一方面不断调整和深化自己的理论,努力适应着社会的要求。同时,学派与学派之间也不断堤在相互争鸣中相互吸收、相互影响。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伟大的高峰时期,所创立的各种观念对后世文化发生着最深刻的影响。所以把春秋战国时期称作文化的原创时期。

2、为什么说两汉儒学独尊的重要结果是士大夫阶层的养成?

公元134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儒家思想正式上升为国家的统治思想,一直延续了两千年。两汉儒学独尊的重要结果是士大夫阶层的养成。

西汉初,朝廷依靠的是一批功臣。从汉武帝开始,儒学之士被提拔任用,特别是元帝之后,经学兴盛,儒学起家的士人开始分享国家的权力和利益。

士人是中国古代文人知识分子的统称,他们学习知识,传播文化,政治上尊王,学术上循道周旋于道与王之间。他们是国家政治的参与者,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士人是古代中国才有的一种特殊身份,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一个精英社会群体。

这个阶层逐渐形成一种联系紧密的以家族为中心的地方势力。达官一般都是经师,想入仕的人必须向他们学习经术,官僚之间渐渐形成“门生”关系;作为地方官又可以聘用官吏,“故吏”关系得以形成。汉末许多割据一时的诸侯都有这样的私人联系为依托。

这个阶层与外戚和宦官相比而言,是社会的“清流”,是天下的人望,影响力很大;他们也极其风流自赏,特别注重自己的身份和门第。魏晋以后的门阀制度就从这里开始。

经学大兴于世的一个结果是学校的发展。面对王朝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的昏暗局面,以太学生为主体的年青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们,联合在朝的“清流”力量,与宦官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士人群体出现于先秦,但真正构变成一个享有社会权益的社会阶层,是在两汉时期。在这个阶层身上,有中国的学术思想、文化艺术,有中国的政治,作为社会的清流显要,又对时代风尚施以重要的影响。许多重大的文化现象,都与这个阶层有关。

3、为什么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文化在曲折中演进?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大分裂、大动荡的时代,此期的文化也在动荡和曲折中演进。其大势为:

第一,北方民族大举内侵引起中原人群的大规模南移,其结果是民族的大融合。融合不仅发生在北方,也发生在南方;融合是汉化,也是“胡化”。

第二,对南方大规模的开发,新的经济区出现;开发之功在当代更在后世,唐代中国文化的鼎盛与此有直接关系。第三,佛教的广泛传播,给固有的中国文化注入了许多新的精神因素;三教鼎力互相激荡与玄学 一起共同构成此期最显著的文化现象。山水诗、山水画兴起,书法文化高涨。

总之,着眼于本期的中国文化,是动荡与混乱;着眼于更长远的历史,是转变与展进。

4、为什么说隋唐两宋是中国文化的鼎盛时代?

在隋朝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后,王朝政治在唐代达到了鼎盛,然后迅速走向了中衰。北宋再次建立起新的王朝,其规模都远比唐代局促,南宋更是偏安于东南一隅。但是,文化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进步,都并没有因政治上的盛衰而止步不前。

隋唐时期,官制的创立与补充,科举制的确立,立国的尚武精神,开放的民族政策,尊崇佛教,重视诗文。另外还有书法、绘画等一切前朝的擅长之物,无一不被唐朝人接续并且赋予自己时代的精神气质,使唐代繁荣成一个伟大的时代。

两宋时期,社会文化发生较大的变革。市井文化的兴起,科学技术的发明,士大夫的文化振作以及理学的兴盛,特别是“词”这种文学样式,与唐代的诗一样,达到它的鼎盛时期。

由此可以看出,唐代开出的众多文化诸端,在宋代都得到了承继,或发扬光大,或精确细密,或损益增删等。

文化上,唐、宋之间有重心的不同,风格的差异,甚至有形态的各异;但两大时代之间的联系是密切的,其间的递变关系是清晰的,在总体文化成就上,也是难分高下的,它们共同形成了中国文化的鼎盛时代。

5、为什么说元杂剧的形成是时代的产物?

元杂剧是融合了各种表演艺术形式而形成的一种完整的戏剧形式,并在唐宋以来话本、词曲、说唱文学的基础上创造成熟的文学剧本。是时代的产物。

首先,元朝初建时,科举考试中断,汉人备受歧视,在政治上失去前途,逼使着一些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在文学上获得成功,他们加入艺人行列,学习民间艺术的成就,同时把自己的才能给杂剧创作,写出了大量优秀剧本,将戏剧创作推向高潮。

其次,宋金元城市经济的发展为杂剧的兴盛准备了充裕的物质条件。当时南北各大城市都有各种技艺集中演出的勾栏瓦肆,乡下也经常开展戏曲演出活动,这些都有利于元杂剧的发展与繁荣。

再则,元朝一统天下使得疆域广大,交通发达,密切了国家间和民族间的关系。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北方诸民族乐曲的传播,对杂剧的兴盛也有一定作用。

因此,中国的戏剧发祥于市井社会,如果没有特定时代的环境造就,没有元代读书人的介入,它就不会发展那么快、水准那么高。

核心提示: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传统,就是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很多时候还是分开的,皇家的归皇家,国家的归国家,不过,因为天下是私家的天下,皇帝免不了常常要把手伸到国库中,把国库的钱财窃取到皇家的小金库中。

中国古代征收赋税是怎样进行的?

古代的皇帝是怎样花钱的?看似这是个无需讨论的话题,因为在帝制时代,整个中国都是皇帝一个人的,那么他当然是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了。但是,为了花的方便,皇帝也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内库——也就是区别于国库的皇帝的私人小金库。这在历朝历代都有,到了明朝,称之为内承运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既然家国都一体化了,那么皇帝就不应该再有什么私房钱,不应该私设小金库。道理虽然如此,但事实上在以前,皇帝照样有独立于国家财政的小金库。说是小金库,其实并不小,里面的钱财可能比外朝国库的还要多。所以,皇帝的小金库并不是钱财少,只是私密而已。按理这是个人收支,理应和国家财政区分开,但随着封建帝制的发展,一国之君常常把国家财富塞进自己小金库。到晚清更把皇室开销正式计入国家财政,皇家消费百姓买单。

上有一个传统,就是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很多时候还是分开的。基本上都是皇室和政府各自拥有自己的财政体系,皇家的归皇家,国家的归国家。各自负责经营和储备、国家会把一部分税收划拨给服务于皇室的财务机构。同时皇帝也经常以各种借口把一些本应该由皇室财务体系支持的款项交由政府买单或部分买单。不过,因为天下是私家的天下,皇帝免不了常常要把手伸到国库中,把国库的钱财窃取到皇家的小金库中。当然也有出现过政府财务紧张而皇室财务充盈,皇帝拨出一部分钱财用于政府开支部分。

秦汉时期,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明确分割的, 两者各有收入来源、支出用途,是两种相对独立的收支系统。虽然两者构成偶有变动,但皇室收支从不占用国家财政。

清朝钞关盈余归内务府,其次内务府还同事经营皇庄、垄断由东北输往内地的人参皮草珠宝等贸易、还同时经营一些店铺、作坊、等等。综合收入还是很不错的,其次皇帝还通常以大婚、修造广地陵寝等名义要求户部拨钱以支出一些大型工程或活动开支、同事皇帝的南巡、大寿还会要求盐商捐款,以及海内外的年节性进贡。以及乾隆开创的议罪银制度都归了内务府。内务府的开支主要有:皇宫开支、陵寝、大婚、修建皇宫园林、南巡、赏赐臣属和外国使节。

其它朝代与清朝大体类似,如:秦汉事情的少府、当时的少府和治粟内史就收入开支分开,山川林泽和各种矿产收入归少府,因为古人认为,开垦的土地和房产有主归私人,而山川林泽不属于私人就属于皇帝因此收入也归皇帝。其次某些时间内盐铁和铸钱的收入也归少府,汉代的口赋和贡赋也归少府,同事少府也掌握一些官营的手工业和土地田产等。开支都产不多:皇室开支、赏赐和祭祀用的开支、以及修建宫室、园林、陵寝、宗庙等。

中国哪个朝代的苛捐杂税最重?

历史上,在国家产生的同时,也就出现了保证国家实现其职能的财政。在我国古代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最早出现的财政征收方式是“贡”,即臣属将物品进献给君王。当时,虽然臣属必须履行这一义务,但由于贡的数量,时间尚不确定,所以,“贡”只是税的雏形。而后出现的“赋”与“贡”不同。西周,征收军事物资称“赋”;征收土产物资称“税”。

先拿来说,当时国家规定的田赋、14岁以上成年人的人头税、卖官鬻爵的收入、盐铁专卖的收入都归国家所有;而土贡、山泽园池的出产、关税酒税的收入,都归皇家所有。有意思的是,14岁以下未成年人的人头税,叫做口钱,每年23文,其中的20文归皇家,3文归国家。就是说,皇帝及其老婆孩子潇洒挥霍的费用中,有不少就来自3岁到14岁孩子的人头税。那么,小孩人头税对老百姓有多大的影响呢?

历史记载,大臣贡禹上奏皇帝说,有些人家因为交不起孩子的口钱,孩子一生下来就被掐死了。按理说,一个孩子一年23文钱好像并不多,至于把自己亲生的孩子活活掐死吗?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么简单,原来每个孩子每年23文只不过是上面的规定,而下面实行起来却成了一年中多次重复征收,再加上地方还有种种附加,数额早已经是规定的数倍。汉武帝把孩子的人头税从7岁提前到3岁,下面征收的时候,常常是孩子落地就要交税。因此,孩子人头税造成了民间大量的杀婴现象。可见的小金库,是如此的罪孽深重,血迹斑斑。

即便到了如此地步,历史上那个臭名昭著的汉灵帝还不满足,总是打创收的主意,于是,开了个大商铺,专门批发官帽,并毫不客气地把卖官鬻爵的收入划拉到自己的小金库里。为了让自己的官帽批发部生意红火,他专门在西园成立了一个官爵交易所之类的机构,和一些热衷于买官买爵的人讨价还价。一个叫崔烈的名门望族花500万钱买了个司徒,问儿子人们怎么看他买官的事,儿子实话实说:“论者嫌其铜臭。”卖官铜臭难闻,但是比起征收口钱而逼得穷人杀婴,好像还不算是最邪恶的。

隋唐,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开始分合离聚,国家资财时常纳入皇室内库。唐玄宗时设立大盈库,凡租庸正额纳入国库外,其他杂项收入归大盈库以供私用。 安史之乱后更是皇室私财与国家公财不分,天下财赋尽为人君私藏。

此后的,基本也就是这个样子。两宋,虽然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通融互用,但皇室资财多用于国家非常之需。宋朝从开国皇帝赵匡胤开始,就专门设立了内库,名字叫做“封桩库”,即把每年节余的国家财政藏到这个库里面,初衷也是作为财政准备金,用来应付国家突发事件,但后来也变了性质,成为皇帝的小金库。当然,国家一旦遇到战争、灾荒之类大事的时候,大臣们总是念念叨叨想让皇帝破点财,拿出点小金库的私房钱度过难关,有时候就连主管财政的三司官员也会厚着脸皮跑去向皇帝借钱,皇帝虽然极不情愿,但也只好借钱给政府。虽然政府很讲诚信,总是能够把皇帝的私房钱按时归还,但就是这样皇帝也忍受不了这种形同勒逼的所谓借钱。真宗皇帝不得已就一面规定以后每年从小金库无偿给三司拨款60万,同时下诏“切诫三司,毋得复有假贷”,一面又恶狠狠地规定,“内藏库专副以下,不得将库管钱帛数供报及于外传说,犯者处斩”。因为有这样的家法,小金库到底有多少私藏,没有人知道。在宋高宗时期,坊间流传他的小金库每年占去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

宋朝的皇帝尽管很不情愿,有时还是会拿出小金库中的钱财资助政府。皇室不是一味从百姓身上横征暴税,这是别的朝代帝王无法企及的,另一方面也反应了宋朝经济的繁荣昌盛。到了,皇帝则反其道而行之,不再从自己的口袋里往外掏钱了,而是想方设法勒索政府,皇室财政对国家财政的掠夺日益加深。明代中央财政机构职能分散,皇帝强化了对国家财政的控制,一切所需皆随意从国库支取。皇帝把国库的钱财弄到自己的口袋里去,内府动辄将国库数十万两银子挪到内库也成了最稀松不过的平常事,而最多的一次居然拿走了2400万两银子。在内忧外患面前,政府没有银钱支付军饷,而皇帝却“谕廷臣足国长策,不得请发内帑”。意思是说,大臣们要想出长久的解决办法,不要总打皇帝小金库的主意,皇帝也得过日子啊!

大臣们除了增加税收没有别的法子可想,就只好向老百姓加派征三饷:辽饷、剿饷、练饷。所谓“三饷”就是练兵、征讨东北后金以及征剿李自成的军费。“三饷”之外,还向大臣们摊派“助饷”。“三饷”和“助饷”惹得天怒人怨,更加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明王朝就在这种鸡飞狗跳的财政困境中垮台了。李自成入京后,发现崇祯皇帝小金库中财宝山积,多达到3700万两,于是组织数千骡马、上万的骑兵,浩浩荡荡地押运这些金银财宝回陕西老家。崇祯皇帝辛辛苦苦一场,不过替他人蓄积私藏而已。

到了,区分了“国家”财政和皇室“私家”财政,清朝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司职机构划分,户部管国家,内务府管皇家,也就是说皇帝的“小金库”充公了,这也就结束了及以前的中国历代王朝皇室财政和国家财政没有区分的历史。一直到1911年清政府颁布《十九信条》,规定“皇室经费之制定及增减, 概依国会议决”。自此皇室经费正式并入国家财政,历时千年之久的两大平行财政收支系统宣告终结。虽然皇帝的“小金库”充公了,当然这并没有影响到皇帝的日常开销。皇帝要花钱,随时可以向户部支取—只要户部还拿得出钱。这样户部在管理国家财政之外,又成了皇帝的私人财库。当一个皇帝花钱如流水,或者皇室人员太多而又奢靡浪费的时候,国家财政就要承受极大的压力,很容易变形乃至瘫痪,导致社会混乱。

皇帝个人乱花钱导致国家财政危机的现象在上不胜枚举,但毕竟一个人的奢靡浪费还是有限的,而整个皇室却是个庞大的群体,又是利益必须保障的特殊集团,他们的耗费对国家财政的冲击尤为可怕。那些忧心天下的朝臣们对此也是毫无办法。毕竟连天下都是人家的,不就多弄些零花钱吗?可这零花钱有时候却大得惊人。

以皇室而论,在建国初期不过几十个人,而到了万历年代,人口已近20万。日益膨胀的皇族宗室人口,成为国家财政的最大包袱,也成为中晚期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早在万历之前的嘉靖时期,就已经有人把北虏、黄河、宗室看作社会的三大祸害。

按照明初的规定,藩王的禄米,亲王一年万石,但后来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只好降低支付标准。但即便如此,嘉靖时代宗室禄米仍达853万石,超过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按照原先的设计,南方省份向北京提供400万石的漕米,北方省份向边境军队提供800万石的军粮。而宗室禄米居然超过了军粮,严重破坏了财政安全。连养皇室成员都成了问题,况天下乎?其重要表现是导致军饷无法正常发放、地方受灾无法救济,前者导致军队哗变,后者导致流民遍野。另一方面,官方为了保证财政安全又加重税费征收,这又导致农民反抗。财政问题引发社会不稳定,致使社会发展陷入恶性循环,最终病入膏肓,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明王朝在内外交困之下焉有不亡之理?

基于的教训,解决皇室财政,让其独立于国家财政之外,避免其对国家财政安全造成损害,是统治者要考虑的重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成立了内务府,其职责就是用来专门管理皇室财政,与主管国家公共财政的户部分灶吃饭,各自保持相对的独立,互不干涉。户部通常只需每年向内务府拨10万两银子,作为皇帝的花销。其他情况下,皇帝无权要求户部向其拨钱,为了保持花钱有度、节俭爱民的“仁君”形象,皇帝一般也不会主动向户部提出此类要求。

内务府与户部分灶吃饭的制度,对财政的正常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一直到太平天国起义之前,清政府的财政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各项收支运转也都比较正常。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财政方面关系已经完全理顺,实际上仍然内含诸多问题。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皇帝自己造成的,因为皇帝不便向户部伸手,他的个人花销受到了约束,只能想别的办法来弥补。

皇帝想了很多招数,其中一个办法,就是让地方督抚大员交“议罚银”,所得除少数特例外,均“解交内务府充公”,汇入内务府财政。“议罚银”少则万两,通常三万两上下,最多的一例,是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两淮盐政全德被议罚交银达到了38.4万两。

另一个办法是特派内务府人员主管盐政和税关,从商人那里榨取钱财。从皇帝的思维来看,农业是“本”,商业是“末”,为了保持社会稳定,不能随便加重农民的负担,但向商人伸手,关系不大。所以,征收盐税和关税比较多的地方,大多是皇帝自己特派内务府包衣(满清入关以前投靠的汉人)去管理。比如盐税,是两淮最多,那么两淮盐政肯定是内务府人员—比如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担任这一职位,而曹家就是包衣。关税方面,以粤海关最多,那么粤海关监督在乾隆时代对外贸易额增长较快之后,就一直是内务府人员来充当。

皇帝特派内务府人员出任征收商业税收较多的重要职位,目的之一就是通过非正式财政的渠道为内务府补血。内务府的奴才们在为内务府财政捞钱的同时,当然也不忘自己发财,这导致了商人负担的加重、商业秩序的混乱,以及商人与官方的冲突。特别是粤海关的捞钱做法,屡屡引发中英矛盾,对鸦片战争的爆发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皇帝可以让地方大员交“议罚银”,又可以通过委派内务府人员掌控盐税、关税而获得好处,这保证了内务府财政的有效运转,但地方官吏从国家财政中所取得的正式收入极其有限,他们必然要想方设法谋求灰色收入及贪污受贿,这就导致了他们在征税时的浮收现象,以及司法不公等问题,这既使基层运转不正常,也加剧了官民冲突。另外,尽管皇帝不能随便向户部要钱,但这毕竟不是刚性约束,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是,慈禧曾向户部要钱修建供她晚年享乐的颐和园,因此挪用和侵占北洋海军军费,成为甲午战败的原因之一。

法国思想家博丹认为,财政是“国家的神经”。如果这根神经不正常,就会发出错误的指令,最终导致的将是整个社会陷入恐慌与混乱。中外历史上无数的史实说明,财政制度缺陷,是许多社会乱象的深层根源。要减少社会乱象,必须使财政符合现代国家的要求。而要达到这一目标,第一重要的是要区分“国家”财政与皇室“私家”财政,国家财政是用于提供公共服务的,而“私家”财政只代表小集团的特殊利益,两者不能混淆,必须明确区分,避免小集团利益凌驾公共利益之上,国家财政变成私家财政。

中国古代是怎样征税的?古代是如何进行收税的呢?

中国古代的税收是怎么分的?

中国古代农民如何纳税?

中国古代长期实行以土地税(包括依附于土地的户税与丁税)为主,以商税(包括关税与市税)为辅的税收制度。这一税制,初步形成于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已渐趋完备;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在均田的基础上不断改革完善。

到了宋、元、明、清时期,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土地兼并之风日盛,在不断清丈田亩、整理地籍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地、户、丁税的合并征收,并加强商税和盐、茶、酒等货物税的征收制度,从而使商税与货物课税成为中国封建末期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井田制是西周时的土地制度。国家在修筑水渠和道路时把土地划分为许多“井”字形方块,故称为井田。井田制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亦即属于周王,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周王把土地分赐给各级贵族,让他们世代享用。他们只有享用权而无所有权,所以不准转让和买卖。为了充分发挥地力,并规定了定期“换土易居”的分配制度。西周的井田制根据剥削对象的不同,有两种不同的区划,一种是“十夫有沟”,即国中平民的份地。其收入要上缴国家十分之一,作为贡税,以充军赋。另一种是“九夫为井”,即国家将方里土地按井字形划为九区,中一区为公田,余八区为私田分授八夫;公田由八夫助耕,收获全部缴给领主。男子成年受田,老死还田。井田制度是奴隶制国家的经济基础,体现了我国奴隶社会生产关系的主要部分。它与宗法制度紧密相连,在西周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初税亩是我国征收田税的最早记载。这种税收以征收实物为主。鲁宣公15年(公元前594年),鲁国正式推翻过去按井田征收赋税的制度,改行“初税亩”。即不分公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须按亩交纳土地税。井田之外的私田,从此也开始纳税。这是三代以来第一次承认私田的合法性,是个很大的变化。实行“初税亩”反映了土地制度的变化,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初税亩”的出现,标志着我国从奴隶制赋税向封建制赋税制转化的开端。此后,列国纷纷仿效鲁国实行“初税亩”。到了秦国商鞅变法时,干脆废除国君对贵族(卿大夫)分封、赏赐食邑的制度,而承认通过买卖所获得的土地所有权。

的租庸调税制是对以前我国两千多年来各所实行的实物税的总结。如“租”,这种按田以农作物为课征对象所收的税,自夏朝以来早已有之。而“调”这种以手工业品为课征对象所收的税,与东周时代的“布缕之征”属于同一类。“调”的名称,较早曾见于明帝的诏令之中。到了末年,曹操便正式普遍征收了户调。当时调的负担是每户绢2匹,绵2斤。至于代役租形式的“庸”,周期已有原始力役形式的开端,至唐始改为实物征课。租庸调制的内容是:丁男每年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作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作调。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如不服役,每天输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称作庸,也叫“输庸代役”。官僚贵族享有蠲免租庸调的特权。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前提的,均田制规定每个成丁的农民都受田一百亩,因此国家征收租庸调时只问丁身,不问财产。租庸调税制是我国封建社会前期税收制度的集成,并有一定的创新,内容比较系统和完整。因此,在我国封建税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619年3月6日(农历619年2月15日),初定“租庸调”法。

租庸调赋税制。唐初均田制规定:中男(年16~20岁)、丁男(年21~59岁)受田100亩(其中80亩为口分,20亩为永业);老男、笃疾、废疾者40亩,寡妻妾30亩,道士3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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