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14日在北京表示，吴英案作为发生在资金流通领域的金融诈骗犯罪案件，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案情比较复杂。最高人民法院在依法复核审理过程中将依照法定程序，认真核实犯罪事实和证据，严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审慎处理好本案。

14日发布会后不久，吴英的父亲吴永正在微博上转发了最高法的表态，并发布了评价，还是那句话：相信法律。吴永正表示，最高法的表态让他稍微感到有一点欣慰，但是乐观现在还谈不上。吴英案的代理律师杨照东称，他不认为最高法的回应是在传递吴英案将有转机的信号，但至少这不是坏的信号。

◎事件背景：亿万富姐被判死刑惹争议

2009年12月18日，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吴英于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间，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高额利息为诱饵等手段，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人民币7.7亿余元。案发时尚有3.8亿元无法归还，还有大量的欠债。一审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今年1月18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一案进行二审宣判，裁定驳回被告人吴英的上诉，维持对被告人吴英的死刑判决，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

◎案件焦点：真洗钱 假慈善？

焦点1：吴英有没有洗钱？

吴英不否认本色集团资金不甚宽裕。“1个亿的注册资金，我没有抽逃；这么大的固定资产投入要盘活，需要银行的支持。而当地银行不支持，说我有洗黑钱的嫌疑。”她对银行的判断极为不解。她透露，浙江省内曾有其他商业银行考察过本色集团的资产，认为“资产优质”，但当该银行向东阳当地商业银行了解情况时，当地某银行信贷部却“放话”说，本色涉嫌洗黑钱，结果导致该银行向本色放贷一事无果而终。“我所有的资金都是干净的，他们说我洗黑钱，却提供不出任何证据。”据她介绍，本色集团的主营业务是概念酒店加盟和商贸城，服务行业和商贸赚钱比较快，而且都是她熟悉的领域。

焦点2：4900万元假汇票被银行没收？

2007年1月，本色集团出“假汇票”风波，另一主角还是工商银行东阳市支行。在东阳邻县义乌市的“稠州论坛”上，网名“小老子”发帖称，东阳工商银行没收了一张“假汇票”，面额高达4900万元，出款方为广东一家集团公司，受款方为本色集团。

焦点3：慈善捐助风波？

2006年9月2日，本色控股集团尚未正式成立，本色就已向东阳市光彩事业促进会捐赠500万元，吴英随后担任其副会长。在2006年9月20日前后，本色集团的确曾分两次将500万元捐款打到光彩账号上。但才过了三四天，本色的财务主管就找到促进会会长，说要收回捐款。

◎案情全纪录：亿万富姐罪与罚

与东阳市大部分年轻男子一样，吴英父亲吴永正1979年就远到甘肃玉门做包工头。吴英出生不久后就被父母带到甘肃，除了春节等偶尔跟父母回家外，吴英的童年一直在西北度过。

吴永正一心想生个儿子，结果一连生了4个女儿。7岁时，吴英被送回东阳，在塘下村小学读书。吴永正说，4个女儿中数吴英读书最好，小学几乎每学期都是三好学生。但到北江镇初中后，吴英的成绩开始下滑，1995年7月毕业后，吴英干脆不想读书了。吴永正当时正忙于在甘肃打一场耗时8年的官司，没有太多精力管吴英的事情，就安排她到自己的堂妹那里学美容。

在东阳，吴英的姑姑是最早做美容生意的。在这家叫“吴小珍诊所”的美容店，吴英学了一年多，就跑到宁波慈溪，与人合伙开了家美容店。此时，吴英才15岁。

在慈溪期间，年轻的吴英结识了许多人。若干年后，俞亚素等一干宁波人，成为最早借钱给吴英的放贷者。

吴英在慈溪呆了半年左右，即回到东阳，告诉父亲想继续读书。吴永正四处找人，总算连人带户口地把吴英安排到2年制的东阳市技校学习。但让吴永正失望的是，读了1年半后吴英又有了经商的念头，辍学离校。吴永正只有安排吴英重新到姑姑处学美容。他认为，吴英只有学到一门手艺，以后才能过上好日子。

2000年，还在吴小珍处学美容的吴英认识了东阳人周红波。次年，两人订婚。此时，吴英已积累了不少客源。以周红波为主要出资人，吴英出任老板，两人在东阳市区十字街开了一家“一生美美容美体沙龙”店。

2002年6月，吴英和周红波登记结婚。2003年8月，吴英盘掉原来的美容店，在周红波家所在的西街，新开了“贵族美容美体沙龙”，生意越加火爆。当地人士透露，东阳市某些政府机关的女公务员，都成为吴英的长期客户。在美容店，吴英积累了众多人脉基础，亦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为了从广州等地进货，吴英开始到处出差，甚至连丈夫周红波都不清楚她具体去过哪些地方。在经历“贵族美容”的初创期后，周红波转而在市区好乐多超市租下摊位，做起水果生意，美容店此后由吴英一人打理。

2005年3月，吴英从别人手中接过喜来登俱乐部，成为俱乐部的新老板。在重新装修后，喜来登成为当时东阳条件最好的KTV之一。一个月后，吴英又在东阳开出千足堂理发休闲屋。此后，她还在义乌开出千足堂分店。吴英被刑拘后，作为唯一没有查封的实业，义乌千足堂直至今年还在吴英父亲的坚持下维持经营。

2006年2月，吴英在母亲老家湖北荆门，开设了信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次月，吴英又在浙江诸暨，注册成立另一家信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开始介入民间借贷、铜期货等交易。

25岁即拥有数百万身家，吴英在同龄者中无疑已是一个佼佼者。不过事后看来，她之前所做的一切，似乎只是为组建本色集团做热身。

2006年4月开始，本色集团突然在东阳横空出世：本色商贸、本色洗业、本色广告、本色酒店、本色电脑网络、本色装饰材料、本色婚庆服务、本色物流……本色系公司一家接一家注册，仅当年8月14日，吴英就一口气注册了3家公司。吴英的本色版图，直至当年10月10日本色控股集团成立(注册资金1亿元)方才组建完毕。

本色引起当地人注意的，最先是免费洗车(但必须在车牌处贴上本色的logo)和免费洗衣服务(洗衣每天限100件，每人限2件)，其次是连续3次掮款：东阳西宅小学80万元，磐安贫困学生50万元，东阳光彩事业500万元。

吴英最大的手笔，则是房产投资。仅几个月的时间，她即投入近1.6亿元，其中包括：东阳博大房产2200万元，通江花园近3000万元，望宁公寓5000多万元，湖北荆门1400万元，浙江诸暨近300万元等。吴英所购房产，大部分为沿街商铺，三年过去，这些房产都已大量增值，不过对身陷囹圄的吴英来说，这些增值已经于事无补。

本色集团成立后，吴英对酒店的经营情有独钟。本色概念酒店、本色精品酒店、本色假日酒店一气组建后(有些尚在装修即被查封)，吴英还准备在全国复制这一概念，并在义乌开出了第一家连锁店。

2006年10月底，因为杭州、上海几家媒体的连续报道，吴英及本色集团开始闻名全国。本色集团高层甚至对外宣称，本色在购买物业和装修上的固定资产投资超过3.5亿元，但没有一分钱是银行贷款，全部是自有资金。

2006年11月1日，吴英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畅谈一个多小时。吴英将数亿元“自有资金”来源，归结为期货、炒房、美容业3个渠道。

事实上，此时吴英的资金链已经趋紧。12月底，本报记者再次采访吴英时，她刚脱离义乌几个债权人的软禁，回到东阳。本色集团资金紧张的情况此后可见一斑：先是东阳、义乌等很多民间借贷人频频向吴英催债，然后是本色集团4900万元假汇票被没收、光彩事业500万元掮款被本色收回。2007年1月24日，吴英被迫在杭州举行了一个小型记者见面会。尽管她的一些说法已不能自圆其说，但吴英依旧保持乐观，且欣然与包括本报记者在内的媒体记者一一合影。

此时的吴英未必料到自己即将面临牢狱之灾。两周后的2007年2月7日晚10时，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正在北京筹措资金的吴英被东阳市公安机关刑事拘留。10日下午，本色集团亦被查封。从2006年4月至2007年2月，本色集团的神话只存在了短短10个月。

在吴英被刑拘前，包括媒体在内，几乎无人知道，本色集团投在东阳的数亿资金究竟来自何方。

直到相关案情公布，吴英的资金往来脉络方才清晰：几乎所有的资金都来自民间高利贷。已知的银行贷款，只有工商银行东阳支行一笔1550万元的短期贷款。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吴英案的《判决书》认定，早在2006年4月成立本色公司前，吴英即以每万元每日35元、40元、50元，或每季度分红30%、60%、80%的高息，从俞亚素、唐雅琴、夏瑶琴等人处集资1400余万元。这些人大多系吴英在宁波慈溪认识的朋友，或此后经人介1979年出生的义乌人杨军，然后通过杨军认识了杨卫江，并借到了首批资金600万元。

杨军与骆华梅认识，而原义乌市文化局文化稽查中队长林卫平正是骆华梅的表哥，吴英就此认识林卫平。

2006年3月30日，吴英以到广州投资白马服装城商铺缺少资金为由，从林卫平处借到了首批500万元，此后经常每隔几天就有数百乃至上千万元的借款入账。至2007年1月5日最后一笔200万元入账时，短短9个月时间，吴英从林卫平处借到了4.7亿元。

经杨卫江介绍，吴英又认识了杨卫陵，并与其合作投资铜期货。在期货投资出现4740万元亏损的情况下，吴英仍然“信守诺言”，归还杨卫陵等人3300万元投资，并“支付利润”1400万元。

此后，吴英又经杨卫陵等人介绍，认识了律师杨志昂，并从杨志昂处借到3000多万元。

法院认定，从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吴英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以投资、借款、资金周转等为名，先后从林卫平、杨卫陵、杨卫江等11人处非法集资人民币7.7亿元，用于偿还本金、支付高额利息、购买房产、汽车及个人挥霍等，实际集资诈骗人民币3.8亿元。

而吴英之所以能持续借到巨额资金，缘于其支付的利息高昂且早期能按时支付利息。

2008年4月16日庭审时，吴英承认，她向林卫平等人所借资金年回报率至少在50%以上，部分达到100%，到后期资金链出现问题时甚至出现“3个月回报期”—即三个月的利息达100%。即使不算利滚利，年息也在400%以上。

事实上，到2006年10月底，即吴英开始为媒体关注时，本色集团的资金链已经接近断裂。12月底，一起“绑架案”的发生，更令其雪上加霜。

据吴英向公安机关报案， 2008年12月21日至28日，因债务纠纷，她被义乌市的杨志昂、杨卫陵的杨氏家族成员软禁。吴英及其家属称之为“绑架”。

“绑架期间，先后到过杭州、温洲、安徽马鞍山、江苏镇江，对我进行搜身、猥亵，扬言要将我杀死抛入江中，并强迫我签署空白文件三十余份，将我携带的现金数万元、现金支票330万、银行卡数张(强迫告诉密码)洗劫一空。12月27日他们派人到东阳将我上亿元的珠宝拿走，又在同日将我公司的14处房产的全部证件、29辆汽车的全套文件及有关财务凭证全部拿走……”吴英说。

吴英报案后，当地公安一直没有立案，两天后，本色集团收到一封装有两颗子弹的信封。

按照吴英家属的说法，吴英想过被债权人绑架，但从未想过被公安拘留。2月9日，即吴英被刑拘2天后，吴英家人在北京和东阳同时向警方报案。

时代周报记者得到的最新消息显示，2007年2月9日，在吴英不知下落的情况下，吴英父亲吴永正、丈夫周红波、本色集团常务副总蒋辛幸等人，同债权人林卫平、骆华梅、徐玉兰等人一起在本色概念酒店开会，商讨对策。最后各方达成共识：在吴英出现之前，本色集团授权由林卫平管理。林卫平等人还提出以借贷资金入股，但入股一事因股份比例未谈拢告吹。

林卫平是义乌有名的资金掮客，一人就向吴英放贷4.7亿元，超过吴英借贷资金的一半，案发时吴英尚欠林卫平借款3.2亿元。而法院认定吴英最终“集资诈骗”的金额，不过3.8亿元。

让与会各方没有想到的是，林卫平、骆华梅两人开完会刚走出本色酒店，即被东阳警方刑事拘留。次日，本色集团被查封，来自义乌的掮客杨卫陵、杨志昂被拘留。此后，徐玉兰、杨军、杨卫江3人亦先后被刑事拘留。3月16日，吴英、林卫平等8人同时被批准逮捕。吴英案就此尘埃初定。

今年1月22日，东阳市人民法院对涉及吴英案的林卫平等7名被告人进行一审宣判，7人均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定罪处罚，刑期从18个月至6年不等。其中林卫平向71人和1个单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86515万元，除吴英外在义乌还有其他上线，借贷总额甚至超过吴英，然而只获刑6年。

与林卫平等人的宣判较为平静不同，吴英案的审理，颇费波折。

在今年4月16日吴英案开庭前，东阳市人民检察院和金华市人民检察院先后于2008年2月和10月各起草了一份起诉书。

在第一份起诉书中，吴英的罪名是合同诈骗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两项，且两个罪名的主体都是本色集团，吴英作为本色集团的法定代表人被列为被告。而在第二份起诉书中，罪名和主体都发生了变化，起诉罪名为集资诈骗，吴英作为个人被列为被告。

在东阳市检察院起诉阶段，吴英与林卫平等8人一起被起诉，但由于量刑规格发生变化，吴英被独立出来，其一审地点由东阳市人民法院更换为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公诉方也由东阳市检察院变更为金华市检察院。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在刑法上区别很大，前者最高量刑是10年，后者最高量刑是死刑。”在今年4月一审开庭时，吴英辩护律师杨照东和张雁峰给吴英做无罪辩护，控辩双方围绕吴英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该案属于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吴英的罪名是否构成集资诈骗罪3个焦点，展开激烈交锋。

“据我们了解，吴英借来的钱只是朋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并没有使用欺诈手段，也没有要非法占有的想法，而且全部都用于公司经营上了，并承诺归还。所以我们认为吴英的行为不构成集资诈骗罪，只能算民事纠纷。”杨照东说。

但在一审宣判时，辩护律师有关上述3个方面的辩护，未被法院采纳。

吴英成名、被绑架和被刑拘后，吴英及其家人曾先后聘请过3任律师。杨照东和张雁峰所在的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在业内颇有名气，杨照东目前还是黄光裕的代理律师。此次宣判，杨照东因另有安排没有到庭。

但对吴英最为不利的，是此前浙江丽水集资案主角杜益敏案的宣判。同样以“集资诈骗罪”入罪的杜益敏经最高法院复核，最终被执行死刑。

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吴英案的开庭宣判是2009年12月18日，但判决书的落款时间为2009年10月29日。这意味着，早在宣判前40天，吴英的死刑判决已经认定。

吴英一审被判死刑后，民间对吴英是否罪该至死议论纷纷，即使在金华市中院内部，亦有不同声音。尤其在网络上，同情吴英、认为其罪不当死的观点，占据一边倒的位置。

著名财经评论员叶檀认为，围绕吴英是否应被处极刑的激烈争议，事实上是对于民间借贷行为是否合法合理的长期争议。

在民间资本充裕的浙江，因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加上民间资本天然的逐利性，民间借贷一直盛行，尤其在温州、金华等地。

公开资料显示，2008年浙江省共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近200起，集资诈骗案件40多起，同比大幅上升。其中1亿元以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17起，非法集资类犯罪案件集中爆发，涉案金额近百亿。而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通常很难界定，罪与非罪，泾渭并不分明。

2008年12月2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厅曾联合下发一个主题为“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会议纪要。

会议纪要明确指出，“为生产经营所需，以承诺还本分红或者付息的方法，向相对固定的人员筹集资金，主要用于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应当作为民间借贷纠纷处理”，“不应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或者集资诈骗犯罪”。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认为，杜益敏、吴英等诸多人物的出现，是在现有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的背景下发生之制度性悲剧。一个很可能的情况是，再过若干年，随着中国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杜益敏和吴英们的行为应是符合商业规律和合法的。

在12月22日发表的《非法的吴英与“合法”的贪腐》一文中，吴晓波得出一个结论，当代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所有重要的改革都是自下而上推进的，因此具备了非法的天然特征；而众多高级别的贪腐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因此在表象上看往往是合法的。

吴英的罪与罚，死与非死，显然不仅仅是吴英一个人的事。

◎特写：吴英看守所回顾创业史 写数万字控告信

1月19日，二审宣判后的第二天，吴永正和他的二女儿及吴英的辩护律师杨照东、张雁峰到金华市看守所要求会见吴英，想去安慰安慰她，但看守所未同意。

根据张雁峰的转述，“看守所里说，省里有文件规定必须要请示省法院，省法院说，案子已经判了，他们没有权利决定让会见或不会见，得请示最高法院。”

事实上，在二审宣判之前已经不允许会见了。张雁峰与吴英的最后一次会见是在2011年11月29日。“这次会见还很顺利，2012年1月11日又去会见，因为吴英写出明信片要求会见，但看守所不允许了，称必须要经过省高院批准，我们给省高院的主审法官打电话，他说，得请示领导，他决定不了，终以领导不在等种种原因没有批准。”

吴永正他们很担心吴英的状况，“她能否承受得住？”

吴永正认为，女儿有跟他一样的倔性子。那位参与该案的警察感叹：“吴英这个人，坐牢都不知道悔改的，她坐牢也不肯配合这个事情的处理。老说自己是无罪的，她不能总这样去想啊。”

在看守所里，吴英写了厚厚三叠数万字的《上诉材料》、《检举材料》和《控告信》。

她在《控告信》中写道：“东阳公安局……多次用花言巧语蒙骗我，恐吓我同意签字拍卖财产，并让管教来做思想工作，最终我没有同意拍卖财产。”

不仅为自己，吴英还为她的狱友控告看守所里遭遇的不公平与不人道。她曾喝下工业胶水以自杀来抗议管教私自翻看她的检举材料。

为立功保命，她在《检举材料》中检举揭发了多名官员以求自保。在二审中，一直坚持自己无罪的吴英也认可了构成非法吸收存款罪。

“我宁愿她和我一样站着死，也决不希望她跪着而求生，没有骨气。”吴永正倔强得近乎极端。他甚至表态：“吴英的生死已经不是最重要，我只要一个理。”

在看守所里，吴英回顾了自己短暂而富有戏剧性的创业史。

她人生的突然转变发生在2006年。在此之前，她是一个还算本分的小生意人。

2006年4月到10月，吴英一口气注册成立了12家企业，其中的8家以子公司名义组成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这些公司大部分坐落在东阳同一条冷清的街道上。吴英的野心是，在这条街上，成立一个以酒店连锁结合商贸的企业，以酒店旅游业带动服务业。她亲自设计的本色概念酒店里，100个房间有100种设计风格，酒店里所需的建材、配饰、家具、家纺都能在她的建材城里买到。在酒店的周围，是规模宏大的网吧、停车场、快餐店、婚庆公司……业务范围互为补充，例如，网吧周围的酒店和快餐店主要是为上网的网民服务的。

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吴英将东阳的一条“冷街”装扮成了繁华的商业街。她预期着这条街道的繁华能带动她在这条街上的物业的升值。

与此同时，关于26岁女富豪的神话在东阳乃至全国迅速传开了。她甚至在当年以高达38亿元的总资产位居胡润“女富豪榜”第6位。有说她好像是走私、卖军火的，还有人说她是南洋军阀的遗孀，继承了一大笔遗产。

然而，事实的真相是，背后支撑这个迅速崛起的商业体的是暗涌在浙江民间的高额利贷。

在后来法院的判决中，还以此认为吴英是为了给社会公众造成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假象。

那时候，吴英希望以高利贷盘活这些看得见的实体，再向银行抵押，借得贷款后偿还高利贷。但她始终没有得到来自银行的贷款。

很快地，吴英吃不消了，资金链接近崩溃的边缘。吴英锒铛入狱，关于女富豪的神话也因此幻灭。

2012年刚过完年，走在吴英当年一手打造的“本色一条街”上，她初创的那些酒店已经易主，但沿袭原来的经营模式，生意依然红火。一个房间一种风格，即使是在过年期间，每晚平均房价都超过400元，而附近地区相同规格的酒店房价已打折至300元左右。

在“本色一条街”最火的时候，东阳的建筑业老板杜伟曾住过吴英的本色概念酒店，“确实火爆，提前预订都不一定能预订上。”

在杜伟看来，吴英的经营思路确实超前，“原来的一条‘冷街’，门店一两千元月租都租不出去，现在的月租已经翻了好几番。”

然而，一位要求匿名的债权人却认为，在后期，商人吴英的心理其实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试图想树立自己在当地的势力，例如，她高薪聘请的人中，不乏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据他的描述，某一天晚上，吴英在酒吧与人发生激烈冲突。他劝她息事宁人算了，但吴英不干，立即给她的下属打电话，召人来将整个酒吧包围了。那一刻，他觉得，他借给她的钱很悬了。

◎特写：吴英案最大债权人资产被冻结 依靠打工度日

春节前，吴英的终审判决下来后，林卫平不断接到债权人打来的电话问：“吴英已经判了，财产准备怎么处置了？”

林卫平其实也不知道。他是吴英案中最大的债权人，其“上线”债权人大约有五六十人。

比约定的时间晚了许多，林卫平爽朗地笑着走了进来，以笑声对记者表示歉意。他很爱笑，留了个平头，斯文白净，像书生又比书生更易亲近。这使他看起来很值得信任。

在吴英案发之前，林卫平专做“资金生意”，一直信誉良好，义乌那些老板们都愿意将手中的闲钱放到他那里去放贷。“谁需要借给谁，赚取中间的利差，相当于一个不合法的银行。”他自嘲。

2005年，通过表弟的介绍，吴英认识了林卫平。“原先想向我借500万元，让我去看看她的公司，办得挺好的。我没兴趣。”

2006年初，吴英再来拜访想借1000万元，“听说她在广州赚了不少钱，公司办得很好。”林卫平当时做了一个判断：一个女孩不会去赌博，不会去洗钱，如果真正办企业的话，亏也亏不到哪里去。

林卫平把钱借给她。10天后，吴英如约归还。

2006年4月，吴英又来找。“她说自己在湖北荆门投了一个旅游项目，需要5亿元，自己有2亿元，向我借3亿元。”

林卫平提出要跟她一起去湖北实地考察一下那个项目。吴英答应了。起初是吴英催着林卫平去，但林卫平没时间，等林卫平有时间了，又轮到吴英整天在外面忙。两人最终没去成湖北。

2006年七八月份，林卫平手上正好有一笔闲钱，其他企业用了两个月还回来了。他原想让一些债权人拿回去，“他们说，怎么才用这么几天又拿回来了？然后跟我说，拿去。”林卫平笑。

这笔钱最后打给了吴英。后来吴英说不够，又让林卫平追加了1亿元。

没多久之后，一则神秘年轻女富豪的新闻开始在全国蹿红：东阳出了个亿万富姐，她用2亿元现金买下东阳世纪贸易城三层700多间铺面；一次性购入高档汽车20多辆；部门经理年薪50万元到100万元、保安月薪2100元；她开出的洗车店和洗衣店都是免费的……

林卫平打开报纸一看，傻眼了：怎么搞成这样？

他马上给吴英打电话：“这个报纸怎么说你在东阳投资？你不是在湖北荆门搞项目吗？”吴英回答说，先把东阳的架势搭起来，壮大本色集团的实力再继续推进湖北荆门项目。

事实上，到最后事发，吴英到底有没有在湖北荆门投资，林卫平说他也不清楚。

一天，一位东阳的朋友对林卫平说：东阳有个女富豪，买了辆法拉利(微博)，开得很拉风呢。“我问，哪个女的？他说，吴英。”他的朋友并不知道他借钱给吴英。听到这个消息，林卫平电话拨过去，“听说你买了辆法拉利？她说，没有啊，根本没有”。

又有新闻说，吴英的本色集团在某一次大会上给光彩事业促进会当场捐赠500万元。 “我听说你要捐款？她说，没有啊，没有啊。她从来都说没有，很怕我知道。”后来钱也就真的没有捐成，拿回来了。

在这期间，隐隐感觉不安的林卫平开始追问吴英，“钱究竟花到哪里去了，她始终没有说出一二三来。”

“我跟她说，你把项目一个一个做好了，早点把本钱拿回来就可以，利息高一点低一点没关系。”

但那时候，吴英的摊子已经越铺越大，刹不住了。

再到后来，连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当时总以为(钱)能还回来的，如果她是真的拿去做项目的话。”林卫平说，她在东阳搞的这一切，他根本一点也不知道。

“如果我知道她这样搞法，一分钱都不会借给她。”林卫平承认，当时自己确实比较盲目，“做资金生意久了，对钱的概念也比较麻木了。而且之前借出去的钱，都能按时返回的，没出现过这一类的问题。”

到了2006年12月，吴英被她的其他两个债权人杨志昂、杨卫陵软禁的消息传出。那些知道林卫平借钱给吴英的义乌老板们纷纷赶到他家来要求还钱。林卫平的朋友黄振兴说，其中一个工厂老板交给林卫平的钱是年底要发工资的，原本想着资金转出去一两个月再转回来，结果转不回来了。工人都闹起来了，老板急得差点跳楼了，只能找林卫平，林卫平再找吴英。但那一段时间，他已经联系不上吴英了。

“那时候他多苦啊，那个苦是没办法说的，家里不敢回去，老婆也走掉了。”黄振兴感叹。

2006年末，逃离软禁的吴英其实已经是四面楚歌了。义乌的老板们打听到消息说吴英在丽水，于是七八个人一起赶到丽水去。林卫平以及作为他们代理律师的黄振兴一同前往。

在丽水，她仍然跟大家说，钱没问题的。她告诉他们，她住在丽水一个银行行长家里，对方是她关系很好的姐妹，能够给她解决资金问题。这个“好姐妹行长”后来成为吴英第一个检举揭发的对象。

“她还说，已经找到了香港一个投资公司给她5亿元的资金做投资。”林卫平、黄振兴他们当然没有相信。

吴英又进一步安抚这些人说，“你们放心好了，实在不行，我把我的珠宝卖掉。”她打开车子的后备厢，装了满满的玉器。“那时候，我们更担心了，只怕她随身带着珠宝出逃，也足够在外边生活了。”黄振兴当时提醒林卫平，“若她把所有的凭证撕毁逃走了，你就倒霉了。你拿什么向其他债权人证明钱是给了吴英的？”

当然，这个最坏的结果没有发生，最终吴英没有“跑路”。

这些珠宝后来到了林卫平手里，大约30来件。“她拿来一块石头就说值3000万。我问，你的意思是用这些抵钱？钱都不用还了？先不要谈这个事情，你给我都拿来。”林卫平将这些珠宝又给了他上线最大的一个债权人。再后来，林卫平事发之后，这位上线朋友主动将这些珠宝交到了公安局。

当时在丽水时，这些债权人在一起商量该怎么办，其中一个义乌女老板出了这样一个主意：建议让吴英交出所有的公司印章、营业执照归他们保管，总经理还是吴英来当，然后趁她名气没被毁掉之前，只要她能从其他地方把钱“骗”回来还给他们就行。

“你明知她没钱了还让她去‘骗’？这就真的成诈骗了，你们推托不了责任的。”黄振兴当即否了这个“馊主意”。

此时，另外一些不知内情的义乌老板还在源源不断地往林卫平这里送钱。“林问我，还有2000万送过来给我，还好不好拿？我跟他说，不好拿的。”最疯狂的时候，林卫平告诉黄振兴，一麻袋一麻袋的钱被装到他家，“几百万的，林都已经不要，一般都是上千万，他在当地都已经红成这样了”。

吴英被捕之后没几天，第二个被捕的就是林卫平。林卫平被判了6年有期徒刑，前年假释出来，他自己的汽车、别墅和现金资产仍被冻结着。

林卫平目前在一个做建材生意的朋友那里打工，没事的时候研究研究易经。他说，现在记性很差，“这也是好事一件，把一切都遗忘掉”。

仿佛是做了一场梦，再忆起，已是恍若隔世。

2012年春节后，他从义乌赶到东阳市公安局了解情况，相关负责人跟他说，正在向领导请示解决方案，同时安抚他说，拍卖、处理的程序将会非常严格、公开、公正，绝不偏私。

根据东阳市公安局方面的公开披露：目前吴英旗下房产共有100余套被警方查封，大部分已经抵押他人；涉案扣押的41辆车已被拍卖掉30辆，拍卖所得为390万元，还有11辆没有拍卖，包括法拉利等豪车；本色概念酒店已被拍卖，所得为450万元；大部分珠宝也被吴英抵债出去，部分追回后存放警方。

作为吴英案中最大的债权人，林卫平曾前后借给吴英近4.3亿元，最终没追讨回来的有3.2亿元，占吴英3.8亿元总债务的绝大部分。二审判决中估算的吴英剩余财产仅为1.7亿元。

这让他很犯嘀咕：“上线”债权人大约有五六十人呢，怎么分？他曾主动向他的那些“上线”朋友们承诺：不管在什么样情况之下，他不会将钱自己转移、藏匿，不会躲起来，犯下的错误该怎么承担就怎么承担，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欠着人家的钱，我自己过好日子，这没啥意义的。”

在这一点上，他自认问心无愧。

而除了那天吴英终审判决出来，一般情况下，债权人也不太打电话来，“因为他们都知道，我现在的日子不好混，打来也没用的。”

“吴英怎么判，老板们不太关心，关心的是早点判早点把钱拿回来。这是真的。”黄振兴说。

沉默了一会儿，林卫平说，“我买的那些别墅，原先也就三四百万，现在至少卖一千五六百万，都涨了几倍了。但现在都被查封了。”

他当然很后悔，“但又能怨谁？最终都只能怨自己。昏了头了。”

不久前有一天，林卫平跟一个朋友吃饭，对方说正在广州搞一个利润很高的项目，让他过去帮忙分析一下。“我一听头就大了，比较高的回报率？有这样的好事？哈哈，我不可能再上这种的当了。”

他不再相信天上会有掉下馅饼来的好事。

◎事件解读：谁是吴英案背后的推手

吴永正认为，吴英恰恰是被当地的黑势力所陷害的。

尽管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吴永正却始终断言吴英案幕后的始作俑者是楼忠福家族。“楼氏家族中有人是东阳最大的黑势力，一直在收保护费，吴英不同意，仇恨就此结下了。”吴永正说，“现在走到这一步，他们已经是骑虎难下了。因为他们当初的目的并没有想搞到这个地步，仅是想霸占吴英的资产，让她乖乖听话。但吴英太年轻太硬了，不知道这个社会的复杂性。”

“那也扯得太远了，跟楼家那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上述那位警察觉得吴永正的说法很荒唐。

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广厦集团”)曾于2011年7月14日发表过声明指责吴永正炮制谣言：楼忠福家族与吴英案无任何牵扯。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就此事多次联系广厦集团采访，均被拒绝。

吴永正为吴英的失败作了这样的总结：“第一，她错在太高调，行事和处事都太高调；第二，年纪太轻，不懂这个社会的规律；第三，用人不当，谁都相信，那些当年吴英的下属纷纷当上老板了，都在用她的经营模式；第四，她最大的错是不应该在东阳创业，东阳的政商环境太复杂了。”

杜伟认同这一总结，“这么年轻的一个女孩子在东阳创业确实是一个错误。她虽是东阳人，但她没根基，东阳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人才多了去了，企业比她做得大的人大有人在。她一下子那么高调把企业搞那么大，也没有什么社会阅历，不服的人多了，难免要得罪一些人。”

一定程度上，这为吴英赢得了舆论的同情。

当二审维持死刑的判决出来，舆论的反对亦前所未有。全国引发了持续的、大规模的讨论，“罪不至死”、“刀下留人”声音不绝于耳。

社会精英们主导了这场宽容，包括著名的学者、律师、企业家以及许多的社会名流，以各种方式为吴英求情。

1月25日，大年初三，中国律师界的泰斗张思之致函最高人民法院一级大法官张军，呼吁“吴案留人刀下”。

元宵节前后，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斥责，吴英的死刑是中国改革的倒退。

《中国经济周刊》在浙江的采访中，企业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为她鸣不平。

“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凭她自己的实力创办企业，钱不够怎么办？先是向银行贷款，但你知道，那是不可能贷到的。只能四处借钱，钱赚了，或者支付利息，或者买个东西送给人家表示感谢。”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事情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相当普遍。企业要发展，银行的钱又借不到，资金紧张的时候就要向别人高息借来周转一下。“接近90%做企业的人都曾这么干过。”

目前在中国，大批的民营企业无法从正规渠道获得融资。因此，循环于体制外的民间借贷成为一种普遍存在，并且成就了浙江一大批企业家以及充满活力的民营经济。它不被法律所明确认可，大多数时候被默许存在，然而一旦出现意外，法律便会突然出现。

这是社会宽容的基础。某种程度上，保护吴英便是保护他们自己。

但司法机关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明显不同。根据被媒体广泛引用的来自浙江大学(微博)的《浙江省民间融资研究报告》显示，在吴英案的案发地浙江省金华市，2008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案件数为7件、集资诈骗罪的案件数为1件，此后在2009年达到巅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案件数为34件、集资诈骗罪的案件数为5件。

一位金华市公安系统的警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目前的金融体制现状下，非法集资肯定是重点打击的对象。

在吴英之前，被判处死刑的不乏其人。例如，2009年浙江丽水的杜益敏案。

浙江省一位高级别官员这样向《中国经济周刊》评价了吴英案以及社会对吴英案的讨论：“我从网上看到了大家对吴英案是非生死的讨论。但这么早就给吴英的生死下定论显得多余了，这个案子没有一年半载还结不了。”从目前的情形看来，他认为，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程序很大可能会改变浙江省高院的终审判决。我们国家要判一个人死刑已经没那么容易了。”

事实上，自2007年始，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中国的死刑判决开始大幅度减少。2011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项经济性非暴力犯罪死刑罪名，但不包括集资诈骗罪。在这次修正案讨论的过程中，集资诈骗罪要不要取消死刑也是焦点问题之一，但最终立法部门没有下决心取消。

“不出意外，下一次要取消死刑的罪名首先就是这个罪。”著名法学家陈光中断言。

限制和减少死刑，这是中国死刑政策的大方向。在此宏观环境下，法学界大多认为，判吴英死刑并不十分妥当。

那位参与办理该案的警察也心有不忍：判死刑有点可怜了。

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最高院将会非常慎重，或将会为吴英免死——这是流传于司法界的一种看法。“但别忘了，根据近年统计，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程序改判的比例仅有3%左右。”司法系统的一位官员提醒说。

从这个角度看，吴英的生死依然未决。

随着庭审的持续，检方提供的证据逐步勾勒出吴英“暴富”神话的框架：

2006年秋天，时年26岁的吴英以亿万富姐的身份突现东阳。之后，她在东阳等地置下大宗固定资产，并高调向学校和贫困学生捐款，并完成了15家公司及分公司的设立登记、备案事项，此后注册成立浙江本色集团。

而据那位知情者表示，吴英在东阳开设的企业，确实“独树一帜”，比如，她的洗车店是免费的，洗衣店也是前100名免费，她的家具产品卖得很贵，却随货赠送彩电、冰箱……一时间，东阳老百姓纷纷为吴英喝彩，甚至当地政府也有人提出：“像吴英这样的好企业家我们不支持，还有什么样的人我们才支持？”

“当地政府官员有没有牵涉其中？”记者问这名知情者。

“主要领导干部应该没有，太下面的一般干部就说不准了。”知情者称，在他看来，吴英更像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孩子，作生意毛手毛脚的，至于去“经营某些政府的路线”，吴英似乎还不懂。并且，当地党委、政府里也始终有一部分人在追问，吴英的巨额财富从哪里来？洗黑钱、诈骗、走私、贩毒、非法集资？

知情者透露，尽管当时东阳市委市政府也不掌握吴英财富的来源，却对其保持了相当的观察和距离——派出了一位副市长去找吴英了解了情况，但并没有领导为其公司经营去出席剪彩等活动——而同时，包括浙江省公安厅、当地公安部门，都开始悄悄关注这个神秘的年轻女人。

媒体报道变成“护身符”？

就在本色集团扬名天下半年后，2007年2月7日下午5时许，吴英在首都机场被抓获。至此，吴英“暴富”神话宛如肥皂泡，被戳破了。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的公诉人在剖析吴英案教训时，提到了部分媒体报道在吴英案前期“不可忽视的作用”。

2006年秋，吴英高调向东阳歌山镇西宅小学和磐安贫困大学生分别捐赠80万元和50万元。也就是从此时起，浙江省内外就有一些媒体开始关注吴英，用大量篇幅报道解读吴英的“暴富神话”。而当随后吴英注册成立浙江本色集团，她旗下所谓的家居市场、建材市场和本色概念酒店“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也伴随着媒体的报道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金华市检察院公诉处副处长许达深刻剖析了吴英案的教训。“吴英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吸收巨额资金，一方面是以高利息为诱惑，同时利用媒体炒作提高自己知名度和美誉度，从而推进她的非法集资。”

据悉，吴英在媒体上的最初亮相是在2006年8月初，当时是为磐安贫困大学生送了50万元学费，但影响并不大。形成巨大声势是在两个月之后，一家媒体以三个版的篇幅报道“东阳女演绎暴富神话”。随后，另一家媒体也以两个整版加头版导读的方式，推出长篇报道《亿万财富是怎样炼成的》。紧接着，上海一家媒体也以三个版的篇幅再次炒作吴英的“暴富神话”。连篇累牍的报纸报道，网络论坛上火红的争论……无论人们猜测结果，毫无疑问的是，吴英“火”了，以她自己都料想不到的速度，几乎在一时间成了中国最知名的企业。对此，连吴英自己也说，“媒体的炒作让‘本色’成立不到半年时间就全国有名，这种不用广告费的宣传效益何乐而不为”？

同时，媒体的炒作迷惑了不少放贷者的双眼，正如许达说，“其实大多数借钱给吴英的人对她的实力并不真正了解，只是相信了媒体的报道。”

而值得令人深思的是，庭审当天，不但吴英在法庭内宣称“如果不抓我，我能还得上高利贷”，就是在法庭外，也有一些普通群众，成了吴英的“支持者”，他们抱怨说，如果政府不把吴英抓起来，说不定自己的投资能赚回来……

而可悲的是，谁都清楚，吴英还的钱，是靠着借了更多的债，还了一家人，背后可能还要牵连十家人！

吴英案虽然只是一个个案，但其中暴露出的问题值得思考，除了政府、媒体、相关金融机构要加强管理，一部分民众中的侥幸心理、贪便宜心理，是不是也是推动这个不满30岁的女性走向审判台的“推手”？

茅于轼：非法集资罪名彻底不成立

经济学家茅于轼2月7日在“金融秩序和司法公正”研讨会上表示，“我觉得非法集资这个罪名是彻底不成立的，我本人就是一个非法集资的人，我是向公众吸收存款的，这是最典型的犯法，我已经做了好多年了。”

他说，他在山西做的小额贷款，是扶贫的慈善性的机构。他说，这个机构最初的资金来源就是他自己的钱，朋友捐赠的钱，但是这个钱数量太少了，后来就吸收存款，在当地农村向农村的村民吸收存款，然后把钱作为小额贷款放出去。这个事情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山西省的省长写了条，非常好，要发展，要保护，银监会的领导去看了也是要支持，而且他们这些领导都出钱捐赠给我这个基金会。

他表示，我们要看到这个事情的复杂性，现在找不出十全十美的界限来定义什么是犯罪，什么不是犯罪。既然如此，法律就应该暂时不实行，经过更好的参考，我们可以参考外国，香港，美国、欧洲这些国家他们是怎么处理这些问题的，我觉得跟我们的处理完全不一样。

茅于轼说，张星水律师曾经接受过陕西的一个案子，很好的一个企业它是非法集资来的，但是做得很好，创造了财富，帮助了就业，最后把他抓起来，这个企业就此完蛋。政府干了损害公民利益的事情，本来政府要保护公民利益，你把非法集资人抓起来，一个好好的企业被你搞掉了，这个时代法律是可恶到极点，我觉得通过这个会把这条要废除掉。

陈九霖：吴英罪不至死三大原因

2012年2月7日，主审吴英集资诈骗案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接受媒体采访，解析了维持吴英死刑判决的理由。虽然法院对自己的判决颇具信心，然而，本人仔细检索相关条文和有关事实后，认为吴英一案仍有可值得推敲和商榷之处。作为企业人，本人对此有所关注自是常理。为此，现将一己愚见陈述如下，希望能够抛砖引玉，为保护我国公民合法权益、为完善我国法制建设，作出绵薄之力。

根据吴英案主审法官的解释，判处吴英死刑的法律依据，是我国《刑法》第192条、第199条的相关规定。《刑法》第192条规定，所谓“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据此，集资诈骗罪有四个基本构成要件：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二、使用诈骗方法；三、非法集资；四、数额较大。《刑法》第199条规定，犯第192条规定之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可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此外，最高院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将人民币100万元作为“数额特别巨大”的门槛。对于吴英案中“数额较大”这一要件，各界并无争议，在此不再赘述。本人以下主要对前三个要件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吴英集资并不是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

法院判决认为：“吴英已负巨额债务，其后又不计条件，不计后果地大量高息集资、根本不考虑自身偿还能力……案发前吴英四处躲债，根本不具偿还能力……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现金。”法官根据吴英无法归还借款这一后果，推断吴英借款的主观目的，是一种典型的客观归罪，也是对“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曲解。明知不能偿债而依然举债的做法，在商界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叫做“十个锅九个盖”，借新债还旧债，其目的性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借钱还债而不是非法占有。“借鸡生蛋”，“借船出海”，都是典型的企业经营行为，与非法占有并无逻辑推导关系。即使是银行的正规商业贷款，借款人也经常出现无力偿还的情况，总不能因此推断借款人在借款时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吧！

法院还认为：“吴英将非法集资所得资金绝大部分未用于生产经营，而是用于支付前期集资款的本金和高额利息、大量购置高档轿车、珠宝及肆意挥霍。”本人认为，法院对“经营”一词的理解过于狭窄，借款偿还企业经营之债，即“支付前期集资款的本金和高额利息”(新债还旧债)，当然也是企业经营行为。高档轿车的确是吴英动用借款所买，但注册在其旗下租车公司。从法理上看，这款轿车不过是租车公司的固定资产罢了。即使吴英平时实际使用这辆轿车，但是，作为一名掌管38亿元资产的老总，在讲究场面的浙江商界，高档轿车作为与吴英公司匹配的商业交际工具，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购买珠宝”，根据吴英的解释，是在企业经营状况良好时的行为，而且，其目的是为了投资。众所周知，近几年，珠宝投资收益预期明显好于股市、房市等投资手段，也快于实业投资等方式，由此可以佐证吴英的陈述属实，即，吴英的本意在于经营而非挥霍。

再进一步说，倘若吴英真正的目的是为了非法占有，那她就不会为了企业发展而购置大量的固定资产，还带人四处考察企业的发展机会；她完全可以卷款一走了之，甚或通过破产隐匿资产。而且，事发之后，她也没有携款潜逃。此外，还可以从债权人方面进一步证明：吴英的债权人都是具有一定商业头脑的高利贷掮客，投资判断力和风险规避意识都不低。如果吴英的初始目的只是为了占为己有，他们肯定不会借款给她。他们向吴英投资的目的，是希望能够通过她赚取更高的回报。

吴英案发起因于吴英无力偿债，如果她能够及时偿债，也就不会事发论罪。在能够及时偿债的情况下，我们就不能指责其借债出于非法占有之目的；现在因其无力偿债，而去推定其非法占有之目的，符合逻辑吗？相信每个稍具企业经营常识的人都知道，每个企业主都希望企业能够发展，没有一个创业者愿意企业失败。但是，商场如战场，现实更残酷！经营不善、无力偿债，实属正常商业现象。不能因为吴英还不起债而断定其借债的目的是“非法占有”。

综上所述，法院对于吴英借款之真实目的，认定为“非法占有”而非为了企业发展，过于武断，需要进一步商榷！

二、吴英并未使用诈骗方法来骗取贷款

法院认为的“以高息或高额投资回报为诱饵，向社会公众作各种虚假宣传”的诈骗方法同样值得推敲。所谓的“高息或高额投资回报”，即是我们常说的“高利贷”。这种司空见惯的民间金融方式，在苏、浙、闽、粤等地素来十分发达，甚至堪称当地经济的“引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国金融市场尚欠发达，中小民营企业很难从银行等正规途径获得企业发展所需资金。同时，由于近一两年经济形势并不景气，各种投资渠道受阻，银行存款利率又低于CPI，人们更愿意通过民间集资渠道获得高额回报。吴英通过高利贷获得借款是结果，金融市场不发达、法制不完善才是本因。在本案中，吴英所采取的集资手段，并非特别，而是当地甚至全国都很普遍的金融现象。以社会普遍的金融现象，对吴英个案作出特殊的处理，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此外，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诈骗方法”是指行为人采取虚构集资用途，以虚假的证明文件和高回报率为诱饵，骗取集资款的手段。吴英并没有伪造虚假的证明文件，也没有编造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企业或项目，借款时只是声称做生意或者企业经营缺少资金。此外，吴英一案的债权人，即高利贷掮客，都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他们借钱给吴英，是基于信息对称下的理性选择。也就是说，高利贷掮客是出于投机获利的欲望主动借款给她，由此产生的风险自然应该由掮客们自己承担。虽然吴英借款时承诺了高回报率，但高利贷掮客们本来就是以高息为借款条件的，其目的就是为了追逐高回报率，可以说这是借贷双方的合意，而且是真实的意思表示，并非吴英一方抛出的诱饵。由此可见，认定吴英采用诈骗方法骗取贷款，是存在问题的。换句话说，“受害人”没有被诈骗，怎么可以用诈骗罪对吴英判刑呢？

三、法官认定吴英非法集资，即吴英向“社会公众”募资一说也站不住脚

法律规定，“非法集资”是指“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非法集资判定的关键在于是否“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何谓社会公众，应当是指“社会不特定对象”，是社会上的任意人，没有具体的人数。非法集资应当理解为没有获得有权机关的批准，向与债务人没有特殊关系的任意人进行融资的行为，是一种开放式的融资模式，融资对象应该是普通的陌生人，而非特定的熟人。吴英的债权人共计只有11人，其中，有亲戚，也有公司的高管和公务员，剩下的几名高利贷掮客更是主动将钱送到吴英手中。11人何以堪称“公众”？这一小部分人的损失何以构成“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特别重大损失”？

二审审判长介绍说，目前认定的吴英案的直接受害人虽只有11人，其中仅4名受害人的集资对象就有120多人，而这些人的下线就更多了，因此，认定吴英向社会公众集资，是于法有据、合乎情理的。本人由审判长的这一介绍来看，集资者不是吴英，而是这4名受害人。吴英只应对其从直接相对人处拿钱的行为负责，而不应对直接相对人从其前手甚至于前手的前手处拿钱的行为负责，这是“自己责任”原则的当然要求。举例说，如果商店店员收取的价款来自于毒品贩子，商店是否也要卷入毒品案而承担责任呢？如果这样无限归责，交易安全必受影响，社会大众难免人人自危。因而，认定吴英向“社会公众集资”，似有不当。

因此，严格来说，掮客的下线人员本不应认定为吴英的集资对象。退一步讲，即使下线人数也计算入内，为什么对于在同一张高利贷网络中坐享利息差的掮客们，都以量刑远轻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得以金蝉脱壳呢？这种处理方式，实有双重标准和司法不公之嫌！

综上可见，在集资诈骗罪的三个关键构成要件上，吴英的集资行为都无法满足集资诈骗罪的认定条件。法官颇具信心的背后，隐藏的真实情况却是“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的悲剧。本人认为，吴英是否有罪虽然无法枉然定论，但退一步讲，即使构成犯罪也罪不至死！这是因为，吴英一案仍有如下事实需在量刑时综合考虑：

1.法官量刑时应考虑吴英案中直接“受害人”的过错。吴英案中的“受害人”包括高利贷掮客和实际借款人。其中的高利贷掮客是基于吴英在当地以及在同行中的影响力，而主动“软磨硬泡”借款给吴英的。仅林卫平一人，就先后借给吴英4.7亿元。借款人对吴英债台高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不良作用。作为民间借贷的经常参与者，高利贷掮客理应知道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的规定。而吴英一案中高利贷链条上的最高年化收益竟然高达400%，智力正常的投资者在面对如此高额的回报时，完全应该意识到高额的回报以承担更高的风险为代价。此外，参照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18条关于“因参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的规定，理应减轻对吴英的处罚。

2.吴英归案后坦白交代相关案情，可以从轻处罚。《刑法》第67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吴英自始至终都没有卷款潜逃；吴英归案后，认罪态度良好，积极配合司法机关查处案情并主动坦白。对此，法院在量刑时也应酌情考虑。

3.吴英的立功行为应该被法院认定。法官认为，吴英的行为属于坦白交代自己的行贿行为，依法不构成立功。但吴英也曾检举揭发自身行贿之外的违法犯罪行为，如举报某两位官员索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应构成立功。此外，根据湖北省检察院反贪局的相关资料，在查处吴英举报的违法犯罪行为时，一并查处厅级干部2人，处级干部5人，反响很大，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法院应该认定为重大立功，减轻处罚。

4.吴英案的社会危害性也没有达到“极其严重、非杀不可”的地步。吴英在案发前还在努力还款、努力为债权人提供担保、主动提前还本付息并索债即还。吴英一审被判死刑后即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尤其在网络上，同情吴英、认为其罪不至死的观点，占据了一边倒的位置。围绕吴英是否应该被处以极刑的激烈争议，事实上是对民间借贷行为是否合法合理的长期争议。只要不合理的资金使用体制不变，民间借贷就不可能消失。

吴英一案本来是一个摇摆在“罪与非罪”之间有争议的案件，但最终却被判处极刑，这实在令人嗟叹。诚然，盲目无序的民间金融一旦失控，将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类似于吴英的高利贷网络也应该受到打击。但法制不健全、金融监管不力、主渠道供应资金不足，才是民间非法集资猖獗的真正原因。对吴英进行“杀鸡儆猴”式的刑事惩罚，甚至动辄使用极刑，笔者实不敢苟同。治病需对症下药。解决金融乱象，需从法制化、市场化入手！

(综合新华网、中新网、时代周报、中国经济周刊、东方早报、经济观察网、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