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是全球的重大事件。2011年，中国工业产值就超过美国，达到美国的120%，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制造国。近年来，由于世界经济深度衰退、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化遭遇逆流，使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在全球价值链攀升都面临着不利局面和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从2019年的情况来看，这些因素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总体上是可控的。而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制造业出口仍然好于市场预期。2020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2.16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17.93万亿元，进口14.23万亿元，贸易顺差3.7万亿元，增加27.4%。在出口中，机电产品出口10.66万亿元，占出口总值的59.4%。事实表明，中国虽然还不是世界制造业强国，但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制造业发展基础和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关键在于充分发挥自身的政策、资源和劳动力优势，持续融入全球价值链，保持了制造业产出扩张、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改善同步推进的发展态势。同时，中国制造业的崛起，也得益于这一阶段内有利的全球政治文化和人文社会因素以及生产技术因素，这些因素推动了全球化纵深发展，是中国制造业崛起的历史性机遇。但是，本文认为，除了上述因素外，还需要从全球价值链组织方式发展演变的历史趋势中来认识中国制造业的崛起。中国制造业崛起是与全球价值链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相互叠加的。从分工视角来审视这一变革，其实质是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方式从生产分工走向知识分工。价值链知识分工正在改变全球价值链格局，它引发了全球价值链知识供应体系的分化和重塑。而中国制造业正是在这一分化和重塑中找到了向全球价值链延展触角的机遇与空间，并且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向上跃迁、在全球创新链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已对全球工业格局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制造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核心领域和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仍然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不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这是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推动全球价值链知识分工朝纵深发展，这正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机遇和力量支点。本文的目的在于引起国内学术界对价值链知识分工问题的关注，在看到中国制造业所面临的困难与风险的同时，从全球价值链知识分工的视角，用发展的眼光和开放的视野认识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并基于价值链知识分工深入发展来探寻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全球价值链攀升的路径选择，恰当地运用价值链知识分工的理论回答和解决新发展格局下推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问题。
二、知识分工：理论回顾与实践演进
（一）传统理论中的知识分工
知识分工问题可以追溯到古典学派的分工理论。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理论中已经包含了知识分工的内容。亚当·斯密深刻地指出，技术变迁以分工加速知识积累的形式，成为报酬递增永不枯竭的源泉。这表明，劳动分工不仅加速了知识积累，也促进了知识分工和知识的专业化，这正是劳动分工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源泉。而真正明确提出知识分工概念的是经济学家哈耶克。1936年，哈耶克在《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中提出知识分工和协调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他指出劳动分工的本质是知识分工，因而知识分工是比劳动分工更根本的问题。1980年代，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派认为报酬递增决定于知识积累的速度和技术知识的获得能力，而这些因素又决定于分工和专业化，因而，随着分工效率的改善和分工结构的优化，整个社会掌握知识的能力也不断提高，从而形成内生性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可见，知识分工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兴古典经济学都一直在关注这一问题。但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世界中的知识分工，是基于“专业化”意义上的知识分工。也就是说，知识分工是内化于劳动分工之中的，知识分工完全由劳动分工决定，与劳动分工存在直接的“映射”关系。这种分工理论根植于比较优势、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等主流经济理论，显然还不是基于价值链视角、由产品内分工发展深化而形成的“知识分工”。
（二）基于价值链的知识分工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产业组织领域出现了一个最为显著的现象，那就是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并催生了价值链理论的繁荣。哈佛大学商学院迈克尔·波特教授于1985年首次提出了价值链概念，他认为，“每一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所有这些活动可以用一个价值链来表明”。2001年，格里芬提出了全球价值链概念，用来动态地分析国际化生产中的地理和组织特征。
信息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生产指令可以跨国境瞬间传达，中间产品可以便捷运输，一些工序或成果甚至可以电子化传输，产品生产制造过程中包含的不同工序和环节被分散到不同国家和地区，国际分工深化到产品生产的工序、环节内部，这种新型国际分工形态称为产品内国际分工。但是，在产品内分工早期，虽然出现了生产工序的全球化分工，但企业间的分工仍然只限于产品的生产制造环节，企业之间的知识分工程度仍然很低。也就是说，全球价值链上的知识更多地集中于核心企业，核心企业在牢牢控制研发设计等价值链核心知识的基础上，将生产组装工序和零配件生产外包给供应商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价值链上的知识分布是集中的，知识传输是单向的，供应商企业并没有掌握生产环节或生产零配件的知识，也没有自主创新的空间和条件，只是听命于核心企业从事定制化的生产，企业间仍然是一种生产分工，还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工。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改变了知识的存在形式，知识的模块化编码处理方式成为价值链知识的主要存在形式，从而推动产品内分工进一步演进到模块化生产阶段。模块化价值链使知识分布在整个价值链上发生了变化和转移，知识的共享、分配、交换开始在价值链上发生，新的知识分权与交换机制得以形成，价值链的知识分工时代到来了。知识分工最显著的特征是价值链上的知识从集中走向分散。研发、设计和创新活动不再集中于核心企业，而是分散到价值链上的各个模块化企业中去。在模块化价值链中，核心企业转化为系统集成企业或整装企业，拥有产品的构架知识和标准化知识，而组件企业在标准化基础上拥有它所生产部件的研发、设计、加工、制造等全部知识，整装企业与组件企业间、组件企业与组件企业间的知识是互补的，组织间的知识流通与整合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完成，价值链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工。
由上可见，基于价值链的知识分工不同于传统理论中的知识分工，其基本内涵是指知识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企业和组织间走向分化、分解与重新整合的发展趋势，以及由此带来的产业组织变革和价值链重塑。本文余下部分，都是从价值链的视角来探讨知识分工。
（三）价值链知识分工的深化
知识分工的意义，在于将外部知识内部化，减少显性化知识范围，从而节约学习成本，获得报酬递增。知识分工使整装企业只需要掌握有关构架和标准的知识，组件企业只需要掌握本模块的知识，消费者只需要掌握产品的使用操作知识。知识的分化与分解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学习成本，实现了整个社会的报酬递增。
在产业发展中，有两种主要动力机制推动知识分工深入展开。一是产品技术知识的成熟程度不断提高。在产品发展的早期阶段，产品技术的隐性化程度较高，生产的模块化适度较低，技术分散的成本和风险较大而报酬较小，企业知识分工的最优化边际均衡偏向于知识集中。随着技术知识的成熟，会加速构架知识与组件知识的分化，组件知识对于集成企业的重要程度会下降。知识分工缩短学习时间、节约学习成本带来的收益变得非常明显。麦耶斯认为，产品构架知识越成熟，知识分工带来的成本节约边际收益越大，企业越倾向于在价值链中推进知识分工。布鲁索尼的实证研究发现，随着技术的发展成熟，飞机发动机集成企业虽然会保持一部分组件企业的知识，但会把越来越多的组件研发制造的知识外包给其他企业。技术知识的成熟程度提高还会带来知识的可分解性程度提高，这也是推进知识分工的重要因素之一。总之，随着产品技术知识成熟程度的提高，集成企业和组件企业之间会越来越倾向于选择知识分工，在全球价值链中，知识分工会跟随生产分工发展深化并叠加在生产分工之上。
推动知识分工深化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产品的复杂程度不断提高。当产品的结构和功能都相对简单，产品的研发与生产知识的复杂程度也较低时，整装企业垄断产品技术知识成本低而收益大，产品生产的技术知识往往集中在整装企业之中，整装企业既拥有构架知识，也拥有组件知识，价值链的分工模式是整装企业将定制化的零部件外包给组件企业加工生产，价值链的分工更多地体现为生产分工而非知识分工。当产品的复杂程度提高从而使产品的研发设计知识也日趋复杂时，如果要整装企业单独完成成千上万个零配件的研发设计，掌握所有零部件的研发设计知识变得很不经济，实际上也不可能实现。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节约学习和研发成本，组件知识与构架知识分离，在整装企业和组件企业间开展知识分工是企业最优化知识分配的理性选择。
虽然产品技术知识的成熟程度和产品的复杂程度不断推动知识分工深入发展，但阻碍知识分工的因素也同时存在。比如，企业出于竞争需要，会倾向于减少和限制知识扩散和交换，会阻碍知识分工的开展；在突破性的技术创新中，过于分散的知识分工会降低创新成功的可能性，因而企业会倾向于知识集中而不是知识分工。因而，知识分工是自发演进的结果，是企业自主选择的结果，企业最优化知识分工决策取决于知识分工的成本和收益的边际均衡。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制度环境变化和产业组织方式变革，这一均衡不断向深化知识分工的方向偏移。
三、由知识分工推动的全球价值链重构
全球价值链从生产分工走向知识分工是全球价值链发展演化的深层变革，推动了传统价值链的瓦解和重塑，表现为全球价值链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
（一）全球价值链知识的分化分解趋势加快
迈克尔·波兰尼根据知识的会意程度不同，将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是会意程度高，可以用语言、文字、图像、信号等形式表达、存储、交流的知识；隐性知识是会意程度低、通常以个人感悟和团队组织文化等形式存在的难以交流和沟通的知识。模块化生产不仅促进了产品功能和生产的模块化，也促进了产品知识的模块化，从而加速了价值链知识分解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产品构建知识和规则知识（即标准）成为显性知识，模块内部的知识更多地以隐性知识的形态存在。价值链就是以适当的形式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结合起来生产产品的平台和机制。在这种平台和机制中，整装企业通过拥有显性知识，负责整个系统的构架和标准，而局部的创新和不确定性应对交给各个拥有隐性知识的组件企业来处理。
（二）知识成为全球价值链竞争的核心资源
随着知识在价值链上的分散、分解、分化，价值链的竞争优势以及价值链上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正在发生改变，物质资源不再是价值链竞争优势的来源，也不是价值链上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取而代之的是知识。从价值链竞争来看，提高知识整合和知识合作水平是打造具有竞争力产品的关键，因而，知识的整合取代物质资源的整合成为价值链合作的核心，知识的整合能力成为价值链竞争力的基础。同时，对价值链的研究，也要透过物质和实体层面深入到知识层面来认识和探讨其方式与机制。从企业竞争来看，不管是整装企业还是组件企业，价值链对企业生产能力和物质资源的依赖程度降低，知识水平和创新能力成为核心竞争力，不掌握核心技术，不持续推动知识和技术更新，就会有被其他企业取代的风险。
（三）全球价值链企业合作从能力依赖走向知识依赖
在生产分工型的价值链中，核心企业掌握产品生产的所有知识，但面临生产能力不足的困难，因而委托其他企业生产零配件和加工组装等工序。在这种合作中，核心企业对加工组装企业体现为一种能力依赖，即通过加工组装外包来补充自身在能源、原料、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供给上的不足，扩大自身的生产能力。而在知识分工条件下，整装企业和组件企业之间不再是“委托制造”的合作关系，而是建立在“委托设计制造”基础上的真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整装企业和组件企业合作，出发点除了其低成本的生产能力外，更重要的是其研发、设计、组装、制造等方面的知识优势和创新能力。这种情况下整装企业和组件企业之间合作主要是基于知识依赖。知识依赖的依赖性比能力依赖更强。更重要的是，知识依赖是双向的，不仅整装企业依赖组件企业的隐性知识，组件企业也依赖整装企业的显性知识，形成了企业间知识的双向交换，由此形成一种基于知识依赖基础上的市场化合作关系。
（四）全球价值链从线性形态走向网络状形态
在生产分工条件下，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形态是线性的。随着知识分工与模块化生产相互推动，模块化从最初的产品设计领域扩展到产品生产领域再到产业组织领域时，就会形成网络状的价值链。因为当一个企业只要掌握不同产品的结构和界面参数，就可以将自己生产的模块化组件对接不同的价值链时，一个企业往往可以同时对接几个不同的价值链。同时，整装企业也可以选择不同的企业成为某一零配件或服务的供应厂家。另外，模块化是可以分层的，模块可以继续分解为次级的模块，形成次级的价值链。这样，就以企业为结点，将不同产业和不同层次的价值链连接在一起，形成了网络状的价值链体系。网络状价值链增强了价值链的活力，也增强了价值链的复杂性。从全球来看，以网络状价值链和中间品贸易为纽带和联系，全球一体化生产呈现出网络化国际分工的格局。
四、平权化：知识分工下的全球价值链演进趋势
毋庸置疑，知识分工虽然分化和重组了价值链结构和产业组织方式，但核心企业或整装企业主导价值链，尤其是对价值链知识的主导并不会同步消除，部分企业占据价值链高端，而另一部分企业被“低端锁定”的状况仍将持续。然而，随着知识分工的深化，价值链的“高端”和“低端”正在从绝对走向相对。知识分工改变了价值链中的权利体系，带来了权利的重新分配，价值链中的核心技术、价值创造、创新空间都倾向于平权化发展，而这正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制造业培育新的竞争力和竞争优势必须要面对和关注的战略问题。
知识在价值链上的分化、分解与分散开启了知识平权化的进程，而这一进程一旦开启，将会形成自我加强机制，使价值链中的核心技术加速走向平权化，打破一部分企业主导价值链、控制价值链上核心技术的格局。核心技术平权化的原因，在于知识分工改变了价值链上技术学习和技术创造的动力机制，尤其是对组件企业而言更是这样。
在知识分工的格局下，组件企业的技术知识也出现了分化，形成了技术使用知识与技术变革知识两种不同属性的知识。技术使用知识，就是通过“干中学”得来的知识，它是生产加工流程中的技能与经验的积累，是加工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很大程度上不是企业主动学习获得的知识；技术变革知识，是企业通过实验室分析、计算机仿真、初试、中试等一系列高强度的正式研发获得的技术知识，这种知识是企业主动学习和主动投入获得的知识，是通过“干前学”提前构筑的比技术使用知识更深层次的推动技术变革的知识基础。当企业参与价值链知识分工达到一定程度后，技术变革知识将成为塑造企业在价值链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因素。此时，企业有能力、有动力在产品构架基本稳定、技术使用知识日益丰满的条件下掌握更多的技术变革知识，从而掌握所生产的零部件或生产服务环节的核心技术，提升企业在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对价值链的主导性甚至是控制能力。
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技术平权化趋势在很多领域已经开始显现。例如，随着手机新功能的突破与零部件性能的提升，中间环节供应商在价值链中的技术地位在不断提升。最显著的例子是，在苹果手机生产制造中，三星凭借OLED面板与存储芯片技术提升了对整个价值链的主导权；中国企业蓝思科技和伯恩光学在玻璃面板技术方面也获得了对整个价值链的主导权。因而有论者指出，智能手机时代对价值链的主导逐步走向对某一环节关键技术的控制，进而成为新的产品价值链治理者。
全球价值链使世界各国融入国际化大生产中，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都可以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分享全球化红利。但长期以来，全球价值链饱受诟病，尤其是饱受发展中国家诟病的一个事实是：全球价值链价值创造和利润分配并不对等。在生产分工发达，而知识分工不明显的价值链体系中，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环节技术含量高、生产附加值高，这些“高端环节”往往被发达国家的企业控制；而生产、组装、加工等环节由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被称为“低端环节”，发展中国家往往被锁定在这些低端环节上而形成“低端锁定”。由于高端环节处于价值链的两端，而低端环节处于价值链的中间，因而中国台湾宏荟公司董事长施振荣于1992年用一根两端上翘、中间下垂的曲线来描述价值链各个环节的附加值分配，这就是著名的“微笑曲线”。“微笑曲线”生动地描绘了价值创造和利润分配向价值链两端集中的现实。
“低端锁定”和“微笑曲线”在发展中国家深入人心，以至于很少有人观察到，随着知识分工的深化和知识平权化发展，全球价值链的价值创造和利润分配正在发生一些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变化。价值链知识分工与新一轮产业革命交相辉映，所产生的显著效应是智能制造的快速发展，显著提升了价值链中端的附加值，从而使价值链出现了“中部崛起”的新特征。在模块化生产条件下，价值链前端、中端和后端分别对应规则标准、智能生产和个性化集成三大模块，价值创造和利润分配在这三大模块中的分配差距不断缩小，“微笑曲线”出现了“中部崛起”，表现为以加工、组装为主的生产环节向智能化和高度集成化发展，创造过程替代了原来的简单制造过程，进而显著提升了加工制造环节的附加值。随着知识分工的纵深发展，零部件加工生产中的知识创造和价值创造空间将会进一步拓展，成为全球价值链中重要的知识创造和价值增值环节，价值创造将会在规则标准、智能生产和个性化集成三大模块中逐步趋平。上文曾提到，在生产分工条件下，核心企业对生产加工企业是生产依赖，而生产加工企业对核心企业是知识依赖。二者相互依赖的层次和程度差异，折射了二者在价值创造上的差距，也导致了二者在利润分配上的分化。随着知识创造和价值创造在价值链上的趋平，生产加工企业也将有能力让“核心企业”对其形成知识依赖，从而在价值链中获得更多的利润份额。德勤公司发布的《2018中国智能制造报告》对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该报告对比了2013年和2017年中国智能制造企业的利润情况，发现智能制造利润贡献率有非常明显的上升。2013年，智能制造利润贡献率在10%以下的企业占到55%以上，而到2017年，有41%的企业从智能制造中获得了11%~30%的利润贡献率，有33%的企业从智能制造中获得了超过50%的利润贡献率。智能制造的利润贡献率明显上升，该报告认为，其原因主要是生产效率的提升和产品服务价值的提升。
知识分工的发展改变了技术创新的模式。生产分工和线性价值链条件下的技术创新是集中的，产品研发设计由核心企业完成，其他零部件生产企业最多配合进行生产工艺方面的创新。而知识分工和网络状价值链条件下的技术创新是分散的。价值链知识分工不仅促进了知识的共享，也促进了知识的利用，从而也有利于企业通过分散创新转化为整个价值链的技术进步和技术生产力，从而推动了技术创新的全球化发展。事实上，随着产品复杂程度和技术知识复杂程度的提高，一个企业甚至是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独胜任技术创新这一重任，技术创新是全球价值链共同协作和共同努力的结果。曾经被发达国家牢牢控制的研发设计等高端环节，开始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和扩散。价值链的分工不再局限于生产制造环节，开始向产品研发设计环节延伸。这样，在价值链的基础上形成了创新链，产品的研发创新走向全球布局，生产制造企业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研发创新活动，越来越多的研发创新资源被配置到发展中国家。
创新空间平权化推动了全球价值链向全球创新链拓展演化，有两个主要因素推动了这一拓展和演化。一是产品和技术的复杂化程度提高，使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难度不断提高，不管实力多么强大的企业，想要单独完成产品、服务和技术方面的创新几乎是不可能的，发挥价值链的产业组织优势是创新活动得以开展的必然选择。二是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开放程度的提高，在全球范围内组织技术创新是企业最优化配置资源的理性选择。因为在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可以打破的条件下，企业创新的理性选择，不再是封闭式的单独创新，而是将全球创新资源“为我所用”，从而最大化地实现企业创新资源的利用效率。
创新空间向全球价值链扩散，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难得的“第二种机会窗口”。这种机会窗口可以使企业在特定的环节形成技术领先优势，特定环节的技术领先优势既是价值链竞争优势的组成部分，也形成了企业在价值链中可以与产品核心技术“平行演化”的局部技术竞争优势，从而形成技术追赶趋势，甚至开辟技术新路径，争夺价值链发展主导权。
五、在积极融入知识分工中推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全球化的分水岭，也是中国经济“从侧重国际循环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的转折点。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缓慢复苏，但仍处于低迷状态，增长动力匮乏；尤其是当前，美国对中国施压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折射了中国制造业以低端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粗放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的基本事实。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制造业需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启动新一轮转型升级，并以新的姿态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实现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攀升。从当前国内外形势看，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制造业的新一轮转型升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从挑战看，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化遭遇逆流，个别国家掀起的“反全球化”浪潮在西方世界蔓延，使中国制造业外部环境面临压力。一些国家推行“再工业化”政策，促使制造业和实体经济重回本土，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地区）的高端制造业有逐步回流的趋势。这种趋势使全球价值链知识分工遭到阻碍，中国长期享有的知识分工红利效应和外资技术外溢效应下降。而美国更是通过关税、技术封锁、出口管制、企业制裁等单边主义行径对我国相关产业、技术和企业进行全面打压，其实质是阻碍我国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遏制我国制造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围堵。另一方面，受技术与环境因素影响，全球价值链也具备了从全球分散分布向区域性收缩的技术经济条件，对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产生不利影响。比如，能源革命催生了新能源技术的兴起，分布式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应用逐步推广，使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能源和生产能力的依赖减少。再比如，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大大降低了跨国公司生产活动向母国收缩的成本，从而也推动制造业向发达国家的终端消费市场靠拢。而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自然灾害凸显了全球供应链的不稳定性和不安全性，促使全球采购与生产向区域化采购与生产转变成为现实需要。同时，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看，随着人口红利消失，我国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的成本优势逐渐丧失，而越南、柬埔寨、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兴起，在劳动力、资源成本方面已显著优于我国，一部分低端制造环节不可避免地向这些国家和地区转移，使我国制造业在面临“高端回流”的同时又遭遇“低端挤压”。
从机遇看，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兴起，全球价值链知识分工加快发展的趋势更为明朗，而这正是中国制造业在不利局面中突围并实现新一轮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当前全球价值链演化和中国经济发展形势，也为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形成了很多积极因素。首先，随着全球供应链数字化变革，全球价值链正在朝着“无形化”方向发展，这会使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在生产环节获得知识分工的机会。其次，发达国家加强对全球价值链的控制，全球价值链上一些价值含量相对较低的环节会被发达国家分离和放弃，而这正是中国在保持和巩固自身优势的基础上挖掘知识分工红利并积蓄和扩张竞争优势的机遇。最后，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具有的规模化优势和网络化综合竞争优势是中国利用知识分工提升制造业竞争力和竞争优势的稳固基础。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驱动下，中国价值链的完整性进一步提升、价值链网络化发展趋势明显、智能制造水平取得长足发展，这是在全球价值链知识分工形势下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上述这些机遇与优势，不但使一些中国企业具备了在价值链上利用知识分工提升价值创造能力与利润分配地位的可能，同时也使一些产业可以在价值链知识分工推动的全球价值链重塑中，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结构性跃迁。为此，基于知识分工和全球价值链重构视角，中国制造业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发力，着力融入知识分工，推动高质量发展。
（一）深化数字化与智能化赋能，推动生产制造企业在细分领域“垂直升级”
众多学者基于生产分工和能力依赖的惯性思维，认为中国制造业升级的主要甚至是唯一途径，是向微笑曲线的两端攀升，即从中间的生产加工环节向左端的研发设计和向右端的销售服务环节升级。这样的升级路径显然没有抓住全球价值链知识分工的趋势和全球生产体系演化的复杂背景，因而是不切实际的；对大多数中国制造业企业而言，往往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这样的升级路径建立在企业具有长期的资本、品牌、技术、市场等有形和无形资本积累的基础之上。而对于中国大多数制造业企业来说，并不具备这样的升级条件。另外，在美国对中国制造业和技术采取全面遏制、对中国高新技术企业保持战略警惕的态势下，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被发达国家牢牢把持的态势得到进一步强化。在短时期内、在没有其他有利因素突变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企业要突破美国控制下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封锁，无疑是十分困难的。
实际上，正如前文指出，随着知识分工的纵深发展，加工组装环节中的知识创造和价值创造空间将会进一步拓展，与微笑曲线两端环节的知识和价值落差将会显著减少。顺应和抓住这一“平权化”历史机遇，加工组装环节本身具备“垂直升级”的空间，而不一定需要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因此，对于大多数从事加工、组装和零部件生产制造的中国制造业企业而言，需要破除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升级的固有思维，打破从价值链低端环节向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的固有转型路径。其转型升级的更优选择，是顺应全球价值链从生产分工向知识分工演变的趋势并抓住知识分工深入发展的历史契机，把增强生产制造能力作为转型升级的突破口，深耕自己所熟悉的生产制造环节，在各自细分市场上实现技术和知识突破，从而实现生产环节的流程升级、功能升级、产品升级和价值升级。从国家层面看，这样的升级路径，将会使中国制造业涌现出为数众多的全球性“小巨人”企业，它们的规模不一定很大，但能够在特定的细分领域形成全球性的竞争优势，并且获得超出传统升级路径的增长收益，同时成为提升中国制造业全球竞争力最具能动性的因素。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风起云涌，数字化、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技术为中国制造业“垂直升级”创造了“第二种机会窗口”，其意义不仅在于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技术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特征所带来的智能化和柔性化生产变革，更在于其在新发展格局下对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影响力，是与中国国内需求增长为全球价值链贡献的增长机会高度相关的。以数字化、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一方面可以释放出更多的存量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在数字化领域挖掘出更多的增量需求。为此，制造业企业要充分把握好全球技术迭代和产业迭代的机会窗口期，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充分利用既有的完备产业链基础，叠加数字化和智能化赋能，进一步细化分工，促进企业专注于细分市场，增强核心竞争力，在特定环节或特定零部件生产加工上做深做透，培育“隐形冠军”和“小巨人”企业，成为价值链知识分工中的关键结点，提升中国在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生产中的竞争力和竞争优势。
（二）加强区域产业链合作，建设以内需为基础的国家价值链
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区域特征表现为双重“中心－外围”格局，即东部地区以生产制造环节嵌入全球价值链，而中西部地区以提供原材料和劳动力的方式融入生产制造环节。这种格局割裂了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产业联系，是导致我国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对此，刘志彪和张杰最早提出了国家价值链（NVC）的构想，即发展立足国内市场需求，拥有自主研发能力，由本土企业主导高端环节和品牌、销售终端渠道以及具有自主治理能力的价值链分工体系。崔向阳等的研究表明，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国家价值链对我国区域发展差距具有不同的影响方向，前者对区域发展差距产生正向影响，而后者对区域发展差距产生负向影响。因此，构建以内需为基础的国家价值链，可以改变国内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挤出效应，充分发挥各区域的比较优势，实现在国家价值链上的分工协作，对实现我国各区域的协调均衡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意义重大。
构建国家价值链的意义，一方面是重构区域产业关联，通过产业链延伸和协作，缓解区域梯度差距，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可以改变和优化我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格局，变“以环入链”为“以链入链”，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在知识分工条件下，国家价值链的上述两方面积极意义将会更加凸显。其原因在于，国家价值链的形成将促进知识在各区域间的外溢、整合与创新，使知识分工的网络得以在国内各区域间以更大的规模和更复杂的体系下得以实现，这必将提升我国制造业知识积累的水平和创新创造的专业化水平。同时，国家价值链在深化制造业企业和环节之间的知识分工的同时，知识分工的空间组织形态发展又会提高关联企业和环节的聚集程度，从而产生更为明显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应，为新发展格局下的制造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创造更为广阔的空间。
知识分工的深入发展为建设国家价值链创造了重要条件。在实践中，需要重点从三个方面发力，着力推动中国国家价值链建设。
一是培育系统集成商。如前文所述，作为系统集成商的整装企业通过显性知识，负责整个系统的构架和标准。但系统集成商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在知识分工与产业聚集的交互作用下，从掌控了关键知识和核心知识且具有较强知识整合能力的企业中产生出来的。我国东南沿海一些企业在长期嵌入全球价值链“干中学”中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知识，掌握了核心技术和系统知识，并具有市场网络的控制能力。要加大引导和支持，不断提升它们的系统集成能力和价值链整合能力，将这些潜在的系统集成商发展成为真正的系统集成商。
二是推进制造业集群化发展。在知识分工条件下，价值链合作的主要内容是知识的互动和知识的整合，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新的知识。制造业集聚发展为大规模知识分工和知识协作提供了有利平台。因为这种集聚不仅仅是企业在空间范围内的集中，而是众多相互关联的企业围绕某一类型的产品建立起密集的知识流和知识联结体。这种有机的集聚缩小了企业间的空间距离，知识溢出、传递和学习的空间扩散效率得以显著提高，因而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创造和价值的创造。
三是提升模块化标准化生产能力。价值链知识分工必将与模块化生产快速发展并驾齐驱，模块化生产进而会加速全球价值链网络化发展进程。提升模块化标准化生产能力，是顺应这一发展趋势的不二选择，是促进国内价值链的网络化重构，也是在实现制造业从“以环入链”向“以链入链”升级基础上，再升级到“以网入链”的必要条件。这样，就能在更多的网络结点上与全球价值链缔结新纽带，以更加有效的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知识分工。提升模块化标准化生产能力，需要特别重视规则标准的制定。对于已经形成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和产品，尤其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强行业规则及标准的制定和控制，形成知识链层面的源头性主导地位。
（三）深化国际区域合作，构建多层次区域性国际价值链
史丹和余菁指出，未来10~15年，将会是国际生产体系大转型和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一段重要时期。在全球化遭遇逆流和知识分工深入发展的双重影响下，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区域化将与全球化并行不悖，全球将形成两个平行体系，或多极平行体系，同时为全球化及全球价值链重构提供发展动力。在此背景下，加强和深化区域合作，构建多层次的区域性国际价值链，是中国制造业应对全球化转向和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必然选择。
为此，一是要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合作。随着我国制造业升级和要素成本上升，一部分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等其他要素成本更低的新兴市场转移是必然趋势。产业向外转移会给经济增长、税收和就业带来诸多不利影响，但也要看到，这也是与产业输入国之间建立紧密产业联系、构建区域性国际价值链的重要机遇。因此，要化危为机，变“堵”为“疏”，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合作，尤其是要重视引领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等周边国家共同构建区域性国际价值链，强化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多边合作和自由贸易平台建设，积极引导和布局，借势建立起国内产业与外移产业之间更加紧密的生产分工与知识分工关系，建立和加强中国与产业承接国之间的价值链联系。
二是加强与制造业强国的价值链融合。日本、韩国、德国等都是世界制造业强国，中国与这些国家已经形成了大规模制造体系间的紧密结合。基于适应全球产业链重构和知识分工深化的需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加强与这些国家的价值链融合十分必要。为此，需要进一步推进中国制造与这些国家从垂直型分工向水平型分工发展，以促进深度和关键技术合作的展开。这种价值链融合方式的升级符合双方利益。一方面，它有助于这些国家的技术要素在与中国合作中实现市场价值，获得产业利益，因而能得到这些国家的支持和合作；另一方面，它也有利于中国制造业引进优质资本和技术，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机遇。
三是积极争取与发达经济体保持价值链合作。当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采取各种措施打压中国产业和技术升级，降低全球价值链对中国产品和技术的依赖程度。然而，中国制造业所具有的能给全球价值链提供经济利益增量的现实，以及中国所具有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阻碍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与中国“脱钩”和“断链”的强大力量。在不利局面下，要更加注重发挥优势，坚持继续扩大开放和积极吸引外资的导向，为外资企业创造更加法治化和可预期的市场环境与社会环境，吸引更多高品质的外资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同时，要在稳住出口的同时，积极扩大进口，以此增强国内企业的外向性，提高国内企业的对外竞争力。
从生产分工走向知识分工是21世纪以来全球价值链发展演化的重要趋势特征。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兴起，全球价值链知识分工加快发展的趋势更为明朗。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在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改造和重塑国际循环，提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知识分工地位。这需要密切关注全球价值链知识分工深入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积极融入全球知识分工，有效拓展制造业全球增值空间。这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战略问题，对加快形成双循环格局意义重大。虽然中美大国博弈和全球化逆流对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知识分工增添了新的变数，但中国制造业所拥有的独特优势，不但使一些企业具备了在价值链上利用知识分工提升价值创造能力与利润分配地位的可能，同时也使中国制造业可以在知识分工中重塑自身，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结构性跃迁。为此，要积极推动企业“垂直升级”，并加快构建国家价值链和多层次区域性国际价值链，以此积极防范与化解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所面临的风险挑战，同时充分释放并不断增强既有优势，补齐价值链短板，不断拓展和提升融入全球知识分工的水平与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