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青州之战，刘宋失败的原因都有哪些？

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22-06-28 04:56 标签： 第三次大沽口之战

展览：相由心生——山东博兴佛造像展

地点：国家博物馆北3展厅

长时间以来，不少人对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的北朝石刻造像倾注了很多热情，但对同属青州北朝文化圈的博兴造像却知之甚少，后者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中原北方东部地区佛造像中独放异彩。

此次在国家博物馆中推出的“相由心生——山东博兴佛造像展”，展览了博兴出土的精品文物119件（套），涵盖石刻、金铜和白陶3种类型的造像。金铜造像多来自于1983年博兴龙华寺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其年代最早者为北魏前期的禅定佛像，最晚实例是隋代菩萨像，前后相距二百多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一千多年前创作的金铜造像中有多件镌刻纪年，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信息，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庄重的视觉形式和棱角分明的文字，我们可以感受先人诚挚的信仰情怀，继而探寻造像背后绵延的生命内涵。

此次展出的金铜造像占有很大比例，形式多样，工艺精湛，很大程度呈现了北朝造像的精华。

博兴龙华寺遗址出土北魏正始四年（507）二佛并坐像，通高13.5厘米，像高4.1厘米。两身造型一致的佛坐像，依附于莲瓣形的背屏，背屏下方有四足底座，形似板凳（民间有板凳佛之称）。

这件金铜造像中的佛坐像尺寸仅高于常人拇指的一半，但人物面部仍拥有庄严慈悲的五官细节，造像表面还残留有不少鎏金的痕迹。二佛并坐的造像题材取自于《法华经》（又称《妙法莲华经》），讲述的是释迦佛为众菩萨和佛弟子讲述《法华经》时，过去世的多宝佛坐于七彩宝塔内自地底涌出，以此证实释迦佛所说法的真实性。时释迦佛开启宝塔，多宝佛邀其并坐，共宣法义。这一场面成为《法华经》的标志性场面，也是北朝开窟造像中最为常见的题材之一，仅博兴龙华寺遗址出土的金铜造像中就有12件之多。《法华经》是北朝最为流行的大乘佛教经典，该经通过开方便门、显真实义的方式，宣扬大乘菩萨行及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的思想。

博兴龙华寺遗址出土东魏兴和四年（542）项智坦造像，背屏中施禅定印的佛坐像同样只有4厘米高，但细节比张铁武造二佛并坐像要清晰，人物面型圆润，慈祥中带着微笑。表情的塑造，实际上是匠师用细小的刻刀在面部点画而成，粗看轻松写意，细察却能感受到创作者熟练、精准的造型能力。佛像衣纹作密集的线刻状，头光、身光上整齐的弦纹与周边流动的火焰纹，传达一种静动皆宜的视觉愉悦感。造像细节的清晰呈现，来自于展方的精心布置。展柜中小型金铜造像前大多置有放大镜，以方便观者品味细节。此外还在部分小型金铜造像展柜玻璃外安装可上下左右移动的放大镜，这也是举办方为观者提供方便而作的精心设计。

博兴龙华寺遗址出土北齐河清三年（564）孔招俤造弥勒交脚坐菩萨像、同地出土北齐弥勒倚坐佛像，表现的皆为弥勒，但尊格不一样，佛教内涵也存在差别。

孔招俤造弥勒交脚菩萨坐像通高27.8厘米，像高9厘米，这在展览的金铜造像中算是尺寸偏大了。菩萨交脚坐姿，宝冠、缯带及身上的其他衣饰，与上述北齐菩萨立像大体相似，唯璎珞有明显差异。交脚坐姿在十六国北朝时期已成为弥勒菩萨的专有姿态，在较早的北凉石塔中作为未来佛的存在，与包括释迦佛在内的七佛组合在一起，形成过去、现在、未来世的时空观，也寓意着佛法长存的理想。

博兴龙华寺遗址出土的这件精美金铜弥勒菩萨像，拥有华丽的莲瓣形背屏，背屏上端是象征佛法的宝塔，两侧各配置五身烘托祥瑞气氛的伎乐飞天。这些图像组合，与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的北魏晚期至东魏时期背屏式石刻造像颇为相似，后者为山东北部北朝晚期经典造像样式的集中代表。需要指出的是，造像中的主尊菩萨像、莲瓣形背屏、宝塔、十身伎乐飞天，都是单独铸造后，再经卯孔拼接在一起，其间包含有多重制作工艺，这比一次铸造成型的工艺要复杂很多，不过图像的视觉观感也因此得以最大化提升。

北齐弥勒倚坐佛像通高26厘米，像高14厘米，比弥勒交脚菩萨像大了不少。佛像头顶上有隆起的肉髻，双耳垂肩，面带微笑，衣装形式虽然还部分保留了早期佛像特征，但其宽大的衣领披覆结构明显借鉴了此前流行的褒衣博带式袈裟特征。佛像背后铆接有镂空的华丽背光，增添了庄重、神圣的气质。倚坐姿造像在印度古代雕塑中颇为常见，中国内地早在5世纪的北魏也出现了弥勒倚坐佛像，这一坐姿在北魏中晚期成为辨别弥勒尊格的关键所在，与弥勒交脚坐菩萨像形成呼应关系。

关于弥勒，在中国早期翻译的佛教经典中就已经被提及，但多为菩萨尊格，真正确立弥勒信仰的是“弥勒六经”，其中《佛说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刘宋沮渠京声译）、《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后秦龟兹国三藏鸠摩罗什译）最为有名，前者对应的是上生居于兜率天宫为信众说法、决疑的弥勒菩萨，后者讲述弥勒在久远的未来世于龙华树下成佛，普度众生脱离苦海。

博兴龙华寺遗址出土金铜造像中，有11件铭文出现了“观世音”“观音”名号的实例，其中重要的如龙华寺遗址出土隋仁寿元年（601）张见造观世音像。该像是一件背屏式浮雕金铜造像，主尊头戴宝冠，双手施说法、无畏印，身饰披帛，下身着裙，其两侧有双手合十的胁侍菩萨，胁侍菩萨的莲座自主尊菩萨莲座两侧化生出来。背屏中有背光、化佛、火焰纹，局部采用透雕工艺。从图像配置中可以看出，这尊铭为观世音的菩萨像，实际上是作为佛陀尊格来表现的。观世音在《法华经》中单列一品，言说众生若闻称观世音菩萨名号，当得离诸苦难，并宣说观世音菩萨以各种应声普门示现救渡众生的功德。观世音菩萨，可以说是大乘菩萨行信仰的集中体现者，单独造像普遍见于北朝晚期各种材质造像中。

博兴龙华寺遗址出土北齐菩萨立像，可以说是集中了山东北部北朝晚期菩萨造像的各种美好。菩萨像净高12.9厘米，人物体态修长，比例协调，似圣洁的人间美少女。菩萨眉目舒展，嘴角内收上翘，头戴低矮的三叶宝冠，宝冠两侧有下垂的缯带。脖颈下有桃尖状的胸饰，两肩表现带有莲瓣状外侈的披帛，披帛两端下垂至大腿外侧后折返披搭在相应的手臂上，再沿手臂外侧下垂到足下莲台处。菩萨上身半裸，下身着裙，通身装饰简约但不失贵气的璎珞。这种菩萨装的源头，是古印度王子贵族的装扮。龙华寺遗址出土的这尊菩萨像，则是在外来菩萨造像基础上深度汉化的结果，其人物造型、衣着饰物，变得飘逸与雅致起来，这与人们憧憬中出尘脱俗的净土觉者印象完美吻合。这尊菩萨立像最令观者动情之处就是那会心的微笑，似乎让人感受到了如满园芳华绽放般的喜悦。

上述金铜造像的体量都很小，甚至有的需要通过放大镜才能看清细节，但实际上，在博兴也有很大的佛像，只是使用的材质不同，最著名的如出自于县城东南10公里处的兴国寺遗址石刻佛立像（当地称之为“丈八佛”）。该像通高6.35米，佛像高5米，高肉髻，面带内敛且自信的微笑，双手施与愿、无畏印，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胸部有富于装饰意味的束带。佛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袈裟衣褶极为粗大硬朗，在视觉上制造了强烈的凹凸感，这种雕刻样式，实际上借鉴了北魏晚期金铜佛像的造型特征。高达5-6米的大型石刻佛立像，在泰沂山系以北的山东北部有多处遗存，说明在北魏晚期至东魏时，该地区曾流行造大佛传统，大佛一经完成，便会吸引众多的信徒前来礼拜，这与尺寸很小、随身携带以便供养的小型金铜佛像形成鲜明对比。

实际上，北朝文献中也多有大型金铜造像的记载，如《魏书》言：“（北魏）兴光元年（454）秋，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金。”这则文献中的赤金其实就是铜，一丈六尺换算成今天的尺寸大约是3.8米，这与我们所见的同材质造像简直有天壤之别，这也是皇家造像与民间造像根本差别所在。此外，在《洛阳伽蓝记》中也有诸多关于金铜造像的相关记载，但遗憾的是，这些令人神往的作品都消失于历史的尘埃中了。

在中原北方早期佛教造像中，金铜造像往往先于石刻佛像发展，且很多石窟造像和单体石刻造像的衣装雕刻样式，经常受到金铜造像的影响，因此金铜造像在古代社会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也正因为如此，加之材料贵重，金铜造像在历代战争、佛难中最容易被掠夺和销毁以作他用。博兴龙华寺遗址出土的这些金铜造像，以民间造像为主，体量很小，信众们将之随身携带以便随时供养，在佛法传播、发展过程中，承载了浓郁的信仰之力和厚重的文化积淀，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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