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影片的上映，似乎是国家在告诉我们，她是在进步的，广电在告诉影评人，这次我也进步了。虽然结局和结尾的字幕很中国化，但《我不是药神》可以取到龙标，这些都无可厚非。

在影院看这部电影时，我几度落泪，我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电影情节而流，是为这个国家的进步和人们的善良。自从有了轻松筹和水滴筹类似APP，一个贫困家庭的挫败便频频出现在我的朋友圈中，高中我们物理老师是家中的独子，父母含辛茹苦将他从陕师大供读毕业，他刚开始挣钱赡养父母，并且娶妻生子，准备新的一步人生路，然而一次上课过程中的摔门而出，却成了我们和他的永别，白血病不分青红皂白就带走了他年轻的生命。

我有时会变态的觉着癌症属于富贵病，不应该让普通人得上，因为他们得上便意味着家破人亡，而富贵人还可以花钱去寻找存活的概率。我每天都在祈祷，祈祷着天下无病，天下无医，天下无药，每个人都可以健健康康的走完自己的人生路。

徐峥饰演的程勇原型叫陆勇，他是针织品出口厂的老板，也是一名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2002年陆勇被检查出来患病，医生建议他服用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抗癌药“格列卫”，当时的售价是23500元一盒，也就是电影中的“格列宁”，每月都要服用一盒，加上化疗费用和检查费用，不就他便倾家荡产，为了续命，2004年他发现了印度仿制的“格列卫”，单瓶售价4000块钱，并且将这个消息告诉病友，由于量大，他们和印度厂商商定200一瓶的价格出售给中国白血病患者，陆勇就像救世主一样，出现在了慢粒性细胞白血病人的世界中，陆勇的结局比电影里面要好，最终被无罪释放。（价格来源百度百科）

电影里面的程勇，由于自身并未患病，他必须要有个和陆勇一样买药的动机，前面所有程勇没钱的搞笑段落，都是为了铺垫买药的动机，他抱着赚钱的态度开始辗转于印度仿制格列宁厂家和中国病友之间。当得知贩卖假药需要判刑8到15年时，他选择了收手，并且在假药贩子张长林的威逼利诱下将代理权和病友资源拱手相让。

由于张长林的不道德提价，很多病人连仿制的格列宁也买不起，就向公安机关举报张长林贩卖假药的行为，也是在此时，吕受益的妻子找到程勇，告诉了他吕受益因为吃不起格列宁自杀的消息，当在病房外听到他痛不欲生的叫声，程勇走上救赎之路，这次他变成了一名印度代购，没有任何的盈利，只是想救人，500进价500售出，当印度格列宁生产厂倒闭后，药店回购卖给他变成了2000一瓶，他却依然坚持卖500，这其中有个细节就是当初吕受益妻子去找他时，他开着一辆黑色的大众，而此时他的车又变成了那辆贴着印度神油的昌河。

黄毛彭浩为了不让程勇被警察逮住，自己驾驶拉着仿制格列宁的皮卡跑掉，在和警察追逐的过程中发生车祸去世，当陆勇赶到无缘，对着警察曹斌说出那句“他才20岁，他就是想活命有什么罪”的反问时，警察也在道德与法律中自责。在此之前，彭浩和程勇去送药，彭浩说想开下车，陆勇为了安全不让他开，彭浩说了句“开一下又不会死”，这句玩笑话，最终成了彭浩的宿命。

当程勇作为被告人出现在法庭时，审判长问他有什么想说，他起初是沉默，审判长已经摘下眼镜准备离去，他开口了，没有为自己任何辩解，而是认罪并说道:“不过我相信会越来越好，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吧”。这和梁济在自杀前问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的回答是一样的。

吕受益妻子的“大夫，我们做”

电影还在喜剧风格讲述时，程勇来到了吕受益家中小酌，从这块开始催泪，尺度很好，只是让观众觉着压抑，泪水在眼眶打转不经意间还会破涕为笑。吕受益妻子怀孕6个月时，吕受益被查出患病，他一度想自杀，但当女儿降临人世，他一心想活，还想着抱孙子，程勇就像二战时期的辛德勒，在他的名单上打了个勾，但制度更像法西斯，他最终还是自杀离世。

程勇将仿制药的代理权交于张长林后，吕受益因为负担不起价格，怕拖累家人，选择割腕，被送到医院后，病情迅速恶化，妻子面对医生还没有说完的话，便以恳求的语气说出:“大夫，我们做”。这句话是我在电影院第一次流泪，因为我想起了前段时间我大姐车祸去世，我在医院见到她时，已经不认识这是我昔日的大姐，看见家人束手无策的站在她病床前，我反问道:“难道就这样放在抢救室，医生不管了吗”？三伯流着泪给我说:“医生把该做的都做了”。我看见大妈失了魂的样子，她拉着我的手说:“我给医生说了，有一线希望也要救，花多钱都愿意”。

我们在病魔面前真的太渺小了，不如蚍蜉和蝼蚁，高二那年我带上了牙套，每周都要去医院一趟，这种地方冰冷无情，只有酒精刺鼻的恶臭和人们木讷的表情。有次我走出医院大门，一家三口站在医院门口，丈夫拿着化验报告给妻子说了两句话，妻子突然嚎啕大哭，瘫坐在地上喊着:“救我，我不想死，一定要救我”。丈夫看到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和儿子将妻子拖出了医院。我爷爷也是在这个时候检查出来了喉癌，我不愿让他这么快离去，可我们都无能为力，活着很难，死亡却很容易。

彭浩形象让我对人性的遐想

彭浩，一个农村患病的孩子，怕连累家人苟活在城市之中，一开始程勇以贩卖印度假药盈利，他抢了几瓶，分给了那些和他一样买不起救命药的病友，让自己外表武装成小丑的样子，染上一头黄毛，我想他是在给自己留刺头，让外界感觉他是个小混混而不要欺负他。上次和我姐聊到一个远方亲戚，他告诉我一个伯父的儿子自杀了，我有点震惊，因为年龄和我们相仿，二十来岁，她说体检查出来不好的病，也没给家里人说，自杀后家里人才知道他得病了。彭浩原型就这样出现在身边，他们都怕拖累家人，所以以失踪和死亡来结束自己。

程勇第一次卖药时，彭浩对他没有任何善意，连一声勇哥也叫不出口，给他打工就是为了偿还那几瓶被他劫富济贫的药钱；程勇第二次卖药，他是真心实意来帮忙的，因为他感觉到程勇是在悬壶济世，当他为了保住程勇，付出自身生命驾车吸引警察离开时，他是“痛快了”，程勇却要思考他做这事到底该不该，值不值得了！

台湾有个短片《车四十四》，讲述的是一名公交车女驾驶员在路上遭遇劫匪，劫匪抢劫了车上所有乘客的钱物，在下车时看到颇有姿色的女司机，随即将她拉下车实施强奸，车上最初所有人无动于衷，都在目睹着这一切，此时有个青年人站出来去救女司机，但是被劫匪打倒，女司机被强奸完后回到车上，看见一群丑嘴脸，一语不发，倒是把刚才救她的青年赶下了车，以自杀式行为结束了所有乘客的性命，而男青年看到这一幕时，没有震惊和心酸，而是嘴角扬起一道微笑，他可能在庆幸，庆幸自己活着，庆幸那么漂亮的女司机可能对自己有意思。

我在书上看到一则故事，到底什么是涵养和善良？有对情侣乘坐大巴去旅游，路过一处风景宜人的地方时，便让驾驶员把车停下放他们下去，他们下车后驾驶员继续前行，就在这时山体滑坡，大巴车无人生还，这一幕就发生在这对情侣面前，他两没有像《车四十四》的青年一样，嘴角扬起幸运的微笑，而是深陷自责之中，因为他们心中想着:如果当时我们不下车，那么大巴车就有可能躲过这一场泥石流。

还好《我不是药神》里面所有的角色都是善良的，包括张长林在公安局和警察的对话，也是在保护程勇。当警察向患者询问“假药”的来源时，没有任何人说出程勇，反而是老奶奶的一句质问，让曹斌对局长说出了能力有限，这个案子另找人吧。

张长林是可恨的，但他在警察局说出的:“我不是在害人，我也是在救人，我没救过七八百，也救过三四百白血病人吧”，我们无法反驳是错的，事实卖印度仿制格列宁真的是在救人！张长林跑路后去找程勇要钱，他嬉皮笑脸的背后是对程勇的敬畏，一针见血的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病最可怕，那就是穷病”。这些人得的都是“穷病”，穷病是治不好的，只会越治越穷，他是在告诉程勇，凭借个人力量是救不过来这么多患者的，你自己就是个普通人而已。

这句话的背后，是对国家医疗条件最真实的写照，网上有个段子，一个外地人来西安给出租车司机说到最贵的地方，司机将他拉到了西京医院，这个段子就和这部电影一样，听着笑了，品着哭了。

局长是这部电影里面代表政府的形象，面对医药公司的刁难，面对“假药”在市场的泛滥，于法他必须制止“假药”的泛滥，于情……饱汉不知饿汉饥，整天在办公室坐着，哪有空去体会黎民百姓的痛苦，法大于情更体现出来我们的人大代表尸位素餐的现实，法律是通过人大表决通过，医疗改革也需要人大来负责表决，然而发展成今天看病贵看病难的现象，不知人大是怎样行驶自己的表决权，哪个人大去代表了这群看不起病的黎民百姓？

无可否认，我们国家是在进步的，无论医疗条件和医疗保障都是在进步的。鲁迅为什么不学医了，因为他发现这个社会是病态的，医药公司和患者都没有错，医药公司研制出这种药要投入多少财力和人力，而仿制药却坐享其成，如果研制不出来，所有得这种病的人都得死亡，研究出来死亡的只是穷人；患者买仿制药，只是想活命，想活着做什么都没有错，杀人也是防卫过当，那么他们有什么错？这个错在国家，在制度，怎么调控这中间的平衡，既能让医药公司有钱研制新药，又能让普通人买得起医药公司研制的新药，这才是法大于情最应该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