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的万国牌武器是不是比后来的苏制武器更好使?

上期回顾:也说《长津湖》——第九兵团为何单衣入朝?

随着电影《长津湖》的热播,观众对志愿军使用的各种型号枪械议论纷纷,认为志愿军的武器杂乱无章,而导演更是煞费苦心,特别给七连安排了一些冷门的枪械。
/长津湖海报中,仅仅6名战士,至少配备了4种枪械/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我军的武器主要来自战场缴获,“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已经耳熟能详,刚入朝参战的志愿军部队所用枪械自然也是“万国牌”,五花八门。但是,困扰志愿军最大的还不是枪,而是弹!
我们知道,枪械仅仅是用来发射子弹的工具,杀伤敌人的是子弹而不是枪支本身。假如没有了子弹,那枪支本身差不多就等于烧火棍。所以,真正给我军造成麻烦的不是枪,而是子弹!
在大规模换装苏式枪械以前,志愿军各军、师、团等有后勤单位的部队一级,都配备有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口径的各种枪械,大体分为日械、国械和美械,当然,还有一些入不了“系”的杂式枪械,这就显得相当“杂”。
但在营、连步兵分队一级,枪械口径则相对统一,以方便子弹的补充。
即便如此,志愿军步兵分队所使用枪械的口径还是太多了!
志愿军步兵分队,和美军的步兵分队大体类似,所配备枪械主要包括手枪、冲锋枪、卡宾枪、步枪和轻重机枪,但型号却有近30个,所使用的子弹也多达9种。
第一种是7.63x25毫米手枪弹
这种子弹配备各种驳壳枪,即大名鼎鼎的“盒子炮”。驳壳枪是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初期,我军营连级基层指挥员的主要配枪,口径7.63毫米,发射7.63x25毫米手枪弹。这种子弹国内能够生产,而且消耗量也不大,补充相对容易。
/志愿军某部突破临津江。近景左侧指挥员手持盒子炮/
第二种是11.43x32毫米手枪弹
11.43毫米(0.45英寸)是美军特有口径,我军使用的M1928A1、M1、M1A1和M3A1等各种美式汤姆森冲锋枪,都发射这种子弹。
冲锋枪以其在近战中火力凶猛的优势,备受我军青睐,在志愿军步兵分队中,冲锋枪装备比较多,班排长、战斗骨干基本配备冲锋枪,各步兵连队每班少则2支,多达4支。由于侵朝美军也同样装备汤姆森冲锋枪,所以,国内生产、原有库存再加上战场缴获,这个型号的子弹,补充难度也不算大。
/最右侧战士用汤姆森冲锋枪射击/
第三种是9X19毫米手枪弹
这种子弹主要配备英式“斯登”冲锋枪。志愿军使用的英式“斯登”冲锋枪其实是由加拿大生产,国内又称“加拿大冲锋枪”,口径9毫米,发射9x19手枪子弹。由于美军步兵分队基本没有装备这个口径,斯登冲锋枪子弹的补充只能来自国内库存,所以,这种子弹的补充就比较困难,志愿军实际使用的斯登冲锋枪数量也不多。
第四种是7.62x33毫米卡宾枪弹
这个口径的子弹属美军独有,供M1和M2型卡宾枪专用。这种子弹国内没有生产,只有解放战争时期缴获的库存,但由于该枪在志愿军装备量不大,而且美军也装备有相同型号的卡宾枪,补充虽略有难度,但影响不大。
/吹小喇叭的志愿军战士手持M1式卡宾枪/
第五种是6.5x50毫米步枪弹
该型子弹通用于大部分日式机步枪,包括三八式步枪、三八式马步枪、十一年式轻机枪(歪把子)、九六式轻机枪(拐把子)、三年式重机枪等各式日造机步枪。虽然这个口径的子弹不能从朝鲜战场上缴获,但由于国内库存不少,军工企业也能自行生产,基本能够满足战场需要。
/大正十一年式“歪把子”轻机枪/
 /九六式“拐把子”轻机枪/
/日式6.5毫米步枪弹/
第六种是7.92x57毫米步枪弹
这种子弹就是国内著名的”七九“子弹,主要通用于各种德系血统的步机枪,如汉阳造、中正式、捷克造等步枪以及ZB-26捷克造轻机枪、加拿大造”勃然“轻机枪、瑞士启拉利轻机枪、国造民24式重机枪等机步枪。另外,由于日式7.7x58毫米子弹较为缺乏,国民政府曾将接受的部分日造九九式步枪和九二式重机枪进行了扩膛改造,使之也能发射七九子弹。该型子弹虽然也不能从朝鲜战场缴获,但国内很多军工厂都能生产,供应也无问题。
/加拿大造勃然轻机枪/
/瑞士造启拉利轻机枪/
/国造民24式仿马克辛重机枪/
第七种是7.62x63毫米步枪弹
美制7.62x63毫米子弹威力很大,通用性也很好。志愿军使用的各种美式步枪和轻重机枪都能发射,但由于该型子弹国内无法生产,只能依靠解放战争时期和朝鲜战场的缴获,所以补充比较困难。 
/美制M1903步枪,国内称为”花旗中正“/
/美制M1加兰德半自动步枪,我军称为”大八粒/
第八种是7.7x58毫米子弹
这是二战时日本专门研制的一种子弹。日军针对其6.5毫米口径子弹杀伤力不足的问题,特地开发出7.7x58毫米子弹,配备九九式步枪、九九式轻机枪和九二式重机枪,但发现其并不适用于步枪和轻机枪,所以,这种子弹就基本成为九二式重机枪的专用弹。因为国内无法生产该弹,国民政府曾经将接受的一部分九二式扩膛,使其能够发射7.92步枪弹。
该型子弹由于国内库存有限,又无法自行生产和战场缴获,所以补充非常困难。 
/日式九二式重机枪,又称“鸡脖子”/
第九种是7.7x56毫米步枪弹
英国7.7x56毫米子弹,通用于志愿军使用的李-恩菲尔德步枪和布伦式轻机枪。因为这种子弹补充最为困难,所以志愿军部队中英制武器虽有,但数量远不如上述其他各型步机枪。
/英制李-恩菲尔德步枪/
/从左至右:7.92毫米勃然轻机枪、7.62毫米加兰德步枪、11.43毫米汤姆森冲锋枪/
/从远至近:7.7毫米布伦轻机枪、7.62毫米M1卡宾枪、7.7毫米李-恩菲尔德步枪/
五次战役后,志愿军开始了大规模换装:逐渐淘汰杂乱不堪的“万国牌”武器,换装苏式轻重装备。营连级步兵作战分队的枪械,由原来的9个口径、近30个型号,换成了两个口径、8个型号,不仅大大减轻了后勤保障的压力,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而且也开启了我军武器装备的制式化和正规化之路。 
/苏联TT33型托卡列夫7.62毫米手枪,国产51式手枪/
/苏联PPSh-41型“波波沙”7.62毫米冲锋枪,国产50式冲锋枪/
/苏联PPS-43型“波波斯”7.62毫米冲锋枪,国产54式冲锋枪/

/苏制7.62x25毫米手枪弹,51式手枪弹/

/苏联莫辛纳甘1938型7.62毫米步骑枪/
/苏联莫辛纳甘1944型7.62毫米步骑枪,国产53式步枪/
/苏联DP-27/28型杰格佳廖夫7.62毫米轻机枪,国产53式轻机枪/
/苏联SG-43型郭留诺夫7.62毫米重机枪,国产53式重机枪/
 以上五款机步枪全部使用7.62x54毫米步枪弹,国内仿制型号称为53式步枪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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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式7.62mm冲锋枪是苏联在二战期间研制的PPS-43式7.62mm冲锋枪的仿制型号。PPS-43冲锋枪依其型号中的俄文“ППС”音译,又称为“波波斯”冲锋枪,其设计者是阿列克谢·苏达耶夫。

PPS-43冲锋枪是同苏军在卫国战争中常用的PPSh-41冲锋枪齐名的一种武器。PPS-43的研制初衷是针对PPSh-41的缺点进行的,因为后者无法折叠,全枪太长太重,对于坦克手、海军陆战队队员和滑雪行进的步兵来说携行不够方便。

在最终定型前,PPS-43曾历经四轮设计改进。1942年的首轮设计非常像简化了的并采用弧形弹匣的德国MP38/40冲锋枪,特别是枪口部分和折叠托。但第三次设计的外形已与PPS-43非常接近,它于1942年4~5月间通过了一系列测试,被命名为PPS-42式7.62mm冲锋枪。

PPS-43冲锋枪定型前的三种试验型号——1型、2型和PPS-42。1型仿造MP38/40冲锋枪的痕迹比较明显;而从PPS-42起,枪托才改为折叠在机匣上方,除小握把等少数细节外,PPS-42与PPS-43已相差无几

最后定型的PPS-43在以下细节上又进行了改进:增大复进簧导杆的直径,并用其代替固定式抛壳挺,一物多用;取消了快慢机,只能连发发射;改进并简化了保险机构;握把护板由木质改为塑料制造;枪机缓冲垫改用浸渍纤维板。

原型枪的简便源于环境的残酷

PPS-43冲锋枪的大部分部件都采用钢板冲压、焊接、铆接制成,具有结构简单、加工方便等特点。如此设计也有客观条件的限制,因为该枪的整个研制工作都是在敌军兵临城下、物资匮乏的条件下进行的。

从1941年8月30日起,列宁格勒就陷入了德国铁钳般的包围之中,到1944年1月解围时,城中军民只剩下不到五分之一。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反围困战斗,PPS-43冲锋枪的研制工作就是在这样一种困难环境下进行的。

PPS-43设计定型后,便立刻投入小批量生产,并迅速发给守城部队试用,再针对部队提出的意见进行改进,研究室和试验场从来没有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过。尽管条件极端简陋,但并没有影响PPS-43最终成为一种成功的设计,定型产品很受部队欢迎,并于1943年正式成为苏军制式装备。

苏军在卫国战争中使用的PPS-43冲锋枪

PPS-43与PPSh-41从外观上看起来有些相像,但绝不是简单的派生,两者结构上的区别非常明显。PPS-43作为艰苦条件下诞生的应急武器,更加注重生产的简便和成本的低廉,每生产一支PPS-43,只需要6.2kg的金属材料和2.7小时的机加工时间,而PPSh-41则需要消耗13.9kg的金属和7.3小时的机加工时间,可见两者的生产费用差别之大。

尽管如此,苏达耶夫的成功设计仍使这支简陋武器的实战性能并不亚于PPSh-41。PPS-43在二战中的总产量不少于100万支,虽然远比不上PPSh-41高达500万支的产量,但两枪的影响力基本上是一致的。二战结束后,PPS-43冲锋枪曾广泛装备于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家;除中国外,波兰、芬兰、民主德国等国也对该枪进行了仿制生产。

1945年8月9日,百万苏军越过边境,对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进行最后的打击,PPS-43冲锋枪随之进入中国境内,当时该枪在国内被称为“四三式”冲锋枪,同时苏军的装备中也包括PPSh-41冲锋枪。苏军中的远东方面军步兵第88旅是由早先退入苏联境内的我原东北抗日联军余部组成的,由苏方提供给养和训练,装备中当然也包括PPS-43。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民主联军中确有少量这两种苏式冲锋枪装备,但不是主流,更没有进行批量仿制。直到解放战争的后期,作为当时全军的后勤和军工基地的东北才开始自产冲锋枪,而此前东北军工基地主要集中生产前线更急需的弹药,对于枪械则以维修为主。

占领哈尔滨火车站的苏联红军,他们的武器包括PPSh-41和PPS-43两种冲锋枪

1946年初,88旅旅长、原抗联领导周保中将军的3位副官王福、李绍刚、季喜林(从右至左)在永吉县岔路河的合影。3人中有2人携带着PPS-43冲锋枪

生产过苏式冲锋枪的只有我党利用旅顺、大连地区处于苏军控制下的有利条件,于1947年底组建的大连建新公司。由于当地接触苏式武器较多的原因,该公司在4年间曾仿造过苏式冲锋枪563支。

我国最终决定对PPS-43冲锋枪进行仿制,很大程度上是由该枪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出色表现决定的。这场战争的武器来源、补充与解放战争时期有很大不同:战场缴获少,补给主要靠国内生产和苏联援助,同时与美军作战以运动和攻坚为主,武器弹药消耗量巨大。因此第四次战役后,苏联提供了包括PPSh-41和PPS-43冲锋枪在内的大批轻武器,第五次战役前开始补充到部队,到1951年共换装两种冲锋枪35607支,使此前志愿军的“万国牌”装备得到明显统一和改善。

因外形上的不同,PPSh-41当时被称作“转盘冲锋枪”或“四一式自动枪”,而PPS-43则被称为“铁把冲锋枪”或“四三式自动枪”。

因苏联PPSh41式冲锋枪采用盘式供弹具供弹,所以被志愿军形象地称为“转盘冲锋枪”

五次战役后的1950年7月,志愿军后勤总部在朝鲜中部的三登里召开军械会议,对苏援轻武器的性能进行总结,与会代表普遍反映苏式步枪笨重、火力弱,不如美式枪械,但苏式冲锋枪使用方便,发射速度快,特别是“四三式”可以折叠,更加轻便,很受战士欢迎。

“四三式”的装备与使用

“四三式”冲锋枪装备最多的是侦察兵。特别是五次战役以后,在敌我对峙、存在缓冲区的情况下,或组织精干的侦察小分队,采用伏、袭击战术捕获俘虏查明情况;或组织3~7人的小组穿插到敌纵深5~10km的地区进行侦察;或采用抵近观察和潜入敌阵隐蔽观察的办法收集敌情,是志愿军最常用的战法。

最典型的例子是“奇袭白虎团”战斗:1953年7月13日,志愿军第20、第9兵团对敌发起进攻,第203师609团一个加强营沿522.1高地以东公路向敌纵深插进,于14日2时进至二青洞附近,配属该营指挥的607团侦察排一个班在副排长杨育才指挥下化装奇袭,迅速歼灭了俗称“白虎团”的南韩伪军首都师第一团团部,使敌人失去指挥,为全歼敌军起到重要作用。

志愿军战士冲进“白虎团”指挥部。战士身上的四排弹匣袋正是PPS-43冲锋枪特有的

奇袭“白虎团”的参战侦察班合影。前排左三即侦察英雄杨育才

韩国战史编纂委员会编写的《朝鲜战争》中对此战斗是如此记载的:“4时左右,团部警卫人员和敌人(指志愿军)展开了激战……窜入院里的敌人用冲锋枪猛烈扫射。情况室人员同敌人一面混战一面烧文件,准备突围。但团部的三十来人根本无法挡住将近一个营的敌人,因此团长下达命令向间榛岘各自突围……团的各级指挥通信网全部断绝,前线的各营无从接到命令,副师长也失踪了……”杨育才所率领的侦察班,包括两支“四三式”在内,全部装备的冲锋枪,在进攻敌团部的战斗中,因火力猛烈,致使敌人以为遭到了一个营志愿军的进攻。

近距离反坦克作战也是“四三式”冲锋枪发挥威力的好场合。志愿军31师在古直木里地区的反坦克战斗中,采用射击、爆破、掩护三合一的办法协同作战。无后坐力炮小组包括3名炮手和2名爆破手,配以冲锋枪3支及反坦克手榴弹6枚;火箭筒小组每组3人,其中包括步兵1人,携冲锋枪1支、枪弹200发、反坦克手榴弹2枚,专司掩护。在1952年6月13日的战斗中,美军多辆坦克配合南韩伪军一团向我官垡里无名高地进攻,二连反坦克二组用火箭筒击伤其中的第2辆,使其起火燃烧,4名乘员跳车逃跑,无后坐力炮组用3支冲锋枪交叉射击,当场击毙2人,俘虏2人。

携带PPS-43式冲锋枪的志愿军侦察兵夜间潜入敌阵地,将敌人埋设的地雷“搬家”,用敌人的武器打击敌人

最能发挥“四三式”短小精悍长处的是朝鲜战争末期反击战中进攻敌地下工事的战斗。我军占领地面工事、敌退守坑道时,最常用的办法是以2支冲锋枪从正面将洞口封锁,掩护后续部队从侧面接近洞口,投掷手榴弹或炸药包,予敌以杀伤后,再进洞搜索。1953年4月15日发表的《根据官垡里西高地战斗体验对反击据守地下工事之敌的战术研究》一文中提到:“突击队主要应带冲锋枪、手榴弹之外,应携带炸药包和少量土工器具,主要原因是“四三式”枪托可以折叠,在狭窄的坑道中使用更加方便。同年4月20日发表的《攻击梅砚里东山、马踏里西山之坑道战经验》中进一步明确:“每组应配10至15斤的大炸药包一包,小炸药包数包,爆破筒一根,每人冲锋枪1支,配9至10个梭子,8至10个手榴弹……20米以内的小坑道以3人突击队为宜,一人靠左侧攻击前进,一人在其后负责装填冲锋枪子弹,以使火力不中断,另一人在右侧爬行打手电筒……直通坑道尽量使用冲锋枪,手榴弹使用过多则烟大不能观察。”后来又发展到4人一组,分两个梯队,全配冲锋枪,两队交替向前,逐弯占领,换枪不换人,打入坑道迫敌投降或将敌歼灭。同时还推广了将手电筒绑在冲锋枪下方的作法,因“四三式”上机匣前下方是敞开的,捆绑手电筒比较牢靠,这样可以边照明边射击,便于该枪在夜间、坑道和山洞内发挥作用。

志愿军在坑道内作战时更愿意使用枪托可折叠的PPS-43式冲锋枪

“四三式”变身“五四式”

根据朝鲜战争开战以来的经验和我军正规化建设的要求,1951年初,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央兵工委员会,提出了兵工提早建设的方针,认为我国兵器工业应争取苏联援助,技术起点“高一层”,同时实现与苏联统一制式,使之能在3~5年之内迅速发展起来,从而形成了当时所执行的“一边倒”方针,自此国产轻武器开始走苏式路线。

1951年6月,徐向前总参谋长率军事代表团赴苏谈判争取援助。经过努力达成协议,苏方同意提供包括PPS-43在内的8种轻武器图样和技术资料,此举为国产轻武器制式化奠定了基础。

仿制生产PPS-43冲锋枪的任务落到了626厂肩上。该厂前身是1921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创建的东三省兵工厂。“九·一八”事变后,日伪统治时期称为“奉天造兵所第一制造所”。1946年3月,国民党接管并改称“九○兵工厂枪所”。1948年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后,东北军区军工部接收该厂,改为“五一工厂第一制造所”,1950年11月改称“五一工厂枪所”。

该厂积极试制新武器,1950年初试制成功美式M2卡宾枪300支后,接着又试制了PPSh-41冲锋枪,称为50式冲锋枪,并将其弹鼓改为弧形弹匣。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因沈阳有遭敌空袭的危险,东北局决定将相关工厂北迁,其中“五一工厂枪所”迁往北安。1951年1月,大部分车间安装完毕开始试生产。1951年3月1日,东北兵工局正式更改厂名为“三二工厂”,后又称”国营626厂”,对外称”庆华工具厂”。同月,50式冲锋枪正式定型、转入批量生产,并送往朝鲜战场。

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所用的制式轻武器大部分出自626厂。1951年6月到1953年12月,该厂共生产50式冲锋枪35.8万支。同时工厂开始仿制PPS-43冲锋枪。由于当时尚未拿到苏联的设计图纸,因此626厂只能根据实物测绘仿制,仿制而成的冲锋枪称为“仿四三式”。

1953年以后,该厂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经过系统技术改造,产品设计能力和制造质量迈上新台阶。在此条件下,根据苏方提供的图纸,从1954年4月起,再次测绘仿制PPS-43冲锋枪,并于当年批准生产定型,正式命名为54式7.62mm冲锋枪。随即下达批量生产任务,并装备部队,当时主要装备装甲兵、炮兵、空降兵和摩托化步兵等特殊兵种以及步兵侦察分队。

位于54式冲锋枪的机匣顶部、表尺座前的铭文特写。该枪属于早期的仿制型号,因此标注的是“仿四三式”,意思是仿自苏联PPS-43式冲锋枪

摄于1959年4月的我军某部战士合影。54式冲锋枪当时已正式装备部队

1960年《解放军画报》上刊登的我军夜间泅渡侦察训练的照片。由于54式冲锋枪全部采用金属和塑料件制成,加上内部空间大、容砂能力强,在浸水条件下的可靠性高,更适合两栖作战使用

“仿四三式”和54式的名称当时在很多场合下是混用的,关系类似于51式和54式手枪。不过54式冲锋枪的生产并未维持很长时间,因为1956年我国又从苏联引进了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AK47自动步枪,并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在626厂开始试生产,定型产品即56式7.62mm冲锋枪。由于56式冲锋枪(该枪从本质上说是自动步枪)在我国的定位与50式、54式冲锋枪相同,同时设计更为先进,枪弹威力也更大,50式、54式冲锋枪很快均被替代,54式冲锋枪于1956年最终停产。(待续)

1960年生产的“仿四三式”/54式冲锋枪配用的全帆布制弹匣袋。由弹匣袋正视图可见,最右边的弹匣袋改为由放油壶和备件的上下两个小袋组成

50式/54式冲锋枪主要技术诸元

(本文发表于《轻兵器》2008年第11期下半月刊,公众号文章有删改)

本文下篇将展示54式7.62mm冲锋枪的详细结构,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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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抗美援朝战争为中国国防现代化奠基

经过这场战争,中国陆军有光荣传统的步兵学会了打现代化战争,又打出了一个强大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也有了飞跃发展

1953年志愿军发动的夏季攻势,得以突破金城一线的敌军坚固防御阵地,在停战前夕向世界显示了中方的力量是越战越强

新中国站在“第一线”出兵朝鲜,使自身的国际政治地位得到很大提高,并赢得了苏联敬重而获得了“156项”重大建设工程援助

70年前的1950年10月上旬和中旬,讨论出兵朝鲜的会议在中南海连天召开,那个震惊世界的艰难决策几经反复最终拍板,随后半个月内就有了30万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可谓新中国的立国之战,这一仗不仅打出了中国的世界军事强国的地位,并通过引进苏联的装备和技术,使过去“小米加步枪”的人民军队走向现代化,同时中国还通过得到“156项”重大援助为工业化奠基。今天的人们仍能感受到这一仗给我国带来的重大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

在上甘岭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高射炮部队在夜间猛烈射击敌机。(资料图片)

“一穷二白”仍敢于同美较量

1992年,俄罗斯将苏联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解密并出售复印件给美国。通过研究这批内容非常详尽的档案可以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商谈最多的问题就是武器装备供应,甚至连飞行员需要的手枪、子弹这样的小事都在要求援助的电文之内。刚建立的新中国实在是太穷、太落后,入朝部队与强敌在装备上存在悬殊的“代差”,中共中央却敢于出兵朝鲜同美国较量,多少年来人们谈及此事总在感叹其超人的胆略和气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拥有全球最强大的海军和空军,拥有3.1万架飞机,陆军机械化水平又最高,起初还垄断了核武器。此时的中国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都不能生产,过去靠战场缴获来解决装备问题,入朝之前全军武器是来自十几个国家的“万国牌”老旧装备,空军只有150架飞机,海军更为弱小。美国军政头目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只关心苏联是否出兵,对中国则不放在眼里。朝鲜内战爆发后仅两天,美国不仅出兵朝鲜,还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阻止中国统一,同时以军事顾问进驻越南援助法军。按照毛泽东的形容,这是以“三把刀”从朝鲜、台湾和越南三个方向插来。中国面对自己的领土被侵占和邻邦危难,如果不敢应战就会更受欺负,只能毅然同美国较量,才能“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从三个战略方向的作战条件考虑,中共中央认为最有利于发挥中国陆军优势、最有利于后勤供应和最便于得到苏联支援的战场是在朝鲜。1950年10月,毛泽东下定出兵入朝的决心,又提出应得到苏联的援助,并专门派周恩来和林彪去见斯大林,洽谈苏军为中国入朝部队提供空军并供应武器。苏联担心引发本国对美战争,只同意空军在鸭绿江作战而不肯深入朝鲜。毛泽东、周恩来争取武器免费和租借也未成,斯大林只同意以出厂价五折的原则出售装备,还可算作信用贷款(即凭信任而不需要抵押)。按照彭德怀的观点,苏联属于“半洗手”,不过中国有了武器来源也可以打。

从10月19日开始,志愿军大部队开始入朝,此时从苏联采购的装备尚未运到,只好继续使用杂七杂八的旧武器。国内因缺少相应的弹药,便采取“打扫仓库底子”的方式搜集不同口径的子弹、炮弹并分类送到前线。志愿军不仅没有海空掩护,也没有坦克、重炮,只依靠步兵武器和中小口径炮,并以徒步运动方式,同高度机械化的强敌交战。部队靠着英勇顽强和近战夜战,大胆实施穿插迂回,一再突破美军及其仆从军的防线,使其败退到三八线以南。毛泽东总结出美军的特点是“钢多气少”,志愿军靠着“气”多即战斗意志的优势就解决了“能不能打”的难题。

“边打边建”实战锻炼各兵种

志愿军入朝表现了出色的战斗能力,让美军感到大出意料,一时难以有效招架。经过前三次战役,志愿军就从鸭绿江打到三七线,1951年1月还占领了汉城(今首尔)。不过这一阶段运动战的实践也证明,志愿军因装备太差,难以达成团以上规模的歼灭战,尤其是在夜间包围敌军后“啃不动”,就无法挡住其天亮后突围。到了第四次、第五次战役期间,美军摸清了志愿军的弱点并有了应对方法,到1951年春天又夺回汉城并反扑到三八线。此时志愿军如果不加强前线火力,就难以挡住敌军的地面进攻,不增强以空军为主的防空力量也无法保卫后方。

在现代大规模战争中,部队靠坚强的斗志能在一定时期内弥补装备落后的缺陷,想取得持久作战的胜利又离不开装备和技术的改善。至1951年春夏之交,中国入朝部队大部分更换了苏联武器,虽然其大半是二次大战中用过的旧品,却实现了制式的标准化,能及时保障弹药供应和零配件补充,军队过去“小米加步枪”的面貌变成整齐配套的各种枪械加大炮。

抗美援朝期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3000多架各种飞机,其中米格-15战斗机与美军性能最好的F-86处于同一技术水平。苏制坦克和火炮虽不及美军装备精良,数量也有差距,却也能对等交锋。进入阵地战后,志愿军的火炮增加到1.5万门,代替步兵枪械成为杀敌的主要武器。后来据美军自身统计,在朝鲜战场上的伤亡约32%是枪弹造成,62%是炮火造成,这说明新中国的军队已由枪战为主变为以炮战为主,这是军队迈向世界型现代化战争的重要标志。

军队的装备可以通过外购迅速解决,培养能有效掌握武器的作战人员却需要相当时间。抗美援朝期间,国内开办了许多军校进行速成教育,如十几所航校都对飞行学员展开了突击性训练。世界上训练喷气式飞机驾驶员的惯例是需要训练300个小时以上才能进行战斗飞行,新中国的飞行员因急需参战,只好采取师傅带徒弟式的训练方法,由苏联和国内的教员带飞50至60个小时即行参战。坦克兵训练更是用“一对一教”的办法,由苏联调来10个现役坦克团,中方以10个团对应接收这批运来的500余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包括T-34坦克、JS-2坦克以及S-100自行火炮)。因时间紧迫,苏军各个坦克乘员采取手把手教,语言不通就用手势比划。中国坦克驾驶员仅驾车四五个小时,炮手也仅发射过二三十发炮弹,刚刚达到开得动、打得响就入朝,靠实战来锻炼作战技能。

通过朝鲜战场进行当时世界上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实战锻炼,新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从很低的起点上起步有了飞速发展。毛泽东对此曾高兴地说过:“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经过这场战争,中国陆军有光荣传统的步兵学会了打现代化战争,又打出了一个强大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也有了飞跃发展。中国空军的作战飞机数量和质量,已仅次于美苏而跃居世界空军的第三位。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抗美援朝战争是部队装备技术进步最快的阶段之一。这种跨越性发展既是中国军民自己奋斗的结果,也是大力引进和运用国外先进军事科技成果所产生的效应,当时的口号就是“勇敢加技术等于战斗力”。

极大促进现代军工业建设

朝鲜战场上的交战双方经过激烈交锋,以志愿军兵力为主体的中朝部队在地面战中占据着优势,美军却拥有海空军优势,最后形成战线上势均力敌的僵持。美国不得不寻求妥协,至1953年7月27日以“联合国军”名义同中朝军队达成了停战协定。自1950年6月25日开始的朝鲜战争从三八线开始又回到这条线附近结束,可以称为平局。中国自同年10月25日开始的抗美援朝战争却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从军事态势看是从鸭绿江边打到了三八线,并完成了保家卫国和援救邻邦的战略任务。

抗美援朝战争的丰富实践,为新中国的军队打开了一个观看世界先进军事技术的窗口。周恩来曾指出:“毛主席曾经说过,学习有几方面:向老师那里学习,这就是向马列主义和苏联学习;向群众学习;还有一条,我们要向敌人学习。所以,朝鲜战争就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在停战协定签字时,“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军的克拉克上将便叹息说:“我们的失败在于敌人仍然没有被击败,并且甚至比以前更为强大及更具有威胁性。我说更为强大的意思,是指共产主义的亚洲陆军已学会如何打近代的陆地战争。”1953年志愿军发动的夏季攻势,能在攻击方向形成一定时间的局部地面火力优势,并组织了步兵、炮兵、坦克兵和工兵的协同作战,得以突破金城一线的敌军坚固防御阵地,在停战前夕向世界显示了中方的力量是越战越强。

通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实践,中国军队的广大干部也深刻感受到过去可以用“小米加步枪”打天下,解放后要有效对付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强敌必须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旧中国在军事上落后挨打,除政治腐败外还因为经济落后,深层次的原因又在于文化和科技水平落后。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军委领导人就提出了军队建设要实行“三化”,除正规化、现代化外还要系统学文化,改变原来全军众多出身农村根据地的指战员都是半文盲或文盲的状态。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全军掀起了大办院校的热潮,各种学校最多时超过200所,在短时间内培训了30多万干部。通过自身努力和苏联专家的帮助,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为代表的一系列高水平的军事院校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来,开始培养能掌握现代化装备的军事人才。

军队的武器装备水平,是以国家工业化和科技水平为基础,抗美援朝战争的实践,使新中国更注重要将自己由落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战争未结束就在1953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战争期间国内通过“边打边建”,有效地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每年的经济平均增长率高达15%。志愿军入朝参战的直接战费为62亿元人民币,1953年停战时的年国民收入却已由三年前的426亿元增至709亿元。

衡量一场战争的成败,关键是看其收益和付出。新中国站在“第一线”出兵朝鲜,使自身的国际政治地位得到很大提高,并赢得了苏联敬重而获得了“156项”重大建设工程的援助。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就说过:“苏联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的呢?从打朝鲜战争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两国开始合拢了,才有156项。”著名的“156项”援助,是重工业、能源工业、交通运输业全面配套,相当于苏联将自己全套工业体系的一个缩小版支援了中国,并派1万多名专家以“手把手教”方式传授,还无偿提供了配套的技术资料。在这一全面援建项目中,国防企业又占了44项,包括陆海空三军的主战装备制造厂,奠定了中国现代兵工业的基础。1957年10月,中苏还达成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规定苏联对华提供导弹、核弹的生产设备和技术。这一协定后来虽被中断,前期的执行进程仍为“两弹”事业创造了重要前提。

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靠自身努力和苏联援助,能在短时间内就建立起配套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基础,还开始了“两弹”研制,这在世界现代历史上创造了成本最低和规模速度空前的纪录。如果新中国不出兵朝鲜,从苏联获得那些回报是不可想象的。历史雄辩地证明,在中华崛起的历史进程中,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成为伟大民族复兴的重要支撑点,这场战争留下的奋斗精神至今仍在激励着国人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进程中砥砺前行。(作者为国防大学退休返聘二级教授,专业技术少将)

《参考消息》2020年10月19日第11版

刊于《参考消息》2020年10月19日第11版

责任编辑:梁云娇 CN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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