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期的新趋势与政策选择

余文建　顾铭德　刘　斌　傅　勇

一、中国的加速下降⁽¹⁾

（一）“大缓和”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周期之问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除日本以外的主要的产出波动均陆续出现持续而显著的下降，并且，在GDP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通胀保持在较低水平。一些称这一现象为经济周期的“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经济波动性的降低有很多好处。产出波动性的降低有助于的稳步增加，并减少经济主体（企业和家庭）时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也意味着出现萧条的概率有所降低；而通胀波动的放缓也有助于提升配置资源的。

中国经济是否也出现过类似特征？这是本文研究的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在全球经济波动趋于缓和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有过多次大起大落。然而，有迹象表明，1998年以后，中国的波动性明显下降，并且，这一下降差不多持续了十年左右。

在研究“大缓和”的众多学者中，有人认为，经济周期的平滑是因为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出现了某些变革，甚至已演化成一种“新”经济，从而以往的巨幅波动得以克服。也有学者指出，尤其是货币政策的改善，有效地熨平了经济波动，经济周期在某种程度上已被征服。这两种观点都认为经济波动的趋缓是可持续的。而第三种观点认为，“大缓和”仅仅是因为全球经济遭受负面冲击的力度和频率有所下降，只是暂时的好运气。

探究中国经济波动性放缓的原因是本文的第二个任务。中国经济自1998年来波动性的放缓有着多重背景。首先，这段时期中国融入的步伐加快，尤其是“入世”之后，外部环境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显著加大，幸运的是，这段时间全球经济的波动也在减弱。其次，近十几年来，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巨大，各产业的市场化进程渐次推进，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周期。再次，中国支出结构的变化，从总需求的改变着中国经济的运行。其中，存货波动值得特别关注。最后，与1998年来经济高增长相伴随的是，通胀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同时通胀波动性明显下降，从这个角度，货币政策控制通胀的努力也帮助了经济波动的趋稳。本文分别评价了这些因素对抑制经济波动的作用。

全球经济的“大缓和”最终被证明不可持续。随后出现的这轮国际危机表明，对大缓和的理解以及在经济平稳运行期间实施恰当的宏观政策十分。本文最后讨论了中国经济周期的新特点和新机制对宏观尤其是货币政策带来的挑战，重点讨论经典政策思路在此轮经济周期中的相对适用性。

（二）中国的经济周期:转型与增长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经历了三个大的周期:一是1978年至1988年，其繁荣源于导致生产潜力释放，终于“价格闯关及其整顿”；二是1989年至1997年，其繁荣源于小平南方谈话、体制正式确立，终于银行的严厉调控；三是1998年至2009年，其繁荣源于中国加入WTO，终于内部紧缩调控和外部金融危机冲击。

中国的经济周期有如下特点。一是经济增长是与经济社会转型结合在一起的，经济上升期的出现带有明显的制度改进背景。三次周期性繁荣分别源于一次较大的制度变迁。二是制度红利主要是以提升经济效率的方式推动增长。从图1的全要素来看，三次经济繁荣期的全要素生产率（TFP）⁽²⁾增长率均高于平均趋势线。三是尽管中国经济周期的底部不断抬升（图2），但TFP增长率有下行趋势，原因大致可归结为制度改进的难度在增加，空间在变小。在上述三个周期中，年均TFP增长率分别为)

（三）中外经济波动性下降原因的异同

中外经济波动性的下降都有某种运气成分，但具体内容有所不同。很多研究证实，石油价格波动的减少是欧美经济出现“大缓和”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由于油价管制和石油在整个消费占比相对较低，国际油价波动对中国经济周期的直接影响远没有发达经济体大。

在经济结构变化方面，主要体现在金融创新、信息技术发展、国际资本流动以及存货管理等方面。中国经济仍处在市场化进程之中，与高增长相伴随的产业结构和支出结构的变化是经济结构变革的最主要内容。特别是，对存货的考察表明，虽然存货波动下降是欧美经济波动率大幅下降的重要原因，但中国却未发现类似证据，相比之下，由于中国的投资和出口比重较大，投资和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波动有更大的影响。

图20　通胀波动与股市波动

资料来源:CEIC及课题组计算。

在宏观政策方面，中国与欧美经济体一样，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控制抑制了产出的波动。这很可能得益于货币政策理论和的改善。与欧美经济不同，信贷规模对于中国经济波动性的下降发挥了更显著的作用。

三、当前一轮经济周期的态势与若干特点

（一）从V型反弹到微型滞涨的快速转换

随着兄弟在2008年9月破产，次贷危机迅速升级为一场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外部冲击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急剧放大，国民经济从之前的过热区间急剧转冷，经济增速在2009年一季度降至6%，从危机前的高位算起，降幅接近六成。与此同时，危机之前推动物价走高的一些机制在2008年9月后发生逆转，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出口大幅下降，国际资本转为净流出，国内总需求显著减弱，由此，CPI增幅由2008年初的接近9%转为。

经济增长从2009年第一季度开始展开V型反弹，成为这一轮经济周期的开始，产出缺口在2009年第四季度迅速由负转正，到2010年一季度，经济增速重回二位数，达12%，并显露出一些过热迹象，特别是房地产市场在高位出现量价齐升现象。物价方面，CPI从2009年11月由负转正，并保持快速上升势头。

图21　经济增速从二季度开始回落

2010年二季度以来，在经济过热迹象基本消失的背景下，通货膨胀压力持续走高，宏观经济大致呈现微型滞涨格局。鉴于国民经济在2010年一季度有过热迹象，中央在2010年4月出台了严厉的房地产信贷调控政策，同时加大节能减排工作的落实力度，中央财政刺激的力度也明显下降，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得到进一步规范。在这些政策作用下，经济增速2010年二季度开始回落，过热迹象基本消失。然而，物价却未随之进入下降通道。虽然CPI翘尾因素在2010年6、7月份达到全年最高，但从7月开始，CPI同比增速反而加速上涨，与此前预期的前高后低的全年走势相反。

物价上升成为这轮经济周期的主要风险。微型滞涨只是边际意义上的，是为了方便地概括经济增速放缓、物价上行并存的宏观经济格局。2010年二季度开始的经济增速回落主要是主动调控的结果，有助于控制房地产过热风险和实现经济的软着陆，不存在“二次探底”风险。在财政投资和国有部门投资放缓的同时，民间投资相对活跃，随着消费升级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仍将保持较快增长，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稳中有升，经济仍能保持较快增长。

与经济增速放缓相比，物价上升的压力更值得关注。2010年10月，CPI同比上升4.4%，创25个月以来的新高。预计11月食品价格仍将较快上涨，并可能带动CPI再创新高，2010年CPI突破3%的政策目标几成定局。物价以超预期的速度上升，管理通胀预期的难度进一步加大。物价上涨已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图22　CPI加速上行

（二）当前一轮经济周期的若干特点

1.经济未过热而物价温和持续上涨

这轮物价上涨，是在整体经济出现明显过热背景下出现的。图23显示，在危机之前的2007年至2008年的通胀周期中，工业产出缺口（实际产出超过潜在产出的百分比）达1%—3%，过热持续一年半时间，在此背景下，CPI持续走高，最高接近9%。2010年一季度工业部门过热迹象明显，但其后几个季度的增速趋缓，产出缺口趋近消失，过热风险基本解除。然而，2010年二季度以来，CPI与经济增长出现了背离态势，与此前通胀时期有所不同。

图23　产出缺口缩小，但CPI未如期回落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

图24　经济增速低于前两轮通胀期

2.粮食和猪肉供给保障好于此前通胀期

过去20年间两次主要通胀威胁的因素是粮价上涨（2004年）以及猪肉价格上涨（2007—2008），背景分别是当时的农业歉收和猪瘟蔓延。与以往相同，这轮CPI上涨也是由食品价格拉动的（见图25）。

图25　食品价格一直是推动CPI上涨的主要力量

不同的是，当前这轮物价上涨找不到明显的供给冲击。从粮食产量和消费量的比较看，2000年至2008年一直存在粮食缺口，其中2003年粮食产量大幅下滑，由此带来的粮价上涨成为2002年至2003年通胀的主要推动力。在2007年至2008年肉价大幅上涨前的几年中，生猪存栏量和能繁殖母猪存栏量一直保持在低位，相比之下，2009年至2010年的猪肉供应明显改善。

图26　粮食产量与消费量

资料来源:申银万国证券。

图27　能繁母猪与生猪的存栏量（万头）

资料来源:申银万国证券。

3.发达经济体面临通货紧缩风险，通胀输入压力小于2007年至2008年

在前几轮通胀期，发达经济体处于繁荣期，物价温和上涨，因而，国内外经济周期总体上是同步的，国内通胀有着明显的国际背景和显著的输入型特征。这轮国内物价上涨也有一定的输入特征（如在美元贬值背景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回升），但外部通胀环境要好于之前的通胀期（图28）。与我国物价上升相反，发达经济体面临着通货紧缩风险，失业率处在历史较高水平，经济复苏乏力，主权债务危机不断涌现。

图28　当前输入性通胀的压力不及2007年—2008年

四、货币供给和劳动力成本双重冲击下的周期嬗变

（一）新一轮通胀周期的各种解释

对于这轮经济周期尤其是物价上升，有多种不同解释，相应地也有不同的政策建议。有观点认为是因为现货和期货市场上的投机行为，有观点认为是输入型的通胀，包括美联储的数量宽松政策、热钱流入，以及国际大宗商品的走高。此外，有人认为2009年的刺激政策导致了总需求的扩张，带动了当前的物价上升。还有人强调中国经济中政策出现的结构性变化，特别是人口转变正在减缓劳动力供给的增长，以及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开始传递到非贸易部门。

表4对各种解释作了分类总结，并作了相应点评。结合此前对这轮通胀特点的描述，我们给出几点总结。

首先，外部因素对物价上升有一定影响，但国内因素是主要原因。发达经济体的M2增速并不快，物价保持在低位，国际能源等价格未达到历史高位，输入型通胀压力不及之前通胀期。此外，流入的热钱在规模上不足以诱发宏观层面上的物价走高。

其次，这轮物价上升是在经济复苏的周期性背景下出现的，但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不存在明显过热风险。2010年二季度以后，经济已经出现降温，到第三季度，非食品类价格有所上升，但经济总体上并未过热。

再次，食品价格的确是CPI的主要推手，但食品部门的保障要好于之前通胀期，且非食品价格也有明显上升。

最后，上述机制可以有效解释之前的通胀周期，这些机制在这轮通胀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相比之下，货币供给冲击和结构性因素对当前的物价上升有更大的影响。这些影响是中长期的，也使得这轮经济周期与之前有所不同。这也意味着这轮经济周期不会简单地回归危机前的轨道。

（二）货币供给和劳动力成本对经济周期的双重冲击

1.2009年至2010年的货币信贷扩张冲击

尽管次贷危机2007年夏天就在美国爆发，但直到2008年9月，国内政策还是以防过热、防通胀为主。但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倒闭后，货币政策出现逆转，经过短暂时滞后，信贷增量和M2增速从2008年11月开始急剧放大。经过一年的大幅扩张，M2增速在2009年11月达到30%的高点，此后又经过一年的调整，2010年10月份的M2增速仍达到19%的历史较高水平。同时，新增信贷在2008年四季度至2009年二季度间放出历史天量，2009年全年接近10万亿，2010年的信贷总量也处在历史罕见的高位。

理论上，以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主要就是从货币供给变动的名义冲击来解释经济周期的。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2009年至2010年的信贷和M2增速在一直较高的水平上又突然大幅提升，这将成为主导这轮经济周期嬗变的重要力量之一。这轮物价上涨中，此前较为稳定的M1增速与CPI之间的关联明显减弱，表明2009年至2010年超常的货币供应已经对正常的经济周期构成冲击。从货币的角度看，图29显示出这轮物价上涨有两点不同之处。一是在相似的CPI涨幅下，这次的货币增速明显较高，这是在经济未过热且食品部门供求基本平衡的情况下，CPI却持续攀升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之前M1增速一直是领先CPI约6个月左右，而在这次物价上涨中，M1增速在2010年1月就达到历史高点（39%）后，截至10月份，已连续三个季度处于下降通道，但CPI却仍未掉头向下。

并且，我们预计，修复异常的货币环境将非常缓慢，货币冲击的影响还将继续释放。自危机以来，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由危机前的8000亿美元增至2010年下半年的2.4万亿美元，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增长了200%；而中国在两年之内，M2余额也由45万亿元增长至2010年10月份的70万亿元人民币。美联储的资产负债上有近1.4万亿美元的超额储备，在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上的备付金率也高达20%以上（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18%，超额准备金率为2%）。消化如此巨量的过剩资金，以修复因危机而发生巨变的货币环境，将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

图30　向前调整6个月的M1增长率与CPI

图31　货币信贷冲击的修复要经过相当长时间

2.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经济周期的冲击

2010年的食品价格在供求大致平稳的情况下不断走高，一个重要原因是用工成本的上升。一个在用工成本—食品价格—生产生活成本之间相互强化的正反馈机制正在形成，这是前所未有的。

首先，这轮物价上升中，用工成本上升的作用明显加大。从2004年来，“用工荒”就不断出现，但2010年的“用工荒”在地区上从此前的沿海地区蔓延到了内陆省份，在时间上从此前的春节前后升级为全年存在。此外，2010年还出现了富士康“连跳”事件等空前现象，最低工资和市场化工资也都有更加明显的上涨。

其次，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机制有所显现。工资—物价的螺旋式上升是否会出现，取决于工资上升速度是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近年来，我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一直快速上涨，但国内物价和出口商品价格保持稳定，原因在于，工资上涨在很大程度上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抵消，单位产出的劳动力成本增速保持在低位。有迹象显示，上述情况已有所改变。图32显示，单位产出的劳动力成本增速在2009年有了跳跃性上升。

最后，并非巧合的是，在2010年用工成本影响突然加大的背后，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同时也经历了拐点。尽管严格意义上的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但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历史性地见顶回落。按照世界银行的相关统计，中国15岁至65岁的人口比重在2010年达到72%的顶点后就开始快速下降，至2050年将降至61%左右；同为人口大国的印度，其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将到2040年才会见顶回落。

图32　第二产业工资变动与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变动

注:单位产出的劳动力成本为（第二产业年工资总额/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长率；劳动生产率为（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年底就业总人数）的同比增长率；平均工资为（第二产业年工资总额/第二产业年底就业总人数）的同比增长率。资料来源:CEIC、课题组计算。

图33　中国的人口红利趋弱的负效应将会越来越强

（三）对这轮经济周期的预判

外部资本和外部市场同人口红利的叠加，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特别是“入世”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金融危机和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使得这一动力组合趋弱，中国二位数的高速增长时期可能结束。预计2011年的GDP增长率可能从2010年的10%左右下降到9%左右，此后数年，经济增速维持在8%—10%左右。

具体来看，消费将有一个长时期的较快增长，投资增速会相应有所回落，净出口增速预计也趋缓。总体来看，消费的增加不足以弥补投资和净出口的下降幅度，经济增速因此将有所下降，但在结构上，国民经济会更加平衡地增长。2011年和未来几年中，外部经济环境可望有所改善。美国经济中期不会出现有力反弹，但好消息要多于2010年，温和复苏的迹象有望增多，失业率会缓慢下降，通货紧缩的风险降低。欧洲经济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各国财政和经济状况的趋异还将拖累该区域经济复苏进程。同时，新兴市场经济体继续强劲增长，政策面继续领先发达经济体收紧。

在经济增速下降的同时，2011年的通胀率可能在2010年基础上进一步走高。首先，相比工业部门，劳动力成本在服务业营业收入中占比相对更高（20%左右），用工成本上升将会更多地通过服务业推升物价上涨。其次，通胀压力还来自今后一段时期政府债务的显性化和继续扩张。危机之中地方政府的隐性财政负担将逐步暴露。土地和房地产市场降温，将带来政府土地转让收入及相关税收减少，政府融资平台进一步扩张明显受限，政府或将发行更多债务。政府债务发行意味着支出的扩大，对于物价一般是向上的作用。最后，中国在“十二五”期间可能加快资源品价格和资源税改革，对物价也具有一定推升作用。

图34　中国新增劳动力的下降趋势（万人）

相关测算显示，如果2010年最后两个月CPI的环比涨幅维持在0.6%—0.7%的水平（8月至10月间CPI的月环比涨幅分别为0.6%、0.6%和0.7%），那么2011年CPI的翘尾因素将升至2.5%，达到2002年以来的次高水平⁽⁶⁾。若按照2002年以来当年CPI新涨价的平均水平来推算，2011年CPI新涨价因素大致在1.5%—2.5%之间，按此简单推算，2011年CPI全年的涨幅大致在4%—5%之间，个别月份涨幅有可能超过5%。

五、经济复苏背景下的货币政策:回顾与对比

我们从以下四方面简要回顾过去20年，经济复苏（以及过热）阶段的措施，尤其是货币政策的操作。

第一，抑制投资增长。这是抑制总需求的关键，也是中国宏观调控最为倚重的手段。体制性的投资冲动一直存在，这种冲动要么来自国有企业，要么来自地方政府。1993年的宏观调控“十六条”、2004年的“铁本”事件、2007年的房地产调控，都与抑制投资增长有关。200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严厉禁止重复建设”，2010年5月，温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表示要铁腕推行节能减排和抑制产能过剩，显然，抑制投资的政策已经被使用。

第二，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优先使用。首先是信贷控制，在经济从复苏到高涨时期，信贷规模都会按年、按季，甚至按月严格控制。其次是准备金率工具，在经济复苏趋势明朗时，准备金率通常会限于利率调整，一方面紧缩货币，同时可以宣示货币政策收紧。近年来，人民币升值压力显现，外汇占款迅速增加，准备金工具已经成为常用的货币政策工具。

第三，汇率经历重大变化。1994年，中国正式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并轨；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转向盯住“一篮子货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开始缓慢升值；2007年10至12月，人民币兑美元加速升值，从而“以升值抑制通胀”；危机之后，2010年6月人民币重新回到“有管理的浮动”，2010年9月底，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有所加快。

第四，利率调整。加息能够缓和负利率状况，并为经济降温，从而压低通胀水平，提高实际利率。从政策执行角度看，“降息是坚决的，加息是犹豫的。用（首次加息时负利率水平，加息前负利率持续时间）衡量管理层的容忍度，近四次的容忍度分别为（－5.04，7）、（－3.22，11）、（－0.18，4）、（－1.35，9）。

表6给出了2007年至2008年以及这一轮周期中宏观调控工具的使用，可以发现，各类工具几乎都已使用，但相比之下，货币政策还有一定的紧缩空间。总体来看，中国政策退出的步伐还滞后于实体经济周期尤其是物价上升的步伐。

表5　经济复苏和过热阶段的货币政策

表6　当前宏观调控政策与上一轮的对比

（一）坚决落实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环境正常化应适应经济周期转换

中央已经决定，2011年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鉴于经济增速的下滑，货币供应增长率也应相应下调。货币供给增长率应与货币需求变化相匹配，货币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与经济增长潜力相关。在增长潜力下降的情况下，如果货币供应仍维持在原有较高的增速，将会对物价上涨构成压力，并可能助长资产价格走高。2010年的货币供应增速目标为17%。考虑到经济增长潜力可能下降2至4个百分点，未来适度的货币（以及信贷）增长速度应该随之下调到13%—14%左右。从更长期角度看，考虑到我国已经偏高的M2/GDP比率再以较快速度增长的空间已经不大，M2增速超过GDP增速的幅度将会下降，未来货币供应量增长的理想速度还有可能进一步降低。

（二）人民币温和可控升值，对冲通胀压力，逐步实现对外基本平衡

随着刘易斯拐点的临近，劳动力成本有可能加速上升，保证国内物价和人民币汇率同时稳定的难度会不断加大。就大国经济而言，通过汇率调整通胀压力和内外经济失衡的成本，通常要小于用国内紧缩政策作出调整。完全依赖涨工资调整实际汇率，会对国内通胀造成较大压力。这中间的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机制尤其值得关注。人民币升值能够部分替代工资上涨，抑制工资上涨过快。此外，升值和工资上升之间还有一定的互补关系。汇率升值有利于控制国内整体的通胀水平，从而为工资上涨提供空间，并能够提升货币工资的购买力。此外，工资上升不仅会增加出口企业成本，也会增加非出口企业的成本；而升值则是有对针对性地增加了出口部门的生产成本，从而更好地调节内外失衡。

（三）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相互配合，更多关注资产价格

为控制国内通胀并引导经济实现内外平衡，人民币将在较长期面临升值压力。本币升值与资产价格上升有一定关联，但并没有必然联系。一些人认为日元升值是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期资产价格泡沫化的根源。应该注意的是，与日元同启升值进程的还有德国马克，德国经济并未遭遇类似日本的泡沫化，尤其是德国的房价保持了相对稳定。这种区别是与国内的货币政策分不开的。与日元升值相伴随的是，日本长期实施了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以期抵消本币升值对日本企业的冲击；相反，当时德国的货币政策则保持了稳健。

这中间有两个问题需要关注。一是本币升值应配合货币政策的收紧，尤其是要将利率提升到合理水平。本币升值伴随着国内资产价值的重估，容易诱发资产价格泡沫，这时收紧信贷，提高资金成本，降低投资者的杠杆率，有助于控制金融风险。有观点认为，如果在本币升值时期加息，会招来更大规模的热钱流入，进而加大国内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的压力。应该指出，热钱流入之后更多地是进入资产部门，而不是存在银行。加息有助于抑制资产价格尤其是房价的走高，因而有助于抑制热钱流入。二是在相当长时间里要保持资本自由流动有一定的限制。许多发达国家存在或多或少的资本管制。在人民币缓慢升值和经济中存在明显结构性问题及套利空间的情况下，我国进行一定的资本管制更为重要。即便对资本流动有一定限制，也不会严重影响人民币迈向可自由兑换和人民币走出去的进程。

（四）避免长时间负利率，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有不少时间都处于负利率时期。相对便宜的资金成本，鼓励更多地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这种投资推动的增长模式在刘易斯转折期还可能进一步加剧。在供求力量的作用下，劳动力成本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保持较快增长，而其他多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也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而处在上升通道。在此背景下，如果利率水平得不到相应提升，资金相对于其他要素的成本会变得更低，因而会导致更大的经济结构扭曲，调结构也会变得更加困难。避免长时期出现负利率，要求在刘易斯转折期注意利率工具的利用，稳定通胀预期，特别是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迄今为止，我们已经部分实现了利率市场化，从2004年10月开始实行“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未来的利率市场化可以大致遵循以下路径，先允许贷款利率市场化，再允许存款利率市场化；先允许短期利率市场化，再允许长期利率市场化；推进整个利率体系的市场化，并考虑将利率调控的对象由存贷款利率向市场拆借利率过渡。

（五）在关注经济波动的同时，关注经济结构的变化

有多种机制可以导致经济波动的放缓，机制不同意味着波动放缓的可持续也不同，相应的政策含义也不同。与西方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波动放缓有一些不同之处。作为一个后发的转型大国，市场化、全球化进程以及产业结构的剧烈变化，对中国经济周期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此外，中国经济周期背后还有着明显的结构失衡。分析显示，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结构调整有助于中国经济波动继续下降。为此，宏观政策不仅要关注宏观经济基本面本身，还要努力促进经济运行机制向着减少波动的方向改善。

（六）从宏观审慎角度关注经济复苏背景下的金融风险

在经济复苏背景下，不存在明显通货膨胀背景下的资产价格高涨对货币政策提出了特殊的挑战，这时央行面临着相互冲突的两个目标，而只有一种工具。央行通常选择的是，以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容忍资产价格走高。历史经验显示，这种政策的长期风险是很大的。为此，政策当局应该跟踪考察经济活动、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特别要关注高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环境下，宽松的流动性格局所造成的过高的杠杆率和金融工具的期限错配。从宏观审慎监管的角度，评估整体流动性状况，以及流动性在各部门的分布和流动。宏观调控更加关注资产价格，并引入相应的逆周期机制，抑制金融投机。中国人民银行应开发更多调控手段，同时加强与其他金融监管的协调，以弥补将利率作为单一政策工具的不足。在危机后的金融监管改革中，央行被赋予了更多系统性金融监管职能。当一般物价稳定而资产价格大幅上升时，加息会加大产出缺口，此时可以启用更有针对性的调控资产部门的手段，比如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降低杠杆率。这样政策组合可以在实体经济部门和资产金融部门之间做到更好的平衡。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调查统计研究部）

(1)感谢实习生张萌的部分数据收集整理工作。

(2)总产出的增加，即经济增长有两种源泉:一是增加要素投入；二是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在剔除要素（资本和劳动）投入增长之后，剩下的由技术进步、制度变革和规模效益等因素导致的产出增长，即后一种增长源泉。参见傅勇、白龙:《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其分解（1978—2006）》，《金融研究》2009年第6期。

(6)2007年10月份之后出现了CPI环比涨幅的连续快速攀升，导致2008年CPI的翘尾因素高达3.4%，当年CPI涨幅达5.9%。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让我们重新回到一百年前，跟随国泰君安宏观团队的步伐，重走一遍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与无数追梦人一起，重温昨日，审视今天，展望未来。

1921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兴起，中国经济的百年发展开启了新的篇章。回望百年经济变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实现了从“贫困陷阱”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1）我国GDP占世界的份额从不足5%提高到23%，人均GDP从100多美元提高到超过1万美元，经济结构完成了从农业为主向工业为主、再到服务业为主的转变；

（2）我国工业部门经历了轻工业为主、重工业优先发展、轻重工业均衡发展、重工业再次为主的发展路径，轻重工业比例从“七三开”变为“三七开”；如今中国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的国家；

（3）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恩格尔系数从建国前的60%降至30%以下，耐用消费品经历了“三大件”“四大件”的转变，多样化、个性化正在成为消费的新潮流，“洋货”也正被国潮所逐步替代；

（4）我国对外贸易实现从贸易赤字向“世界工厂”的转变，贸易盈余一度达到近6000亿美元，同时在全球贸易分工中的地位不断攀升。随着产业链迁移进程，未来中国将进一步成为“世界市场”。

中国经济增长全景图。一百年征程，我们如何从一贫如洗到繁荣富足：

年：初期在革命与战争之中步履维艰，日暮途远，经济走向崩溃边缘；

年：国民经济快速修复，曲折中的前行，迸发前的积蓄；年：改革开放大旗飘扬，从“老三件”到“新三件”的民生改善；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东方巨龙准备腾飞；年：感受世界脉搏，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外向型拉动显著；年：经济新常态，共产党带领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阶段。

未来的三大挑战与机遇：

（1）总人口拐点，中国将失去第一人口大国的头衔，但机遇主要在三孩、工程师红利、适老消费及服务；

（2）共同富裕有望从理想照进现实，浙江示范区第一步已经迈开，中国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苗头已现；

（3）碳达峰和碳中和对能源结构、工业流程、交通方式、生态环境、绿色金融体系等带来的一系列变革。

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回顾了中国经济增长所实现的伟大成就，如何从步履维艰到巨龙腾飞。百年之后的今天，每一个中国人依然在历史的洪流中前行，通过百年经济梳理，我们想向各位读者传达的是一份自强不息的乐观精神，一份面对时代褒贬分明的态度，一份对国家更加强烈的荣辱感。

1.1 经济地位先降后升，产业结构实现高级化转型

百年间，中国经济地位实现先降后升的历史性跨越。中国GDP占世界的份额从不足5%提高到23%，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一；人均GDP从100多美元提高到超过1万美元[1]，从一个极端贫困国家跃升为上中等收入国家。不仅如此，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将在未来五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1.2  工业体系实现从无到有再到强的历史性飞跃

百年间，中国工业部门经历了轻工业为主、重工业优先发展、轻重工业均衡发展、重工业再次为主的发展路径。从经济规律来看，工业化一般经历从轻工业为主向重工业为主的发展历程。建国前，中国工业部门以轻工业为主，符合工业化早期的基本特征，原因是民族资本尚处于幼稚期，未能给发展重工业积累足够的原始资本。到建国时，中国重工业占工业部门比重仅有30%。建国后的30年间，为迅速建立起工业基础，打破国外敌对势力的威胁，我国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重工业占比曾一度达到66.7%；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末，为着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重工业部门占比有所回落，轻重工业部门基本处于均衡发展态势；21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重工业比重再次迅速提升，占比达到70%以上。如今我国仍是一个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国家。

轻重工业部门转换的背后是我国工业门类的日趋齐全。建国以前，我国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等部门几乎是空白，体现了建国前轻工业为主导的特征；建国后，在前期苏联援助和后期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下，我国重工业部门的版图日趋完善；改革开放后，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自主研发，我国又逐步建立起通用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等高端装备制造业门类。完整的工业门类为我国抵御外部冲击提供了有效的缓冲。

伴随我国工业部门变大变强，人民生活水平也在持续提高，首先反映在食品等基本生活支出占比的下降。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从建国前的60%左右下降到如今的30%以下。20世纪20-30年代，我国城镇居民的食品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始终在60%左右徘徊。建国后到1978年，由于实行重工业有限的发展战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为缓慢，但恩格尔系数仍然从1949年的60.25%降到1978年的57.5%；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和轻重工业结构的渐趋合理，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快速下降，到2015年首次降到30%以下。

建国以前，国内消费市场基本集中于北平、上海等少数大城市；新中国成立后，每十年更新换代的耐用消费品都打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20世纪50-70年代，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等被称为“三转一响”的四大件是生活质量的象征；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轻工业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四大件”逐渐被彩色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大件”所取代；20世纪90年代则是通讯娱乐大发展的时期，BP机、大哥大成为身份的象征。1994年4月20日，我国成功实现与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正式进入互联网时代，随后个人电脑走进千家万户；与此同时，空调、吸尘器等高档家用电器也在城市和乡村逐渐普及。

进入21世纪，多样化需求催生消费行业大繁荣，“大件”的概念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现在中国人的家庭中已经没有人能数得清家里有多少“大件”，多样化、个性化逐渐成为消费潮流。各个领域的“洋货”也正在被国潮所逐渐替代。

1.4  从贸易赤字、“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全球贸易分工地位显著提升

近代以来的中国对外开放是从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开始的。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百年中，中国成为列强的商品倾销地和资本输出地。但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工业体系完善和对外开放政策，我国走出一条从“出口导向”到“产业升级”的转型之路，不仅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在全球贸易分工中的地位也在不断攀升。

百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实现了从赤字到“世界工厂”的转变。

从20世纪20年代到建国初期，我国对外贸易在大部分年份均呈现赤字状态。特别是在建国初期，由于苏联的大规模援助，我国的贸易赤字曾达到3.2亿美元。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国也由于引进美国等西方国家大量先进技术和生产线导致巨额贸易赤字。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对外开放步伐加快，“出口导向”型发展道路使得中国开始承担世界工厂的身份，特别是全球第四次产业链迁移过程中，我国贸易盈余迅速扩张，2015年达到最高的5900亿美元，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未来随着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以及在全球产业链上向上迁移，中国将进一步从“世界工厂”变成“世界市场”。

从全球分工来看，百年间中国实现了出口初级农产品向出口高端装备产品的转变。在从贸易赤字向贸易盈余转换的同时，我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分工地位也在不断爬坡。1937年，我国出口结构以农产品和矿产为主，而进口品包括初级工业原材料以及工业设备，体现了典型的基础工业薄弱、出口产品价值量低的特征；而到2015年，电机电气、车辆零部件等已经成为主要出口产品。

1920年至1949年，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之下，中国经济步履维艰。建党后的经济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段为1920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国民经济在该阶段仍然实现了一定发展，GDP年均增速达到2.6%，其中在1933年至1936年GDP年均增速更是达到了3.3%，创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新高。第二段是1937年至1949年的战争时期，该段时期中国GDP快速下降，同时伴随着恶性通胀和金融系统的崩溃，国民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

1920年至1937年，国民经济虽然发展较快，但主要由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主义发展拉动，代表进步力量的民族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升反降，严重受到压迫。彼时，外国资本在中国工业产业中份额很高，有些行业占比甚至超过50%，特别是在使用现代机器生产的工厂中占比更高。

虽然这个阶段中国工业和城市有所发展，但与西方国家相比，仍然非常落后，中国总体上仍是一个农业社会，以1933年为例，农业人口占比仍高达73%，非农业人口仅约27%。农业是中国经济的主体，占比超过50%，但农村地权分布极不均衡，前10%的地主占据了将近60%的土地。

1920年至1936年，中国工业快速发展，但随之而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打断了中国工业的进程。从结构上来看，中国工业发展水平并不高，以1933年为例，手工业生产在绝大多数行业中仍占主导，现代机械生产只能居于次要地位。

在这刚开始的十几个年头里，中国人对建设国家的热情高涨，在1912年至1927年里，中国年均新建铁路228公里，而这一数字在1928年至1937年就跃升至877公里。但抗日战争阻断了这样的进程，铁路建设降到了仅约558公里。铁路客运和货运量也出现快速下降。

货币金融方面，由于国民 党政府在战争中没有严肃的财政纪律要求，大量财政赤字由中央银行印发纸币填补，导致通货膨胀急剧上升，1948年物价相较于1937年上涨了287万倍，纸币形同废纸，金融体系完全崩溃，经济濒临崩溃边缘。

2.2 ：曲折中的前行，迸发前的积蓄

新中国的建立，让中国人民告别了混乱与屈辱的过往，也为中国经济展开了新的篇章。在这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为改革开放后40年打下了坚实基础：

（1）形成了完善的、独立的、具有相当规模和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尤其是重工业），为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均衡、持续、稳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2）国防事业初步实现现代化，尤其在核武器、导弹、人造卫星等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提供了坚实护盾和有利的国际地位、国际环境；

（3）文化教育事业快速发展，不仅基本扫除了文盲，还培养了大批高精尖技术性人才，为改革开放后的科研快速发展建立了人才储备；

（4）公有制经济、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等其他重大成就。

1949年至1978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分别是1949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3年至1957年工业化的起步时期，1956年至1966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时期，1966年至1978年的“文化 大革命”劫难和两年徘徊期。

1949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从崩溃边缘恢复：

建国初期，在遭受长期战争破坏和国外资本、国内官僚资本的压榨后，国民经济已经走到崩溃边缘，工农业生产全面下降，恶性通胀横行。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有效恢复：

（1）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实施农民土地私有制，促进农业恢复和发展；

（2）在城市，没收官僚资本、国外资本，建立国营经济；

（3）通过“三反”、“五反”运动建立对资本家的监督与管理；

（4）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合理调整，与国营经济建立密切联系；

（5）同时采取措施稳定物价。

至1952年，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工农业生产均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为后续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3年至1957年工业化起步时期的“一化三改”：

（1）“一五”计划顺利完成：借鉴苏联经验，中国共产党制定五年发展计划，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到1957年，各项经济指标超额完成，开始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面貌，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形成了四大重点企业（鞍山钢铁公司、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机床厂、沈阳飞机制造厂）。

（2）“三大改造”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到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起来，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当然该时期同样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改善有限；建立过于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降低了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等。

1956年至1966年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经济：

（1）中共八大是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的良好开端，正确确定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并提出“反保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是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次成功探索，但其正确路线未能在后续的实践中坚持下来。

（2）当然阶段性也出现过一些问题，“三面红旗”的提出：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忽视了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直接导致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国民经济造成重大破坏。

（3）国民经济的调整：1960年冬，在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后，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纠正“左”倾错误，缩小公社规模，停办集体食堂，开放自由市场，精简职工，充实轻工业等，促进了国民经济好转，至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基本完成。

1966年至1978年“文化 大革命”劫难和两年徘徊期：

思想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动 乱逐渐扩展至经济领域，国民经济再次受到严重冲击，工农业生产停滞甚至倒退。“文化 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进入1976年至1978年的两年徘徊期，国民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同时也受到了“两个凡是”方针的干扰。但在这一阶段，中国成功试爆第一颗氢弹，并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虽然有徘徊踌躇，但中国人民永远没有停下向前步伐。

2.3  ：改革开放大旗飘扬，从“老三件”到“新三件”的民生改善

改革开放大旗飘扬，我国开启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进程。

在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然而受重工业优先发展等政策导向的影响，1978年的中国经济处于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人民生活困难的落后状态。面对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境，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第二代 领导集体在1978年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经济由此进入以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为动力的持续高速增长时期。改革开放伟大的壮举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启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进程。

这一历史进程从四个方面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增长动力：

（1）从1978年开始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极大地释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由此进入快速发展轨道；

（2）1984年以后城镇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推行厂长负责制改革，调动了城镇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乡镇企业和集体经济进入快速发展状态；

（3）整个经济体制从严格管控的计划经济逐步转向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商品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市场调节作用逐渐提升，为整个经济活力不断增强奠定了制度基础；

（4）1984、1985年分别颁布了《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关于城镇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户籍管理制度趋于放松，人口流动管制放松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支持。

1978年底，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经济正式启航，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业、轻工业、服务业快速发展，生活资料的充足供给带动人民消费的积极性，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因。

面对人民生活困难、生活资料短缺的问题，我国加大对于农业、轻工业、服务业的支持力度。在年间，我国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3%，相较于改革开放前的30年大幅提升了3个百分点；服务业的增加值提升的幅度更为明显，从5.9%提升至11.2%，其增速已经超过第二产业。从第二产业分项来看，轻工业总产值增速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年均增速达到13.1%，重工业则由13.2%的高增速回落至11.4%。

随着改革的深化以及农业和轻工业的快速发展，我国食品和工业消费品供给不断增加，生活资料的短缺状态得到缓解，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快速增长，并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需求动力。我国居民消费对于GDP增长的贡献率在该阶段基本维持在60%~80%之间，是带动经济发展最快的一架马车，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从“老三件”到“新三件”的变迁，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老三件”和彩电、洗衣机、电冰箱等“新三件”在改革初期相继涌现，在党的改革开放战略方针下，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新的户籍管理制度给我国城乡富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便利，农村劳动力向城镇非农产业转型，我国逐步从“做大蛋糕”向“分好蛋糕”转变。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乡均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1984年以后城镇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推行厂长负责制改革，调动了城镇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乡镇企业和集体经济进入快速发展状态，城镇集体单位的就业人数由2048万人迅速提升至3628万人，乡镇企业则由2827万人飙升至9609万人。

198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和1985年公安部颁布《关于城镇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之后，人口流动管制放松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支持，从就业结构来看，这段时期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力增速较快，分别由6945万人、4890万人提升至14015万人、12378万人，而农业的劳动力则变化不大，这主要是由于在新的户籍管理制度下，农村富余劳动力能够自由地流向城镇，在这一系列的就业政策支持下，我国逐步从“做大蛋糕”向“分好蛋糕”转变。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党引领时代的关键一招。从经济基础层面看，改革开放有力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提高了我国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从上层建筑层面看，改革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极大改善了生产关系，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从改革维度看，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开始了从改革旧体制、建立新体制到在新体制下实现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转化；从发展维度看，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开始了从“做大蛋糕”、物质追求到“分好蛋糕”、全面发展的转化。历史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2.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东方巨龙准备腾飞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式建立，我国在年间的经济增速中枢破“10”，GDP规模提升2.3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由于1988年4月中国进行了价格双轨制并轨的“物价闯关”改革，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抢 购风潮，并于1988年9月份暂停，整个经济也被迫进入整顿经济秩序的调整状态，我国经济增速由1988年的11.2%降至1990年的3.9%，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之后，中国对外开放力度加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经济活力得到激发，经济增速大幅度提高。在该阶段，我国经济增速中枢来到了10.36%，GDP规模提升了2.3倍，人均GDP达到了8716.68元，折合美元约1052美元，超额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即到2000年人均GDP达到800到1000美元、GDP规模比1990年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消费强势不减、结构改善，外资大幅流入，内外需同时发力，助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从消费需求看，这一时期城乡居民消费规模快速扩大，由2441元提升至7050元，增加了2.89倍，同时消费结构显著改善，食品消费占比由52%下降至41%。从外需来看，这一时期利用外资规模与出口规模的快速扩大，对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外商直接投资（FDI）由110亿美元增至469美元，提升了4.26倍，出口则由849亿美元提升3.13倍，达到了2661亿美元，在内外需的双重拉动下，我国经济开始步入快车道。

2.5  ：感受世界脉搏，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随着2001年底加入WTO，我国经济发展再上台阶，全球经济趋于一体化。

年间中国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保持了国家发展战略与决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为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在2007年之前，我国正处于加入WTO的红利期，因而经济增速持续提升，达到了11.37%的年均增速；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WTO的红利期结束，我国经济开始回调，在年间经济增速中枢回落至9.42%。

总体上，2002年到2012年是中国经济年均增速最高阶段，GDP年均增速达到了10.43%，扣除价格因素，2012年GDP规模比2002年增长了2.73倍，超额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步发展目标所要求的十年增速翻一番的规划目标，人均GDP达到39874元人民币、6319美元，超过2012年世界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平均水平，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加入WTO之后，我国出口迎来了飞速增长阶段，重工业和轻工业全面受益，我国成为“世界工厂”。

受益于WTO红利，从2008年到2012年间，我国出口总额迅速提升，随后由于金融危机出现了小幅回落，总体来看，我国在这段期间出口总额从3256亿美元提升至20487亿美元，实现了6倍以上的增长，其中机械及运输设备是我国出口产品的主力，其占比从39%提升至47%，此外轻纺、橡胶、矿业产品的出口对于我国经济的贡献也较为重要。

工业品的大量出口为我国的工业发展带来了便利，其中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总产值年均增速分别达到了22.4%和15.6%，我国逐步成为“世界工厂”。

2.6  ：共产党带领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阶段

自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站在宏观经济角度来看，供给侧和需求侧均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的重点逐步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

（1）外部来看，07-08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始终乏力，在此环境下出现了“逆全球化”倾向。而中国主动调整增长目标，转向高质量发展，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经济全球化再平衡，为世界经济注入强劲动力。

（2）内部来看，我国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挑战，如人口红利消退、杠杆率快速攀升、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等，中国经济的改革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这些问题被一一化解或正在克服过程中，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实力再上台阶，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大关，相比2012年增长88.6%，占世界经济比重从11.5%升至17%，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已超过30%。

供给侧的新变化。人口红利逐步消退，工程师红利却渐渐酝酿发酵。资本积累、人口增长、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速的见顶回落，经济增速下降也在所难免。2010年之后，我国经济增速是逐步下降的，在此期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速也处在不断下降过程中。但同时，我国也积累了大批高学历、高质量劳动力。劳动力增速在下降，质量却在提高，工程师红利逐步取代人口红利成为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我国PCT申请量在2008年以后快速增加，先后超过英国、韩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自2019年起位居世界第一。

发展模式转变，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制度红利不断释放，粗放式发展逐步转向高质量发展。除劳动力因素外，实际GDP增速的下滑也反映出前期粗放式发展难以再持续下去。2010年之前在“四万亿”及一系列后续政策的刺激下，GDP高增速得以维持，但同时也带来了杠杆率急剧攀升、部分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2013年政策层提出了“三 期叠加”的说法，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2016年提出了供给侧改革，以改革开放和结构调整的新进展巩固经济社会稳定大局，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2017年提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三大攻坚战”。防范风险方面，到2019年，除居民部门杠杆率有所提升外，企业部门由2016年的158%降至153%；地方政府由2014年的23%降至20%，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取得明显进展。除此之外，污染防止、精准脱贫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2020年已经实现了贫困县全面清零。

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的提升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得益于改革的持续推进，以及国家采取的配套财政、金融、产业、物流等一系列积极政策，极大地激发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即使在疫情爆发的2020年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2020年全年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仅2.8%，但高新技术产业则保持了7%以上的增速。正如随着产业结构从农业转向工业，在此期间，产业结构也悄然发生变化，随着高新技术产业占比的不断提升，我国产业结构也从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不断过渡，与之伴生的是更多劳动力进入服务业，从而带来服务业占比的不断提升，到2019年服务业占比达到63.5%，相比2012年提升18.5%。

需求侧的新变化。首先，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消费升级渐次进行中。从总量上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在减弱，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在增强，其背后是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从消费构成上看，居民消费结构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服务消费、可选消费占比明显提升，消费升级的概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消费类型正处在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传统型消费向新型消费的转变期。

城市化向都市化迈进，要素集聚的规模效应为服务业发展铺垫基础。2019年我国城镇化率为60.6%，比2012年的52.6%增长了8%，城镇化发展正逐步走向成熟。迈向成熟的标志一方面是随着快速工业化进程的基本结束，城市化率快速提高的进程暂告一段落。另一方面是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的过程，逐步转变成人口从小城市向大城市进一步集聚的过程。在这一转变中，人口和要素的进一步集聚，带来了与集聚相关的规模效应，也成为服务业发展的沃土。

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突如其来，但是疫情冲击彰显了我国的制度优越性。在内部防控方面，无论是疫情爆发初期的快速反应和果断决策，还是举全国之力建设方舱医院阻断传染，中国展现出的实力和速度有目共睹。在协助全球防控方面，我国第一时间向疫情严重的国家捐赠防疫物资、分享抗“疫”经验、向有需要的国家派遣医疗专家团队、同各方开展联合研发和科技合作。疫情之下，我国以一个文明大国的姿态，协助多国抗击疫情，共克时艰，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彰显了一个大国的担当。而全球应对疫情差异也彰显了我国制度和我党领导的优越性。

3.1 总人口拐点将至，三孩与老龄化时代的意味着什么？

未来5~10年，除了将迎来总人口拐点，中国还将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失去第一人口大国的头衔。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中国始终是毫无争议的第一人口大国，但是在未来5~10年里这一历史“铁律”即将发生改变。根据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测算，印度总人口将在2027年首次超越中国，并在之后长期保持对中国的人口数量优势。

人口政策已经开始转向，三孩和配套生育支持政策即将全面实施。5月31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我们梳理后发现，政治局会议提及的支持政策包括了税收和住房支持、产假和职场制度、公共服务、观点倡导这四类。6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决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预计三孩政策即将落地。

人口问题将成为中国未来社会中最大的挑战，但只要妥善处理，同样能带来机遇，我们认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三孩及配套的生育支持政策有望减缓出生人口下滑的趋势，较未推出政策的情形下增加新生儿每年150万左右。剔除二孩堆积效应后，目前我国总和生育率约为1.1。我们预计当前政策能够将长期总和生育率水平提升0.2至1.3左右，那么较没有三孩和生育支持政策情形下，每年将增加新生儿数量150万以上。

（2）人口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转变，工程师红利带动高端制造崛起。老龄化加深的趋势无法逆转，智能制造的大时代即将到来，人工替代与工控系统前景无限。主力劳动年龄人口（15~49岁）将在“十四五”期间下降近5000万人，应对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工程师红利的对冲，另一方面就是人工替代背后的设备与工控系统的进一步覆盖。过去几年这一趋势已经汹涌来袭，随着中国劳动人口下行最迅猛阶段的到来，因此上述领域的成长空间将进一步被打开

（3）老龄化带动消费率提升，适老消费和服务的空间广阔。老龄化在初期将提升消费率，但随着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长期对消费率可能也会产生拖累。在结构上，由于老龄化的到来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变化，耐用消费品的快速增长可能在2021年前后接近尾声。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服装等消费需求将迎来高速发展期，到了2030年之后，随着70岁以上老龄人口增多，养老看护将迎来告诉发展阶段。

3.2  共同富裕示范区落地，理想已经照进现实

中国仍然存在一定的贫富差距问题，并且疫情后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情况有所改善，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0.491降至2019年的0.465，但是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属于相对较高的水平，主要经济体中仅略低于巴西，和欧美发达经济体差距较大。新冠疫情以来，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受冲击更大，居民收入中位数的同比增速重新低于人均收入同比增速，反映了收入差距出现扩大趋势。

在党的带领下，共同富裕的理想即将照进现实，无数人在课本中所读到的内容已经正式落地，浙江省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迈出第一步。

“十四五”《规划》中强调，到2035年，“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6月1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共同印发了《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给浙江制定了“每年有新突破、5年有大进展、15年基本建成”的目标。

6月11日，浙江省委通过了《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年）》，提出了到2025年的主要目标，包括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3万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5万元，数字经济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达到60%，地区人均GDP最高最低倍差缩小到2.1以内，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最低倍差缩小到1.55以内，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1.9以内，家庭年可支配收入10万-50万元的群体比例达到80%、20万-60万元的群体比例力争达到45%等等。

3.3  以再次改革开放的决心向碳中和进发

考虑到我国人口数量、发展速度、经济规模以及资源禀赋，要用30年走完欧美国家走了六七十年碳达峰碳中和道路，没有再次改革开放的决心是无法做到的。我国当前尚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能源消耗量及碳排放量仍处于“双上升”阶段，而主要发达国家已处于工业化后期，CO2排放量逐步下降，欧盟于2006年达到能源消费高峰，同年达到碳排放高峰；美国于2007年达到能源消费高峰，同年达到碳排放高峰；加拿大、日本也均已实现碳达峰。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从CO2排放达到峰值到“碳中和”普遍有50~70年的过渡期，而我国从2030年达到峰值，再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过渡期只有30年。

因此未来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挑战远超发达经济体，这将在五方面带来变革：一是能源结构的变化，二是工业部门的升级，三是交通部门的转型，四是“绿水青山”的增加，五是碳交易市场绿色金融等一系列制度变革（参见国君宏观“碳中和系列报告”）。

建党百年之际，我们回顾了100年征程之中，中国经济增长所实现的伟大成就，如何从步履维艰到巨龙腾飞。回到现实，中国经济依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到隐性债务、资产价格泡沫，小到看病上学就医，外有大国博弈的冲击，内有改革深水区的挑战。百年之后的今天，每一个中国人也依然在历史的洪流中前行，在前行之中，我们无法改变社会“内卷”的延续，也无意去打扰某些赶路人阶段性的“躺平”，通过百年经济的梳理，我们想向各位读者传达的是，一份自强不息的乐观精神，一份面对时代褒贬分明的态度，一份对国家更加强烈的荣辱感。中国经济的发展固然离不开制度、文化优势的传承，但宏观叙事的背后是各行各业每一个鲜活微观个体的行进。献礼百年建党，国君宏观团队祝福党和国家繁荣富强，也祝福每一个奋勇前行的赶路人，每每在抬头之际都能看到繁星满天，心火不灭，脚下生风。

[1] 资料来源：《剑桥中华民 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