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在奈良的第二天一大早，从酒店退房来到奈良近铁站，存下行李回到门前的公交车站台，搭乘往西南方向的70或者72公交车大概20分钟，就来到了唐招提寺。

从车站到寺庙大门，下车其实还要往东走个十分钟。一路上四周都是农田水渠，一派乡野风光——别看这里现在已经完完全全是个村儿，但是在当年，却是奈良时代日本首都平城京的核心地带，唐招提寺最早是由一座贵族府邸改建而来，差不多和东大寺是同时期建造，但是就地段来说比东大寺这种国家级寺院还要好。然而“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当时的宫室殿阙已经一概湮灭无闻，最早的那座东大寺也早已化为尘土，只剩下眼前这片郁郁葱葱农田树木掩映下的唐招提寺，以及它对面那座药师寺中的东塔，仿佛还在诉说着这里一千三百年前的辉煌。

说到对面那座药师寺，里面还供奉着二战时日军占领南京后从中国强抢过来的玄奘法师的遗骨——明明是掠夺，却好意思自我标榜是“弘扬佛法”——因为存着这层芥蒂的缘故，再加上药师寺本身文物只有一座东塔是原装——偏偏现在还在大修，所以我们没有进去参观。

与药师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一路之隔的唐招提寺——这里表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中国式的气度、以及胸怀。这里似乎有某种精神穿越了一千多年的时光，时至今日都深深地打动着人心，让无数人为之动容。

在这里，有一个名字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那就是鉴真和尚。

鉴真和尚是扬州人，生活于中国的盛唐时期，幼年就开始学佛的他天资聪颖同时又得遇名师，所以很快就学有所成，经过十余年的辛勤传教，门徒达到四万人之众，成为扬州一带首屈一指的佛教律宗大师。

鉴真所修习的律宗，讲究的是严守戒律，持戒修行，对于僧人的约束非常严格。而在当时的日本，虽然佛教已经开始广泛流行，但是各种戒律不明缺少约束，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自称佛教徒私自修行，佛教界仍然是一片混乱，此时的日本正缺少可以按照规则正式授予修行者僧人资格的高僧。有鉴于此，两名日本僧人荣睿、普照受日本佛教界嘱托，跟随政府的遣唐使船队来到中国，他们花了十年时间在中国寻找合适的人选，最终辗转找到鉴真，恳求大师前往日本传戒。鉴真受其诚意所感动，同时也出于弘法的目的，慨然应允，准备东渡。

然而鉴真的东渡之旅却无比曲折，并付出了他所意想不到的巨大代价——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航海技术还不成熟，无论船只的建造水平还是对季风的掌握都不够，人们还未能像后世宋代“海上丝绸之路”那样可以在海上来去自由，而另一方面唐朝官方严禁私自航海出国，对于鉴真这样有德高僧的“移居海外”更是严防死守，也给鉴真的计划制造了很大障碍。鉴真前前后后尝试了五次渡海全部失败，其中一次是因为预备同行的朝鲜僧人嫉妒诬告，一次是因为扬州留下的弟子和僧众万般不舍，遂向官府告发，剩下三次都是因为在海上遭遇风暴而未能成行——其中第五次最为惨烈，接连遭遇风暴船只被毁，一直在海上漂流到了海南岛，后辗转来到广州，这期间日本僧人荣睿和鉴真的高徒祥彦病逝，已经六十多岁的鉴真水土不服，又受到一系列挫折打击导致突患眼疾，经医治无效后最终双目失明。

最终在第六次，正好赶上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和阿倍仲麻吕（也就是在唐诗中经常出现，与王维、李白他们经常相唱相和的晁衡，是不是瞬间穿越到《妖猫传》？）回国，他们来到扬州邀请鉴真一同东渡日本，鉴真再次毅然同意。此时唐玄宗为了阻止顶尖人才外流，已经明确下旨不许鉴真东渡日本，在用尽障眼法，躲过一系列官府设下的拦截之后，秘密搭乘遣唐使副船的鉴真这次终于得偿所愿，踏上了日本的土地。

吊诡的是，虽然这次鉴真搭乘副使船安全抵达，藤原清河和阿倍仲麻吕所搭乘的主使船却遭遇风暴，最后竟一路漂流到了越南，同船使者除了他们两人外绝大多数被土著杀害。他二人颠沛流离终于回到长安，最终葬于中国，再也未能返回故土。

第六次跟随鉴真一同成功抵达日本的中国人一共有十四名中国僧人和三位女尼，鉴真一行受到了日本国内朝野上下一致的热情欢迎，鉴真被尊为“传灯大法师”，被授予了统领日本国内佛教事务的最高权利。而鉴真也是不负所托，严格制订了各项佛教戒律，开设戒坛为日本僧人正式受戒，为日本佛教的正规化，并最终成为日本的国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鉴真东渡对日本的帮助远远不止宗教界，随同鉴真一同传入日本的，除了佛教制度的正规化，还有一整套与其相适应、源自大唐的先进文化知识体系，包括医学、建筑、雕刻、绘画以及文学各个方面。比如说鉴真本人就精通医学，将当归、柴胡、苦参、地黄等一系列中国中草药引入日本，成为如今日本汉方药的奠基人。而且就像是南宋藉由禅宗传入的“禅宗样”建筑模式一样，随同鉴真传入日本的同样也包括建筑样式上的一次革新，将大唐最流行的建筑模式也带入日本。由于鉴真东渡发生在日本的天平年间，这一建筑样式在日本被称作是“天平样”——而唐招提寺就是“天平样”建筑中最杰出的代表。

进入唐招提寺的大门，迎面而来的就是整座寺庙最中心的建筑金堂——这种中轴线布局和我们前面在京都看到的其他日本寺院明显不同，别具一番坦荡和大气。自从公元770年建成至今，唐招提寺金堂作为“天平样”建筑规模最大最优秀的范例，经历将近一千三百年的风雨而不倒；同时代的建筑渐次凋零，唯有它成功地一直屹立至今，犹可借此追溯那仿佛是专属于盛唐建筑的荣光。金堂宽七间深四间，单檐庑殿顶，屋顶两端各放一座巨大的瓦制鸱尾；其柱上用两重出挑斗拱，柱间施双层柱拱；出檐深远，结构合理，建筑比例协调，它不像东大寺大佛殿在体量上那么咄咄逼人，比起平等院凤凰堂来又显得更为古朴大气；跟其他日式“唐风”建筑相比，又没有那些鸡零狗碎的日式装饰部件比如唐破风或者蟇股作干扰——其架构，外观，立柱和檐下斗拱巨大的体量，严正、平顺、妥帖，无不是盛唐建筑嫡系才有的样式，堪称是一座海外唐式建筑的典范之作。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不相信中国还留存着唐代的建筑实物，日本人更是四处宣称“中国已无唐代建筑遗存”，“要看唐代建筑需要来日本”之类的论调。可是中国传统建筑史的祖师爷梁思成偏不信这个邪，他按照敦煌壁画的线索，不辞辛苦费尽周折，终于在山西五台山深处找到一所自唐代幸存至今的佛光寺大殿。梁思成曾专门撰文，力证除了唐招提寺因建有前廊导致房间进深比佛光寺短一截以外，佛光寺大殿和建于它之前几十年的唐招提寺金堂在关键建筑比例以及结构上有着“惊人的一致”，应为当时唐朝通行的建筑样式。在推翻日本人学术结论的同时，他又不由得感慨——“对于中国唐代建筑的研究来说，没有比唐招提寺金堂更好的借鉴了。”

然而日本这座硕果仅存的金堂，却不尽是天平年间留下来的原貌，除底下柱网皆为当年的原构外（仅有一棵金柱在后世的维修中被更换），屋顶的梁架结构已经陆续被完全替换。其中在江户时代的元禄大修中，为了保护自盛唐就保留下来的屋顶正中的大虹梁，底下加入名为“方丈”的斜撑结构作支撑，而将上面的叉手和蜀柱结构完全替换成了日式的小屋组。后来在明治时期的大修中，又去掉了“方丈”斜撑结构，将顶上的小屋组结构简化，改为在大虹梁上部使用金属支架作为支撑。从外观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相比较陕西佛光寺大殿等原装的唐代建筑，金堂整个建筑的屋顶被抬高近两米，坡度变陡，看上去就好像是“帽子变大了”。

虽然现存的日式传统建筑上普遍使用了和式“小屋组”的技术，但是不同时期建造的建筑所采用的小屋组“程度”其实是不同的——毕竟小屋组不是一个突然就从地里蹦出来的新事物，其由来发展乃至最后的成熟，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最早日本人其实是在原有的建筑屋檐上，再铺一层更为陡峭高耸的新屋顶——新的屋檐椽木叫做“野垂木”，原来的屋檐椽子则叫做“化妆垂木”，这样在两层倾斜角度不同的屋顶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楔形的空间。为了填充这个空间，支撑起陡峭的新屋顶，日本人一开始只是简单地在原来的中式抬梁结构上使用穿斗式建筑的手法做了一个简单的“补完”，在旧屋顶和后来加盖的新屋顶之间形成的较为狭窄的空间中塞入新的支撑结构。后来随着屋顶空间的变大，在下面原来倾斜度较小的旧屋顶部位日本人开始使用一种叫做“桔木”的巨大斜梁来当作支撑——与中式建筑当中同样支撑屋顶的昂不同，昂与真正的屋顶倾斜角度总是保持一致，而桔木的倾斜角度则与原来的旧屋顶一致。 最终则参考穿斗式建筑的建筑手法，在桔木支撑之上逐渐将小屋组发展成在屋顶空间内将小木料紧密互相穿插形成屋顶承重结构的做法。 唐招提寺金堂虽然是在江户时代才加入了小屋组改装，但是因为建筑年代比较久远，保留了很多原来的一些梁架受力结构，现存屋顶框架更接近于日式小屋组早期的样貌。

那么问题就来了，放着原来的金堂那样平缓舒展的屋顶不用，日本人孜孜不倦非要拼命地把传统建筑都改成小屋组样式做什么？莫非真的纯粹是闲得蛋疼？我们看到加入小屋组之后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屋顶的抬升和坡度变陡——莫非在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日本人不得不在建筑上做出改变，使用新技术来抬升原来的屋顶？

无独有偶的是，同时期的中国也发生了极为类似的变化，从宋代开始，我们会发现传统建筑的屋顶普遍开始变得更加高耸，坡度相应变陡。再加上斗拱不再受力导致出檐变短，整个建筑物的屋顶部分由原来30度缓坡向外倾斜，四面长出檐，颠倒了个个儿，变成了后来的60度陡坡向下倾斜，四面短出檐，建筑气质完全不同于以往唐代的舒展大气。可以说是风格大变——这也是很多人比起唐宋建筑，不太欣赏明清建筑样式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日两国不约而同地将屋顶倾斜角度抬升呢？

现在有一部非常火爆的美剧叫做《权利的游戏》，它的原著《冰与火之歌》讲的就是在一个架空的大陆上参考欧洲中世纪历史上演的一系列国与国合纵连横，战争与爱情并存，掺杂着历史和奇幻的史诗故事。这个故事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在这块大陆上冬天和夏天时间都非常长，一来就是好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在夏天里人们可以安居乐业歌舞升平没事还搞个宫斗，而一旦来到冬天世界就会进入持续的黑暗和寒冷，除饥寒交迫民不聊生之外，还有可怕的异鬼自北方袭来，带来杀戮和死亡……

——持续多年的夏天和冬天在现实生活中当然是不存在的，但是这种长达上百年的气候上的变化却是真实存在的自然现象，并且对人类演化的历史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大家都知道地球气候上存在着冰川期和冰川间期，在冰川期里面气温会变得非常寒冷，可以导致大量生物的灭绝，而在冰川间期则会重新变得温暖，幸存下来的生物就可以借此扩大地盘繁衍壮大——这些冰川期和冰川间期持续时间都是长达数万年甚至数十万年，远远超过冰火一书的设定，但是即便是在冰川间期的温暖时期，也同样会出现若干次“小冰川期”，使得在一个较小时间范围内气候突然变得寒冷。

人类和其他地球上的生物一样，对于这种气候上温度的变化非常敏感，仅仅是一两度的差别都可能意味着生死存亡。人类的祖先在史前漫长的冰川期内，只能龟缩在各自很小的领域内抱团取暖，挣扎生存，而一旦到了冰川间期就迅速迁徙到四处，形成如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群落以及族裔。比如在最近的这次冰川间期人类先祖就成功地抓住机会建立了最早的文明，驱逐人类的各个表亲比如说尼安德特人成为了地球的主宰……但是即使这样，人类文明期间的每次小冰川气候仍会对人类活动产生巨大的影响——寒冷的气候意味着生存变得艰难， 意味着天下大乱和资源的重新洗牌。

公元十世纪左右，就出现了一次这样的小冰川气候，气温由唐代的温暖湿润变得寒冷干燥，降水虽然普遍减少但降雪却大为增加。气候上的改变，也导致原来的国都长安被废弃，中国的经济中心从此向东南方向移动，先至洛阳开封后至苏杭一带。而北方的游牧民族在寒冷气候的逼迫下，开始更加频繁地侵扰南方，就像冰与火里面的“异鬼”一样。

我不知道《冰与火之歌》一书的作者乔治马丁有多熟悉东亚史，不过很明显他笔下四处劫掠的蛮族多斯拉克人就是仿照入侵欧洲的蒙古人形象打造的。应该说蒙古帝国的崛起就是这一次小冰川气候的一个直接后果，直接导致了欧亚大陆上无数文明据点的摧毁——然而祸兮福所倚，原来的世界秩序被打破后，整个文明链藉由蒙古军队的铁骑，相互之间的沟通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原本散列在世界各地的大大小小的文明，在此之后开始频繁地互通有无、交流沟通。等到蒙古军队终于退出历史舞台，整个人类文明的面目都为之一新，旧时代的古典文明消逝，崭新的一页即将掀开——人类近代文明的肇始终于在天边露出了一丝曙光。

——说回到建筑上来，正是因为“凛冬将至”，对于建筑在解决降雪排水方面的要求就大大提高。原来平缓舒展的大唐建筑样式面对厚厚的积雪经常会出现屋顶的坍塌，于是对之加以改造也就势在必行。有鉴于此，中国和日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将建筑物的屋顶抬高的做法，将坡度变陡，以利于尽快将屋顶的积雪排下去。

然而在具体做法上，中国和日本这时就显现出两国对于原来建筑样式在理解程度上的完全不同。对于中国人来说，抬梁式建筑本来就是自己悉心摸索出来的结构形式，每个细节和功能都了然于胸。即便情况发生变化，但是一以贯之的解决思路不会改变，而仅需要稍加变通。于是中式建筑的做法，是将梁架部分抬升，梁上再架梁，增加屋顶坡度，很漂亮地用同一套手法成功解决了新问题。而日本人这时却抓了瞎，就像一个抄了学霸答案的学渣，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可以依葫芦画瓢却不会因势利导灵活变化——对于这套结构的功能作用不熟悉的日本人，不敢贸然改动原有结构，只好回头又拣起自己原有的笨办法，来尽可能地在内部作修正。久而久之，在传统日式建造手法上再东抄一点西抄一点，也算是形成了一套自己独特的做法，虽说是叠床架屋、累赘冗余——笨是笨了点儿，但好歹也是行之有效。

不过这种做法的一个后果就是，很多日式建筑虽然外观看起来仍是一副中式建筑的模样，仍然保留着下昂斗拱，梁枋等结构，看起来有模有样，但是在屋顶内部却早已改头换面替换成了日式小屋组结构。“外面的架子虽未倒”，却完全失去了本来的支撑作用——下昂是假的，椽子也是假的，斗拱挂在那里只是为了跟原来一样——所有这一切外露结构的保存都只是为了让它看上去没变而已，实际上结构功能早就被藏在屋顶内部空间的新结构取代了！

——在天龙寺我曾经说过宁愿斗拱在后期的中式建筑上彻底消失，也好过天天挂在外边“鞭尸”作装饰。然而现在很多日本建筑在结构上明明早已是“改朝换代”，却在外表上固执地保持着“容颜不改”，营造着一种“自欺欺人”的假象。其情形，似乎要比中式斗拱的遭遇还要不如，显示出日本作为一种次生文明在心态上的不自信。

3. 建筑上的“修旧如旧”

很多人在得知金堂屋顶的架构已经改变后就对这座标榜为“日本大唐建筑的典范”失去了敬意，四处宣扬“这玩意儿”也没什么了不起早就不是原装了！对于这种说法我同样不能苟同——说到底，亚洲传统木结构建筑的“原真性”，本来就是个伪命题。建筑所依托的材料木头本身是有寿命的，过了一定使用年限就必须要替换——是不是一定要从一开始到现在所有的建筑材料都保持使用当初的部件才算是维持了建筑的“原真性”？一点点材料的替换都不允许？或者说“替换”可以，但是“改变”却不行？为了延长建筑的寿命该对结构进行修正更是完全不可能？这就好像哲学上著名的“忒修斯之船”：一艘木船在某块木板损坏后要更换，这样过不了多久船上就没有一块木板是原来的了，那么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一艘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不难，最简单的例子可以看看我们每个人自己，我们的人体有着极高的代谢率，平均会在半年内替换掉原来98%的身体组织细胞。那么半年后的你是否还是你自己，还是说已经脱胎换骨变成了一个崭新的人？——恐怕所有人都不会这么认为吧？

所以回到建筑本身上，为了维护建筑的延续性，允许一定程度内的材料替换和结构改造，也就势在必行。古人没有文物保护的概念，采用当时通用的技术手段对建筑物进行维护整修，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不应作过多苛责——这和对现在的重修要求尽可能保持文物原貌是不同的。事实上历代建筑工匠，对唐招提寺所做的大修改动，无不是怀着一颗恭敬之心，采用了当时最顶级的材料，以及自己最熟悉当时发展也最成熟的建造技术。现存的这座金堂，正是这一代代无数建筑工匠心血的凝结，是文明经由一层层历史的重叠留给后世的礼物。它身上每一个改动的痕迹，都是这座建筑历史的一部分，是建筑物在历史延续性上的一种体现，同样值得保护和保留。哪怕经过这样的整修不可避免会损失掉一些建筑“原真性”，但比起京都御所那种看起来“原汁原味”，实际上却是平地里“拔”出来的假古董来，已经要好太多了！

另一个反面例子可以看看山西五台山上的南禅寺，作为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木结构建筑，其重修当然具有业界标杆性的意义。然而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大修中，为了凸显其最早营建于唐代的“大唐气质”，参考了墓葬壁画等资料大拆大建，改变屋顶坡度和原本的门窗样式，拆掉屋顶正脊的宝瓶，在屋顶上添加鸱尾，甚至因为当时武断地认定屋顶下面的蜀柱是宋代添加物而将其整个去除，严重干扰了建筑物原身的历史面貌，使得该建筑物原本所包含的丰富历史信息丧失殆尽。

所以对于这类建筑的维修，相较于结构上没有发生过大改动所以可以“修旧如新”的平等院凤凰堂，更适宜的作法似乎是“修旧如旧”，在保证建筑结构上稳定性的基础上，尽可能保留历史上修改的痕迹，保证其历史延续性，从而将其以现有丰富的面貌尽可能地延续到下一个千年。

在平成年间对金堂的大修中，日本匠人正是这么做的。这次大修自2000年开始，为期十年，调集全日本的顶级工匠，远比之前元禄和明治时期的两次更为彻底。建筑工匠首先将整座金堂完全落架解体，共有四万多片瓦片和两万多块木料，替换掉其中损坏的部分，并尽可能采用其中尚可使用的部件，除金柱绝大多数为当初的原物外，约四成屋瓦仍是镰仓时代之前烧制的，甚至还有三根屋檐下面的椽子是最初建造时的原物——须知椽子在外面经历风吹日晒，是木结构建筑中最容易损坏的部件，能保存到现在非常难得。为了保存金堂那独特的经由历代工匠改造而成的屋顶结构，屋顶梁架结构的维修方案一改再改，最后确定为将整个屋顶与底下的梁柱结构完全脱离的做法，使得整个屋顶就像一个套子一样套在建筑的梁柱之上，这样在日后有了更好的解决方案时可以方便地将它取下修改，将更多的维护可能性留给了后人——在金堂后面的讲堂内放有这一方案的建筑模型，细节一望即知。

值得一提的还有金堂内三座塑像——卢舍那大佛、药师如来、以及千手观音。三座雕塑最早的金箔已经剥落，露出里面最早的黑漆来，但为了保留历代工匠采用不同技术所做的增补，这次大修没有重新涂上金箔，而是将这些历史痕迹都按照原样“修旧如旧”保存了下来。其中千手观音像因为搬迁维护难度极高而非常引人注目，搬迁中四十多支大臂与九百多支小臂被小心地一一拆下编号，通过X光拍照定位，确定其安装的精确位置，再在最后重新安装时一一准确复原。

——不管你对日本人心存如何的成见，在对待自己文物的爱惜上，日本人所表现出的虔诚的态度和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确实让人非常印象深刻。这一点不仅仅表现在金堂的修复上，漫步京都和奈良的街头，日本人珍视自己古都传统文化的例子比比皆是，无论建筑还是习俗，都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其保护方式可能会有点过于流于表面，在结果上有些地方不那么尽如人意，但是这份心意还是非常值得敬重的。

4.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说到对古都的保护，还有件事可能要澄清一下，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梁思成是日本古都奈良和京都的救命恩人”，“梁思成二战时向美军建议不要轰炸这两座古都”——微信朋友圈微博论坛里面传得到处都是，有鼻子有眼的。那么日本的奈良和京都在二战中没有被美军轰炸，到底是不是梁思成的功劳？

其实这件事的起因是梁思成在二战时受国民政府所托，曾在美军的军事地图上标注中国的文物古迹，以避免被美军误炸。而梁思成的学生也提到过，在标注这份地图时，童年曾经在日本生活过，同时对日本古建筑怀有深厚感情的的梁思成还特别向美国方面提出希望不要轰炸日本传统文物密集的奈良和京都，因为这些也都是人类共同的财产——有趣的是由于担心被人以此为把柄治他一个“汉奸罪”，建国后梁思成本人对此事三缄其口。

梁思成作为中国建筑史学之父，对于与中式建筑同源的日本传统建筑怀有感情无可非议，因此向美军提出建议一事根据多人的回忆也应当是事实。但是“提出这样的建议”和“建议被采纳被执行”是两回事，就连梁思成自己在回忆时也只是说“大概我的建议起到作用了”，并不确定事实是否真是如此。

而据考证，真正保护了奈良和京都古建筑的，其实是另有其人。二战时哈佛大学主授东方艺术的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以及当时的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才是真正将京都奈良从美军轰炸名单移除的功臣，在制定美军轰炸地点名单时，明确将两座古都剔除在外。顺便一说，兰登·华尔纳其实可以算是梁思成在哈佛的老师，指导过梁思成学习建筑史，但最让他出名的却是他曾在敦煌盗取大量宝贵文物，将十几副精美的壁画和一尊珍贵供养菩萨坐像整个切开盗走，手段尤其粗暴，罪行格外严重，战利品放置在哈佛美术馆至今未还。但是人都是多面的，盗取大量精美文物的他自然也知道文物的价值，从而会对军方施加影响，将两座古都从美军的轰炸中保护下来。

由此看来，“梁思成阻止了美军轰炸京都和奈良”一事似乎可以这么结案——梁思成当时的确有提出保护，但是真正影响了决策并确实将文物保护了下来的却是美国的军方人物。梁思成的大师情怀当然无可置疑，但是以他当时的工作性质想要影响到美军最高级的作战计划是不现实的。由此传出的“梁思成是日本人的大恩人”一说因此也是以讹传讹，心态可以理解，却并非事实。至于再由此引发出“梁思成保护了日本的京都，却保护不了中国的北京”云云，就更属于借题发挥，无限引申了。

——有句话说“战争让女人走开”，然而在现实中，一介文人的力量又何尝不是无比渺小？个人无论怀着怎样的悲悯与宏愿，都很难有能力对抗历史的洪流。将一座古城的保全与否完全寄托于一个文人的努力，从心态上讲未免幼稚天真。

唐招提寺除金堂外，后面的讲堂也同样是奈良时代的建筑物，它最早是奈良作为平城京宫室的一部分，后来被整体移建到此处，现在反倒成为平城宫留存下来的唯一一座建筑物——现在的平城宫朱雀门大极殿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逐步复原重建的。讲堂内除了放置佛像以及前面提到的金堂平成大修方案的模型以外，我们去的时候还无比心大地堆满了维修所用的各种砖瓦建筑材料……

除此之外，唐招提寺内还有建于镰仓时代的鼓楼和礼堂——礼堂又长又窄，以前是作为律宗严格遵守各项清规戒律的僧人们生活起居的场所，以及建筑年代比东大寺的正仓院还要早的经藏和宝藏两座校仓式建筑。西边的戒坛是鉴真在唐招提寺给僧人受戒的场所，当年的木结构建筑毁于江户时代的一场大火，现在在基座上面放置了一座石质的佛教浮屠。

东边在寺院后部的御影堂，是后期别处迁来的一座建筑，用于存放鉴真的画像，每年仅有固定的几个时间开放——里面还有东山魁夷绘制的屏风画“山云”和“涛声”。

跟东大寺那人鹿同欢，中外游客集体下成一锅饺子的盛况不同，唐招提寺绿树成荫，游人稀少，整所庙宇都显得无比幽静古朴，步行于其间，仿佛心都跟着沉静了下来。

再往唐招提寺最深处走，就来到了偏居一隅的鉴真大师墓。墓园内古木参天，苍苔遍地，围绕着墓冢种满了来自中国的松树、桂花、牡丹、芍药、荷花，以及专门移自鉴真和尚的故乡扬州的琼花。大概人们也怕大师会寂寞，专门种植了这些来自他故乡的草木，希望可以略解大师的寂寥思乡之情。

鉴真东渡日本后，其统领日本众僧的领袖一职其实并没有担任多久，很快就因为他最主要的支持者孝谦天皇在政治斗争中失势退位而遭到排挤。鉴真对此不发一言，离开东大寺后，来到了现在的这所唐招提寺，作为一座私人寺院用于弘法。由于其学识渊博德高望重，政府又下令日本所有僧人在受戒前都必须来唐招提寺学习，这使得唐招提寺成为了当时日本佛学界事实上的最高学府。然而唐招提寺建成后只过了四年，七十六岁高龄的鉴真走到了人生终点，面向西方端坐，安详圆寂。

——应该说鉴真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终其一生，根本没有计较过任何个人的得失荣辱；他毕生所唯一追求的，不过就是简单的“弘法”二字，为此奉献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是在所不惜。鉴真以及隔壁药师寺内供奉的，稍早时期的玄奘法师，一个为了“弘法”一个为了“取经”，目的看似不同其本质却是一样，都是以殉道者般的觉悟和精神，不问结果，无怨无悔，将文明的火种薪火相传，并在人类文明的长征中留下一个个耀眼的标记。

——只是如果知道自己亲手哺育的日本文明，将来会反噬其主，反过来给中华故土带来深重灾难的话，不知道大师会做何感想？失望、悲恸、还是会对毕生事业的意义感到迷茫？按照鉴真在东大寺面对排挤冷落时的表现来看，大师应当会眉头紧皱、不发一言，然后默默继续自己的工作。也许其心态，就和为了保护古都的文物呼吁不要轰炸奈良京都的梁思成一样，不计较国仇家恨个人恩怨，也并非仅仅是简单地“以德报怨”，而是因为实在是在用生命热爱着文化事业，不忍见其凋零，从而超脱了一般意义上的生死和仇恨，甘心将自己化作泥土，只为了自己的信仰能够保全一份种子，希冀可以在后世绽放出一朵全新的花来。

或可欣慰的是，在如今妖风阵阵的日本佛教界，唯有鉴真所开创的律宗一派仍然严格恪守着沿袭千年的戒律，不娶妻不生子不杀生不食荤腥，堪称日本当今佛教中的一股清流。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鉴真所表现出来的胸怀和气度，的确称得上是“没有辜负这个时代”。而他之所以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固然离不开他个人优秀的意志品质和连续六次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东渡壮举，但同样也是天时地利人和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盛唐灿烂的文明将他抚育成一颗文化的种子，又因缘际会在异国他乡得遇机会终于能发扬光大。“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盛唐时的中国人正处于中华文明扩张阶段的最强盛时期，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天地之辽阔似乎无穷无尽，寰宇四海内皆可恣肆驰骋，未来正孕育着无数可能，而一切的荣耀又将在今天由自己一一亲手变为现实——这种心态上的昂扬和无畏，也许正是人们至今对大唐难以忘怀，追念不已的真正原因。

鉴真东渡后两年，同时也是阿倍仲麻吕辗转返回长安的同年，天宝之乱爆发。神州大地，处处兵燹；刀光血影间，一片生灵涂炭。

——而中国人也就永远地失去了那个盛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