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学苏联的语言?

——语言学家周生亚先生专访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赵昕

周生亚先生,1934年出生,辽宁清原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本科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保送本校攻读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语言学家韩允孚、许绍早两位先生。1979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语法史。代表性论文有《论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繁复的原因》《“莫”字词性质疑》《“二、两、双、再”用法比较》《否定副词“非”及其否定的结构形式》《论否定副词“不”“弗”用法的分合问题》《论否定副词“毋”“勿”用法的分合问题》《说“否”》《“微”不能用作假设连词》等;主要专著有《古代诗歌修辞》《古代诗歌语法》《〈搜神记〉语言研究》等。退休后,周先生笔耕不辍,2017年,周先生的新作《汉语词类史稿》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经过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终于取得胜利。“乡下的农民,手抡大棒,追杀日本开拓团,真是大快人心!”周先生回忆起家乡父老欢庆胜利的画面说,“至今仍历历在目。”在此之前,周先生在伪满洲国治下的“奉天省”度过了自己近11年的童年生活——“童年时代没有太阳,没有阳光,是黑暗的。”

周先生出生在1934年,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已经在他的家乡——清原县全面建立了殖民统治。在日伪时期,周先生受到当时日伪政权施行的奴化教育,“年轻人现在很难体会了,那时候小学一上学就是两种语文课本,一种是‘满语’(实际上是汉语),另一种就是日语,从小就灌输这些。”与此同时,还遭受着民族歧视、压迫,“当时中国人的户口本皮儿上明确写着‘三等民族’”,“中国人不能吃大米,如果吃了大米,就定成经济犯。我们过年过节吃大米饭,上面要盖上高粱米,大米藏在下面。”就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中,周先生度过了大半的童年生活,1945年光复前夕,已经念了四年小学。

“八一五”光复到49年解放之间,国共两党又在东北地区反复拉锯,那时的东北地区仍然土匪横行,国民党地方保安部队横征暴敛,“我家里的舅舅们,到了晚上就牵上牲口、带着粮食躲进山里,在山里过夜,防止土匪来抢。”在这样的环境下,周先生又失了学,在家帮父亲种地,农闲时在邻村读了一阵子私塾,“这样,因战乱,前前后后,我一共耽误了三年。”到49年才又继续学业,到50年读完了小学五六年级。周先生总结起自己的童年生活经历说,“总的来说,我童年时期的生活就是一个字,乱。”

1951年,周先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抚顺市一中。抚顺一中是重点中学,各县考生可以自由报考,后来在抚顺一中、抚顺二中的基础上抽调优秀师资,组建了“抚顺高中”,郭沫若先生亲自为学校题写了校名。1953年秋,周先生考入抚顺高中。在抚顺市一中学习的几年中,周先生的语文成绩很好,他的作文不但时而被作为范文在课上朗读,还在一次征文比赛中荣获二等奖,这使得中学时期的周先生萌生了一个“文学梦”——“我在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诗歌”,由此,周先生在文理分科中报考了文科班。另外,在中苏友好的大背景下,需要大量俄语人才投入国家建设,因此,周先生在高考中报考的几个志愿,就包括了中国语言文学和俄罗斯语言文学,饱含着对理想的追求和投身国家建设的热情

周先生56年考入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大三时选择了“语言专门化”,学习了方言调查、蒋善国先生的《文字学》、许绍早先生的《汉语史》等课程。汉语史是仿照苏联的语言学体系下的俄语史新创建的学科,当时国内能够开设汉语史的学校也屈指可数。1961年本科毕业后,周先生原本被留校,担任助教,后来学校开始培养研究生,系里决定保送周先生读研究生。这其中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年龄偏大、家庭贫困的周先生希望早点挣钱养家,不愿意继续攻读学位,于是系总支书记、系主任和汉语教研室主任三人在一间小屋子里给周先生做起了动员工作。起先系里希望周先生跟从文字学家蒋善国先生学习文字学,然而周先生志向不在传统的文字训诂之学,而希望学习更加前沿的“汉语史”。于是在系里提出让他跟从韩允符、许绍早二位先生学习汉语史时,他才同意继续读研究生。许绍早先生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师从王力先生,毕业后到吉林大学担任助教,后又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师从周祖谟、王力先生。周先生在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主要是由许绍早先生指导的,在治学方法、学术思想上也受到许绍早先生很深刻的影响,总的来讲主要是两点:

一是“基本书”的读书方法。基于语言学视角的汉语研究自《马氏文通》起,至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方兴未艾,也积累了一些研究著作,对于一些热点问题异见林立、众说纷纭。因此,许绍早先生主张要在学习过程中先确立一部“基本书”,弄懂弄通其框架和观点,以之作为参照,再将其他学说进行比较分析。

二是培养独立自主的科研精神。许先生培养研究生尊重学生研究兴趣,在培养期间教学、考核方法灵活,积极引导学生自主思考、发现和研究问题。

周先生强调,许绍早先生对研究生的培养思想,对我们今天仍有很大启发,尤其是“基本书”的读书方法。今天的语言学研究盛况空前,语言学著作更是卷帙浩繁,学习者如果不能在学习过程中确立“参照系”,不能在学术观点上持有基础的认识体系,很容易迷失方向、随波逐流。

经过四年的学习,周先生顺利通过专业考试和论文评审毕业,取得了90分的成绩,在当年留存下来的档案材料中,还留存着韩允符、许绍早先生对自己培养的弟子充满赞赏的评价:

……毕业论文新引证的材料相当全面丰富,对材料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处理,态度是严谨的,对许多争论未决的问题都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毕业之后,按照院系与学校意见,应将周先生再分配至吉大中文系,“充实汉语教研室师资力量,并给老教师做助手”。怎奈到了10月份,周先生又按上级指示,到吉林省梨树县去参加“四清”运动。这一去就是八个多月,等第二年回到长春,学校已经因为“教改”取消了“汉语史”“现代汉语”等课程,学校将情况上报给高教部,周先生被重新分配到北京外国语专科学校任教。

二.十年颠沛,一朝归队

1.十年颠沛:北京外专、西城师范

北京外国语专科学校是1964年新成立的华侨高等外语院校,上归中侨委和高教部双重领导。学生全部是归国华侨,专业老师大部分也是华侨。周先生被分配进汉语教研室,在印尼语系教授汉语。教书还不满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周先生也就不得不过上了整天开会、下厂下乡的生活,在69年还先后到顺义维尼纶厂和延庆农场劳动。到了1970年5月,北京外专正式解散。

外传解散后,北京市决定利用原来的校址,成立一所西城师范学校(后改为西城教师进修学校),周先生分配在语文组工作。当时没有教材,都得现编现教。周先生因为工作积极肯干和过硬的业务水平,在1974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四人帮垮台后,周先生即申请专业归队。在经过了两年的努力后,终于得到批准。1979年8月,周先生正式调入我校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任教,时年已近45岁。

2.归队:“纯粹是个‘三无’人”

从1966年到1978年,整整十二年间,周先生“几乎没能再真正接触专业知识,直到文革后期,才看点书、搜集点资料”。因此,四人帮倒台后,周先生便申请归队。

当时在他面前的有这样三条道路:一是到北京语言学院教汉语;二是到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参编《现代汉语词典》;三是到中华书局当编辑。这三条道路都无法使周先生的专业知识和学术才干得到充分的发挥,他真正渴望的是能回高校继续研究工作。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事情迎来转机。

周生亚先生在北京外专时有位叫做杨宪吾的忘年交,是延安来的老干部,做过北京华侨补校的校长,所以人们习惯称他为“杨校长”。这位杨校长是出名的好管“闲事”,他懂得周先生的心思,又爱惜人才,便主动表示可以帮助联系工作。原来,杨宪吾在小汤山疗养时结识了人大中文系的教师丁浦。就是在丁浦同志的引介下,通过时任人大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的俞圣祺同志的帮助,周生亚先生得以“归队”。


自1979年8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至1999年退休,二十年间,周生亚先生痛心于在文革中丧失的十年青春,便格外努力与刻苦,进行了许多有重要意义的研究;退休后,周先生也毫不放松,撰写出了《〈搜神记〉语言研究》、《汉语词类史稿》等几部高水平著作。我们下面主要介绍他的学术成就。

三.揆古察今,志在所专

周先生的研究涉猎广泛,按照学科体系来看,他在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修辞学等方面均有著作、文章面世,还主编过诗歌选集。

从他在不同时期研究的重点来看,在研究生期间,他主要关注的是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的相关问题;九十年代末又将注意力转移到上古汉语否定副词上,发表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文章;退休后,又先后撰写了《〈搜神记〉语言研究》《汉语词类史稿》,是点面结合、整体关照汉语语法史的研究。我们将先后介绍这三方面的内容。此外,周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还专门关注过古代诗歌的修辞和语法问题,分别有《古代诗歌修辞》《古代诗歌语法》两部作品面世,因为诗歌修辞同语法史研究的辩证关系,一直以来都是汉语史研究中所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也单列一节进行介绍。

1.《论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繁复的原因》

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繁复的问题由来已久。以第一人称代词为例,《尔雅》曰:“卬、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其中“吾、予、朕、余、我”都是先秦汉语中用例很多的形式。这种特别的现象显然需要得到解释。中国古代的语文学家们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尝试从修辞、方言等多个角度进行过解释,但是都不能尽合所见文献。《马氏文通》以来的近现代语言学学者也一直努力寻找合理的解释。周生亚先生将前人的研究总结提炼为“四派十一说”。“四派十一说”中,有的观点较为激进,主张先秦汉语的部分时期属于屈折语 (胡适, 1921; 高本汉, 1929; 王力, 1958);有些较为保守,从修辞等方面给出解释 (杨树达, 1954; 龙果夫, 1958; 郑奠 & 麦梅翘, 1964)。关于这“四派十一说”的来源,周生亚先生在文章 (周生亚, 1980)的文后注中有详细的目录,此处不再赘述。

周生亚先生在充分的批判、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出的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系统是这样的:

探索这些人称代词的分布规律一个基本的研究方法是:先假设词甲和词乙(还可以更多,比如有n个)在某个特定条件下是依据范畴A的区别(比如说是格位的差异)而产生的对立,那么就依照范畴A把符合条件的文本分类(比如分成m类),进行全面的统计,就可以得到一个n×m列联表:

如果甲乙在这一范畴上确实有对立,那么统计结果应该呈现(至少是在大的趋势上)互补的现象。这个研究方法的主要困难有:一是假设所使用的“范畴A”基本上要靠经验来确定;二是如果影响到甲乙分布的因素多于一个范畴,就要考虑在进入统计工作之前,限定好所选文献的范围,否则就会影响到统计结果的解读。以高本汉 (1929)的工作为例,他在这方面的缺陷是:他本来是认为《尚书》内部的文本在时间跨度上很大,语言是异质性的,所以他将尚书语料分为三个部分进行统计,其中在《虞书》《夏书》部分得到的结果是:

予在主格、朕在属格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这应该是一个有时代性特征的现象。但是受到《商书》《周书》中“我”字大量使用的影响,二者在总数上的分野就不再明晰,因此高本汉最终得到的结论是“《书经》绝对不辨语格”。对于多种因素的离析是使用这种研究方法的学者所面对的共同困难,周先生所使用的“形态”“数”“方言”和“雅言”四项因素在以往的研究中都被提及过,但是前人共同的问题是没有弄清这些因素的层次和关系,因此,对于不同因素离析得清楚、组合得恰切则是周生亚先生这项研究的主要长处。周先生的另一项长处在于充分使用了甲金文材料来论证“殷方言”的相关问题。

这项研究本身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从语言本体研究上来看,语言类型学认为人称代词有较高的生命度 (Comrie , 1989),往往能体现出更丰富的形态变化,因此这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上古汉语存在的形态化的语法范畴;此外,对于解读古代典籍、先秦文学史和文献学研究等相关学科都能有所帮助。周先生的研究对其以前的相关论述做了全面的扬弃,起到了集大成的作用,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此后,在此基础上又有一些新的研究:

一方面是在上述的框架下,将每个代词不同时代的情况更加精细的描写 (如张玉金, ;2005等),另一方面是尝试在其他范畴上寻找对立 (如 洪波,  等)。也有学者指出上古汉语人称代词存在“不严格的格位” (姚振武, 2015),传统的研究立足于“语言现象不是真随机”的假设,希望得到的研究结论是影响代词分布的多种因素同时作用导致了代词使用的繁复无序,而这一学说的似乎更愿意承认语言现象本身具有的随机性,带有对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反思成分。

2.上古汉语否定副词系列

周先生最早关注上古汉语否定意义的表达是在1963年。杨伯峻先生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上古无指代词“亡”“罔”“莫”》 (杨伯峻, 1963)一文,承袭杨树达《高等国文法》、《词诠》的观点,认为三者都是“无指代词”,主张将“亡”“罔”“莫”的起源均上推至西周,提出三者同时出现的假说。周先生则举出:1.莫和皆在形式逻辑上的对称性;2.莫之后宾语前置两项证据,主张“莫”仍应看做否定副词,是这一派观点的提出者 (韩学重, 2000)和代表人物 (林海权, 1983; 黄秀德, 2002)。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和“代词”的划类原则有关,我们通常划分词类依据的是词的分布,但是“代词”划分的原则并不是它的分布(依照分布的话,代词就会依照它所代指的对象被划进不同的词类),而是他们共有的“临时称代功能”,与名、动、形这样的词类不在一个平面上 (郭锐, 2002)。一个表示范围的副词如果出现在主语省略的句子中,就非常容易被重新分析为同时具有指代主语的作用,从而根据划类规则就可以被划入代词。反之,由于上古汉语主语常常可以省略,因此从不定代词重新分析为副词也比较容易 (玄盛峻, 2008)。 因此确定莫字词性的方法重点在于存不存在只能认定为副词或不定代词的用例。其后的研究 (林海权, 1983; 薛儒章, 1987; 王克仲、黄珊, 1995; 黄秀德, 2002; 刘天翊, 2018)也多以此为切入点,他们遇到的共同的逻辑困境是:在“主+莫+谓”这样的句子中,把莫理解为总括性的否定副词和否定意义的不定代词,在逻辑真值上总是相等的。这使得利用“莫”做主语还是做状语来认定它的词性的方法总是循环论证的。因此这一问题也没有得到更好的解决。

到了九十年代末,以《否定副词“非”及其否定的结构形式》 (周生亚, 1998)一文为开端,周先生在几年中连续发表了《论否定副词“不”“弗”用法的分合问题》 (周生亚, 1999)、《论否定副词“毋”“勿”用法的分合问题》 (周生亚, 2001)、《说“否”》 (周生亚, 2004)、《“微”不能用作假设连词》 (周生亚, 2004)五篇系列文章,系统梳理了上古汉语否定副词系统。上古汉语否定副词系统研究一个重要问题是多个不同的否定副词的功能有复杂的交叉现象,周先生的几篇文章的重点也在于描写和解释这些交叉现象。

在周先生的系列文章之前,已有不少学者对这一部分虚词做了研究,主要的观点有:1.不、无同出一源 (高名凯, 1957; 严学窘、尉迟治平, 1984),而否、弗源于不,勿、毋、莫源于无 (王力, 1993);2.弗与不、毋与勿的对立主要是所修饰的动词是否带宾语 (丁声树, 1933; 吕叔湘, 1942);3.上述区别适用的范围有时间限制 (周法高, 1975);4.关于弗与不的对立,还存在无差别说 (黄景欣, 1958)、强调说 (Pulleyblank, 1978)、尊卑说 (何乐士, 1994);5.“否”还涉及近代汉语选择问、反复问和疑问语气词的问题,有一批相关论述,因为与上古汉语否定词问题关系不够密切,这里不再赘举;6.微具有连词词性 (杨伯峻, 1981)。

周先生基本同意1、2、3、5诸观点,选取《今文尚书》《诗经》等八部先秦文献和甲、金文材料,以量化分析手段对上古汉语整个否定副词系统做了梳理,主张:

弗、不、非、否四者,勿、毋、无、未四者早期因为分化不完全的原因多有混用。分化后:不、弗、未用于陈述否定,不和弗用于未然否定,二者以所修饰动词是否带宾语形成对立,未用于已然否定;不用于描写否定;否用于选择否定和正反否定;无用作动词,已然否定的用法被未替代;勿和毋用于禁止否定,二者以所修饰动词是否带宾语形成对立。在战国末期,部分否定副词重新趋于合流:弗并入不;毋并入勿。中古以后,系词是兴起,不开始渐渐替代非的判断否定;莫逐渐替代与毋合流后的勿;否向语气词发展,这些写发展趋势先后在南北朝至唐间最终完成。

周生亚先生对上古汉语否定副词的研究有两个突出特点,也是他这一系列研究中的主要长处:一是充分注意到历史性,他将否定副词的混用现象,离析成早期的未完全分化状态和后期的重新合流,这是基于对语料细致观察提出的明智见解;二是充分照顾到上古汉语否定副词之间的系统性,能够将不同的否定副词放在相互对立、影响的系统观下考察问题,如果没有深厚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观点的支撑,是很难有这样的创见的。

3.古代诗歌语法和修辞

“古代诗歌语法”,顾名思义,就是古代诗歌语言组词造句的规则。如果我们能够单独将诗歌的语法作为一个研究对象,那么一定是因为它同散文的语法有不同的地方。

王力 (1958)首先把近体诗歌语法的特征列为二十三种,将这些现象称为“律化”;同时认为“古体诗的语法,几乎完全是古代散文的语法” (页 495),进而通过描写古体诗和律诗语法的差异来描写古体诗语法,但是这些差异不完全是“律化”的成分,还有受到口语影响的“现代化”的成分。蒋绍愚 (1990)对王力 (1958)进行了补充和发展,在《唐诗的句法》这一部分,主要是把王力先生提到的特征描写的更加精细准确,蒋先生对诗歌句意的把握细腻到位,能够准确地指出前人许多误解,澄清了诗歌语法的不少问题。

这两种著作是专门研究古代诗歌最为重要的著述,因为它们的首要目的都是“帮助读者读懂唐诗” (蒋绍愚, 1990, 页 3),所以他们都致力于描写古代诗歌语法中于散文语法不同的特点。周生亚先生的《古代诗歌语法》 (2004)在这个意义上又形成了良好的补充。周生亚 (2004)像描写一种新的语言一样,从“语法单位”这些基础概念在诗歌语法中的界定开始,从实词、虚词的使用到单句的句型,再到复句的组合方式,对从先秦韵文到元曲的语法现象做了细腻的描写,最后单独一章讲古代诗歌语法的发展问题。

“古代诗歌修辞”本身当然是一个自足的研究领域,但是周先生说他一开始关注的问题只是诗歌语法,后来在朋友的建议下,才将诗歌的修辞也纳入到考察范围中,后在1990年到1992年赴捷克讲学期间写成了这本书。该书 (周生亚, 1995)主要介绍了古代诗歌中的二十一种辞格和诗歌的章法安排技巧,此外还从历时的角度梳理了古代诗歌修辞的发展过程。

对于语言学研究来讲,关注诗歌修辞最首要的意义还是在于修辞与语法的互动上。蒋绍愚 (1996)指出:“中国古典诗词的语言是一种艺术的语言,和一般的口语有区别,但它深刻地反映出汉语灵活、凝练、隽永的特点,对古典诗歌语言的研究有助于汉语的研究。”近年来,有一些学者 (骆小所, 2014)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研究还非常不充分,仍然有一个多彩的未知世界等待我们去探索和发现,而周先生的著作为我们开了一个好头。

4.《汉语词类史稿》——从汉语史的编史学来看

编史学(Historiography)是指历史编纂方法的研究,科学史学界较早地把这个术语引进国内,我们现在把这个术语借用过来,目的是想更清楚地说明,在众多的汉语语法通史著作中,周生亚先生的《汉语词类史稿》独特的价值在哪里。

历史语言学意义上的汉语史研究,是从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 (1958)开始的。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主体部分分成《语音的发展》《语法的发展》和《词汇的发展》三部分,其中《语法的发展》又分为《历史形态学》和《历史句法学》,形态学指的是Morphology,句法学指的是Syntax。他的《历史形态学》主要以描写词头、词尾一类成分的历时变化和某些功能词的词汇替代为重点。而力先生在《中国现代语法》 (1944)中把汉语的句式分作处置式等六类,他又在《汉语史稿·绪论》里面讲明:“汉语史是关于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的科学。在这一门科学中,我们研究现代汉语是怎样形成的。这就是说,我们研究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语法结构、词汇、文字是怎样形成的。” (页 1),因此他的《历史句法学》也主要是以现代汉语中他所提取的六类句型中的使成式、处置式、被动式、递系式的形成为重点的。王力先生为后学提供了相当成功而影响深远的研究框架,可以说我们今天汉语史研究的所有问题,都或多或少是在王力先生所搭建的框架上进行的。

随着汉语史专题、专书研究的开展和研究材料的扩充,后来陆续出现了不少新的汉语语法的通史著作。潘允中《汉语语法史概要》 (1982)一仍王力《汉语史稿》中语法史部分的体例之旧,主要是将使用的材料上推至甲、金文,注重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孙锡信《汉语历史语法要略》 (孙锡信, 1992)除了在具体的句型上做了调整,实际内核仍是《汉语史稿》的框架;向熹的《简明汉语史》 (1993)的句法部分,转而以“句法成分”为纲,描写句法成分的产生、句法成分可以使用的词类、短语类的演变;稍早的史存直《汉语语法史纲要》采用的也是这种体系 (严修, 2001)。海外学界的研究中,最有影响的是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 (1987),他的著作完全以词类为纲,认为“现在如果试把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语法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到,最粗略地说,在句论的基本规则方面很少有大的差别,在词论方面则有较大差别。而且,句子结构的古今差异,少量的是最初就作为句子自身而产生的差异,较多的是作为各个词的变化影响到句而产生的差异”(前言)。这种把词法发展看做句法发展的基础性因素,并通过描写词法发展来侧面观察句法发展的视角,本质上与《汉语史稿》的“词法-句型框架”是不同的。周生亚先生的《汉语词类史稿》从架构上与之相似,也是以词类为纲来描写汉语语法史。

这种从“词法-句型框架”到“句子成分框架”再到“词法基础框架”的变化,本质上对汉语史研究成果本身的客观性没有影响,而是通过锻炼叙述技术来更好的组织已有研究成果,展现汉语语法发展的情况。这种叙述技术的转变是我们说的“汉语史的编史学”。

周生亚先生的《汉语词类史稿》在这一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汉语词类史稿》的体例是:全书首先分成十一章,除去《引言》,余下十章分别是名词史、动词史、形容词史、数词史、量词史、代词史、副词史、介词史、连词史和助词史,每一章下都分为三节,分别是该词类的产生、分类和发展。从这些词类的关系来看,周先生将名词、动词划为一级词类;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属于从名词衍生出的二级词类,介词属于从动词中衍生出的二级词类;副词属于三级词类;连词、助词属于四级词类。这些词类的产生(或者说分化)都同句法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因此精细、有条理地描写词类的产生、发展,是能够相当好地反映句法的发展的。

这种“叙述技术”在语言学理论层面上是对经典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观点的回归。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是语言符号性的一体两面,词类本来就是从具体词汇在分布上的相似性归纳而来,因此回答“什么是名词”也就是在回答一类句法现象和句法位置的“性质”;那么描写“‘名词’类的变化”也就是在描写相应的句法现象“性质”的发展变化。周先生的著作为我们观察汉语语法史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相信随着语法史的专题研究和断代研究的深入,我们能从这扇窗户中观察到越来越多的独特风景

四.时不我待——周先生寄语青年人

我们在访谈最后,请周先生给年青教师和青年学子们分享一些人生的经验。周先生十分谦虚地推辞,但是经过我们的反复请求,先生很认真的准备了几点:

一是人生一定要有大目标。我们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上下充满新活力,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机遇。现在是一个尊重创造力的时代,年轻人一定要抓住时机,把个人目标和国家、社会的要求集合起来,立志苦学成才。

二是工作学习要有韧劲,不怕苦、不怕挫折、不怕失败。学语言学很苦,没有捷径可走,来不得半点马虎。其实做任何事情都一样,都得不怕苦。

三是要学会生活、劳逸结合,要有好的身体。成才就是要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要处理好事业和家庭的关系,个人和周围同事的关系,要理解和尊重别人,向他人学习。

2018年的7月份,文学院办公室的吴壹香老师嘱我对周生亚先生做一次访谈,写一篇专题通讯。经申请,我阅读了周生亚老师的档案,翻看了学院收藏的周生亚先生的专著,拟定了采访提纲,朱冠明教授和周生亚先生本人先后给出了修改意见。

暑假结束返校后,9月7号,我在昌平区的寓所中见到了周先生。周先生平易近人,热情的询问我的学习、生活情况,与我设想中不苟言笑的老先生很不一样,所以整个访谈也得以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行。访谈结束后的9、10两个月,我忙于研究生申请,从10月中旬才开始着手写作这篇通讯。又由于早年的语言学者留存的资料有限,尤其是周先生的硕士生导师之一韩允符先生的资料非常难找;周先生的研究涉猎广泛,笔者又见识有限,想要向大家介绍他的学术思想,笔者不得不阅读大量的相关话题的研究文献,所以拖延甚久。

我们想,对于一位学者来说,他最珍视的莫过于自己的学术成果,对于读者来说,了解一位学者,最重要的也是想要了解他的学术思想,因此我们花了较大的篇幅介绍了周先生四项最具代表性的研究的背景、贡献和后续研究的发展,希望能够将周先生的学术思想较好的传递给读者。

文学院的朱冠明教授一直关注着文章的写作,第三章中很多不懂的问题都不得不随时地向朱老师请教,成文后也有朱老师审阅一过;周先生对稿件进行了细致入微的修改,帮助核查了一些早期出版、刊发的文献的原文;周先生的女儿,中国人民大学校友周菁菁师姐在写作过程中给予了很多帮助;文学院办公室的吴壹香老师、谢久胜师兄积极地帮助联系阅档、寻找照片,付出很多劳动,在这里一并向他们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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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目录、初试考察内容(2022级)

1、专业目录及初试科目

01(全日制)理论语言学

02(全日制)文化语言学

03(全日制)应用语言学

04(全日制)社会语言及方言学

05(全日制)言语听力科学

06(全日制)对外汉语教学

705文学语言综合知识

807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基础

注:本专业计划招生10人,拟招收推免生7人,学制3年,06方向为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依托招生,招生计划5人,单独组织复试。

二、初试参考书目(仅供参考)

中国古代文学史:袁行霈《中国文学史》(4卷本)

余江《中国古代文学300题》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钱理群《现代文学三十年》+配套教辅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

《古代汉语》4册,王力

《古代汉语》上下册,董志翘

《语言理论》上下册,彭泽润

《语言学纲要》,叶蜚声、徐通锵

《语言学教程中文版》,胡壮麟

《语言学概论》,刑福义

《现代汉语》上下册,黄伯荣、廖序东

《现代汉语》上下册,黄伯荣、李炜

《现代汉语学习参考》,黄伯荣、李炜

《现代汉语通论》,邵敬敏

《音韵学教程》,王作藩

业务课1/业务课2(90分)

业务课1/业务课2(90分)

四、复试实施细则(参考2022级招生要求)

复试时间:将以短信形式通知各专业的复试考生。

模拟复试时间:将以短信形式通知各专业的复试考生。

根据当前疫情形势,采用网络远程在线方式进行复试,通过“腾讯会议”平台实施。

复试是对考生综合素质的全面考察。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所报考专业的综合知识与技能、外国语水平及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等。

每名考生的复试面试时间一般不少于20分钟,全程录音或录像。

考生的总成绩包括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初试成绩占50%、复试成绩占50%。复试成绩中,专业知识成绩占80%、外国语听力与口语占20%。按照总成绩由高到低排名。复试成绩不及格者不予录取。

五、考研真题(2021回忆版)

705文学语言综合知识

论述题(五选二25*2=50)

为什么《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陶渊明的诗歌在中国诗歌史有什么意义

胡适实验精神以及对五四新文学的意义

成分分析法: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技文化水平是亿万人民群众的切身事业

论述性别研究的理论背景及其在文学批评中的应用,请结合作品回答

807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基础

1.基频、音高、声调的定义和区别(2016年原题)

2.古今字的定义和产生原因

3.“古无舌头、古无舌上之分”是汉语声母的特点,

结合具体例子谈谈对它的认识

1.“春天为大地送来温暖”音节分析

《庄子●秋水》一段,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

内,恶至而倪贵贱?恶至而倪(ni) 小大?”……默默乎河伯,女恶知贵贱之门,小大之家!

本文为新祥旭考研独家整理!

从传统上说,教学法只指教学的艺术和实践而言;但因为对儿童和成人的学习程序不断地进行科学研究以及对教育目的和学校课程不断地进行分析探讨,它现在还包括“教学的科学”这个概念。课程一般可概括地分为语言、人文学科、自然科学、数学与美术5类。各类课程在学生的学习程序与方法上具有相同的要求,但每个领域各有其独具的发展方式。

  一、生态―叙事教学

  教育与自然一样,也是一个由多种因子有机相连的生态系统;教育生态与自然生态一样,关乎其生态性,关乎其运动性,关乎其生态因子的互动性,关乎各个因子独具特性又共同作用于整个生态系统,或促进教育发展或抑制教育前进。根据教育生态学的观点,课堂教学是由教师、学生、教学资源、教学事件等多个教育因子组成的微观生态系统,体现课堂时空内生命主体(教师、学生)之间及其与环境的依存性和互动共生关系,兼具有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双重属性;而诸如教学条件、教学资源、学习氛围、课堂文化等支持性环境对学习主体学生的认知心理和学习方式的影响,也如同生态环境对存在于其中的生物一样,起着或促进或制约其发展的作用。可见,“生态”是事物之间必然联系和作用的基本运动模式。“生态”作用于“教育”,要求教育主体更新教学理念,促进学习主体的充分、全面、和谐发展。叙事就是陈述人、自然界和社会领域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件,简言之,叙事就是“讲故事”,讲叙述者本人或他人亲身经历的故事。人类的生活与经验息息相关,而叙事就是人类生活经验的基本表达方式,是人们将各种经验组织成为有现实意义的事件的基本方式和行为表征。叙事不仅是对人们生活经验的表述,而且也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存在方式,人们靠隐喻来思考,靠叙事为介质来生活。人们可以通过叙事思考世界,也可以通过叙事表达世界。叙事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方式。熊沐清、邓达教授于2010年以叙事学理论为支撑,结合认知科学与文学理论提出“叙事教学法”。叙事教学法教学模式的主要特征在于:组织形式的真实性(运用真实的叙事方式,引导学生进入或创造一个真实或可能的语境)和课堂活动学生的参与性(学生参与到叙事创造的语境之中,在一种生活化或艺术化的认识活动中求得语言的发展)。叙事教学法的特性决定了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学活动的多元化,围绕教学目标,可以充分展开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分组活动、生生互评、合作学习等活动,在叙事中思考世界,在叙事中理解世界,在叙事中认识世界,在叙事中表达世界。学者康淑敏则应用教育生态学的思维方式尝试建构了外语教学设计框架:以确定多维度教学目标为方向引领,创设生态化教学环境为条件支持,创建真实性教学资源为内容保障,设计情景化教学活动为互动载体,以实施发展性教学评价为监控手段。在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笔者尝试将生态―叙事教学设计应用到大学英语教学实践中去。

  2.生态―叙事教学设计

  生态―叙事教学法以教育生态各因子的和谐共生为理念,以叙事为介入手段,着力创设各种支持性学习条件,如丰富信息资源、创造任务情境、建立互动平台等,将教学的整个过程或者某一过程、教材中的一个面如一篇课文或一段材料等或者一个点如语言点、语法或语言教学项目,灵活地以叙事的形式设计和呈现,引导学生以叙事的方式和表征充分浸入教学过程,在过程中体验,在体验中成长,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形成互助、共生的课堂文化,师生共建和谐教学场。生态―叙事教学法渗透生态意识或理念,坚持开放性和互动性原则,以学生为中心,基于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学习需求等,从学生个体出发,发挥其学习主体的能动性,最大限度地自觉体验学习的过程,是个性化的认知提高过程。在保持语言知识输入与语言信息输出的平衡性基础上,在叙事的过程中把学生浸入深层次的认知参与,以多形式的语言活动为媒介,在师生、生生、想象现实等多样化的互动中,循序渐进地提高其语言领悟能力。

  笔者以浙江大学编著的《新编大学英语综合教程(1)》第二单元的In-class Reading“Special Delivery”为例展开生态―叙事教学法的教学实践描述。该文是记叙文,叙述以第一人称为视角,以机场内店铺陈列的航空包为触发点,以“我”的公文包为线索,开始了寻包之旅。主要讲述了“我”去机场接人等候时,在机场内闲逛发现遗失公文包―――到票务柜台找寻公文包―――接了兄弟回家―――到家发现公文包就一直在汽车后座上―――机场打来电话:公文包在丹佛找到,当晚即可送达家里。故事的冲突在于票务柜台处,“我”看到了公文包正从登机手续处传输至装货区,没来得及采取任何措施时,公文包已消失在传输带尽头;“我”填写了行李认领单,公文包已经登机,且不明航班;故事在结尾处达到高潮,“我”的公文包被发现一直在汽车后座上,几乎同时,“我的公文包”也被航空公司在丹佛找到,点题―――“特种快递”。本文的教学重点在于掌握和乘坐飞机相关的词汇和短语,明确登机程序和学会填写行李认领单。课前准备:收集了大量该方面的词汇和表达,拿硬纸片制作了相关标示牌,从网上下载并打印了英文“行李认领单”。

  1)具体化的教学目标。教学目标宏观上应以国家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为依据,以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为目的,微观上从横向、纵向层面构建各项能力指标体系,具体制订出符合学习内容和学习者现有学习成果和学习需求的执行目标,主要包括:知识目标即“学会什么,完成哪些任务,达到何种标准”,能力目标如“识别、辨认和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文化意识目标和情感目标。

  2)生态化的教学环境。语言学习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所接触的语言的量和内容,因此,丰富可及的课程资源是实施教学的重要条件和保障。数字化生存时代和视觉文化时代的大背景为外语教学提供了便利的认知工具和辅助手段,多元可及的信息资源如文字、声音、图形、影像等是导入教学内容、创设教学情景的有效途径,多媒体教学资源是展开叙事化教学的有效手段,为情景化、形象化的信息展示和情境化、真实化的语境参与提供了最大可能,使得课堂信息容量和参与程度达到最优化和最大化。以小组为单位开展活动,成员的英语水平呈优、良、中差互补分布,学生以民主平等、互相关联的集体有意识合作浸入叙事,学生能以饱满的热情进入学习状态,有利于营造宽松的心理环境,营造低焦虑度的课堂文化,有利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和探究习惯的养成。

  3)真实性的教学资源。生态化的教学环境为语言素材的选择提供了大量的纸质材料、音像载体和网络多媒体形态化资源。真实性的外语教学资源主要体现在两方面:教学材料的真实性和课堂言语活动的真实性。在上文的案例分析中,教学材料的真实性体现在所选语言素材是课文的纸质材料,为学生提供语言范例,“课文跳读和复述”则使他们能够学习地道的语言表达方式,领会现实生活中的语用规则。而“情景连接”“行李认领单”和“狗尾续貂”则给学生创造了使用真实语言的实际场景和机会,便于实现教学目标,利于学生语感和语用能力的实际养成和强化。

  4)情境化的教学活动。情境化的教学活动以学习任务与现实生活的关联性为设计原则,将活动放置于动态的情境脉络发展之中,以某一个点为触发器,激活学生头脑中已有知识、经验和信息等的相关图式(语言结构、话题类型、文化背景、个人经验等),产生点到点、点到面的相互勾连和网络联系,进一步综合构建对新知识的理解和摄入的基点,利于学生动态汲取信息和切实感知语言。案例中的“情景模拟”和“练习改编”以提供多种情境为基点,创设问题情境、任务情境、虚拟情境等,有效地将背景信息和各种情境框架沟通起来,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和新知识的内化和迁移。

  5)学生浸入式的课堂。教师作为课堂的引领者、导向者、启示者、帮助者和协调者,其包容的态度、开放的心态对创设宽松自如的心理环境和真实亲和的物理环境至关重要。因为情境化的生活语境或可能世界易于邀请学生最大程度地将身心投入于学习情境,在参与中充分而协调地发挥语言、情感、想象、创造等心智能力,通过这种认知活动的生活化或艺术化,学生作为个体带着各自不同的学习经验和社会阅历在信息沟通中,打开自己,贡献自己,与课堂中的其他因子合作、分享、交流和汲取,多种观念、视界或汇聚或碰撞或融合,情智交融,思维共振。学生通过叙事充分参与浸入课堂活动,在过程中体验、在体验中获得、在获得中更新语言知识构成、提升语言感悟能力。

  本文着眼于教学过程,基于生态和叙事的视角描述大学英语课堂教学设计,建构了和谐的教学场。生态―叙事教学设计的实践改变了以往程序化的课文处理模式:单词讲解、课文语言点讲解、结构分析、完成课后练习。生态―叙事教学法的应用要求教师根据教材的课程特点和学生实际,还原语境,创设情境,灵活处理教学内容,发掘课堂上学生创造的各种隐性资源,因势利导,包容拓展,形成个性化的教学实施方案。虽然基于生态―叙事的教学设计能够充分地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但是教学是一个多种教育因子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依靠境脉变化的动态过程,所以,值得注意的是,教学设计不单纯是教学过程的先验预设,而是一个在实践过程中需要实时操控、灵活变化、不断更新和持续完善的过程;而且教学过程的研究因其个体差异性而带有主观的、经验的、封闭的缺陷,其科学性和有效性还有待于客观数据的支持和论证,所以,生态―叙事的教学方法研究尚需定量和实证研究的考验。

  摘 要:拉特舍夫的翻译思想体现了近年来较为领先的翻译理论,其理论核心在于强调翻译是有别于其他语言中介的人类活动,翻译的社会功能是尽可能形象地、像单语一样地保证双语交际。拉特舍夫为此提出了等值翻译的原则、翻译程序的实际操作方法,并从翻译共性的角度探讨翻译教学中的实施阶段等问题,研究成果极具理论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

  关键词:拉特舍夫;翻译理论;评介

  拉特舍夫(Л.К.Латышев)通过一系列论著阐述了他建立统一的翻译理论的构想。由莫斯科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翻译:理论、实践与教学法》(《Перево:пролемытеории,практикииметоикипрепоавания》)是其翻译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是前苏联语言学翻译理论界继巴尔胡达罗夫(Л.С.Бархуаров)的《语言与翻译》之后的又一部力作。该书针对的主要是翻译课教学,是前苏联寥寥几部从翻译共性探讨翻译教学的论著之一。①书中既有最领先的翻译理论研究,又有详尽的翻译术语解释,还有自成体系的翻译练习,是一本难得的翻译教学法参考书。该书主要论述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拉特舍夫提出,翻译是一种人类的活动,而任何活动都出自一定的需求,翻译活动满足的是社会需求。翻译的社会功能是尽可能形象地、像单语一样地保证双语交际。为界定翻译的概念,作者引用了“语言中介”这一概念。所谓语言中介,是指掌握两种语言的人为支持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的言语交际而从事的活动,它是双语交际的中心环节。语言中介有两种极端的表现:一种是“超额翻译”,另一种是“欠额翻译”。所谓超额翻译是指对所译材料进行补充加工,进行超出翻译范围的改造,典型例子是18世纪为迎合译入语风格的意译。而欠额翻译则是指在某些方面不符合翻译规范的语言中介类型,是缩写或节译。有一些语言中介产物是超值翻译与欠额翻译的混合体,如外文摘要。这两种语言中介都不能保证双语交际最大限度地接近单语交际。翻译只是语言中介的一种,译者不对接受者的反应负责。作者列举了科斯托马罗夫(Костсмаров)、巴尔胡达罗夫、加克(Гак)、利温(Львин)、菲奥德罗夫(Феоров)、雷茨克尔(Рецкер)等人对翻译的定义,指出这些定义以经验为基础,只是对翻译特征的罗列。他认为,只有不仅仅局限于理论概念,而是从更广泛的语言和言语科学的普遍观点出发,才能发现翻译的实质。他给翻译下的定义是:翻译是语言中介的一种形式,其社会功能是最大限度地使双语交际在交际的完整性、有效性和自然性上接近一般的单语交际。

  二、译文与原文对等的三个条件

  既然通过翻译进行的双语交际的主要特点是接近单语交际,那么译文就应完成原文在单语交际条件下的功能,与之达到等同的效果。译文与原文等同是指两个文本给接受者以同样的影响,这种对等关系叫交际功能等值。

  拉特舍夫认为译者的惟一任务就是消除民族语言障碍。弄清翻译转换的纯语言特色不仅对翻译学,而且对更大的学科―――语言中介学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把翻译与各种改写区分开来,保留译文体裁的纯洁性,才能确定原文和译文交际功能等值的本质。

  译文与原文的交际功能等值表示它们潜在的交际效果对等。文本的交际效果不仅由文本的特征决定,还由交际环境特征决定。操两种语言的人有语言民族交际知识(ЛКК,即Лингвоэтническая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аякомпетенция)差异,为此,作者提出了语言民族交际知识差异的补偿原则:ЛККнос.ия:ЛККнос.пя≈ИТ:ПТ 等式前两项分别指“操原语的人的语言民族交际知识”(ЛККносителяисхоногоязыка)和“操译入语的人的语言民族交际知识”(ЛККносителяперевоногоязыка),后两项分别表示原文(исхоныйтекст)和译文(перевоныйтекст)。该原则的本质是,翻译活动之后ЛКК差异仍然存在,但得到了补偿。其结果是出现了两个等同的系统,它们的等值在于创造了等同的语言先决条件。语言民族差异补偿法是翻译过程中克服民族语言障碍而普遍采用的方法。为此,作者提出了译文与原文对等的三个条件:

  1.与原文在交际方面等值

  译文应对接受者具有潜在的影响,原文和译文的接受者应有相同的客观先决条件来理解信息并作出反应。受文化差异的制约,译者必须在意识形象、实物―逻辑意义和感情反应等方面的对等关系中作出选择。如乌兹别克古典作品中对情人的称呼是“我的鹦鹉”,可以译为符合欧洲文化的“我的玫瑰”,这是为感情反应等值而牺牲思维形象等值。

  2.尽量与原文在语义结构上相近

  译文尽量保留作者的思想和表达方式,扩大译文等值的范围,增加翻译过程和翻译方案的客观性。

  3.不得超出翻译允许范围进行脱离原文的补偿

  两种语言使用者语言民族交际知识上的差异决定了原文和译文的差异,但补偿差异的深度和广度并不是无限的。破坏了这个限度,翻译就变成了改写。比如,有的民族认为“出殡”不是悲伤的事,为让译入语的读者产生相同的反应,而把“出殡”改为“生日”或“结婚”,这是翻译不允许的。

  第一条要求与第二条要求会经常发生矛盾,因为功能对等是补偿获得的,已偏离字面对等,而第三条要求则限制了偏移量,补偿不能超出一定的界线。只有遵守上述三个要求,才会有高质量的译文,忽视其中任何一个都会偏离翻译的本质。

  三、翻译是一系列辩证矛盾的合理解决

  翻译本身处于矛盾之中:如果不追求单语交际的理想,翻译就会失去特色,而与其他语言中介混淆;而用翻译进行的双语交际又不可能完全达到单语交际的效果。为此,作者提出了“翻译转换理据原则”:进行翻译转换应有相应的理由,没理由或理由不充分的转换是随意转换。遵循该项原则,译者应寻找合理的译法,可以进行语义结构仿造,也可以侧重交际功能的对等性,但必须受第三项要求的制约。有些差异是难以消除的,比如,直接决定对文本的反应倾向的因素是接受者的价值取向,价值取向造成的民族文化差异在翻译中是不能消除的(书面语中可用注释)。另外,民族的语言习惯对交际效果也起着重要作用,在翻译中同样难以将其统一起来。如,苏联报刊习惯用归纳法,而西方报纸习惯用演绎法。俄罗斯人爱用大额数字,英国人则不喜欢。译者应合理解决这个矛盾,否则就会使译文失去某些重要的东西。过度准确会使译文违反译入语的语言习惯,过度改写则会使译文失去原文本身带有的民族特色。等值翻译就是要合理解决上述矛盾,这里合理是等值的同义词,只有合理的翻译才是等值的,翻译可以看成是克服一系列翻译本身具有的辩证矛盾的过程。

  四、决定翻译行为的两个因素

  翻译活动有两个决定性的因素:原文和民族语言障碍。

  1.原文决定翻译行为

  翻译活动的起点是原文,译文应尽量与原文在交际功能上等值。文本的交际功能由其内容和形式承载。拉特舍夫借鉴了符号学理论,把文本的内容层分成5类:(1)所指意义;(2)能指意义;(3)解释者层意义;(4)语言内部意义;(5)结构意义。

  翻译的目的不是转达内容,而是借助内容去影响读者,文本内容在这层意义上的功能体现为:(1)智力信息功能;(2)情感功能;(3)美学功能;(4)祈使功能;(5)标示功能;(6)联系功能。

  综上所述,内容具有功能,而言语功能又通过内容实现,他们没有明确的联系,某一功能可通过几种内容实现,同一内容又有几种功能。

  拉特舍夫认为,翻译时哪些内容应首先准确地传达,哪些可以不必那么追求准确,甚至可以遗漏,这与文本意义成分的功能量大小有关。从这个观点出发,他把意义成分分为4类:(1)主要功能内容,此内容成分的再现是传达文本潜在影响的必要条件;(2)次要功能内容,在翻译中此内容成分的再现可有一定变化,也叫有限变化成分;(3)随意成分内容,在翻译中可相对自由地用其他成分代换而无功能损失,或可略去的成分,也叫自由变化成分;(4)与内容无关的文本空成分,可删除或用其他成分代替的成分。

  翻译的目的是在新的环境里再现原文的功能,意义能否准确传达还取决于所译片断的主要功能密度:句段越短,主要功能越多,可译性就越小。

  2.民族语言障碍决定翻译行为

  民族语言障碍的存在决定了翻译时需做哪些变化才能保证原文和译文的交际功能对等。民族语言障碍包括读者不能直接接受原文并产生原文读者那样反应的一切因素,主要有:(1)两种语言系统的差异,既包括现存的语言和言语构成,也包括语言中不存在的假想结构;(2)语言规范,它决定语言正确与否;(3)言语规范,区分所使用的语言单位在本交际情景中是否合适、是否习惯;(4)操原语和译语者的超信息量差异,指理解和解释文本的超语言信息量,首先是文化历史信息。受两种语言补偿差异深度和广度的限制,对文化障碍只能作有限的克服。

  民族语言障碍作为翻译活动的决定因素,它为原文和译文的理解和转换进行了质和量的规定。

  翻译活动在译者的头脑中进行,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译者本人也难以自我观察和真实描绘,因此要弄清翻译活动中采用的具体翻译方法,就需对比原文和译文。在现代科学中这种研究翻译过程的方法叫逻辑模式法,包括置换法和转化法。

  1.置换法是使译语与原语最大限度地保持语义平行的翻译方法。置换法适用于翻译转化的各个阶段,包括词素层、所指意义层、句法层等。拉特舍夫以词汇层置换为例,把两种语言间的词汇对应关系分为5类:(1)原语词和译语词在系统意义上完全对等;(2)一种语言中的词,在另一种语言中有几个词对应;(3)原语词汇单位的意义与译语几个词汇单位的意义交叉,原语词是译语几个词的平均意义;(4)原语词和译语词的意义不交叉,但有对等单位(常是习惯隐喻);(5)译语系统没有与原语词对应的等值词,则或造新词,或描述性翻译。

  关于无等值词的译法,拉特舍夫与巴尔胡达罗夫的观点相似,也分音译转写、仿造、描述翻译和近似翻译等。

  2.转化法是通过有理据的偏离,使译文与原文潜在可能的语义结构平行的翻译方法。主要有两种转化类型:(1)结构层转换,其特点是改变被转化单位的结构,可以是语法范畴的转换、句法转换、修辞转换、词汇转换;(2)内容层转换常体现为情景语义转换、内容重新分配、隐喻明确化及各种功能对等代换。

  在多数情况下翻译转换具有混合性质,既有各种结构层次转换的特点,又有内容转换的特点。

  六、翻译教学法作为外语教学的一个分科,翻译教学应分3个阶段进行:1.确定翻译目标阶段,即理解和思考原文内容以确定翻译目标。翻译前,分析原文让学生了解文本的各种内容,区分文本的主要功能,弄清文本的语体特征。可采取课堂讨论或问答的形式。

  2.实现阶段。翻译课既应让学生掌握一定句型的习惯译法,又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选择合适的译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需要采用“检验错误法”,即不断对各种译法进行筛选,直到找出最合适的译法。开始可直译,然后逐渐培养学生的言语构成技巧,学会用不同的语言形式表达同一内容,最终过渡到合适的译法。

  3.检查阶段。检查译文主要是根据民族语言交际知识,对比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的反应。这个阶段要培养学生发现各种翻译错误,并加以分类和更正的能力。在译文校定阶段还应注重培养学生解决个别对应与整体对应的矛盾及超句统一体的问题。

  翻译练习分译前练习和实际练习两种。拉特舍夫认为,要培养学生确定正确的翻译目标,单靠翻译练习是不会有太大成效的,为此,应适当进行译前练习,主要是用翻译理论知识武装学生的头脑。

  该书还讲到如何教学生使用双语词典和单语详解词典。

  关于口译教学,拉特舍夫指出,口译首先要培养学生的熟练运用和翻译对应能力。因此,要牢记上下文等值词,重复练习现成模式和情景套话,如打招呼、表达愿望、表示感谢等常用情景中的句式。为巩固翻译对应能力,拉特舍夫提出了四步练习法,即“听―――译―――听答案并检查―――重复正确译法”。而创造性翻译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则大有好处。

  总之,《翻译:理论、实践与教学法》从翻译理论最基本的概念和核心问题出发,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翻译人员应掌握的翻译知识,并列举了大量精彩的翻译实例。书中的翻译练习题对指导翻译课的教学具有很强的借鉴作用。尽管拉特舍夫的个别观点,如译者不必对读者的反应负责,即关于译者个性的观点颇值得商榷,但其《翻译:理论、实践与教学法》一书对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均做了积极的探索,对广大翻译工作者颇有裨益。

  [1]谭载喜.奈达论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随着不断深入的教育体制改革,越来越多的新型教学模式被广泛的应用于课程教学中,从根本上促进了教学实效性的提高。项目式教学这一新型的教学方法,不仅改变了以往的单向教学的方法,实现了学与用的紧密结合,同时还起到了优化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目的,并且对学生的健康成长也有极大的促进作用[1]。实践性强是计算机教学的主要特点,而这也就对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通过在计算机教学中应用项目式教学法,不仅使教学效果得到了提高,同时对教学实践的深化和教学理念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高职计算机教学中项目教学法概述。

  将课本的课程与项目进行有效的整合就是项目化教学,其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学生将所学的专业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这也是一种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活动。在进行项目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必须根据实际的教学内容对项目设计进行全方位的分析,才能充分的调动起学生学习和掌握知识内容的积极性。目前高职院校所应用的项目式教学方法,其主要的理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首先是合作教学法。

  这主要是将学生的性格与实际的学习能力结合起来,将所有的学生根据其自身的学习能力分为不同的小组,同时将学生的资质和优势充分的发挥出来,不但提升了学生的自信心,还有效的提升了教学的效率。通常情况下,合作教学法与项目教学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项目教学式教学主要是教师根据实际的教学内容进行项目的设定,同时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将合作教学法应用到其中,这样不仅增强了学生的合作意识,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学生的职业能力和社会能力。其次是多元智能教学法。这一方法要求教师必须具备在多元智能教学法。这一方法要求教师必须具备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从而根据实际的情况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学习情境,使学生的综合能力不断的增强[2]。教师在运用这一教学方法时,必须根据学生自身的特点,充分的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采取因材施教的方式,将学生的潜能充分的挖掘出来,从而全面的实现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二、项目教学法的应用原则。

  1、进行教学项目设计时应当具有针对性。

  有针对性教学时,项目教学法需在开展项目教学之前,对所选择的项目必须具备较强的目的性,才可以满足受教群体的需求,同时将项目教学法的导向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因材施教是项目设计在实际的应用中必须注意的。比如在学习Excel这一软件时,相当一部分的学生已经对Excel软件的操作知识有了简单的了解,同时还可以利用Excel制作简单的表格,但是大多数的学生却完全不知道Excel软件中深层次的计算内涵。必须根据不同学生的不同情况,在进行项目的设计时做出具有针对性的调整,这样就可以使了解Excel知识的学生可以学习更高深度的项目内容,同时对于初次学习Excel的学生,则可以进行基础项目的学习。

  2、进行教学项目设计时应当具有趣味性。

  教学项目开展时必须充分对学生的心理予以充分的尊重,而教学过程的趣味性是吸引学生的关键因素,只有充分的将受教群体的目光吸引过来,才能使学生完全融入到课堂学习的氛围中。所以,计算机课程教学在项目设计时可以通过图像、声音以及文字等手段的利用将学生的好奇心调动起来,才能使学生彻底的放开手脚自由的发挥,而这也是保证其热爱计算机课程学习的基础。同时还可以鼓励学生积极的去搜集相关的素材,通过学生自己编撰文字,将学生自己动手、动脑以及组织思维能力充分的发挥出来。

  三、项目教学法的注意要点。

  1、注重项目选择的实用性。

  在进行计算机的项目教学法过程中,必须选择实用性较强的项目进行。比如在学习Excel对函数应用的知识点时,由于这类知识多数同学都是刚开始接触,因此其对相关知识的好奇心也就相对较强,而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就可以及时发现自身存在的不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教师可以根据所在班级的实际情况制作出班级的信息管理查询系统。这样的项目不是很复杂,但是包含了很多的知识。通过这样的项目不仅可以使学生的综合能力得到提升,使其对函数学习产生极大的兴趣,而且教师在项目完成之后给予学生积极的评价和鼓励,使学生增强了自信心。

  2、教学中教师要准确的指引。

  教师必须在项目实施之前,对学生进行适当的引导,对项目涉及的难点以及项目实施的具体要求进行相应的讲解。在对学生进行辅导时,必须抓住学生学习中的重点和难点,将自己所有的经验传授给学生,经过项目实施的过程后,学生获得经验不是教师口头教出来的,而是通过亲身的参与自己总结出来的,只有这样才能充分的发挥出项目实施在学生学习中的积极作用。

  3、教师应根据不同情况,灵活多变。

  由于学生还处在知识点学习的初步阶段,并且对知识还不能很熟练的掌握,因此在进行项目的安排时必须充分的考虑项目的难易程度,必要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分组实施项目的方法,但是,所有的项目必须由学生独立完成,因为小组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很可能对成绩好的同学产生依赖,而且一般情况下成绩好的同学都会在项目当中起主导作用,较差的学生在一旁观望,而这也就无法达到锻炼全体学生的目的,从而使项目失去了其本来的作用,因此,除非有特殊情况发生,不然所有的项目都应该由学生独立的完成。

  4、教师应在合适的情景中加以巧妙的指导。

  严禁教师在学生遇到困难的情况下直接公布答案,如果直接将结果告诉学生,也就无法实现自主学习的初衷和目的,同时也会丧失项目教学法应有的价值。比如说,学生在学习Excel电子表格的制作时,通常都是利用其拥有的排序功能将所有的数据按照由高到低的顺序进行排列,但是学生在实际的输入过程中却不知道如何进行序列的输入,如果只是简单的进行序号的输入将会十分的麻烦,但是学生此时又不熟悉Excel电子表格的性能,此时,教师在指导学生进行序号的输入时应该着重的提醒学生仔细的观察鼠标在Excel表格的变化,观察鼠标是没有箭头的十字加号,还是有箭头的十字加号,又或者是粗体的十字加号。当学生了解这些特点之后,就会仔细的观察鼠标在表格上的各种状态,同时还可以积极的鼓励学生观察在这几种情况下长按鼠标往左拖动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在进行这样的提示时应该提醒学生不能急于进行操作,而是认真的观察和思考。

  5、进行教学项目完成后,进行深刻的反思。

  教师应该在所有的项目结束之后,辅导学生完成项目的经验总结,同时将项目中所遇到的问题在课堂上讲出来,让学生展开交流,从而使学生明白这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通过这样的项目从中学到了哪些知识。经过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分析以及互帮互助,发现自身的优点以及存在的缺点,从而充分的发挥出项目的积极作用。

  四、具体案例说明项目教学法的具体应用。

  下面主要是以PPT制作为例,讲述了项目教学在计算机教学中的应用。

  1、确定项目教学法PPT制作的主题和任务。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必须要重新进行主题与任务的确立,同时打破原有的教材限制,将教学单元作为项目教学的任务,但是其最终的目标和任务不变,还是熟练掌握PPT的制作。

  2、项目教学法在PPT制作课中的具体应用。将学生根据不同的主题以及任务分成小组,各个小组则可以从水资源、大气、土壤、垃圾处理等方面采用PPT展示的方式阐述其保护环境的理念。根据各自小组的任务,将其与自身的兴趣相结合进行详细的分工,通过小组成员的共同努力完成项目的PPT制作[3]。各个小组的PPT制作完成之后,再进行演示汇报,小组之间互相交流各自的成果。教师必须对各个小组确定的项目主题以及任务进行相应的指导。而且在项目实施的同时,教师必须加强对各小组的巡视,以便可以及时的发现其在制作过程中的错误,并予以纠正,同时可以适当的对制作细节予以指导,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对项目教学法PPT制作的检查评估。进行检查评估时,所有的小组都应选派一名代表,发表对相关问题以及所进行的PPT制作的看法以及意见,同时还应该将本小组成员共同完成的PPT作品进行展示。在展示的过程中小组代表在台上进行详细的讲解,最后通过自评、互评的形式进行整体的评价。在这一环节完成之后,再由指导教师给予总评。

  在计算机课程教学开展项目式教学方法时,必须充分的发挥出项目教学法的作用,同时根据基本的原则与需要注意的事项制定科学有效的项目教学内容,从而实现了以项目教学法引导学生科学、合理、高效的掌握计算机教学内容的目标。

  [1]区国贤。项目教学法在中职计算机专业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贵州:贵州师范大学,20xx。

  [2]孔婷。基于项目教学法的高职英语教学设计[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xx(S1)。

  [3]刘明国。项目教学法在高职院校计算机基础教学中的应用[J]。电子制作,20xx(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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