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主办的“《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出版座谈会”在近代史所学术报告厅举行。《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的主编分别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王建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原所长黄克武担任，全书分晚清、民国两卷四册共57章，由57位作者分别撰写，这些作者来自大陆、台湾和香港，都是活跃于学术前沿的优秀的中生代学者，可谓集一时之选。因此，本次座谈会聚集了近代史学界的诸多知名学者，例如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北大历史系教授王奇生、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研究员汪朝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金以林、黄道炫等。
作为两岸学界共写历史的一大成果，《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不仅凝聚了参与编写的诸多中生代学者的努力，同样也是两岸近代史学界三十年来不断交流、合作的成果。三位近代史学界的前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金冲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天石，对此书也颇为关注，在座谈会他们对此书的出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杨天石说，这套书不仅在学科水平上有一个很大的前进，而且在超越、克服过往史学局限性上有重要突破，对建立两岸史学共识有重大进步意义。
海峡两岸共写史书何以可能？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王建朗在座谈会上介绍道，《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的计划最初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于2010年提出。王建朗说，2016年4月台北举办了一场两岸学术交流的研讨会，与会学者回顾了三十年来两岸交流的情况。两岸之间的学术交流，最早始于美国、日本等第三地，当时大陆、台湾学者之间很陌生，且互相提防，后来交流越来越多，越来越直接，两岸学者在交流中互相理解，关注彼此的研究成果，不断打开视野，互相影响。在一些学术问题上，两岸学者的研究已经相当接近。在此背景下，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提出这一计划，很快得到了两岸诸多学者的积极相应，台湾方面以“中研院”近代史所为主体，此外来自“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东华大学、辅仁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也积极参与。最终成书的文稿集合了34位大陆学者、21位台湾学者、2位香港学者的贡献。
社科文献出版社首席编辑徐思彦补充道，其实近代史的老一辈学者早先就有两岸共写近代史的想法。她回忆说：“2004、2005年，有一次在复旦见沈渭滨教授，他当时就提出两岸合写近代史的想法，我也很快将此想法转达给了社科院近代史所的老师。”
共写史书的前提是两岸学界不断深入的交流和对彼此的尊重、宽容。由于历史原因，海峡两岸曾一度隔绝，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两岸交流的推进，档案文献的开放，两岸学界在史料共享、人员往来、学术出版等方面的合作都在不断展开。两岸学界最早的交流就开始于近代史领域，座谈会上，张海鹏、杨天石等回忆了自己曾经历的两岸交流的艰难岁月，更感慨有如今局面之不易。当下，民进党主政台湾后，对两岸关系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黄克武认为，在此局势之下，更应该坚持两岸学界更扩大的学术交流。“比现在更艰难的境况，我们也一路走过来了，我对未来两岸的学术交流还是抱乐观的态度。”汪朝光说。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的出版之所以备受关注，除了因为这套书集合一众一线学者，反映了近年近代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之外，两岸因历史原因，对近代史上诸多议题曾各有表述，学者如何坐下来消弭这些分歧，达成历史共识，更是媒体和大众读者关心的问题。
首先，从技术层面上说，本书对一些两岸表述有异的名词术语做了统一。作为后期统稿工作的主要参与者，汪朝光说，两岸学者互相尊重、包容，在这个问题上基本没有大的分歧。一些名词术语只是因为两岸译名不同，所以才需要统一，都不是大问题。另外，在此书编写过程中，两岸学者互相审读文章，更加深了对彼此研究之长短的认识。
而在一般读者的印象中，涉及“辛亥革命”“国共内战”这样两岸可能存在重大分歧的议题，在学者来看，情况并不完全如此。
“两岸刚开始交流的时候还有各种顾忌，比如辛亥革命，大陆认为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台湾方面的表述是‘全民革命’，这一点分歧很大，但随着交流的加深，两岸都有改观，现在我们说辛亥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金冲及所著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也是用的这个说法，这个定义恰如其分。”汪朝光说，“在此书编写过程中，确实没有遇到过双方学者没法沟通的情况，比如说，国民党退守台湾，这一章是台湾学者写的，前一章讲退守台湾的背景，是我写的，可能在一些史事的叙述上略有差别，但大体没什么不同。两岸学界的沟通和交流真的是到了一定阶段了，这事儿如果放到80年代，那是很困难的。”“国共内战”也是一样，在两岸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情形下，两岸的近代史学界也是各有表述，但如今两岸的民国史学者基本接受了“国共内战”这一描述客观史实的中性的表述。
王奇生进一步谈到，最近十几、二十年来，民国史学界进步最明显的恰恰是曾经两岸分歧最大的地方。因为有分歧，双方各自反省，反倒突破了原有的研究局限。以前两岸没有多大分歧的问题，反而缺少反省。王奇生举例说：“比如，北伐战争。两岸学界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高度一致，都是站在南方的立场，而南方的立场，就是国共合作的立场。而在当时的北方，北洋政府称这场战争叫‘南征’。南北方都认为是自己是正义的一方面。当时中立的报纸，称这场战争为‘南北战争’。所以，从描述史实的立场看，北伐战争也可以换个说法，但目前还没有人接受。”1927年以后的历史，似乎两岸会存在更多分歧，但事实上，这一领域的研究近年进步很大，北洋时期的历史两岸分歧少，反倒学界研究的也不够。这一点从《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的篇章安排中也可以看出一二。
就民国卷来说，大篇幅都是国民政府时期的历史，而北洋时期的政治外交史只有两章，这样的篇章安排显然是有所不足的。而且，一位作者撰写一章，都是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这也让读者心生疑虑：篇章规划是否因人设事，各说各话？对此，汪朝光解释说，选题的最初规划是希望尽可能地呈现历史全貌，而且一位学者只写一章，也是希望能够包容进更多的学者，但也有实际的难处，即可能找不到合适的作者。“民国卷北洋历史只有两章，这两章很出彩，但还是太少了，如果有四五章这样的研究，那就更好了。”汪朝光说。
分歧越大，分歧的弥合就更加凸显。但是从学术研究到公众历史还有距离，所以，大众对两岸在历史认识的分歧的弥合可能比较缺乏了解。事实上，我们对国共关系等不少历史领域的认知已经从过往立场的局限中有所进步。汪朝光爱看电影，他以近年上映的电影举例说：“去年上映的《开罗会议》，网上很多人吐槽，事实上如果大家去看了这部电影，就知道这部电影实际讲的是正面战场的抗战史，从珍珠港事件到日本投降，反映了不少国民党和正面战场的情况。在抗战史上，我们已经对正面战场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
黄克武认为，两岸学界一大突破是看彼此的书，读彼此的研究，而这在90年代以前是很难的。2000年以后，黄克武自己就有四本书在大陆出版。“通过看彼此的研究，看到个人研究的盲点。学术越开放，越容易促成对历史真相的追求。”黄克武说，“原本抗战史两岸的分歧最大，现在学界基本肯定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贡献，这是两岸学界互动的结果。台湾学界也在不断反省自己的史观，慢慢把争意识形态、争正统这样的思想放下以后，会越来越逼近历史的真相。”
在两岸还存在分歧的抗战史上，汪朝光透露，明年近代史所将出版8卷本的抗战史，未来还将和台湾学界共写抗战史。共享史料、共写史书、共建史观，将会是两岸历史学界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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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朗、黄克武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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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民国卷）2016年9月（晚清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