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文章编号:18)05-0050-07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曾取得过举世瞩目的成就,极大地鼓舞了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起到了巨大的引领作用,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然而几十年后,这个庞大帝国却轰然倒塌。“世上最强大的国家,动用了历史上最周全的意识体系,共历时70多年,仍然无法以历史材料及想象的神话共同组成一个新的国家认同。”[1]43苏联的解体既令人遗憾,也相当令人费解。历史发展是多重合力作用的结果。意识形态的衰落、苏共的垮台是苏联解体的决定性因素。与此同时,民族国家体制建构的内在缺陷,共同民族心理基础薄弱,共同的民族文化认同感不高,共享价值观念缺乏,所有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体现为解体之前的苏联存在严重认同危机。“认同是团结的前提,没有认同就没有团结;认同是团结的根基,没有认同,团结就是无本之木。”[2]当多重认同危机交织在一起时,国家大厦被彻底压垮。本文力图从国家认同这一视角出发,对苏联的解体予以分析考察。      一、国家认同及其构成要素      国家的建构包括两个因素,即制度因素和国民心理因素。前者是指国家的制度,后者是指民众的认同感。基本制度是国家的“硬件”,人们的认同感是国家的“软件”。所谓国家认同感是指国家成员具有的归属于某一国家的情感意识,也就是人们在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一员,认同其国家成员资格。      认同包含认同主体、认同对象和认同结果三个层次。就认同对象而言,它指谓的是认同对象经过时间的流逝后仍然保持其同一性。英国哲学家洛克就指出,“我们如果把一种事物在某个时间和地点存在的情形,同其在另一种时间和地点时的情形加以比较,则我们便形成同一性(identity)和差异性(diversity)的观念”[3]302。认同对象经过时间变化后如果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那么其同一性就不复存在,进而出现认同问题。从认同的主体角度看,认同指涉认同主体的心理归属,也就是“一个存在物经由辨识自己与其他物之共同特征,从而知道自己的同类何在,肯定了自己的群体性”[4]10。自我归属感的形成,是通过与他者的比较获得的。自我借助与他者的比较,更为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特征,认识到自我同他者的差异,从而达到对自我身份的确认。由此,认同是对“我是谁”即自我身份的追问过程。最后,认同必定要落实到某一特定结果上,即认同主体经过归属感的选择,最终确立自己的归属对象。与认同的上述三个层次相对应,国家认同同样涉及三个基本问题:我认同的国家还存在吗?我是否为这个国家的成员?我应该怎样为国家奋斗?      认同赋予个体的行动以特定的价值。“我们必须先知道我们是谁,然后才能知道我们的利益是什么。”[5]38与之相一致,国家认同为国民的行动提供了意义感,引导着其行动的方向。强烈的国家认同感会使人们将国家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当祖国面临危急时刻会赴汤蹈火,甚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国家认同感也是政权合法性的依据。“如果没有某种认同的基础,任何政权都无法持久。”[6]61任何一种统治,人们对它具不具有认同感,是否认同其执政理念,是评判其合法性与否的关键。“国家主要存在于它的人民的内心和头脑中;假如他们不相信它的存在,那么就没有逻辑活动会使它活起来。”[7]5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如果人们对其不具有认同感,缺乏基本的民众心理认同基础,就会为宗派势力和分裂力量的出现提供便利,最终导致国家的解体。      国家是内含民族、文化、政治制度的共同体。作为一种民族共同体,国家体现为拥有超越各族群之上的与国家相对应的民族共同体,不同的族群或民族的成员在认同自己族群或民族身份的同时,还拥有一种超越各民族身份的公民身份感;作为一种文化共同体,国家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和共同的价值观念;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国家表现为拥有一整套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设计,并通过特定的制度设计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概括说来,“公民或者出于客观的血缘纽带或主观认定的族裔身份,或者与一群人共有历史文化传统和集体记忆,或者基于对特定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价值赞同而产生对特定群体的一体感或归属感”[8]。与国家内涵的上述三个维度相一致,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构成了国家认同的三个基本维度。本文将从上述维度出发对苏联的国家认同建构予以考察。      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失谐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由不同民族构成的多民族国家,由此程度不同地面临着如何协调特定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各民族成员如果将自己所属的民族当作最根本的认同对象,而不能建构起超越各民族之上的民族共同体的观念,就会出现民族认同超越国家认同乃至撕裂国家认同的状况,其结果轻则危害国家的稳定与团结,重则导致国家的分裂和解体。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民族认同不断显示出其排挤和压制国家认同的力量。      早先,列宁创造性地运用“民族自决权”原则,取得了十月革命和反对外国敌对势力侵略的胜利,使俄国各族人民从沉重的民族压迫下获得了解放,并在革命胜利后主张将“民族自决权”写入宪法。但“民族自决权”并非等同于分裂国家的权力。列宁就认为,民族自决权“并不就等于要求分离、分裂、建立小国,它只是反对任何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彻底表现”[9]564。十月革命后,列宁对民族自决权的承认是以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整体利益优先为前提的,当某些民族地区的自决会给巩固苏维埃政权带来危害时,就必须坚决加以制止。如1918年4月,当列宁认为成立西伯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有损于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整体利益时,他就对这一问题予以反对。

1991年底,苏联发生了剧变(苏共垮台,社会主义制度被放弃,联盟解体),这是20世纪影响世界的重大事件之一。关于它发生的原因,中外学术界、政界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本文只就我国学者对这问题的研究进行综述。我国学者有的将其分为内外因;有的分为直接原因、根本原因;还有分远因、近因;历史原因、现实原因等说法。就其具体内容来说,西方的“和平演变”政策是苏联剧变的外因,这已是我国学界不争的共识。10 年来,我国学者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侧重于从内部探索苏联剧变的原因。
戈尔巴乔夫与苏联巨变的关系
    苏联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发生剧变的,所以说到苏联剧变,不能不提戈尔巴乔夫,我国学者对此大致有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如李振城认为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新思维”“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不相信科学社会主义是真理,在根本指导思想和根本政治信念上即精神支柱上动摇、叛变,自然会导致对异已思想和异已政治势力的顶礼膜拜,屈膝投降”, 这是“导致苏共失败,苏联解体和全局性剧变的最主要,也是最根本、最深层的原因”。[1](转载请标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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