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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台风”计划顺利实施

　　1941年9月21日午餐时分，东普鲁士腊斯登堡。希特勒的大本营仿佛凝聚了整个德国的那种急不可待和幸灾乐祸的感情。盛满冰块的银质小桶里放满了一瓶瓶法国香槟酒，侍者们把夹有鱼子酱、火腿和鲑鱼的面包片分放到一个个的盘子里，酒杯里斟满了白兰地、威士忌、杜松子酒……

　　希特勒满面红光，就连说话的声音也似乎比平时温柔了许多，在餐桌旁开始了他那著名的“室内演说”：

　　“6月22日早晨，世界上最大的一次战役开始了。一切都按计划发展，我们在北翼围困了列宁格勒，在南翼占领了基辅，在中央攻占了斯摩棱斯克，通往莫斯科的门户已被我们打开了！”

　　突然，希特勒用手一拍桌子，“砰”的一声，力量之大使桌子上五颜六色的酒杯有几个倒下，里面的酒洒了一桌子。希特勒接着说：“我已经决定，我们下一个进攻的目标就是莫斯科！莫斯科将在冬天到来之前被摧毁，完全从地球上抹掉！”

　　说完，希特勒的手在空中有力地一挥。

　　在座的帝国军官们不失时机地赶紧全体起立，端起酒杯，顿时，室内响起一片酒杯的碰撞声、笑声……

　　9月30日，希特勒亲自签订了进攻莫斯科的军事行动计划，此计划的代号为“台风”。

　　9月，对于莫斯科人民来说应该是最美好的季节，莫斯科郊外的森林被镀上了一层金黄色，苍山翠松间的枫叶红了，山果黄了，就好像一幅色彩斑斓的美丽图画呈现在人们面前。然而，1941年的这一美好秋色却不能像往常那样给莫斯科人民带来欢乐。此时此刻，法西斯的战车正在隆隆东进，一场猛烈的“台风”正在向着莫斯科刮来，保卫莫斯科的战争就要开始了。

　　莫斯科是苏联最大的城市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交通中心。它位于东欧平原的中部，莫斯科河两岸，同伏尔加河有河道相连接，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1812年，拿破仑占领莫斯科并焚烧了这座城市，名将库图佐夫率领的俄国军队和人民一起打败了拿破仑并迫使他仓皇撤退。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于1918年3月10日将首都由列宁格勒迁入莫斯科。

　　现在，法西斯暴徒正逼近莫斯科，这座伟大的城市将接受严峻的考验。

　　法西斯德军的准备可谓全面面周到，他们和往常一样，打算以坦克重兵集团的强大突击力突破苏军的防御体系，并同步兵协同，合围与消灭保卫莫斯科的苏军主要兵力于维亚兹马和布良斯克地区。然后各步兵师开始从正面进攻莫斯科，而坦克和摩托化集团则从南北两翼迂回莫斯科。

　　9月30日，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由古德里安统帅的坦克集群宛如一张弯弓，扣上了强劲的利箭，钢铁的箭头直指布良斯克和维亚兹马。

　　从乌克兰到莫斯科，古德里安的部队进展神速。10月里的一天，他和他的部队竟然挺进了80公里。不到三天，他们就占领了布良斯克战线以东200公里的奥勒尔。进展之神速，以致于当德军坦克隆隆开入奥勒尔城时，电车上的乘客纷纷向他们招手致意，这些乘客还误以为是苏军的装甲部队了。

　　占领奥勒尔后的德军，迅速切断了布良斯克一奥勒尔公路，并一举攻占卡拉切夫，紧接着又向布良斯克迂回包抄前进。10月6日，布良斯克被德军攻占。

　　与此同时，德军第9和第4集团军分别以第3和第4装甲集群在杜霍夫希纳和罗斯拉夫利方向实施猛烈进攻，他们来势汹汹，像一股破坏力极大的飓风一样横扫而来。德军迅速突破了苏军的防御阵地，并从南北两面，急速地向维亚兹马冲去。古德里安的坦克第2集团军与南进的德第2集团军一起，10月7日在布良斯克以南包围了苏军第13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一部，在布良斯克以北包围了苏军第50集团军的部分兵力。10月13日，被围的苏3个集团军虽经英勇抵抗，但大部被歼，一部分退守在莫扎伊斯克防线，有的在敌后展开游击战。

　　至此，“台风”计划的第一阶段行动已告完成，莫斯科的第一道防线已被德军的钢铁洪流冲开一道可怕的缺口。

　　从10月13日起，几乎在通往莫斯科的所有重要作战方向上都开始了激烈的战斗：莫斯科西南160公里的卡卢加于13日陷落；接着离首都仅150公里的加里宁也被夺占；距离莫斯科仅100公里的鲍罗季诺也遭到了德军的致命一击。莫斯科处于十分危急之中。

　　第一阶段的顺利进展，使希特勒觉得东方战役的胜利已是板上钉钉了。

　　希特勒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他认为攻占莫斯科简直是探囊取物。于是，10月7日，希特勒专门签署了一项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不准包克接受莫斯科的投降，即使主动投降也不予接受；德国军队也不需要进入莫斯科，只需用炮击和轰炸予以毁灭。另外，希特勒觉得光用炮火还不够——还需要加上大量的燃烧弹和高爆炸药，直到把莫斯科夷为平地才能解除内心深处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仇恨。

　　法西斯处心积虑地要把厄运降落在莫斯科头上，如今它又确实像一群饿狼一样疯狂地向她扑来！莫斯科——这座伟大的城市，着实让全世界屏住气息。

　　2.莫斯科全民皆兵

　　莫斯科已成为最靠近前线的城市了。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作出在莫斯科近郊歼灭德军的决定，采取攻势防御的果断措施。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苏联红军依靠前线防御工事系统，组织了坚强的攻势防御，以削弱和消耗德军的有生力量，赢得时间，准备集中后备力量，在一定时机转入反攻，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

　　在1941年10月的艰难日子里，负责保卫莫斯科的西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发出了告全军书，其中写道：

　　“同志们！在我国面临严重危险的时刻，每个军人的生命应该属于祖国。祖国号召我们要成为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堵住法西斯匪帮去亲爱的莫斯科的道路……”

　　在当时莫斯科有一句很流行的话，“俄罗斯虽大，但已无处可退却，因为后面就是莫斯科。”就充分说明了当时的危急情况和莫斯科军民高涨的士气。

　　根据斯大林的命令，10月17日新建立了加里宁方面军，从莫斯科西北面阻击德军的进攻。10月19日，国防委员会号召首都人民要不惜一切代价，配合红军，誓死保卫莫斯科。20日，《真理报》发表《阻止敌人向莫斯科前进》的社论，动员全市人民在敌人到达首都之前，用自己的鲜血把他们埋葬。莫斯科召开全市积极分子大会，号召全市人民把首都变成一座攻不破的钢铁堡垒。

　　在莫斯科最危急的日子里，全市人民积极响应党组织的号召，表现出了一种“临危不惧、气壮山河，誓与敌人决一死战”的英雄气概。他们豪迈地说：敌人在哪里进攻，我们就在哪里歼灭他们！”我们要在红场上为列宁而战斗，决不让纳粹的血手玷污列宁的陵墓！

　　人民群众的巨大支持，使前线的指战员深深地感受到，全城的人都在保卫首都，全国都在保卫首都，这给了他们进行莫斯科保卫战的巨大鼓舞。朱可夫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对此深有感触地说：“当我们谈到莫斯科保卫战的英勇战绩时，我们所指的不仅仅是军队英雄的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战绩。在西方面军以及在而后各次战役中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完全是首都及莫斯科军民团结一致和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全国、全体苏联人民对军队和首都保卫者进行有效支援的结果。”

　　希特勒就剩下一个莫斯科了，本来他认为苏军没什么了不起的，只要他的装甲铁蹄稍向前驱，克里姆林宫就会握于己手，斯大林就会向他低头。但是，随着苏军愈来愈强的抵抗和天气的变冷，慢慢地在希特勒的心头开始蒙上了一层阴影，很快他就意识到“斯大林是他真正的对手”。

　　历史总会出现某种惊人的相似之处。1812年，拿破仑统帅着浩浩荡荡的法兰西大军横扫欧洲，但在莫斯科城下却大败而归。据说，那是上帝拯救了俄罗斯，因为就在拿破仑胜利在望时，严寒突然降临。

　　1941年的冬天，上帝又一次站到了俄罗斯人的一边。10月1日，莫斯科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雨；10月6日，莫斯科周围的广大地区就飘飘扬扬地下起了第一场冬雪。越来越坏的天气使德军的“台风”计划开始时的那种神速，就好像突然踩了紧急刹车般一下子停了下来。连绵的秋雨使许多河流决堤，大片大片的地区变成粘如胶状的沼泽，德军不得不听任烂泥的摆布，道路上的稀泥经常没到膝盖，乘车行进的大军不得不停下来，正在打仗的坦克也不得不撤下来，去拖拽陷在泥坑里的大炮和弹药车。步兵在泥泞中一步一滑，弄得疲惫不堪。

　　然而，在大雪中的德军真可说是“雪上加霜”。11月3日，第一次寒潮袭来，气温一下子就降至零摄氏度以下，而且还正在迅速下降。11月13日，零下8摄氏度；27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凛冽寒风，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使莫斯科的气温降至零下40摄氏度。地面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德军的机械化部队终于又可以重新开动了。但是，把坦克从泥泞中解救出来的严寒却无情地摧残着那些不得不驱车作战的士兵。冬天，使德军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后勤供应不足，缺乏防寒设施。许多士兵穿着单薄的夏衣，在凛冽的寒风中瑟瑟发抖，不少人严重冻伤。数以千计的德军士兵被冻成残废，许多人染上了使人寒战不止、全身无力的疟疾。寒冷的天气使得大炮上的瞄准镜失去了作用。燃料常常冻结，汽油也冻成了黏糊状，发动坦克时，得先在底下点火烘烤一阵才行。抱怨、沮丧情绪开始充斥德军，许多人开始谈起1812年拿破仑的失败和俄国在塔鲁季诺的纪念碑，他们无可奈何地叹息道：上帝为什么总是偏袒俄罗斯呢？然而，冬天的来临，却使希特勒愈加催促着法西斯德军向莫斯科发起新的更加猛烈的攻击。他要抓紧时间摧毁莫斯科！

　　严寒也同样给苏联军民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他们不得不在寒冷彻骨的天气里挖防坦克壕、设置障碍物等。但是，在严寒中长大的红军将士是在本土作战，供给和适应力要比德军强得多；苏军的机枪都披着枪套，以防止冻坏；武器上涂有冬季润滑油，使用非常灵活；士兵穿得暖暖的，足以御寒……

　　但斯大林不仅要使自己的将士们穿得暖和，而且还要使他们在精神上更加饱满，为了排除自开战以来的晦暗气氛，他决定在德军的炮火声中举行传统的红场十月革命阅兵式。

　　1941年11月1日，一辆黑色吉斯-101小轿车，把正在前线鏖战的朱可夫送进克里姆林宫。

　　汽车在一处台阶前停下，朱可夫走下车，疾步登上台阶。台阶上的两扇雕花大门同时打开。他进门后，沿着一条比较狭窄、但光线充足的走廊走了一段，然后从一条很普通的窄窄的楼梯登上二楼。二楼的走廊宽敞多了，铺着红色的长条地毯，走过十多米，朱可夫来到一扇高大的深棕色大门前。

　　这条路他不知走了多少遍，现在确实依然照旧。他习惯地正了正军帽，扯了扯军上衣的下缀，准备进去见斯大林。斯大林只是通知他来克里姆林宫开会，内容并没有讲，但他认定情况肯定很重要，于是接到通知后就风风火火、马不停蹄地赶紧从前线回来。

　　朱可夫跨进门，他看到在一张铺着绿呢长桌的两边几乎坐着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和国防委员会成员。斯大林坐在长桌一端。朱可夫与众人打过招呼后，在斯大林示意下坐在长桌的左侧一边。斯大林缓缓站起身来，从桌子一侧慢慢走到朱可夫身后，然后说道：“朱可夫同志，政治局和国防委员会有一个打算，今年的十月革命节，除了要召开庆祝大会外，还要在红场举行阅兵式。我们请你来，就是想听听作为直接负责保卫首都的方面军司令员你的意见，你认为如何？前线的形势允许我们搞阅兵式吗？”

　　斯大林的话音一落，长桌两旁所有的目光都以探寻的神色注视着未可夫的脸。朱可夫清楚地知道，他的回答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都事关重大。

　　在敌人眼皮底下搞阅兵式，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否则，斯大林也就不会请他来商量，可是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不仅隆重地庆祝节日，还搞阅兵式，这不仅能充分显示出对法西斯的蔑视，对本国军民的鼓舞，而且还能给全世界一切同情和支持者们一种莫大的宽慰，说到底，它甚至比在前线消灭法西斯几个集团军所引起的震动和反响还要大。一想到这里，朱可夫便很坚定地说：“这个想法我认为是可行的。据我们的观察分析，敌人正在全线构筑防御阵地，各条战线上的进攻基本都已停止。这说明敌人在最近几天内不会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在前一段作战的严重损耗，加之不利于机械化兵团行动的恶劣天气，补给不足等等，都不允许他们马上发动新的地面进攻。但是，危险是有的，这就是敌人的空袭。”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看到众人或是朝着朱可夫点头，或是相互对视着点头。

　　“你有什么建议吗？”斯大林不慌不忙地问道。

　　“我建议加强对空防御，增大高射炮的密度，同时，把友邻方面军的战斗机调一些到莫斯科附近待命。这样构成空中和地面双重打击力量。”

　　众人纷纷表示同意并作了一些具体的补充。

　　“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斯大林最后坚定地说，“就是说，阅兵式一定要搞，而且还要通过无线电向全国实况转播。”

　　1941年11月6日上午，先是在马雅科夫斯基地铁站大厅举行了十月革命节庆祝大会，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斯大林作了演说：“同志们！今天是在严重情况下庆祝十月革命24周年的。德国强盗背信弃义的进攻和强加于我们的战争，造成了对我国的威胁……而我们的国家，我们举国上下，却已经组成了一个统一的战斗堡垒，同我们陆海军一起，共同粉碎德国侵略者……彻底粉碎德国侵略者！消灭德国占领军！我们光荣的祖国、我们祖国的自由、我们祖国的独立万岁！在列宁的旗帜下向胜利前进！”

　　斯大林慷慨激昂的演说，回荡在莫斯科红场的上空，通过电波又传到前线的战壕、传到掩蔽所、传遍了苏联各地，使正处于法西斯铁蹄蹂躏之下的人民群众得到了极大的鼓舞，使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从中看到了希望……

　　11月7日中午，灰色云层压得很低很低，纷纷扬扬的雪片无声地飘落下来，落在圣母天主教堂巨大的圆顶上，落在克里姆林宫围墙外的红场上，落在红场上排成方队肃立的红军将士的身上。塔楼上的大钟，敲了8下，斯大林等人健步登上列宁墓，这时没有掌声和欢呼声，整个红场一片寂静，甚至都能听得见雪片沙沙落地声。

　　阅兵式开始了。最先走过列宁墓接受检阅的是身穿呢大衣、头戴皮军帽的军校学员方队，接着是穿着白色戴帽雪地伪装服的摩托化步兵分队，穿着深蓝色呢大衣的水兵方队……最后是坦克编队隆隆驶过红场，那马达的轰鸣和履带转动所产生的巨响，震撼着红场，震撼着大地，也震撼着每一个人。斯大林默默地伫立着，目送着从列宁墓前列队走过的队伍，他们大多数就这样带着人民的期望，直接从红场开赴正在鏖战的前线。

　　1941年11月7日，希特勒正在设于腊斯登堡的“狼穴”大本营里，满心欢喜地等着包克能够给他带来攻占莫斯科的好消息，却万万没想到等来的竟然是红场阅兵这样一个绝妙的“好消息”。

　　斯大林在红场阅兵的消息，传到希特勒的耳朵里时，已是当天傍晚了。闻听此言。希特勒大发雷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斯大林竟然能在德国空军的机翼底下，检阅部队！这是对帝国空军的公然蔑视，蔑视！”希特勒歇斯底里发作了一阵子，觉得还不足以消除心头之恨，于是大声喊道：“哈尔德，你马上与包克联系，问问他，为什么在今天放过了俄国人？难道他对俄国连最起码的常识都没有吗？不知道11月7日这一天对他们有多么重要，因而对我们来说也就十分重要吗？红场阅兵……这是一种挑衅，赤裸裸地挑衅！对这种挑衅，只能用炸弹加倍惩罚！告诉包克，今天晚上必须对莫斯科实施最猛烈的空袭！”恼怒之下的希特勒立即调兵遣将并敦促包克再次从地面进攻莫斯科。

　　按照希特勒的要求，德军将组成两大重兵突击集团，从莫斯科的西北和西南两翼实施突击。赫普纳的第4装甲集群与赖因哈特的第3装甲集群并拢，在施特劳斯第9集团军的配合下向沃洛科拉姆斯克、克林方向进攻，力争从西北接近并迂回包抄莫斯科，如有可能就从北面突破。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团军向高图拉、卡希拉、科洛姆纳进攻，从南面逼近莫斯科。而莫斯科以西宽大的正面，则由克鲁元帅的第4集团军实施攻击。这样，在战役打响后，力求形成这样一种态势：在莫斯科周围，兵力部署犹如一个半张开的巨掌，上边是并拢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拇指，下面是最粗的大拇指，中间则是密不透风的手掌心儿。希特勒认为，这个“巨掌”对莫斯科既可以掐，又可以捏，直至将它死死地攥在手心里！

　　希特勒对他的这份“杰作”可说是极为满意，于是向部队下达了战斗指令：从11月13日起，中央集团军群全线开始进攻，目标——莫斯科！

　　莫斯科成千上万的军民在“坚决死守莫斯科”战斗口号的鼓舞下，在最危急的时刻，在每一寸土地上与法西斯展开了拼死作战，使德军每前进半步都要付出无数血的代价。但德军在开始的几天总算还给希特勒争气，进攻频频得手，推进速度虽说不是太快，但却一步步地向莫斯科逼近。而随着德军的逼近，苏军的抵抗也越来越顽强，常常是打得整营、整团地不剩一人为止。到12月3日，德军第4坦克集团军在遭受重大损失后攻占了红波利亚纳。

　　这个红波利亚纳，今天已改名为梅季希，它是在莫斯科西北郊，距莫斯科仅有27公里，从这里坦克最多一个小时便能抵达莫斯科城。闻讯赶来的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陆军元帅包克站在塔楼顶部，手拿望远镜，当克里姆林宫尖顶那颗闪闪发光的红星尽收眼底时，他嘴里低声自言自语：“看到了，红星……我总算看到莫斯科了……”

　　然而，包克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不仅是他此生此世所能到达的距莫斯科最近的地点，而且也是德国军队第一次和最后一次看到莫斯科。他很快就发现，那颗红星是那么的可望而不可及，它虽然近在咫尺，却又像天空的星星一样是那么的遥远……

　　12月初，莫斯科已是寒冬季节。白皑皑的莫斯科郊外，凛冽的寒风裹着卷起的层层雪浪，阵阵呼啸，铺天盖地而来，就仿佛要把整个大地吞没似的昼夜不停。

　　温度计的水银柱在急剧下降。在这零下40多摄氏度的冰天雪地中，一些身着单衣，紧裹破毛毯的德国官兵在呼啸的北风中冻得瑟瑟发抖，他们一边哆嗦，一边捉身上的虱子。在田野上、堑壕边，顿河冰水中，到处可见冻僵了的德国兵尸体，而那些已冻得奄奄一息的士兵们，望着满天越下越大的鹅毛大雪，都在绝望中无可奈何地痛苦呻吟着。

　　1941年12月4日，苏第16集团军在红波利亚纳地区发起反击。红波利亚纳镇几易其手，苏军与德军在镇外展开坦克战，镇内则进行巷战。战斗异常激烈，整整持续了一整天，直到天黑，苏军终于把德军逐出红波利亚纳。

　　与红波利亚纳地区相仿，莫斯科周围其他地区的战斗也是呈白热化状态，战斗的双方就犹如角逐的足球场，德军的前锋已将球带入禁区，正在寻找一切机会企图“破门”而入，而苏军“后卫”也是拼命扑救、补位，死死地保护着自己的大门。双方都是不遗余力，而且双方都知道这是最后关头，谁能坚持住，谁就能取胜。12月5日，对苏军来说是整个莫斯科保卫战最关键的一天，而纳粹将领们则称之为“最黑暗、悲惨的一天”。这一天，德军在环绕莫斯科周围320多公里的半圆形阵地上，全线被苏军制止住了。不仅如此，古德里安自从他那支所向无敌的装甲部队踏平波兰以来，第一次被迫后撤，以便在坚硬的冰天雪地上组织起一道防线。然而，德国人已经什么都来不及了，苏军的反攻开始了。

　　1941年12月6日，大雪铺天盖地，整个战区一片银白。朱可夫的西方面军首先从莫斯科的西北发起了反攻，接着在莫斯科前沿北起加里宁、南至叶列茨长达1000多公里的战线上，苏军7个军团和2个骑兵军——共计100个师全线出击。

　　听到反攻的消息和命令，红军将士们无不兴奋异常。半年来失败的耻辱、退却的痛苦、对入侵者的仇恨，此刻都将转化为一种巨大的能量，推动着他们对疲惫不堪的德军发起猛烈的攻击。他们都怀着这样一个心愿：“是该出口气了，让法西斯看看上西天的路，也让他们尝尝背后挨枪子儿的滋味！”

　　反攻的第一天，科涅夫率领的加里宁方面军就突破了德军的防御前沿，越过封冰的伏尔加河上游之后，猛扑精疲力尽的德军。他们进展神速，很快就插进到德军第9集团军的右翼，到达了德军后方大约20公里的图尔吉诺沃。

　　第29、第31集团军在当天即渡过伏尔加河，对固守在加里宁的德军第9集团军的交通线构成严重威胁。第30集团军在骁勇善战的列柳申科将军率领下，迅速击溃德军在德米特罗夫西北的抵抗，冲向克林地区，威胁着德军第3、第4坦克集群的后方。库兹涅佐夫率第1突击集团军在德米特罗夫以南进攻，并越过莫斯科和加里宁铁路。

　　第20和第16集团军的进攻更是顺利，12月9日，第20集团军粉碎了德军的顽强抵抗，将德军驱逐出索尔奇诺戈尔斯克，12月8日，第16集团军解放了克留科沃，并开始向伊斯特拉水库发起进攻。此外，戈沃罗夫将军指挥的第5集团军也积极向前推进，从而有力地保证了第16集团军的进攻。

　　在参加反攻的部队中有新从内地及远东地区调来的，也有长期坚守莫斯科防线的；有新入伍的，也有久经沙场的。这样一支有着步兵、炮兵、坦克兵、骑兵和空军组成的强大反击兵力，是德军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等到包克反应过来，苏军的攻势已是锐不可当。从12月7日起，反攻速度不断加快，反攻的前3天，苏军便推进了30公里至50公里，而且攻势一浪高过一浪，战果也越来越大。

　　在反击中为扩大战果，斯大林特意将西方面军航空兵的飞机增加至1000多架，这大大超过了德中央集团军群的飞机数量。强大的反击部队在航空兵的有力支援下，越战越勇，到1942年1月初，苏军完全击溃了窜至莫斯科城下的德中央集团军群的突击兵团，德军被迫后退100公里至250公里，从而解除了德军对莫斯科的直接威胁。

　　当苏军发起反击时，正在受冻挨饿的德军不得不在没有足够冬季装备的条件下进行激烈的战斗，他们伤亡惨重，根本无力阻止苏军的攻势，防线到处出现危机并被迫撤退。德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包克元帅几天前，还准备乘坐第一辆坦克冲进莫斯科城，现在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并且准备将他的部队撤往库尔斯克-奥廖尔-勒尔一线作为德军的“冬季阵地”。

　　1942年1月5日，斯大林向红军发出指示：不给德寇任何喘息的机会，不停顿地把它们向西驱赶。

　　1月8日，苏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的舰桅高昂，海军战士将炮弹填进了炮膛，莫斯科郊外野战机场上的战鹰满载航空炸弹，振翅待飞。从列宁格勒城外雪深齐腰的森林，到莫斯科以西冰封的大地，从静静的顿河流淌过的乌克兰平原，到黑海北岸的克里木岛，苏军在这条纵贯南北的战线上，9个方面军110多万将士正在整装待发，收复失地大总攻的战幕即将拉开。

　　随着红色信号弹飞上天空，威力巨大的“喀秋莎”首先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怒吼，一时之间从空中到地面雷声滚滚、火光冲天，苏军的全线总攻开始了。

　　总攻首先以加里宁方面军实施的瑟乔夫卡-维亚兹马战役开始。这一战役也是勒热夫-维亚兹马进攻战役的一部分。进攻的第一天，方面军的第39集团军就在勒热夫以西突破德军防御，至1月21日挺进80公里至90公里，前出至德军第9集团军勒热夫集团的后方。26日清晨，方面军的第22、第29集团军即在奥列尼诺包围了德军约7个师。骑兵第11军从正面突至维亚兹马，并切断了维亚兹马-斯摩棱斯克公路。

　　西方面军以9个集团军和2个骑兵军实施的勒热夫-维亚兹马进攻战役，1月10日开始发起攻击。方面军的右翼第1突击集团军第20和第16集团军在突破德军沃洛科拉姆斯克防线后，于17日切断了莫斯科-勒热夫铁路。方面军中线部队第5、第33集团军于1月20日收复莫扎伊斯克；第43集团军则向尤赫诺夫方向进攻。方面军左翼的第49、第50集团军和近卫第1军、第10集团军从北面和南面迂回包抄了由德军第9集团军约9个师组成的尤赫诺夫集团，这就使苏第33集团军和近卫骑兵第1军分别在尤赫诺夫以北及其以南突入德军后方，并开始向维亚兹马展开攻击。为配合正面部队围歼维亚兹马的德军，苏军还从1月中旬至2月中旬先后在维亚兹马东南地域，以空降第201旅、第8旅和第4军主力1万多人实施了空降。到4月20日左右，苏军又向西推进了100公里至350公里，收复了莫斯科州、加里宁州、图拉州等莫斯科以西大部地区。希特勒占领莫斯科的企图完全化为了泡影。

　　1942年4月，暖流融化了伏尔加河的坚冰，解冻的土地开始散发出浓郁醉人的春天气息，随着春季泥泞时期的到来，苏军开始转入防御。至此，莫斯科保卫战以苏军的伟大胜利而告结束。在此战役中德军损失官兵50余万人（其中冻死冻伤10万余人），坦克1300辆，火炮2500门，汽车1.5万辆。

　　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在20世纪世界战争史上具有重大的政治和军事意义，它不仅粉碎了希特勒闪击速胜的企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德军第一次遭到重大失败，为战争形势的根本扭转奠定了基础，从而成为20世纪“一个冬天的神话”。战争的胜利使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给苏联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坚定了夺取最后胜利的信心，同时，也给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各国人民以巨大鼓舞，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为最后战胜法西斯，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2015年6月，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历史学教授弗·奥·佩恰特诺夫博士与伊·爱·马加杰耶夫副博士合作完成的《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往来书信：文献研究》一书，旨在从全新的角度详细解读1941年7月至1945年12月期间，苏美英反法西斯联盟领导人以书信为媒介互通军政情报，协调对敌立场，统筹战争全局，开展联合行动，以及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做出战略决策的过程和心理活动。该书为首部从俄罗斯的视角全面梳理、介绍和点评“三巨头”书信内容、成信背景和过程的学术专著，内容翔实可靠。本文尝试从主要内容、主要特点和对处理当代大国关系的启示三个方面对该书进行评介。

第二次世界大战 斯大林

世界难见安宁，和平弥足珍贵。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已过去75年，但亲历者和史学家对它的研究和反思却从未停歇。关于二战的各种著述汗牛充栋，史书卷帙浩繁，或展现战争的宏大景观，或记述战场的细节琐事，或研讨大国领导人之间复杂微妙的特殊关系，但将研究触角直抵核心决策层的著述却不多见，从历史和领导人心理的角度对大国外交关系的分析更是凤毛麟角。由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历史学教授弗·奥·佩恰特诺夫（В. О. Печатнов）博士与伊·爱·马加杰耶夫（И. Э. Магадеев）副博士合作撰写的《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往来书信：文献研究》一书，就是其中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它于2015年在莫斯科出版，该书的中译本于2017年由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本文尝试从主要内容、主要特点和对当代处理大国关系的启示三个方面对该书进行评介。

《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往来书信：文献研究》一书收录了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二战期间869封往来信件，以严格考证的时间为序，原貌再现了三国领导人往来信函的文本，并附有大量的注释和珍贵档案图片。为便于读者了解和掌握著作内容，作者按战争年代三大国关系的发展脉络和战争进程的不同转折点，依年代顺序分九章将书信嵌入，并在书信的前后夹叙夹议，读来引人入胜。书信往来的内容涉及许多议题，择其要者概括为九大方面，这九个方面恰恰也是当时三国博弈的焦点，它们事关战时联盟的运行，并对战后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那场决定人类前途和命运的世界大战中，权力高度集中于各大国最高政治领导人手中，职业外交和传统对外政策部门的空间被大大压缩，大国领导人的私人外交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战争决策的基本模式，而书信则是领导人联络沟通和军政决策的主要载体。大国领导人以书信为媒介，互通军政情报，协调对敌立场，统筹战争全局，开展联合行动，在危急时刻以此保持最直接的私人接触，并对战时联盟协作积极献计献策。在军事战略筹划能力和外交协作水平方面，三大国同盟远超“轴心国”。不过，在战争接近尾声时，因共同威胁的下降和各自国家利益的凸显，三大国领导人之间的合作也伴随有尖锐的分歧和激烈的博弈。读者从书中援引的这些载入史册的真实书信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其历史的回音和脉动。

就结盟问题，三方领导人共通信32封，时间跨度为1941年7月7日至12月5日。当时三方提出结盟的战略目的是联合起来共同抵御法西斯的侵略，但各自的期望值却有所差异。美英希望通过苏联在东方战场浴血奋战来牵制德军主力，直到粉碎法西斯德国军队并解放欧洲，从而使美英能够打一场“小打小闹的”“没有人员伤亡的轻松战争”；但苏联被迫要与德国正面交锋，又兼为美英做出人员牺牲，因此要求美英必须对其作战提供物资技术援助，并希望美英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使希特勒陷入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但这些问题未能得到迅速解决，最后的结果是，以美英为一方、以苏联为另一方的三边两方联盟，边战边谈，不断讨价还价。建立联盟初期遇到的问题在后续的书信中始终与后来新出现的议题相生相伴。

（二）关于战时对苏援助、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及战后边界划分

有关上述三个议题的讨论三方领导人共通信53封，时间跨度为1941年12月14日至1942年7月22日。通过书信谈判，三方在对苏援助问题上达成共识，即美国国会通过的租借法案适用于苏联，英国负责北方海上物资运输和为运输船队提供护航。但在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上，美英出于利己考虑，采取了“拖延”战术，致使斯大林在领导和指挥反法西斯作战过程中，不得不分散精力与西方两位领导人据理力争、不断周旋。战后边界划分是典型的边打边谈的例子。事实上，大国对战后安排和势力范围划分在战争进程中就有所考虑。这也充分证明，必须把战后安排视为战争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如果只取得战场上的胜利而不考虑战后的政治利益，那将意味着战争并未真正获胜。

（三）关于推迟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和暂停北方护航运输队

斯大林对西方不断推迟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和暂停北方护航运输队表示强烈不满，这引发了反法西斯联盟关系的危机。1942年7月23日至1943年1月9日期间，领导人信函往来主要在斯大林和丘吉尔之间进行，两位领导人重点就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和护航运输队问题进行讨价还价。相较而言，斯大林与罗斯福之间的信函比较少，原因是他们当时的关注点有所不同。美国更关注让苏联向远东渗透，企图把苏联引入对日战争。总之，这一时期出现的问题使得联盟三角关系中的苏英边和苏美边都出现了紧张关系和正面博弈。正是由于联盟关系龃龉不断，斯大林拒绝参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倡议的“三巨头”首次会晤。史学界有学者认为，斯大林错过了一次三方深化合作的良机。

（四）关于卡萨布兰卡会议和“三叉戟”会议

就这两次会议三方领导人共通信93封，通信时间始自卡萨布兰卡会议之后的1943年1月26日至1943年7月15日。卡萨布兰卡会议于1943年1月14日至24日在北非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与会者有罗斯福、丘吉尔和盟军的最高指挥官，从北非和伦敦来的法国领导人也参加了会议，唯独没有斯大林。事实上，斯大林也接到了邀请，但他以斯大林格勒战役正处关键时刻为由拒绝参会，其更主要的理由是他认为这次会议不合时宜。但在战争中期召开的这次会议无疑非常重要，不仅讨论了二战后期非洲、地中海、太平洋战局和尔后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问题，还就加强对德国的轰炸、土耳其在战争中的立场，以及亚洲殖民地的命运问题进行了磋商。在会议的最后一天，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合宣布了三项决定：一是确定1943年英美盟军的进攻方向为欧洲柔软的下腹部——西西里岛；二是美英两国把各自支持的法国政治首脑吉罗和戴高乐硬拉到一起，强迫结成联合政府；三是首次提出战争的最终目的是迫使轴心国无条件投降。事后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名给斯大林写信通报了此次会议精神，斯大林回信中对此次会议导致美英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再次推迟表示不满。事实上，在三国联盟的合作中，不仅苏联领导人与英美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围绕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以及地中海地区和缅甸的军事行动问题，经常站在同一边的英美之间也有分歧。为了化解矛盾，罗斯福和丘吉尔率两国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于1943年5月12日至25日在华盛顿召开了没有苏联参加的代号为“三叉戟”的会议，双方讨论了“哈斯基”行动计划和援华问题，并承诺在打败德意后继续与太平洋国家和苏联合作，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总之，在战时联盟中，美英通气对表的情况时有发生，特别是在关乎苏联利益的问题上，英美经常私下先达成共识后再向苏联“摊牌”，这也是斯大林在联盟中对美英一直存有戒心的主要原因。

（五）关于制定最终战胜法西斯德国的联盟协同战略和召开莫斯科外长会议及德黑兰会议

该阶段共通信93封，时间跨度为1943年8月5日至1944年1月4日。联盟协同行动战略确定三国首先必须对被解放国家制定统一政策。除此之外，三方通过往来信函还顺利达成了对势力范围的划分。美英坚持将意大利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而斯大林则坚决捍卫苏联对意大利拥有平等发言权，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建立了有苏联参与的意大利问题军事政策委员会。同时，斯大林效仿西方在意大利问题上的做法，在东欧也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期间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召开莫斯科外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同盟国一致同意采取措施缩短战争进程，并在《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中就战后安排达成共识，同意成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该阶段是西方与苏联关系最为融洽的时期。第二个重要事件是召开德黑兰会议。这是“三巨头”战时的首次会晤，因此三方对会议的时间和地点都非常重视，并试图在选择时间和地点的较量中，显示自己在联盟中的地位。最后在斯大林的坚持下，会议地点选在德黑兰。这次会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斯大林在西方人眼中的负面形象。

（六）关于组建波兰政府和苏波按寇松线划界问题

该时期共通信88封，时间跨度为1944年1月4日至6月5日。美英同苏联因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各自国家利益的考虑，在对待波兰本土卢布林政府与驻英流亡政府的态度上截然相反。苏联支持卢布林政府，并坚持以寇松线划界。寇松线是1919年巴黎和会的一个委员会划定的俄国与波兰之间的边界，是以该委员会主席英国外交大臣寇松的名字命名的。该委员会的目的是要为刚刚爆发的俄国与波兰的战争停火线提供划定根据。不过，最终的界线由于波兰军队在随后的战争中取胜而有所改变。根据1921年3月签署的《里加条约》，苏联把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割让给了波兰，使两国之间的领土争端暂时搁置下来，但它始终是苏联的一块心病。因此，苏联想借参与战后安排之机夺回失去的领土。最后，美英出于仰仗苏联抗击德国进攻的需要，被迫向苏联做出让步，同意按寇松线划界，也基本接受了斯大林提出的改组波兰流亡政府的建议，从而化解了盟友之间的不信任危机。此外，同盟国还讨论了划分巴尔干势力范围和瓜分投降的意大利海军的问题，战后合作、正常履行对苏租借法案、美英盟军登陆法国实施“霸王行动”，以及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等事宜。

（七）关于战后世界秩序

通信时间跨度为1944年6月6日至1945年2月3日，三国领导人共通信192封。书信围绕布雷顿森林会议和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以及让德国附庸国退出战争并与之签订和约等问题展开。政治领导人对作战问题也进行了干预——如讨论划定盟国军事行动区的隔离线、友军之间如何建立热线联系、组织考察被攻占的德国军事目标及最新武器装备等。该阶段盟国之间开始出现离心倾向，美英对苏患得患失，常视苏联为其继德国之后的潜在敌人。此外，该阶段的往来书信还有一个主题，就是酝酿“三巨头”的第二次会晤。在这一问题上，三方对会晤时间和地点的选择争论不休。

为筹备雅尔塔会议，三方领导人从1945年2月5日至4月11日共通信40封。由于战争接近尾声，苏联因在二战中作出的巨大贡献和付出的人员牺牲完全“征服”了西方，选择在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召开“三巨头”会议完全是斯大林的意思，尽管当时苏联因战争破坏惨重并不具备召开会议的条件，但苏联仍竭尽全力为这次会议做了最充分的准备。雅尔塔会议对缓和反法西斯盟国之间的矛盾、加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协调对德日法西斯的作战行动、加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进程，以及二战后惩处战争罪犯、清除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势力影响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围绕波兰政府组成、协调美苏对日军事行动计划、美军司令部希望获得在滨海地区驻扎空军的权利，以及美国私下在伯尔尼与德国单独接触等事，三方互不相让，并进行了激烈的交锋。这次会议对战后世界格局的形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由此次会议而诞生的雅尔塔体系一直运行至1991年苏联解体。

（九）关于波茨坦会议和第二次莫斯科外长会议

针对这两次会议，三国领导人共通信91封，时间跨度为1945年4月13日到12月23日。此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已经逝世，新总统杜鲁门上台，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被新首相艾德礼所取代。尽管战争结束后书信往来仍在持续，但三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开始出现松动甚至裂痕，如美单方面中止执行租借法案。这一时期的往来书信重点讨论了波茨坦会议的时间，此外，还用较多篇幅讨论了德国的投降问题。各方在这一问题上锱铢必较，甚至对投降日期的选定也达到了“分秒必争”的地步。最后，英美两国总统为了抢占先机，未按事先与斯大林商定好的时间表，即三方在同一时间宣布5月9日为胜利日，而是提前一天就向全世界宣布了胜利日的消息。至此，反法西斯联盟已貌合神离，苏联已然由盟友变成潜在对手。实际上，战争尚未结束，丘吉尔就迫不急待地命令英国军方制定了针对苏联的代号为“不可思议行动”的战争计划和“防御英属岛屿免遭苏联入侵”的预案。在这一阶段，美苏领导人之间的通信也主要是围绕战后世界领导权之争而展开。为了化解联盟之间的分歧和紧张关系，三方举行了第二次莫斯科外长会议，重新回到谈判桌前讨论一些遗留问题。

本书从分析“三巨头”往来书信的成信背景和“三巨头”人物性格及心理活动入手，探索了二战史研究的新视角。作者用生动而精辟的语言诠释了隐藏在书信背后的“潜台词”、大国领导人的外交活动和二战期间的重大历史事件等鲜为人知的史实，它就像二战史研究领域的一个宝库，不同的人可以从中找到不同的鲜活的原始素材。总的来说，本书主要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苏（俄）对于苏美英三国领导人书信的收集、整理、研究、出版工作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1957年，苏共中央委员会曾以官方名义首次出版过书信集，并使其成为全球二战史研究的重要文献来源，也是苏美英三国领导人往来书信的唯一全本。迄今为止，受研究方法和参考文献所限，西方学术界对三国领导人的往来书信尚缺少全面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对斯大林“这一角”的书信研究最为缺乏，从而直接限制了对战时领导人互动交流和大国关系演变研究的深入。本书作者结合最新解密史料，以不同于西方的俄罗斯人视角，对三国领导人往来书信所涉及事件的历史背景、成信背后的故事和政治家写信时的心理活动，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剖析和描述，立体、直观地将三方领导人的决策过程和政治立场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经过研究考证发现，信函出炉的过程在莫斯科、华盛顿和伦敦不尽相同，凸显了不同制度国家战略决策机制上的差异。例如，苏联一方信函的内容基本上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两个人决定，起草完成后的书信交由苏联政治局元老和外交人民委员会成员传阅；基于内阁掌权体制，英国内阁会议定期对罗斯福和斯大林发来的信函（尤其是斯大林的信函）进行讨论，然后再委托外交部、参谋长委员会或丘吉尔本人就某项内容予以回复。即便丘吉尔主动起草的信函，也要交给内阁审议。其中有很多信函都经过多道编辑程序，同时所有信函要定期寄给国王和内阁主要成员审阅。一言以蔽之，丘吉尔给斯大林和罗斯福的往来书信在白厅要进行广泛的跨部门传抄。这一方面体现了英国民主制度的特色，另一方面也归因于英国政府严格的写信回信程序，确保了“三巨头”往来书信中英国的档案文件保管得最为完整全面，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原始资料。相比之下，美国的程序则略欠规范，与苏联相似，区别仅在于参与起草的人员更多，其中的主角不是外交官，而是总统的私人助理和军方人士，主要“操刀者”一般是霍普金斯（Harry Lloyd Hopkins）和李海（William Daniel Leahy）。在通信渠道方面，斯大林和丘吉尔习惯使用外交密码发送信函，罗斯福则更倾向于绕过国务院通过军用通讯渠道发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罗斯福与国务院的关系不够顺畅。

除了进行纯技术性的档案考察外，挖掘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和思维方式也是作者研究的一个新尝试。这种研究角度在此前较少有人触碰，但又十分重要，因为领导人的性格特点和思维方式对战略决策具有非常直接的影响。

（二）结构合理、语言风趣、可读性强

在书中每一章的开篇，作者都用篇幅不长的导语概述了卫国战争期间各个阶段的特点、书信的主要内容、书信往来的背景以及通信人的性格特征，令读者既能通览全局，又能择要细品，增强了该书的可读性。

对三大国领导人书信的解读，离不开战争年代复杂的政治军事背景。正如作者所言，信函本身只是一个“穹顶”，穹顶下面隐藏的是恢宏的联盟外交和大国的军事协作。破解书信背后的“潜台词”，不仅要考察每封信的独有故事，更要将其置于当时的联盟背景之下，如此才能跳出传统思维的局限，用全新的视角来看待战争年代的联盟关系，以全新的方式解读战争现象的纷繁芜杂。

书中比较有趣的地方是作者对领导人在助手们起草的信函上所做修改的分析，因为修改之处最能反映每位领导人的个性。丘吉尔作为大文豪及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手稿明显具有文学风格，思想也天马行空，挥洒飘逸；罗斯福的信函则带有明显的官方色彩，比较平淡，他的信函由于有军方和其他部门参与起草，时而会冒出一些美国式的外交辞令和纯军事色彩的语言；斯大林的语言比较平实，极少夸夸其谈，表达内容具体，用词准确，总是直奔主题，直抵问题本质,与惯于使用民主句式的西方伙伴不同，斯大林擅长使用意识形态用语。

当然，对于他们三位来说，往来书信首先是讨论问题的媒介，同时也是对历史的记录。据罗斯福身边的工作人员证实，罗斯福曾打算卸任后写回忆录。丘吉尔凭借其对历史文学的酷爱，早在战争时期就计划把这些信件写进自己将来的回忆录。在1944年1月未发出的致斯大林的信函中，他建议保留自己与斯大林之间的分歧，以待历史评说，但同时也不忘提醒，他打算亲笔书写历史。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与斯大林的往来书信成为该书的核心内容。而斯大林虽然并未想过写回忆录，但他也不愿意忽略自己的历史地位，包括自己与西方民主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早在1944年12月，他在与戴高乐会晤时，就提到过将来可以发表他与丘吉尔的往来书信。正是心存这些考虑，“三巨头”在写信时格外认真，这也使得书信的语言表达变得更加讲究，充满魅力：劝诫时温言婉语，中肯有加；争论时喋喋不休，剑拔弩张；合作顺利时相互不吝溢美之辞，并夹带幽默和会心的笑意。总之，书信或长或短，字斟句酌，承载千钧，意蕴万般。

（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迄今为止，各国史学界对“三巨头”往来书信学术价值的研究和认识远未穷尽，有关“三巨头”往来书信完整的专题研究著作此乃首部。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著名历史学家W.金伯尔（W. Kimball）出版过三卷本《罗斯福与丘吉尔的往来书信》，并附有详细的注释，后来美国也出版过《罗斯福与斯大林的往来书信》《丘吉尔与杜鲁门的往来书信》，附加了一些简要说明。直至现在，1942年之前丘吉尔的完整书稿出版工作仍在进行之中。但无论如何，对斯大林“这一角”的书信研究仍为空白。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随着与这一专题相关的文献越来越多地被解密，历史学家们根据第一手资料对二战期间“三巨头”军事外交史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变得可能。美国纽约海德公园罗斯福总统图书馆和位于密苏里的杜鲁门图书馆、英国外交部和政府档案馆以及位于剑桥的丘吉尔个人档案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均解密了所收藏的“三巨头”手稿、苏美关系史和苏英关系史文件以及其他工作资料，从而为研究二战期间的外交史、联盟史打开了方便之门。除此之外，俄外交部还特意为本书作者团队解密了大批外交政策档案，这些新解密的档案主要是苏联驻伦敦和华盛顿大使关于往来信函的相关报告。得益于良好的研究条件，作者从俄、英、美档案馆中收集了大约5000份文件，并以此为基础从三方不同的角度再现了“三巨头”书信往来的历史背景，重塑了独特而真实的历史场景。尽管该书将重点放在了第一手资料上，但在撰写过程中，作者也广泛浏览了俄国内外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渐丰富的历史研究文献，以及当时的国际关系史文献。如果说此前的研究以简单的参考性注释为主，那么本书则是通过分析新解密的档案为书信提供了更为翔实的学术注脚，使得若干重要历史研究课题从中都可以找到答案或线索。例如：斯大林为何不相信德国会进攻苏联？是谁开创了三国领导人之间书信往来的外交模式？斯大林与丘吉尔何时举行了首次会晤？罗斯福和斯大林通信中泄露了什么秘密？“卡廷事件”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当时在卡廷事件上美英对苏联采取了模糊的态度？苏联为何在二战期间解散共产国际？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为何要下榻苏联驻伊朗使馆，而丘吉尔却没有？丘吉尔与斯大林是否真的私下讨论过巴尔干“百分比协议”？

三、对处理当前大国关系的启示

细细品读苏美英三国领导人的869封书信，仿佛可以看到“三巨头”战时为各自国家利益运筹帷幄、据理力争的鲜活形象，同时也可从一个侧面领略他们进行战略博弈的智慧与艺术。历史是一面镜子，透过它可以折射出当前大国竞争时代各国的战略思维习惯和战略文化传统、国际政治理念和外交手腕，对当代国际政治不乏启迪意义。

（一）不同制度国家从对立走向合作的关键在于找到利益共同点

众所周知，二战前由于意识形态不同和历史上积怨太深，西方国家一直视苏联为战略对手。然而，自德日在欧洲和东方两个战场开始野蛮侵略后，为了反击侵略，三国领导人克服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制度上的差异，结成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三国结盟的主要动因是随着战局的变化出现了超越本国利益之上的新的利益共同点：反抗法西斯，维护世界和平。而首先认识到这一点的是英国首相丘吉尔。正是他于1940年7月和1941年4月主动向斯大林发出两封信函，开启了“三巨头”之间往来书信的“热线”模式，并说服罗斯福与斯大林也建立了这种书信联系。随着战事的发展，罗斯福对苏德战场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加深，因此，无论面对何种复杂情况，都没有放弃与苏联的这种同盟关系。1941年6月,丘吉尔发表关于共同反抗纳粹的演说，并趁热打铁地于7月初再次致函斯大林，提出“只要天时地利和国家战争资源增长允许，将尽一切努力帮助贵方”，从而成功实现了英苏关系的“破冰”。斯大林为了推动发表苏英联合声明也终于复函丘吉尔，并提议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缓解自身压力。1941年7月，罗斯福致函斯大林，表示美国愿意根据租借法案向苏联提供作战物资援助，斯大林欣然接受。至此，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的通信渠道完全打开。其实，利用突发性重大事件创造合作契机的做法并不鲜见，重要的是在机会出现时，要能敏锐地抓住稍纵即逝的时间窗口。

（二）巩固联盟需要做出利益取舍

从日本偷袭珍珠港到斯大林格勒会战之前，各个战场的态势对苏美英三国总体不利，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使美英加强与苏合作的信心倍增。1941年12月，罗斯福致函斯大林，认为“当前至关重要的是采取紧急措施，为最近几周以及最终击溃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创造协同行动的条件”。1942年2月，斯大林致函丘吉尔，表示“我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苏联、英国和美国这一强大的联盟定将击垮敌人并取得最终胜利”。最终，苏英于1942年5月签署战时同盟和战后互助合作条约，苏美于1942年6月签署反侵略战争中实行互助诸原则的协定，这与其他文件共同构成了联盟合作的法律基础。同时，三国领导人为了共同的战略目标，适当做出了利益取舍。如斯大林为获得美英更多援助，在信函中没有坚持将存在分歧的战后苏联边界问题提上议程，还为避免过早与日对决和两线作战而致函罗斯福，“祝您（没有使用‘我们’）取得太平洋反侵略斗争的成功”。美英为让苏联继续吸引住德军兵力，避免自身损失过大，在致斯大林的信函中曾刻意回避“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他们宁肯付出更大的物资代价也不愿派一兵一卒。这种战略性取舍在当代国际政治中也有可资借鉴之处，国家任何时候一定要坚持核心利益，对次要利益或一般利益则可以暂时做出让步或牺牲。

（三）实力变化必然牵动联盟格局变化

1943年上半年，二战进入转折期，敌对双方总体力量对比向有利于反法西斯联盟方向转变，三国在联盟中的地位也因各自实力的变化而出现易位。苏联以其出色的战场表现崛起为军事大国；美国凭借巨大的军事援助和经济动员能力，开始与苏联共同发挥核心作用；英国的地位相对下降，充当美苏“协调员”的角色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斯大林利用战场胜势取得的有利位势，不时抛出“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问题向美英施压，并在3月致函丘吉尔称，“您对英美军队进攻海峡彼岸的计划所表现出的不确定性令我警觉，对此我无法保持沉默”，致函罗斯福“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提醒，主要问题还是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从中可以看出，斯大林总体上对丘吉尔的态度较为强硬又不失大体，对罗斯福的态度相对平和又不失尊重。在“卡廷事件”问题上，斯大林向罗斯福、丘吉尔致函表明强硬立场，成功使美英做出妥协，使自己变被动为主动。罗斯福看到苏联在战争中的作用增强，便谋求与斯大林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有时甚至绕开丘吉尔与斯大林通信。如在1943年2月致函斯大林时，罗斯福破例使用“统帅”一词，回复斯大林来函时也未与丘吉尔沟通有关事项，5月致函斯大林时更是主动提出，“我认为，我和您应该今夏会晤”。从中可以看出，苏美英三角关系中的三边长短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根据国家实力和利益需要灵活调整，谁实力强谁就有主导权，谁主动调整谁就会占据主动。

（四）联盟合作中利益置换在所难免

1943年下半年，苏美英在各自战场上取得一连串胜利，战场态势实现根本性转折，盟国之间战略协同和奠定战后秩序基础等问题开始显现。各方积极促成由外长参加的莫斯科会议和“三巨头”参加的德黑兰会议，并依靠实力展开利益博弈。斯大林充分利用罗斯福与丘吉尔关系的变化，以东欧作战行动和对日作战的原则承诺，换取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罗斯福尽力博取斯大林的好感，以部分妥协和开辟第二战场换取苏联对日作战的保证；丘吉尔只能以“配角”形象，在斯大林与罗斯福之间辗转腾挪，努力维护自己的“地盘”。斯大林在“三巨头”会晤地点问题上态度非常强硬，坚持认为“从我这方面来说，还没有发现比我所说的城市（德黑兰）更合适的会晤地点”，显示了其捍卫主导地位的决心，使丘吉尔、罗斯福相继妥协，共同向着实现“开辟第二战场”的目标迈进。罗斯福为便于与苏直接“交易”，在德黑兰会议期间竟同意入住苏联使馆，会后还专门致函斯大林，且只有一句话“兹决定立即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为强渡海峡作战总司令”，发出“开辟第二战场”的强烈信号。丘吉尔对德黑兰会议结果不甚满意，只能感叹“可怜的英国小毛驴”被挤压在“巨大的俄国熊”和“强大的美洲野牛”之间。从中不难看出，各方都明白，必须维护联盟合作的大局，即便在划分势力范围等问题上分歧严重，也只能将这些矛盾暂时搁置。

（五）军事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政治

1944年6月到1945年年初，欧洲战场打败法西斯德国的曙光已经显现，这使得各方压抑许久的政治获利欲望更加显性化，也应验了“军事服从政治”的铁律。丘吉尔坚决推进在意大利的军事行动，谋求确立势力范围，于6月致函斯大林通报相关战况，并试探其对建立意大利新政府的态度。斯大林则谋求以此为“样板”，在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确立主导态势，因此复函“苏联方面不会对此设置障碍”，后又表示“我们不会给德军以喘息之机，我们将继续扩展战役战线。您应该会同意我的观点，这些对我们的共同事业不可或缺”。罗斯福为确立在太平洋战区的主导优势，在战局不利时致函斯大林，建议“尽快为将来两国武装力量联合行动做好准备工作”，战局转好时则不再提苏联对日开战之事，只强调美国在太平洋战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苏军不断取胜使美英感到威胁越来越大，各方加紧准备结束战争和构建战后秩序。罗斯福和丘吉尔先行会谈，并联名致函斯大林通报西北欧、意大利、巴尔干、日本等地区行动计划，其中当然不会透露阻止“苏联势力范围的危险扩张”和美英合作研制原子武器等问题。斯大林面对美英在波兰问题上的阻挠，坚持强硬立场并表明“波兰是与苏联接壤的国家，波兰问题与苏联安全问题密不可分”。在一些政治目标难以协调时，罗斯福、丘吉尔则致函斯大林筹划“三巨头”会晤，想通过三人面对面会谈解决棘手问题。

（六）建立在次要利益基础上的脆弱联盟终将走向终点

在战争接近尾声时，苏美英反法西斯联盟变得愈加脆弱，他们之间的战略平衡基本上靠各方的相互让步与隐忍来维持，不过这些让步主要限于次重要利益范畴。美英与南斯拉夫在占领区问题上对峙，斯大林态度暧昧，避免深度介入。他致函杜鲁门，“我希望，美英政府和南斯拉夫之间就伊斯特利亚—的里雅斯特局势产生的误解能够彻底消除”；但在触及苏联核心利益的波兰问题上，斯大林则毫不退让，致函杜鲁门并表明“您不认同波兰临时政府作为未来民族团结政府的基础，也不同意波兰临时政府在这个政府中应有的法律地位。我应该告诉您，持此立场将扼杀达成波兰问题和解的一切可能”。随着国际形势发展，美英对苏立场变得日渐强硬，美英的新领导人不约而同地命令各自的军方制定针对苏联的战争计划，苏联也针锋相对。三位领导人书信往来也日渐稀少，联盟关系终于走向终点。值得回味的是，丘吉尔曾于1945年6月15日致函斯大林，“我建议，我们即将召开的柏林（波茨坦）会议使用‘终点’为代号”。这个代号可谓意味深长，这个终点实际上也是冷战中新一轮战略博弈的起点。因利而合、因利而分，联盟的诞生和瓦解常常如此。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相信每个人读完这本书，都会有所思、有所得。正如李际均将军为该书中文版作序时所言，在往来书信中，“冲突与妥协、合作与猜疑，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仅构成生动的大历史画卷，而且为后人提供了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复杂的政治军事外交关系最高层和最原始的素材，成为留给后世的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原文刊载于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20（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年9月版。

于淑杰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孟祥 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博士研究生

王银赛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某研究院参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