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理安·艾斯勒，选自《神圣的欢爱》
黄觉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9
人类社会进化中的性的政治
我们面临这么多难题，这么多个人和社会悲剧，这些并不奇怪；我们建立的关系经常事与愿违、功能失调，经常给我们自己和他人造成诸多痛苦，这些也不奇怪。奇怪的是，我们长期生活在如此多的扭曲、误传、消极的环境和完全的信口开河的重负之下，为何我们竟然还能正常运转、正常生活？
在如此重负之下我们仍能挣扎着相爱，这实在是对人类的能力和耐力的礼赞，因为追求快乐而不是痛苦，追求关心而不是征服，更为重要的是，追求联系——相互联系以及全体社会成员的联系——是对我们自身以及世界的创造和关爱。人类的这种能力和耐力也使我们有了现实的希望，我们能够在人类历史上这个关键时刻，创造一个更加平衡且不太疯狂的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制度中，暴力、统治，以及性和精神的功能失常，不再被认为“就该是这样”。事实上，现代历史上发生了许多挣脱统治关系束缚——挣脱数千年淫威，摆脱惨无人道的压迫和连绵不断的流血——的斗争，这使我们的希望更有依据了。
在此后的章节里，我们要谈谈这种斗争。我们将看到，眨眼之间——数百年在我们的历史上不过是弹指一挥间——我们对所有事情包括从性生活到精神生活的看法都发生了巨变。随着这些巨变，家庭、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结构相应地发生了同样剧烈的变化。因为最近三百年来，尽管遇到巨大阻力，而且不时地发生复辟，对统治关系已经确立的暴力和压迫的反抗，取得了越来越大的胜利。现在，当我们即将迈出20世纪，跨入21世纪，进入一个新的千年之际，这种为争取未来的严峻斗争，就成为头等重要的大事了。
在第一编我们已经看到，我们既可以建立伙伴关系模式，也可以建立统治关系模式，就连离我们最近的近亲，即普通黑猩猩和侏儒黑猩猩，也在社会组织上有着显著的差别。我们已经看到，我们文明的主流最初是朝着伙伴关系发展的，这对于性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社会结构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在史前某一个颠簸动荡时期，发生了一次巨大的文化转型。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看一看我们时代中的强大运动，要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也要看看它所遇到的强大阻力。我们将继续考察社会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利用人类动机的两大杠杆：痛苦和快乐。我们将考察一些跨文化材料和同性恋关系，但是重点仍然放在西方主流社会中的异性恋关系上。我们仍将继续以传统上的性和性别的固定形式，在环环相扣的政治、经济、宗教和军事体制的统治中发挥的中心作用作为考察重点，这些体制使一些国家凌驾于另一些国家之上，一些种族凌驾于另一些种族之上。但是，在这第二编也是最后一编的游历中，我们的前进路径与前一编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
目前，我们已经飞快地掠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这就像顺流而下，一开始朝着一个方向，可是在一个急转弯之后，又朝向另一个方向。在往下，我们的任务是开一段河床——使我们能转向伙伴关系而不是统治关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穿过惊涛骇浪，巨石险滩，还会受到流向不同的强大水流和旋涡的干扰。
我们在考察这些潮流的同时，还要仔细研究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最亲密的关系：不仅是性关系，还有儿童和监护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正是从这些具有肉体接触的基础关系中，得到日后建立伙伴关系或统治关系的砖石。我们将以新的眼光来考察当代社会的发展，不仅考察性与灵的发展，还要考察政治、经济、技术、教育、交通以及生活中其他重要方面的发展。通过考察痛苦和痛苦的威胁如何在最基本的肉体层面附着于统治关系模式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组织之上，我们将进一步扩展我们的文化转型理论。
但是，在此之前，我想先为下面的章节做一些铺垫。我想说说这本书的书名，它如何在我不断变化的意识里成型，又如何表达快乐和神圣在伙伴关系和统治关系社会里得到不同的定义。我想简单地谈谈我们如今了解的有关爱情的生物和化学知识，以及意识的性质问题。我们要将眼下的事情，放到一个更加广阔的进化环境之中。因为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今天的这种喧嚣，都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已经走进一条死胡同：只有彻底改变我们建立人类关系包括我们最亲密的个人关系的方式，才能走出这条死胡同。
我还想谈谈在个人和社会变化的讨论中一直被忽略的问题：人的肉体。因为社会和人的转化，说到底是围绕着这种直接与人的肉体有关的事情而进行的；围绕着这种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肉体，包括我们自己的肉体和他人的肉体而进行的；围绕着谁有权裁定这些看法而进行的；围绕着别人如何接触我们的肉体，我们又如何接触别人的肉体而进行的，最后，它还涉及到意识的彻底改变，涉及到两种不同的力量——对肉体制造痛苦和带来快乐的力量——是如何在社会中建构起来的，其中哪一种力量得到了重视和回报，而哪一种力量受到了轻视。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本人的意识中所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我逐步地明确认识到，我们对人的肉体的看法极大地影响着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而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又直接关系到我们如何在与这两者的关系中看待我们自身。我早就知道，有一些重要的女权主义著作直接或间接地谈论了这一问题，从凯特·米利特（KateMillett）的《性政治学》、阿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Rich）的《论妇女的诞生》，到新近出版的著作，像凯特尔·海沃德（CaterHeyward）的《我们接触的力量》以及葆拉·库伊（PaulaCooey）、沙伦·法默（Sharon Farmer）和玛丽·埃伦·罗斯（MaryEllenRoss）合著的《内化的爱》。但是，现在我从一个新的角度，比以往更清晰地认识到，如果不能理解和改变我们对男人和女人肉体的看法，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某时某地所形成的关于性、权力和爱的观念，更不可能改变它们。我也比从前更为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对肉体的看法和做法，以及由谁来决定我们对肉体的看法和做法，都与政治紧密相关。
其实，在当代摆脱强大的统治和暴力模式的斗争中，这些就是最主要的政治问题。我们如何看待肉体与肉体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在自己的肉体里体验这些关系——这不仅隐喻着政治的最基本的意义，而且关涉到对权力的定义和实施。这就是我们的肉体在传统定义下的公共环境和私人环境下如何与全部社会关系相联系的方式，我们先是不知不觉地了解这种联系方式，继而开始不断地运用这种联系方式。
如果在早期的长幼关系、继而在性关系中，我们已经被培养得适应了统治和服从，这些关系就会不知不觉地影响我们所有的关系。反之，如果在早期的长幼关系、继而在性关系中，我们学会并且不断地练习相互尊重和关心，我们就会与建立在强制和恐惧之上的统治等级的社会制度格格不入。
这就是为什么在观念中将女人的肉体从性和精神力量的象征变为男人的控制对象，是史前时期朝向统治关系社会组织的转变中所不可或缺的原因。在观念上将女性的肉体变成由体外某个人控制的对象，产生了几个重要的结果。它首先为男人找到了统治和剥削女人肉体的理由——不论是将女人的肉体变为繁殖或娱乐工具，还是利用它为男人服务或为男人的家庭干活，都是如此。它还使女人自己逐渐从统治关系制度所形成的男人视角来看待自己的肉体。因为不论各种文化对女人的肉体有什么偏爱——喜欢胖或瘦，喜欢拉脖子、缠小脚，还是喜欢摧残生殖器——这些偏好都不是女人自己的愿望和需要，而是符合占统治地位的男人对女人的欣赏口味。更有甚者，在这种新的社会秩序里，女人自己也逐渐学会了让自己和自己女儿的肉体服从于男人的要求和口味——我们至今在与这种传统做斗争，它表现在厌食症、贪食症以及其他饮食失调症状等方面，这些都是女人为了迎合外界潮流，不惜一切痛苦，强制改变体形的结果。
但是，这种靠外界影响决定体形，将肉体当作工具的观点，不仅影响着妇女，也深刻地影响着男人。现在，所有女人的肉体和部分男人的肉体，都是通过一部分人的眼睛来审视的，这一部分人伤害力最强，因此也就能对他人的肉体实行控制。
我们已经看到，这是西方古代奴隶社会流行的观点，所有女人和大部分男人（奴隶）的肉体，是由一小撮人占有的，这一小撮人对此握有绝对的生杀予夺的权力。而且，在这些高度好战的社会里，大部分人只是一小部分精英们进行权力争夺的工具，谁在争夺中能给他人的肉体造成最大的伤害，谁就是赢家——这就是我们今天仍在与之斗争的另一种统治关系传统。这就是为什么如今男性的理想标准是肌肉发达、披盔戴甲、强壮骠悍的武士形象的缘故，他们献出自己的肉体，而得到的报酬就是被俘妇女的肉体——这一点我们从荷马史诗和《圣经》中都能读到。
女人的肉体纯粹是男人的财产，这种观点深刻地影响着男女性生活的社会结构，因为如果一个人的肉体之所以存在是为了服务于另一个人的肉体——给它以关怀、快乐和后代——这就不仅为所有的上下等级提供了一个基本模式，而且树立了一种观念，说明男女的肉体在他们最亲密的性关系中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这种观念，也是我们至今仍在与之斗争的，这就是女人和性“天生地”就要受男人的控制。
于是，就需要一些制度来维持男尊女卑的等级。一是我们已经粗略地讲过的，对性和女人的糟践。一是对统治和暴力的色情化——这是现代泛滥的淫秽作品的中心，男人捆绑、鞭笞、刀割女人的肉体，或以其他方式造成女人肉体的痛苦。随后我们将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
关于这些作品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他们是直接引发的对妇女的暴力犯罪，还是仅仅使那些因为了解这些行为会导致痛苦而永远记住这些犯罪的人麻木，同时制造一种容忍这些行为的氛围。但是当代朝向伙伴关系的运动日益高涨，来自统治关系制度的抵制也日益强烈。从这种矛盾的角度来看，这些作品的产生，可以看作是在最基本层次上通过对天然的肉体制造或威胁制造痛苦得以维持的制度，是对伙伴关系浪潮所做出的反应。
这些作品描绘了人的肉体，以及两个肉体如何“好玩地”纠缠在一起，而其中一个肉体要忍受肉体的和/或心理的痛苦，它们生动地表现了一种社会组织，其中最高的力量是由剑的力量来象征的：导致痛苦和毁灭的力量。更有甚者，它们使我们不知不觉地认为人的关系就是一些人实行统治，而另一些人被统治。
但是，男人和女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并不是只能接受、甚至欢迎压迫性的统治。我们将会看到，社会调节的方式有很多，它们都会使我们——借用前耶稣会教士D.H.约翰逊（DonHanlon Johnson）的话说——“从感官上，而不仅是从态度上，服从”我们的“上级”。譬如，通过痛苦的权威育儿方法植根于我们的肉体的习惯模式，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讨论。严格的宗教（约翰逊认为这与性自虐和虐待有关）也是使肉体适应统治和服从的有效方法。有些统治关系宗教里还有关于永恒的肉体痛苦的恐吓。约翰逊指出，“天主教专制的深远根源”即在于“一个人的肉体可能受到永恒的火烧。”他说，“由于害怕遭受这样的痛苦，民主就永远无法实现”，因为依靠个人（据说是被“原罪”玷污了）的选择和知识，远不如依靠更高的（据说是神授的）权威可靠。
下面，我要重复我说过的一点，然后再继续往下进行考察：基督教和大部分其他世界性宗教在统治关系说教与神话的下面，其实有一个重要的伙伴关系的核心。正因为有了这个核心，这些信仰才吸引了许多女人和男人。但是——我们稍后将深入探讨这一点——这些宗教里的统治关系因素，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手段，使女人和男人接受甚至崇拜不公正的权威。而且，约翰逊指出，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便会直接地影响到一些最基本的事情，譬如我们的肉体、痛苦与快乐。
的确，古代更为伙伴关系的社会对神圣的看法与我们对神圣的许多看法区别最大的一点，就同肉体、痛苦、快乐这些最基本的事情相关。因为，我们要是停下来看看统治关系传统中的神圣形象，就会发现它们的中心不是给予快乐，而是制造痛苦——在奥林匹斯诸神的战争中，在印度教男女诸神的血腥决斗中，要么是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要么还有基督教圣徒们的殉道。
对痛苦而不是快乐的神化具有突出的政治意义，因为这些形象来自那些统治和摧毁的力量代表着最高权力的社会。它的另一个意义就是，在这些社会中，人们受到的教育就是快乐等于自私麻木，甚至将快乐等同于统治或被统治，我们稍后将深入探讨这一点——说到性时，快乐就等于自虐和虐待，等于伤害或被伤害。
正是这些使我想到了这个标题——《神圣的欢爱》。这个标题也许一开始会令人吃惊，甚至会令人想到亵渎神灵。正因为如此，我才决定用这个题目。或者，更确切些说，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关于快乐和痛苦的认识在写作过程中发生了深刻改变时，“神圣的快乐”这个词汇在我脑海中反复出现的原因。这是对于快乐和神圣的一种观念，它与我们受到的教育完全不同。在统治关系和伙伴关系社会中，肉体和权力的社会结构是不一样的——后者最重要的权力象征是带来生命和光明的圣杯，而不是危害生命和毁灭性的剑——同样，在这两种社会里，快乐和神圣的社会结构也不一样。
所以，我说的“神圣的快乐”，决不是中世纪基督教的善男信女们被鼓励通过折磨自己、摧残自己的肉体而得到的那种“神赋的”快乐；也不是弗洛伊德所说的男人在性交中通过污辱和贬低女人而得到的那种“快乐”，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当性对象遭到贬低时，感官感觉便可以重新发挥作用，于是产生可观的性能力和高度的快感”；也不是人们学会的那种落井下石般的“快乐”，嘲笑那些跌倒的人，脸上挨了一巴掌的人，或是以其他方式受到伤害的人；也不是那种打了胜仗的“快乐”，譬如基督徒（或穆斯林）在圣十字军东征时期庆祝对不忠的人的屠杀。在今天，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举国欢庆战争胜利——但却只字不提成千上万的伊拉克男人、女人和儿童或死或伤。神圣的概念无论如何还与那些数以千计的表达残酷和牺牲——人的肉体被刺穿，被钉在十字架上，被烧成灰烬，用签子插入，或以其他可怕的方式给予折磨——的宗教作品所传达的那种情况没有关系，这样的作品至今在博物馆和教堂里比比皆是。
但是，我也得说，我们受到的教育使我们对快乐和神圣产生了一种畸形的看法，这种观点并不是因为我要写这本书才有的。它是一种缓慢的觉醒，就像神秘主义者所说的，是将遮盖灵魂或神性的帷幕一层层揭开的过程。在我的心路历程中——一种令我时而痛苦、时而快乐的探寻，它没有带我走进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倒是让我有了一种重新看待日常生活的新眼光——我得到的是意外的收获。
我开始认识到，我的生命中那些最重要、最难忘的心灵触动——我对生命的神秘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敬畏和好奇的时刻——并不是来自我所接受的教育。将神圣与某个万能的、做出永恒审判的实体相连，只是这种教育不能阻止我心灵的擅动。我也开始明白，心灵的成长与世俗的快乐，譬如性高潮和充满爱意的触摸——孩子的或是爱人的，并非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我逐渐知道，这些经历正是我自己心灵成长的核心。我还开始看到，我迫切需要解开我所受的教育中关于快乐和神圣的一团乱麻，它不是停留在理论上，而且要在实际体验中。
但是，直到我开始写这本书，我才逐步理出了一些头绪。最重要的是，我开始将我的点滴发现放在一起，形成了另一种神圣：与伙伴关系而不是统治关系关于圣洁的观念相符合的神圣。这种神圣是此世的，它不属于虚幻的、彼世的王国——它来自于对生命的敬重，而不是对死后或生前的崇拜。这种神圣不会将我们与我们所谓的神截然分开。更重要的是，这种神圣不会鄙视肉体，因此它并不轻视肉体，而是视之为最基本或最完整意义上的圣洁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因此，我说的伙伴关系而不是统治关系的精神，包含了这个词的全部意义。世上的事情，我们自己和他人肉体上的事情，与我们所谓更高的自我并不是分离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像卡罗尔·克赖斯特、马修·福克斯、伊丽莎白·多德林·格雷和卡特·海沃德这些神学家关于内在精神的著作，才如此重要。因此我认为，精神既是内在的，也是超验的，两者在精神的核心融合为一个整体，如今在从统治关系向伙伴关系世界转化的斗争中，这种整体逐渐地显现出来。
这种伙伴关系精神既表达了人类在肉体上相连——譬如，希望在肉体上与相爱的人合为一体——的愿望，也表达了我们与神合一的渴求。巨大的苦难并不是它指引给我们的通向更高的意识的道路，甚至不是神圣的救世主的根本属性。它教导我们的是如何通过人类在爱和被爱的独特体验中所感受到的巨大欢乐，达到更高的意识，从而与我们称为神圣的事物合而为一。但是，这并不是抽象的爱。这种神性来自联系而不是分离，因此。在这种神性中，爱并非存在于另一个世界之中，它就是这个世界的产物。
我认为，我们所看到的西方宗教有一个最大的可悲之处，这就是它将人类的体验割裂开来，尤其是将虚幻的或“精神的”爱置于实在的或“肉体的”爱之上。我们知道，关于人类体验的这种分裂的观点，并非西方宗教所独有。当然，这种观点也不是宗教所独有的。譬如，一般人认为（这是古希腊哲学家和中世纪基督教学者留给我们的遗产的一部分），性感觉是“低贱的”，而爱则是心灵的事情，我们所说的更高的意识只是一种思想的而不是肉体的状态。
其实，现代科学研究表明，性欲不是产生于我们的生殖器官，而是产生于我们的大脑。在老鼠身上做的实验也表明，用电流刺激大脑的某一个区域，可在对生殖器官没有任何刺激的情况下，直接导致勃起和（或）射精。不仅是科学研究，就连日常生活的经验和观察也能证明这一点。我们知道，性画片、甚至性想像都能撩起人的性欲。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在性上被某人所吸引，不管有多少个体差异，主要还是因为人们大脑中的某个部位发生了作用。我们如何解释人的性冲动或情感骚动，以及我们接下来做出或不做出某种行为，主要取决于我们学会的思考方式和感觉方式，而不是什么天生的或机械的肉体冲动或“本能”。
爱的情感同样来自于我们的大脑。事实上，人类所有的感情和感觉——关于性的、精神的或爱的——都是经由心理学家所谓认知或思维而产生的，认知和思维都是在大脑里形成的。但是，由于我们的大脑是肉体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是在肉体里体验所有的感情和感觉，不管从前人们认为它们是高尚的还是低下的。
这么看来，那种精神状态或恍惚状态，其实是我们的肉体状态所引起的。经历过意识的“高级”状态的人，譬如瑜伽大师，常常要进行剧烈的肉体锻炼，他们能以平常人坚持不了几分钟的姿势，坐上几小时。越来越多的关于意识的超常状态（缩写为ASCs）的科学文献中，也记录了这种精神状态的肉体因素。实验表明，在冥想或恍惚状态下，脑电图上可以记录下可检测到的脑电波变化。
最有趣且与我们的探讨关系最大的是，性高潮也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意识的超常状态——它确实也是。朱利安·戴维森（JulianDavidson）在《心理生物学》一书中指出，虽然存在着极大的个体差异（其他经历ASCs的个体也有巨大差异），“所有的性高潮都具有巅峰状态的ASCs的共同特征”，包括“时空、认同等感觉”的变化，以及“强烈的情感和肌肉运动迸发等巨大改变”。他还指出，“性高潮被广泛用来诱发神秘状态”。
无怪乎神秘主义者就像我们在第一编中所看到的那样，总是用描写性的语言来描述他们的体验。也无怪乎在性激情和精神感悟的语言中，最常见、也是最主要的一个词就是爱。
在描写性与心灵的文字中都出现了爱的主题，这并非巧合。它反映了一种潜在的联系，史前文明似乎曾经感知过它，现代科学开始重新发现它。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告诉我们，人类的性生活（朝着相通或合一的努力）、爱的情感（仍是朝着相通或合一的努力）和精神上与我们的神相结合或合一的努力，是互相对立、毫不相干的事情，但实际上，它们都源自于人类根深蒂固的需要：我们人类对于联系的强烈渴求。
在我们这个物种中，这种渴求强烈且持久，我认为这是一种生理需求。并不是说只有人才努力地追求联系。这种奋斗其实是进化过程中经常出现的现象。其根源可以上溯至几十亿年以前，上溯到单细胞经过共生结合形成多细胞机体。生物学家林恩·马古利斯（LynnMargulis）准确地称这种多细胞机体为我们这个星球上生命形式建立的第一种伙伴关系。虫鸟鱼兽群聚而居，这种对联系的需求就在我们所谓群聚的本能中表现出来，许多同类紧密团结，这样便更安全，更有利于生存。在各种生命形式中，从瓢虫到小猫，从猴子直至人类，我们都能看到通过触摸使肉体发生联系的需要。这种触摸所产生的肉体联系，与物种通过性的交配而完成的繁殖是不可分的。对于哺乳动物，后代的存活尤其需要触摸，如果没有成年兽的保护和照料，幼兽就会死去。
尽管对联系的渴求并非人类特有，但是在人类中，这种渴求得到了最大发展。这是由人类的特征所决定的。其中最突出的是，人类的婴儿依赖别人照料的时间特别长，人类中的女性能够不分季节地性交，并且能反复达到性高潮，人类的思维能力远远强过动物，这在我们称之为意识的现象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这样一个更广阔的角度看，人类高度发达的思维能力显然与流行的看法相反，即它并不是与高度发达的男女间和长幼间联系的能力（以及需求）属于不同的进化层次，其实，它们是相互关联的进化发展：在我们这个物种出现之初就连在一起的发展。尤其是，这两种进化发展共同使我们这个物种具有了人类特有的——而且是相互联系的——两个特征。一种是我们称之为高级意识的现象，一种是复杂的感情和行为，在精神和性领域中，我们都称之为爱。
爱情、语言和意识的进化
很明显，我们也可能建立没有爱的、残酷的、暴力的性关系和非性关系。但是，人类具有高度的潜力，能建立有意识的和关爱的联系，我们称这种联系为爱。这种进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础，使我们得以能够以更平衡、更美满的方式，建立相互之间以及与我们这个星球之间的关系——这种方式是一种能够接受我们相互之间以及我们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的方式。
我们这个物种出现后最重要的进化就是人脑的进化。正是因为我们的大脑（以及我们的发音器官），我们才成为惟一能用我们称之为语言的复杂符号进行交流的物种。但是，生物学家享伯托·马图拉纳和弗兰西斯科·瓦雷拉指出，我们之所以成为他们所谓“合作以及通过语言协调行为的生物”，最主要的原因是人类的性交是面对面的，而且不受季节的限制（加之性交的产物需要长时期在肉体上依靠他人）。
其他学者，譬如阿德里安娜·齐尔曼和南希·坦纳，也将人类最初的社会关系和语言的起源归结于母婴交流的需要，我们这个物种的成熟期实在太长了。他们指出，如果母亲能与婴儿进行语言交流，指导、关照和维持它们的成长，婴儿成活的机会就更大。他们说，这又会导致进一步的生理变化（譬如较大的脑容量，较小的下颌骨，以及喉腔内较大的空间），这些变化也标志着从猿向人的转化，标志着语言的产生。
但是，马图拉纳和瓦雷拉特别地将语言看作一种工具，认为它使人在性生活中能够分享感情与合作。他们指出，由于人类的女性全年都能进行性生活，这有助于使语言成为亲密关系中的交流手段。这能促使男女之间建立更持久、更合作的接触，因而就更需要、也有更多的机会进行交流。他们强调说，在许多鸟类、鱼类以及许多哺乳类动物和灵长目动物中，雄性也参与照料幼儿，但是人类的男女之间全年都能有性关系，这促使男人更积极地照料他人——对于一个幼年依赖期特别长的物种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因此，与我们在一些社会生物学文献中读到的观点相反，马图拉纳和瓦雷拉强调，人类的性与动物的性不一样。他们还指出，人与其他动物在另一个重要方面的根本差别是，我们具有高度发达的能够意识到自我和他人的区别（同时也意识到内在的联系）的能力——也就是说，人有高度发达的意识能力。他们认为，这种进化与人类的性的出现也是分不开的。
他们说，在“人与人的反复交流中，需要用语言区别他人，譬如起名字，”正是在这种“亲密关系中，出现了语言中区别于他人的自我”。其他几种生命形式，譬如我们的灵长类表兄大猩猩和黑猩猩，也具有一点表现自己的能力，然而，用概念进行思考和描述的能力，显然在我们这个物种中得到了最高的发展。
因此，我们在人类身上看到了意识的最高发展，这也就不足为怪了。如果我们在人身上看到马图拉纳所谓的“爱的生物”的最高发展，这也不足为怪，因为我们有更发达的交流能力，我们一年四季都能有性联系，我们的童年更需要有亲密的联系。
马图拉纳说，爱总是充满着诗意——诗歌是最能表达爱意的。尽管“爱的生物学”乍看上去不怎么顺眼，但是，人类对爱的需求显然是一种生物学事实：没有爱，没有一定程度的关爱为联系或纽带，我们人类就无法生存。
在婴儿阶段，如果无人照料，无人喂我们饭吃、给我们衣穿，我们就活不下来。如果没有肉体的触摸，我们也活不下来——在毫无友爱的触摸的孤儿院里，婴儿有时会在肉体完全
正常的情况下死去，对这些不幸婴儿的研究证明了上述观点。人类学家阿什利·蒙塔古（AshleyMontagu）是这方面研究的先驱，他在《触摸》一书中指出，我们最强烈的肉体和情感的感觉，都是从友爱的触摸中产生的。我们不仅从触摸中得到快乐，而且在痛苦时得到安慰，在绝望时得到希望，更从触摸中得到那种不可或缺的感觉，即我们不是孤伶伶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是与同类中的其他人联系在一起。
因此，马图拉纳说，我们人类确确实实“靠爱活着，任何时候剥夺了爱，我们就会生病”。这就是为什么马图拉纳认为爱的生物学不仅是人类社会的基础，而且是深深地扎根于进化的历史之中的动力。它最初始的形式，就是马图拉纳所描绘的许多昆虫鸟兽和其他动物“在自己的领地内容忍其他生物”。而它的最高形式，则是我们这个物种强烈的、有意识的感情，不论是世俗文献还是宗教文献，都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从心灵的角度说，是最高贵的——人类经验。
如今，科学家们正在研究这种感情为什么会如此强烈。他们的发现提供了一个引人瞩目的新视角，让我们考察另一个特别的、然而却常常被忽视的进化发展：快乐的进化。
新的研究表明，在进化过程中，大自然开始搞一些化学奖励的实验，当我们被爱或爱别人时，体内就产生巨大的快乐。整个过程大概是这样的。内啡肽（内生吗啡的简称）一类的化学物质最初主要是用于麻醉，减少伤痛并且（或）在逃避追捕时提供额外的能量。但是，在进化的某个点上，这些化学物质有了不同以往的新功能。现在，它们不仅能够帮助机体在搏斗和逃生时减少痛苦，还能诱发快乐，增进照料他人——甚至关爱的触摸——所需要的纽带，这是比较复杂的物种的生存需要。
心理分析学家迈克尔·利博维茨（MichaelLiebowitz）在《爱的化学》中写道，我们常说“堕入情网”，我们这个物种从化学物质中所得到的奖赏，也许正是对这种说法的诠释。因为在这种状态中的巨大快乐，以及在性爱中的巨大快乐，似乎与某些化学物质的增多有关，这种化学物质可能是苯（基）乙胺，一种类似于苯异丙胺的物质。这种化学奖励很可能就是使父母和其他成年人（以及儿童）在照料婴儿时感到快乐的因素，也是相爱的人感到满足——也就是快乐——的原因。在这里，化学物质，或许是内啡肽，再次发挥作用了。
尽管这些研究才刚刚开始，结论还不能确定，然而它们或许能解释神秘主义者所感受的那种喜悦，他们一直认为这是出于对神的爱戴所造成的。这些研究或许还能帮助我们了解创造、发现、审美的沉思默想以及在帮助他人时所感受到的巨大快乐。
最重要的是，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些关于爱和快乐的进化的知识，使我们需要对进化论做出新的评价。因为这些研究结果认为，爱的进化与性和意识的进化一样，是我们这个星球上非常复杂而高级的生命形式出现的转折点。这些研究表明，当我们说到适应时，不能再把爱的能力一带而过了——事实上，我们这个物种在进化中最具适应性的发展，就是人类伟大的爱的能力，而不是早先的理论家所说的暴力和攻击能力。
此外，这条新的探索路线还表明，人类的爱和性的进化，只是更大的进化的组成部分。这种更大的进化，就是从推崇痛苦的惩罚向推崇快乐——尤其是爱的快乐——的奖赏发展，这是适应行为的主要动因。
进化的推动与转化的挑战
从更大处着眼，当代完成从统治关系社会向伙伴关系社会转化的运动波澜壮阔，这似乎正是受了进化的推动力激发的缘故。这不仅是因为在我们这个受到氢弹和臭氧层空洞威胁的高科技时代，维系人类生命的要求和维系统治关系社会组织形式的要求发生了面对面的直接冲突；而且因为在任何一个时代，促进而不是阻碍爱与欢乐的伙伴关系模式，看起来总是更符合朝向正常的或可衡量的意义上的高级阶级的进化。
这种进化运动吸引了许多学者，包括达尔文本人在内。尽管在今天的新达尔文主义者们那里，进化中由低级向“高级”的运动已成了异端邪说，罗伯特·J·里查德（研究达尔文的最高权威）在他的著作中就曾这样说，但是，达尔文还提出了所谓道德感的四个进化阶段，他认为这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最重要的特点”。在第一阶段中，动物产生了社会本能，这些本能使关系密切的个体结合在一起。第二阶段产生了更高的智力。第三阶段有了语言习得。而在第四阶段，达尔文认为，某些习惯最终能够塑造个体的行为。
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在《行为的进化》中也提到“新的可能性”以及“经验的新品质的出现”。后来，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了不同等级的需求，从防卫需求或不足需求（这是所有动物所共有的）到更高级的需求，他称之为“自我实现”的动机——他认为，这是“人的本质”的潜在性。社会心理学家戴维·洛耶以达尔文关于道德感的起源和发展的观点，以及现代大脑研究为基础，建构了一种新理论，认为我们这个物种的潜力是向着他所谓道德敏感性在逐渐进化。
我得说，这些学者的观点与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和其他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观点大相径庭，后者将我们控制物理和社会环境的能力视为进化的顶峰，并以此来美化19世纪那些残酷的工业家的“成功进化”。他们也不同于那些先验理论家，譬如泰哈德·德·查尔丁（TeilharddeChardin），这些先验理论家们认为，在进化背后是神预先设定的计划。譬如星相家埃利克·蔡森就曾说过，“不要说宇宙的进化在技术上受智慧的或有头脑的宇宙神的指引，”在他看来，“智慧这种现象从前是、现在是、将来也还是按照宇宙的进化而发展的。”但是，这些学者并未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纵观地球上的生命发展史，确实可以看到从早期到晚期的变化——我们这个物种对他人的敏感，我们的创造力，我们的审美感受性，以及我们的爱，就是最突出的例子（这也正是文化转型理论的研究领域）。
然而，我们在第一部分中已经看到，在一个以统治关系而不是伙伴关系为主的社会里，倘若将这样的系统——这种系统是以强力和对痛苦的恐惧为基础的等级制度——维持下去，就势必要扭曲和扼杀这些潜力。因此，统治关系模式并不仅仅是在简单的生存意义上不适合于我们这个高科技时代。无论一个社会的科技发达与否，维持统治关系系统的要求与我们这个物种充分发展的要求也是相抵触的。
倘若人类性的进化和儿童的长依赖期果真造成了人类独有的对联系的强烈渴望——并由此产生了人类从爱和被爱中得到的巨大快乐——那么，一个以伙伴关系而不是统治关系为主的社会组织，就更符合我们的生物进化。倘若这果真是西方文明进化的最初方向——从神的形象中可以看出，那里几乎没有夺取生命的形象，给予和养育生命被视为神圣——那么，我们也应该能够迎接当代个人、文化和社会的根本转型中的挑战。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一定能成功。根深蒂固的文化模式和制度阻碍着转变的发生。此外，现代进化论的一条基本信念，就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历史并非是预先注定的；一个物种的外形并非只有一种可能；一个物种是存活还是消亡，也没有定数；同样，人类文化进化的方向，也不是必然的。
今天，我们身边那些牢固树立的信念和制度已经受到挑战，旧的统治关系系统正在使我们分裂，使我们走向混乱。但这并不是说一定会出现新的伙伴关系文化。文化转型理论认为，在社会分裂或系统极度不平衡的时期，社会和意识形态就有可能发生转折性的变化。但是，也有可能出现另一种结果。统治关系系统有可能重新组合自己，它们貌似采取新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形式，其实不过是篡改了一部分伙伴关系因素，却仍然保持旧有的基本构型，统治和征服能得到社会和经济上的好处，痛苦被理想化，甚至被神圣化。因此，和所有系统分叉一样，不同社会组织的出现，需要的不仅是不平衡。这时需要足够的转折性变化的节，以便形成非线性动力学所谓新的“吸引子”，能在系统尚处于变化时，在一个新的基本构型中对之进行重构。
在今天的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我们急需改变我们的制度和价值观，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迹象。但是，要想成功地利用这个充满危机和机遇的时期，完成从统治关系模式向伙伴关系模式的转变，使之成为最重要的文化吸引子，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我们不仅要研究一个社会如何建构它的经济、政治、宗教和教育制度，而且要研究它如何建构自己的基础，如性、性别和精神——甚至它如何利用苦乐来维系自身。
在这里我要说，根本的改变必然带来许多现有信念和制度的解体，因此，当代为完成从统治关系社会和意识形态组织向伙伴关系社会和意识形态组织转变的斗争，也必然会带来痛苦——我在后面还会继续探讨这个问题。我还要说，即使我们真的抛弃了一个严重地依赖痛苦才能维持得下去的系统，我们也仍然会有痛苦。
痛苦与快乐都是进化和生命的一部分。有时痛苦也是非常有用的，它不仅是对我们必须听从的警告，而且是个人和精神成长的必经之路。但是，在统治关系系统中，我们甚至无法为了这样的目的而充分利用痛苦，因为长期痛苦的一种结果，就是使感觉和感情变得迟钝麻木。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说我们不能再否认我们的痛苦，说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的痛苦的原因之一。的确，接下来可能会有痛苦，可更多的将是开心，甚至好玩。
当然，从根本上改变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世界——甚至改变我们对肉体、性、权力、快乐和神圣的看法——这种挑战非常严峻。但是，倘若说进化中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那就是变化。变化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进化，不论是生物的还是文化的进化，都是如此。这本书以下的部分只是这个创造性历险中的崭新篇章：精彩而有趣的故事，女人和男人如何在我们这个星球的历史上，第一次自觉地努力创造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爱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