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前，我们去看一位从美国回上海探亲的朋友。这位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二十年前赴美国留学，他谈到多年以来在美国生活，感触最深的是，在美国的中国 人的生活追求，与西方人相比，有一个相当大的区别，那就是旅美中国人无论事业成功与否，无论属于哪一个阶层，似乎都非常重视物质生活方面的追求，只要中国 人在一起，无论是台湾人、香港人、大陆人还是多年旅居美国的华侨，都非常实际，讲求生活的享受与安乐，中国人平时谈话的内容不外乎是房子、汽车，在世俗生 活的享受方面似乎有很强的从众心理，不像西方人在人生追求方面那么多元化。在西方，确实有不少人只关心自己的物质生活，但也确实有为数不少的人在追求其他 东西，例如有的人喜欢冒险，而在日常物质享受方面则相当随便，有的人成了事业上的亿万富佬，但生活却十分朴素，始终开一部普通的车子。钱赚得再多也不会想 到买什么高级轿车。他们对于别人以何种方式生活，追求什么，物质生活得如何好，可以完全不在乎。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追求自己觉得值得追求的价值。换言 之，中国人的人生追求相对而言则十分单一，而且很在乎别人如何看自己，既然社会上以物质生活为中心，在从众心理的支配下，人们也就自然会去摆阔，以此来显 示自己的成功。西方人的生活追求则比较多元化。甚至连日本人也比中国人生活价值的多元化追求方面要丰富得多。

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文化问题，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在人生目标追求上中西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反差，我过去也隐约感觉到了。就拿我所接 触到的文科研究生与大学生来说，就我多年教学所知而言，其中相当强烈地出于对本专业由衷的热爱而选择这一专业的学生实在并不多。

前不久我见到的一位来上海开会的美国女教授。十八年以前，我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就与这位研究中国历史的留学生成为好朋友。她现在在美国新英 格兰地区一所不太有名的大学任教，她说，她希望的是提早退休，这样，她就可以有足够多的时间来自由地研究中国文化与历史，因为她现在上课太忙了，最缺少的 是自由支配的时间。 她还说，她生活很简朴，只要再积一些钱，提前退休以后的生活不会有问题。

这种把学术视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价值追求的生活态度，在美国并非少见。在美国大学里，人文学科的助理教职的收入并不那么有吸引力，然而往往会有数 十个博士或博士后宁愿不要去公司赚大钱，而要前来应聘，大学教职竞争非常激烈。我曾向一位美国朋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获得一个大学文科教职是如此困 难，为什么在美国还是会有那么多人选择去读文科学位呢？这位朋友告诉我，这是因为他们确实有志于哲学、历史、文学与艺术专业，确实以此种学科当作为自己由 衷的爱好，他们才会做出这种选择。

当下中国人的价值追求的单一化、同质化，我在日常生活中就有深切的体会。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的自行车坏了，正在车摊修车时，放在车架上的一本 《西方哲学史》的书名给一位路旁休息的中年人看到了，他好像是突然发现外星人似的惊讶地看着我，并自言自语地说：“哈！哲学！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居然还有 人在读哲学！”

这件事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这位市民周围确实长期以来没有人对于纯粹属于人文领域的事物有兴趣，否则他不会把我看成异类，并如此真切地感到惊 讶。其次，他非常自然地认为，所有的人都理应追求与他所追求的同样的价值。他无法理解别人追求一种与他不同的价值是合理的、自然的。他的表现正是他的人生 态度的一种最自然的反应。我用这个例子只想以此来说明，中国人在人生价值方面，确实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元化、、板块化、同质化现象，中国人的价值观分化程 度很低。用这个例子可以从反面来说明，什么是“特立独行”的生活态度。

另一个例子是，去年有一天，我的一个发了小财的初中同学请我和其他几位同学吃饭，在开往一家大饭店的出租车上，他突然大发感叹，说我们当中最可 怜的就是笔者本人了，他说这是因为笔者现在还在拼命读书。在他看来，在当今中国读历史书又能赚多少钱？对此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我确实找不到合 适的语言来对他的想法提出反驳，因为这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常识问题，而是一个不同的生活价值态度问题。

这个例子之所以特别有意义，是因为这位朋友在中学时期是全校最杰出的优等生，他的作文常常被语文教师当作全校高中生的范文印出来让大家欣赏。而 现在他却非常真切地把金钱与享受，作为人生唯一值得的追求的价值来确认，并相当自然地认为，可以以此作为唯一的尺度，对别人幸福与否或可怜与否来进行评 价，丝毫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妥。至少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一元论的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世俗化的价值观如同潮水一样已经渗透在我们活着的一代人中。以 至于这种价值优势已经取得可以指点江山、臧否人物的霸权地位了。

再有一个例子是，去年七月我在旧金山硅谷参加了一个中国新侨民举办的家庭聚会。我满以为这些旅居海外的朋友会由于我这位刚从国内的老乡的到来， 而问及有关中国的一些话题。然而在整个聚会中，人们谈的只是各自如何赚钱，刚买不久的房子又涨价了，附近什么地方的托儿所最便宜，等等。人们几乎完全没有 注意到一位中国大陆来客的存在。也根本没有想到问问自己的故乡有什么新鲜有趣的事情，中国有什么变化，中国有什么问题，未来会怎么样。回来的路上，我对此 十分感叹，询问带我来参加这次聚会的朋友，这是为什么，我的朋友一时也回答不上来，只是说，“这里大多数中国人圈子谈的都是这些。不谈这些他们还有什么可 谈的？”

为什么会这样？是由于中国人的国民性中缺乏超越性的价值追求？是由于中国文化中有问题？还是是一时的、过渡性的现象？

有人说，这是由于中国人长期以来太穷了，穷怕了。所以会以十倍的努力来追求自己从来没有真正享有过的东西。因为人毕竟是有欲求的动物。从古北新 区访友返回家后，我通过电话向我当年的一位中学老师谈及这个问题，这位老师用杰克伦敦的一部小说里的情节来说明这一点：当一个落水者在海水中被救起时，这 个被救者会不自觉地把船上的水与食品偷偷藏到怀里去。因为他在海水中实在渴怕了。正因为如此，这位老师认为，将来中国人富了以后，一切都会变的。人们的追 求会多元化的。

但这种解释却不能说明，为什么那些已经相当富裕的海外中国新侨民中产阶层仍然如此强烈地追求实惠，在他们身上，似乎丝毫看不出有什么新的价值观 出现的迹象。就拿越来越富有的台湾来说，金钱至上潮流，已经发展到越演越烈的地步。就拿香港来说，我在香港作了三个月的访问学者，使我最惊异的一大发现 是，号称为世界上第一自由港的香港，拥有六百万高素质人口的特大都市，除了香港中文大学办了一份《二十一世纪》外，居然找不到一本本地人办的纯人文刊物。 这是不是表明，香港的中国人比日本人更像是经济动物呢？

有人说这与中国文化中缺乏宗教因素有关，这样的解释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宗教对来世，对超越性的彼岸世界的追求与信仰，往往能培育人们超越功利的价值观。 中国人与其他民族相比，宗教心理确实是相对淡漠的。佛教并不是中国的国教，本土的道教与其他宗教相比其实也相当功利化，自古以来，包括历史代帝王在内的相 当多人们信此教的目的，也只是追求现世的长生，对来世与彼岸世界并没有兴趣。在中国，人们即使信佛，也往往是怀着某种相当具体的功利的目的来求神拜佛的。 一个结婚几年没有生儿子的中国人去观世音象前烧几柱香，与其说是出于对超然世界的追求，不如说是一种对神灵的贿赂，体现的恰恰是最功利的态度。一个缺乏彼 岸观念的国度里，讲求实惠、注重于现世的生活，务实而少幻想，便成为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品格。如今又处于一个商品世俗化成为潮流的时代，那么，走向全民性 的物质财富的追求也就自然而然了。

有人说中国人的价值同质化这种现象与大一统的儒家价值有关，因为儒家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例如与伊斯兰文化、东正教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相比， 由于没有宗教作为自己的形而上的存在基础，儒家缺乏强烈的宗教情怀，缺乏超越功利的价值。深受儒家影响的中国文明，因而与其他文明相比，无疑是一种世俗化 程度最高的文化。

然而，当我们追溯到孔子的思想中去时，却会发现孔子恰恰是一个具有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的人。孔子本人是有强烈的超越功利的价值追求的。例如孔子说“朝闻 道，夕死可矣”，在儒家先贤那里，对形而上的道的信仰与追求是相当执着而且强烈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一个像颜回那 样的有精神信仰的君子，会生活得相当充实并具有人格力量。孔子从来对超功利的艺术与精神领域的追求看得远比物质上的收获更重要，他说过“饭疏食饮水，曲肱 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他还意识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他看来，贵在自得之乐，一个人的追求才具有真正的动力。他对音乐的热爱 可以使他“三月不知肉味”的地步。在《论语》中，人们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许多言论。

另一方面，孔子对“道”的追求又并没有使他成为禁欲主义者，他从来没有单纯地拒绝过物质上的享受。他并没有像后世的佛教徒那样，一般意义上反对 “富且贵”。他只是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无宁说，他主张在现世生活中，在追求崇高的超越性的“道”同时，仍然保持着一种有节制的世俗物质生 活。这是一种相当乐观的、积极向上的、既有精神追求又有物质享受的人生图画。一个以原典意义上的儒家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础的君子，他希求的是在精神与物质方 面达到的平衡和谐状态。

这使我想到了我的祖父。直到六十代年初期过世，可以说他属于中国最后一代的受儒家影响的老式读书人。根据家人的回忆与我小时候对他的依稀的记 忆，他是一个乐天的老人，自命为“谑翁”，喜欢喝酒，喝得过量也会发酒疯，对人非常善良。读书甚勤，拥有万卷藏书，购书成为生活中最大的爱好。每次发薪水 就用来购书，购书之后往往是身无半文。反过来还要向子孙辈“借钱”。吃的则基本上是粗茶淡饭。高兴时会眼泪纵橫。对子女又非常宽容，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 代他就鼓励自己的女儿（即我的姑妈）去读易卜生的《傀儡家庭》，去追求自由恋爱，他从来不以自己的意志要求他人。朋友很多，见到别人有难总会尽力相助。

记得我小时候，哥哥笑话祖父填写表格时把“宗教信仰”一栏填写为“信仰儒教”，哥哥说，“儒家怎么能算是宗教呢！”现在想来，祖父正是在精神上 最接近于孔子原本意义上的那种儒者了。他对他所理解的“道”的诚挚信仰，与对现世生活的热爱、对现世价值的享受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并达到和谐的地步。他从 来没有压抑自己的个性，用“发舒”这两个字来形容这位谑翁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他的这种自由舒展的个性与他的人生意义的追求结合到一起，形成一种乐天的生活 态度与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态度的意义就在于，对天道的尊崇，使一个人可以摆脱那种单纯的物质金钱的追求，而对现世人生的热爱与乐天的态度，又使人不至于变 成 “道”的殉葬者而不自知。我想，这种和谐的生活，可以产生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人格，一种不是刻意包裹与修饰自己，以迎合世俗生活的人生风格。一种有着 丰富的精神追求的，达到“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生境界。可惜这一种类型的儒者与我们之间已经出现无法接合的断层。

现在想来，人们从五四反封建的文学作品中见到的近代以来的士绅形象已经脸谱化了：中国的儒家士绅阶层是专制的，不开化的，僵化而封闭的，生于儒 家士绅统治家族社会，只有打倒它或者离家出走一途。巴金《家》里的那个士绅老家长的形象实际上是被高度符号化了，自五四以来，几乎就成为中国旧家长制度的 象征。其实，中国士绅阶层本身在在外部文化的冲击下也处于转化过程中，分化出不同的类型。士绅中的专制家长当然不在少数，但并不是没有其他类型，至少在我 们家里，就出现了从传统士绅中转化出来的一种新类型。在一定的条件下，儒家文化在与外部文明的融合中未必不能衍化出一种能够容纳超功利的精神价值追求的、 容纳特立独行的人格的、通达发舒的新类型。可惜的是，这种自然的转化由于种种因素而在中国没有实现。二十世纪以来，士绅文化终于彻底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 一种带了革命特色的农民文化。而农民不得不为稻梁谋的生活处境，使这种文化注定具有相当实用性与功利性特质。当然，这一点肯定不能解释我们提出的问题的全 部，但也许可以解释部分。

当然，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儒家主要的历史趋势不是走向发舒，而是走向“律则化”。我们自五四以来批判的，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化的儒家，即把儒家 的 “道”变成官学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变成为统治者的工具，变成一种硬化了的“君尊臣卑”的纲常伦理。其结果就是儒家自身的异化。这种由于政治化而异化的最典 型例子是东汉时期的“二十四孝”，一个为了使双亲有饭吃而把儿子活埋的孝子，成为中国文化中的典范与英雄，这无疑是一种为了某种被阉割了的“道”而牺牲人 性的文化，这是一种失去了人性与道之间的和谐平衡的文化，这种“道”又如何对子孙后代具有吸引力呢？人们又如何会在对这种意识形态化的“道”的精神向往 中，感受到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呢？一旦这种“道”对人们的强制与约束力瓦解了，失去精神追求的人们又怎么可能不走向极端世俗化呢？

一种重发舒的、通达而多少富有人性味的原典儒家，如何在西汉以后演变为“重一道同风”的、以律则化的方式来限制人的自由发展的官学化的儒家？这 可以说自五四以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感兴趣的问题。我想可能有两个关键点。虽然这两点也许都是老生常谈。首先，在孔子那里，作为社会人伦的“道”，被历朝 统治者解释为“上尊下卑”的等级秩序的“道”，从而失去了原典中的道的本性。其次，把人欲追求与对道统的尊顺不是有机地结合，而是完全对立起来。在《礼 记》中有一段话最为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对立：“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而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这种思维方式与价值判断，把 忠信、立义视为与世俗欲求完全对立的东西来遵顺，无疑是把儒家变成禁欲主义，而这种禁欲主义并不是为了实现超功利的审美追求，而是要实现一种现世政治目 标，即实现统治秩序的机械般的稳定。这种禁欲甚至还及不上西方禁欲主义宗教中的“彼岸世界”对人性的吸引力。很难想象这种官学化的儒家，怎么能使人们获得 一种发舒的自由的生活。

于是，中国文化的周期变动就显示出这样的特点，禁欲式的“律则化”对人性的压抑，形成机械式的人格特质。这种格式瓦解后，则呈现为不受精神力量 制约与节制的逐利趋势。在乱世时代，这种物质追逐表现为没有章法的不开化的利己主义，在一个商品化的世俗承平时代，则表现为“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 熙，皆为利来。”而无论在禁欲主义的格式化约束力有效的时期，还是在其失效的时期，无论在乱世还是承平时期，国民人格的表现都体现为同质化，中国有的是贤 臣、烈妇，营利之徒或官学化的儒生，但就是没有特立独行的自由人格。当今中国，是一个可以让人们自由逐利的时代，其人格特征更多地是表现为后一种类型。

在当今时代，一个没有被超越性的宗教终极关怀浸润的民族，一个缺乏精神自主性价值的民族，一个长期受僵化甚至异化了的制度与律则支配，而并不理 解自由主体性的民族，在市场化、电视文化的影响下，从意识形态的教义中脱逸出来的思想解放的冲动消失以后，只能导致人文精神的缺乏，对超然的、超越功利的 审美追求的缺乏，务实的传统品格传承下来，也只有逐利一途。

文化的解释是以一个民族长期生存过程中形成的深层结构为基础的。这种深层结构在意义在于，人们不自觉地受一种约定俗成的思维习惯与价值态度的支 配而不自知。正如人们说话时，对支配这种语言的内在的语法结构的存在并不自觉一样。一个民族很难摆脱长期形成的深层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

其实，我们现代中国人中并不是没有特立独行的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总有一些超越性价值的因子。（这些超越性价值未必只有知识分子精英们才能理解，并去身体力行的。）只是我们没有去发掘它们。

我们历史中有过屈原的浩渺无涯的想象力，有过《史记》中的豫让那种充满悲剧性格的俠义英雄，有过竹林七贤的真潇洒，有过李白的真浪漫。只是这些 文化因子在宋元以后逐渐消失了，消失在金榜题名与洞房花烛的世俗追求之中了，或者说逐渐处于休眠状态了。难道到了今天，我们芸芸众生注定只能把坐在沙发上 看电视机视为唯一的生存方式？

我们当代很多人至少在理论上对价值多元化还是肯定的，但这也许主要还是受惠于西方文化中的那些“超越性价值”的影响与启发，而不是来源于对自己 文化中被我们已经遗忘了的文化基因的回归。希腊文化中的普罗米修斯，西方人的那种“无止境的追求”的浮士德精神，爱因斯坦推崇的“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以及 那种 “孩子般的”“对宇宙秩序超功利的好奇心”，约翰克利斯朵夫式的英雄主义，美国小说中的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对“飞得尽善尽美就是天堂”的那种人生理解， 都曾在不同时期给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以超越功利的审美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人生启示。

中国人什么都不缺，智慧、毅力、勤勉、奋发、这些东西都有，缺少的就是一种对人生的浪漫主义态度，我们应该感谢西方文明在这些超功利的价值方面 给予我们的激刺与启迪。如果我们能从原典儒家的思想精华中汲取更多的养份，并把它与我们从西方文明中撷取的超功利的价值精华结合起来。我们也许可望获得一 种更为丰富、更富有激情、更具有色彩的生活。

事实上，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乃是创造之母。而有没有这种多元化的生活态度与人生哲学，有没有对生活本身的富于诗情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我 们生活方式的丰度与深度，决定这个民族对人类的文明是否能提供更多的具有原创性的东西。决定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一种立体感，一个终日在电视机旁的看“会动的 图画” 的两脚动物是不会有原创性的。

不久前，看电视中的《亲情》节目，说的是一个湖南成绩优良的高中生，性格内向，喜欢哲学而不愿听从家长的意旨去考大学建筑系，他放弃了考到一半 的高考，回家后老师与同学，心理医生都说他有精神病，七年前离家出走，至今未归。母亲在电视上述说着自己对儿子的思念，希望这位失踪的儿子能与她联系，并 保证再也不会干预儿子以后的生活选择。

这一事件确实发人深思，喜欢哲学而不愿考大学，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前面提到的西方国家，决不会有人认为是精神不正常。而在中国，文化价值是如此的 一元化，凡是与这种占统治地位的人生价值态度不吻合的，人们就会把这种价值态度视为异类。人们无法理解：这个学生成绩那么好，放掉大学不考，不是精神病是 什么？这种一元价值观，在文革时期是如此，在世俗化的今天同样是如此。不同的只是价值观的具体内容前后时代有所不同而己。这种情况似乎自古就是如此。记得 多年以前读研究生时，我读到过一部明代县志，其中记载，在元代中期，由于多年不行科举取士，以至当地儒家的礼仪皆已失传，而当地却有一个乡村绅士，事事处 处依古礼行事，在当地传为笑谈。由于可见，在中国古代，也是一元的价值态度占统治地位。

一个不能宽容特立独行人生的态度的民族，是很难产生天才的。天才就是那些具有常人所没有的思想与行事方式的人们。他们对于社会的意义在于，他们 以全部的心思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去，并经由这种超越来达到常人难以达到的境界。只有在那种境界中，才有可能发现常人难以发现的事物的本质。可以说当下读哲 学系的人中，很少有人像这位高中生那样具有真正的哲学家的禀赋。这一件事令人深思，它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创造力不发达，为什 么我们社会缺乏人文科学的人才，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没有丰富的色彩。

巍巍昆仑，悠悠万世。在人类社会川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漫长时光中，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犹如白驹过隙，只是短暂一瞬，却如此深刻地、历史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发展进程。百年沧海桑田，百年物换星移，党带领人民在中华大地上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豪迈凯歌。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千年故国换了人间，伟大民族复兴在望！

历史，往往需要世事的更迭和时间的冲刷才能看得更清楚。放眼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历史，我国多少次改朝换代，虽然也曾出现过像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这样的所谓“盛世”，但广大人民的悲惨地位始终没有改变，更多是世事多艰、民生困苦。今日之中华，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处处生机勃勃，处处安乐祥和，呈现出四海升平、万象更新的煌煌气象。我们可以自信豪迈地说，这盛世，光耀神州，流芳千载。

建党为了谁、建党为什么，是对一个政党立党兴党强党最缘起的叩问，本质上揭示了政党安身立命之本和存亡发展之道。资产阶级政党作为人类社会最早的政党形式，是在反对封建专制过程中产生的，可能会在政治倾向、利益派别、主张观点、路线政策上有所差别，但总体上都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为了建立以资本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尽管现实中“驴象之争”闹得不可开交，不同党派争得“鸡飞狗跳”，但最后不论谁胜出、谁上台，都是资本说了算，永远是“金主爸爸”在操控。

从2021年5月开始，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四史”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广泛开展起来，同党史学习教育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教育引导人们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无产阶级政党是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其最初的政治任务就是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人剥削人、少数人占有财富的状况，实现和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在受西方列强侵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政党肩负着双重的政治任务，在打倒本国反动统治阶级、实现人民解放的同时，也要完成国家独立、民族振兴的历史使命。正如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指出的：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在于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为驱逐帝国主义和争取国家独立而斗争。

旧中国的情况更加复杂，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负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轮番遭受封建地主阶级的欺压、帝国主义的蹂躏、官僚资本主义的压榨，人民苦难十分深重，何谈尊严与人格。“东亚病夫”的帽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轻蔑至极，对曾经灿烂辉煌的伟大民族、对崇尚自尊自爱的炎黄子孙伤害性极大、侮辱性极强。“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人民要解放、民族要复兴，成为那个时代最深沉的呐喊。

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觉醒年代，中国共产党横空出世，犹如林中的响箭、报春的惊雷，震醒了沉寂已久的中华大地，勇敢地担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责任。这个初心使命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价值基点和实践原点。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向往你的向往，幸福你的幸福”，一切奋斗、一切创造都是为了笃定守护这个初心、接续完成这个使命。纵观人类几千年的政治发展史，没有哪个政治力量，能够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为了兑现对人民的承诺，为了曾经立下的铮铮誓言，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我们共产党人为了践行初心使命，甘愿牺牲一切，甚至包括生命。有实物可查最早的党员入党誓词仅有24个字，开头4个字就是“牺牲个人”，现在的入党誓词强调“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牺牲”二字贯穿党百年奋斗的历史，集中体现我们党为了初心使命在所不惜、万死不辞的坚定意志和决心。革命年代，多少先辈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前赴后继、舍生取义。陈延年“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绝不跪下”、瞿秋白“此地正好，开枪吧”、赵一曼“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刘胡兰“怕死不当共产党”……和平时期，多少英雄为了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雷锋“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焦裕禄“生也沙丘，死也沙丘”、孔繁森“一腔热血洒高原”、黄文秀“将生命定格在扶贫路上”……万千英烈、万千忠骨“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用生命和热血熔铸成了初心使命的鲜红底色，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崇高追求。

有实物可查最早的入党誓词

中国共产党有实物可查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西省永新县农民贺页朵1931年写在一块土布上的，内容是：“牺牲个人，言（严）首（守）（纟必）（秘）蜜（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伏（服）从党其（纪），永不叛党。”

一百年中国共产党的行动价值雄辩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人民前途命运的根本改变，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没有辜负民族的重托。

信仰，探究和解决的是人的终极问题。在人类社会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过程中，信仰始终是萦绕人的精神生活的永恒话题。在人类生产力落后、科技不发达、认知水平低下的古代，信仰或被诉诸“普度众生”的宗教，或被诉诸“承接天命”的帝王，或被诉诸“超然尘世”的神话，或被诉诸“神秘诡异”的传说……这些让人在面对现世苦难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以精神的安慰、心灵的寄托。

“唱支山歌给党听”大家唱群众歌咏活动

2021年4月至10月，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开展“唱支山歌给党听”大家唱群众歌咏活动，发布了100首推荐曲目，涵盖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让广大人民群众在歌声中重温百年党史，热情讴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程和丰功伟绩。

生活在19世纪欧洲的马克思恩格斯深深认识到，把人们带离苦难的，不是中世纪的宗教，人匍匐于神的脚下只能得到暂时的麻痹，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但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让人的尊严和价值得到维护，“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对绝大多数人造成了自我的异化和心灵的创伤。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刻考察人类精神活动规律的基础上，把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现实社会和理想社会、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结合起来，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指出人类可以通过社会主义运动，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在共产主义信仰的感召下，全世界无产者为了最壮丽、最正义的解放事业，为了最美好、最崇高的远大理想而不懈奋斗。

中国共产党是为了共同的理想信念走到一起的，而不是因为利益结成的政治团体。我们党之所以叫共产党，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共产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作为矢志不渝追求的远大理想。1961年9月，毛泽东同志接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蒙哥马利问：“你们为什么把自己党叫做共产党，而不叫社会党呢？”毛泽东同志回答：“因为共产主义是我们的最高目标。”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我们党所有奋斗、所有努力的最终旨归。

全国党史知识竞赛由党史学习教育官网和人民网联合举办，持续时间从2021年5月至9月，聚焦党中央关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精神和决策部署，旨在通过学习竞赛形式普及党史知识，营造比学赶超氛围，为广大干部群众了解党的奋斗历史、学习党的基本知识提供平台。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经千难而百折不挠、历万险而矢志不渝，虽千万人吾往矣，虽九死其犹未悔，靠的就是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至坚的信念、至真的信仰。塑造军魂的三湾改编，让旧军队脱胎换骨，靠的不是高官厚禄，不是威逼胁迫，而是用革命的理想来凝聚人心，用信仰的力量来重塑队伍。革命圣地延安高耸的宝塔山，这座红色信仰的精神坐标，让千千万万热血青年魂牵梦绕、心驰神往，“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解放战争中上百万国民党军队一经我们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党的革命理想和政治主张的影响下，毅然弃暗投明、获得新生。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时，中国能够顶住冲击，把社会主义旗帜举住了、举稳了，根本的一条就是对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的笃行不怠。

理想信念坚不坚定，要看危急关头能不能豁得出来、冲得上去，干扰面前能不能站稳立场、坚若磐石。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党和国家事业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针对党员干部思想的现实状况，习近平总书记把坚定理想信念摆在极端重要的位置，将其比喻成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反复强调要炼就“金刚不坏之身”，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为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对理想信念的矢志追求，是灵魂升华的壮阔航程，是精神洗礼的伟大远征。无数共产党人在信仰灯塔的指引下踔厉奋发，尽管他们知道，自己追求的理想并不一定在自己手中实现，但他们坚信，人类最美好的崇高信仰必定会变为现实。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伟大的历史之所以伟大，就在于每一代人都镌刻下深深的印记。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历史使命和任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担当和责任。历史的发展是整体性、连续性、阶段性的统一，是目标导向、实践导向、价值导向的统一，是同时代的需要、现实的问题、人民的呼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中华民族是在西方侵略者的枪炮声中进入近代历史的，在内外多重压迫之下，遭受的屈辱之大、劫难之深、变动之烈，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为了救民族、国家、人民于水火，各种政治力量竞相登场，尽管动机各有不同，努力程度各有深浅，但客观上都是在为民族寻找一条出路。在救亡图存的苦苦探索中，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联合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进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面对封建主义几千年的沉重枷锁、西方列强碾压式的发展代差，要冲出牢笼、摆脱压迫，要除旧布新、重整山河，非最先进、最坚决的革命力量不能完成。这一伟大任务历史性地落到了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身上。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宏愿，围绕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接续奋斗，铸就了中华民族涅槃重生进程中的一座座丰碑。

“永远跟党走”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为在全社会营造庆祝建党100周年的浓厚氛围，从2021年4月开始，全国各地广泛开展“永远跟党走”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过文艺汇演、志愿服务、观摩体验等形式，大力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

“咬定青山不放松”，锚定一个主题接力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是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全部奋斗的鲜明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好比一场接力赛，从“创造根本社会条件”到“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从“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到“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一棒接着一棒跑，一程续着一程进，伟大梦想一步步照进现实。今天，我们行进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前景光明但前路艰险，更需要风雨无阻向前进，为之持续奋斗、顽强奋斗、不懈奋斗。

“前波浪伏后波起”，承接两大任务接力推进。“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进步的一般规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必然要求。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打败了各种落后的、腐朽的反动势力，彻底结束了旧社会的黑暗历史，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迎来一个光明的新社会铺平了道路；经过70多年的不懈努力，把一个“真干净的白茫茫大地”建成了“了不起的红火火中国”，锦绣中华处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正在稳稳地实现。前后两大历史任务紧密关联、无缝衔接，共同致力于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创造美好未来。

“一山放出一山拦”，抓住三大矛盾接力推进。任何社会都充满着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出现，社会就是在不断解决矛盾中进步的。在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都会准确判断社会主要矛盾，并以此作为推进事业发展的出发点和着力点。无论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都是不同历史条件下中国具体实际和社会特征的集中体现，反映了时代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正是在依次解决这三大矛盾中，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不尽长江滚滚来”，贯穿四个阶段接力推进。纵观世界历史，任何国家和民族由贫穷羸弱走向繁荣富强，都不是一步完成的，必然经历一个个正向叠加、积厚成势的阶段。欧洲三十年战争之后的德意志崛起，前后超过200年，经过长期的探索、统一、发展过程。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曾说：“国家是时间河流上的航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复兴的航船把正了航向，顺着时间的河流向前进，穿过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航道，驶向新时代更加宽广、更加壮阔的海域。

欧洲三十年战争，是1618年到1648年的一次大规模欧洲国家混战，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全欧洲大战，推动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标志着欧洲近代史的开始。在这场大规模战争中，德意志各邦国25%—40%的人口死亡，男性有将近一半死亡。三十年战争后，欧洲各国纷纷建立民族国家，德意志也探索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经过经济、外交、军事上的持续努力，德意志于1871年完成了统一。

距今约5000年前，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帝、黄帝，率领先民在黄河流域刀耕火种，自此华夏文明之光肇始。在这片神奇而富饶的广袤土地上，中华民族繁衍生息、辛苦劳作，经历过数不胜数的天灾地孽，遭遇过不计其数的战乱纷争，虽饱经风霜雪雨而坚韧不拔，遍尝深重苦难而百折不挠，用勤劳、智慧和勇敢创造了世界上唯一不曾断绝的灿烂文明，成为人类发展史上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文明高峰。

自古兴邦多磨难。当中华民族近代遭遇几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自强不息、奋起抗争，不仅没有让绵延不绝的民族亡国灭种，没有让源远流长的文明覆灭中断，而且经过长期艰辛奇崛的奋斗，使中华民族以亘古未有的姿态昂扬屹立于世界东方，使中华文明以璀璨夺目的光彩闪耀于人类文明星空。

这是实现中华民族和马克思主义命运“两个扭转”的伟大历程。一个民族的兴衰从来都是和它的思想支柱紧密相连，一种思想的命运从来都是和信仰它的民族息息相关。马克思主义扭转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不断下滑的命运颓势，使其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华民族扭转了马克思主义“被终结”的命运，使其迸发出更具穿透力和解释力的真理力量。一百年来，中华民族这个最伟大的民族，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在时代的激流变幻中，实现了命运的交汇交融，共同奏响了一首美奂绝伦的“命运交响曲”。

北京海淀音乐党课“声”入人心

2021年5月，北京市海淀区举办“红星闪闪  薪火相传”音乐党课公开课，通过音乐、视频等多媒体方式，将红色歌曲穿插进学校课堂，让同学们在强烈感受红色音乐艺术魅力中加深对党史的认识和理解。

这是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伟大历程。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表明，经济增长往往与殖民侵略、利益瓜分、危机爆发、发展滞胀、社会动荡相伴而行。中国不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强权之路，不走依赖别人、盲从他国的附庸之路，以和平自主、稳定持续的方式发展起来，依靠自己的辛劳和汗水创造美好生活。今天，这头东方雄狮早已从沉睡中醒来，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世界为之瞩目和点赞。

这是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和伟大自我革命“两个革命”的伟大历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改造客体和改造主体高度统一的革命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一百年来，在推进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我们党一直在探索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密道。经过长期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在“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基础上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只有“两个革命”同时发力、相互促进，才能确保革命事业兴旺发达、革命力量朝气蓬勃。

湖南开展青少年学党史跟党走活动

2021年4月，湖南省启动“回溯百年，薪火‘湘’传”青少年学党史跟党走活动，通过文艺展演、诗歌朗诵、情景舞剧、主题宣讲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现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宝贵经验，生动具体地进行党史学习教育，让红色资源活起来，让党史故事活起来，在青少年中掀起了党史学习教育热潮。

这是把握中华民族复兴和世界文明进步“两个大局”的伟大历程。梁启超曾把中国几千年的发展概括为3个阶段，即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过去一百年中国前途命运的深刻改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谋求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与世界局势的波谲云诡、跌宕起伏密切相关。不管是面对侵略者的轮番践踏还是面对西方国家的孤立包围，不管是面对敌对势力的颠覆演变还是面对超级大国的霸凌恫吓，党团结带领人民不仅生存下来，还一步步强大起来，发展壮大了自己，也造福了世界。中国共产党的成就和贡献，不仅昭示了一个先进政党、先锋力量对民族的责任，而且彰显了一个百年大党、东方大国对世界的担当。

雄关漫道真如铁，关山初度路犹长。百年辉煌对中国近代历史而言是一个感叹号，对民族复兴伟业而言则是一个逗号。我们走在民族复兴的大路上，迎着太阳升起的方向，且看苍山如海、风光无限，何惧风云变幻、世事沧桑。

1.，《求是》2021年第7期。

2.，《求是》2021年第14期。

3.，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