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在中国武昌发生的一场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兵变，也是辛亥革命的开端。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以文学社和共进会为主的革命党人决定把目标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发动一次新的武装起义。通过革命党人的努力，终于在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成功地发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武昌起义。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以文学社和共进会为主的革命党人决定把目标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发动一次新的武装起义。通过革命党人的努力，终于在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成功地发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武昌起义。起义的胜利，逐步使清朝走向灭亡，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

①《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成为大势所趋。
②物质基础：20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较迅速的发展；
③阶级基础：民族资产阶级队伍进一步壮大。
④思想基础：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
⑤导火线：保路运动，亦称“铁路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风潮”。

武昌起义的爆发：时间：1911年10月10日
经过：革命党人攻克武汉三镇（汉口、武昌、汉阳），历史上称这次革命为“辛亥革命”；成立湖北军政府，黎元洪为都督。宣布废除宣统年号，改为黄帝纪元，国号为“中华民国”
领导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领导力量）；湖北新军（武装力量）

武昌起义的影响：1、积极影响：推动了各省独立，清政府的统治土崩瓦解；
2、消极影响：立宪派、封建官僚投机革命，控制大部分地方政权，革命潜伏着失败的危机。

1、了解武昌起义的基本史实和历史意义。
2、通过相关的文字资料、图片，分析武昌起义成功的原因。
3、通过学习，认识到敢于牺牲自我、勇于促进社会进步的精神是一个民族得以存续和发展的重要源泉。

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辛亥革命中，湖南郴州涌现了一位传奇人物：他是康有为的学生，“公车上书”的举子；他是兴中会早期会员，同盟会辽东支部的领导成员；他以清朝官员的身份作掩护，为革命做了卓绝的贡献；他为革命差点掉了脑袋，“革命”胜利了他却受到通缉，抄了家；他看透了民国政府的腐败，退隐回家从事教育和编修史志工作，却闭口不谈自己过去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史，以致他的乡亲和他的后裔无一人知晓他的革命事迹。他就是雷飞鹏。

一、他是康有为的学生，“公车上书”的举子

1863年3月，雷飞鹏出生在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行廊镇定里村的一个书香门第。从他的出生到他的青少年时期，正是清政府最腐败最黑暗的时期。英法联军入侵，八国联军入侵，火烧圆明园；“伊犁条约”、“北京条约”、“辛丑条约”，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这些消息极大地刺痛着雷飞鹏幼小的心灵。他决心奋发读书，学好本领救民于水火。1888年，广东举人康有为在南海聚徒讲学，宣扬维新改良之道。雷飞鹏得知，即负笈远游，拜在康有为门下，与梁启超等人同学。两年后，学成回乡，康有为勉励他说：你要想救国救民，必先取得功名，只有取得功名，有了社会地位，你的抱负才有施展的机会。雷飞鹏牢记恩师的教诲，回家后继续努力读书，终于在光绪十九年（1893）参加癸巳科乡试，以第17名的成绩考中举人。

1895年，清政府举行“乙未大比”。号召全国举人去北京参加会试。当时雷飞鹏正值左眼有疾，几近失明，本不想去参加。后来接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来信，劝他去赴试，并告诉他，这次去京，“将有惊天动地的举动”。雷飞鹏听从了康梁的劝告，不顾目疾，毅然赴京参加会试。

全国举子赴京会试时，正值中日甲午海战失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北京，引起了参加会试的一千多名举子的极大愤慨。康有为梁启超组织来京的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事件。雷飞鹏是这项活动的积极分子之一。

“公车上书”搅黄了“乙未大比”。事后，雷飞鹏转赴上海协助梁启超主编《时务报》。1896年又到湖南长沙襄理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积极鼓吹和推进维新运动。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康梁逃亡日本。雷飞鹏是“公车上书”的积极分子，自然也在通缉之列。为了避祸，他逃回故里，闭门谢客，以教子侄读书打发日子。

二、他是“兴中会”早期会员，“同盟会”辽东支部领导成员

“公车上书”事件，引起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密切关注。雷飞鹏逃回家乡避祸的消息，很快就传到革命党人那里。1899年，湖南籍兴中会成员谭人凤专程到嘉禾县定里村拜访雷飞鹏。谭向雷宣传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他告诉雷，满清政府已经腐败透顶，虽扁鹊复生亦无回天之术。欲求救国之道，只有跟随孙中山先生致力于革命事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谭人凤还告诉雷飞鹏，孙中山已于光绪二十年（1894）在檀香山组织华侨海外开明人士成立了兴中会，希望雷能够加入。经过谭人凤的宣传介绍，雷飞鹏顿觉耳聪目明，立誓追随孙中山先生，献身革命，以赴国家之急，虽马革裹尸于疆场亦无所憾。1902年，雷飞鹏去上海，经谭人凤、章炳麟介绍加入兴中会。

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户部举行大挑（清代自乾隆时为笼络知识分子，制定三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挑取其中优秀的为官，是为大挑。）雷飞鹏以一等拔萃，被派往盛京（今沈阳）将军衙门之提法司任科员（正七品）。由于雷飞鹏工作认真负责，善理财政，颇得当时之奉天总督兼三省将军徐世昌的赏识，以后逐步提升，六年间，先后任铁岭税捐征收局主官、宽甸县知县、西安县（今吉林省辽源市）知县、广宁府盐务局局长等职并加封正六品同知衔。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同盟会。为了推进东北三省的革命，于1907年派宋教仁、白愈恒、吴昆三人由日本潜回大连，与在东北的兴中会员取得联系，成立同盟会辽东支部。以张榕为书记长，支部的领导成员有徐镜心（奉天省实业学校教员）、雷飞鹏（奉天度知司税务科员）、吴禄贞（新军第六镇统制[师长]）、蓝天蔚（陆军第二混成协统领[旅长]）、张绍曾（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宁武、朱霁青、商震等九人。之后不久孙中山再次派廖仲恺、林伯渠等人到沈阳与辽东支部联系，并拟定了“袭据辽东、逼榆关、窥燕京”的计划。

三、他以清政府官员的身份为掩护，积极开展革命工作

同盟会辽东支部成立后，雷飞鹏分工负责宣传和筹措经费。他以清政府官员的身份作掩护，积极开展革命工作。他首先筹措资金，将一份民办报纸《东三省日报》接管过来，自任总编辑，在报纸上宣扬革命道理。接着，在铁岭城西建房三间，门面收入作革命经费，内部则为革命党人来往的接待联络处。1909年到西安（今辽源）任职后，又在县城开办“天合德货栈”，收购人参、鹿茸、榛子、蘑菇、皮张等运往关内出售，所得收入全部交辽东支部。同时他要他在辽源州（今吉林省双辽市）任警务长的族侄雷洪畴在当地代为开设“得得当”典当行一座，作为南来北往的革命党人的联络接待站。雷飞鹏不仅积极为革命筹措资金，而且将自己的全部薪酬都奉献给革命。从1906年出关为官，到辛亥革命清政府垮台，六年间，他的收入分文没有寄回老家，全部用在革命事业上。由于同盟会辽东支部的努力活动，到辛亥革命前夕，辽东支部已壮大至万余之众。

四、他为革命差点掉了脑袋，“革命”胜利了却遭到通缉抄了家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地响应。清政府已岌岌可危。消息传到东北，革命党人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当时在奉天新军中最有影响的革命党人蓝天蔚（陆军第二混成协统领）联合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和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拟于11月14日起事，以召开各界代表会的形式逼迫清政府奉天总督兼东三省将军赵尔巽下台。事情尚在筹划当中，就被部下向赵尔巽告了密。赵尔巽迅即与时任巡营统领张作霖商议，抢先在11月2日在全副武装包围中召开各界人士会议，随即召蓝天蔚入府议事，向他宣布：“接朝廷谕旨，暂以将军统领一职开去，另有重任差遣委用。今南方风潮日烈，请君前往调查，据实以报。”这样，一场计划中的起义就胎死腹中。

蓝天蔚被撤职后，立即奔赴上海会见了孙中山。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就任临时大总统。于当月16日任命蓝天蔚为关外总督，率领北伐军千余人由上海乘船抵烟台登陆，与驻在当地的关外民军会师，并发表文告，宣称：“除暴安良，建立共和政体”，同时密电通知同盟会辽东支部，要他们迅速筹措军饷，到大连接应蓝天蔚。

同盟会辽东支部接到密电后，将筹措军饷的任务交给雷飞鹏，因为事情紧急，一时无法筹措大量资金。雷飞鹏只得从他任职的广宁府盐务局库房中借支现洋三万元，并亲写借据交给盐务局收支司事刘吉澎。借条上写着：“暂由广宁盐务局公款小银元三万元为革命垫付军饷，待大局定后再行付还。”因数额巨大，雷飞鹏亲自押送至大连。

蓝天蔚任关外都督的文告传到沈阳，引起了奉天总督赵尔巽等人的一片惊慌。为了避免同盟会辽东支部与蓝天蔚里应外合，便指使张作霖于1912年1月23日将张榕暗杀，然后在沈阳大肆搜捕革命党人，捣毁《东三省日报》予以查封。雷飞鹏因押送军饷在外而幸免于难。赵尔巽见未抓捕到雷飞鹏，便向各地发布通缉令，缉拿雷飞鹏。雷飞鹏在大连海滩向蓝天蔚交付军饷后返回途中得知发生事变并遭通缉的消息，他不敢再回沈阳，也不敢再往关内跑，他只得往北逃至吉林省昌图县寻求时任知县的同科举人程道元庇护。程道元又派心腹将雷飞鹏送至时任吉林省教育司长兼署实业司长、同科举人郭宗熙处妥善安置。蓝天蔚的东北武装起义也因赵尔巽事先有所准备、防卫森严而流产。

南北议和后，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职位，他的这个民国，仍然继承了清政府的衣钵，许多清政府要员仍然占据政府的重要位置，如原奉天总督徐世昌就成了袁世凯的股肱之臣。而革命党人在民国政府里却没有政治地位。同盟会辽东支部被杀害的革命党人无一得到平反，雷飞鹏仍以携款潜逃罪继续通缉。在通缉未果的情况下，袁世凯将雷飞鹏在东北经营的铁岭门市、西安县天和德商行没收外，又指使湖南督军到嘉禾县查抄雷飞鹏的家产。雷虽宦辽数载，然其薪酬全部用于革命，家里仅有祖业遗产田60余亩，遂悉数变卖得银800余两全部充公。

五、他看透了民国政府的腐败，决心退隐回家，从此闭口不谈政治

雷飞鹏在吉林躲避了将近七年，1919年他从吉林返回湖南长沙，在老同盟会员的支持下，他担任了湖南省图书馆馆长，之后又被故乡嘉禾县选为省参议员。几年后，他看透了民国政府的腐败，决心退出官场到上海大学任教。晚年他退隐回到老家从事教育工作，在宁远县创办泠南书院，后又专心致志从事史志工作，先后主持编修了《嘉禾县图志》、《蓝山县图志》。回到家乡后，闭口不谈政治，从不与人谈及过去的革命斗争。直到1933年他去世，故乡的乡亲和他的后裔中无一人知晓他过去的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史。上世纪九十年代，嘉禾县编修嘉禾县志，曾约请他的孙子、分别在郴州一中、耒阳一中、宁远一中任教的雷任同、雷任泰、雷任高撰写《雷飞鹏传》，由于他们所知史料甚少，只写了在宁远办书院、在嘉禾、蓝山修县志这些事迹，全文只有六、七百字。与此同时，辽宁省铁岭市税务局史志办的同志在编修《铁岭税务志》时，查阅了大量清政府和民国的档案，从中查阅到许多关于雷飞鹏的史料，并据此写了一份六千余字的《雷飞鹏传》。为了查证并补充传记资料，铁岭市税务局史志办的同志携带这份传记初稿来郴州寻找雷飞鹏的后裔。这才使这份湮没了近百年的历史重见天日，也才使雷飞鹏的乡亲和后裔知道他的传奇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