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岂有常哉,大禹之后的朝代顺序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表达了什么

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22-11-15 01:00 标签： 大禹之后的朝代顺序

浩然文史创办到现在有三年多了，考虑到大部分粉丝其实是最近半年多才关注我们，之前沉淀的很多优质内容可能大家并没有看到。所以我们推出了旧文精选栏目，挑选比较满意的旧作，推送给新关注的朋友。

中国古人自称“华夏”，而将周边的族群称作“夷狄”。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身为夷狄的胡人在华夏故地建立政权，这时便牵扯到统治合法性的问题。那胡人君主为塑造其合法统治中原的形象，做出了哪些努力呢？

中国历史在西晋时期，走向了低谷。自西汉末，不断有少数民族在中原王朝政策的驱使下迁入汉地，被分散在各地，慢慢形成一股股强大的势力。但长期以来内迁的少数民族没有得到妥善的安置甚至受到打压。西晋司马氏从曹魏手中夺得天下，鉴于曹魏限制宗室反而使自己顺利夺权，大加分封。但晋惠帝是个白痴，没能力控制朝政，各种势力争权，引发了八王之乱。八王之乱后期，各王纷纷引少数民族势力作为援手。但这些民族很快独立，自己建立政权。与中原的汉族政权进行角逐。这些胡族主要为“匈奴、羌、羯、鲜卑、氐”，史称“五胡入华”。

西晋随着五胡内迁迅速灭亡，各民族相继建立政权，但作为中原地区的新主人，有两个问题很是让他们头疼，急需解决。首先是留在北方的汉族士人严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民族观念,对入侵胡人有很强的抵触心理，给他们的统治造成极大困难。其次是晋室并没有彻底灭亡，琅琊王司马睿与许多北方大族南渡后在南方建立政权，延续晋祚，史称“东晋”。东晋皇帝具有华夏天子的正统血脉，并以华夏血脉和华夏衣冠为号召,打出“克复神州、中兴晋室”的旗号,发出王师必将北定中原的誓言。这使中原地区的汉人心中始终怀有希望，南迁汉人故国之思保持着很强的生命力。少数民族政权虽占据了华夏故土,却在心理上征服不了中原人心。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蛮族入侵后出现一种现象，胡族虽统治了中原地区，可是汉人却不认同非华夏天子的统治，甚至胡人自己在心理上也有文化劣势感。自西周以来，周人发明“华夏”与“夷狄”的概念，强调华夏天子才能成为天下之主，夷狄只能臣服华夏，作为附属。这一观念，不仅被汉族认同，被历代中原王朝所鼓吹。周边族群在没有形成自身系统文化的情况下，与汉族交流，慢慢也被这种观念浸染。于是，胡族君主为跳出这一困局，塑造自己的合法地位，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以首先在中原建立政权的匈奴族首领刘渊为例，他可谓是煞费苦心。刘渊的部落曾被迁入并州秀荣（今山西忻州），他作为部落贵族，也接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刘渊的历史眼光可谓老辣，因为旧日汉朝与匈奴多次和亲，所谓他自称自己是汉朝皇帝的外甥，现在汉室不振，有义务振兴汉室。他认为匈奴刘氏“为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他定国号为“汉”，以“兴复汉室”为号召，拉拢士人。

此外，由于胡人本民族无法创造一套成熟的理论作为统治依据，便刻意寻找中国传统典籍中的有利于自己统治的话语，只言片语也视作珍宝。他们最喜欢儒家提出的夷夏一同说和《史记》华夷同源的历史观。《孟子》中曾讲“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这个观点被胡人君主反复利用，匈奴族刘渊、羯人石勒、鲜卑族慕容皝、氐人苻坚无一不反复向臣属的汉族士人申明这一观点，作为他们占据中原称帝的依据。在《史记》的历史观中，华夏部落和夷狄部落都是黄帝的后裔，黄帝是天下族群的共同祖先。这种汉代大一统思潮下的产物，竟也成为胡人入主中原后称帝的合法依据。

五胡进入中华，不再像秦汉时的北部少数民族匈奴只是专注于掳掠抢劫，中原强就归顺，中原弱就背叛。胡人有了更大的的野心，即在中原地区建立起自己长久的统治。他们虽为称帝找到了历史依据，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原来中原地区的统治者晋皇室虽被赶到了南方，但晋室在华夏故地具有良好统治基础，且延续了华夏的文化传统，深受人们追思。为强化自己在汉地的统治，胡族统治者重用汉族士人，移风易俗，进行汉化改革。通过这些树立自己的正统形象，以应对南方的威胁。

首先在国家体制与典范仪轨方面，事事向中华标准看齐。羯石勒在建立后赵后，重用中原士族裴宪、王波等，让他们指定上朝礼仪，要求是：“宪章文物，拟于王者。”随后石勒要求宫廷的祭祀典礼、宫殿建置、车马舆服、奏乐舞蹈都符合儒家礼仪标准，《晋书》称其“礼乐备矣”。在仿造汉族王朝制定礼仪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汉族王朝加强合法性的做法。秦汉魏晋王朝易代之事，都要改正朔、易服色，同时要按照五德终始说定自己的德运。胡人国君也热衷这一点。十六国时期，“赵承晋(金德),金生水,故赵为水德。燕承赵,水生木,故燕为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为火德”。胡人君主在华夏舞台上，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北魏孝文帝 影视剧形象）

此外最重要的就是大力支持儒学发展，“开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风”在十六国时期极为风行。十六国政权建立后，都十分重视儒学的发展，定期祭祀孔庙、设立五经博士、开设各级学校。在东晋玄学流行，名士大多为玄学名士时，北方士人却在胡族君主支持下，严守儒家礼法。

鲜卑族北魏政权统一北方后，实行更深程度的汉化措施。北魏孝文帝颁布彻底的汉化政策。文化上，改姓氏、提倡鲜卑皇室与汉士族通婚，划定鲜卑贵族与汉族上等士族的门第、禁止穿胡服、强制说汉语。政治上，迁都于华夏名都洛阳，进行官制改革，从中央到基层建立汉式的管理机制。经济上，把少数民族部落酋长拥有土地的领主督护制改为均田制。北魏成为了复兴中国传统政治的旗手。

《胡笳汉月》里的孝文帝形象

到北魏末年，北方文化发展已经赶上甚至超越南方，南朝梁正值北魏后期，北方的才子魏收、邢子才被认为文采与南人文坛领袖沈约、任昉相当。听说北人温子升的文采，梁武帝曾感叹道“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恨我辞人，数穷百六。”南朝梁陈庆之出使北魏归来后，向友人感叹道：“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由此可知孝文帝改革之后，北方胡族治下，华夏文化也渐渐达到烂熟的地步。

（陈庆之 梅长苏原型之一 ）

西晋五胡入华之后，面对汉地人心难附的困局，做出了积极的改变，身为“夷狄”，却向“华夏”积极靠拢。终于，北方的胡族完全实现了华夏化，加上其本身少数民族带来的活力，中国三百多年纷争的魏晋南北朝在更有活力的，华夏化后的胡族北朝的带领下，走出历史的死胡同，走向历史的出口，成就了中国的隋唐盛世。而北方胡族十六国到北魏一直推行的汉化政策和为“华夏”化做出的一系列努力，也被中国后世的胡族政权所模仿。辽、金、元、清在统治汉地以后，都试图使自己成为汉地的主人。他们一方面用武力压制汉地人民。另一方面，模仿汉制进行积极变革，通过强调华夏政治制度和文化礼仪，塑造其统治中国的合法形象。

秦永洲：《东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正统之争与正统再造》，期刊《文史哲》，1998年第1期。

胡鸿：《十六国的华夏化：“史相”与“史实”之间》，期刊《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

刘东升：《祖述华夏: 五胡王朝的合理性建构》，期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作者：浩然文史·烂柯人）

合法性问题一直是政治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古代中国虽然没有“合法性”这个概念，但合法性一词所蕴含的政治思维，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古代中国的人们用“正统”来表示对合法性的维护和追求。一个王朝要想长治久安，除了以“武功”维持王朝的统治外，通过“文治”构建王朝的合法性同样很重要，陆贾对刘邦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一语道破这一问题的实质。

五德始终说大概是中国最早关于合法性建构的理论，“五德”指五行中木、火、土、金、水所代表的五种德性；“终始”指“五德”周而复始之循环运转。五德始终说是战国末期齐国思想家邹衍提出来的学说，邹衍称王朝的更替受五行运行规律的支配，某一王朝因得到上天授予的五行中一德而兴盛，“受命”于天成为天子，但是当这个王朝的德衰微时，便会被下一个重新授命于天的王朝所取代，这一个王朝具有五行排序中的下一个德行，取代的途径一般是“革命”。

所谓的汤武革命，就是指商汤和周武王通过革命取代了之前的夏朝和商朝，得到天命成为天子。中国历史上，王朝之间的兴替构成了一个德行传递的系谱，下一个王朝通常会肯定上一个王朝的合法性，只是声称这个王朝因为德行不足被上天剥夺了合法性，现在的天命被天授予自己的王朝，这样一个脉络窜连下来，构成了一个正统的谱系。在单个王朝接续存在的情况下，这种谱系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但是在多个王朝并存，或者其后的年代，正统问题往往会成为不同王朝之间争夺的焦点，这其中尤其以五胡十六国时代最为激烈。

当匈奴人刘渊率领其部族与西晋直接对抗时，情况并不乐观，刘渊周围强敌林立，北边有拓跋鲜卑，东边有王浚、司马腾，南边是河东的西晋军队，西边则大山横亘。刘渊的势力被压制在太原以南的并州地区，要想与西晋王朝对抗，必须走出这里，但仅仅依靠五部匈奴很难做到这点，当时的匈奴必须海纳百川，吸引其它部族的支持，尤其是并州以外汉人的支持，要成功做到这一点，刘渊必须建立一个类似西晋的政权，更要用当时人熟悉的知识框架去论证自己政权的合法性。

德运知识是这一时期论证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知识框架，由于这个时候西晋还在，继承西晋的正统是不可能的事情，魏晋禅代又为世人所知，继承曹魏的正统好像也走不通，刘渊将目光放在了远在曹魏之前的汉朝。匈奴部落中一直流传有匈奴与汉朝乃舅甥关系的传说，而且三国时期蜀汉反抗曹魏的历史，又给了刘渊否定魏晋正统的可能，这样刘渊便构建了一个承续汉朝的正统谱系，伸张自身合法性的同时，还打击了西晋的合法性。

刘渊的选择看似合理，但还是遇到了一个绕不开的难题，他的血统实在难以让汉地的人民所信服。不仅在当时汉人眼里，就连在异族眼中也有着这样的心态，以至于产生了某种文化自卑心理，石勒的使者曾对王浚说过：“且自古诚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则未有之也。”意思是胡人不能当帝王。刘渊面对这个难题倒是没有退缩，他采取了一个中国文化中常用的策略，搬出老祖宗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这从诸子百家时代开始就是屡试不爽的话语策略，刘渊认为：“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他想用文化来遮掩甚至淡漠种族的差异。

即便如此，刘渊的努力当中也存在着一个难以克服的张力。由于刘渊在起兵的时候称自己是匈奴贵族，以此来凝聚匈奴别部，这个时候他又声称要继承汉统，把两种没有关系的高贵血统强行联系起来，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虽然刘渊的努力最终失败了，但他努力的方向则开启了一种崭新的政治模式。

刘渊族子刘曜继位后，恰逢西晋灭亡，这给了刘曜很大的便利。西晋还在的时候，刘渊只能通过遮掩种族身份才能打击西晋的合法性，但也产生了难以克服的张力，这一切随着西晋的灭亡而暂时消解了。刘曜放弃了对汉朝正统的继承，甚至于他觉得“汉”的国号并不能很好的帮助他逐鹿中原，刘曜于是把国号改为“赵”，宣称“赵”继承晋统。通过改国号为“赵”宣布了晋朝的灭亡，继承晋统则有助于吸引对晋朝怀有情感的晋人的支持。

这时候刘曜的敌人变成了昔日的盟友石勒，石勒据有赵地，称赵王，通过改国号为“赵”也否定石勒的合法性。从刘渊继承汉朝的正统掩盖自己的种族，到刘曜恢复种族面貌，宣布继承晋统，将异族政权纳入到魏晋的法统谱系，在当时社会上逐步形成了承认异族获得统治地位的社会心理，西晋末年石勒等人那种胡人未有王者的社会心态恐怕也一去不复返了。

石勒消灭刘曜后，并没有否定刘曜纳异族入魏晋正统的路线，刘曜的选择被五胡十六国时期大多数少数民族政权所继承。到了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和氐人建立的前秦时期，虽然前燕与石赵南北对峙数年，但前燕依然在慕容暐的时候承续石赵的水德为木德，理由是“赵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与前燕对峙的前秦也在同一时间宣布承袭石赵为木德。

中古时期的华夷问题给刘渊和石勒等人建立的胡族政权合法性带来了危机，刘渊和石勒通过接受汉地传统的政治话语叙事，逐渐把胡族政权的合法性纳入到魏晋的正统序列，使得之前的华夷问题迎来了新的转机，从此，将胡族政权纳入到华夏正统的谱系中，成了既定的事实，北朝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明朗化时期。

刘浦江，《正统与华夷》，中华书局2017年版

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中国史研究》2004

中国古人自称“华夏”，而将周边的族群称作“夷狄”。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身为夷狄的胡人在华夏故地建立政权，这时便牵扯到统治合法性的问题。那胡人君主为塑造其合法统治中原的形象，做出了哪些努力呢？

中国历史在西晋时期，走向了低谷。自西汉末，不断有少数民族在中原王朝政策的驱使下迁入汉地，被分散在各地，慢慢形成一股股强大的势力。但长期以来内迁的少数民族没有得到妥善的安置甚至受到打压。西晋司马氏从曹魏手中夺得天下，鉴于曹魏限制宗室反而使自己顺利夺权，大加分封。但晋惠帝是个白痴，没能力控制朝政，各种势力争权，引发了八王之乱。八王之乱后期，各王纷纷引少数民族势力作为援手。但这些民族很快独立，自己建立政权。与中原的汉族政权进行角逐。这些胡族主要为“匈奴、羌、羯、鲜卑、氐”，史称“五胡入华”。

西晋随着五胡内迁迅速灭亡，各民族相继建立政权，但作为中原地区的新主人，有两个问题很是让他们头疼，急需解决。首先是留在北方的汉族士人严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民族观念,对入侵胡人有很强的抵触心理，给他们的统治造成极大困难。其次是晋室并没有彻底灭亡，琅琊王司马睿与许多北方大族南渡后在南方建立政权，延续晋祚，史称“东晋”。东晋皇帝具有华夏天子的正统血脉，并以华夏血脉和华夏衣冠为号召,打出“克复神州、中兴晋室”的旗号,发出王师必将北定中原的誓言。这使中原地区的汉人心中始终怀有希望，南迁汉人故国之思保持着很强的生命力。少数民族政权虽占据了华夏故土,却在心理上征服不了中原人心。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蛮族入侵后出现一种现象，胡族虽统治了中原地区，可是汉人却不认同非华夏天子的统治，甚至胡人自己在心理上也有文化劣势感。自西周以来，周人发明“华夏”与“夷狄”的概念，强调华夏天子才能成为天下之主，夷狄只能臣服华夏，作为附属。这一观念，不仅被汉族认同，被历代中原王朝所鼓吹。周边族群在没有形成自身系统文化的情况下，与汉族交流，慢慢也被这种观念浸染。于是，胡族君主为跳出这一困局，塑造自己的合法地位，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以首先在中原建立政权的匈奴族首领刘渊为例，他可谓是煞费苦心。刘渊的部落曾被迁入并州秀荣（今山西忻州），他作为部落贵族，也接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刘渊的历史眼光可谓老辣，因为旧日汉朝与匈奴多次和亲，所谓他自称自己是汉朝皇帝的外甥，现在汉室不振，有义务振兴汉室。他认为匈奴刘氏“为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他定国号为“汉”，以“兴复汉室”为号召，拉拢士人。

此外，由于胡人本民族无法创造一套成熟的理论作为统治依据，便刻意寻找中国传统典籍中的有利于自己统治的话语，只言片语也视作珍宝。他们最喜欢儒家提出的夷夏一同说和《史记》华夷同源的历史观。《孟子》中曾讲“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这个观点被胡人君主反复利用，匈奴族刘渊、羯人石勒、鲜卑族慕容皝、氐人苻坚无一不反复向臣属的汉族士人申明这一观点，作为他们占据中原称帝的依据。在《史记》的历史观中，华夏部落和夷狄部落都是黄帝的后裔，黄帝是天下族群的共同祖先。这种汉代大一统思潮下的产物，竟也成为胡人入主中原后称帝的合法依据。

五胡进入中华，不再像秦汉时的北部少数民族匈奴只是专注于掳掠抢劫，中原强就归顺，中原弱就背叛。胡人有了更大的的野心，即在中原地区建立起自己长久的统治。他们虽为称帝找到了历史依据，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原来中原地区的统治者晋皇室虽被赶到了南方，但晋室在华夏故地具有良好统治基础，且延续了华夏的文化传统，深受人们追思。为强化自己在汉地的统治，胡族统治者重用汉族士人，移风易俗，进行汉化改革。通过这些树立自己的正统形象，以应对南方的威胁。

首先在国家体制与典范仪轨方面，事事向中华标准看齐。羯石勒在建立后赵后，重用中原士族裴宪、王波等，让他们指定上朝礼仪，要求是：“宪章文物，拟于王者。”随后石勒要求宫廷的祭祀典礼、宫殿建置、车马舆服、奏乐舞蹈都符合儒家礼仪标准，《晋书》称其“礼乐备矣”。在仿造汉族王朝制定礼仪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汉族王朝加强合法性的做法。秦汉魏晋王朝易代之事，都要改正朔、易服色，同时要按照五德终始说定自己的德运。胡人国君也热衷这一点。十六国时期，“赵承晋(金德),金生水,故赵为水德。燕承赵,水生木,故燕为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为火德”。胡人君主在华夏舞台上，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北魏孝文帝 影视剧形象）

此外最重要的就是大力支持儒学发展，“开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风”在十六国时期极为风行。十六国政权建立后，都十分重视儒学的发展，定期祭祀孔庙、设立五经博士、开设各级学校。在东晋玄学流行，名士大多为玄学名士时，北方士人却在胡族君主支持下，严守儒家礼法。

鲜卑族北魏政权统一北方后，实行更深程度的汉化措施。北魏孝文帝颁布彻底的汉化政策。文化上，改姓氏、提倡鲜卑皇室与汉士族通婚，划定鲜卑贵族与汉族上等士族的门第、禁止穿胡服、强制说汉语。政治上，迁都于华夏名都洛阳，进行官制改革，从中央到基层建立汉式的管理机制。经济上，把少数民族部落酋长拥有土地的领主督护制改为均田制。北魏成为了复兴中国传统政治的旗手。

《胡笳汉月》里的孝文帝形象

到北魏末年，北方文化发展已经赶上甚至超越南方，南朝梁正值北魏后期，北方的才子魏收、邢子才被认为文采与南人文坛领袖沈约、任昉相当。听说北人温子升的文采，梁武帝曾感叹道“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恨我辞人，数穷百六。”南朝梁陈庆之出使北魏归来后，向友人感叹道：“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由此可知孝文帝改革之后，北方胡族治下，华夏文化也渐渐达到烂熟的地步。

（陈庆之 梅长苏原型之一 ）

西晋五胡入华之后，面对汉地人心难附的困局，做出了积极的改变，身为“夷狄”，却向“华夏”积极靠拢。终于，北方的胡族完全实现了华夏化，加上其本身少数民族带来的活力，中国三百多年纷争的魏晋南北朝在更有活力的，华夏化后的胡族北朝的带领下，走出历史的死胡同，走向历史的出口，成就了中国的隋唐盛世。而北方胡族十六国到北魏一直推行的汉化政策和为“华夏”化做出的一系列努力，也被中国后世的胡族政权所模仿。辽、金、元、清在统治汉地以后，都试图使自己成为汉地的主人。他们一方面用武力压制汉地人民。另一方面，模仿汉制进行积极变革，通过强调华夏政治制度和文化礼仪，塑造其统治中国的合法形象。

秦永洲：《东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正统之争与正统再造》，期刊《文史哲》，1998年第1期。

胡鸿：《十六国的华夏化：“史相”与“史实”之间》，期刊《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

刘东升：《祖述华夏: 五胡王朝的合理性建构》，期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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