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1年什么起义革命之前,除刘永福领导的黑骑军和冯子材率领的军民在什么打败过?

刘永福是清末民初军事人物,原是反清的黑旗军将领,1883年率黑旗军参加中法战争,屡次大败法军。甲午战争期间,奉命赴台抗日,但最终失败。

刘永福,字渊亭,汉族客家人,广东钦州人,祖籍博白东平,出生于广东钦州,现属广西防城古森洞小峰乡。刘永福少年时期家庭困苦,十三岁时即跟随人做水手,此间,刘永福接触了一些武术高手,习得一身好武艺。十七岁时,由于贫病交加,其父母亲和叔父等在几个月内相继病故,埋葬完几位老人,刘永福已经一无所有,连住的地方都没了,只好借了一间茅屋暂时落脚。他白天出去做工,换口饭吃,夜里回到茅屋栖身。

咸丰七年,20岁的刘永福加入天地会,在清政府的围剿下,天地会首领牺牲。刘永福和同伴率余部转移至广西靖西、那坡一带活动在广西靖西,刘永福带领余部200多人同另支起义军回合,组建了一个旗,刘永福被任为旗头。当时他见归顺州安德圩的北帝庙神像旁边的周公像手执着一面绘有“北斗七星”图案,镶有狗牙白边的黑色三角旗,于是就仿造黑旗作为自己队伍的旗帜,著名的黑旗军就此成立。

后清政府派广西提督冯子材调集兵力进剿桂西南农民军,刘永福率部转移到越南。此时正值越南多难之秋。法国强行侵占了越南的南半部,之后,又计划北征,梦想灭亡越南,进而从西南入侵中国,建立一个所谓“伟大的法兰西东方帝国”。刘永福率黑骑军2000人,南下支援抗法。击毙了法国主将安邺,取得了“诱斩安邺,覆其全军”的罗池大捷。法军被迫退出河内。越王擢升刘永福为三宣副督,又赐印信一颗,文曰:“山西、兴化、宣光副提督英勇将军印”。以彰表功绩,并命刘永福扼守红河两岸。

1882年4月,法国又进攻越北。刘永福率黑旗军三千人,伏击于河内西面的纸桥,取得纸桥大捷。越南国王晋升刘永福为三宣提督,一等男爵。1883年,唐景嵩作为天朝派来的“联络员”进驻黑旗军,成了刘永福的军师,为其出谋划策,而且让刘永福欢欣鼓舞的是:唐景嵩给他带来了可以恢复他和他的部队大清国国籍的确定回答,“天朝宽大为怀,凡我华夏子孙,但能御外侮,卫国疆者,皆是大清的好子民。”

后中法战争爆发,清政府正式对法宣战以后,收编了黑旗军,授予刘永福记名提督,刘永福率部回国,清政府下令将黑旗军裁减大半,只留1200人。同年刘永福回广西博白祭祖,慈禧太后赐“福”字大匾挂于华尖岭刘家祠堂。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刘永福协助邵友濂办理台湾防务。刘永福率黑旗军赴台北,后又奉命驻守台南,并先后在潮汕、台湾等地招募新兵,将黑旗军扩充。

此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日本军开始进驻台湾。刘永福不断组织各种抵抗活动。与日军相持。刘永福派人回大陆求援,清政府不但不予救济,反而将内地募捐援台款项强烈扣留,并下令严密封锁沿海,断绝对台增援。刘永福痛心疾首,发出“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的悲叹!无奈之下刘永福内渡厦门。台湾全境陷落。

1897年春回钦州闲居。此间,清政府几次请其出山,镇压农民起义,他都虚与委蛇,设法调解,尽力保护农民军。后越南革命志士至广州沙河刘家祠拜访刘永福,刘永福答应派黑旗军原部将吴凤典组织子弟兵与越南人民并肩作战。此期间,刘永福对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也逐步有所认识和了解。

1908年,孙中山派遣黄兴、王和顺领导钦州三那农民抗捐斗争失利,刘永福把王和顺藏于堂内,清军统领郭仁璋带领清军前来搜捕,刘永福亲自出面坐在堂中,怒斥郭仁璋为“小人”,不许轻举妄动。郭仁璋无可奈何,只好领兵退走。当晚深夜,令兵丁护送王和顺安全离去,并联系朋友及部下大力支援孙中山先生革命。

1911年7月,在王和顺等介绍下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刘永福不顾年迈体弱,与留粤的革命党人联络活动,积极响应革命,应广东都督胡汉民之请,出任广东省民团总长,节制广州十数万民军。越两月,全省革命秩序大体安定后,永福即请辞去民团总长职务,告老返乡,住在钦州三宣堂。

后窃国大盗袁世凯为了巩固自己“大总统”的地位,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不惜牺牲国家民族的利益,来换取日本侵略者的支持,企图复辟帝制,刘永福闻讯后,义愤填膺,即拍电上京,请缨抗日,反对复辟,获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

1917年元月9日,刘永福走完了一生的历史途程,在钦州老家溘然长逝,终年80岁,葬于惠州城内西湖畔。

自此以后,中国史也已完全地进入了近代史的时代之中,再也没有旧式武将活跃的余地。在近代的军官学校建起后,新的时代就开始了,这是一个充满苦难的重生时代。。在这个人之后的都算是军人,也不再有武将的感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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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中清朝的失败,导致了《马关条约》的签订。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清朝将台湾澎湖等岛屿割让给日本。事实上在战争爆发之初,日本政府就将台湾拟定为将要侵占的目标之一。首相伊藤博文在给大本营的训令中提到:在朝鲜战场决出胜负后,务必分兵两路。一路占领威海卫,歼灭北洋舰队。一路南略台湾,夺取通向南洋各地的战略要冲。

为了达成此战略企图,日本联合舰队掩护一个特别支队于1985年3月登陆澎湖岛,击溃守岛清军,并在此建立了登陆台湾的前进基地。

清朝时期的台湾总督衙门

《马关条约》签订后,日军自持有条约在手,和平接收台湾应该不是问题。但留守台湾的清朝官兵和台湾百姓却并不甘心简简单单的沦为外国臣民。士绅洪弃生就在《瀛海偕亡记》中写道:自古国之将亡,必先弃民,弃民者民亦弃之,......今负之以大清之大,重之以本岛之庶,而不能有为,天下孰有痛于此者乎?台湾军民以唐景崧、刘永福等不愿弃台的官员大吏为首,各地士绅民团为后继,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保台战争。

抗击日本占领的主要力量,在前期主要是原驻防台湾的清军。后期则主要是台湾地方乡绅率领的民团义勇为主。可以说,抗日登陆战争是一场清朝官员首倡激励,台湾士绅广泛动员,台湾民众大量参加的全民战争。台湾人的坚强抗击,给侵台日军造成的意料之外的重大打击,并成为了整个甲午战争中,由台湾人自行谱写的一段悲壮插曲。

英军素描画师笔下的清朝台湾驻军

作为清朝海防前哨,台湾的驻军不可谓不多,防御不可谓不严密。1885年台湾自道晋升省以来,奏定的防军共36个营,炮台11座,并配有军械局、筹防局、制造局等机构。到甲午前夕,由于朝鲜局势紧张,台湾驻守清军极力扩军备战,由署理巡抚唐景崧等主持操办,扩军至约50-60营,后又增加至各种名目的防营100个以上。论饷银,全台每年实收税款进项三百几十万两,库银余额六十万,以及户部和南洋大臣接济一百几十万两,绝无缺饷的困扰。军械方面,则有前后膛步枪十余万枝,其中小口径毛瑟枪三万余枝,毛瑟子弹280余万发。全台有各种火炮三四百尊,每尊火炮储备了五六十发炮弹。唐景崧自己也认为,甲午开战时的台湾军队、饷械都是当年抗法战争时数倍,防守绝无问题。

但纸面上的数字,和真实的备战情况完全是天差地别。名册上的一百多个防营,其实际营数不超过一半,而临时招募的兵丁,多半是流氓、无业游民甚至是乞丐,登记一个姓名,发给一支枪就算是一个士兵了。这样的军队既未加训练,又毫无纪律,在抗击日军进犯时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全台十多万枝枪中,储备在仓库里的前膛枪不但过时。且保养不力,多有机件枪管锈蚀的情况。唐景崧临时叫人回大陆采买军火,却不顾良莠,只管大量收买。甚至于购买到了鸦片战争时代英军丢弃在大陆的废炮,空耗了大量军费。唐景崧又并非善于指挥的将领,他将全台较有战斗力的刘永福、林朝栋二军部署在中部、南部,关键要冲则完全依赖自己招募的军队驻守。

清朝的福建-台湾总督印章

1895年5月15日,在确认清朝已经将台湾割让日本后,唐景崧和台湾士绅商议宣布建立台湾民主国。试图用“台湾自立”的名义,换取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的干预。日军发现台湾无法轻松接收后,也火速抽调驻守东京的近卫师团编成台湾派遣军,准备强行登陆台湾,以武力削平台湾军民的反抗。

5月29日,日军先头部队在台北府城附近的澳底登陆,然后沿南北两条小路进攻基隆,并击退沿途的“民主国”军队。6月2日,清朝代表李经方和日本方面完成了台湾的交接,从而正式断绝了清朝官方对台湾抗战军民的援助。次日,日军占领狮球岭炮台和基隆港。唐景崧临时招募的军队并未有太多有力抵抗,死伤数百人后退入台北。到了当年6月4日,得知前线败报的唐景崧化装乘德国船只逃回大陆。台北城中军队群龙无首,纷纷溃散。6月11日,日军顺利进占台北。

北部唐景崧抗日失败后,阻挡日军的主要势力变成了当地的“土寇”。这些所谓的土寇,其实包括几种不同势力:台湾北部溃散南逃的小股清军,台湾义军总领丘逢甲招募的民团武装,以及本地士绅自发组织的义勇。大部分的“土寇”称不上有什么正规训练,也毫无严密的军事组织,手中武器粗劣不堪,但他们正是台湾抗日力量里意志最坚定、地形最熟悉、战法最灵活的一股力量。在近卫师团南下桃园新竹的战斗中,日军所轻视的土寇给他们造成了登陆以来最大的麻烦,并让其遭受了严重损失。

义军即是自发而来,聚而成营,自然也谈不上遵守什么交战原则。于是在日军眼中,他们便成为了“凶狠狡诈之贼徒”。根据日军记者记载,日军每前进到一个地方,所遇到的都是面露微笑的善良村民,然则一旦他们发现日军落单或只有小队人马,就立刻展开射击。日军纵想要还击,但乡民的屋宇被密集的竹林所包围,房屋和围墙都用坚固的耐火砖制造,即便是机关炮也很难直接轰塌,围墙上分上下开有多个枪眼,义兵往往占据墙头高处,居高临下的向日军开火,让敌人难以靠近围墙。

为数不多的唐景崧个人照片

当日军和义军全面接火时,往往看到本地居民手持武器,二三十人成群的散布在村庄和田间。既有男子,也有妇女,仿佛是当年包围英军的北美民兵一般。一旦日军移动位置,立即就会遭到义军从四面八方的围追堵截。这些人从远方狙击日军,且射术精准,能够造成不小的伤亡,甚至连妇女也能挺立田垄射杀日军。让日军记者由衷感叹:这个地方,无论山川草木皆是我们的敌人。

显然,这些举村抗击外来侵略者的义兵并不是天生就会游击战的。实际上在日军未来之前,台湾也并不算是不知兵戈的世外桃源。长期以来积累的原住民和汉人移民的矛盾,以及随处活跃的会党和土匪随时威胁着各处乡村的安全。为了保障地方治安,清政府在台湾村庄中普遍实行了“联庄”制度,即以本地乡绅土豪为首领,各庄壮丁为民兵,数个村庄互相支援,联合守御,乡村中的豪富之家往往也蓄有私兵担负警卫村庄的任务。在长期的武装冲突中,各乡各村摸索出一套“以屋为堡、全民皆兵、敌去我追”的作战方法。这套战法虽然看来并不怎么高大上,却让习惯了大兵团正规作战的日军疲于招架。

绘制于1896年的台湾地图

大陆画家按照虚假消息画的台湾捷报图

义兵虽然利用游击战法让装备精良的日军吃够了苦头,但他们本身也有弱点。义兵的主要目的是“保境安民”,虽然有士绅在战前进行抗日动员,但大部分普通乡民对国家都没有什么明确概念。他们的战斗只是为了简单的将日军逐出自己和附近的几个村庄,一旦日军展开和平攻势,承诺对村庄不加侵害,义军的抵抗就会很快瓦解。同时义军虽然成百千群,但都只是在本地联合的几个村庄活动,日军来则战斗。若日军离开去进攻别的村庄,义兵也不加阻拦。这就让日军有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把握。

为了镇压义兵反抗,顺利占领台湾南部。日本台湾总督桦山资记向国内请求增调第二师团和第四混成旅团增加作战。兵力增加的同时,日军对作战方法也就行了修改,在进攻之前首先进行招降,承诺如果村庄不攻击日军日军也不侵犯村庄。其次,日军在战斗中增加了山炮的使用,在进攻庄屋前首先使用山炮轰塌围墙,然后再发动攻击。日军还在攻入村落后大肆实施在大陆作战时行之有效的逐屋纵火战术,并不分老幼的杀死村中遇到的一切村民。这种玉石俱焚的战法给台中的乡民造成了可怕伤亡,但也制造出强大的恐怖效应,目睹日军暴行的台中村民们大多放弃抵抗或逃走,让日军前进的阻力骤然减轻不少。

当日军被义勇们阻挡在台中地区的时候,镇守南方的刘永福却并未能乘胜反攻。这是因为台南留驻的清军余部已经陷入了粮弹两缺的困境。唐景崧在北部储备的粮饷和弹药,或已经被焚毁,或已经落入日军之手。南部清军想要筹饷筹粮,但本地的富绅巨商早就趁着开战逃回了大陆。刘永福在台湾防务一事上遭到唐景崧的排挤,储备的粮饷军械都不足。而他本人也早已没有在越南时痛击法国军队的锐气,虽然号称拥兵百余营,实际也有32个营的兵力,却仅能划地自守,并不前出支援台中清军和义勇。这当中的关节,直到后来才明白。

原来,刘永福一开始就将注意力放在了国际干涉的成败上。6月21日,刘从不知何处接获一封密函,内称俄国已经承诺,如果刘永福的黑旗军尚在抵抗,则不日发兵支援台湾独立。刘永福接信大喜,于是在6月39日和台南士绅歃血为盟,宣誓抵抗日军到底。虽然如此,黑旗军的军饷仍然得不到解决。尽管刘永福想尽办法,甚至筹措发行官银票和邮票,但由于台南没有白银储备,官票也无人承认。当时唯一的财政支援希望,是据说南洋大臣张之洞会从大陆送来一笔白银现款,以救台湾抗日之急。

但刘永福派去大陆的求援使者带回来的却是一个坏消息。清政府表明了态度:和约既定,台民不服,自己从无过问,着大小官员访问有无饷械私自援台之事,设法禁止,免滋口实。

张之洞也私下对刘永福的使者说:此时实无救台法,刘当奋力自为,若割据为中国屏藩,胜日本占领万倍。至饷械垂尽,唯有取之于敌,敌饷械为我饷械也。刘乃奇男子,成则为郑成功,不成亦可作田横也。

台湾炮台上部署的多为克虏伯要塞炮

这样催促刘永福孤身成仁的冷言冷语,当然不会博得刘永福的好感。8月28日,日军和台中仅存的抵抗军在八卦山激战,台中义军首领吴汤兴、吴彭年阵亡,自此,台南的道路敞开。日军稍加修整后,即于10月初进攻台南,刘永福部下以黑旗军为核心的32营官兵,在嘉义、恒春、宜兰等地浴血奋战,向日军展示了最后的抵抗意志。

刘永福本人则心灰意懒,于10月18日率心腹搭乘英国商船返回厦门。1896年初,日军逐渐攻克台湾残余清军和义军驻守的各个据点,清朝赖以为南海屏障的宝岛遂沦于日本之手。

北洋舰队停止扩充:真的能把锅摔到户部头上吗?


甲午战争中清朝的失败,导致了《马关条约》的签订。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清朝将台湾澎湖等岛屿割让给日本。事实上在战争爆发之初,日本政府就将台湾拟定为将要侵占的目标之一。首相伊藤博文在给大本营的训令中提到:在朝鲜战场决出胜负后,务必分兵两路。一路占领威海卫,歼灭北洋舰队。一路南略台湾,夺取通向南洋各地的战略要冲。

为了达成此战略企图,日本联合舰队掩护一个特别支队于1985年3月登陆澎湖岛,击溃守岛清军,并在此建立了登陆台湾的前进基地。


清朝时期的台湾总督衙门

《马关条约》签订后,日军自持有条约在手,和平接收台湾应该不是问题。但留守台湾的清朝官兵和台湾百姓却并不甘心简简单单的沦为外国臣民。士绅洪弃生就在《瀛海偕亡记》中写道:自古国之将亡,必先弃民,弃民者民亦弃之,......今负之以大清之大,重之以本岛之庶,而不能有为,天下孰有痛于此者乎?台湾军民以唐景崧、刘永福等不愿弃台的官员大吏为首,各地士绅民团为后继,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保台战争。

抗击日本占领的主要力量,在前期主要是原驻防台湾的清军。后期则主要是台湾地方乡绅率领的民团义勇为主。可以说,抗日登陆战争是一场清朝官员首倡激励,台湾士绅广泛动员,台湾民众大量参加的全民战争。台湾人的坚强抗击,给侵台日军造成的意料之外的重大打击,并成为了整个甲午战争中,由台湾人自行谱写的一段悲壮插曲。


英军素描画师笔下的清朝台湾驻军

作为清朝海防前哨,台湾的驻军不可谓不多,防御不可谓不严密。1885年台湾自道晋升省以来,奏定的防军共36个营,炮台11座,并配有军械局、筹防局、制造局等机构。到甲午前夕,由于朝鲜局势紧张,台湾驻守清军极力扩军备战,由署理巡抚唐景崧等主持操办,扩军至约50-60营,后又增加至各种名目的防营100个以上。论饷银,全台每年实收税款进项三百几十万两,库银余额六十万,以及户部和南洋大臣接济一百几十万两,绝无缺饷的困扰。军械方面,则有前后膛步枪十余万枝,其中小口径毛瑟枪三万余枝,毛瑟子弹280余万发。全台有各种火炮三四百尊,每尊火炮储备了五六十发炮弹。唐景崧自己也认为,甲午开战时的台湾军队、饷械都是当年抗法战争时数倍,防守绝无问题。

但纸面上的数字,和真实的备战情况完全是天差地别。名册上的一百多个防营,其实际营数不超过一半,而临时招募的兵丁,多半是流氓、无业游民甚至是乞丐,登记一个姓名,发给一支枪就算是一个士兵了。这样的军队既未加训练,又毫无纪律,在抗击日军进犯时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全台十多万枝枪中,储备在仓库里的前膛枪不但过时。且保养不力,多有机件枪管锈蚀的情况。唐景崧临时叫人回大陆采买军火,却不顾良莠,只管大量收买。甚至于购买到了鸦片战争时代英军丢弃在大陆的废炮,空耗了大量军费。唐景崧又并非善于指挥的将领,他将全台较有战斗力的刘永福、林朝栋二军部署在中部、南部,关键要冲则完全依赖自己招募的军队驻守。


清朝的福建-台湾总督印章


1895年5月15日,在确认清朝已经将台湾割让日本后,唐景崧和台湾士绅商议宣布建立台湾民主国。试图用“台湾自立”的名义,换取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的干预。日军发现台湾无法轻松接收后,也火速抽调驻守东京的近卫师团编成台湾派遣军,准备强行登陆台湾,以武力削平台湾军民的反抗。

5月29日,日军先头部队在台北府城附近的澳底登陆,然后沿南北两条小路进攻基隆,并击退沿途的“民主国”军队。6月2日,清朝代表李经方和日本方面完成了台湾的交接,从而正式断绝了清朝官方对台湾抗战军民的援助。次日,日军占领狮球岭炮台和基隆港。唐景崧临时招募的军队并未有太多有力抵抗,死伤数百人后退入台北。到了当年6月4日,得知前线败报的唐景崧化装乘德国船只逃回大陆。台北城中军队群龙无首,纷纷溃散。6月11日,日军顺利进占台北。


北部唐景崧抗日失败后,阻挡日军的主要势力变成了当地的“土寇”。这些所谓的土寇,其实包括几种不同势力:台湾北部溃散南逃的小股清军,台湾义军总领丘逢甲招募的民团武装,以及本地士绅自发组织的义勇。大部分的“土寇”称不上有什么正规训练,也毫无严密的军事组织,手中武器粗劣不堪,但他们正是台湾抗日力量里意志最坚定、地形最熟悉、战法最灵活的一股力量。在近卫师团南下桃园新竹的战斗中,日军所轻视的土寇给他们造成了登陆以来最大的麻烦,并让其遭受了严重损失。

义军即是自发而来,聚而成营,自然也谈不上遵守什么交战原则。于是在日军眼中,他们便成为了“凶狠狡诈之贼徒”。根据日军记者记载,日军每前进到一个地方,所遇到的都是面露微笑的善良村民,然则一旦他们发现日军落单或只有小队人马,就立刻展开射击。日军纵想要还击,但乡民的屋宇被密集的竹林所包围,房屋和围墙都用坚固的耐火砖制造,即便是机关炮也很难直接轰塌,围墙上分上下开有多个枪眼,义兵往往占据墙头高处,居高临下的向日军开火,让敌人难以靠近围墙。


为数不多的唐景崧个人照片

当日军和义军全面接火时,往往看到本地居民手持武器,二三十人成群的散布在村庄和田间。既有男子,也有妇女,仿佛是当年包围英军的北美民兵一般。一旦日军移动位置,立即就会遭到义军从四面八方的围追堵截。这些人从远方狙击日军,且射术精准,能够造成不小的伤亡,甚至连妇女也能挺立田垄射杀日军。让日军记者由衷感叹:这个地方,无论山川草木皆是我们的敌人。

显然,这些举村抗击外来侵略者的义兵并不是天生就会游击战的。实际上在日军未来之前,台湾也并不算是不知兵戈的世外桃源。长期以来积累的原住民和汉人移民的矛盾,以及随处活跃的会党和土匪随时威胁着各处乡村的安全。为了保障地方治安,清政府在台湾村庄中普遍实行了“联庄”制度,即以本地乡绅土豪为首领,各庄壮丁为民兵,数个村庄互相支援,联合守御,乡村中的豪富之家往往也蓄有私兵担负警卫村庄的任务。在长期的武装冲突中,各乡各村摸索出一套“以屋为堡、全民皆兵、敌去我追”的作战方法。这套战法虽然看来并不怎么高大上,却让习惯了大兵团正规作战的日军疲于招架。


绘制于1896年的台湾地图


大陆画家按照虚假消息画的台湾捷报图

义兵虽然利用游击战法让装备精良的日军吃够了苦头,但他们本身也有弱点。义兵的主要目的是“保境安民”,虽然有士绅在战前进行抗日动员,但大部分普通乡民对国家都没有什么明确概念。他们的战斗只是为了简单的将日军逐出自己和附近的几个村庄,一旦日军展开和平攻势,承诺对村庄不加侵害,义军的抵抗就会很快瓦解。同时义军虽然成百千群,但都只是在本地联合的几个村庄活动,日军来则战斗。若日军离开去进攻别的村庄,义兵也不加阻拦。这就让日军有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把握。

为了镇压义兵反抗,顺利占领台湾南部。日本台湾总督桦山资记向国内请求增调第二师团和第四混成旅团增加作战。兵力增加的同时,日军对作战方法也就行了修改,在进攻之前首先进行招降,承诺如果村庄不攻击日军日军也不侵犯村庄。其次,日军在战斗中增加了山炮的使用,在进攻庄屋前首先使用山炮轰塌围墙,然后再发动攻击。日军还在攻入村落后大肆实施在大陆作战时行之有效的逐屋纵火战术,并不分老幼的杀死村中遇到的一切村民。这种玉石俱焚的战法给台中的乡民造成了可怕伤亡,但也制造出强大的恐怖效应,目睹日军暴行的台中村民们大多放弃抵抗或逃走,让日军前进的阻力骤然减轻不少。


当日军被义勇们阻挡在台中地区的时候,镇守南方的刘永福却并未能乘胜反攻。这是因为台南留驻的清军余部已经陷入了粮弹两缺的困境。唐景崧在北部储备的粮饷和弹药,或已经被焚毁,或已经落入日军之手。南部清军想要筹饷筹粮,但本地的富绅巨商早就趁着开战逃回了大陆。刘永福在台湾防务一事上遭到唐景崧的排挤,储备的粮饷军械都不足。而他本人也早已没有在越南时痛击法国军队的锐气,虽然号称拥兵百余营,实际也有32个营的兵力,却仅能划地自守,并不前出支援台中清军和义勇。这当中的关节,直到后来才明白。

原来,刘永福一开始就将注意力放在了国际干涉的成败上。6月21日,刘从不知何处接获一封密函,内称俄国已经承诺,如果刘永福的黑旗军尚在抵抗,则不日发兵支援台湾独立。刘永福接信大喜,于是在6月39日和台南士绅歃血为盟,宣誓抵抗日军到底。虽然如此,黑旗军的军饷仍然得不到解决。尽管刘永福想尽办法,甚至筹措发行官银票和邮票,但由于台南没有白银储备,官票也无人承认。当时唯一的财政支援希望,是据说南洋大臣张之洞会从大陆送来一笔白银现款,以救台湾抗日之急。


但刘永福派去大陆的求援使者带回来的却是一个坏消息。清政府表明了态度:和约既定,台民不服,自己从无过问,着大小官员访问有无饷械私自援台之事,设法禁止,免滋口实。

张之洞也私下对刘永福的使者说:此时实无救台法,刘当奋力自为,若割据为中国屏藩,胜日本占领万倍。至饷械垂尽,唯有取之于敌,敌饷械为我饷械也。刘乃奇男子,成则为郑成功,不成亦可作田横也。


台湾炮台上部署的多为克虏伯要塞炮

这样催促刘永福孤身成仁的冷言冷语,当然不会博得刘永福的好感。8月28日,日军和台中仅存的抵抗军在八卦山激战,台中义军首领吴汤兴、吴彭年阵亡,自此,台南的道路敞开。日军稍加修整后,即于10月初进攻台南,刘永福部下以黑旗军为核心的32营官兵,在嘉义、恒春、宜兰等地浴血奋战,向日军展示了最后的抵抗意志。

刘永福本人则心灰意懒,于10月18日率心腹搭乘英国商船返回厦门。1896年初,日军逐渐攻克台湾残余清军和义军驻守的各个据点,清朝赖以为南海屏障的宝岛遂沦于日本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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