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锡范系明郑后期历史上一干系颇为重大的人物，但是与此人相关的史料或记载同其余明郑重要官员如陈永华或刘国轩相比却较稀少，对其某些动机和事迹的推测就因此显得比较困难。因此我在这里列出一些关于冯氏的较为少见的资料，作为一种补充或者提供一些新的角度或可能性。
关于冯锡范本人的身份资料，应当说是相当不明确的。其籍贯、字号、生卒年均未见载，可以说此人原本并非什么重要人物，也并没有什么出众的事迹，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对郑经和郑克塽时期的明郑政权产生了很大影响。不过根据现有的材料，可以作出一些关于其身份的合理猜测。关于此人出身，比较明确的一点是此人是担任国姓工官的冯澄世之子，有弟冯锡圭、冯锡韩二人，籍贯则一说在晋江，一说在南安，并无定论。另外收录在《郑氏关系文书》中的《南安县生员黄元龙密奏》中有一句可显示其额外家庭情况的：
臣姐夫冯澄世系伪工官兼伪礼官，伪镇应向彼领军器、伪文官应向彼铸伪印；臣时在海，颇悉其详。
由此可知这位黄元龙系冯氏之舅父，冯锡范之母则应当是南安县人士，可以称为黄氏。据某些宗族网站和其他网络上当地人提供的相关资料称冯氏父子祖籍在漳州之崎岭，今在漳州市龙文区朝阳镇西洋村崎岭社，由于我也没实地考察过，不知道可信度如何。
冯氏之字号称谓和生卒，我放在一起随便说几句。最早提出关于冯锡范字号一种猜测的文章是应该是朱鸿林的《郑经的诗集和诗歌》，他认为郑经《东壁楼集》中两首《和康甫应天讨虏大海出师》和《和康甫》中的“康甫”所指的便是冯锡范。关于这种说法产生的原因应该是《和康甫应天讨虏大海出师》一诗所咏的大概是康熙甲寅年间西征之事，而据《台湾外记》、《海上见闻录》和《厦门志》等记载，郑经派刘国轩、薛进思、冯锡范等人先至思明，而刘国轩、薛进思俱系武人，与郑经为诗友的可能性较低。这种说法在此后某些学术论作中被沿用，如阮筱琪的《关于郑经〈东壁楼集〉的研究》中就认同了该说法。当然也有提出质疑的，比如黄腾德的《郑经诗歌研究》中便认为无法据此认为“康甫”所指的是冯氏。由于没有其他相关材料佐证，确实也无法知道这种猜测正确与否，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猜测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冯锡范之生卒年不见于载，不过可以作出一些推测。此人几乎未曾出现在国姓爷时期的任何明郑相关史料中，第一次出现在记载是和陈绳武、洪磊于国姓征台期间协助思明、铜山诸岛的防务，又考虑到他与郑经之关系非同寻常，大概可以认为此人应是郑经的同辈人，年纪与郑经相仿。作于1664年的《台湾军备图》中记驻守承天府的军队有“伪侍卫冯二舍”，1665年九月《哈拉库题报伪都督朱瑛供述台湾设兵情形事本》中提到驻守承天府的军队中有“伪侍卫冯尔奢”，而1666年五月的《卢兴祖题为击沉贼船并生擒吴海等十九人事本》中则提到“今在台湾石卫镇冯恩社属下当舵手”、“曾任石卫镇冯恩社属员“等语，无论是“冯二舍”、“冯尔奢”还是“冯恩社”很显然可以确定就是当时对于任侍卫之冯锡范的称谓，因为是满文翻译过来的所以产生了一些不同，其本来称谓大概近似于“恩舍”，“舍”在闽南语中有“公子”之意，可见冯锡范在当时应该具有一种年轻官宦子弟的身份。
关于冯氏之生平事迹，在《台湾外记》、《闽海纪要》等书中记载得已很详细且基本可信，不过我会用一些其他材料作一下补充和整理。
1662～1664第四次金厦保卫战时期
前文已说过此人早年事迹不详，大约跟随其父在国姓军中或者是作为郑经之侧近，总之是不可考的。他第一次出现在史料记载便是先前所说的和陈绳武、洪磊于国姓征台期间协助思明、铜山诸岛的防务了。至于他在国姓殡天、郑经嗣位之后被任命为侍卫，随郑经一同靖难，后来又在第四次金厦保卫战之后随郑经退守台湾，这是比较广为人知的事了，也不必再多说，在此分析几个这个时期关于冯氏事迹的细节和疑点。值得注意的是冯锡范初登政治舞台，便马上被郑经委以重任，这在其余郑氏武官是中绝无仅有的。他此时被任命的官职全称叫作“亲军侍卫镇署总兵官都督同知“，冯锡范从1662年受封直到1683年降清，期间一直担任这个官职，而据我观察，不少人由于“侍卫”这个名称，对这一官职乃至冯氏本人之身份能力产生了某些误解。关于郑经时期明郑的兵制，可以参看石万寿先生的《郑氏之兵镇》和《郑氏之兵政》二文，其中有十分详细的考释，我就不班门弄斧了。下面这张图便出自《郑氏之兵政》，十分清晰地显示了明郑之军事行政体系。不过根据施琅的《飞报大捷疏》中阵亡名单来看，有些兵镇如侍卫镇后期已变得较为冗杂，估计不止五个协理，因此这张图可能也未必适用于明郑所有阶段。
（图片来源：石万寿《郑氏之兵政》）
为弥补兵力不足、增强军队战斗力，亲军卫镇在郑经时期相比郑成功时期数量有所增加，其中绝大部分是基于郑成功时期兵镇整合而成，仅有勇卫、侍卫两镇是新增，且地位高于其他亲军卫镇，实力较强。根据《郑氏之兵政》，侍卫始设于永历十六年六月，入台后屯兵于今台南县善化镇西卫，与武卫、虎卫相同，并非延平王府卫队，这是对于亲军侍卫镇比较准确的一种说法。另外据《台湾外记》记载，郑经在1680年西征失败退守台湾后，“仍令侍卫全旅守安平镇，其余诸将各归汛其部卒屯田“，而根据先前提到的《台湾军备图》和《哈拉库题报伪都督朱瑛供述台湾设兵情形事本》，侍卫镇是承天府的驻守军队之一，可知侍卫镇主要还承担承天府附近的防卫工作。由此可见冯锡范所任之职位和日常之工作，和“侍卫队长”或者“王府护卫”是没什么关系的。
按照通常记载，在第四次金厦保卫战失败后，郑经率众从铜山撤退后，冯锡范应当与陈永华一道“守护眷口先行”，但是《郑氏关系文书》中《伪册底》一表上清方的注释却显示其父冯澄世于“甲辰年三月初八日，率男伪侍卫镇冯锡范由铜山驾船投诚，至浯屿，为其仆王正杀死；将大小船只及家眷驾去广东，投苏利。男冯锡范复逃台湾”，不知该条记录系何人所述。苏利本系粤东一豪强，1654年冬受封广东水师左都督、碣石总兵，于1664五月“不从迁界之令”，于粤东发动叛乱，在同年八月抗迁失败阵亡。根据该条记载，王正携冯澄世之眷口投清在1664年三月间，此时苏利仍任清碣石总兵，这条记录或许便是苏利或其部属上报的。冯澄世为其仆所迫投海一事，应当是对冯氏一生影响较大的一件事，但是其中的前因后果和具体经过显然是无从得知的。《台湾外记》载此事后续如下：“后甲寅之变，郑经入据泉州，其仆尚在，被锡范所获。范亲剖其心肝，奠祭澄世”，我看到此处不禁有个疑问，冯氏是从何处如此详细地知悉他父亲死亡的经过的呢？倘若根据《郑氏关系文书》记载，那他又是如何做到在王正“将大小船只及家眷驾去广东“之后自己一人逃回台湾的呢？总之关于他在郑军从铜山撤退期间的行踪，其实如上所述，有不少疑点。但是《伪册底》作为当时人记述明郑官员职务及下落的名册，具有一定时效性，可以将冯锡范随其父出奔又复逃台湾一说当作一种有比较大可能发生之事。倘若该记载属实，那么此人这段经历其实颇为奇特曲折，大约此后他对郑清关系的立场一定程度上受此事影响。
关于这个时期的冯氏，还有一则颇具传奇色彩的野史记载。清嘉庆年间蔡永蒹所著的《西山杂志》中记载了一场发生于1663年的郑军和施琅间的倒桥之战，虽然此战可以确定是完全不存在的，而且其中郑军将领也几乎纯系虚构，但是记述相当有特色，所以摘录下来供大家一观：
这个时期明郑在台湾的事迹直接记载的史料较少，需要从不少其余材料中侧面得出结论。关于冯锡范，可以知道此人在该阶段参与的事件有二，一是其部属曾参与了1666年明郑对东南沿海地区的一次小规模军事活动，二是率其亲兵参与了台南地区的屯垦开发。关于这次小规模军事活动，即前文《卢兴祖题为击沉贼船并生擒吴海等十九人事本》中提到的明郑军一次企图突破禁界的行动。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行动其实在1664至1673清方官员的事本多有所反映，因此认为郑军在这一时期放弃了军事训练或者失去了向沿海地区发展的进取心是一种不大准确的看法。这件事本中提到清军擒获的十九人中有一人供称“今在台湾石卫镇冯恩社属下当舵手”、一人则供称“曾任石卫镇冯恩社属员“，之前已经提到过，这个“冯恩社”即是当时明郑军中对于担任侍卫镇的冯锡范的称呼。从中也可以看出侍卫和勇卫跟左右武卫和虎卫一样，是会参与一般军事活动的兵镇，倘若认为这二卫仅仅只是负责驻守都城或是守卫延平王人身安全的部队，未免有失偏颇。不过勇卫由于在西征期间随陈永华留守台湾，并未参与西征期间发生的战事。
关于侍卫镇在台湾开发期间参与屯垦的记录，出自台湾日据时期一位台南本土人士黄清渊所作的《茅港尾纪略》，由于和明郑所处时代相隔甚远，可信度不知如何，但作者作为本土人士，以该文作参考是未尝不可的。《茅港尾纪略》中有关明郑时期侍卫镇参与开发茅港尾及周边地区的描述如下：
不佞之生也晚，尝闻故老云：我茅自郑氏中叶始创丕基，迨及康、雍之世，暂及昌大。
然我茅非自然成其形者。去西一箭地，系冯锡范亲兵开垦之隘寮（即今之中营）；其东数十武，系延平郡王部将屯田之社，称曰半旗营社内。
我茅自郑氏中叶，先民创业，无微不至。迨及雍、干之世，既成一巨市矣，兼之左有半旗营社（内户数连过港约有千余）、右有中营社（按中营社系郑国姓侍卫冯锡范之族人开基者，户口亦及三百余）附于肋下，翩翩两翼，矫若游鸿。
从这几条记载来看，侍卫镇在台湾开发时期的屯垦地位于台南之中营，至于中营大概在何方位，可以参看这张台湾学者制作的《明郑军镇屯垦地区分布图》，虽然未必全部精确，但是是目前对明郑军屯分布情况一个十分清晰直观的反映。
而侍卫镇开基中营，算是明郑时期对台湾开发的一个具体例子，可见郑经和以陈永华为代表的官员1664年到1674年在台期间是对台湾建设作出了相当贡献的。另外这中营之开发大约是冯氏所作的仅有一点好事了。
《台湾外记》中记载的发生在1672年的杨祥、颜望中提议征伐吕宋而遭到冯锡范制止事件，应该已经比较广为人知。关于这次征伐，冯锡范所提出的反对意见主要是这三点：“吕宋既已入贡，修好往来，今若伐之，有三失焉。师出无名，远人携贰，一也。残扰地方，得之无用，二也。戍兵策应，鞭长莫及，三也。且自频年以来，岁幸丰稔，民乐其业，岂可复兴无益之兵。”他这三条所谓的意见到底有没有道理，智者见智，我也就不评价，不过江日升认为明郑之所以不征伐吕宋就是因为他这番话，我认为不太妥当。冯氏之言中所谓的“吕宋既已入贡”中所言的“入贡”，主要是指先前郑经与西班牙人约定的“年当纳船进供，或舵或桅一“，即是说明郑当时战船的舵、桅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在吕宋之西班牙人处进口，同时对当地提供的战船及商船修护有一定依赖度。与此同时，明郑当时几乎垄断与东南亚的鹿皮及砂糖贸易，从东南亚获利甚多且经济实力较强，但与之相对的人口其实并不多，甚至还未能开发台湾全岛，当不具备殖民或者统治吕宋之条件，即使驱逐西班牙人攻陷吕宋也无法进行有效进行管理和利用。另外一条我个人认为比较重要的、使得明郑始终未曾向海外进行通商以外发展的原因是我前文所提到的，这一时期明郑没有放弃重新夺回沿海地区基地、在大陆上进一步打击清政府统治或者直接说是“复明”而并非“存明”的企图，因此诸多行动都是在为这一目的作准备，这和西征失败之后明郑无力再组织大规模进攻军事行动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我以为冯锡范这三点意见的提出，其实是比较符合明郑当时奉行的政策和实际情况，以及明郑大部分官员之看法的，这才使得明郑没有在这一时期征伐吕宋。
1685年蒋毓英所编纂的《台湾府志》还记载了一件事，与当时之冯锡范有关，亦与此后东宁之变有重大关系。蒋毓英的《台湾府志》成书于1685年，距离明郑灭亡仅有两年，时代及其相近，可信度应该有所保障，当然因为该事件的细节不可查考，还将其记载当作较大的可能性之一为好：
姐妹三人，其姐适克臧叔郑睿，伪藩经弟也，睿丧无嗣。姐归家，时氏尚未字人，以夫死无嗣当死，微其姐。姐笑曰：“待汝自为之未晚也。“及适克臧，即伪藩养子，本姓李氏，始伪藩宠妾林氏取他人子秘畜之。克臧少敏慧，经特钟爱之。求婚冯锡范，锡范拒之；伪藩不悦曰：“尔以是儿非吾子也！“后以永华女配之。
个人认为从这条记载大概可以解读出这么几条信息：1.郑克臧可能确实并非为郑经所生，其身份在当时已不受有些人承认；2.郑克臧和郑克塽之婚配安排并非全如同郑经设想，而是因为其他人影响而发生了一些改变；3. 冯锡范受郑经之宠信程度非同寻常，与郑经之关系也极其亲密，几乎已非其他官员可比，这无疑是为日后的明郑埋下了隐患。由这条记载也能够看出，东宁之变的发生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必然事件。
应该说在这一时期，冯氏之形象还是较为正面的。据说是当时任福建总督的范承谟之同僚许旭所作的《闽中纪略》中载云：
郑氏虽在海外，然制府亦有闲谍在彼，时时驰至。余一日偶见一小册，内书：东宁国，地形险要，某处山礁、某处水门。官员见任休致，兵马屯劄多少。文武有陈永华、冯锡范、薛进忠、柯平、洪磊诸人，具材能知干。（不知该“薛进忠”是否即指“薛进思”）
这句评价现在看来倒很有些讽刺意味，毕竟其中有几人在西征后可以说是已经被证明并非什么“材能知干”之辈了。这当中冯氏之名仅在陈永华之后，可以看出他当时在郑氏政权中已经占据了一个颇为重要的地位。
该时期是明郑政权在郑经时期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我认为1680～1683年间发生的一系列乱象和最后明郑在澎湖的败亡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成是“西征的影子”，即这些事件都是由于明郑在西征失败、军事力量和综合实力极大衰退而产生的，不可将这二者分开来看。在该时期的冯锡范，我不知道应该说是一种“接受权力后腐化变质“的过程还是”反动本质逐渐暴露“的过程，总而言之对明郑政权的失败此人要负极大责任，当然也不应太夸大此人之影响。
关于该时期此人之事迹，以《台湾外记》记载最为详细，大约概括如下：冯氏于1674年五月与刘国轩等督师先入厦门，招抚赵得胜、刘炎后攻取同安，后与郑经一同入泉州，于同年十一月刘炎在漳浦联合耿精忠旧部复叛后被任命为帅镇压，刘炎纳降之后便返回泉州协理政务。此后参与了1675年十一月围攻黄芳度镇守的漳州的行动，于东门接受吴潜纳款。1676年与陈绳武鼓动郑经袭取汀州，间接导致耿精忠再度薙发降清。1676年十一月乌龙江战役前与陈绳武驳陈骏音之议，1677年漳、汀、泉俱失后，随郑经退回厦门。同年因蔡寅“白头贼”之乱，清廷思招抚事，于四月遣吴公鸿到思明和谈，而锡范以“岂以一败为意“拒之，于是和谈不成。1678年八月，楼船镇萧琛为林贤败，失定海，锡范议斩萧琛。1678年刘国轩入漳，得海澄、同安，九月刘国轩败于长泰，退守石码、海澄，清廷以刘国轩防御坚固、难以猝攻，再行招抚，郑经与冯锡范及陈绳武商议后拒之。1679年因刘国轩防御严密，清廷复遣人招抚，郑经言“不削发，即当相从“，而锡范则以”必以海澄为往来公所拒之“，和谈未成。1680年二月万正色出兵海坛，林升以清兵火炮势大，退守料罗、金门，郑经闻知即与陈绳武、冯锡范商议召刘国轩弃海澄回思明，随后冯氏即从郑经退回台湾。我就其中几件事，稍微列一些其他材料。
对于冯锡范在西征初期的行踪，有两种记载，一种是以《台湾外记》、《闽海纪要》等为代表的，认为他是先于郑经和诸将一道进入厦门，另一种则是以黄宗羲的《郑成功传》为代表，认为他是跟随郑经，与陈绳武、洪磊等一起进入思明。而在第一种说法中，《台湾外记》和《闽海纪要》又有所不同，《台湾外记》认为赵得胜等人纳款、攻取同安是郑经本人抵达厦门之后发生的，而《闽海纪要》则认为赵得胜纳款于冯，冯、刘取得同安之后郑经才率文职官员抵达厦门。由于清方的资料里对于郑经何时抵达厦门、冯锡范与刘国轩何时抵达厦门的记录均不甚清楚，也无法作出一个十分精确的结论，不过根据1673年七月的《靳辅咨为移会潮属获捷并冯锡范等布告事文》，能够得出一些比较确定的观点。该文载苗之秀的塘报如下：
“据惠来游击卢大时报，六月初四日据提塘郑陞报称，近有台湾世藩委侍卫冯前来海澄，赵镇已经归顺台湾矣，“；“又有漳州报称，耿王派海澄公子戚属等捐饷银四十万，差户兵二官带兵五千余名，欲到漳州追比，闻郑世藩有人据守同安，不敢下漳。又报漳州各官俱归顺郑王，其家口俱搬至海澄，海澄公子每日出银招兵守城，“；“又探漳浦宁远刘将军、藩前侍卫冯、海澄威远将军赵出檄文张挂。”
倘若郑经本人已到厦门，就不必用“台湾世藩委侍卫冯前来海澄，赵镇已经归顺台湾矣”等语，因此可知冯锡范大约先于郑经到达厦门，并招抚了赵得胜等人并与其在这一带张挂檄文。至于同安被明郑占据时郑经是否已抵厦门，便不能从此得出结论了。
至于冯锡范为帅、赵得胜为副攻漳浦一事，原本应并无争议，《三藩纪事本末》和《爝火录》却认为同赵得胜一起攻漳浦的应该是王进功之子“王锡范”，按照通常记载，王进功子应作“王藩锡”，考虑到部分史料确实存在将冯锡范和王藩锡姓名事迹混淆的情况，因此这一说法值得考证。《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五十一载1674年黄芳度的奏疏如下：
“耿逆潜师援漳浦。臣分兵邀击、贼众大溃。郑逆复遣伪侍卫、及叛镇赵得胜、来攻漳浦。”
所谓之伪侍卫所指显然即冯氏，所以冯锡范在1674年同赵得胜攻漳浦是可以确定的事。
冯锡范1674年自漳浦返回泉州再到1680年返回台湾这阶段的绝大部分事迹都仅见于《台湾外记》，而其余史料有所记录的基本和《台湾外记》相差不大，也就无法考证了。其中只有关于1678年萧琛失定海一事和发生在1680年的施明良施世泽事件，我在以下作一些论述。
《台湾外记》、《闽海纪要》中对于林贤败萧琛于定海一事记载比较一致，均认为是章元勋“欲先发制人”，不听总督萧琛安排擅自出兵，萧琛救援不及，然后撤退，冯锡范以其不救援友军而劝郑经斩之；此后刘国轩因为满汉大军压境，清军势大，故暂退漳州。如此看来冯氏议斩萧琛比较像是种借故杀人、不明事理的情况。但是《海上见闻录》和《海纪辑要》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记载，认为是萧琛在章元勋战死后不设防备致使大败，退守海山后谎报军情，“遂妄報福水師大至“，郑经信以为真，便召刘国轩弃所得之地回兵，萧琛反倒成为罪有应得了。这里借杨捷《平闽记》中所载当事人林贤本人的汇报，大致整理一下定海之战的经过：林贤言他是于1678年八月二十六日到达定海，二十七日探查到萧琛所率之明郑水师有船200只，停泊在赤崎黄澳等地，他便料到“贼必出北茭头占我上风“，随后他便率领总兵官黄镐、闽安左营游击徐德济、中营副将许英等将堵住明郑水师之后路并从旁侧包围。林贤认为此时“逆贼整阵迎敌，其势甚锐“，但是“我师奋勇夹攻，战船齐力杀进，贼势遂溃“，随后清军在这次交锋中获得大胜，“计杀贼众六千余人，烧杀及落水死者不计其数”；“活擒伪镇章元勋等六员、伪兵二百三十三名”，而萧琛则是“冒死逃脱，未及尽剿“。此后清同知陳子威向林贤報稱九月初四早“复遇伪镇萧琛贼艘十余只，赶至横山洋奋勇攻杀，得获伪镇萧琛营下小赶缯船一只，杀贼数十余人，活擒长发贼三名、短发难民一名。“定海之战便以明郑军损失惨重，萧琛逃亡，章元勋遭活擒被杀结束了。《台湾外记》和《闽海纪要》称萧琛“欲上流牵之”，这一计划据此看其实是被清军识破而无法进行，而林贤所报“逆贼整阵迎敌”似乎未见有什么先头部队孤军深入；而他所说的“其势甚锐”又与《海上见闻录》等书所言的萧琛“不设防备“相左。至于刘国轩之撤泉州之围而退入漳州长泰，无论描述郑方还是清方的史料基本都认为是姚启圣与喇哈达大军所到之故，与郑经召回显然关系不大。由此可见萧琛本人确实为林贤败于定海且损失惨重，但是也未曾有什么谎报军情或故意轻敌的举动，倘若冯氏真曾劝说郑经斩杀萧琛，大概确实有些借故杀人、过于苛责的因素在，不过也有一定想要震慑军心的可能，其中有究竟没有道理我便不评价了。
发生于1680年二月的施明良施世泽事件，是该阶段明郑内应事件中最为重大的一起，也是对郑经日后作出让刘国轩弃守海澄返回思明决定产生极大影响的一件事。《台湾外记》中认为这二人于郑经西征初入闽地时便在明郑军中，然而根据施世泽之子施世轩报称，其父原是段应举之部下，在刘国轩攻陷海澄之后方才诈降于明郑。《台湾外记》中将此事件记载得十分生动详细：施明良与施世泽两人暗中谋划生擒郑经献与姚启圣，因此通过种种方式讨好亲近郑经以取得其信任，并奉承谄媚郑经之近臣如冯锡范、陈绳武等人使其麻痹，郑经于1680年正月十三日竟听从这二人之言与独自他们坐船出游，幸亏刘国轩护卫及时才未曾遇害。刘国轩护送郑经回厦门后派部署侦破二人之目的，建议郑经应尽早除之，然而郑经并未深信，只是“暂令明良同王世泽过台湾，以塞口舌“，而刘国轩认为不除此二人终为后患，于是遣副銮仪卫陈庆带健将三十人，坐八桨船，追斩明良、世泽全家，此后才自己坐快哨复回观音山负责防务。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外记》没有注明施明良施世泽遭戮的时间，但是显然作者是认为此事发生在万正色与林升、朱天贵等人在海坛、崇武交战以前的。同样成书与康熙年间的另一资料，陈鸿的《国朝莆变小乘》中则出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记载：
经之姻家施亥欲擒经来献，冯锡范知机，同经急走，杀施亥施齐全家。
此书未载该事发生之时间，仅将其列在郑经率师撤回澎湖之后，个人判断可信度不高。其实根据姚启圣的奏疏，可以比较清晰地知道施明良施世泽事件发生的过程与时间：施明良与施世泽大约于1680年二月间，与欲投顺之诸镇密谋内外围杀，擒献郑经，因故事情败露，郑经虽然尚未深信，但是于当年二月十八日“抽兵三千，排列街巷，前后围房，勒搬下船，令往台湾，”到二月二十三日，“明良书办家人吕运、吴芳、叶任新等不愿跟随过海，将情出首”，于是郑经于当日将这二人家中七十余人砍杀溺毙在金门料罗地方。其中根据不同人描述过程有所区别，比如说关于施明良和施世泽第一次事情败露，有说是刘国轩派人侦知的，也有说是有人告密的。不过关于这两人最后遭戮的时间和情况是很确定的，即在1680年二月二十三日，遭书办家人出首，被砍杀于金门、料罗地方。而根据《台湾外记》、《闽海纪要》等关于明郑方面的史料记载，林升于二月二十二日、二月二十三日左右退守料罗，可以说与施明良施世泽事件几乎同时发生。所以说《台湾外记》对该事件的记载，其实是有相当演绎成分且不太准确的。
冯锡范在西征期间最后之事迹，应该就是《台湾外记》所言，与陈绳武一道鼓动郑经召回刘国轩，放弃海澄，导致郑军还未打出决战便退回台湾。其中载刘国轩对这二人的指责云：“右武林升战胜，尚如此惊怖！倘若大败，将奈何？”林升究竟是否战胜，得不出精确结论，不过根据《泉州府志》所载的万正色本人之疏报来看，其实二月二十日郑军已丢失崇武，清军乘胜追至泉州港，而吴兴祚又一直在沿岸以红衣大炮环攻，导致郑军无处取水从而退守料罗，总而言之即便郑清之间互有胜败，林升也不会如《外记》中所载一般“大胜万正色于海坛地方“。与此同时万正色与吴兴祚之水师攻克崇武之后，据杨捷《会师捣巢咨水提》，他会同姚启圣于二月二十三日攻陷十九寨，逼近海澄，康亲王杰书也遣军攻克大嶝、小嶝地方，吴兴祚也准备与喇哈达之大军在同安汇合。此时郑军虽未遭受致命打击，但是面临清军水陆大军全面合攻，可算能战之将的又仅有刘国轩一人，确实难说有什么胜算。而且此时郑军中反叛事件不断，如先前所说的发生在二月二十三日前一段时间内的施明良施世泽事件，二月二十四日海澄总兵苏侃率众投诚，而杨捷之《咨会遣发咨督院》更显示二月二十七日之后郑军降将陈昌、吴桂等直接将清军引进厦门，大小离心兵镇均欲“劫经献功”，可见左右之人接连反叛投清对郑经打击很大，这在另一方面导致他匆匆放弃厦门、金门地方，急退台湾，若说这仅仅是由于郑经受冯锡范与陈绳武之蛊惑导致判断失当，未免夸大了这些佞臣之影响力且对当时情形之严峻情况估计不足。
冯锡范于在1676年之前的表现，还算是不功不过，甚至作为郑经在未入厦门前的代理，有一些功绩。然而自从1675年吴淑献降之后，再也找不到此人直接参与任何战事的记录，此后他虽然依旧统率亲军侍卫镇且仍任武职，但所做之工作基本是处理参赞军机、协理军中大小事务一类，更近于文职官员，在这之后可以说此人才能之平庸、德行之缺乏可说是显露无余了。据《台湾外记》所载冯氏鼓动郑经袭取汀州时言“得尺即尺，时不可失！汀州若得，便窥取邵武而图全闽也”，但郑氏并未迅速集结大军取得全闽，反而是等待耿精忠之部将纳款，导致既错失战机又致使耿精忠、刘进忠降清，这对第一次西征妨害极大。由此可见冯锡范之短视好利，然而明郑除刘国轩等少数人外，其实绝大部分将领不过与冯锡范同等眼光水平，那么明郑日后之败亡也并非不能想象了。在西征期间郑清两次和谈之中，冯氏之影响也极为重大。这两次和谈之具体情形仅见于《台湾外记》，我便根据这其中的冯锡范之言论稍微作一点主观性较强的分析，未必符合实情。据《台湾外记》反映，清方在这两次和谈中，大约是见识到明郑之军事实力又困扰于三藩及各地反清势力的蜂起，已与先前一味不许明郑“不削发”之议，而是要同意让明郑“永为外翰保障”，照“
照高丽、朝鲜例”了，不过冯锡范在郑经七府连败退回厦门之后的第一次和谈中却借机提出更大的条件，以“先王在日，惟有两岛，尚欲督舟师进攻江南;况今
加之台湾，进战退守，权可自操，岂以一败为嫌?若苟以生民为念，边所海岛悉为我有，资给粮饷，则罢兵息民，“且不说他究竟如何短视贪鄙，这一番话确实如同《外记》中喇哈达评价的，很有些“狂悖无定见“的意味了。第二次则是在刘国轩退回海澄，清军屡攻不下后，要求和谈，清方使者给出康亲王杰书之条件，“若贵藩以庐墓桑梓黎
民涂炭为念，果能释甲东归，照依朝鲜事例，代为题请，永为世好，作屏藩重臣。”而郑经本人则回书说：“当先王在日，亦只差‘削发’二字。今既亲王能照朝鲜事例，不削发;即当相从，息兵安民也。”这次和谈看上去甚至有些成功的迹象了。此时冯氏则反复强调郑军不愿放弃海澄，提出：
海澄实为厦门之户，绝不可弃。今既承亲王之命，将海澄为往来公所；息兵安民，地方相守，岂有弃现成土地之理乎？当照先王所请，年纳东西两洋饷六万两。
此前已说过，冯锡范实乃一目光短浅、极重眼前之利的“偏执狂悖”之辈，而蔡明叡的《从和谈看郑经时期与清政府的互动》更认为此时冯氏之影响力已有超过郑经之嫌，到了能够代替郑经左右和谈局面的地步。我认为在清方资料没有记载的情况下，还是不能仅根据《台湾外记》得出郑经与冯锡范究竟谁左右了和谈的结论的，但是我认为根据这两条和先前的罢征吕宋之意，其实颇能展现《台湾外记》所想表现的冯氏之政治诉求。那便是在西征失败之前，此人认为明郑最大的机会和最重要之事便是发展在大陆上的反清斗争和进行与之相关的军事活动，而一旦同清廷和谈，便意味着放弃了在大陆上进行军事行动，要放弃明郑在沿海地区的据点而必须退守台湾，此时明郑的军事实力和经济状况亦还支持其在沿海地区展开反清斗争和大规模军事行动，冯氏应当是认为不可就此放弃这一机会的。不过《台湾外记》所记载的他在西征期间诸般事迹显示此人在关键时刻实在不堪一用，他这种立场倒更像是认不清形势的结果。另外此时值得一提的是，姚启圣在1679年六月的《散贼腹心疏》中列出明郑重要官员的名字，除去刘国轩、吴淑、何祐等重要军事将领外，将冯锡范的名字还列在陈绳武之后，因此恐怕不宜过于高估此人在西征中的地位和作用，至少此时在姚启圣等清方官员眼中他的重要程度大约还不及陈绳武。
冯锡范在这个时期的诸般恶行最为人所熟知，不过也是这一时期他的所作所为中有不少值得考释的。此处的记载同样以《台湾外记》最详细，他这一时期的事迹大致如下：1680年冯锡范回台后勾结刘国轩，以计解陈永华兵权；同年十月，冯氏提议郑经派林升北上摧毁鸡笼山城以防清军据为老营。1681年正月，郑经去世，冯锡范联合郑经诸弟发动东宁之变，废郑克臧而立己婿郑克塽嗣位，以拥戴功受封忠诚伯。五月，郑明、郑智二人欲捐资募兵，请于锡范，不许；复请于国轩，许之，然一旅未成，骚扰难堪，国轩与锡范复启郑克塽止之。十二月，傅为霖谋叛事泄，郑克塽遣冯氏收杀之，冯锡范杀怀安侯沈瑞，同月冯氏启郑克塽使刘国轩守澎湖。冯锡范启郑克塽使何祐为北路总督，以李茂副之，重修鸡笼山城；又启郑克塽抽乡兵操演，分防诸要口。1682年五月，鸡笼山土番不堪负担骚乱，冯氏请用陈锋、叶明等剿之。同年八月，刘国轩与冯锡范等商议后派黄学、林珩等入闽省与清方和谈，仍奉“不削发“之议，清方不许；十月清方派黄朝用至台考察降意。1683年一月，冯锡范为左提督，备兵鹿耳门。1683年五月，粮饷不足，冯锡范劝郑克塽增派民间税收。上淡水通事李沧言取金之事，锡范许之，因土番不言藏金之地，未果。
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冯氏通过在与陈永华及其一族的政治斗争中胜出，又在郑经亡故后的嗣位之争中拥立自己之女婿郑克塽，攫取了明郑政权的行政大权并得到了前所未有之地位。此前他虽已在明郑的军政系统中占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但是应当没有到掌握决定权的地步，而在该时期清方之疏报中开始将其作为“贼首”与刘国轩并列了。如姚启圣于1681年十月的《跳船赏格》和《陆路进兵赏格》中将跳刘国轩、冯锡范之大船作为第一等奖赏，同时将在路上活擒这二人设在悬赏第一列，奖赏亦最丰。
关于冯锡范是否“以计罢永华权”一事，其中《台湾外记》和《闽海纪要》中均有载冯氏以辞官之议欺骗陈永华解除兵权并夺取其政治权力之事，其余各类史料中亦多有比较简略的意同“锡范以计罢永华权”之语，从清方的资料也可以看出冯、陈相争是存在于当时的东宁的。也就是说虽然无法考察冯锡范究竟以何种方式“罢永华之权“，但是他与陈永华一族进行权力争夺的事是可以确定的。然而较为普遍的认识是，冯锡范不论资历、才能、官位或功绩都与陈永华相差甚远，且在西征中存在重大过错，如《闽海纪要》云：
侍卫冯锡范知思明州之弃，众咸归咎于己；非握重兵，不足以压众。
且根据《台湾外记》之记载，刘国轩等人对冯氏在西征中的表现其实颇有微词，陈永华之婿郑克臧当时已在东宁监国并很有威信，那么冯氏难道仅仅凭借其与郑经非同寻常的关系便能夺得政治权力吗？我认为这种权力的转移其实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明郑政权中文武官员的地位与关系，那么就在此作一番简要分析。
首先应当明确的一点是在明郑政权中武职官员的地位、人数和影响力一般来说是高于文职官员的，而与此同时其经济实力也较为强大。据日方之《华夷变态》显示不少武职官员如刘国轩、冯锡范和薛进思等，拥有自己的商船并自己经营对外之贸易。
（图片来源：陈波《明郑海商行迹琐议》）
其中吏官洪磊之情况较为特殊，洪磊本人虽为文官，但由于其父洪旭在国姓时代担任武职且掌管对外贸易，因此他也拥有商船且经济实力较一般文职官员强。而关于陈永华的情况，郁永河之《陈参军传》云：
（经）知公贫，常以海舶遗公，谓商贾僦此，岁可得数千金，聊资公用。公却不受，强与之，辄遭风败，更与之，亦然，公笑曰：“吾固知吾命穷，徒损他人资，无益。”
虽然是一种野史，但亦可以反映其实陈永华对经商及拥有商船一事不怎么热衷。陈永华之侄陈绳武在西征时期担任兵官，与冯锡范同属郑经之近臣，而冯氏之弟冯锡圭则在西征时曾担掌管过漳州盐业专卖。从这几点看，冯锡范及其一族在经济上的影响力实际上可能还要大于当时总揽东宁政事的陈永华。另一应当明确的情况是冯锡范在西征期间虽然负责了许多文职工作，但他一直以来担任的实际上均是武职且并未有正式的文官职务，同时他曾于西征初期直接参与并指挥过某些战事。而陈永华虽然统领勇卫，但纵观其一生应该并未亲自参与过任何战事或战役的指挥工作，在军队中的影响力比较有限。西征末期明郑官员出现了一个降叛的高峰，而跟随郑经回台的部队和武职官员有不满的情绪也是可以想见的。据《台湾外记》、《闽海纪要》所载，刘国轩等武官曾于西征期间自扣俸禄一月以充军费，而陈绳武、洪磊等文官却不愿捐饷，这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时明郑政权中文武官员间是有矛盾存在的。勇卫作为当时明郑较为精锐的部队，由于留守台湾而未曾参与西征，因此没有什么损失，这有可能引起了部分在西征中失败的将领不服。冯锡范虽然一般被视为陈绳武相当的郑经之宠臣，但是由于他掌握亲军侍卫镇且有参与战事之能力，同时又可如文官一般干涉政事，其身份具有陈绳武所没有的特殊性。此后他亦并未执掌勇卫而是让勇卫归于明郑武官中地位最高的刘国轩，这一动作是符合大部分明郑武官之期望的。就此看来冯氏利用其身份特殊性与西征后明郑文武官员间的矛盾夺取权力其实并非一种令人意外的结果。
冯锡范夺取陈永华之权力后，还没有真正掌握东宁政事大权，冯氏之执政应该说是从东宁之变后开始的。关于东宁之变，细节上各方面的史料记载都有所不同。姚启圣在1681年五月的《题为报明郑经病故克臧被杀等事本》中说郑经死于正月二十八日，郑克臧则是于同月三十日被杀，其余中文史料如《海上见闻录》、《闽海纪要》等所记均与姚启圣之说法相同。而1681年五月二十二日到达日本的一番东宁船船员则汇报郑经死于正月二十六日，郑克臧则是于正月二十八日被害，与中文史料不太相同。至于政变之具体过程，姚启圣在其《题为报明郑经病故克臧被杀等事本》中写道：长子伪监国似非伪藩血脉，系伪藩之母并伪藩之弟共废，不愿交印，遂被杀死。“《海上见闻录》言“冯锡范、刘国轩调兵驻承天府，会六官议立嗣，“而”
董太妃与诸公子收监国印，“克臧不与，遂被诸公子杀之。郑亦邹与黄宗羲之《郑成功传》均记载郑经诸弟言郑克臧非郑经骨肉，董氏遂收监国之印，“克臧既幽別室，諸弟夜命烏鬼拉殺之。“其中记载了冯氏在该政变中起直接重要作用的，应该是《闽海纪要》和蒋毓英的《台湾府志》。《闽海纪要》载此事如下：
锡范以克臧非世藩之子，且欲立其婿克塽；乃与国轩及诸公子请于董太妃，收还剑印。寻缢杀之。
而蒋毓英之《台湾府志》则云：
董氏即命人收监国印，仍召冯锡范以兵胁之。时兵权尽属刘、冯，而伪经次子又锡范婿。锡范亦欲去克臧，闻董氏命，即驰会刘国轩，国轩尚犹豫不决，顷之，竟从锡范意。克臧既幽絷于别室，而伪藩弟郑温，尤怨克臧，即于是夜格杀之。
而《台湾外记》之记载与以上几种材料出入较大，在此事上记载演绎之成分较重，因此便不列出了。这几种材料中，《闽海纪要》与未列出的《台湾外记》一样，认为冯锡范乃是东宁之变的主谋，而其他几种则显示冯氏确实有心立郑克塽嗣位，但在政变的过程中却是顺势而为之，并非谋划的发端者。另外无论是何种记载，可以确定的一点是郑克臧应该是被其诸叔父所杀。关于郑克臧之身世，似乎并无定论，《闽海纪要》、蒋毓英之《台湾府志》及黄宗羲之《郑成功传》中均认为郑克臧系郑经之宠妾取他人之子密蓄之，并非郑经所生而郑经不知。以上提到的东宁一番船船员也听说“且其母原生女子，
其时密与商人李氏之子调换”。可见在当时的东宁这是一种普遍的说法，但是这些材料中又提到此事人尽皆知独郑经不知，似乎又较为荒唐，因此有不少学者认为这种说法是明郑官方拥护郑克塽之语或者是当时冯氏及郑经诸弟向一般民众散播错误舆论的结果。不过这些作者对郑克臧大多充满同情维护之词，也并未掩饰其被害之真相，且先前我已提到《台湾府志》记载了早在西征以前的冯锡范拒绝郑克臧婚事一事，所以我以为这种说法当有一定可信度。冯锡范究竟是主谋还是顺势而为之，这难以查考，但是他确有废立之心且在该政变中利用兵权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可以肯定的。而他本人在这之后受封忠诚伯、掌握东宁政事大权，成为了东宁之变的最大获利者，这更是毫无疑问的。
1681年至1683年的郑克塽时期，即冯锡范作为东宁政治权力实际上掌控者的这段时间，是明郑政权中比较混乱的一个时期。不可否认的是冯氏在东宁执政期间的诸般恶政与他本人之能力、德行关系很大，但是也要看到这个特殊时期的一些外部因素是不可抗的。
冯锡范执政期间，明郑面临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极端严峻的形势。在1679年清廷为打击尚在福建的明郑军队，开启了第二次迁界，这对明郑之经济造成了巨大打击。明郑在1670年与英国人签订了通商协议，因此在西征期间获得了部分来自英人之进口枪炮。但是由于西征过程中经济实力和在大陆军事力量的衰退以及明郑先前对英国人较为宽容的贸易政策，到了1680年西征末期，明郑已欠下对英人之巨额债务且与英国之公司间矛盾重重。下图为英方之档案Factory
（图片来源：赖永祥《十七世纪台湾英国贸易史料》）
由此可见明郑在这一时期之财政状况已极其紧张，英人此后甚至于1682年发函威胁明郑若再不还款将“依照国际之法及惯例，在海上拿捕贵部属船只以抵债”。第一次迁海期间，明郑利用驻守在沿海地区的江胜和邱辉的义军，所受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此时明郑已经丢失了大陆所有据点，而在南澳的江胜和邱辉也由于朱天贵的投诚不得不撤回台湾，且此时姚启圣等人在福建守备极严，施琅也于1981年十月抵达福建进行军事准备，可以说明郑几乎已经失去在大陆上进行贸易与获取资源之机会。同时由于军队在西征期间大量离开台湾前往大陆，在台进行开发的劳动力也不足，且因为该段时间台湾之自然灾害频发，明郑之粮食欠收，无法满足岛上军民之需求。实际上先前明郑之大米便一直需要从日本及东南亚进口，而这段时间对大米进口的依赖程度更是急剧上升，关于当时明郑和东南亚的一些贸易情况，可以参考以下两张图表。
（图片来源：郑瑞明《台湾明郑与东南亚之贸易关系初探》）
其表一中《华夷变态》的记载显示，自1681年起抵达东南亚的东宁船无一不言购米之事，台湾粮食之紧张可见一斑。因此这段时间台湾之米价腾贵，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台人员称“ 市面上无米可买，出售时价格奇高， 使穷人非混食番薯不得果腹”。大量欠款加上自然灾害和粮食短缺，同时面临清人之军事威胁，此时的明郑确实显现出一种末日之景象了。
基于以上这种形势，又由于冯氏本人之德行、性格及其颇为有限之能力，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执政期间的一系列行事是十分严苛且粗暴的。此外有件需要注意的事，便是冯氏在执政期间虽然受封忠诚伯，但并未受封其余任何官职，仅有《闽海纪要》中写他在1683年正月出任左提督负责鹿耳门之防务，因此他仍然是以侍卫镇这一官职及外戚身份干政。我会稍微分析一番他在这段时间里几件在《台湾外记》以外有记载的事。
发生于1681年年底的傅为霖事件是郑克塽时期明郑最大之间谍案件，牵连者极广，而这其中与冯锡范干系最大的应该是怀安侯沈瑞被害事件。关于该事件，明郑方面史料的记载大同小异。《台湾外记》云：
时，怀安侯沈瑞自到台湾，闭门静坐，因人口浩繁，所有粮米，养赡不足；其太夫人金氏屡出黄金兑换，或出元宝烧錾。左右每每密告锡范。范以瑞家充裕，欲祸之无由，承勘问为霖案，令霖称谋成欲扶瑞归清，瑞有预谋焉。
《闽海纪要》记载则如下：
瑞在国朝袭父职续顺公；镇潮州，为进忠所迫，出屯饶平；郑经令何祐攻之，不得已，降；封为怀安侯，迁之东宁。至是，人利其财，诬其与傅为霖谋；冯锡范遂收之，令自经。其祖母及母皆自缢。
以这两种记载来看，沈瑞被杀是因为冯氏本人或者其他人贪图其钱财，故意诬陷其与傅为霖勾结，借故而冤杀之。《清实录》和《钦定八旗通志》均记载沈瑞是由于欲为内应遭朱友告发而被杀，考虑到这两种史料之立场，我觉得这种记载不是那么可靠的。那么准备接应傅为霖起事的姚启圣本人，在1682年五月的《题为遵旨沥陈平海机宜事本》中提到“后有伪宾客司傅为霖、伪镇蔡恺等十一员并本朝续顺公分头起兵内应“等语，同时又在1683年正月的《设间机宜》中提到“至于续顺公沈瑞伪宾客司傅为霖共纠联十一镇于康熙二十年十月俱已纠合停当，已经领臣所颁绫劄重赏”，可见姚启圣认为沈瑞应当是自己所布置之内应且已经领取了他所给的奖赏。而关于沈瑞本人，郑方和清方的记载均认为他在西征期间是不得已而降，且郑氏“强为姻亲”，因此他的反叛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若说冯锡范是看穿了他的企图并且在降罪于他时没有什么私心，倒也未必是如此。
在澎湖之前其实清廷与明郑仍有一次谈判，《台湾外记》记载如下：
十二月，启圣以琅未敢渡海，查与刘国轩有旧好者革职副将黄朝用，即差往台湾招抚，许其“不削发，只称臣纳贡，照高丽、朝鲜事例”。至澎湖，见国轩。轩转送过台，其冯锡范、陈绳武总恃波涛，议未定。轩侦知琅撤兵各归原汛，二十六日，亦回台湾。康熙二十二年癸亥正月，黄朝用见国轩、锡范等犹豫，无意投诚，连日辞回。刘国轩启克塽：“和议大事，当遣能员入省报命”！洪磊举天兴知州林良瑞，材堪为使。塽加瑞总兵，改名林珩，同黄学、黄朝用往福州见启圣；国轩嘱珩密探船只虚实。
1682年十二月施琅已抵福建年余且清廷已知明郑之败相，应当是决意进剿了，这时候《外记》却载清廷突然前往招抚且同意明郑“不削发”之事，而冯锡范居然未曾同意，这实在有些匪夷所思。根据姚启圣1682年九月之《海贼差员疏》可知，实际上是刘国轩于当年八月遣黄学等人入闽省，称刘氏与冯锡范议定“照琉球高丽之例，奉朝廷正朔，受朝廷封爵，接诏者削发过海，在台湾者求免削发，”，向清廷提出议和。这应当是明郑比较罕见地主动向清廷提出议和的要求，而我先前分析过，据《台湾外记》所载的西征中两次议和情况来看，冯锡范应当是议和的积极反对者和明郑在大陆进行军事行动的强烈支持者，如果他的立场在此时发生了这种转变，显然是因为明郑经济状况持续恶化和清军逼近澎湖。当然清廷未曾同意这议和之请，于是在1682年十一月姚启圣和万正色、施琅等人合奏的《禀报台湾差员》中又提到：
“贼心诚伪难以逆，料应将伪差黄学等遣回台湾，确询真伪，如海贼果肯真心向化，剃发登岸，再行请抚。”“原任福州城守副将黄朝用旧与刘国轩交好，应会同黄学过海。”
所以黄朝用应该是出于这一目的，随黄学等返回台湾考察明郑是否愿意“剃发登岸、真心向化”。我原先认为这仅是《台湾外记》之记载有误，但是日方之《华夷变态》中记载了1683年一艘东宁四番船的汇报，“因此， 姚启圣向东宁传达和议之意， 即派遣参将王潮用 (王朝用)于本年二月抵达东宁， 向东宁总督刘国贤 (刘国轩)要求其派遣可信之人随王潮用到福州议和，刘国贤即派遣知县林良蹒(林良瑞)
同上述使官一同赶赴福州。”虽然时间不同，但是情况与《台湾外记》之记载几乎相同，似乎刘国轩第一次派船之事十分隐秘，明郑方面除几个相关官员外也不怎么清楚这第一次遣使和谈的存在。
此前已说冯锡范在执政期间的诸般作为是甚为严苛且造成百姓诸多不满的，不过从江日升在《台湾外记》的一些记载来看，明郑的这种情况充满了诸多不得已之处。比如说《台湾外记》记郑明、郑智募兵之事，冯锡范以为不可，刘国轩出资许之，结果最后由于民众不堪骚乱只好停止；又如记1682年五月，鸡笼山土番不堪负担骚乱之事，冯氏请用陈锋、叶明等剿之，一时不得，洪磊启郑克塽土番宜抚之，然而由于土番各部落间言语不通，最后仍然还是通过武力使土番请降才解决了此事。关于澎湖粮饷不足一事，冯锡范请郑克塽以民间税收补之，刘国轩认为扰民不堪，不可，当出内币捐助；而冯氏对以：“兵原以卫民，民自应养兵。今内帑空虚，百僚萧条，不取之民，将何所出”，后淡水通事李沧献策取金，而最后又因为当地少数民族不愿配合而失败。这诸多记载反映出当时明郑包括冯锡范本人在内的官员并非不知民生疾苦，但迫于现实情况，事实上又没有能解决问题的对策，只能借助一些粗暴的手段来解决燃眉之急。
1683年澎湖战败及以后
冯锡范在澎湖战败后的事迹和态度基本仅见于《台湾外记》，我便简单罗列一下：六月刘国轩败于澎湖，锡范与黄良骥、郑德潇谋南下吕宋，刘国轩不许。六月初八，郑德潇修降表送至澎湖，冯氏欲与郑克塽居留台湾，不许。七月初五，再修降表至澎湖。八月施琅至台，刘国轩与冯锡范率文武请降，九月至京师，后事不详。
其实这一时期冯氏的事迹比较简单，由于史料的缺失也没有什么可过多考证的地方，我主要想用几则材料借此讨论一下冯锡范本人在这个阶段的态度以及“从征吕宋之议”未能成功的原因。
明郑最后一次征伐吕宋的企图，据《台湾外记》的记载，便是在这个时期由黄良骥和郑德潇等人提出的，其中载此事大致如下：
建威中镇黄良骥曰：“今日澎湖失守，台湾势危，不如将大小战船暨洋船配载眷口兵士，从此山边直下，取吕宋为基业“。提督中镇洪邦柱挺身向前曰：“建威中镇所言取吕宋者，诚当！柱与良骥愿领为先锋”。塽犹豫未决。锡范曰：“以全师取吕宋亦易事；但不知人民土地如何“？中书舍人郑德潇曰：“议取吕宋以避锋锐，此策甚妙！有地图在此”。并陈可取事宜。锡范阅其图及其条陈，大悦曰：“公何留心之细且详也“！即启克塽，令郑明同黄良骥、洪邦柱、姚玉等领前队为先锋；其余船只分配眷口，陆续待行。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施琅之《飞报大捷疏》中明郑诸将的阵亡名单来看，洪邦柱应该已于澎湖阵亡，此处《外记》记载有误。可以看出在明郑面临重大危机且无力再在大陆上进行军事活动后，冯锡范的态度是和西征之前有所不同的。黄良骥等人这一建议则得到了他的赞同，并且根据这一记载来看此时他们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军事上的准备了。从《台湾外记》的记载来看，冯锡范最终不得已放弃征伐吕宋并被迫降清的最大原因是刘国轩的反对。关于刘国轩和冯锡范在征伐吕宋方面的分歧，《外记》载云：
闰六月初四日，冯锡范与诸镇商议，欲往征吕宋，兵弁遂恃强横为，讹言四起：“当大抢掠而去”。是以百姓惊惶，昼夜不安。国轩闻知，向范曰：“欲攻吕宋，虽是良策，可行于澎湖未失之前。今澎湖已失，人心怀疑，苟辎重在船，一旦兵弁利其所有而反目，尊公之前车可鉴也。”
我先前分析冯氏在第四次金厦保卫战时的事迹时便说过，冯澄世为仆役所迫投水死是对他影响很大的一个事件，根据《伪册底》来看，他本人更是有可能亲身经历了此事且不知用何种手段逃回台湾。不过要说他仅仅因为刘国轩指出其父惨死之事便放弃攻取吕宋之想法，是缺乏说服力的。经过澎湖之战后，明郑主要军事将领中江胜、邱辉已经战死，林升此时由于在澎湖之战中受到重创，一时无力进行军事行动。而此时明郑最高之军事统帅是时任中提督的刘国轩，在其之后的便是地位仅次于冯、刘之何祐，关于冯锡范的情况，我放在之后说。《台湾外记》云：
何祐守淡水，接二十二日失澎湖之报，密遣其子何士隆从淡水港坐船往澎湖军前，纳款献台。不俟克塽令，悉彻所统师回。其林亮、董腾、蔡添等，亦密与侦者通谋；请琅速攻台湾，愿为内应。（根据施琅之《飞报大捷疏》，蔡添和林亮也已于澎湖阵亡，此处《外记》记载有误）
而实际上据施琅本人的《移動不如安靜疏》载：
臣自入闽以来，即遣心腹之人密往台湾、澎湖贼中，道达臣之旧时部曲现为职官者，从中潜谋取事。遂有伪镇营何祐等谋结党类以待内应。
说明何祐早在1681年十月施琅进入福建后不久便已经作为内应暗中为清人效力了。连何祐这般地位的将领也早已投清，《台湾外记》中说的“
时台中诸将密纳款献台者，不止一、二人”应该情况属实。不知冯氏是否知道何祐早已降清才请郑克塽命其在鸡笼山筑城而非前往澎湖？至于此时明郑之最高军事统帅刘国轩，根据明郑方面的史料如《台湾外记》、《闽海纪要》等均显示他在此时已无战志且欲要投诚，清方更盛赞他“素怀忠诚、率先归命”，可见想要他同意继续死守或是前往吕宋是不太可能的。关于冯锡范，这个时期把他当作东宁文职官员之代表而非武职官员更为合适。我先前已经说过，冯氏在与陈永华的权力斗争中其实是凭借自己身份之特殊性以及将勇卫镇作为一个条件划分给明郑将领之代表刘国轩取得胜利，而他本人可以直接调动的军队，实际上自始自终只有侍卫镇。某些研究认为冯锡范在执政期间的军事权力高于刘国轩，这种看法是不太恰当的。《闽海纪要》中载冯氏于1683年正月受封左提督，负责鹿耳门的防务，这种记载仅见于此，不知真实性如何。不过要指出的是明郑的五个提督排列时虽然遵循明制按照左右中前后，但实际地位应该是中左右前后，即便冯锡范真担任过左提督，他在军队中职位也是不及担任中提督的刘国轩的。关于此时侍卫镇的情况，可以确定的是侍卫镇应该大部分参与了澎湖之战且损失比较惨重，据施琅《飞报大捷疏》载，侍卫中镇黄德、侍卫右协蔡智、侍卫骁翊协蔡添、侍卫领旗协林亮、侍卫左总辖毛兴俱已于澎湖战死。此时支持从征吕宋之议者，地位较高、权力较大的居然只有冯锡范一人，而他本人所能调动的部队也受损极大，实力有限，没有刘国轩等人的军事力量支持，再加上内外投诚之人众多，冯锡范自然不得不放弃征伐吕宋了。
关于冯锡范在澎湖之后对议和的态度，首先应该可以确定的是冯、刘之间在议和上存在矛盾而冯氏一开始对议和不持肯定态度。《台湾外记》中比较详细地描写了1683年六月初四至六月初八之间冯刘对议和的矛盾冲突以及冯锡范最终妥协的过程；而《闽海纪要》则云：
适提督施琅使曾蜚至国轩招抚，国轩即首倡降议。
《海上见闻录》记载吴启爵对康熙的回答：
伪主年幼未谙国事，尽委冯、刘；冯懦而无断、国轩倾心归命，可保无他虞。
施琅则在他的《舟师抵台湾疏》中写道：
在各伪文武官员各怀疑畏；独伪侯刘国轩决意倾心
而《康熙起居注》中记1685年康熙召见刘国轩时所说之话如下：
尔刘国轩身为渠党，乃能仰识天时，劝令郑克塽纳土来归，朕心嘉悦，授以总兵官之任。
可见如《台湾郑氏始末》等书中言“锡范首倡议降，国轩与明宗室王等力不能沮“或者”冯锡范挟郑克塽降清”是一种完全与事实相悖的说法。至于冯锡范对议和的态度，具体仅见于《台湾外记》，其中记载如下：
范曰：“如此奈何？应分兵死守”？轩曰：“众志瓦解，守亦实难；不如举全地版图以降？量清朝恩宽，必允赦宥”。范曰：“公言差矣！我二人受寄托之重，一旦请降，岂不为万世羞”？轩曰：“公当细思，战则难料，降则易安”。议论未定，忽琅遣国轩原副将坐营曾蜚前来招抚，许保题轩现任总兵。轩意遂决。启克塽，命礼官郑平英等诣澎湖军前纳款。范挠其事者再，轩攘之曰：“昔者张、卡二使至岛议抚，则议不称臣，以致两岛流离！今春黄朝用至台再抚，则议不削发，又致澎湖丧师。皆系公之操持不定！当此之际，尚且狐疑；倘一朝变起萧墙，将奈何？从来识时务者为豪杰；大事已去，当速顺天”！锡范无以答。时台中诸将密纳款献台者，不止一、二人。轩启塽，命礼官诣澎湖纳款。范挠其议。
邓孔昭在其《郑成功与明郑在台湾》一书中认为，冯锡范之所以对于议和采取这种态度是由于他本人之利益已同明郑政权绑定在一起。我此前说过冯锡范对军队的影响力和掌控力其实远远不及刘国轩乃至明郑其他重要将领，而他本人直接统领的侍卫镇也在澎湖之战中受到比较大的损失，丧失了好几个重要将领。军事力量的旁落和受制于人，以及何祐等大将的离心和当时民众的恐慌，应该是冯氏在这一过程中向刘国轩等人妥协的重要原因。不过可以看到，施琅接到明郑第一次降表后，在1683年六月十一日的《赉书求抚疏》指出，“惟冯锡范与郑克塽欲求原居台湾，承祀祖先，照管物业，恳臣指示”，说明冯氏在同意议和之后实际上仍为居留台湾，不削发入清领治下作出了一番挣扎，但是由于未被清方通过而只能再度妥协，在此之后在中文之史料中便无法找到冯锡范对议和反对或对清方提出条件的记载了。不过于《华夷变态》中记载了冯锡范派出的于1683年八月十一日抵达日本的东宁船船头的言论，可以作为对确定请降之后冯氏行迹的一个参考：
（图片来源：陈波《明郑海商行迹琐议》）
《华夷变态》中不少记载出于明郑方面的立场，和一般中文史料出入极大，因此这里尽量不作引用分析。不过这则材料仅仅是冯锡范之部下对其指令的转述，应该可信度较高且较有价值。此后明郑在海外的船只大多被清方召回，但是几艘船似乎滞留海外未曾返回。由于这艘船直到八月十一日才抵达日本，明郑第二次修降表和冯、刘修书请施琅登岛应该是在七月初五左右，而先于冯锡范此船派出的、于七月二十六日抵达日本的东宁船则说：
自东宁渡海来日本之船，我船最后派出，本应无后船。而恰好此时，因侍卫冯氏仓库内还残存少量货物，因此以颜荣官为船头应在我船三日之后发船，不久或将入港。
可见冯锡范派船的时间极有可能是在七月初五以后，即他所提出的居留台湾要求遭清方驳回、他本人基本赞同了请降之议以后。冯氏命其船到暹罗等待其来年之指示，这个指示到底为何是无法得知了，但是不难看出即便在确定降清后他仍对海外联络之事抱有企图和希望且冯氏对于清方极度不信任。冯锡范对请降之态度，是经过了一个不断变化和妥协的过程的，他先前极度不愿意议和之态度，考虑到此人之一贯行事和德行，大约没办法作出什么正面的评价，不过可以看到他最后之妥协确是一种无奈之举且此人在海外反映出一些别样之企图，因此也不必太过向其维护自身利益的方面解读。总的来说无论是冯还是刘，此时他们对请降的态度本身都是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我之前说到《华夷变态》中不少材料因为是由明郑方面派出的人员讲述，因此出现了和中文史料截然不同的情况，显得十分离奇，所以此处不作分析。但从中可以读到明郑官方对请降一事的舆论导向，看起来也比较有趣味，因此在这里列出。
（图片来源：郭阳《日本长崎唐通事眼中的康熙复台——以〈华夷变态〉为中心》）
关于冯锡范在降清以后之行踪，诸书都没有记载，仅仅可以通过《东北边防辑要》中的“又传令八旗汉军，察明福建等处投诚官兵内善用藤牌及滚被片刀者，勿论主仆，开列职名并器具送（兵）部。其在天津郑克塽冯锡范诸处，亦遣人察取前项人员、器具。“得知他在1684年12月仍在天津。这里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关于刘国轩、冯锡范、郑克塽等人入旗之事，《康熙起居注》中载1684年正月二十一日康熙之意见如下：
上曰：郑克塽等入旗无益，若入旗则须料理田产、房屋，必至累民。此事尔（明珠）等可会同议政王、贝勒、大臣再行详议具奏。
不过于正月二十七日，明珠等人商议完毕后奏曰：
其郑克塽等事 ，议政王等云，凡明朝后裔及伪官人等安插直隶、河南等省 甚当，但郑克塽、刘国轩、冯锡范、陈允(永)华乃贼 中头目，不便安插外省，应将伊等近族家口俱著遣来编入旗下。
而这个提议是被康熙同意了的。不难看出此时由于各地反清斗争陷入了一个低潮，大规模的反清势力也不再存在，同时明郑在海外抗清历数十年，在各奉明正朔的较大势力中最后才灭亡，对清方来说性质应该是“尤其恶劣”的，所以让明郑要员入旗进京并非出于一种笼络的需要，而更多的是起到监视、看管的作用。后郑克塽去世时穷困潦倒的情况也可以反映出这一点。虽然冯氏此后的行踪不可查考，不过我有一件比较有趣的材料，或许为冯氏的生平行迹提供了一些新的可能性。这件材料是出自《长乐李氏族谱》的文萃，其中有一首《为唐峰李三峰先生像赞》的署名便是“冯锡范”。
根据前后文一同列出的作者来看，这首诗不太可能是近现代作者所作，但是自从隆武政权灭亡之后，无论国姓还是郑经都不曾占领过福州，而冯锡范降清之后似乎也不太可能被允许离京，他本人很有可能从未到过处于福州的长乐。那么这首诗作有可能系另一和他同名同姓之人所作，不过由于我未曾考察到明清两代还有什么与他同名同姓之人，便不能得出这个问题的结论了。
最后，我想基于现有史料和研究稍微探讨一下冯氏之人际关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的个人形象和他为什么能够对明郑造成如此大的破坏。
关于冯锡范为何能对明郑造成如此大的破坏，其中无法抛开不谈的一点就是他和郑经的关系。冯锡范登上历史舞台，据《台湾外记》之记载，“又擢洪旭之子磊、
冯澄世之子锡范、陈永华之侄绳武三人，共辅世子经，守厦门调度各岛，”应该是国姓选用亲信重臣之亲族，辅佐郑经之故。在此后郑经成为明郑领导者的二十年间，这三人确实可以说是郑经身边最为亲信的重臣。但是实际上冯锡范虽然是与这两人一同出现于史料记载，然而他正式参与政治、得到郑经重用要远远早于这两人，且作为此前从未担任过任何官职之人，初临战阵便被郑经委以重任。我之前提到勇卫、侍卫两镇均是郑经嗣位之后新增的亲军卫镇，且地位亦高于一般的亲军卫镇。郑经嗣位后统领勇卫的是国姓老将黄安，而统领侍卫的却是此前未担任过任何职务的冯锡范，考虑到郑经在这一时期对武职官员基本都是在国姓时代的基础上升迁整合，这种任命可以说是极其罕见的现象。而在整个第四次金厦保卫战的过程中，冯锡范似乎已经隐隐同早已担任国姓之参谋的陈永华处在一个地位，这更是颇为离奇的一件事。和他一同随侍郑经的洪磊和陈绳武，并未这么快便得到重用且之后担任的都是文职，没有统领兵镇的权力。而其他在明郑时间较长、记载较多的武职官员，在明郑任职期间官职均有所变化，并非如冯氏一般初临政事便受封重要职位且在之后二十年间一直担任同一职务而未产生任何变化，甚至直到郑克塽时期以外戚身份干政也没有出任相关的其他官职，仅仅是扩大了职权的范围。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便是我先前指出的，明郑文武官员职权的分界，在冯锡范身上显得不太明显。他在西征时期曾经被郑经委以都督诸军和指挥军队的权力，同时又和担任兵官的陈绳武一样负责处理军中文武事宜和参赞军机。陈永华虽然也是以文职身份兼摄勇卫，但是未曾直接指挥过战事，这和他是不同的。而冯锡范在1675年郑军攻克漳州城、黄芳度死亡之后似乎也再没有直接参与过战事，仅仅是作为郑经的近臣负责文职工作。以上这种种现象的出现，大概可以反映出明郑的政治体系并不是那么完备，虽然在郑经时期明郑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完整有序的政治体系，但看得出在明郑体系中素不亲政的郑经其实和国姓一样，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他可以跨越文武职责的权限，任命冯锡范代替自己率领部队代行军事职责，或者令他留在身边随侍，以武职管理政治事务。然而这一特殊现象似乎只存在于冯锡范本人身上，在明郑其他文武官员身上，其实文职与武职的权限分界其实相对是比较明确的。所以我认为这种现象固然是对明郑政治体系一些缺失的一种反映，而由于其仅作为个例出现，确实可以作一些一般逻辑之外的解释，比如说郑经对冯氏之信赖极其不同寻常。关于郑经与冯锡范间这种关系，我之前列出的蒋毓英《台湾府志》这段记载也有显示：
克臧少敏慧，经特钟爱之。求婚冯锡范，锡范拒之；伪藩不悦曰：“尔以是儿非吾子也！”后以永华女配之。
虽然未必是真实情况，不过可以作为一种参考。这段材料中，郑经作为明郑政权最高的掌权者，竟然是求婚于冯锡范且遭到他拒绝，而且对于自己钟爱的后嗣，也是先考虑求婚于冯氏而非旁人，郑经对冯锡范之倚重可见一斑。何丙仲在其《有关郑成功若干文物的考释》对于《台湾行乐图》所描绘的景象作出了一种猜测，认为其中的主要人物是郑经，而与他并肩而立者是冯锡范。
目前来看，这其中描绘的主要人物是郑经似乎比较可信，不过关于画中其他人物的猜测就没有可靠的依据了。在比较清晰的版本中可以看出画面中这两个人物是携手并肩而立，关系应该比较亲密，倘若这种猜测属实，这无疑是对郑经与冯氏非同寻常之关系的又一佐证。如此看来冯锡范能拥有如此大权和造成一些实质性的破坏，郑经本人要负相当的责任。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如黄典权在《郑延平开府台湾人物志》中指出，郑经对于近臣的这种信任很大程度上是他的诸多兄弟殊无才德，屡屡扰乱政事且无法给予郑经什么帮助和支持所致。比较讽刺的是在郑经去世之后，他极其信任之冯锡范便联合他的几个兄弟废立了郑经指定的继承人郑克臧而立锡范之婿克塽嗣位。而我根据《郑氏关系文书》中之《伪册底》，认为郑经对冯锡范之宠信还有一层补偿之意味在：
（冯澄世）甲辰年三月初八日，率男伪侍卫镇冯锡范由铜山驾船投诚，至浯屿，为其仆王正杀死；将大小船只及家眷驾去广东，投苏利。男冯锡范复逃台湾。
我在描述冯锡范之身份信息时也说过，从《郑氏关系文书》可以看出冯氏之舅父黄元龙也于第四次金厦保卫战时期投清，而冯锡范本人在这一时期拥立郑经抗清的同时其父冯澄世为其仆所害，其家中亲族也大多被该仆役挟去投奔清方而下落不明，冯锡范本人终究并未投诚而逃回台湾，可见冯氏之一族在第四次金厦保卫战间所作的牺牲甚大，郑经因此觉得冯锡范忠实可信而想对其家庭变故作出补偿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一般来说，郑经对冯氏之宠信和倚重是容易看出的，但是冯锡范对郑经之态度，因为史料的缺失，却比较难推断。从现存诸般材料来看，他正是利用郑经对他这种信任逐渐攫取了郑氏大权，而可以直接表明他对郑经的，仅有《台湾外记》里记载的一种可能性：
轩曰：“众志瓦解，守亦实难；不如举全地版图以降？量清朝恩宽，必允赦宥。”范曰：“公言差矣！我二人受寄托之重，一旦请降，岂不为万世羞？”
有趣的是冯锡范正是违背了《外记》中郑经托孤之内容，是发动东宁之变关键人物之一，而从这里来看，他似乎将郑经的寄托之重理解为坚持“不请降、不削发”，而非是辅佐郑克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从仅存的一些材料推测，冯锡范和郑经的政治理想和政治诉求虽然不尽相同，但在“反清”一事和对清方的态度上，应该是比较一致的。某种意义上他在澎湖之后的行动确实是对郑经生前政策的一种延续。
冯锡范在夺得大权的过程中，另一个关键人物是刘国轩。《台湾外记》认为1654年刘国轩在献漳州投效国姓前，曾先拜访锡范之父冯澄世，并被澄世收为义子，由他将刘国轩举荐给国姓。然而实际上根据杨英之《先王实录》所载，刘国轩献漳时是先派出其母舅两人与国姓进行交涉，约定献城日期，这和《外记》的记载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刘国轩与冯澄世之间到底有没有这层关系，就比较值得怀疑。西征时期刘国轩与冯锡范之间也有一些矛盾，不过刘国轩到厦门时应该“已知事不可为”（《海上见闻录》），在回到东宁之后刘、冯之间个人的矛盾就变成了一种西征失败武将和留守文职官员间的矛盾。我在谈冯锡范夺取陈永华权力的时候提到，冯锡范正是利用自己身份的特殊性，抓住陈永华并未参与过战事这一点劝说郑经将勇卫的指挥权交给西征的功臣，当时明郑武将中官职最高、地位最重的刘国轩，从而窃取了权力。可以看见在冯锡范夺权的第一步中，冯、刘之间具有了一种利益合作的关系。至于东宁之变中刘国轩的表现，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从刘国轩先前的表现来看，他是不怎么干涉政事的，当然也因为他的无所作为，让这场政变较为顺利地完成，冯锡范从而开始反动统治。而冯、刘之间的关系，在冯氏夺取大权后呈现出一种比较奇特的状态。清方以姚启圣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官员认为，“冯刘不睦”，这是可以进攻台湾的一个有利条件；而万正色却在他的《罢远征议》中认为“今冯处于内，刘在于外，两人相好，不见疑猜”。根据《台湾外记》中的某些记载以及冯锡范和刘国轩澎湖后的分歧来看，他们之间的矛盾应该确实是存在的，不过刘国轩并不干涉政事，冯锡范则将军事全权委任给刘国轩，也是比较确定的。值得一提的是，我认为我先前列出的《华夷变态》中东宁船船员的描述，虽然读来可能有些荒谬，但一定程度上作为当时的口述材料可以反映出冯锡范和刘国轩本人比较想展现给外界的关系：
但总大将刘国轩和与侍卫官之冯氏两人言东宁自郑芝龙以来，四代为明朝忠义之外臣，今次于薙发，无奈之际，不如生死一战。但秦舍及民众更想议和，最后决定薙发之议案。而刘国轩及冯氏决定无视上述议和之决定，训练兵士，在海边泊船之处建筑高堤，仍有一战之决心。
在刘国轩与郑经之外，冯氏之人际关系应该说比较恶劣。其中《台湾郑氏始末》载在东宁之变后“何祐谋杀锡范，未得间”，而《福建通志台湾府志》则云“何祐欲杀锡范而不敢发”，可见他由于通过东宁之变夺位而遭到了仇视且致使何祐不满从此倒向清方。而根据《台湾外记》所载，冯锡范同帮助他夺得权位的郑经诸弟关系也不怎么样：
五月，郑明、郑智二人欲捐资募兵，请于锡范，范不允。复谋之国轩，轩曰：“公子有志，为国捐资募兵，此诚盛举！有何不可？轩当代为转请。“明、智谢之。轩启克塽曰：”屡闻姚启圣欲兴兵东征，正臣下效命之日；何况至亲骨肉。明、智招募，宜允其请。“塽从之，遂以明为左武骧将车、智为右武骧将军。但一旅未成，骚扰难堪，轩与范又启塽止之。
郑聪与智、明等牙爪颜临、李郡、李静等横为肆虐，道路侧目。礼官都吏林敷地见百姓不堪，上启，有曰：“颜临力能回天，道路侧目！李郡奸能惑主，睚眦必报！李静财足通神，犯之必死！……”等语。克塽批与锡范审报。虽诸公子关情，而惩儆颇各敛迹，百姓稍安。
可以看出跟郑克臧时代一样，郑聪等人也并没有因为地位提高而得到什么好处，郑明、郑智等似乎意图通过募兵来节制冯锡范之专擅，最后却没有成功。而郑聪本人虽然受封辅政公，实际上仍是“大小事皆决于锡范、国轩二人”。《台湾郑氏始末》载云冯锡范”柔佞取媚“，因此窃取权柄，然而就现有的记载来看，《台湾府志》载他拒绝郑经之求婚，《台湾外记》中他在西征两次议和过程中似乎已有专擅之嫌，甚至许多时候显示出权力压倒郑经之相，似是一偏执狂悖而颇为骄横之辈，考虑到他在郑经去世后之权势，说他一味谄媚依附于郑经大约也不怎么准确。
对于冯锡范生平的总结，基于以上所有材料也看不出和一般普遍结论有什么区别，其实我觉得不太必要的。简单来说，他是借助于其父冯澄世的荫庇，或者国姓笼络重臣亲族的实际目的，登上政治舞台。在第四次金厦保卫战中表现了对郑经之忠诚和一定操守，似乎有一些功绩。在台湾开发的十年时间里，作出了一部分的贡献。在西征的初期他以一种郑经代理人的身份，比较好地完成了任务，但是在整个西征期间此人由于能力有限和品行恶劣，对西征造成了较大的破坏。自西征失败回台后，忙于内斗和争夺政治权力，参与东宁之变，极大影响了明郑政权的稳定性且导致某些文武官员离心。在台湾执政期间动用严苛的政治手段，虽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一定程度上主持了局面，但是对于台湾之民众造成了很大损害并再次导致一些官员的不满使明郑之人才进一步流失。澎湖失败之后展现了一定气节操守，不过这是其个人利益诉求等多方面复杂因素导致的，而且可以看作是其好高树大义而实际无所作为，虽然不予指责，也不能给出过多正面评价。总而言之，让此人为明郑之灭亡负较大责任是没有问题的。
注：本文并非什么什么学术论作，仅仅是出于个人兴趣想借一些较为少见的资料对冯氏之生平作一番补充与评议，另外指正一般对冯氏之事迹上一些错误之认识和描述，同时从某个角度窥探一下明郑之历史。其中不少观点主观性较强，可能有失偏颇。另外关于其中《华夷变态》的相关资料，由于我不懂日语自然也不可能看得懂侯文，且目前公共领域所能找到的仅有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提供的前五册，因此均借用相关论文中的翻译和资料，未必十分准确。至于参考史料和论著绝大部分已于文中写明，而本文也非出于学术目的写作，再加之使用较为冗杂，此处就不一一列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