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 新四军的战略总后方和新四军是什么协议中提出来的?

盐城新四军诗词 盐城新四军纪念馆

陈 琳 汉朝末年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字孔璋,原盐渎县人,他做过古射阳县郡守,后任汉末大将军何进的主薄。

因何进阴谋篡汉被杀,他避居冀州,又为袁绍重用。

罗贯中在写>第24回时也写到陈琳的故事。

后来袁绍被曹操打败,陈琳因文雄海内,又为曹操留用,文稿多出其手。

汉献帝建安23年(公元217年)病故,葬于古射阳河畔。

陈琳擅长草拟公文,尤以替袁绍起草讨伐曹操的檄文最为有名。

他的诗仅存4首,以>最有价值。

陆秀夫 南宋末年著名民族英雄,字君实,祖籍建湖建阳,生于1236年。

幼年随父迁居京口朱方镇(今丹徒县境内),后在鹤林寺读书(镇江焦山至今仍藏有陆秀夫题鹤林寺的石碑),20岁登进士;德祜初任礼部侍郎;后又升为端明殿学士佥书枢密院事;祥兴元年(1278年)为左丞相,驻军崖山(今广东省新会县境内)抵抗入侵的元军。

次年元军攻破崖山,陆秀夫坚贞不屈、宁死不降,先驱妻、子入海,尔后背负皇帝、怀藏玉玺从容投海而死。

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明朝初,在其故乡建阳镇建有“丞相陆公故里碑";在福建吉安有陆秀夫与蔡荔娘完婚之地"活水亭"古迹;另有>传世。

张士诚 元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大丰县大龙乡张家墩人,生于1321年,盐贩出身。

因受不了盐警欺压,于是伙同其他17个盐民揭竿起义,史称“十八条扁担起义",他为首领。

后队伍逐渐壮大,先攻下盐城、泰州、高邮等地,自封诚王,国号大周,年号文佑;后又攻下平江(今苏州)、湖州、松江、常州、杭州等地;元至正23年(1363年)在平江自立为吴王。

4年后被朱元璋打败,其被俘,后解往金陵(今南京)自缢而死,时年47岁,葬于吴县斜塘。

卞元亨 元末明初人,原籍便仓。

少时膂力过人,曾赤手空拳打死过猛虎。

后在山东永王军中任谋划,历时9年。

永王兵败被俘,他作文生祭,申明大义,后被中丞李炳之陷害,发配辽东,明永乐元年被赦免归乡,自称东溟叟,又号柏门老人,死于1419年,享年90岁。

他一生写下许多诗作,著名的有《辽东有感》、《戌归》、《示后》、《戌归咏牡丹二首》等。

据传,便仓枯枝牡丹就是卞元亨栽的。

高 谷 明朝官员,字世用,丁溪场人,生于明洪武24年(1391年),25岁登上进士,历任翰林侍讲、侍读学士、工部尚书,后进少保东阁任大学士。

66岁时升为谨身殿大学士,仍兼东阁。

高谷为官清廉,办事公道,主持正义,后因年老主动离职回家。

英宗皇帝对他评价甚好。

高回乡后,仍住的是简朴房屋,死于1460年,享年70岁。

王 艮 明朝哲学家,初名银,王守仁替他改名为艮,字汝止,号心斋,东台安丰人,出身盐丁。

他拜当时著名哲学家王守仁为师,刻苦自学,终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主张从日常生活中寻求真理,他认为,“道”要解决老百姓的吃饭穿衣,有饭吃、有衣穿就是道,就是真理等。

王艮一生没有参与封建政权的统治活动,不肯做官,终身为民。

他是明朗哲学家的一个流派——泰州学派的创立人。

他广收门徒,弟子中有樵夫、陶匠、农民、盐丁等,他终身讲学,始终接近劳动人民。

后人将其著作辑成《王心斋先生遗集》。

朱 恕 明朝哲学家,泰州学派重要成员,字光信,号乐斋,大丰县草埝人,樵夫出身。

他性格刚正,见义勇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努力学习文化,勤学苦练,很有成绩。

在哲学思想上继承了老师王艮的哲学思想。

他虽系学者名流,但仍以樵业为生,不肯与官僚交游,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朱恕和韩贞吾的著作,后人辑为《朱乐斋、韩贞吾两先生遗集》流传于世。

宋 曹 明末清初大书法家,字彬臣,又字 臣,号射陵,盐城郊区北宋庄人,生于1620年,卒于1701年。

他工书能文,对书法造诣很深,著有《书法约言》、木刻双钩《草书千字文》、《杜诗解》、《会秋堂诗文集》等书,这些书作用很大,对后人的书法、诗文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入清后,他不满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不愿做官,过着隐居生活,自号耕海潜夫,以书诗自娱,写下许多名诗,其诗篇表达了他对劳动人民困苦生活的深切同情和对清廷腐败统治的仇恨,是一位很有骨气的爱国诗人

柳敬亭 明末清初大说书家,他本姓曹,原名永昌,字葵宇,东台曹家庄人,生于1587年。

15岁时为避仇而流落江湖,息于柳树下,故改姓柳,名蓬春,号敬亭。

他起初自学成才,很有说书本领;后来拜松江说书名家莫后光为师。

在名师指点下,大有长进,技艺精湛,在南京秦淮河开业说书,声名大振,擅说《隋唐》、《水浒》、《三国》等书,后来成了我国评书艺人的鼻祖,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吴嘉纪 明末清初爱国诗人。

字宾贤,号野人,别号陋轩,生于明朝万历46年(1618年),布衣出身,东台安丰人。

他虽家境贫困,体弱多病,但不以为苦,喜读书,爱写诗。

由于他长期生活在贫民之中,因此他的诗大部分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艰难困苦生活,对老百姓的痛苦深切同情。

明亡后,他从事抗清爱国文学活动,有许多诗揭露了清朝统治阶级的残酷,痛斥了清军的暴行,因此受到清政府的迫害,他的《陋轩诗集》被列为禁书。

他死于康熙23年...

陈 琳 汉朝末年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字孔璋,原盐渎县人,他做过古射阳县郡守,后任汉末大将军何进的主薄。

因何进阴谋篡汉被杀,他避居冀州,又为袁绍重用。

罗贯中在写>第24回时也写到陈琳的故事。

后来袁绍被曹操打败,陈琳因文雄海内,又为曹操留用,文稿多出其手。

汉献帝建安23年(公元217年)病故,葬于古射阳河畔。

陈琳擅长草拟公文,尤以替袁绍起草讨伐曹操的檄文最为有名。

他的诗仅存4首,以>最有价值。

陆秀夫 南宋末年著名民族英雄,字君实,祖籍建湖建阳,生于1236年。

幼年随父迁居京口朱方镇(今丹徒县境内),后在鹤林寺读书(镇江焦山至今仍藏有陆秀夫题鹤林寺的石碑),20岁登进士;德祜初任礼部侍郎;后又升为端明殿学士佥书枢密院事;祥兴元年(1278年)为左丞相,驻军崖山(今广东省新会县境内)抵抗入侵的元军。

次年元军攻破崖山,陆秀夫坚贞不屈、宁死不降,先驱妻、子入海,尔后背负皇帝、怀藏玉玺从容投海而死。

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明朝初,在其故乡建阳镇建有“丞相陆公故里碑";在福建吉安有陆秀夫与蔡荔娘完婚之地"活水亭"古迹;另有>传世。

张士诚 元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大丰县大龙乡张家墩人,生于1321年,盐贩出身。

因受不了盐警欺压,于是伙同其他17个盐民揭竿起义,史称“十八条扁担起义",他为首领。

后队伍逐渐壮大,先攻下盐城、泰州、高邮等地,自封诚王,国号大周,年号文佑;后又攻下平江(今苏州)、湖州、松江、常州、杭州等地;元至正23年(1363年)在平江自立为吴王。

4年后被朱元璋打败,其被俘,后解往金陵(今南京)自缢而死,时年47岁,葬于吴县斜塘。

卞元亨 元末明初人,原籍便仓。

少时膂力过人,曾赤手空拳打死过猛虎。

后在山东永王军中任谋划,历时9年。

永王兵败被俘,他作文生祭,申明大义,后被中丞李炳之陷害,发配辽东,明永乐元年被赦免归乡,自称东溟叟,又号柏门老人,死于1419年,享年90岁。

他一生写下许多诗作,著名的有《辽东有感》、《戌归》、《示后》、《戌归咏牡丹二首》等。

据传,便仓枯枝牡丹就是卞元亨栽的。

高 谷 明朝官员,字世用,丁溪场人,生于明洪武24年(1391年),25岁登上进士,历任翰林侍讲、侍读学士、工部尚书,后进少保东阁任大学士。

66岁时升为谨身殿大学士,仍兼东阁。

高谷为官清廉,办事公道,主持正义,后因年老主动离职回家。

英宗皇帝对他评价甚好。

高回乡后,仍住的是简朴房屋,死于1460年,享年70岁。

王 艮 明朝哲学家,初名银,王守仁替他改名为艮,字汝止,号心斋,东台安丰人,出身盐丁。

他拜当时著名哲学家王守仁为师,刻苦自学,终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主张从日常生活中寻求真理,他认为,“道”要解决老百姓的吃饭穿衣,有饭吃、有衣穿就是道,就是真理等。

王艮一生没有参与封建政权的统治活动,不肯做官,终身为民。

他是明朗哲学家的一个流派——泰州学派的创立人。

他广收门徒,弟子中有樵夫、陶匠、农民、盐丁等,他终身讲学,始终接近劳动人民。

后人将其著作辑成《王心斋先生遗集》。

朱 恕 明朝哲学家,泰州学派重要成员,字光信,号乐斋,大丰县草埝人,樵夫出身。

他性格刚正,见义勇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努力学习文化,勤学苦练,很有成绩。

在哲学思想上继承了老师王艮的哲学思想。

他虽系学者名流,但仍以樵业为生,不肯与官僚交游,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朱恕和韩贞吾的著作,后人辑为《朱乐斋、韩贞吾两先生遗集》流传于世。

宋 曹 明末清初大书法家,字彬臣,又字 臣,号射陵,盐城郊区北宋庄人,生于1620年,卒于1701年。

他工书能文,对书法造诣很深,著有《书法约言》、木刻双钩《草书千字文》、《杜诗解》、《会秋堂诗文集》等书,这些书作用很大,对后人的书法、诗文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入清后,他不满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不愿做官,过着隐居生活,自号耕海潜夫,以书诗自娱,写下许多名诗,其诗篇表达了他对劳动人民困苦生活的深切同情和对清廷腐败统治的仇恨,是一位很有骨气的爱国诗人。

柳敬亭 明末清初大说书家,他本姓曹,原名永昌,字葵宇,东台曹家庄人,生于1587年。

15岁时为避仇而流落江湖,息于柳树下,故改姓柳,名蓬春,号敬亭。

他起初自学成才,很有说书本领;后来拜松江说书名家莫后光为师。

在名师指点下,大有长进,技艺精湛,在南京秦淮河开业说书,声名大振,擅说《隋唐》、《水浒》、《三国》等书,后来成了我国评书艺人的鼻祖,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吴嘉纪 明末清初爱国诗人。

字宾贤,号野人,别号陋轩,生于明朝万历46年(1618年),布衣出身,东台安丰人。

他虽家境贫困,体弱多病,但不以为苦,喜读书,爱写诗。

由于他长期生活在贫民之中,因此他的诗大部分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艰难困苦生活,对老百姓的痛苦深切同情。

明亡后,他从事抗清爱国文学活动,有许多诗揭露了清朝统治阶级的残酷,痛斥了清军的暴行,因此受到清政府的迫害,他的《陋轩诗集》被列为禁书。

有哪些明星老家是盐城的

(老艺术家) 伏明霞 祖籍盐城 刘翔 祖籍盐城 陈 琳 汉朝末年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字孔璋,原盐渎县人,他做过古射阳县郡守,后任汉末大将军何进的主薄。

因何进阴谋篡汉被杀,他避居冀州,又为袁绍重用。

罗贯中在写>第24回时也写到陈琳的故事。

后来袁绍被曹操打败,陈琳因文雄海内,又为曹操留用,文稿多出其手。

汉献帝建安23年(公元217年)病故,葬于古射阳河畔。

陈琳擅长草拟公文,尤以替袁绍起草讨伐曹操的檄文最为有名。

他的诗仅存4首,以>最有价值。

陆秀夫 南宋末年著名民族英雄,字君实,祖籍建湖建阳,生于1236年。

幼年随父迁居京口朱方镇(今丹徒县境内),后在鹤林寺读书(镇江焦山至今仍藏有陆秀夫题鹤林寺的石碑),20岁登进士;德祜初任礼部侍郎;后又升为端明殿学士佥书枢密院事;祥兴元年(1278年)为左丞相,驻军崖山(今广东省新会县境内)抵抗入侵的元军。

次年元军攻破崖山,陆秀夫坚贞不屈、宁死不降,先驱妻、子入海,尔后背负皇帝、怀藏玉玺从容投海而死。

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明朝初,在其故乡建阳镇建有“丞相陆公故里碑";在福建吉安有陆秀夫与蔡荔娘完婚之地"活水亭"古迹;另有>传世。

张士诚 元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大丰县大龙乡张家墩人,生于1321年,盐贩出身。

因受不了盐警欺压,于是伙同其他17个盐民揭竿起义,史称“十八条扁担起义",他为首领。

后队伍逐渐壮大,先攻下盐城、泰州、高邮等地,自封诚王,国号大周,年号文佑;后又攻下平江(今苏州)、湖州、松江、常州、杭州等地;元至正23年(1363年)在平江自立为吴王。

4年后被朱元璋打败,其被俘,后解往金陵(今南京)自缢而死,时年47岁,葬于吴县斜塘。

卞元亨 元末明初人,原籍便仓。

少时膂力过人,曾赤手空拳打死过猛虎。

后在山东永王军中任谋划,历时9年。

永王兵败被俘,他作文生祭,申明大义,后被中丞李炳之陷害,发配辽东,明永乐元年被赦免归乡,自称东溟叟,又号柏门老人,死于1419年,享年90岁。

他一生写下许多诗作,著名的有《辽东有感》、《戌归》、《示后》、《戌归咏牡丹二首》等。

据传,便仓枯枝牡丹就是卞元亨栽的。

高 谷 明朝官员,字世用,丁溪场人,生于明洪武24年(1391年),25岁登上进士,历任翰林侍讲、侍读学士、工部尚书,后进少保东阁任大学士。

66岁时升为谨身殿大学士,仍兼东阁。

高谷为官清廉,办事公道,主持正义,后因年老主动离职回家。

英宗皇帝对他评价甚好。

高回乡后,仍住的是简朴房屋,死于1460年,享年70岁。

王 艮 明朝哲学家,初名银,王守仁替他改名为艮,字汝止,号心斋,东台安丰人,出身盐丁。

他拜当时著名哲学家王守仁为师,刻苦自学,终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主张从日常生活中寻求真理,他认为,“道”要解决老百姓的吃饭穿衣,有饭吃、有衣穿就是道,就是真理等。

王艮一生没有参与封建政权的统治活动,不肯做官,终身为民。

他是明朗哲学家的一个流派——泰州学派的创立人。

他广收门徒,弟子中有樵夫、陶匠、农民、盐丁等,他终身讲学,始终接近劳动人民。

后人将其著作辑成《王心斋先生遗集》。

朱 恕 明朝哲学家,泰州学派重要成员,字光信,号乐斋,大丰县草埝人,樵夫出身。

他性格刚正,见义勇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努力学习文化,勤学苦练,很有成绩。

在哲学思想上继承了老师王艮的哲学思想。

他虽系学者名流,但仍以樵业为生,不肯与官僚交游,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朱恕和韩贞吾的著作,后人辑为《朱乐斋、韩贞吾两先生遗集》流传于世。

宋 曹 明末清初大书法家,字彬臣,又字 臣,号射陵,盐城郊区北宋庄人,生于1620年,卒于1701年。

他工书能文,对书法造诣很深,著有《书法约言》、木刻双钩《草书千字文》、《杜诗解》、《会秋堂诗文集》等书,这些书作用很大,对后人的书法、诗文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入清后,他不满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不愿做官,过着隐居生活,自号耕海潜夫,以书诗自娱,写下许多名诗,其诗篇表达了他对劳动人民困苦生活的深切同情和对清廷腐败统治的仇恨,是一位很有骨气的爱国诗人。

柳敬亭 明末清初大说书家,他本姓曹,原名永昌,字葵宇,东台曹家庄人,生于1587年。

15岁时为避仇而流落江湖,息于柳树下,故改姓柳,名蓬春,号敬亭。

他起初自学成才,很有说书本领;后来拜松江说书名家莫后光为师。

在名师指点下,大有长进,技艺精湛,在南京秦淮河开业说书,声名大振,擅说《隋唐》、《水浒》、《三国》等书,后来成了我国评书艺人的鼻祖,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吴嘉纪 明末清初爱国诗人。

字宾贤,号野人,别号陋轩,生于明朝万历46年(1618年),布衣出身,东台安丰人。

他虽家境贫困,体弱多病,但不以为苦,喜读书,爱写诗。

由于他长期生活在贫民之中,因此他的诗大部分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艰难困苦生活,对老百姓的痛苦深切同情。

明亡后,他从事抗清爱国文学活动,有许多诗揭露了清朝统治阶级的残酷,痛斥了清军的暴行,因此受到清政...

有哪些明星老家是盐城的

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一般简称为红军),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

1928年5月前称为“中国工农革命军”。

随着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中国工农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

新四军,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江西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1934年国军在蒋介石的领导下进行第五次围剿,共产党军队的一部分成功逃脱,进行长征,其余的留在南方进行游击战。

1936年底,西安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以中国国民党为主的国民政府达成和解,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10月,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等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或称“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随后,中共中央经与国民党协商,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为副参谋长,邓子恢为副主任。

同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江西南昌。

后移至皖南歙县之岩寺。

新四军下辖4个支队和1个特务营。

盐城和盐有什么联系吗?

盐城,也称射阳,位于我国江苏省的东北部,濒临黄海,海岸线曲折绵延,因为盛产海盐而得名。

在该市的兴起和变迁中,盐业的兴衰对其影响极为重要。

这片巨大的海滩叫做草堰场,它坡度平缓,河网密布,拥有梦幻一般广阔无垠的芦苇荡和大沼泽。

它地势低平,海水常常倒灌,酿成灾难,当地人称为“鬼沼”。

2100年以前,一个叫刘濞的诸侯王组织了一大群亡命的囚徒,汇聚在这里,煮海造盐,积攒势力,最后拥兵叛乱,动乱持续了长达4年,这就是著名的七国之乱。

动乱虽然被扑灭了,但位于江苏省的东北部这个弹丸之地,仅仅靠煮盐一项就积攒起泼天的财富,最终有能力与正处于巅峰时期的西汉王朝分庭抗礼,不禁让世人大吃了一惊! 小小的一口盐,它重大的战略意义终于被清楚认识,几年以后,朝廷派重兵军管了这个神秘的盐业基地,这个苏北小渔村一夜成名并不断膨胀,许多年以后,它干脆被命名为“盐城”!《史记》记载,“东南有海盐之饶”,指的就是盐城。

在盐城,同样的出土已经不是第一次。

在此之前,在其他几条运河边还发掘出三块类似的大铁块,示意图被画了出来:据估计,这样的铁块总共应该有7块,7块不规则的大铁拼凑在一起,最后是一块接近万公斤的庞大铁盘。

这么笨重的一块铁盘,20个壮汉都抬不动,它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盘铁之所以被切割成不规则的许多块,是为了统治的需要。

通过对生产工具的控制轻松完成了对一家一户盐民的身心控制,10户左右的人家组合成一个生产小组,每个家庭执掌其中的一块,只有当所有的铁块拼凑到一起时,才能开锅煮盐。

——这样的精心策划,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对付私盐。

2000多年以来:草木灰都是最重要的脱水工具,含丰富盐分的海水被草木灰多次浓缩以后,成为卤水,被引进锅炉房。

锅炉房里,高浓度的盐水被倒进大铁锅,三口大锅成阶梯排列。

高浓度的卤水被传递到下一个铁锅,炉子里火光冲天,据考证,室内的温度可能已经达到70度,专家指出:在这样的高温下,盐工们几乎是赤身裸体地工作。

这样的恶劣环境,对体力和精力都是极大的消耗。

盐水在煮开的铁锅里沸腾,有经验的盐工能在一秒钟之内,判断出盐水是否达到结晶的程度,他一声令下,往滚开的锅里飞快投入盐母,刹那间白色的蒸汽弥漫了整个棚子。

盐民们望眼欲穿的白花花的海盐终于出炉了。

这就是盐城地区出产的淮盐!它晶莹剔透,如粉妆玉琢!光绪年间的《盐法志》记载:“品天下之盐,以淮南之熬于盘者为极品”。

淮盐又以洁白著称,并微微发青。

宋朝大词人周邦彦《少年游》描述:“并刀如水,吴盐胜,纤指破新橙”。

盐业生产的发展经历多次技术革命;其中在铁盘上熬盐的历史最悠久,最后才发展到今天的晒盐。

熬出来的盐是白色粉末;晒出来的盐是大的颗粒。

煮海水造盐是最为漫长的一段时期,从明朝后期开始,沿海一带开始直接引海水晒盐。

以盐城为中心的两淮地区所出产的海盐,凝聚了无数盐工无穷的心血,以其卓越的盐味、盐色和盐质名闻天下,行销四海,创下了“吴盐如花皎白雪”的美名,也为历代统治者创造了惊人的财富。

最重要的是,由于盐城的盐产量太大,举国上下无可替代,从而奠定了盐城空前的战略地位,几乎左右朝局。

《宋史》记载:北宋全国的赋税,盐利占到一半!南宋时期更占到全国总收入的83%,南宋半壁江山维持152年,经济上主要靠盐业支撑。

明清两朝,两淮盐业更达到极盛,清朝嘉庆年间《两淮盐法志》记载:“山海天地之藏,其有关于国计民生者,盐课居赋税之半,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

”“煮海之利,重于东南,两淮为最”,并有“两淮盐赋甲天下”之说。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2000多年以来,整个盐城地区就是一块巨大的滩涂,数以万计的盐工被牢牢禁锢在这片500公里长的大海滩上,煮海晒盐,日夜不休。

1813年,一个叫黄至筠的山西人来扬州最繁荣的东关,修建了一座巨大的宅子,这是一所空前绝后的私家园林,叫个园。

这座园林,怪石突兀、假山纵横竹影飘香,体现了中国园林的古典美。

当时估计要耗费600万两白银,相当于整个江苏省当时一年的财政收入。

黄至筠究竟有多少钱?谁也说不清楚,只知道他养了一个200多人的戏班子,他们家用人参喂鸡,每吃一个鸡蛋相当于吃掉1两白银。

园子里的假山,有的是用白银浇铸的,每座重达千斤,因为无人能够偷盗,故称为“没奈何”。

以黄至筠开始,类似这样的大的园林在扬州又先后建起200多处,扬州的园林区别于苏州,以考究和奢华著称,。

盐商们尽情地过着花天酒地、挥金如土的浮华生活。

“扬州名园甲江左,粉黛绮罗甲天下”!真的是一掷万金,挥霍无度! 这么多的有钱人,在同一段时间,集中在同一个地区,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也不多见,那么能在短暂的时间内,积攒起数以百万计的家产,这应该不是什么一星半点的小买卖,他们的周围一定存在着巨大的财源,他们一定做着某种纵横天下的大生意,那么,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在做着什么生意呢? 这是一条非常繁忙的运输路线:描绘了清朝中叶由盐城到扬州的主要航道,运河弯弯曲曲,连接起盐...

风趣的陈毅建国初期,陈毅任上海市长。

有一次对工商界人士演讲,讲台上摆放着名贵的鲜花和精美的茶具。

陈毅一上台就说:"我这个人讲话容易激动,激动起来容易手舞足蹈,讲桌上的这些东西,要是被我碰坏,我这个供给制的市长,实在赔偿不起,所以我请求支持会议主持人,还是先把这些东西'精兵简政'撤下去吧。

"会场上的人们立刻发出了轻松的笑声。

在60年代的一个会议上,陈毅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而大声疾呼:"不能够经过了几十年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项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头上!"说到这里,陈毅摘下帽子,向参加会议的知识分于代表鞠了一躬,然后大声说道:"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这真挚的感情和恰到好处的幽默,使与会者为之动容。

陈毅讲话大都不用稿子。

但是,他出口成章,侃侃而谈,常常以机敏而风趣的言辞使听者折服。

在一次会议上,有人看见他拿着一份稿纸,还不时地低下头看看,后来竟发现那是一张白纸。

"陈总,您怎么用张空白的发言稿啊?"会后有人问他。

他回答说:"不用稿子,人家会讲我不严肃,信口开河。

"揭开“黄花塘事件”1942年,新四军军部转移到淮南盱眙地区的黄花塘。

是年,根据党中央统一安排,军部进行了整风运动。

时任新四军代理政委的饶漱石认为排挤陈毅的机会到来,于是借整风之机私下以军部名义打电报到延安,罗列出陈毅反对党中央、毛泽东的十大错误,史称“黄花塘事件”。

这次事件由于毛泽东的干预没有公开化,但它却像一个噩梦一直缠绕着陈毅。

直到全国解放以后,“高饶反党集团”事发,陈毅才讨回清白,如释重负。

传记片分集讲述了这段被湮没的历史。

当年,毛泽东调陈毅离开新四军到延安,参加中共“七大”会议,以调解陈饶之间矛盾。

毛泽东曾秘诫陈毅:“凡事忍耐,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

”全国解放以后,身为上海市长的陈毅面临着工商业改造的困境,而身为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却迟迟不肯表态予以支持。

关键时刻,陈毅豁出去了,向党中央连发六封经济电报,赢得了毛泽东的赞扬。

而毛泽东也深谙陈毅的这块心病,早在揭批“高饶反党集团”之前便召见了陈毅,听取了陈毅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意见,从而也就诞生了至今脍炙人口的诗篇《手莫伸》。

尤值一提的是,在讲述陈毅历尽艰辛穿越敌占区到达延安时,我们没采用通常必用的宝塔山镜头,而是首次呈现了当年美军观察小组拍摄的昔日延安的真实面貌和老一辈革命家年轻时的活泼风采。

首辟“围棋外交”现任外交部长唐家璇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现在大家都知道‘乒乓外交’,我认为‘乒乓外交’之前,首先是‘围棋外交’。

”这是从未见诸报端的新外交提法,它背后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外交风云。

自二战结束后,中日两国间便陷于冷战状态,政府间交往中断,只保持了一部分民间交流,而建国后的中日外交则面临着新的考验。

五十年代刚刚出任外交部长的陈毅正在寻找打开外交僵局的突破口,恰逢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这位闻名政坛的围棋迷抓住这一机会,亲自前往设在北京饭店的赛场与日本棋手对弈,并在宴会上提出,中日两国围棋界今后可以进行交流。

从此,也就拉开了中日两国间“围棋外交”的序幕。

片中,唐家璇部长介绍说,陈毅正是抓住了围棋在日本的影响(日本有800万人下围棋),把围棋与外交联系起来。

在陈老总的热心推动下,日本棋界名人联合发表了呼吁书,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

今天,当我们从片中看到陈毅拈起棋子,思考片刻,指落中枰时,都会情不自禁地由衷感叹陈老总胸中的雄韬伟略,演绎出新中国外交史上一个辉煌的范例。

尘封的“四老帅务虚会”在有关中美两国建交的厚厚案卷里,这是一个尘封年久的话题。

1969年珍宝岛一声枪响,将中苏关系推向更为恶化的深渊。

同时,也使得中美苏三国之间的战略关系更为复杂化。

此时,毛泽东极需像当年打江山那样,身边有忠臣良将出谋划策,他向周恩来密授机宜,请已经下放劳动改造的四位健在的老帅即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立即回京,用周恩来的话讲:“你们四位都是元帅,毛主席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就是希望以战略的眼光分析国际形势,提出战略性看法,供毛主席决策参考。

”这也就是多年来人们猜测纷传的所谓“四老帅务虚会”。

这年3月至10月,由陈毅牵头主持,四位老帅在中南海武成殿共开了24次会,向党中央呈递了三份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报告。

陈毅曾说过:“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回答必须明确,不能含糊其词。

”后来,他在病榻上得知尼克松将于次年访华时,欣然道:“也许我看不到两国正式建交,但我们的建议起了作用,这就好嘛。

”历史证明,四老帅务虚会为毛泽东下决心改善冰封已久的中美关系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

当毛泽东与尼克松的手握到一起时,尼克松曾语重心长地这样说:“今天,我在这里握手时不能忘记另一个人,他在几个月前去世,他就是陈毅……”西哈努克亲王的回忆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是陈毅生前挚友。

我们见到他是在北京他的私人官邸。

在鸟语花香、石砌玉雕的花园内...


平型关战斗时的八路军115师某部机枪阵地。

  新四军第3师,该师前身是八路军第344旅,曾参加平型关战斗,之后转战华北消灭大量日军;在抗战中后期开辟、巩固苏北抗日根据地,消灭6万余日伪军,自身发展壮大至7万人。

  出师抗日,首战平型关
  八路军第115师344旅前身是1932年11月在红4方面军主力向川陕边实行战略转移后,中共鄂豫皖省委重新组建的红25军。1934年11月,红25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2先遣队的名义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西进,开始长征。1935年9月,到达陕北延川永坪,与红26军、红27军会师并组成红15军团,成为4支长征红军中最先抵达陕北的部队,而且,部队实力不减反增,堪称奇迹。同年11月,红15军团编入红1方面军序列。
  1937年7月,"七七事变"掀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国民党与共产党开始第二次合作,联手御侮。8月,根据两党协议,陕甘宁边区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15军团奉命提前改编为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徐海东,副旅长黄克诚(10月到职时改任旅政委),参谋长陈漫远,下辖第687团、688团、警卫营,共6200余人。原红15军团所属红73师和红78师一部组建第687团,团长张绍东,副团长田守尧,参谋长兰国清,政训处主任崔田民。红75师和红78师另一部组成第688团,团长陈锦秀,副团长韩先楚,参谋长卢绍武,政训处主任刘震。
  344旅的首批旅团干部中,徐海东当时37岁,早年曾参加过北伐,打过汀泗桥、贺胜桥战斗。红军时期,成长为军团级干部,因作战奋勇,常被人称作"徐老虎",在部队威望极高。毛泽东称赞他是"传奇式的红军将领、神话式的英雄人物、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黄克诚当时35岁,也参加过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出自红1方面军,算是红15军团这支偏师改编的八路军主力旅的中央代表,他一生实事求是,敢于直言,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陈漫远当时26岁,出自百色起义,由红73师政委改任344旅参谋长,是红军改编时干部普遍降职中基本保持不变的特例。在其后的抗战大潮中,大浪淘沙,344旅这批干部,大部分经受住了血火考验。1955年新中国首次实行军衔制中,徐海东、黄克诚均被授予大将军衔,这在八路军首批6大主力旅中是唯一且最高的。韩先楚、刘震被授予上将军衔,另多名干部被授予中将和少将军衔。


时任八路军344旅旅长徐海东

  华北战局危急,8月下旬,344旅即从陕西三原驻地誓师出发,在韩城芝川东渡黄河,向晋东北恒山地区挺进,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之中。当时,日军华北方面军第5师团和察哈尔派遣兵团于9月中旬分由宣化和大同南下,企图突破我平型关和雁门关防线,进而合击太原。为阻止日军进入山西腹地,八路军总部急令115师、120师速向平型关和雁门关开进。
  9月23日,344旅进至平型关东南30里之冉庄。24日,115师确定在东北关沟至东河南镇道路两侧高地,采取一翼战术伏击手段,歼灭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之敌三浦支队(第5师团21旅团旅团长三浦敏事少将指挥的3个步兵大队)。其部署为:343旅685团占领老爷庙西南至关沟以北高地,截击敌先头部队;686团及344旅687团一部占领小寨至老爷庙以东高地,实施中间突击;687团主力占领西沟村、蔡家峪、东河南镇以南高地,断敌退路,并阻击灵丘、浑源方向的敌援军;688团为师预备队。当时协调国民党晋绥军一部从西南方向东跑池加入战斗,以构成对敌两面夹击。
  当日午夜,344旅向预定地域进发,途中突降大雨,至白崖台河时,山洪暴发,旅部和687团抢先一步,涉险通过,但688团则被猛涨的河水阻断。25日拂晓,687团到达指定位置,1营迅速抢占了东河南镇以东两侧高地,2营占领1245.8高地,3营占领1466高地及其南侧高地隐蔽待敌。
  25日晨,出乎八路军的意料,日军两支部队东西相向而行几乎同时钻进了埋伏圈,即第21联队辎重队(大行李队)由灵丘向西开往平型关和第6兵站汽车队由关沟向东开往灵丘(从平型关前线沿来路返回灵丘转运伤兵和接运援兵)。由于山谷狭窄,道路泥泞,敌进展缓慢。
  上午10时,115师抓住有利战机,突然发起攻击。344旅687团2营5连冲下峡谷隘口附近公路,仅20分钟就炸毁敌汽车20余辆,将隘口堵塞。左翼的343旅部队也冲下公路,将敌汽车队拦腰截断。日军突遭打击,一时混乱不堪。687团2营各连乘机对敌人实施分割穿插,3营则与敌大行李队展开激战。在我各团勇猛突击下,日军被截成数段。富有"武士道"精神的侵略者不甘心在此覆灭,拼命反击,与我展开激烈的争夺,到处是刺刀相碰、枪托互砸。凭借优势兵力和顽强的战斗意志,115师参战部队终于在下午将被围之敌大部歼灭,同时打退了敌数次增援。
  平型关战斗共歼灭日军千余人,歼敌人数虽然不多,而且是后勤辎重部队,但日军两路辎重队在战斗中被全歼,两名中佐被击毙,这个干净利落的歼灭战给日军震撼不比一场大规模战役小。在抗战初期华北战场几乎全线溃退的形势下,八路军毫不畏惧,敢于亮剑,极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蒋介石也亲自致电嘉勉。
  平型关战斗还显示出八路军与众不同的战斗作风,在战前115师师长林彪敢于亲率少数骨干深入敌后察看地形,是此战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平型关战斗之后,友军晋绥军也多次主动出击,不再是被动地等待日军来攻。


115师师长林彪(左一),副师长聂荣臻(左二)在平型关战斗作战指挥部。

  转战华北,痛击侵略者
  平型关大捷后,344旅在晋东北不断出击,大力开展敌后游击战,有力配合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作战。1937年12月,344旅奉命开赴冀西平山地区,相机打击正太、平汉铁路沿线之敌,牵制日军继续南进,并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队伍。当时,因687团2营在平型关战斗中表现英勇,给115师师长林彪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了发扬和传承陕北红军(该营的前身是陕北红26军改编的红15军团78师一部)的光荣传统,亲自建议将687团2营和688团2营调出合编为344旅第689团。该团成立时,团长韩先楚,政委崔田民。同时将旅警卫营补入687团为新2营,688团也重组第2营,此时,全旅实力过万,武器也占人数之半,暂归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
  1938年1月,344旅688团袭击了正太路上的井陉煤矿,歼灭守矿日军,捣毁了煤矿设施。日军急从石家庄增援,妄图对我合击。22日,344旅在平山县温塘伏击出援日军,歼其200余人。战斗中,日军炮火击中688团指挥所,团长陈锦秀和1营营长刘国清等7人壮烈牺牲。陈锦秀时年仅24岁,曾任红15军团75师师长,能征善战、屡建功勋,他的牺牲是344旅的重大损失。
  4月,344旅配合129师粉碎敌九路围攻。689团参加著名的长乐村战斗,与日军反复争夺戴家垴高地,1营伤亡过半仍冲锋不止,全团伤亡500余人。此等英勇顽强和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令观战的129师师长刘伯承和副师长徐向前深为感动,战后颁令予以嘉奖。
  敌围攻被我打破,344旅和决死1纵队于山西长子县张店、张度岭截击南逃的日军108师团一部,打的更为激烈。687团团长田守尧亲自率领第3营趁敌正在公路上集结训话,发起猛烈进攻,将千余名日寇截成数段。我八路军指战员个个奋勇当先,人人刺刀见红,大量杀伤敌人。688团2营出击公路东侧高地时,遭敌两面围攻,6连2个班掩护大部队陷入重围,与敌拼搏至黄昏全部殉国,无一被俘。张店战斗是反九路围攻之最后一仗,344旅消灭日军千余人,自身伤亡638人,这是一场"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战斗!
  战后,344旅主力留长治附近整训,689团随129师主力从太行山区向冀南、豫北平原展开。5月初,因未正确领会上级作战意图和摸清敌情,689团在冀南威县由围城打援变成强攻城垣,损失较大,伤亡350余人,失抢百余支,仅歼日伪军100余人。但强攻威县,在政治上影响很大,冀南腹地日伪军纷纷弃城逃离。此后4个月,689团在冀南平原上纵横驰骋,辗转血战,驱除敌伪,清剿会匪,声威日盛。8月底,该团返回平汉路以西归建344旅。
  在689团大展身手的同时,344旅在长治也抓紧时间扩充兵员和进行军事训练。6月底,日军第108师团主力沿晋城至曲沃公路西进,驰援同蒲铁路南犯之敌,344旅(欠689团)奉命由长子地区南下至晋城以西地区截击。7月6日,日军108师团一部乘汽车50余辆,附骑兵一部西犯。10时许,其先头骑兵200余人到达上、下黄岩,主力进至阳城以北之町店附近大休息,抵近我344旅预伏阵地。为先机制敌,徐海东早已做好了部署,隐蔽待敌。
  时值盛夏,日已近午,骄阳似火,酷暑难当。日军有的吃饭,有的睡觉,更多的是架起枪下到芦苇河洗澡,我伏击部队悄悄接近敌人。12时,徐海东一声令下,我八路健儿猛地跃起,向敌杀去。688团率先以绝对优势兵力向敌先头骑兵开火,手榴弹炸得敌人仰马翻,乱成一团。激战3小时,解决该敌,我伤亡仅50余人。687团1、2营勇猛冲入敌群,以刺刀和大刀与敌展开白刃战,敌慌忙涉河撤逃,我紧追不舍,迫敌回头顽抗。几番拉锯,敌我隔河形成对峙。黄昏,敌纠集残部向我疯狂反扑,企图夺路突围,又遭我晋豫边游击队打击,乃猬集成团,固守待援。负责阻援的687团3营在下午13时也与阳城出援之敌交火,顽强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毙敌40余人。至夜,徐海东考虑到此战我已予敌重大杀伤,且自身伤亡很大,遂于20时主动撤出战斗。
  町店战斗,344旅以伤亡509人的代价共毙伤日军500余人,击毁汽车20余辆,沉重打击和迟滞了日军西援的行动,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卫立煌部组织的侯马之战。
  从1937年8月改编至1938年7月,344旅驰骋在以山西为中心的华北战场上,愈战愈强,累计歼灭日军近3000人,自身伤亡3000余人,基本以1:1的战损消灭了日军一个联队,显示出该旅的强悍战力。
  在敌后战场,八路军以这种"零敲牛皮糖"的战术拖住了日军大量部队,不断地寻找有利时机、地形打击日军,有效消耗了侵略者的有生力量。在资源有限的敌后,如果八路军也仿效正面战场,组织大规模战役,拼不了几次就会损失殆尽。

  南下华中,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
  1938年8月,徐海东病重离职,回延安休养。343旅685团团长杨得志任344旅副旅长、代理旅长。689团归建后,688团又被调出,于1938年11月东进鲁西北,开始接受386旅陈赓的指挥。1939年1月,该团参加冀南香城固诱伏战,圆满完成正面阻击和最后围攻任务,配合兄弟部队打出了一个平原反"扫荡"的成功战例。留在晋东南的344旅主力也在1939年下半年在129师统一指挥下,投入到反日军5万余人重兵的"扫荡"作战中,后参加邯(郸)长(治)战役,巩固太行抗日根据地。
  这一年秋季,日军相继占领广州、武汉,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将大部分的兵力从正面战场转向八路军、新四军坚持的敌后战场。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据此,八路军115师主力逐次挺进山东。年底,344旅先后组建了独立团和特务团,该旅已下辖有5个团。
  1939年3月,344旅代旅长杨得志、政治部主任崔田民率旅直工兵排、炮兵排及部分干部共百余人,由山西高平挺进冀南、豫北,在河南濮阳与旅独立团、特务团及冀鲁豫边游击队一部会合,组成115师冀鲁豫支队,杨得志任司令员,崔田民任政委,开始创建冀鲁豫边区平原抗日根据地。
  1940年2月,八路军总部命令,以344旅和冀鲁豫支队为基础,组建八路军第2纵队。纵队部由原344旅部组成,另由下属的687团、689团机关各抽调一部分人员组成344旅新旅部。2纵下辖新编第1、2、3旅和344旅,总兵力2.5万人。司令员由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兼任,政委黄克诚,杨得志任副司令员,韩振纪任参谋长。从此,八路军老344旅升格为军级建制。
  2纵成立后,黄克诚考虑到2万部队集中在冀鲁豫边区施展不开,不利于今后的发展,遂根据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向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建议:将第2纵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坚持冀鲁豫根据地斗争,另一部分越过陇海路,向华中发展。3月,毛泽东致电朱德、刘少奇,完全同意"将344旅调陇海路南增援华中","应速开动"。4月,黄克诚留新1旅坚持晋东南根据地斗争,率2纵机关和344旅东出太行,于月底进入河南濮阳,与那里的新2旅(原冀鲁豫支队)、新3旅会合,组建冀鲁豫军区,由2纵兼,黄克诚兼军区司令员。
  6月,杨得志留在冀鲁豫军区,2纵机关从军区机关中分出,黄克诚率344旅和新2旅分两个梯队跳出日伪军2万多人"扫荡"的包围圈,继续南下,先后到达涡阳以北之新兴集和涡河边的李园、赵旅屯一带,与新四军彭雪枫的第6支队会合。按照中央军委命令,这两支部队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下辖第2、4、5、6旅。其中2旅和4旅都是原2纵的。7月底,中央军委电令黄克诚留一个旅在彭雪枫处,执行"向西防御"任务,自率一个旅进军皖东北,执行"向东发展"任务。于是,八路军第4纵队重新整编,黄克诚带来的领导机关分出,和第2旅及第4旅687团越过津浦路,与先期进入皖东北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会合。这个苏鲁豫支队可不简单,前身有共产党领导的最早武装--叶挺独立团,红军时期为红1军团第2师,抗战爆发后,改编为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在所有的共产党抗日队伍中,其历史是最老的,也是最早南移的八路军主力部队。
  8月,中央军委指示,将淮河以北、津浦路以东的所有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统一整编,成立八路军第5纵队,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韩振纪任参谋长。原2纵领导机关改为5纵领导机关,下辖第1、2、3支队,每个支队3个团。依次由苏鲁豫支队、2旅及4旅687团、陇海南进支队及新四军6支队第4总队改编而成,全纵实力为2万余人。
  10月10日,八路军5纵1支队1团与北上之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2纵队第6团在盐城、东台间的白驹镇狮子口胜利会师,15日,陈毅和黄克诚在盐城会面,两位久别重逢的老战友倍觉亲切。陈毅即兴赋诗:"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表达了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心情。
  至此,原在华北活动的八路军344旅,胜利完成了南下华中增援新四军的光荣战略任务,从根本上改变了苏北地区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力量对比,为进一步落实中共中央提出"向北发展",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重要基础。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央军委宣布重建新四军。2月,八路军第5纵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委,彭雄任参谋长,吴法宪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7、8、9旅,由原第1支队(曾短暂改为115师教导第1旅)、第2支队、第3支队依次改称。全师近2万人,成为新四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原属八路军2纵队的344旅则改为新四军第4师10旅。
  当时为教育部队,鼓舞士气,宣传党的政策,反映群众的心声,3师领导决定编辑出版一份报纸。师政治部宣教科的同志拟了一些报名,什么"战斗"啦,"战旗"啦,带"战"字的不少。黄克诚却另外确定了一个名字,叫"先锋",并亲笔题词。黄克诚对宣教科的同志解释说:"这支部队呀,有光荣的传统,是党的一支主力武装。中央一直把它作为完成战略任务的重要力量来使用。"此后,3师及后来沿革的部队都以"先锋精神"作为军魂,敢为人先,永往直前。
  3师负责经营的苏北地区,在抗战时期,是以盐河为界的淮海、盐阜两个区域的统称。它东濒黄海,西达京杭大运河,南至盐城、宝应一线,北抵陇海铁路线,面积4万余平方公里,村庄稠密,人口众多,交通发达,物产丰富,是连接山东和华中的要道,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抗战初期,大片国土迅速沦陷,八路军挺进沦陷区建设根据地,调动各阶层人民抗日的积极性,发展抗日武装力量,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只有这样,沦陷区的人民才有领路人,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日本侵略者也因此难以从沦陷区掠夺更多资源,投入到正面作战。

  大胡庄82烈士和刘老庄82烈士
  老百姓是水,军队是鱼,军民团结是胜利之本。在日伪军与我反复争夺根据地控制权的斗争中,3师特别视保护群众的利益,为此不惜作出重大牺牲,曾先后涌现出两个"82烈士"的光荣事迹。
  1941年4月,新四军3师8旅24团从皖东北奉命开赴苏北盐阜区归建,大家一路长途行军,非常疲劳,极需休息。为保证部队安全,团令1营副营长巩殿坤率2连轻装担任对淮安、淮阴、涟水方向的游动警戒。
  当月26日晚,2连从淮安茭陵镇移驻镇南之大胡庄,为了不给该庄百姓增添麻烦,2连决定在庄西北的小西场过夜,这里是个小圩子,距离群众居住的大圩子有200米远。战士们疲惫至极,许多人怀抱武器,躺地即睡。2连的宿营,被当地汉奸获悉,迅速报告给西北涟水城的日军。机不可失,日军朴田大队抽调200名官兵和500多名伪军连夜出发,悄悄包围了我2连阵地。
  拂晓前,2连警戒哨兵发现了异动,立即鸣枪报警。战士们迅速抓起武器投入战斗,连长晋志云指挥1、2排就地展开,利用院墙、猪圈和房屋狠揍敌人。带队的副营长巩殿坤也指挥已被分割遭受较大伤亡的3排抢占房屋,把住巷口。此时,我2连对敌人的情况还不明了,但为了掩护大圩子的群众安全转移,2连没有只顾自己跳出包围圈,而是就地坚守以吸引敌人。日军不给我以喘息之机,接连以伪军打头阵发起冲锋。霎时,阵地上尘土飞扬,砖瓦横飞。屋顶被炸穿了,院墙被打塌了,战士们一个一个倒下去。连续打退敌4次冲锋后,我2连也伤亡过半,弹药即将耗尽。没有人后退,所有的指战员都拼杀在第一线。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拼;刺刀拼弯了,就用大刀砍;大刀砍钝了,就用枪托抡、用砖头砸。
  几个小时过去了,凶残的敌人实施火攻,在呼呼的东北风猛吹下,小西场顿时浓烟滚滚,烈焰冲天。到了最后的时刻,2连剩余的人员将武器拆毁,有的死死抱着敌人一同滚进浓烟烈火,有的拉响最后一枚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上午11时左右,2连伤亡殆尽,连排干部全部牺牲。敌人付出惨重代价攻下阵地,实施了疯狂报复:一名干部的头颅,被敌人割下来扔到了菜地里;伤员被敌人用刺刀戳死;几名身负重伤的战士被绑在树棍上,架在山芋窖上用火烧死。
  因当天风沙很大,24团团部又处在上风头,以致枪声听不到,烟火望不见。直到一个村干部找到团部,首长当即率2营和警卫连跑步增援大胡庄,但为时已晚。打扫战场时,除了一个负重伤躺卧在烈士遗体下边的小战士刘本诚幸存外,其余82名指战员全部战死。
  第二个"82烈士"出现在1943年3月的淮阴刘老庄。当时,日军第17师团调集步骑兵3000多人,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向我淮海根据地中心地带展开大规模的"扫荡"。该敌行动迅速诡秘,当月18日拂晓,突然出现在刘老庄附近,再有1个小时的路程,就可以到达我淮海区党政机关的驻地六塘河。此前,我3师7旅19团已奉命集结部队,跳到外线,奔赴泗洪山子头作战。该团4连也在17日晚接到了命令准备行动,不料就在次日拂晓发现了敌情。是追赶部队远离包围圈?还是就地阻击,掩护党政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安全转移?4连连长白思才和指导员李云鹏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
  决心一下,全连立即进行战斗准备。为避免刘老庄毁于战火和掩护庄内群众撤离,4连选择在庄外的一条断头交通沟展开防御。日伪军集中炮火对4连阵地进行毁灭性炮击,数百米长的交通沟被夷为平地,同时以大队骑兵实施冲击。4连官兵在强敌面前,坚定沉着,不畏严重伤亡,浴血奋战,连续打退日伪军5次进攻,毙伤敌百余人。苦战至黄昏,身负重伤的白思才、李云鹏组织全连仅剩的20多人,掩埋好烈士遗体,烧毁地图、文件,砸坏多余的枪支,端起刺刀扑向敌群。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82名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
  战后,7旅命名4连为"刘老庄连",并调涟水独立团2连全部参与重建4连。
  除了八路军、新四军正规部队,在建立、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被派到地方做群众工作的干部也付出了重大牺牲。地方干部、抗日武装的处境往往更加艰难凶险,他们要对抗日伪军的围剿,还要应付叛徒的告密、顽劣势力的袭击,真的是"将脑袋系在腰带上",随时都有可能牺牲。
  扩大解放区,准备战略反攻
  从黄克诚率领八路军5纵队进入苏北后,日伪军就频频发动"扫荡"、"清剿"和"蚕食",妄图将这支部队消灭或赶出苏北。为了不辱使命,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任务,保卫和巩固这块在敌后刚刚开辟的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3师采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抓住各种有利时机,利用各种战术手段去打击敌人、消耗敌人,从敌人手中收复失地,不断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壮大抗日武装力量。为此,对所属的各旅做了明确分工,即第7旅担负机动作战任务,第8旅负责盐阜区,第9旅负责淮海区(1941年9月与4师10旅对调后,由10旅负责),师部和华中局均驻盐阜区。
  1942年11月,苏北军区成立,由新四军3师兼;盐阜军区和淮海军区改为军分区,由8旅和10旅分别兼。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部队精兵简政,实行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主力化。7旅的21团、10旅的28团、29团全部拆散,组成盐阜区3个县总队和淮海区4个支队。
  1943年3月,3师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团以上干部,在连云港附近海域与日军的海上巡逻艇发生遭遇战,师参谋长彭雄、8旅旅长田守尧等16位同志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这一重大损失,使3师在1955年开国将军名录上少了好几位中将和少将。
  在打击敌人方面,根据地军民妙计迭出,甚至还发明了"臭狗阵",取得了奇效。1943年7月,淮海3支队支队长覃健率7团、8团一部围困沭阳县桑墟伪据点。因据点设防坚固,我缺乏重火器,7团几次强攻,甚至采取挖地道爆破、用土"火箭"和土炮攻击,均未奏效,且伤亡较大。战斗中,副支队长兼7团团长宋耀南负重伤后牺牲。
  不得已,7团改变战术,对敌实行"长围久困"。当时根据地正在开展打狗运动,以避免部队夜间运动时狗吠引起敌人注意。3支队参谋长王通吾灵机一动,建议对敌实施臭狗阵,将1000多条死狗投放在敌据点周围。三伏盛暑,死狗很快腐烂,臭气熏天。据点里的伪军被熏得恶心脑胀,水喝不进,饭吃不下,全身浮肿。敌人几次想趁夜搬走死狗,都被我围困部队火力阻止。
  8月19日,沭阳伪军400余人企图增援桑墟,被7团击退。桑墟之敌黔驴技穷,被迫请求与我军谈判。为利今后进行争取、瓦解伪军工作,在其承诺放弃据点,保证今后不再勾结日军对我根据地进行骚扰破坏的条件后,支队首长指定一条路线让其撤出桑墟。围困28天后即8月20日夜,敌放弃据点窜回房山,我收复桑墟。战后,淮海军分区授予7团"长围致胜"锦旗一面。
  1944年3月,淮海军分区集中第1、4支队、2支队6团和涟水、沭阳、灌云三县县总队,发起高沟、杨口战役,历时16昼夜,攻克了深入淮海根据地东部最大的据点,全歼伪36师72旅两个整团和一个保安团等部3400余人,收复500多平方公里土地。
  1945年4月,3师又发起阜宁战役,歼灭伪第5军王清翰部4000余人,攻克阜宁城及其外围据点22处,给号称"老中央"的正规伪军以沉重打击,巩固与扩大了苏北解放区。阜宁是新四军在苏北敌后战场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第一座城市,表明3师已能打城市攻坚战。
  为适应抗日大反攻的需要,1945年3月,由10旅兼淮海军分区第2、3支队合编组成第3师独立旅。8月,3师免兼苏北军区,各旅免兼军分区,同时恢复第10旅各团建制。
  在这一时期新四军第3师以及地方军区部队更多地是与汪精卫之伪军作战。虽说未能像抗战初期那样更多地直接打击日军部队,但敌后作战就像拔河,若不能将伪军消灭、肃清,就会将根据地资源拱手让与日伪一方。从抗日总体作战的角度,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对伪军的打击也起着关键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两淮战役,结束八年艰苦抗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中国战场上,仍有相当日伪军占据坚城,拒不向我根据地军民缴械。8月下旬,为迎接大反攻,扫清苏北敌伪以连接解放区,新四军3师发起"两淮战役"。黄克诚令10旅及地方武装、师直提前行动向两淮开进,并首先攻下淮阴。
  淮阴又名"清江",是苏北水陆交通枢纽,也是苏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该城距淮安仅17公里,面对运河,水深城固,城高8米,城上有日寇经营几年的工事,城四角和城门上筑有炮楼,城内地堡遍布,百步难行;城外据点林立,纵横十里。守敌是伪28师潘干臣部及淮阴保安团和常备旅,总兵力达9000余人。从防御工事和防守兵力看,攻克淮阴的难度都大大超过了春季的攻打阜宁。
  8月底,10旅旅长刘震统一指挥第10旅、师特务团及地方团队扫清了数十个敌外围据点,完成了对淮阴的包围。师、旅首长决定以城东门为主攻方向,并将任务交给了28团。在给潘部下达最后通牒令后,各部展开积极的攻城准备和训练。28团1营作为第一梯队,求战热情最高,下的工夫最大,他们拟订了攻城部署,每个连捆绑了十多架登城用的云梯,构筑了几个距敌较近且比敌城墙还高的机枪火力点,还把几门迫击炮改造成"平射炮"。在城东北角距敌100多米的地方,10旅副旅长钟伟亲自选择了一所小平房,经过几天的昼夜奋战,从此房子下面挖好了一条通往城东北角炮楼底下的地道,并将500斤黑色炸药装了满满一棺材。
  在进行攻城备战的同时,28团采取了战术上夜间袭扰,以疲惫、迷惑敌人,使敌对我夜间攻城的判断坚信不疑,我实现了乘其松懈、攻其不备的战斗企图。9月6日下午14时,总攻开始。在我军所有炮火的怒吼中,28团1营制高火力点的轻重机枪以猛烈的火力封锁城头上的敌碉堡,爆破队引爆了地道中装满炸药的大棺材。一声巨响震撼了全城,城墙东北角被炸开了数米宽的大缺口,敌主炮楼被震塌,一个多排的敌人被全部压死,附近的守敌也被震昏。
  硝烟未尽,震声尚存,1营2连、3连突击排的勇士们呐喊着肩扛云梯手握枪支像箭一样射向被炸开的城墙缺口。2连5班长曾加良奋勇当先,率先登上城头。被震昏的敌人清醒过来,凭借城头上坚固的工事拼命地往下扔手榴弹、炸药包,战斗异常激烈。1营营长张峰随2连突击排刚登上城头,就遭遇到敌两个排的反扑,张峰临危不惧,身先士卒,指挥登城部队将敌打退。该营从总攻开始到攻占城头仅用了5分钟!在东门方向,28团2营在火力掩护下顽强激战,从东门西侧地段突破了敌防御;南门方向,3师特务团和10旅29团也杀开了一条血路。
  28团1营从城东北角突破后,沿水门后街向西发展进攻,迅速攻占了设在观音寺巷内的敌淮阴保安团团部。2营4连突入城内后,在一名曾给潘干臣理过发的工人的带领下,取捷径直扑敌师指挥所。敌警卫营惊恐万状,4连乘敌重机枪尚未架好,一排手榴弹就砸了过去,高喊着杀声冲了上去,将拒不投降企图顽抗的伪28师师长、大汉奸潘干臣击毙,并俘虏敌师参谋长刘绍坤,勒令其打电话下令该师残部停止抵抗。下午15时30分,全城守敌放下武器,淮阴解放了!
  这次战斗共歼敌约9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鉴于28团在战斗中英勇顽强,首先攻入淮阴城,伤亡小,俘获大,在克城歼敌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新四军3师授予该团"清江部队"荣誉称号,1营2连和2营4连荣获"清江连队"的锦旗。
  淮阴的攻克如此酣畅淋漓,让淮安守军更加惶恐不安。但仗着即被收编,守城伪军不仅拒绝我最后通牒,反而组织敢死队百余人,趁夜坠西城而下向我偷袭,被我高度警戒的8旅24团1营全歼。9月22日,3师部队发起总攻。7旅19团从淮安城东南角突破,主力向纵深攻击,直穿插到伪独2旅旅部,并占领了伪淮安县政府,俘敌2000余人。20团于南关东侧突破城墙,挺进迅速,俘获1800余人枪。淮安独立团亦从东南方破城而入,猛击敌人。8旅22团3营仅用了9分钟就登上城头,22团1营和24团3营夺南门和西门而入。射阳独立团也突破城防,各部队穿插分割,将残敌切成数块,各个歼灭。
  攻克淮安之战,毙伪旅长吴漱泉、马绍南、伪专员李云霈等300多人,俘4354人,缴获大量军需物资,我仅伤亡170余人。
  两淮战役以极少的代价,全歼守敌1.3万余人,说明了3师部队经过八年抗战的千锤百炼,战斗力空前的提高和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至此,新四军第3师胜利结束了抗战历程,自身发展到4个旅(第7、8、10旅、独立旅)15个团(含3个师特务团)共3.5万人,苏北地方武装也发展有3.5万人,成为新四军中实力最强大的一个师。该师在黄克诚师长的领导下,4年作战近5000次,歼灭日伪顽军6万多人,成长为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为中国的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70年以后,这支部队已演变为沈阳军区陆军第39机械化集团军,是解放军中唯一的红军集团军。7旅现为济南军区陆军第54集团军机械化步兵第127师,8旅现分编为陆军第39集团军机械化步兵第115旅和摩托化步兵第203旅,10旅现为陆军第39集团军机械化步兵第116师,独立旅现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第117师。

第 七 章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桂东的形成和党组织的恢复发展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芦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标志着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始,民族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全国人民的呼吁下,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在桂东一带的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根据上级指示,与国民党当局谈判,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议,下山到沙田集中整训,改编为“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开赴抗日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同时,中共桂东地方组织也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并成立了新四军驻沙田留守处。桂东党组织和新四军驻沙田留守处领导桂东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第一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桂东的形成 

一、桃寮谈判,实现合作抗日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芦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为发动全国抗战、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巨大努力。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民族实行抗战”。根据国、共两党谈判的协议,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和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标志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实现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

1937年9月下旬,中共赣粤边特委派出人员,将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以中共中央分局的名义发出的指示信送到桂东西边山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信中说明: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党中央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将南方各省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指示游击支队可就合作抗日的问题与当地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但要提高警惕,不能轻易下山,一切待命行动。

由于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一直转战在东边山、西边山的崇山峻岭之中,国民党反动派又对东边山、西边山严密封锁,致使游击支队与项英、陈毅等领导的中央分局机关中断了二年的联系,不知道国共已经合作,游击支队接到这突如其来的信息,出于高度的革命警惕性,起初对此甚为怀疑,他们认为国、共两党相互敌视,已打仗十年,怎能一下子就化干戈为玉帛而进行合作呢?怀疑是国民党反动派设的骗局。正在这时,前往湘南特委联系工作的罗新成、顾星奎赶了回来,他们也说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过有关国共合作的文章。虽然如此,不少人仍心存疑窦。于是,支队长游世雄派顾星奎等随赣粤边特委派来的交通员前往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央分局所在地证实指示信是否属实。中央分局的杨尚奎会见了罗新成、顾新奎,向他们着重讲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反复强调在谈判中不能放弃原则,决不能让国民党吃掉我们。顾星奎等返回西边山后,将上述情况向游击支队党组织作了传达。至此,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才消除疑虑。支队随即召开党委会议,统一了认识,指战员们纷纷表示,拥护党中央的决策,坚决贯彻执行,决定派人与国民党桂东县政府谈判。

遵照中央分局的指示精神,1937年10月初,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负责人游世雄带领顾星奎、曾昭墟、肖国天下山至桂东县西边山的桃寮,就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游击队下山集中等问题与国民党湖南第八区(郴州)保安司令部少校郭大维、桂东县政府代表黄存善等人进行谈判。谈判期间,国民党代表以国共合作应全国统一于一个政府、军队统一编制、统一指挥为借口,采用官禄引诱与强硬威胁相结合的手段,企图将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编入国民党保安团。游世雄等坚决驳斥了国民党代表的荒谬言论,认为这是借合作之名吞并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明确地表明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的坚定立场。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谈判斗争,最后,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合作抗日的四项协议:(一)双方停止敌对行为,确定沙田为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集中地点,周围60华里由游击支队设防作为红军游击队活动的地点;(二)红军游击支队集中改编期间,国民党桂东县政府保证如数供给给养;(三)释放所有被捕坐牢的共产党员、红军游击队队员及革命群众;(四)除游击队派员与有关县取得联系外,国民党派郴州保安司令部少校参议郭大维为常驻沙田代表,以便双方联络交涉。接着,游世雄等又赴汝城与郴州保安副司令胡凤璋及汝城县长凌惕渊进行谈判,经双方洽商,达成了“国民党郴州保安司令部解除对东边山、西边山游击支队的敌对行为的协议。游世雄离开汝城时,胡凤璋、朱扬荣分别送给他一头骡子和一件狐皮大衣,郭大维送还了游世雄在西边山松坑突围中失散的儿子游怀春。值此,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在桂东建立。 

二、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沙田整编开赴抗日前线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活跃在桂东东边山、西边山的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经受严峻的考验和锻炼,保存和发展革命队伍,粉碎了国民党军事上的驻剿、围剿、搜剿、追剿,牵制和消耗了湘、粤、赣敌人的有生力量,支援了红军北上抗日。全面抗战爆发后,按照游击支队代表与国民党桂东县当局等代表谈判所达成的协议精神,以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响应党组织的号召,活动于东边山、西边山的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于1937年10月中旬,带着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下山到桂东沙田集中,并进行整训、扩军。整训的主要任务:(一)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认清形势,明确新任务,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英明决策,国共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二)进行军事训练,提高部队的战略战术水平;(三)深入群众开展宣传工作,发动青年报名参军,保家卫国。整训期间,游世雄、王赤向部队传达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以及以民族利益为重,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集中力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伟大意义。随后,制订了群众工作计划,组成群众工作组,深入周围农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经过广泛开展群众工作,县内的青年纷纷要求参军抗日,王桂馥、陈炳才、扶有余、李明、郭英才、郭名兴、郭玉恒、周斌等200余人参军,游击支队的队伍由原来的300多人扩展到500多人。通过整编,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奉命改为“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下辖两个支队,原西边山游击队为第一支队,游世雄任支队长兼政训员;原东边山游击队为第二支队,方玉明任支队长,王赤任政训员。此时,北山区委代表罗绍增经思顺、上堡等地来到沙田与游击队取得联系,并转达了游击支队到大余池江集中整编的指令。12月5日,湘南特委代表游世雄派杨汉林、钟乐喜赴江西大余池江中央分局向项英、陈毅汇报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在沙田集中整训的情况,并请示行动命令。

12月下旬,在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开赴大余池江集中的前夕,桂东县各界人士在县城醒钟楼前举行隆重集会,欢送游击支队开赴抗日前线。会上,国民党桂东县党部负责人张恕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县长颜宗鲁向游击支队赠送了锦旗,上书嵌入游世雄之名的对联“世势艰难,相期共济;雄才大略,定建殊勋”,旁题小字:“世雄队长吾兄,请缨抗日,卫国保家,鹏程万里,其志可嘉,于其行也,爰选联语,以志纪念,并代表桂东民众同伸贺忱”。桂东县和汝城县的群众纷纷前往慰问,送来许多慰问信和大批慰问品。

1937年12月28日,游世雄等接到中央分局下达的命令后,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部分队伍由桂东沙田开往江西省崇义县思顺,继续集中训练。当日,支队部致函崇义县政府:“敞队奉令开拔崇义过埠等处集中整理训练,北上抗战,应请贵府查照,布予以军需品和给养之接济维持,以免军困。”并派代表前往县政府交涉,要求备供给养,另筹制棉军服150套。起初,崇义县政府对游击队要求予以推卸。但由于游击队坚持有理、有节和有利的说理斗争,迫使县政府召集地方各界人士开会讨论决议,“暂予维持,所需费用,即就地方垫借,部队离开后再行核实造册,呈请上峰设筹归还。”至1938年2月上旬,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编为五个中队、一个宣传队,由游世雄、王赤率领,分期分批从沙田出发,经江西的崇义等县抵达大余县池江集中,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及第三营的一部。1938年2月15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及第三营在项英、陈毅的领导下开赴皖南抗日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

第二节  新四军驻沙田留守处的建立及其活动 

一、建立新四军驻沙田留守处 

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在离开沙田之前,遵照上级的有关指示,在与国民党桂东县政府进行交涉并获同意后,着手组建新四军驻桂东沙田留守处(下简称沙田留守处)。1938年初,抗日义勇军离开桂东后,沙田留守处公开正式成立,顾星奎担任留守处主任,由14名斗争经验比较丰富的老游击队员和部分素质较高的军政干部组成,配有短枪一支,长枪十四支。

留守处成立后,办公地点设在沙田墟万寿宫。沙田墟是湘粤赣边界有名的农村集贸市场,距县城30多公里。1928年4月,毛泽东在此正式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当年,中共桂东县委、桂东县苏维埃政府设在沙田万寿宫,沙田一带群众基础较好,便于留守处开展工作。留守处的主要任务是:(一)宣传贯彻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二)积极发动各界爱国人士参加抗日斗争,动员组织和巩固抗日团体,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三)想方设法筹措物资、经费,支持抗日战争。(四)反对妥协、反对分裂、反对倒退,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坚决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领土。

沙田留守处成立后,以合法身份公开进行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以极大热情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二、利用群众书店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为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投入伟大的反侵略战争,沙田留守处通过召开小型座谈会,办墙报、出专刊、书写宣传标语,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革命歌曲,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宣传发动,鼓舞士气,激励斗志。同时号召各阶层人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抗日救国尽责任、作贡献。其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求民族解放;发扬民主,以求民权伸张;减租减息,以求民生改善”的宣传,尤其令人振奋。

1936年冬,以教育界为主的一些进步人士、开明士绅有感于桂东地处边陲,交通闭塞,文化落后,教育事业不发达,尤其是新的学期开学很久了、而教材迟迟没有着落等问题,倡议开办书店,经销中、小学教科书、工具书和文化教育用品,以解燃眉之急。经过半年左右时间的筹备,开设了沙田群众书店。

沙田留守处成立以后,立即利用“群众书店”这一阵地,加强抗日民主宣传,支持进步文化的发展,留守处的工作人员加紧与读者、特别是知识界人士的联系,并以此为聚会点,广交朋友,联络感情,增强共识。并对书店如何作好书刊的发行工作给予指导,帮助书店同仁健全董事会(股东会),加强各股友之间的往来,扩大股份,增加资金来源,拓宽业务范围和渠道,在县城、寨前、大塘、四都、桥头等墟镇帮助设立分销处;同时,还帮助他们与“生活书店”、“世界书局”、“儿童书店”、“大达图书供应社”等单位建立特约分销关系,购进和销售各类进步书刊,如《新华日报》、《论持久战》单行本、《毛泽东言论集》、《八路军将领小史》、《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阿Q正传》、《老赵下乡》、《老残游记》、《被开垦的处女地》、《母亲》、《大众哲学》、《解放》、《野草》、《湘江评论》等等。这些书刊积极宣传共产党主张,宣传抗日根据地军民抗日斗争的战绩,深深吸引广大读者,这对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发挥了很大鼓舞和教育作用。对此,桂东县政府也不得不承认沙田群众书店做了“协助抗战文化宣传”工作。1939年冬,因国民党桂东县党部和桂东县政府中的某些顽固分子向其上级控告“桂东沙田群众书店有共党嫌疑”,将与书店有关联的人员列入“共党分子”的名单进行密报。书店也累遭无理检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也派要员前来“了解情况”,进行追查,群众书店承受着巨大压力,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更名为“群育书店”。 

沙田留守处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开展统战工作。除配有专人负责文教知识界、群众团体的工作外,对国民党军政界人士中的工作也抓得较紧,而且成效显著。通过沙田留守处的努力,县内各阶层人士,特别是在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的支持参与下,1938年春成立了桂东县各界人民抗日救国会,并通过救国会在全县开展各项抗日救亡运动。当年,桂东存在一支游杂武装,在湘赣边界拦路抢劫,弄得县民人心惶惶,日夜不安。为此,一些进步人士以保家卫国为号召,在征得沙田留守处的支持和顾星奎的同意后,在东水等地组织抗日自卫联保队,给这支游杂武装以沉重打击,社会秩序较之以前大为安定。沙田留守处通过做抗日自卫联保队的思想工作,掌握了这支队伍。中共湘南特委书记王涛在1939年4月11日向中共湖南省工委的报告中说:“在桂东方面,我们取得了一个自卫队,并在剿匪中造成了模范队伍。”同时,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在共产党的政策感召下,当时的桂东县县长与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工作“比较接近”。

按照国、共两党协议“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不能抓武装”的规定。沙田留守处没有在桂东独立抓武装,而是贯彻执行中共湖南省工委关于积极动员党员和群众参加民众训练的指示,着力加强军事方面的统战工作。精心挑选一些干部和进步青、壮年参加当地的民众训练和地方抗日自卫武装。1938年5月,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任命李文藻为桂东民众训练大队大队长以后,还选派了一批青年、壮年参加同年6月以后举办的各期民众训练。同时,组织民众参加以保家卫国为口号的桂东县民众抗日自卫团。 

四、执行减租减息政策 

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处理土地问题的基本国策。实行这一国策,在政治上可以动摇封建统治,在经济上可以削弱封建剥削,改善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状况。因此,沙田留守处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关于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而代之以减租减息政策的决定。1938年1月26日,在沙田召开了有千余群众参加的民众大会,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减租减息政策,贯彻执行“二五减租”和“分半减息”或“一分减息”,即地租按抗战前的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不得超过一分半或一分。这样既保障了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又保障了佃农对土地的佃耕权。减租减息斗争,不仅推动了各阶级的抗日,减少了地主阶级对农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阻力,同时减轻了农民一部分负担,改善了生活,从而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生产和抗日积极性,适当调节了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团结了各阶级、阶层,对抗日有着极为重要作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为帮助解决抗日军人家属生产、生活中的具体困难,沙田留守处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帮耕、帮种活动,使一些抗日军人家属的困难得到较好的解决。对那些曾经为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做过一些有益工作的群众,沙田留守处派出人员前往探望,进行慰问,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以坚定他们“红军一定会回来、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信念。鼓励他们积极投入当前的抗日救亡活动。 

五、营救在押的红军战士 

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战士赖清洋、林员球、曾堃等3人,在与国民党军作战时不幸被俘,被解至江西崇义县关押。1937年底,顾星奎以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二支队负责人的身份前往崇义县城,就释放在押的红军战士问题,与该县县长聂大炎进行严正交涉。顾星奎郑重指出:继续关押红军战士,既严重违背有关协议,也非常有碍于合作抗日,于国于民不利。要求崇义当局迅速释放在狱的红军战士。迫于压力,崇义县长答应不日放人。然而,崇义县当局不但不履行诺言,反而将前往桂东沙田访问旧友王赤的红军战士朱清元在返回途中经过崇义县时捉拿监禁,历时数月,身陷囹圄。为此,沙田留守处积极向陆军新编第四军驻(大)庾通讯处反映情况,继续努力营救狱中的四名红军战士。 

一、资汝桂中心县委和桂东工委的建立

1937年7月~10月,领导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的党组织有中共东边山区委,书记王赤;中共西边山区(特)委,书记顾星奎;中共新兴区委书记邹云雄。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与中央分局曾失去两年联系,力量较为分散,1937年10月,根据中共赣粤边特委指示,为贯彻全面抗战路线,加强资兴、汝城、桂东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在筹组新四军驻沙田留守处的同时,抽调干部在沙田秘密建立中共资(兴)汝(城)桂(东)中心县委(以下简称中心县委),中心县委书记由顾星奎担任,副书记由彭寿祺担任,委员有刘芝禄、钟录喜、李书福等。中心县委机关设在沙田万寿宫。中心县委的建立,结束了党组织分散的局面,使资、汝、桂三县党组织的建设和抗日救亡运动从此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进行。

中心县委与新四军驻沙田留守处领导虽是同一班人马,但工作重点有所侧重。由于国民党不允许共产党组织在其统治区内公开活动,因而中心县委是秘密的组织,其领导人对外只能以新四军驻沙田留守处负责人的身份出面活动。中心县委成立后,其主要任务是:(一)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地下活动。(二)组织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抗日团体。(三)宣传中共党的抗日救国的政治刚领,发动爱国青年参军抗日。(四)贯彻减租减息政策,改善人民生活,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供应抗日物资。(五)反对内战,反对分裂,反对妥协投降,打倒汉奸卖国贼,没收其财产作抗日经费,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保卫世界和平。

资汝桂中心县委开始属中共赣南特委领导。1938年1月,中共中央派陕甘宁边区统战部副部长王涛以新四军中校秘书的身份来湖南工作,王涛在湘粤边界找到湘南党的领导人周里及谷子元、李林、谢竹峰等人。2月,王涛在郴州城重新组建中共湘南特委,书记王涛,组织部长周里,宣传部长卢良,职工部长蔡坚,秘书长余稼生(后叛变)。中共湘南特委恢复后,特委根据新的形势,派干部到边界各县恢复和整顿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值此,资汝桂中心县委转属湘南特委领导。1939年6月,湘南特委撤销新四军驻沙田留守处后,顾星奎调离桂东,资汝桂中心县委由彭良祺负责。1939年底,资汝桂中心县委撤销,成立中共桂东县工委。1940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精简党组织机关的指示,中共桂东县工委委员由3人组成。1941年8月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在此期间,中心县委、桂东县工委坚持以抗日救亡为中心,领导桂东人民开展抗日救亡各项活动。 

二、发展基层党组织,壮大党员队伍 

中心县委成立后,非常注意加强自身建设,为使党的组织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极力壮大党的队伍。遵照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注意在工人、农民、下级军官和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同时,也注意按照党员标准,在其他社会阶层中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社会基础”的指示精神,派出党员干部认真考察建党对象,积极而又慎重地发展党员。在吸收工人、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的基础上,把对当时在桂东具有较高社会地位和较大社会影响,又能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吸收为共产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经过一段时间努力,中共桂东县寨前区委成立,区委机关设在寨前墟黄万顺商号,书记李书福(后被开除出党)。1938年冬,经顾星奎介绍,刘彬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扶屏、何之、郭有磷、李厚信也先后加入了党的组织。随后,成立沙田群众书店党支部(1938.4~1940.5),书记刘彬(1940年5月投靠国民党)。党组织的队伍不断壮大,党员很快发展到20多人。顾星奎从衡阳学习回来,将群众书店党支部扩建为中心区党支部,群众书店中心党支部辖管下面几个基层支部。1938年9月,桂东党员人数增加较多,有共产党员46人,其中大多数是农民。1939年初,流源、江湾、径口、桃坪、芳村等地先后发展了一些党员,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此时,党的组织已基本上处于半公开状态,一些在大革命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人,也纷纷来到沙田找中心县委,要求恢复组织关系。但党的各基层组织之间仍采取单线联系方法,各支部之间只有直的联系,而不准有横的联系,以免万一出了问题而影响整个组织。

1938年夏至1939年初,为尽快培养干部,湘南特委在郴州城万胜旅馆举办抗日训练班,主要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共产党纲领和有关党建知识,训练结束后,仍回原单位工作。中心县委于1939年春派扶屏(1940年5月投靠国民党)赴郴州训练班参加培训。

这个时期,由于团结抗日的形势处于上升阶段,执政的国民党在口头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是合法政党,同时,桂东的党组织积极执行中共中央和上级党委的各项政策,把公开和秘密工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党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党员数量增多,1940年底,桂东有中共党员近100名。可是,在新的形势下,由于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干扰,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警惕,在处理公开与秘密活动的关系上出了一定偏差,加上发展党员的步子迈得大了一点等原因,致使党的部分组织和一些党员干部被暴露。这些问题虽然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很快地得到了纠正,但仍留下了一些不良后果。当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时,导致党的一些组织遭到破坏,已暴露身份的一批党员干部不得不撤退转移,未暴露身份的党员,利用各种关系和公开的职业作隐蔽,继续坚持斗争。 

第 八 章  坚持抗日斗争和南下支队转战桂东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桂东人民在党组织和沙田留守处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动员广大青年参军抗日,大力募捐钱、物支援抗日前线。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当局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蓄意制造反共摩擦,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对艰难复杂的形势,桂东党组织坚持团结、反对分裂,适时转变斗争策略,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5年8月、9月,以八路军三五九旅为主力的南下支队南征北返途经桂东,军民团结战胜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鼓舞了桂东人民的革命斗志。八年抗战期间,桂东虽然没有沦陷,但遭受了重大损失,桂东人民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支持前方抗日 

资汝桂中心县委成立后,与新四军驻沙田留守处一起,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促进和推动县抗日救亡群众团体的建立。多次与国民党桂东县政府协商,1938年初,成立了“桂东县各界人民抗日救国会”。抗日救国会大张旗鼓地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工作,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要求农民、工人努力生产,创造财富,支援前线;青年要踊跃入伍,杀敌救国;县内人士要厉行节约,支援国家抗战。同时,召开抗日的宣传大会,到处张贴“全民总动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坚决抵制日货”等标语口号,并将过去所写“剿共”的标语全部洗刷干净,重新换上抗日的巨型标语、口号、漫画和抗日的国民公约。学校师生组织剧团,在沤城、寨前、沙田、桥头等墟镇演出新剧,组织师生游行示威,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必要性,积极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中,野蛮残忍,无恶不作,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惨遭屠杀和蹂躏的罪行,激发广大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的抗战热情。

在抗日救国会的组织下,县、区、乡还分别成立了“抗日募捐委员会”,开展“七七抗战献金”活动,机关、团体、学校分别设立募捐小组,开展每人捐献一块钱、每户献一只鸡购买抗日飞机的募捐运动,职员捐献月薪百分之五,其他人自由乐捐。经过努力,至1939年,募捐支前的衣服800件,筹集现金40888元,稻谷1244.8石(担),应募救国公债银洋1505.75元。县内干部训练班学员也捐献了从生活费中节支的335.24元,体现了一片爱国热忱。

1938年5月,桂东民众训练大队成立以后,各乡也相继成立民众训练中队,举办训练班,选派一批青年、壮年进行分期分批训练,学习军事知识,练习射击、投掷手榴弹等,提高他们的军事素质,向抗日前方输送兵员。不久又成立了县民众抗日自卫团,以保家卫国为口号,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桂东广大青年响应号召,纷纷应征入伍,赴前方抗击日本侵略者。1939年,桂东应征入伍人员856人。

1939年10月,县成立公役抗敌军人家属优待会和慰问前方将士委员会,各乡、保相继成立优待委员会162个,组织学生宣传队慰问出征军人家属,让前方将士安心军营,英勇杀敌。1940年9月6日,县城机关和学校举行欢送新兵入伍大会,欢送108名新兵踏上抗日征途。1942年-1943年,县内老百姓为部队挑运军粮3.5万担。

1944年3月,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率部退驻桂东,同时,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各厅、处、省级各机关先后移驻桂东县境内。薛岳所部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兵站总监部、陆军担架军团、军政部交通器材总库和所属团、营、连官兵及湖南省银行总行、省财政厅、地质局、公路局、电讯局、田粮局、省教育厅、省立第一医院等机关共达117个单位,几万人分驻在县城、城郊、寒口、增口、寨前、沙田、四都等地。5月,薛岳带领官佐进驻城郊坳背。抗日胜利后,部队和机关陆续撤走。期间,桂东人民克服重重困难给予支持,帮助部队和省直机关运输物质,承担夫役达3.76万人次;提供粮食等生活必须品,承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负担。当时,随薛岳部队进入桂东的中共地下党员徐亮(许尚安)在沙田龙头等地举办读书班,宣传抗日政策,帮助郭名善、郭垂炎等进步青年组织抗日革命军,后因日本投降而未能举事。

同年10月下旬,盟军的飞机从芷江机场起飞,在湖南省酃县上空发生空战,美国飞虎队飞行员罗伯特·厄普邱奇驾驶的P40型轰炸机在战斗中不幸中弹,飞机坠毁在桂东八面山西靖乡(今四都乡)桃寮的大岗里,桂东县政府获息后,立即对该地区实行警戒,马上组织人员进行救援,将飞机残骸用人力运至沙田墟,交由第九战区的军械库收藏。将遇难的飞行员遗体运至县城入殓,并举行隆重追悼仪式,按桂东当地的风俗,将遇难飞行员遗体安葬在县城三台山。

桂东作为一个山区小县,属穷乡僻壤,一时成为敌后军政重地,为湖南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与抗日形势的逆转 

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成为了主要矛盾,虽然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推动下,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仍然存在着共产党实行的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同国民党实行的压迫人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片面抗战路线的斗争。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妥协退让倾向抬头。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随后又制定和秘密颁发《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共文件,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多次发动反共高潮,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桂东县政府秉承其主子的意旨,不顾抗战大局,训练特务、引诱爪牙、网罗歹徒,不断挑起事端,制造反共摩擦,多次掀起反共恶浪。对桂东人民高涨的抗日热情采取控制和压抑政策,对抗日支前工作采取消极、拖拉的态度,千方百计限制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限制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3月18日,国民党桂东县政府发出密令,对爱国青年的抗日救亡运动予以严加防范,限制人民提抗日口号,不准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派出大批特务,分布在县城、寨前、四都、沙田、桥头等地,监视人民群众的抗日言行。6月1日,伪县长胡济石又宣布全城戒严令:规定在戒严期间,必要通行者“要携带当地乡保长证明条,交由警戒兵丁验明属实,方可通行,否则以匪探论处”。以此严密侦查共产党的活动,限制抗日工作的开展,并且派出特务对资汝桂中心县委成员跟踪监视,对其活动进行限制。地下工作人员李凤才当时虽然未暴露身份留在境内,亦被国民党桂东县政府以有通匪嫌疑,对其公开监视,使其不能开展活动。

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湖南省主席兼国民党第九战区的司令长官薛岳猖狂反共,大肆开展清查“异党”活动。当时,桂东工委未及时得到上级党委指示,多次派员前往郴州、衡阳等地寻找上级党组织进行联系,但均未获得结果,至8月,桂东工委与湘南特委失去联系。

1943年,谢宝树任桂东县长期间,实行独裁统治,绞杀抗日民主运动,高喊“戡乱救国”的反动口号,号召他的爪牙、歹徒集中力量打击共产党,积极发展中统和军统等特务组织,并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威逼利诱青年作特务工作。“三青团”特务头子郭垂诚等对进步青年和人民进行侦查、密报、逮捕、监禁,甚至屠杀。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各种挑衅,中共桂东党组织对国民党桂东当局倒行逆施的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所有共产党员转入地下活动,以各种职业作为掩护,以保存革命力量。 

三、新四军驻沙田留守处的撤销

国民党顽固派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破坏国共两党合作的大好局面。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诱降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日妥协动摇,反共活动日益加剧。国民党桂东县政府指示各地对共产党的活动严密防范,并将“防范情况随时具报”。新四军沙田留守处虽然以公开身份形式开展活动,但国民党桂东县党部和桂东县政府中的一些顽固分子,秉承其主子的旨意,对沙田留守处的工作进行限制、干扰和破坏,派遣特务对沙田留守处的活动进行跟踪、监视。派出两个班的兵力,配备专门的武器,驻在沙田留守处背后的碉堡里,日夜窥探沙田留守处人员的活动,并企图收缴沙田留守处人员的武器,扬言沙田地区不能有共产党的武装存在,其武器弹药应全部交政府保管等。同时,派遣特务混杂在群众之中,对与沙田留守处接触频繁的沙田群众书店进行监视。

面对顽固分子挑衅,沙田留守处始终坚持党的立场,对国民党顽固分子的行为,给予公开揭露,进行毫不留情的回击;对合作的朋友,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同时,做好各种应变准备,以防突发事件的发生。1939年6月12日,平江惨案发生后,由于形势逆转,环境变得更加恶劣。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牺牲,1939年6月,湘南特委决定撤销新四军驻沙田留守处,武装人员全部开赴抗日前线,顾星奎调离桂东。

新四军驻桂东沙田留守处的一年半时间里,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进行抗日宣传、开展救亡活动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各阶层人士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抗日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四、党组织转入地下进行隐蔽斗争 

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反共摩擦,使桂东的抗日斗争形势迅速逆转。面对敌后抗战的严重困难和严峻形势,资汝桂中心县委遵照湘南特委的指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并采取紧急应变措施:一方面以抗日大局为重,坚持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坚守岗位,与国民党桂东县政府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对顽固派的反动行径进行公开揭露,坚决进行反击,挫败了他们分裂、倒退阴谋,致使其反动气焰不能不有所收敛。另一方面加强与上级的联系和请示报告,加强秘密工作教育。同时开展组织整顿,分批撤退已明显暴露了身份的党员干部,充分作好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事变。

1939年6月,顾星奎调离桂东后,中心县委由彭寿祺负责(他因开小差回江西,被开除出党)。留下来的同志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继续做好有关人士的工作,以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反动分子。1939年秋,中共湘南特委派张春林化妆成卖药的小贩来沙田检查工作,在了解中心县委的情况和目前开展工作的困难等问题后,要求中心县委要坚持做好群众工作,尤其不要放弃文教界的工作。

1939年底,中共桂东工委成立后,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顽强坚持工作,继续撤退已经暴露了身份的党员干部,对尚未暴露党员身份的同志,其工作以社会职业为掩护,扎根于行业之中,秘密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同时对下属各个党支部进行调整,只设立县城和东区两个支部,在农村暂时停止发展党员;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知识界等。

1940年3月,国民党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发出关于“潜伏在党政军各机关团体学校之狡匪姓名一览表”的代电中,将沙田群众书店党支部党员、在桂东县立职业学校工作的何之列为“重要分子”,下令迅速捕杀。为此,何之(后投靠国民党)只好隐蔽离开桂东。1940年底,桂东党组织仍有共产党员50-100人。1941年8月,桂东工委与湘南特委失去联系后,桂东工委的活动更加困难,工作更难开展。虽然如此,桂东工委领导下的共产党员不仅潜伏隐蔽了下来,而且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仍然坚持活动,直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 

第二节  八路军南下支队转战桂东 

一、南下支队南征途中智取四都墟 

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实际需要,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由内线反攻转向外线反攻。为了创建新解放区,增强华南人民武装力量,扩大对日军战略反攻的前沿阵地,1944年9月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等率部南下湘、鄂、赣等地开展工作。建立湘鄂赣抗日根据地,力争北与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五师,南与广东曾生领导的东江抗日纵队连成一线,进而在华南开辟一个强大的五岭抗日根据地。

1944年10月上旬,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主力组成国民党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下辖6个大队5000余人,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王首道,副司令员郭鹏,副政治委员王恩茂,参谋长朱早观,政治部主任刘型;并组成了以王首道为书记的军政委员会。11月9日,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突破成千上万日伪军的围追堵截,直驱南下,1945年3月23日抵达湖南平江县沙铺里。为适应斗争需要和扩大政治影响,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将部队更名为“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各大队一律改称为支队,并分两路纵队南下。随后转战湘东北地区。8月,当部队到达衡东县南湾乡时,得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在新形势下,南下支队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一切人民军队立即向一切敌军交通要道、中心城市开进,接受日军投降”的指示精神和“迅速到达湘粤边与广东部队会合,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对付内战”的电令,南下支队官兵冒着酷暑天气,加速向华南进发。

8月17日,南下支队在王震、王首道等的率领下,从资兴的张家洞出发,快速向桂东转移。部队在翻越海拔一千多米的高山后,进入桂东八面山下的桃寮。当南下支队进入桂东时,人民群众自告奋勇地为部队当向导,帮助他们挑运枪支、弹药及军需物资。8月17日下午,为摆脱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部队冒着不停不歇的滂沱大雨,在泥泞的山路上行进。曾经身中8颗子弹的副参谋长苏鳌同志,用尽他所有力量手脚并用,随部队继续向桂东四都进发。在跨越几座大山之后,经大水坪、蛇江等地进入四都西水一线。

国民党顽固派把南下支队迅速向华南挺进视为心腹之患。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于8月中旬电令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欧震:“王震指挥的军队,现踞八面山区,即派部队予以歼灭。”欧震接到命令后,立即进行部署:调遣第四十四军对八面山进行包围,发起攻击,予以聚歼;第四军派出队伍控制桂东至八面山的通道,从南路进行堵击;暂编第二军派部队占领资兴东北的有利阵地,从西面进行堵击;第五十八军派部队占领宁冈附近,从东面进行堵击。其中,四十四军最先行动,很快地将八面山包围了起来。

8月17日傍晚时分,担任前卫的南下支队第二支队二营五连,在副支队长龙江云的带领下,进入四都墟,准备在此宿营。可是,一进四都墟就发现墟上住满了军队,原来薛岳的工兵五团比他们早2个小时到达了四都墟。此时,前进受阻,后退已来不及。龙江云异常果断地小声命令战士们迅速作好战斗准备,自己则大摇大摆地向墟中走去。暝色四合,夜幕即将来临,加之倾盆大雨下个不停,工兵五团的士兵看不清是谁的队伍,只得大声喝问对方是哪一部分的?龙云江随机应变提高噪门高声回答:什么哪一部分的,你瞎了眼啦!工兵五团团长在屋内一听,来人的口气不小,于是立即跑上前来握手寒喧。机智勇敢的二营五连战士,趁机快捷地穿过了街道,渡过了小桥,迅速地登上了四都墟对面的山头,占领了有利地形,并很快地作好了战斗准备。正在这时,二营其他的连队也相继进入了四都墟,发现墟内都是国民党军,于是立即停止前进。侦察参谋何占魁立即向支队长贺盛桂作了报告,他们在察看当地的情况后,决定消灭这股顽军。贺盛桂支队长当机立断下达命令:二营向墟中突击,一营二连向东迂回。工兵五团团长见部队冲了上来,吓得神不守舍,手足无措,正打算只身进墟边的碉堡时,被八路军战士一枪击毙。紧接着,战士们发起猛烈进攻,已占领四都墟对面山头的二营五连,也用六挺机枪,组成强大的火力朝着溃散的工兵五团猛烈扫射。顽军被打得丢盔弃甲,仓皇逃命。是役,从傍晚战至天黑,国民党工兵五团被打得溃不成军,包括团长在内的官佐兵丁数十人毙命。四都墟为南下支队所占领,为大部队前行扫清了障碍。 

四都墟战斗的胜利,鼓舞南征部队的土气。然而这一遭遇战,暴露了南下支队的主力的行踪,国民党第四十四军、暂编第二军和第四军的兵力迅速从四面八方向南征部队合围上来。为粉碎国民党军的围攻,南下支队于18日凌晨进行转移。由当地群众带路,从宿营地四都墟、莲塘、西水一线,分两路向八面山进发。驻西水等地部队经峡里、装天枧向黄石坳前进;驻溪莲等地的部队直奔黄石坳。两路部队经左溪抵达黄泥坳会合后,又分两路行动。一路直下罗家;另一路经长滩下杨梅土盈。在塘弦里会合,于当日下午,部队到达八面山的彩洞、秋坪、都寮等地。

八面山脉,主峰海拔达2042米,自古有“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民谣。从四都到彩洞一带,沿途都是巍峨的群峰,连绵不绝的山峦,地势险峻,山高谷深;村落稀疏,人迹罕至,方圆数十里不见人烟。国民党军得知南下支队进入八面山后,迅速占领八面山周围所有的山隘、险要和通道,对八面山进行包围封锁,步步进逼,妄图将南征部队消灭在八面山中。国民党军叫嚣:“王震匪军长途跋涉,疲惫不堪,伤病者多,给养困难,如今又走进了一片荒山野岭,被国军包围得水泄不通,就是插翅也难飞得出去。他们即使不被消灭,也会在山里困死、累死、饿死”。

南征部队进入八面山后,一方面是国民党军队前堵后追、处处设防,占领了所有的山隘、险要地带,并以大量兵力来对付南下支队。另一方面,部队长期行军作战,人疲马乏,加之气候恶劣,变化无常,特别是战士们所带的粮食早已吃光,饥饿无情地向他们袭来,大山深处人烟稀少,粮食一时难以筹措,更增添了士兵的困难,指战员也饿得走不动路。尽管如此,战士们仍严格遵守纪律,找些野菜、摘些野果、捉些石蛙聊以充饥。随军作家周立波两天只吃了一片生南瓜和一支干辣椒,饿得两眼昏花,四肢酸软,无法行走。见此情景,副参谋长苏鳌只得忍痛将自己乘坐的战马杀掉,分给每人一小块马肉。司令员王震也不断鼓励掉队的战士克服困难,跟上队伍。

山区气候变化无常,白天赤热炎炎,灼热难当,到了夜晚又突然风雨交加,战士们冷得直打哆嗦,虽然又饥又冷,但艰难困苦并没有使人民子弟兵屈服,仍士气高昂。他们照样不给群众增加负担,处处关心爱护人民。始终把宣传发动群众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在大山深处稀落的住户中做群众工作。老乡们得知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纷纷奔走相告,提供食品,帮助引路。部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给老百姓添麻烦,加负担,从而赢得了群众的信赖。在篝火旁,曾在桂东等地坚持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斗争的老战士刘芝禄,向战士们讲述蔡会文等领导的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斗争的革命经历,宣传工农红军的光荣传统,鼓舞斗志,以增强大家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宣传员小徐也拨弄琴弦,唱起了自编自演的歌曲:“红红炉火炼成钢,江南杀出龙虎将。若问健儿从何来,陕北出发到三湘。打得日伪转了向,连说‘天兵从天降’,打得顽军哭爹娘,大喊饶命我交枪。”这些对鼓舞士气都起到了极好的作用。

深夜,王震、王首道在看望战士们回到宿营地秋坪的一个厂棚后,马上召集司令部人员开会,对部队的行动计划进行研究。会上,王震说明了敌情的严重情况,部队决不能束手待毙。会后,王震、王首道向部队连夜下达了突围的命令:“明日(19日)4时出发,充分作好战斗准备。我们要勇敢地冲出敌人的包围,坚决与东江纵队会合。要宿营、要吃饭,希望生存、希望未来。勇敢前进!冲!冲!冲!杀!杀!杀!毫不犹疑,坚决执行!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是毛主席的。”

19日拂晓,南下支队从秋坪、都寮、彩洞一线出发。司令员王震率领部队,在当地的一个老赤卫队员引导下,避开强敌,选择一条极少人走的道路,冒着暴雨,翻山越岭,以惊人的毅力、顽强的革命斗志战胜各种困难,突破敌人的包围圈,于21日进至汝城县的濠头。彻底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将南下支队消灭在八面山中的阴谋,历尽艰辛的南下支队,取得了八面山突围的胜利。南下支队随后取道汝城黄家土、牛子塘进入江西崇义县境,于27日翻越大庚岭到达广东南雄县百顺地区。

南下部队突围时将在西边山战斗中负伤的刘计,安排在杨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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