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舌侧矫正哪个医生好，舌侧矫正是牙齿矫正的一种方法，在进行矫正时对医生的技术以及医院的设备较为严格，而且在沈阳地区就有很多位医生能够开展舌侧矫正，爱美人士在选择医生是比较彷徨，不知道应该怎么抉择，今天小编就为大家普及一下沈阳舌侧矫正，哪个医生好?
1、侯志明
侯医生担任了口腔正畸科主任医师，专攻领域是舌侧隐形矫正和无槽隐形矫正以及复杂错合畸形综合治疗。侯医生不仅是一名正畸科主任，而且还是正畸教研室的副主任，并担任了中华口腔正畸杂志主编，也是辽宁省口腔医学会正畸专业委员会委员，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口腔医学系，从事口腔正畸专业，医疗教学科研任务。
2、刘奕
刘医生是口腔正畸科的主任医师擅长的领域包括舌侧矫正、错颌畸形、伴有牙周病的成年人矫正等。在1995年时获得了口腔正畸学硕士学位，2004年取得了博士学位并主持了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项，以及辽宁省科学技术计划项目两项和辽宁省教育厅基金两项。
3、孙海江
孙医生担任了口腔颌面外科主治医师，擅长的领域是各类复杂牙拔除以及牙齿矫正和舌侧矫正等孙医生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口腔颌面外科，并担任了多个社会职务，例如辽宁省口腔颌面外科专委会委员以及颞下颌关节病学及合学专委会专科会员等。
4、吴琳
吴医生不仅是一名口腔修复科的主任医师，而且擅长的领域较为齐全，例如牙齿矫正，舌侧矫正，缺失牙修复，牙周病基础治疗后缺损牙以及前牙美学修复等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口腔系并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多年来从事口腔临床修复工作，不仅能够熟练地掌握各类固定修复以及活动修复的临床技术，而且还承担了多项省级课题并发表了10多篇论文。
5、林晓萍
林医生目前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口腔科担任主任医师兼教授，并且是博士生导师，在1982年时考入中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专业，1987年毕业后在校工作从事口腔的临床科研教学工作，在1994年时获得了口腔医学硕士学位，擅长口腔其他学科联合采用综合治疗方法治疗牙周病以及牙周的美学治疗和舌侧矫正等。
以上这篇文章就是小编为爱美人士带来的沈阳舌侧矫正，哪个医生好的相关介绍名单不分先后，仅供参考以上这5位医生均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以及扎实的基础理论。

何为“在‘东北’与‘满洲’之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七月初八日，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为东省小麦等谷物由海路出口事，给外务部咨呈并给督理税务大臣咨复及给外务部函中，全文指称东北地区皆以“东三省”，如“东三省土地膏腴五谷产额甚广”，“兹系统就东三省筹度情形通融办理”，唯有第一处误写“满洲”，随后更改为“三省”。而徐世昌此回复中多有沿用日人善用的“南满海路”、“北满”说法，却唯独对“东三省”有执念。可见，“东北”与“满洲”之争，自清末以来，便有之。本文计划通过考察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中日学界相关“东北/满洲”史研究成果，尝试从“东北立场与满洲立场的历史书写之间”的角度，介绍这一时期的研究的新特点。关于近代东北殖民史的书写，从书写角度出发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东北为基本出发点的历史书写，另一种是以满洲为基本出发点的历史书写。其中，以东北为基本立场的殖民史书写，从研究重点侧重上区分，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分别是侵略（沦陷）史书写、解殖视角下的个体生命史书写和双重性视角下的现代化历史书写。这三种近代东北殖民史书写都有一个相同基本立场，即强调民族国家视角，以及该视角下产生的反帝国主义或抵抗殖民侵略的正义性的叙述。三种历史书写虽然共享同一书写前提，但由于处理这段殖民史中的具体问题方面存在差异，在充分发挥其研究意义的同时也各自面临着一些困境。以满洲为基本立场的殖民史书写，则比东北立场的情况更为错综复杂。事实上，满洲立场的殖民史书写者并不与东北立场共享前提。本文将它们归为一类的根据是，这类型的历史书写者皆不以民族国家作为研究该段历史的关键因素。此类型的研究大致可以进而分为两小类，即国家史书写和地域史书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随着日本帝国的崩溃而瞬间土崩瓦解。关于近代中国东北这段殖民历史，在二战结束后的中日学界皆有零星的研究成果出现。但是由于两国各自的历史原因，真正对该段历史展开研究则是在20世纪70、80年代后。就大陆学界关于东北沦陷史的学术研究梳理来看，或有主张1980年开启说，或有主张1986年开启说，但大部分学者皆认同东北沦陷史研究在1980年代以前已经积累了一些成果，而在1980年代后则出版了大量研究著作和史料汇编，使相关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台湾学界对于伪满的研究起步较晚，成果相对较少。许雪姬从研究专著上把握，认为台湾学界最早的关于伪满的专著类成果是蔡雅祺在2010年出版的《制造战争阴影：论满洲国的妇女动员（1932-1945）》一书。如果不局限于伪满，将学术史梳理扩展整个东北历史的话，相关论文成果还有林明德的《伪满洲国与反满抗日运动》、林满红的《“大中华经济圈”概念之一省思——日治时期台商之岛外经贸经验》、陈慈玉的《中国东北的钢铁业（1915-1945）》等。台湾学界虽然关于伪满的专著出版较少，但却对日本、英语学界相关著作保持了较高的关注，出现不少相关书评。近年台湾学界的伪满研究活动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2014年台湾年刊《暨南史学》第17期汇编的“满洲国史专号”，刊载了包括林志宏、郑欣挺、佐藤仁史、菅野智博等在内的几篇研究文章。就日本学界的情况来说，左近幸村认为，虽然日本在战前因“满洲国”的关系积累了许多研究成果，但这一时期的满洲研究是日本殖民地政策的延长，而对东北亚作为“地域”的关心则很少，这样的研究仅仅是“被扩大的一国史观”；而战后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十分重视革命主题，因此忽视了中国东北地区的研究意义；日本真正开启满洲研究，当以1984年西村成雄出版的《中国近代东北地域史研究》为代表。这里左近幸村应该是将满洲置于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脉络中而得出的结论。金子文夫则将满洲问题置于日本殖民研究中进行学术史梳理，认为直到1960年代后半期日本人缺乏对殖民地的关心，但是在1965年后，涌现一批以安藤彦太郎、栗原健、角田顺、绪方贞子等学者为代表的满洲研究者。总体而言，从山根幸夫编辑的《中国史研究入门》中关于日本学界对“东北/满洲”研究部分的介绍来看，1970年代以后日本学界才开始出现了较多相关研究成果。塚濑进在对战后日本学界关于满洲史研究的梳理中，也指出在1970年代是日本学界满洲研究的转折点，此后该领域研究才取得注目的成果。1990年代中后期，日本学界受到英国帝国史研究影响，开始兴起帝国史研究。在帝国史研究初期，主要由日本史或“满洲国”史的日本研究者主导，因此此时“满洲国”史研究成果也较多。战后中日学界对于近代东北殖民史有着显著不同的定位。中国学界将其作为纳入沦陷区研究史范畴进行研究，而日本学界则出现了中国东北地域研究、满洲史研究、殖民史研究等多种表述。可以说，关于整个中国东北的历史书写，始终存在一种“东北/满洲”的书写区分。关于“东北/满洲”书写之争，在1930年代便开始了，当时中日历史学界围绕着“满洲”到底是一种族称、地域抑或国名便产生过激烈的争论。其中，以顾颉刚、金毓黻等为代表的中国学者的一个共同认识是，东三省属中国固有领土，抵制以市村瓒次郎、稻叶岩吉为代表的日本历史研究者所提出的满洲说。当时中国历史研究者以命名政治的视角，认为“东北”称呼意味着，东三省区域坐落于中国领土范围中的东北方向这一基本特点，进而强调东北作为中国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东北立场是以民族国家的视角来思考，而满洲立场则试图淡化这一民族国家因素。那么，为何本文题为“在‘东北’与‘满洲’之间”？其一，从20世纪30、40年代中日学界的历史研究者交往来看，譬如金毓黻与稻叶岩吉在1936年前仍保持着良好的友谊，金毓黻的东北史书写与稻叶岩吉的满洲史书写背后虽存在截然二分的两种史学书写立场，但并不能改变东北历史知识的共享和交流关系。实际上，东北立场与满洲立场的历史书写并非截然二分，只是相对于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侵略史或殖民史书写，满洲立场所重视的个体生命史呈现出与东北立场的民族国家书写不同步的一面。其二，本文主要的研究重点将落在20世纪70、80年代后相关研究著作之上。不同于矢野仁一、稻叶岩吉等研究与日本殖民政策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些研究著作的特点在于，基本上都认可“满洲国”是伪政权或傀儡政权，并在此基础上讨论该段殖民时期历史书写的差异，不能将东北与满洲截然二分。在“东北/满洲”史研究中，所谓近代东北殖民史有狭义与广义两种划分。狭义上的近代东北殖民史是指“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在日本扶持下所建立的伪满的历史。广义的近代东北殖民史则往往追溯自清末时期，到二十世纪中期结束，甚至也有囊括更为广泛的历史时期研究著作出版。本文在讨论各种涉及近代东北殖民史书写的研究著作时，将随着著作关注重点变动，在广义与狭义之间“旅行”。二东北立场的殖民史书写正如上文所述，东北立场的殖民史书写，从研究重点侧重差异上区分，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分别是侵略（沦陷）史书写、解殖视角下的个体生命史书写和双重性视角下的现代化历史书写。三种书写角度并不相互排斥，反而常常相互交错地出现在同一著作之中。（一）侵略（沦陷）史书写中国大陆的侵略（沦陷）史书写强调民族国家视角，重点呈现的是近代中华民族遭遇帝国主义侵略与抵抗的整体史。在此一视角下，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史以及从殖民地视角出发的沦陷史皆是重要的书写角度。侵略（沦陷）史立场鲜明，顺应二战后全球殖民地与半殖民地逐渐实现独立，确立主权，进行非殖民化的大势，从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立场出发，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侵略暴行进行清算。关于侵略史视角的研究著作及其综述文章诸多，此处主要分析斗争或是抵抗视角的研究。东北殖民史的抵抗叙述可分为两种，一种重视集体性、军事行为，另一种相对于集体，更加关心个体的抵抗行为。前者是抗战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则随着口述史的兴起与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果。具体到东北近代殖民史研究中集体性军事抵抗情况的介绍，则体现在学界对东北抗日义勇军地位的强调，建基于对东北抗日义勇军与东北抗联研究的丰富成果之上。胡玉海强调，“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一部分”，“以义勇军为主力的抗战时间虽然不长，但却表现出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乃至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谷曼在国内东北抗日义勇军史研究相关述评中，亦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地位界定为：“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广大东北爱国民众面对日寇入侵、国破家亡的严峻形势，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奋起抵抗，拉开了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日战争的历史序幕，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中可以看到，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希望借助侵略（沦陷）史书写视角，将东北地区集体性军事行为与全国范围的抗日历史相联系。其研究不仅表明了东北在日本殖民统治时依旧心向中国，更证明东北是抗日的重要一环，是中国的组成部分，同时也强调今日东北近代史研究者对民族国家叙述的高度认同。同样的抗战史书写也发生在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历史叙事中。浅野丰美指出，在中国大陆的革命斗争史观与中华民族史观下，对台湾的历史认识与认可日本在台湾日占时期带来近代化发展的台湾“独立派”存在严重的偏差；中国大陆强调台湾人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积极反抗日本人的历史，通过描述发现具有积极抗战的一面，将台湾纳入作为中国近代重要事件的抗日战争的历史叙述之中，以弥补台湾的近代角色缺失。但是，当相关研究高度认同民族国家叙述，强调东北义勇军抗战的历史意义时，常常不得不面对“以义勇军为主力的抗战时间虽然不长”或“东北义勇军尽管其崛起具有地域性”这样的困境或者是历史的杂音。除了上述集体性、军事的抵抗书写之外，随着近年来口述史研究的发展，个体的、底层的抵抗叙述逐渐被发掘出来。代表作有齐红深编着的《流亡——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黑暗下的星火——伪满洲国文学青年及日本当事人口述》等。但是这些个体的叙述，很大程度仍然可以归类为站在东北立场的叙述。这些个体的声音在表达自身在殖民环境中的遭遇时，常常只能借助国家提供的“侵略/抵抗”叙述来传达给读者。（二）解殖视角下的个体生命史书写正如李文良所指出的，如同台湾史研究中借助“掠夺/抵抗”史观来解释台湾早期日据时代史的不足一般，抗战史叙述主导下的“侵略/抵抗”史观也面临相同的挑战；以往日本的台湾殖民地史研究十分重视强调日本的异民族统治身份，通常从资本主义经济观点出发，对统治者的掠夺以及与之相对的殖民地民众的抵抗课题进行研究。李文良认为，这样的“掠夺/抵抗”民族史观，由于与战后台湾“国家意识”以及反帝国主义道德观相一致，而成为了台湾早期日占时代史研究最为普遍的解释框架。但是，这样的“掠夺/抵抗”史观之论断固然正确，但却无法充分解释日本统治台湾后期，台湾进入十分安定的状态的历史情况。“侵略/抵抗”叙述在近代东北殖民史的研究中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逐渐无法推进相关研究的发展。以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晓丽为代表，对“侵略/抵抗”叙述发起挑战。刘晓丽在其《异态时空中的精神世界︰伪满洲文学研究》一书中尝试超脱二元对立分析范式，呈现伪满时期文人复杂的人物性格和生命历程，认为“受制于1980年代的研究环境，虽然思想解放运动已经普遍展开，但过去的思维方式还在束缚着一部分研究者，他们依然采取‘反抗’与‘附逆’的二分思维对待复杂的伪满洲国时期的文人及作品，还延用着是与非、敌与我的两极批评标准，并且简单地认为和日本人有交往的文人都可能有不好谈论的问题”。之后，该研究视角促使她提出“解殖文学”的概念。根据刘晓丽的定义：解殖文学，指居住在殖民地或者在殖民地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在殖民历史现场创作并发表多种多样的文学作品，隐去了作者情绪温度的零度写作、无评估义务的旁观是其常见特征，解殖文学与殖民统治共在，其承接庞杂的文学传统和思想资源，或专注波澜不惊的日常琐碎生活，或书写历史故事与传说，或描写自己的小小哀伤和微微喜悦，或关注性别、青年、乡土、生态等问题……这些作品所呈现的世界和情绪混杂而暧昧，既是殖民地精神生活的掠影，又常常在不经意处与殖民统治意识形态宣传相左。这些文学作品如杂草般生长在殖民地，卑微而有韧性，只要有适宜的环境便迅速生长，四处蔓延，又如腐蚀剂般慢慢地消解、溶解、拆解着殖民统治，因此称之为解殖文学。延续该研究视角，发掘超越“侵略/抵抗”叙述之外的多元殖民史书写，得到了许多伪满文化、文学研究者的认可，以致近年来出现了几乎可以称为是重写伪满文学史的趋势。其中以刘晓丽主编的“伪满时期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丛书”为重要标志。该丛书共三十四册，分为三卷：作品卷、史料卷和研究卷。此外，还有陈言着的《忽值山河改：战时下的文化触变与异质文化中间人的见证叙事 (1931-1945)》，刘晓丽、叶祝弟主编的《创伤：东亚殖民主义与文学》等相关专题著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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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简要呈现两部收录于“伪满时期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丛书”中“研究卷”的著作以诠释该丛书的书写理念。加拿大学者史密斯（Norman Smith）出版了《反抗“满洲国”︰伪满洲国女作家研究》一书，展现了但娣、蓝苓、吴瑛等伪满女作家继承了五四精神，尝试在殖民空间中探寻殖民政权和反抗男权的一面。在史密斯的书写中，这些身处伪满的作家并非千篇一律的毫无“中国性”，而是坚持着自己的抵抗底色。同时，作为女性作家，这些女作家面临着殖民政权与男权的双重暴政，不仅面对殖民抵抗，还存在一个鲜为人知的性别权力抵抗维度。日本学者大久保明男则出版了《伪满洲国的汉语作家和汉语文学》一书，对骆驼生、古丁等作家、报刊以及重要文学会议等进行了介绍，并分析了作家笳啸在1932年期间刊载了一系列色情荒诞的文学作品所具有的反殖民体制精神；在奉行孔孟儒教的伪满初期，这些冲击社会儒教伦理规范的性描写、性荒诞、性愁闷，甚至可以是视作“反体制政治意识的流露”。大久保明男的研究立场与刘晓丽相近，尝试改变学界通过是否服务于殖民统治来判断文人忠奸的单一标准，呈现出作为个体生命在面对殖民暴政之下无法选择的谅解。然而，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即使在“研究卷”中，不同研究者的“谅解”的程度也是有差异的。比如韩国研究者金在涌则认为要考虑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写作的作品，必须考虑到每个时段所具有的特性。要注意的是，当作者认为迂回的写作方式无法达到抵抗目的时，能够做到的选择便是沉默；但这并不意味着保持沉默的所有作家都带有反抗的性质，只有在日本殖民统治末期突然保持沉默时，才能将其理解为作者抵抗的手段，因为日本殖民统治末期文学的一个特征是合作与抵抗的两极分化。在我们尝试突破“合作/抵抗”二元叙述时，我们也有必要分清两种情况：一种是当时文人或者范围更广泛的知识分子群体脑海中根深蒂固的“合作/抵抗”的二择一道德观念；第二种情况是，时人以及后来的研究者和历史评论者宥于简单化的“合作/抵抗”二元视角，因而忽视的人的多元性和隐性抵抗。对于第一种情况来讲，如果“合作/抵抗”在当时的道德规范而言是一个二择一问题的话，那么学界对那些选择不抵抗的人是不是要提出更为严格的指责？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吴雅琪在对史密斯一书进行评介时也指出，其对书名“反抗的满洲国”存有疑惑，认为这些女作家是否具有反抗的具体行动，实宜进一步探究。解殖视角下的个体生命史书写比起“侵略/抵抗”视角的研究更加细腻多元。相关研究者希望以温柔的目光投射到历史的褶皱处，在大历史书写下为个体生命留下了叹息的空间。同时我们需要注意到，探寻中国东北解殖话语，是为了回应近代日本以殖民暴力构筑东亚一体的实验下，中国研究者对“亚洲”命题思考的缺乏。推动中国大陆解殖研究的刘晓丽认为，近代日本殖民研究中不仅存在日本暴力统治的东亚（“东亚新秩序-东亚共荣圈”）叙述，还有遭受日本殖民掠夺下由“琉球、中国台湾、朝鲜半岛、伪满洲国以及华北华中沦陷区乃至东南亚等地的反殖民、反侵略的多种多样的抵抗及相互联合的运动”所形成的另外一种东亚连带、东亚共同体。解殖研究便是发掘殖民统治下多种多样的反抗声音。（三）双重性视角下的现代化历史书写殖民主义与现代性有着密切的关联。殖民主义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推动现代化，但在另一些情况下也可能构成现代化的障碍。关于殖民主义这一双重性问题，来源于马克思在讨论英国对印度实施殖民统治问题时提出的“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论。对此中国学界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曾作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书写殖民史的时候是如何面对这种殖民主义的双重性？史书美在讨论中国殖民地的现代主义问题时指出，一些中国知识分子通过将西方区分为都市西方与殖民西方的方式来“接纳”代表现代化的西方；这里“西方”也可以由作为西方世界亚洲代言人的日本所取代。但这种简单的两分法并没有彻底解决半殖民地知识分子的困境，他们依旧不得不在拥抱现代化与承受殖民统治的夹缝中挣扎；在史书美研究中，可以看到这一殖民两面性问题不但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被搁置到今日的中国叙事之中。而同样的困境也呈现在近代东北殖民史研究里，主要表现在如何评价日本在“满洲国”所进行的经济现代化问题。1990年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出版了由日本《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所编辑的《满洲国史(总论)》。在该书发刊词和推荐辞中，开拓“满洲国”的要人平岛敏夫认为，自己确确实实给东北地区带来了经济复兴，“在此暂短期间，满洲国却经受住了战争的沉重压力，产业经济、文化教育等所有方面都取得了飞速发展，实堪称为近代史上的奇迹，它不仅促进了亚洲各民族的独立，而且也是中国今日发展的一大动力。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推荐人岸信介提到，“如今，在中国的经济领域中还残留有许多当年的设施、制度、技术和人材的踪迹”。另一推荐人椎名悦三郎也认为，日本技术青年来到“满洲国”后，“使满蒙的资源终于从长眠之夜中苏醒，得到了开发利用”，并将东北经济发展原因统统归结于日本不畏艰辛的青年的奋斗结果。针对由日本右翼倡导下兴盛的“满洲开发说”，日本另外一些研究者则从马克思主义研究，尤其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路径出发，强调日本殖民统治对殖民地带来的沉重灾难，例如以冈部牧夫、西村成雄等为代表中国东北史研究，或者以井上清、依田熹家、浅田乔二为代表的日本帝国主义研究。面对伪满洲国殖民参与者的这种殖民现代化叙述，大陆学界研究者的观点也较为一致。国内研究者从三方面进行反驳，分别是制造傀儡政权的事实过程、溥仪统治的虚伪性以及日本残忍的殖民统治事实，但是选择避开直接讨论日本殖民所带来的殖民现代化问题。后来大陆学者进一步对殖民现代化的相关观点予以驳斥︰他们认为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经济建设是以日本帝国的利益为主，而非为东北民族工业或者东北民众的幸福着想。同时，以重工业为主导、以劳力为牺牲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给东北经济发展带来弊端。另外，他们认为日本的“遗产”是因战败而留下的，而非有意贡献，强调1931年前东北经济建设已打下基础，日本的经济建设建基于对东北地区的“劫夺”和“攫取”，并突出伪满时期东北工业发展中中国民众参与建设的能动性及对殖民政权的抵制。燕红忠则进而从货币、信用与贸易角度对东北近代金融进行研究，既指出了比如营口过炉银运行机制等东北自身的金融制度的优势与不足，同时也呈现出日俄帝国主义对东北旧有地方经济结构的破坏与引进近代金融体制的双重特点。由于在日本、英语学界的近代东北殖民史研究中，尚未对殖民与现代化的关系进行彻底分析，因此出现了许多主要讨论日本在殖民地的现代化贡献，或者更加偏向陈述日本现代化成就的研究著作。一方面，不同于《满洲国史(总论)》，这些研究著作往往默认民族国家叙述下的中国主权立场，即认为“满洲国”是傀儡政权或伪政权，有些著作还十分重视陈述侵略（沦陷）史观点。另一方面，这些依据现代化视角下的“满洲（国）”近代史书写则十分推崇日本统治时的经济贡献，从而与《满洲国史(总论)》存在某种暗合。这样的研究著作与论文有许多。例如，日本学者越泽明所作的《伪满洲国首都规划》。该书是了解日占时期“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建设与规划的一部重要著作。全书的书写重点在于︰以后藤新平等为代表的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与技术人才，如何在新京这块试验点上进行着建造百年国都的计划。在越泽明的描绘中，代表日本先进性的技术人才有着不同于日本政治家、军人的视野与时间观，而沉浸在打造一个能够代表现代先进水平的百年百万人口城市规划之中。美国学者苏夏（Bill Sewell）在2019年出版的《重塑帝国︰日本人在长春，1905-45》（Constructing Empire: The Japanese in Changchun，1905-45）一书中也触及到该时期的长春建设；在讨论该时期的经济发展问题时，苏夏亦对日本对东北现代化贡献给予了认同与赞赏。无论是越泽明还是苏夏的近代东北殖民史现代化研究，其实皆可以看作是史书美所说的“都市西方/殖民西方”两分法矛盾下的产物。也就说，不仅是身处殖民环境的中国知识分子，战后的殖民书写中也出现了相同的两分认知，即在规避谈论殖民暴行的情况下，尝试去书写殖民者带来的现代化成果。或者，这些著作往往同时呈现殖民侵略后的现代化成果与被殖民地所承受的惨痛代价。三满洲立场的殖民史书写关于满洲立场的殖民史书写，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国家史书写和地域史书写。（一）国家史书写或许本小节的标题会使读者产生困惑，如果肯定伪满叙述，承认“满洲国”是傀儡政权，怎么还会有所谓的“国家史”书写？而事实上，关于近代东北殖民史的历史书写中确实存在着多种国家史书写。这里将介绍两种承认伪满叙述下的国家史书写。其一，有些研究者认为“满洲国”虽然是傀儡政权，是从属于日本的殖民地，但毕竟是日本以“独立国”名义制造的殖民地，比起台湾等殖民地有其特殊性。1930、40年代，“满洲国”以“独立国”的姿态存在，在此前提下设立了一套国家才有的行政机构。中见立夫便对“满洲国”的外务省进行研究，认为可以从外务省的组织结构和人事更替入手，揭示“满洲国”的傀儡性质。平田康治则将“满洲国”政治经济体制称为“战时开发国家”(wartime development state)体制。“开发国家”概念本来被用于描绘国民党政权，其四大特征是国营企业的主导作用、重视重工业、偏重国防与制定国家经济计划。他强调，“满洲国”经济规划也受到苏联体制的影响，早在制定经济政策之初便对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持批判态度，而更为青睐国家统治强力干预下的经济运营策略，因此其经济规划具有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气质。岩崎育夫则提出了“殖民国家”的概念。他在研究亚洲国家史时，认为亚洲在历史上存在过三种类型的国家形态，分别是王朝国家、殖民国家和现代国家。一般来讲，我们认为殖民地（诸如英属殖民地与日本统治下的“满洲国”）不能作为国家。他则认为，虽然殖民地国家事务的最终决定权把握在他国手中，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具有国家形态的殖民地具有自上而下的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与统治秩序，从这个层面而言，也应该将殖民地国家纳入国家史的研究范畴。由此可见，这里国家史书写其实是强调了“满洲国”是一种特殊的殖民地形式，其书写角度着重于突出“满洲国”与日本殖民地的差异性——一种独立国家形态——而不是同样作为日本帝国的殖民地这一处境的共同性。其二，有部分研究则强调，“满洲国”不仅仅是“傀儡国家”，而且具有“理想国家”的一面。1993年山室信一在《基美拉——满洲国的肖像》一书中提出了“满洲国”历史同时蕴含着“理想国家”与“傀儡国家”的双重性，得到了许多“东北/满洲”研究者的认同。山室信一认为“满洲国”是具有双重性的︰一边是被称为“傀儡国家”的“满州国”，强调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与关东军对“满洲国”的控制；一边是被称为“理想国家”的“满州国”，强调岸信介等战后官僚对“满洲国”的乌托邦建构经验的怀念、日本对“满洲国”经济等社会发展的贡献以及共荣设想与大西洋主义理念的逻辑同构。山室信一的观点与三谷太一郎于1992年发表的《满洲国国家体制与日本的国内政治》一文有暗通之处，后者指出，1920年代后半期到30年代初期，日本国内处于政党体制之下，政府主要支持以军缩条约和金本位为基础的国际协调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陆军军人石原莞尔提出的将日本打造为“为世界大战做准备的‘高度国防国家’”的目的是难以实现的——他认为，为了实现对外的“国防国家”目的，必须先完成国内改造。而“满洲国”的存在正是承载了“国内改造论”支持者梦想的理想地域，因此，三谷太一郎认为这样的“满洲国国家体制并不是同时代日本政治体制的延长，反而是作为日本政治体制对立面的理想式的存在”。可以说，山室信一的双重性说，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相较之以往日本殖民地研究视角下强调“满洲国”的傀儡性，“理想国家”视角则提醒研究者当时日本人对“满洲国”持有的复杂态度。陈荣声则高度评价《基美拉——满洲国的肖像》一书，认为该书的价值在于“以一种持平但又不失立场的态度来理解满洲国”。当然，山室信一的双重性说对推进“满洲国”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我们也要注意到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比如“傀儡国家”与“理想国家”两者在“满洲国”研究中应该如何定位，两者是否对于“满洲国”研究有着同样的意义？同时，我们要注意到无论是山室信一还是三谷太一郎，日本学界的“满洲国”历史研究服务于日本历史反思的需要，其目的是解释日本在近代中的所作所为和精神结构。从“理想国家”这种提法，我们也可以看到山室信一主要关心的是日本人如何看待“满洲国”，以及“满洲国”对于日本来讲意味着甚么，因此当时中国人（如“满洲国”政权的中国籍领导人）的想法在相关论述中缺位。关于如何书写伪满这段殖民历史，中国大陆学界也有分歧。如众所知，1980年代以来的几部重要的东北沦陷史研究著作都是以“伪满洲国”之名进行研究的。对此，苏崇民认为“将这一阶段的东北史称为满洲国史固然荒谬，而将之称为伪满洲国史也不尽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国内学者书写的“伪满洲国史”虽然对伪满持批判态度，“揭露‘满洲国’是傀儡政权统治下的人间地狱”，但也仍然落入了《满洲国史(总论)》所设定的框架︰“将‘满洲国’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写它的发生、发展和灭亡。”反映了国内学界对于伪满是否国家以及伪满相关的国家史书写的纠葛态度。（二）「地域史」书写近年来日本学界愈发重视地域史研究。这里的地域史是多层次的，有对民族国家范畴内个别区域的关注，也有追求超越国境的地域史研究。后者分为几种，有容纳民族国家单位的东亚、东南亚地域研究，也有强调海洋主体性的海域史研究，等等。左近幸村所提倡的“跨境史”研究便是其中一种。“跨境史”的特点在于：第一，比起“越境”更加强调某一方视角，“跨境”更加强调双方视角；第二，在承认境界存在的基础上，突显各种跨越境界的移动层面；第三，强调包含了国境的空间是具有区域性的。地域史研究本身有着丰富的内涵，该研究的关键之处在于对“境”的跨越，或者说希望呈现不同于以民族国家为绝对主体的历史叙述。其中围绕满洲的相关地域史书写中，有两位学者值得我们注意，那便是小峰和夫与塚濑进。小峰和夫在1991年出版了《满洲（满珠利亚）——起源·殖民·霸权》一书，认为战后日本的满洲研究主要以日本近代史研究者为中心，偏向重视第一代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1933年“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后的这一历史阶段。战后日本满洲研究主要以殖民侵略研究视角为主，而关于满洲自身的由来与地域个性的研究意识则不太鲜明。他指出，从明朝到1910年代这段时期来看满洲的话，该地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满洲不过是中华延长线上的土地罢了”，包括利用废帝溥仪担任“满洲国”皇帝，也可以视为是该地域的中华化；另一方面满洲具有独特的地域特性，概括来讲便是“作为殖民开拓地”这一个性。清朝初期以来汉人、满人、蒙古人、俄罗斯人、日本人、朝鲜人等迁移进入此地，形成满洲具有多民族混杂特征的国际殖民开拓地的性格︰“总结来说，满洲并不仅仅单纯是中华的延长，也孕育了自己独特的地域性。‘满洲国’的虚构性已被现实进一步证实了，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在攻击‘满洲国’的虚构性时，很有可能也会忘记满洲的地域独特性。这两个问题是需要区别看待。”所以，小峰和夫的一个重要写作出发点是，探寻被“满洲国”虚构性所遮蔽的满洲自身的地域特殊性。从此研究角度出发，小峰和夫从明朝的满洲经略与女真族的崛起开始，叙述了一段属于满洲的地域史。不同于战后日本近代史研究者十分重视的殖民侵略问题，小峰和夫更加重视、突出研究地域本身的历史书写。这一研究视角被塚濑进进一步继承。塚濑进虽然参与了上述左近幸村主编《近代东北亚细亚的诞生——跨境史的尝试》一书，并在书中发表了《中国东北统治的变动——以1860-80年代的吉林为中心》一文，但是他的“跨境史”尝试走得更远一些。在1998年出版的《满洲国：“民族协和”的实像》一书中，塚濑进提出日本学界关于“满洲国”是日本殖民地的说法已有定论，因此主要研究亦是将“满洲国”置于日本殖民地史研究的视角下进行。但是，他认为过去日本学界的“满洲国”研究过于重视将满洲置于日本殖民历史之下，而忽视满洲的地域性。因此，该书想尝试“从作为地域的满洲出发进行观察的满洲国历史”的角度进行研究。此时，塚濑进虽然提出了作为地域史的“满洲国史”研究的重要性，但尚未进行深入研究。不过，该书中有两个方面却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塚濑进在此时便非常强调地域所具有的超越国境的历史处境和特征，具体到中国东北地区则是突出其地处俄、日、中（满、汉）等多国多民族历史环境之中，这些观点和小峰和夫完全一致。不同的是，另一方面，塚濑进质疑中国学界提出的伪政权或傀儡政权叙述，诘问民族国家及其国境意识是否适用于民族国家未建立之前的历史。不过，该书在对“满洲国”的“民族协和”问题进行研究时，仍然比较明确地指出了民族协和的虚伪性，谴责了作为指导民族的日本人与其他民族关系在现实中的不平等性。2014年，塚濑进向日本中央大学提交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满洲的社会变动与地域秩序——从明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以满洲（满珠利亚）为对象，长达六百年的地域史书写。他继承了“跨境史”的风格，对“满洲（满珠利亚）”史的考察涉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史、中国史、朝鲜史、蒙古史等历史。近现代史研究中往往因强调传统与现代的划分而对历史进行分割，而该文则更加重视地域自身的连续性。在前言中，塚濑进提出自己写作的一些重要观点，值得我们注意。他认为不应该在现代主权国家形成前询问满洲是谁的领土，故而围绕现代主权国家形成前的历史，描绘出了一幅与现代国家叙述不同的“物语”。塚濑进进一步解释道，“本文并非以‘领土’与‘民族’为单位来把握历史，而是打算以‘地域’这样的空间为中心，达到构建历史群像的目的”。该文是近年日本学界满洲研究的重要著作，其地域史研究尝试也十分具有创新精神，值得肯定，但也留下一些问题或者说困境，有待解决。其一，塚濑进选择了“满洲（满珠利亚）”表述中国东北地区。所谓“满珠利亚”(マンチュリア)指的是英语Manchuria，而在中文语境中该词常常被翻译为“满洲”，但是如果按满人历史上使用“满洲”一词的情况来看，“满洲”应该被还原为Manju（マンジュ），而不是具有地域指向的Manchuria。根据中见立夫多年的研究，其认为“满洲”一词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并不用来表示地域概念；他追溯“满洲”一词地域化的根源，认为地域化的“满洲”概念在欧美列强提出“东北亚”背景下诞生，而欧洲人所描绘的“东北亚”是作为亚洲地图上最后一块未开拓地而出现的，也就是说“东北亚”概念是服务于欧美侵略东北亚事业的衍生物。借助“东北亚”这一概念，当时的朝鲜半岛、中国东北部、俄罗斯远东地区被视为一个统一体，因而成为日、俄等新进资本主义强国的利益争夺之地。后来，地域化的“满珠利亚”概念传播到日本。随着日、俄等帝国在东北亚疯狂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遂提出了“南满洲”、“满蒙”、“蒙疆”等具有殖民侵略内涵的地域概念。中见立夫谴责了日本肆意根据自己的需要肆意创造地域概念的做法，并提醒人们关注词汇概念背后的政治性。虽然塚濑进也参考了中见立夫关于“满洲”词汇的地域政治性研究，但是塚濑进更多的是继承了小峰和夫的 “满洲（满珠利亚）”观。小峰和夫认为，以前的欧美国家用东鞑靼称呼中国东北地区，后来改用“满珠利亚”称呼中国东北地区，是因为满洲在十九世纪登上了国际舞台，并没有殖民意图。相反，他认为满洲或“满珠利亚”的表达可以提醒中国东北地区自身的发展轨迹。战后研究者往往为了否定“满洲国”的殖民性，而否定满洲的地域性表述，甚至抹杀一切该地域曾被称为满洲或“满珠利亚”的这一地域自身特有的历史事实，这种做法在小峰和夫看来是不妥当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界对明清时期东北的研究取得了有较大的进展是在《满洲（满珠利亚）——起源·殖民·霸权》一书出版之后，小峰和夫所提及的清人对东北的认识，以及日本人何时最早提出“满洲”作为地域等结论，目前已被证明并不准确，这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小峰和夫的认识？从中见立夫的观点中，我们可以发现“满洲（满珠利亚）”概念蕴含着殖民帝国的审视意味，仍然不是描述一个地域的中性表达。在尝试地域史书写时，应该如何表述该地域，或许也是值得我们继续思考的重要问题。其二，塚濑进认为由俄国、朝鲜、中国等各国国境所构成的今日东北亚情况，至少是在1860年代《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才在曲折中逐渐形成，而“国民”的形成时间则更加晚。在此一前提下，当我们讨论十九世纪中后期之前的地域历史，应该如何与以民族国家为主体，强调民族属性与领土归属的叙述结构相适应，确实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不过这里要指出的一点是，十九世纪中后期在东北亚范畴内已经形成明确国境时，是否便应该按照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叙述来处理这段历史。此问题引起了学界的热烈讨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观点，他认为学界应该警惕线性历史（linear history）并探索复线历史（bifurcated history）存在的可能性，实现“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由于民族与民族国家会根据自身的需要裁减“历史”以制造属于自己的“合法性”外衣，因此历史研究需要警惕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历史叙述，吞噬真实历史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塚濑进的地域史书写，或许可以视为反思单一线性历史书写的一个努力成果。塚濑进研究“满洲国”是希望在有别于民族国家主导的叙事下，寻找满洲地域性的一面。但是，从地域视角来书写满洲并不意味着排斥或是淡化民族国家因素。正如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指出的那样，二十世纪上半叶可以说是“民族主义最高峰”。在研究20世纪30、40年代东北历史时，很难避免与民族主义以及因民族国家形成而逐渐产生的主权、领土等问题进行对话。另外，塚濑进指出“满珠利亚”在地理范围上不与清代东三省、“满洲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东三省领域完全重合，其研究中“满珠利亚”的范围将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动伸缩。但具体到《满洲的社会变动与地域秩序——从明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文中关于“满洲国”研究部分来看，其地域视角却是呈现空间闭合的状态，而忽视与外界互动而产生的空间灵活伸缩的可能性。直观的体现便是其研究失去了自山本有造、西村成雄等以来的学者所密切关怀的殖民视角，虽然可能出于对国家史叙述的抵制，但选择对该段历史的殖民色彩进行淡化，反而形成了固定的地域空间的内视视角。塚濑进的地域史书写面临这样的困境，是因为他虽然将“地域”概念从民族国家及国境的束缚下解救出来，但是仍然受困于将“地域”视为一种地理意义上的有形空间。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参考一下毛里和子关于“地域”概念的观点整合，她引述文化人类学者高谷好一的观点，认为被称为“地域”的地方，应该是住民共同享有一套世界观的范围。但是，许多现在我们所认识的“地域”显然并不共享一个世界观，更为突出的是像“东南亚”这样的概念，完全是根据外在者所需要的价值与利益划定的地理范围。因此，毛里和子更加认可山影进对地域概念的认识。山影进认为，所谓“地域”并不是一个实在概念，而是一个操作概念，其实是个体与世界相联系的媒介。个体借助“地域”概念探寻在世界中自身与他者的位置，这是一个灵活的空间，一个关系性空间。“地域”的具体范围也随着个体与他者关系的变化而灵活伸缩。也就是说，为了避免从民族国家单一叙述走出，又落入以地域为主体的单一叙述陷阱之中，我们必须解放“地域”概念的内涵。将地域史研究中的“地域”视为一种个体与世界探索关联性的操作概念，而不是物质的地理空间。或许这样，才能书写出真正不同于以往历史研究的地域史。四小结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中日学界的“东北/满洲”研究成果，用林志宏的话来说，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既有一直坚持以此领域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也有从中国近现代史、东北史、殖民史、中日外交史、帝国史等诸多领域切入到该地域研究的学者。随着观察历史角度的变化，围绕近代“东北/满洲”历史的书写也逐渐趋于多样化，各种历史书写之间既有互相补足的一面，又有互相超越进步的一面。而后来进入此领域的研究者，面对丰富多样化的研究成果，并随着研究领域的日益细化，难免有日益难从整体脉络上把握学术史的问题出现。而本文想做的便是这样一种尝试，即尝试理解20世纪70、80年代以后的中日学界关于“东北/满洲”研究命题的变化。本文仅从“东北立场与满洲立场的历史书写之间”这一角度介绍了部分研究者对这段殖民史的书写情况。挂一漏万，对于学术梳理有疏漏之处，还希望得到学界的指正、建议。（本文原刊于《二十一世纪》2021年10月号，感谢作者授权。因繁简体及格式差异，内容略有调整，注释略。）作者简介林晓萍，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近现代中日关系史、中国近现代史、东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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