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什么叫货币化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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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4 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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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带路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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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文章来源：金融时报
最近几周，关于是否应该搞“财政赤字货币化”，成为国内外都特别关心的一个热门话题。“财政赤字货币化”听上去是一个挺学术的词，也有一些支持者，但其本质是：政府在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不是通过“借钱”（如向市场发债）的方式来为其财政赤字提供融资，而是靠自己“印钱”来为赤字融资。这里说的“印钱”，即政府指定央行“印钱”，具体形式可以是让央行永久性地持有政府发行的债券。更直白一些的“赤字货币化”推崇者认为，这些发给央行的债是不需要还的，政府也事实上不需要付利息，即使要付利息也可以再从央行借钱来付。
通过“借钱”还是“印钱”来弥补赤字，听上去只差一个字，但其对宏观经济、财政可持续性、金融稳定的长期影响却有天壤之别。如果政府是通过向市场发债借钱，借来的钱是要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这个还本付息的压力就是对政府负债（赤字）的天然的约束机制。如果开了“财政赤字货币化”（即印钱弥补赤字）这个口子，就从根本上放弃了对政府财政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约束机制）。在多数国家（包括中国）的现行法律框架下，是不允许政府（财政）直接向央行借款或直接向央行发债的。这是因为，历史上许多曾经允许财政向央行借款和发债度日的国家都发生过恶性通货膨胀，国民党时期的中国、70-90年代的智利和秘鲁、最近的委内瑞拉等都是例子。道理很简单，一旦政府认为它可以无限量、无成本地从央行获得融资，其财政支出行为就会严重丧失纪律，其兴趣点会从努力增收节支转向如何花钱来获得当前“民意支持”或解决各种无穷多的“燃眉之急”。
政府一旦丧失“纪律”，从中长期来看，可能导致如下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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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央行被迫为赤字提供大规模融资，会导致货币长期超发，就可能导致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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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国家的新常态下，货币超发即便不导致严重的消费物价上涨，也会导致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的泡沫，而房地产泡沫会严重挤出实体经济，并引发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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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赤字货币化引起货币超发，且超发程度比他国更甚，就会导致该国的货币贬值。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就是其发生货币危机的根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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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字货币化”机制一旦建立，会反过来鼓励财政过度负债，就可能引发国际市场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信心危机，国家主权债的信用评级可能因此下降，融资成本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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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字货币化”意味着政府部门、且只有政府部门的债务不需要偿还。这种机制下的财政过度负债会使得政府占用大量资源，挤出企业部门的经济活动，导致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和增长潜力下降。
对当下的中国来说，虽然疫情对经济和财政收支造成了短期的冲击，但从二季度开始，经济复苏势头已经相当明显，财政收支情况也会逐步好转。即使今年我国要比去年多发一些国债、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其规模并不会太离谱，完全可以在现有的财政与金融之协同框架下有序进行，比如通过适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设计某些向银行定向提供流动性以支持其购买新发国债的机制等。没有必要大动干戈，以增加长期经济金融风险为代价，打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央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政府债券”的法律底线和对财政行为约束的最后一道防线。
一些提议我国 “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观点引用了近年来在西方开始受到关注的“现代货币理论(MMT)”。暂且不论MMT本身是否经得起检验，该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政策利率已经降到零，QE也不起什么作用了，即传统的货币政策没有空间了。而我国即使在严重的疫情冲击之下，仍然保持了正的利率，传统货币政策工具仍有较大的空间，因此并非适合MMT的应用场景。即使在西方，MMT如果被民粹绑架了的政府过度使用，也可能导致债务的无限扩张乃至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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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近年来的数据变动，已多次出现广义货币量超过国内生产总值2倍的情形。日前，《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测算发现，近35年来，货币流通速度呈整体下降态势，2019年货币流通速度若以M2为基准测算，则不到0.5，具体为0.4988。也就是说，在完成当年国内名义总收入的交易中，平均每1元货币一年内流通不足1次。若以半年为期限测算货币流通速度，2020年上半年已创24年来新低。这在日益便捷的数字化支付背景下，实在耐人寻味。货币传输速度下降的另一面是各部门杠杆率进一步抬升，2020年上半年，我国杠杆率上升21个百分点。中国银行研究院近期出炉的报告指出，宽松货币政策能够在短期内迅速见效，推动经济尽快走出困境，但经济的行稳致远不能仅依赖货币政策刺激，需要市场化行为推动才能确保经济复苏后的可持续增长。从全球范围看，货币政策普遍面临效果有限的问题，同时货币政策的持续宽松会成为金融风险暴发的诱因，因此经济复苏必须依靠自发性经济活动的恢复。1996年以来，半年期货币传输速度整体呈下降趋势。图为合肥市民在一家超市内购买蔬菜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 IC photo 杨靖制图过去35年间货币流通速度整体下降若以M1为基准测算货币流通速度，结果显示，自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货币当局实施刺激政策后，2009年、2010年连续两年货币流通速度大幅走低。从去年的情况来看，尽管这一指标环比有所回升，达到1.72，但从过去35年的期限来看，依然处于低位，特别是2016年、2017年连续两年，货币供应速度都低于2010年，并且在2017年创下历史最低水平——1.5301。不管是以M2为基准还是以M1为基准计算，结果都指向，过去35年间货币流通速度整体上不升反降。财信研究院副院长伍超明曾在《经济研究》期刊上发表文章指出，货币流通速度是货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不仅涉及货币需求以及货币供给政策的调整，而且其本身的变化一方面是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反映出宏观经济的许多问题。根据央行官方信息，货币流通速度是指，同一单位的货币在一定时期内充当流通的次数，是决定商品流通过程中所需要货币量的重要因素之一，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流通中货币数量的不足。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行长徐诺金曾指出，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意味着储蓄难以直接有效地转化成投资。M2既是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时也是存款性金融机构的总负债。金融机构吸收存款后，通过贷款扩张总资产，既是创造货币的过程，也是将储蓄转换为投资的过程。货币流通速度（GDP/M2）下降，意味金融机构需要增加更多的负债来支撑GDP的增长，即金融效率在下降。徐诺金还指出，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也意味着债务负担上升，进一步影响企业投资，导致不良循环。上半年货币流通速度创下1996年以来最低由于目前尚在年中，2020年年度货币流通速度还未可知，但如果以半年为期限看货币流通速度的话，可将2020年上半年货币流通速度与此前的同期限表现对比。统计测算结果显示，2020年上半年，以M2为基准的货币传输速度为0.2139，是自1996年以来最低水平。而且结果同样显示，1996年以来，半年期货币传输速度整体呈下降趋势。最高水平为1996年下半年的0.5182。2020年上半年货币传输速度创下有记录以来最低，这或许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有关。根据国家统计局通报的数据，上半年，我国GDP为45661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同期下降1.6%。在GDP下降的情形下，货币供应量反倒大幅增加。6月末，M2同比增长11.1%，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12.8%，增速均明显高于2019年。上半年，央行三次降准，此外还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共计1.8万亿元。GDP下降，货币供应增加，对应直接结果就是货币流通速度进一步下降。这可以结合支付数据来看。根据2020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报告，一季度，全国银行共办理非现金支付业务630.76亿笔，金额883.24万亿元，同比分别下降5.23%和5.20%。银行卡人均消费金额为1.80万元，同比下降11.02%；银行卡卡均消费金额为2960.63元，同比下降18.64%；银行卡笔均消费金额为834.20元，同比下降5.32%。货币传输速度下降的另一面是各部门杠杆率进一步抬升。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报告，2020年上半年，我国杠杆率增幅为21个百分点，由上年末的245.4%上升到266.4%，其中一季度攀升13.9个百分点，二季度攀升7.1个百分点。央行行长易纲此前也指出，疫情应对期间的金融支持政策具有阶段性，要注重政策设计激励相容，防范道德风险，要关注政策的“后遗症”，总量要适度，并提前考虑政策工具的适时退出。经济货币化进一步提升超过美日等发达国家不过，随着货币传输速度整体下降，我国通胀水平并未大幅攀升。即便是疫情以来，我国通胀水平上升幅度依然稳定。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曾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特点是，这些年，随着政府拍地，以及商品房的出现，投融资主要以土地、房地产等作抵押品，极度扩大了土地和房产的货币化。也就是说，中国经济过去的增长模式是以银行信用扩张下的货币金融为主导的。多年来发行如此之多货币，却未通货膨胀，背后机理正是土地、房地产等基础设施作抵押品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货币传输速度下降，恰恰对应的是经济货币化的上升。人们通常将M2/GDP作为衡量经济货币化程度的基本指标，而货币流通速度通常以GDP/M2来衡量。学术期刊《金融研究》曾在文章《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动态演进及实证解说》中指出，实际上，货币化程度越高，意味着货币和金融体系的作用范围越大，货币的渗透力、推动力和调节功能越强。上述文章还指出，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经济货币化水平不仅超过了所有发展中国家，同时也超过了美日等发达国家。央行研究局原局长徐忠曾提到，我国房价上涨过快，一些城市房价远超合理水平，对消费和投资产生净挤出效应，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拉大收入差距，客观上也推动了经济中杠杆率的上升，严重威胁着宏观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自数年前政策层提出“房住不炒”定位，实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方案以来，至今这一定位依然。今年7月下旬召开的房地产座谈会指出，要坚持从全局出发，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牢牢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坚持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因城施策、一城一策，从各地实际出发，采取差异化调控措施，及时科学精准调控，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来源/微信公众号：樱桃小财女（ytxcn8）
作者：樱桃房地产与金融密不可分，本质上，房地产小周期是由信贷决定，所以樱桃必须关注金融界的大事。今天央行行长更替，让我们一起聚焦新行长易纲。易纲曾在2003年出过一本书《中国的货币化进程》，时代较为久远，我为大家可能感兴趣的内容做了点读书笔记，与大家分享一下，同时对易纲2018年的货币政策思路做下解读。1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一、基本事实1、中国经济改革并没有按照一个定义清晰的并具有时间一致性的目标模式行事，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改革没有目标，然而改革的目标在改革的过程当中一直在不断地调整。2、中国的经济改革没有一个设计好的蓝图，虽然国务院制定了多个改革方案，然而由于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可行，或是由于技术上的不可操作性，结果方案都无一实施。3、中国的经济改革按照从易到难的顺序进行。按照双轨制进行。是一个按照走走停停循环进行的演进性过程。4、中国的经济改革没有剥夺任何主要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但是改变了其既得利益的实现方式。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看起来或多或少像一个随机游走的过程，没人知道路在何方。二、中国是如何采取渐进式改革的？1、时不我待，时代的问题。2、无人知道路在何方。不论是领导层，还是经济学家，改革之初都不知道路在何方，只知道变革是必须的，之所以一直摸着石头过河，是因为中国不清楚河的对岸在哪里。3、无人知道如何改革。地方被授权进行局部改革，是因为中央也不知道如何改革。4、没有人有权威实施设计好的改革方案。具有改革意识的权威当局的缺位是80年代数个综合性改革方案失败的原因之一，官僚人员总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的地位来操纵改革过程以满足他们自身的利益，这使得一项大胆的改革方案转化为一个温和的改革方案。5、无人愿意承担大的风险。在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结构当中，改革要同时冒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大风险。机械地套用马克思的说法，失败将不仅摧毁改革，还将摧毁改革者本人，这使得改革者在作出改革决策时非常谨慎，仅仅因为其风险太大，提交的许多改革方案被延迟或取消，改革者的风险规避态度有助于解释中国经济改革的其他特点，包括由易到难的改革顺序，改革试验性质和地方政府主导。三、中国的渐进改革是如何成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改革是一个“歪打正着”的过程。在改革时期，经济增长与经济改革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者探讨的热门话题，80年代的主流观点是，在改革时期，经济增长率应该降低，为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因为高增长必然会产生通胀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执行改革政策，然而，中国的经验表明，经济快速增长本身有助于改革，而不是阻碍改革。理由是，给定僵化的经济关系，成长经济的市场化比停滞的经济的市场化更容易。2超发货币去哪了？众所周知，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广义货币供应的增长率，也就是M2持续高于真实GDP增长率与CPI之和，那么这些货币去哪了呢？易纲的书中对此作出了探讨。他分析的主要是1979-1984年期间，中国经济因迅速货币化，从过去的计划经济，突然解放了生产力，表现为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的兴起，个体经济的发展，使大家对现金的需求大大增加，因为农民、个体户、乡镇企业过去都没有什么信誉，要使商业顺利进行的有效方式就是迅速积累现金，因此这一时期虽然超额货币供给，但是通胀率却很低，表明超额货币供给的绝大部分都被新货币化的经济所吸收了。易纲认为，超额货币并不真正是“超额的”，它被用来满足新货币化了的经济需要。中国的M2与GDP之比为什么迅速增长？易纲认为，该比值迅速提高，一方面是改革中金融深化的必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中，中国的储蓄主体由国家变为老百姓，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但是，老百姓金融资产投资的选择不多，银行储蓄一直是主渠道，这主要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滞后造成的，这不是经济主体的自然选择，而是现有体制和政策的制约下不得已而形成的。我们平常简单地用M2总量减去GDP得出超发货币多少的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现在的M2是一个累积的数字，货币的多少，还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货币化全面深化有关，由于我国金融市场不发达，直接融资规模小，M2总量就会大。美国M2/GDP比值较低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美元供给数量相对较少，而只是因为其商业信用发达，有相当规模的美元信用是由银行以外的主体创造出来的，并不计入货币统计。而中国商业信用发展相对滞后，使银行信用在金融体系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直接导致了M2/GDP比率较高。周小川在他的书中《国际金融危机：观察、分析与应对》说，货币供应不仅是满足实物经济的需要，还需满足服务业及金融市场的需要。一旦有了股票、债券、期货，就需要一定的货币供应量来支持金融市场对流动性的要求。小川同志把最大的货币蓄水池房地产给写漏了，所以这些年，中国的M2增长这么快，我们的CPI却保持很低，就是这个原因，多出来的水，都跑去买房子了，房子吸收了多余的货币，所以没有通胀问题。32018年的货币政策书的内容就不多摘取了，大家感兴趣的自己去买了看吧，文章写长了又看着累。最近央行旗下杂志《中国金融》刊发了易纲题为《货币政策回顾与展望 》的文章，对2017年货币政策工作作了全面回顾，并对2018年货币政策调控面临的挑战与政策思路进行了清晰阐释。易行长的表达比较学术化，看起来很累，我根据个人的理解通俗的翻译下2018年的内容。1、国际国内背景从国际上看，全球将进入加息周期，同时全球经济复苏，外需回暖，对中国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支撑作用，但与此同时，因为经济复苏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回暖，可能对中国CPI带来上行的压力，而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开始收紧，可能会让我们的货币政策受到更大的紧缩压力。从国内看，随着制造业产能出清，行业集中度提升，企业利润改善明显，已经能够看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在提高，经济结构优化的趋势，2018年中国GDP保持平稳增长没问题，但主要还是依赖于出口带动的复苏，内生的消费增长还是不够，离转型成功还早的很，地方政府和国企的债务和杠杆还很高，房地产的泡沫还比较大，金融监管还要继续整下去。2、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当前，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应当更注重经济的发展质量，而非一味地追求增长速度，已不再适宜粗放式的增长模式，不能依靠货币信贷的“大水漫灌”来拉动经济增长，所以想要像09年和2015、2016年那样的大放水是不太可能了，2018年人民银行将做好总量调控，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不会出现2013年的钱荒，不会让流动性枯竭，让货币保持不紧不松的格局。3、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我以前一直搞不懂什么是宏观审慎监管，后来在彭文生的《渐行渐近的金融周期》书中有所理解。在08年以前，国际上主流国家的央行的货币政策，一般都是通过利率来调控，货币政策的着力点在于总量，比如加息，就属于货币政策。而宏观审慎的着力点在于结构，两者是互补的。怎么理解呢？比如针对某一个行业或者某个部门，进行监管，就属于宏观审慎的一种，因为债务问题是结构性的，在同一个时间点，不大可能所有部门都出现高负债的情况。比如对房贷首付比例要求，也是属于宏观审慎监管要求的一种工具。易纲的文章提高，2018要探索将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等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总之，可以理解为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控相结合的组合拳，对于具体行业来说，影子银行和房地产，将是重点调控的领域。4、适当发挥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人民银行将落实好对普惠金融领域贷款达到一定标准的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准的相关工作。我只看到这一句重点，今年有可能继续对农商行定向降准哦。5、继续稳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当前，我国经济继续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人民币汇率有条件继续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另外关于易行长上来后对房地产的影响，我妄自揣测一下。易行长是海归派，也是改革派，但他曾经表达过一个观点，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不宜主动刺破。但当下的资产泡沫警报尚未解除怎么办？依然只能控制住货币的总闸门，让银行减少房地产贷款，让成交量降下来，比如上海，深圳，调控以来横盘一两年的时间了，其实价格并没有明显降多少，但成交量降了不少，这期间不少刚需又可以积攒几十万的首付了，时间可以消化泡沫，假如再横盘两三年，让收入跟上来，那就可以化解风险，这对银行和领导者来说，是最好的选择。深圳目前市场回暖了，不过我觉得行情只是短暂的，下半年估计又会因为没有额度重回冷淡。房地产只是央行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一个方面而已，要如何调控，终究还是看中央想如何调，央行是需要配合中央的，懂吗？中央说放松，那央行就放水，中央说收紧，那央行就减少贷款，哦，我不能再说多了。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樱桃大房子（ytdfz8），专注研究房地产十年，通过深入研究宏观经济走势，为读者把握房地产涨跌的短周期，不唯空，不唯多，只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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