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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江山信贷危机：公务员陷其中 涉案达数十亿
江山市供电局退休职工赵荣波的203万元没了。日和30日，赵荣波两次将203万元存入江山市银通担保有限公司(下称&银通&)的账户。而游说她的是银通的实际负责人陈小林和该公司的会计张超英。
张超英此前是江山市供电局计财科的退休职工，她既是赵荣波的同事，也是一起长大的邻居。退休后，张又被陈小林雇到银通做会计。当她得知赵荣波有一笔给儿子准备购房的钱后，就跟陈小林数次以月息3分的好处说服赵把钱存到银通。赵荣波没有经受住这利息的诱惑。半个月后的10月13日，陈小林突然宣布银通关门。得知消息后，赵荣波夫妇赶往银通时，门口已围了四五百人，后来陈小林到了江山国际大酒店，周爱国夫妇亦紧随其后。天鹰担保有限公司(下称&天鹰&)的法人代表余建水叫来了3个保镖来护驾，把陈小林接到江山国际大酒店一楼的房间。据周爱国透露，陈小林并不欠余建水钱，但余建水却声称陈欠其500万元，要求陈出去与其私谈。谁知陈一出去就上车溜了，众人才知陈与余演双簧。而周爱国此后从银通员工内部得到的消息是，其实余建水欠陈小林1000万元。自从日，陈小林从江山国际大酒店消失后，银通的债权人再也不曾见过他。日，陈小林投案自首。两天后，银通被江山市警方查封。如同江山当地0570门户网上传的网民自拍高利贷短片一样，债权人哭天抢地。周爱国夫妇顿然间&血本无归&，他们几乎&一夜又回到了解放前&。自去年4月来，温州中小企业主&跑路&事件不断发生，信贷和金融纠纷大量浮出水面。如今，这一趋势已经蔓延到了浙江的内陆城市江山。对于这个人口仅在60多万、经济在浙江省排名最后的山区县级市来说，这个夏天，将因为过去几年来小城信贷市场的剧变，而显得异常难熬。涉案总额达数十亿元99岁的姜根凤老人，在去年就曾找银通，要求提走她的2000元本钱治病，遭到拒绝。姜的儿媳妇寿国庆，也把自己女儿出车祸后获赔的3万元钱存入银通，她存钱的初衷是想得到比银行更高的利息。姜根凤是浙江省江山市淤头镇淤头村的村民，钱由其小女儿帮存入银通。银通倒闭后，姜根凤婆媳至今也没拿回她们的本钱。跟寿国庆一样，淤头村的毛文梅也在银通存了3万元钱，她82岁高龄的哥哥毛文吉亦存有1.5万元。谈及把钱存入银通，寿国庆一脸悔意。她对银通向村民吸存款表示愤怒，称他们攒了一辈子的血汗钱和养老钱都没了。在这个很不起眼的村庄，全村有200多户人被陷入高利贷，涉及资金总额超过2000万元。淤头村的村民们都非常痛恨同村人毛三俭，因为他是江山市银通担保有限公司实际掌控人陈小林的岳父。毛三俭此前一直给他女婿陈小林做说客，在他的鼓动与高利息的诱惑下，村民们纷纷把钱存入银通。直到现在，毛三俭还不停地告诉村民们，&你们放心，我的人和家都在这里，跑不了的&。与淤头村一样的村民们还有很多，包括江山市的不少市民，这个浙西小城正在历经一次高利贷漩涡风暴。本报记者掌握的资料判断，这场风暴卷入人数不下5万人。如果按每户3人计算，相当于有15万人卷入。对于这个人口不足60万的小城，相当于有1/4的民众与之相关。目前江山市高利贷涉案被管控的至少有11家担保公司，涉案总额高达数十亿元，最小的一家也有六七千万元。有债权人透露，江山市风雷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风雷&)民间借贷的运作资金累积高达8个亿，涉及融资吸收存款人数已达2000余人。在5月20日的银通专案组通报会上，官方称银通累积运转资金有7.5亿，涉及3900多户债权人，现欠债2.2亿。参加通报会的债权人向时代周报转述江山市副市长陈水平的话说，陈小林在里面并不好过，但他现在没交代一分钱的去向。截至目前，至少已有银通掌控人陈小林、江山市伟亨商贸有限公司(下称&伟亨&)法人代表郑益伟和江山市钱王商贸投资有限公司实际经营人邵方敏被刑事拘留或取保候审。江山市各大借贷公司的债权人，除普通民众外，更有不少公务员甚至政府高层参与其中。跟淤头村村民们不同的是，那些参与民间借贷的官商，大都通过高息得到了丰厚的回报。随意停在路边的法拉利、宝马、奔驰和每逢夜幕来临轰隆的跑车似乎在告诉人们，这个小城里并不缺少富人。这些车主的&创富&途径通常以较低利率从普通老百姓那里借来资金，然后以更高利率借出，赚取其中差价。对于江山的民间利率，当地媒体此前的报道称，江山民间借贷月利息6分、7分很普遍。一业内人士坦言，现在全市月利率低于3分的民间借贷几乎已绝迹。而参与高利贷的公务员投放数额都不多，部分数额较大的资金会拆分，放在不同的担保机构，资金主要来源于自有积蓄、银行借贷资金等。&四大天王&在江山本地人眼里，银通、风雷、伟亨、天鹰并称江山市的放贷&四大天王&。据债权人透露，&四大天王&的债权人主体分别是：银通以公务员、供电系统职工居多；风雷资金最多，其中大户官员比例大；而天鹰是老干部居多；伟亨则以退休教师居多。银通的实际掌控人陈小林，原本是江山市国税局一在编职工，在2005年创办了江山市银通担保有限公司，并由其父陈兴文出任董事长。江山市国税局一知情者向本报记者透露，陈此前在国税局大厅开发票，后来在赌钱输掉几百万后，被人追债到江山市国税局的主要领导那里，陈因此被停职3个月。&陈父连字都认不了，他名义上是银通董事长，其实所有的工作都是陈小林在打理。陈母郑香亭开有一家叫华鑫金属的公司，专门收购废品。&上述国税局知情者说。而本报记者获得的相关资料显示，原江山市国税局局长缪进松曾担任了银通的顾问。在银通日召开的年终工作会上，缪亦就座大会主席台，他在2011年才从江山市国税局正式退休。而陈小林则是一边开担保公司，一边在江山市国税局上班。直到日，他才被国税局开除公职。银通在陈小林的经营下，短短数年时间，一举成为江山市家喻户晓的最大的高利贷公司，这也为他开始在江山市的政界产生影响。日，陈小林在银通的&金山角&会议上当着众多债权人的面表示：&由于政府行为，银通在8月份开始就无法正常运转了。&他随后声称：&请大家放心，谁敢动我，我有领导撑腰的！&就在他说这话的一个多月后，陈小林被部分债权人，给抬起来丢进了碗窑水库的沟渠里。41岁的徐清福是风雷的法人代表，他被称为浙江省的&红色收藏达人&，收藏毛主席像章、毛主席宣传画等&红色藏品&，已有20多年的历史。为弘扬江山市的&毛氏文化&，徐清福投资打造了风雷毛泽东像章陈列馆纪念馆。仅凭此一点，他便能经常与江山市的高层们互相切磋商谈合作事宜。徐清福是江山市凤林镇凤翔村人，当地媒体称他高中毕业后先在江山纸袋厂当车间工人，后升为车间主任。再后来下岗打工经商，仅用7年时间就成就了现在的风雷。天鹰老总余建水，他早年组建&同心帮&起家，并在数年前与江山市一前高层的千金谈恋爱，为他在江山市暂时&漂白&起了关键作用。此后，余建水担任了国营江山国际大酒店董事长，这个被江山市确立为&310&重点工程的酒店，是该市第一座按照四星级标准建设的宾馆。几天前，曾有天鹰的债权人去酒店找余建水要本钱，一无所获。由于江山国际大酒店是江山市的门面，加之不少老干部参与天鹰放贷，在部分领导的干预下，余建水依然如往常一样无事。按信用等级放贷据江山市一家民营企业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凡是国家公务员都可以向银行低息贷款10万-30万。这让不少公务员乐于将银行贷款转入担保公司，坐收高额利率差。而时代周报记者获得的一份官方材料称，江山市公务员信用证制度实施以来，受到了公务员和承办银行的欢迎。上述材料还建议江山市委市政府成立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信用证发放领导小组，借鉴公务员信用证的做法，实行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信用证制度。对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可分A级证授信20万元、B级证授信10万元、C级证授信5万元三个级别，并根据其个人资产等情况确定。时任江山市委书记的傅根友日在这份材料上批示，&请市委组织部徐晓光部长会同人大政协及金融等有关单位协商提出方案&。江山市官方则冀望实行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信用证制度，就能创新地方融资制度，并有效遏制&放高利贷&活动。但同期来自江山市人民法院的数据称，仅日至2月27日，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30多件，诉讼标的额超过1800万元，月利率在3%-9%。而当时全球经济危机的到来，显然让这个浙西小城很是措手不及，民间借贷在随后的两年便开始疯狂起来。以银通为例，该公司不仅有&营业执照&，同时还有衢州市&免检企业&、中国国际保护消费者权益促进会&优秀示范单位&、&守信用、重合同AAAA级单位&等金字招牌。在银通的债权人郑小娟看来，银通一直受政府部门的鼎力扶持。2008年3月以后，江山市先后批准成立了江山市银通担保有限公司工会和中共江山市银通担保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这两块鲜红色的招牌挂在营业厅门前分外醒目。就在2008年6月份的银通公司乔迁庆典上，时任江山市委常委、统战部长、现政法委书记郑朝基等官员亲临剪彩祝贺。从那时起，银通开始在江山市下辖的峡口、淤头、新塘边、长台、贺村等乡镇设立办事处，和江山市其他担保公司一起将江山市一步步推向民间借贷的深渊。两年后的日，傅根友在江山市一季度金融形势分析会上强调，要挖掘信贷潜力，力争全年新增信贷总量达到30亿元以上。傅根友还要求加强管理、规范民间借贷，各金融机构要千方百计扩大资金来源，要争取外力支持，多形式、多渠道继续做大存款总量。尽管国家有关部门一直强调要&规范民间借贷&，但江山的一些举措，显然为江山市民间借贷的危险局面埋下伏笔。逼出来的&严打令&日，时任江山市市长的陈锦标在一次规范民间融资专项行动会上，要求加大对官员等参与非法民间融资的查处力度，引导社会群众理性参与民间融资。陈锦标呼吁广泛宣传&民间借贷有风险，投资理财需谨慎&理念，他同时表示要坚决取缔非法金融机构，严厉打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从重从快惩处涉黑涉赌案件，净化金融市场。但这并未影响官员参与民间借贷的积极性，已经公开和尚未公开的诸多信息显示，江山市有相当一部分官员涉及民间借贷。有多位债权人爆料，原江山市委的两位领导均参与了民间借贷，并在银通崩盘前提走了数百万元。截至记者发稿时，上述人士对此未作任何置评。但江山市政府办公室一姜姓副主任在银通专案组的通报会上明确透露，&有公务员参与，还有领导&。据当地媒体的公开报道，江山市公安局机关副科长在日与丈夫携巨款潜逃，坊间一度传言他们因高利贷诈骗1000万元逃跑。除上述人士被依法逮捕，仅以&违反请销假相关规定，逾期不归&被免职，并调离江山市公安局到基层派出所工作。日，江山市保安乡原妇联主席郑玉珍因集资诈骗790余万被衢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20万，对她违法所得予以追缴，返还被害人。这位1982年出生的乡镇官员，平时工作表现良好，也是保安乡较为年轻的一位中层领导。但她成为了江山市第一位因集资诈骗获刑的官员。不过，在部分债权人看来，郑玉珍成了江山市民间借贷的&替身&。譬如江山市红利商贸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杨晓英，其老公姜正华的公开身份是江山市财政局直属分局副局长。据红利商贸有限公司一官员身份的债权人透露，该公司涉及金额高达六七千万，里面多为四五百万的大户，以老板和官员居多。江山市民间借贷崩盘后，他们夫妻俩在有关官员的指点下双双跑路。杨晓英撤到江西上饶开了家商务酒店，而姜正华则到苏州开茶叶专卖店。上述债权人在红利商贸有限公司存有500万元，他获得官方消息是&江山市有领导让他们跑路，要他们出去搞点钱回来，先把利息付了，这样他们就不会被抓。&江山市的&四大天王&和红利商贸有限公司这样的民间借贷公司，老板未受处理甚至跑路，已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效应。尽管中国的法律只保护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民间借贷，但由于正规金融机构对借贷风险控制得极为严格，许多企业仍然冒着风险高息从民间借款。但自去年爆发的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以及省内部分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引发诸多担忧，同时也面临着较为严峻的经济下行压力。江山市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在2011年8月至9月连续两次下文严禁江山市的党员公务员涉足高利贷。第一次是江山市的多部门联合出台《关于禁止党员、国家工作人员参与非法民间融资的意见》，明确规定党员、国家工作人员不准从事、参与非法集资。紧接着江山市纪委和组织部再追发文件要求&关于开展党员、国家工作人员自觉抵制非法民间融资承诺的通知&，并要求官员们行动起来签署承诺书以表抵制决心。该文件要求承诺官员们签订承诺书后，统一在本单位显要处张贴接受监督，而市管领导干部承诺书，要上交市纪委和组织部备案。文件后附的承诺书中则要求，党员、国家工作人员要及时制止和报告直系亲属参与民间融资行为，如有违反就要自觉接受组织调查处理。随后当地妇联、司法局、经贸局、工商局等机关部门以及辖区乡镇加入宣传、整治与规范民间融资行动。相关知情者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在危机越来越严重之时，官方曾要求&公务员、国家工作人员凡在担保公司有投资的，在一星期之内必须将投资的钱撤出，不然将受到处理&。江山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对此表示，上述行动主要是未雨绸缪，防止国家工作人员染指非法民间融资，同时引导民间合理投资。江山当地一担保公司负责人则称，&现在一些参与其中的公务员开始抽离资金。&目前的业务现状是资金&只进不出，压力有些大。&尽管江山市连下&严打令&，官方也希望能重拳整治民间金融乱象，但江山民间借贷崩盘的危机仍未过去。
1月9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表示，证监会批准上交所开展股票期权交易所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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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兴元：谁在制造民间信贷危机？
鄂尔多斯出现了亿万富翁自焚事件，涉及非法融资借款24.42亿元；浙江温州、衢州和宁波最近先后发生中小企业主负债跑路的案件；江苏泗洪发生民间高息借贷崩盘……
(冯兴元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小银行研究基地副秘书长，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在浙江，一些民间放贷人为企业&倒贷&发放民间借贷的利率已经达到7天8厘，也就是7天内放贷1万元，利息800元，折合年息417%。这一利息负担，看上去高，政府和媒体往往将这种放贷指责为&高利贷&。但是由于借贷期限短，很多中小企业主乐于，也能够接受这一利率，他们并不觉得利息高得负担不起。
我国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严重，政府的所有制歧视政策脱不了干系。根据悉尼大学独立研究中心副教授约翰&李的新近文章，我国政府以优惠利率提供给国有企业的资金占用了我国正式金融融资渠道（主要是银行贷款）大约三分之二的资源，而且这一比例在回落到目前的80%之前，在2008年至2010年间曾升至90%。
根据天则经济研究所2011年发布的《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报告，2001年至2009年，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累计获得账面利润总额为58462亿元，扣除政府补贴和少付未付成本后，真实利润为-16452亿元，这两组数据表明，政府通过金融及其他资源的控制，扶持了国有企业，这也等同于打压了民营企业。
近年来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更使得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雪上加霜。2009年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主要资金投放到国有企业和大型政府项目，打压了中小企业；今年央行总体上收紧银根，连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强行上存大量的银行存款，仍然主要打压了中小企业。当前我国信贷紧缩仍在加强，为对付通货膨胀，估算全国性中小银行、地区性金融机构及其他需要缴纳的保证金存款总规模分别是4679亿元和900亿元，届时中小银行流动性将更为趋紧。这些措施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民营中小企业的贷款可得性。
我国的通货膨胀很大程度上是与过去长期累积的货币供应量过高有关，中央银行提高准备金率和上缴保证金存款的做法，其实是不问责自身货币供应量过大的问题，而是把鞭子打到中小银行和民营中小企业身上。
与此同时，我国财政部门的财政收入猛增，财政支出也跟着大幅扩张，财政支出扩张明显表现在大规模的地方政府负债和保障房建设。可见，政府宁可放松财政口子的花费，也要收紧中小企业信贷。很多官员和社会各界甚至仇视中小企业，认为宏观调控之下，中小企业挺不过去是活该，产业升级就是要关闭一大批中小企业。
在这种格局下，目前银行可贷资金规模收紧，贷款利率高企，大量中小企业资金链紧张，许多企业开始出现资金链断裂。众多中小企业不得不主要借重民间借贷来维护流动性，无论是房地产企业，还是大量的其他中小企业，都面临着这类问题。银行、证券公司、一些资金宽裕的上市与非上市企业，都纷纷参与发放民间高息贷款。很多地区一般的民间借贷月利率都到了三分以上了，有些高达五分，甚至更高。
现在各地企业家逃债跑路、民间高息借贷崩盘的现象增多。比如，鄂尔多斯出现了亿万富翁自焚事件，涉及非法融资借款24.42亿元；浙江温州、衢州和宁波最近先后发生中小企业主负债跑路的案件；江苏泗洪发生民间高息借贷崩盘；各地政府查处的&非法融资案&也越来越多。一大原因在于企业为了缓解其资金链紧张，满足其资金需求，肯定要去融资，并以便利于自己的方式去融资，慌不择路，难免触礁。集资的增多抬高了利息，也增大了民间高息借贷的风险。加上还有欺诈性集资难免夹杂在众多集资之中，更是放大了民间借贷风险。
很多集资最初是正常的筹资行为，但是随着利率的抬高，资金链紧张，资金周转困难，集资者容易编造一些借口，甚至在决意不还款的情况下继续借款，最终在资金链断裂后，往往要么关门破产，要么跑路逃债，要么自杀，要么接受法律制裁。
总之，我们首先需要在化解民间金融风险上面多做文章，比如取消所有制歧视政策，调整宏观政策方向，强化经济、财政与货币规则，大力发展中小银行。对于确实发生的民间金融范围案件，则主要从是否发生欺诈行为来区别对待，重点放在惩处欺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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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商人的信仰与信用全球商业经典5:16　温州的冬天在连续几天中雨后降临，寒意侵入骨髓。　　11月8日，在一场20多人的温州商人晚间聚会上，一位海外学者正在为他们讲解欧美经济形势。能够参加这场聚会的商人都还没有被卷入正在这场城市里蔓延的借贷危机，他们的车牌还不会被债权人牢记而面临跟踪。　　临到聚会结束，这位学者给在场众人
温州商人的信仰与信用
全球商业经典&&
　温州的冬天在连续几天中雨后降临，寒意侵入骨髓。
　　11月8日，在一场20多人的温州商人晚间聚会上，一位海外学者正在为他们讲解欧美经济形势。能够参加这场聚会的商人都还没有被卷入正在这场城市里蔓延的借贷危机，他们的车牌还不会被债权人牢记而面临跟踪。
　　临到聚会结束，这位学者给在场众人的建议是：“尽快清理个人债务”以及“享受家庭之乐，非物质的享受将更重要”。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温州和世界的距离就日益拉近―迄今为止，温州每年向全世界出口近8亿双鞋、1.6亿只打火机……这些商品的大部分订单来自欧美和日本，还有将近60万温州人在海外做生意。参与此次聚会的商人们生产的产品，比如，鞋、工业仪表、低压电器的很多订单也都来自欧洲和美国。一位商人说，他的同乡在欧洲开超市，最近几乎所有商品都滞销，唯一需求很大的是储蓄罐―连生活在高福利社会、优哉游哉的欧洲人也开始存零用钱了，他们对温州制造还有以往那样旺盛的需求吗?
　　这位学者专攻神学，经济危机引发了他的好奇，所以略做了些研究，并顺道来温州看看。
　　“这场危机就是《启示录》里提到的黑马。”这位神学家对在场的商人们说。在圣经中，黑马象征着贫穷和缺乏。
　　聚会中，钱月珍的名字不断被提到。温州市金泓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钱月珍和她的女儿徐密从9月20日左右已经人间蒸发。知情者说，钱月珍在温州“有头有脸”，有近600个家庭把钱借给了她。
　　在温州，担保公司几乎是“老高”(温州人对放高利贷者的称呼)的同义词―原本只是作为信用服务中介的担保公司干脆自己从民间吸纳资金，做起放款业务，成了民间借贷市场上的主要玩家。
　　大家议论究竟有多少熟人的钱放在钱月珍那里，猜测她现在在巴西、芬兰还是云南。期间，也有人抱怨银行对企业抽贷、停贷，导致危机爆发。
　　这样的聚会叫做“团契”，也就是伙伴关系，源自《圣经》的“相交”一词，意思为相互交往、分享和建立关系，是指上帝与人之间、基督徒之间的亲密关系。
　商人们开着宝马、奔驰、保时捷、路虎来参加团契，这在温州并不是一件新鲜事。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陈村富教授指出，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温州人大量经商之后，信仰基督教的商人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群体。2003年，陈村富在温州市4个教堂进行调研时发现，从1980年代初到2000年初的这段时间里，这个群体的增长尤其迅速。
　　对中国基督徒商人群体有过研究的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宗教与中国社会中心学者Joy Tong Kooi
Chin解释说:“我想商人成为基督徒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中很多人很苦闷，很不快乐。”有管理学家认为，中国商人中绝大部分人的生存方式是完全单轨制的，永远围绕着“生意”或者“钱”这个主题来打转，也缺乏和外界的情感交流，这种生活极易导致精神高度紧张并随之感到空虚。由此，夹杂着成功学方法论的管理培训、各种特定人群组成的俱乐部乃至宗教信仰便“趁虚而入”。
　　“我见过一个商人团契的口号就是做个快乐人，我问为什么，他们说我们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快乐。”Joy
Tong Kooi Chin说，“商人们在日常的讲道里也会提到抑郁症。”
　　在这个聚会里，气氛更是难称快乐。闲聊的话题从时局逐步过渡到信仰，最终上升到神学。人们讨论起马丁?路德在发起宗教改革运动之前思考的命题：人的罪怎样才能被赦免―这是典型的内心焦虑的人才会讨论的问题。
　　焦虑总是源自恐惧。这是对未来的恐惧，谁也不知道这场危机有多严重，持续多久。人们都倾向于相信，到了年底，由于企业要还贷、续贷，还要结算工人工资，资金链将更为脆弱。如果有更多的人像钱月珍一样靠跑路躲债，将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危机。
　　另一层恐惧来源于在这场危机中，人性中的贪婪与狡诈已无所遁形。此前，在中国，关于商人是否需要信仰的讨论得出的结论总是一边倒的。不管最终选择何种宗教信仰，人们相信人的人格因素中那些糟糕的东西，包括逐利、贪婪、虚伪和不守信等等都能依靠信仰的力量得以被抑制。尽管逐利是企业家的本性，但是赚钱的欲望能被信仰所制约。
　“我们过去想的是生意成功，多挣钱，然后奉献一些给教会和社会，这样就安心了。”一位商人反省说，“但现在想想，我们也许在不知不觉中假借了上帝的名义在满足自己的贪欲。”
　　《圣经》将人间的财富形容为“无定钱财”，如水泼去。“人们如此喜爱房子，拥有大房子就仿佛进入了天堂。如今他们的天堂从每平米四万降到了每平米一万!”一位牧师对这场信贷危机后一些商人的境遇如此比喻说。
　　和这晚参加团契的商人们一样，逃跑的钱月珍也是一名基督徒。
　　第一块骨牌
　　同为基督徒的黄伟建认为钱月珍和徐密的做法简直是在给基督徒的声誉抹黑。
　　因为创办官方支持的温州民间资本投资中心，黄伟建这两年在温州商界名声鹊起―这个中心据称已经有180亿资金登记在册，希望能够寻找到合适的投资项目。目前，这个中心拿出了2亿元“临时周转资金”，帮助资金链紧张的企业。
　　1972年出生的黄伟建自称上高二时就办了一家皮鞋厂，后来涉足过电子行业、海外贸易和金融投资。嗅觉灵敏的他曾经寻求来自政府的帮助，在一个有影响的企业主出逃前将其控制住。包括钱徐母女出逃事件在内，被卷去钱财的受害者中有不少人也是基督徒。
　　11月7日这一天上午，黄伟建坐在自己宽大的办公室里，接待一批又一批来访者。
　　“你看到的这个人，”他指着一个男子的背影说，“他是走投无路来找我帮忙的。”第二天，据说这个男子因为被债主24小时跟踪，惊恐之下跑进了派出所求救，债主则在派出所门口守候。
　　“派出所里面躲债和在外面逼债的人都是我的朋友。”黄说。谈话间一个电话打来，他接完以后说：“又有人跑路了，扔下了300名工人。”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2011年上半年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个人、有59.67%的企业参与其中。
　　温州人不愿意把闲钱留在手上，一直都有借贷投资生息的传统，而这一传统如果不加以控制和引导，最终往往造成资产泡沫。上个世纪80年代，当黄伟建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温州曾出现过炒卖五针松的场面，这种观赏型松树盆景最终成为温州民间资金的炒作热点。与之类似的是，北方一盆君子兰的价格从几十块钱飙升至十万元。黄伟建记得自己的邻居伺弄了一院的五针松，自夸其价值超过了自己家所在的整栋楼，最终泡沫破裂，血本无归。随后，温州在2001年进入房地产领域的资本就高达2000亿元，“温州炒房团”因此得名，这一投资如果遇到房价下跌，立刻就会变成“烫手山芋”。
　从2011年开始，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终结，贷款紧缩，过度融资造成企业在续贷时面临资金链断裂的信贷危机。在黄伟建看来，这只不过是旧事重演而已，“只是这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
　　不少温州商人私下说，引发危机的第一块骨牌是“拆违”。
　　在改革开放初期，温州民营企业大多数是家庭式作坊。后来由于土地稀缺，新厂房批不下来，只能搭建临时棚屋应付生产急需。“温州的活力在于变通。”黄伟建说。
　　但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2010年8月上任后认为，违章建筑影响了温州的城市形象和发展，而要提高城市竞争力、实现升级就得拆掉违章建筑、增加绿化面积。据统计，温州现有违章建筑4000万平方米，相当于主城区鹿城区面积的1/7。为了保证拆迁能顺利推进，违规建筑的拆迁与企业用电、房屋产权登记等相结合，由城管、公安、银行等十多个部门联动。如不配合拆迁，企业或者个人会面临停水、停电、停贷的风险。
　　“这就叫拆违。”黄伟建指着窗外住宅楼零落的楼顶说。这些楼顶原来都有居民自己搭建的蓝顶天棚，其中大部分都已被拆除。
　　规模浩大的拆违究竟是怎样变成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的?一家温州制鞋企业的商人说，自己原来1万平米的厂房中有7千平米违章建筑，在2009年因故被拆，如今需要支付8元/平方米的租金，而迁入工业区的企业支付的租金高达20元/平方米。温州产品一向以低价著称，而拆违使得生产成本急剧增加。
　　更致命的是，企业想做房产贷款抵押，必须要有政府部门的无违章建筑证明，拆违使一些企业生产暂停，并在贷款到期以后因为没有抵押物或证照不合法，无法续贷。
　　信贷之城
　　温州的企业融资原本就有两条渠道：符合银行资质的，获得利率较低的贷款;因规模、企业资质等问题，不符合银行要求的，需要转向民间借贷市场。后者没有抵押、企业资质和贷款时限的限制，但却要付出高利率的代价。
　　这原本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融资系统。但是精明的温州人一直使用“还后续贷”的资金腾挪方式，也就是银行贷款到期以后，利用民间借贷搭桥，在偿还贷款后数日，企业可以获得银行续贷，从银行拿到的新贷款用于偿还民间借贷。企业规模越大，就越需要资金周转。向银行还贷款时一下子拿不出来那么多钱，就需要借用几天高利贷来补缺。银行一般需要两周的工作日来做续贷工作，在这两周的空当里，温州人就去找被称作
“老高”的高利贷来填补。
　　在崇尚熟人经济的温州，一开始，人们只愿意把钱借给讲诚信的熟人。但近几年，街坊邻里已经转变为个体、私营企业等多种借贷主体，一些人开始借助典当行、担保公司等各种合法形式调用资金;也有人以个人消费名义向银行借款，然后投向高利贷以获取利差。
　　一位开担保公司的商人回忆说，从2006年开始，“老高多了起来”。中国政府从2008年开始实施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使得市场资金宽松，当时银行利率低，高利贷利率也不高，而且都是用于短期周转―周期短的话，对于“老高”来说，收益安全稳当。
　　但接下来的原材料价格、工人工资上涨和人民币升值，导致实业利润日渐微薄，很多商人开始转向对外投资，实业则成为他们的融资平台。黄伟建说，他的一个朋友的企业每年都亏损200万元，但一直坚持做下去，就是因为凭借实业每年可以从银行获得几亿元的贷款。
　　在温州，担保公司几乎成了“老高”的同义词―担保公司本来是个人或企业在向银行借款时的缓冲。银行为了降低风险，不直接放款给个人，而是要求借款人找到第三方为其做信用担保;银行放款后，担保公司收取相应的服务费用。然而温州的很多担保公司却做起了放贷业务。
　　获利丰厚的生意总是危险的。温州市联银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晓东说，自己2009年想要开办这家以汽车消费贷款担保为主业的公司时，深知担保公司声名狼藉，因此，他在做决定之前请求自己的牧师给予指导。
　　牧师告诉朱晓东，开担保公司必须符合三个标准：业务范围不违背国家相关法律;不违背《圣经》;不雇佣黑社会催债。朱晓东说，牧师的话让他“稳定了自己的心”，他就这样开始涉足汽车消费贷款担保业务。
　　在温州，有的教会甚至像金融监管机构一样专门要求信徒放贷的利息不得高于月息2分(年利率24%)。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民间借贷利率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2分的依据正来于此(目前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6.56%，因此民间借贷年利率上限为26.24%)。
　“但黄伟建曾经是温州最早把民间贷款的月息炒到1角(月利率10%，年利率120%)的商人。”一位温州商人说。
　　另一位商人问：“他真的说自己是基督徒吗?”
　　2008年第四季度，国家启动了“4万亿元投资计划”，银行对中小企业前所未有地慷慨劝贷。一位鞋厂商人说，信贷员为了把钱贷出去，常常会在贷款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下浮动10%左右，很多企业在银行的诱惑下贷了款，然后四处寻找合适的项目投资。
　　担保公司的失控和2008年国家的宽松金融政策，都导致民间借贷的链条越来越长。这些钱的投向从温州传统的制造业扩展到其他产业以及房地产。人民银行温州支行的监测调查显示，温州1100亿民间资本中，只有35%的资金流向了实业经营;用于投资房地产和集资炒房的占20%;以借贷债券或者资金的形式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的占40%，还有5%为其他投资、投机和不明用途。有知情者说，也有部分资金流入境内外赌场。2011年4月份“跑路”的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鹤就是因为豪赌欠债逃往国外。
　　温州这条复杂的金融链条若要正常运转，必须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一是房价永远不跌;二是温州企业的利润丰厚。第一条已经成为了历史。2011年10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首次出现全线下跌。温州房价跳水，新房和二手房价格环比分别下降了4.9和4.4个百分点。至于第二条，一位私募基金合伙人在一次采访中曾说，2011年头两个月温州的规模以上企业(收入在500万元及以上的法人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是26.58亿元人民币，满打满算一年只有100多亿元的利润，而银行加民间借贷的利息是100多亿利润的数倍―这其实是一场根本进行不下去的疯狂游戏。
　　这场游戏终于在2011年结束了。从2011年1月开始，央行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有专家认为相当于有9000亿资金从市场抽走。到了7月份，担心风险的温州银行开始抽资、不续贷。水涨船高，温州市政府的资料显示，民间借贷的综合年利率已经从年初的23.01%增加到9月份的25.44%。朱晓东说，事实上民间无抵押贷款的月息已经高达5分到6分(年利率60%-72%)。
　恐惧是信贷危机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朱晓东说，从7月份王晓东出逃，危机的连锁反应已经开始显现。王晓东于2007年左右炒股、炒房发了财，随后开办了一家创投咨询公司，广泛吸收温州公务员的资金。至2011年7月左右，其借贷规模达12亿元，因为投资不当，资金链断裂。7月份，一个大型商业地产在高利贷重灾区龙湾区开盘，不少人抽出资金去买商铺，一下子引发很多“老高”资金链条紧张。拆违、银行抽资和高利贷挤兑连环反应，企业倒闭、老板跑路的现象开始不断出现。黄伟建说，那些找他帮忙重组的企业大部分都资不抵债，没有重组价值。
　　朱晓东的担保公司刚刚把一辆客户用来抵债的原价近600万元的劳斯莱斯轿车转手卖给外地人，成交价还不到300万元。在高利贷最严重的龙湾区永强镇，温州商人原来一共有10辆劳斯莱斯，如今有8辆已经流入二手车市场转让。
　　信仰之殇
　　朱晓东很感谢来自牧师的忠告。在“老高”们惶惶不可终日的危机中，因为做生意手法谨慎，他的担保公司安然无恙。他请来一位精干的总经理，团队也组建完备，他现在只想在家里看几本和信仰有关的书。
　　他不大喜欢参加商人们的团契，更愿意和教会里的普通人在一起。“虽然他们很多人不富有，但是和他们交流，我有生命相通的感觉。”黄伟建则把自己教会的一位传道人痛骂了一通，因为这位传道人把自己的全部家当借给了别人，血本无归，却事先没有向深谙本地金融的黄伟建咨询。黄现在很少去教会。他一直不习惯温州教会几十年来的主日礼拜、唱诗的风格，认为那些都是表演，缺乏真实的爱心和影响力，跟不上时代。偶尔去教会的时候，他还会当众反驳牧师的观点。
　　黄伟建认为对于温州商人来说，这不仅是一场信贷危机，还是一次信仰危机。温州商人们开始厌倦了艰难的实业创业，着迷于财富游戏。“银行贷款是诱人的禁果。”有商人如此形容说。财富的咒诅让以精明著称的温州人陷入了这场骗局般的游戏无法自拔。
　　“120万的房子能够从银行贷出100万，把房子抵押了然后再去买120万的房子，然后再贷出钱来，有多少人能够抵挡住这种诱惑?”黄伟建说，温州商人变了，变得喜爱享乐。温州一个地方去年一年消费了9万瓶大拉菲―这是目前中国官员和商人应酬最喜爱的顶级法国红酒，每瓶价格不低于1万元。　学者Joy
Chin说商人们需要宗教，是因为可以安慰他们的心，让他们专心工作;但宗教不是安慰剂，它也会给人带来挑战。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伦理规范要求很严格，基督教所言的自由和快乐都要付出代价和经过考验才能得到。
　　“(一些人)在教会讲台上讲得很好，下来到了酒桌上就变成了王科长、李局长!”一位温州乐清柳市的商人批评道。柳市这个占地不到50平方公里的集镇是中国低压电器之都，柳市商人在把低压电器卖到全国的时候，也把商人团契带到了全国。
　　“我们都有上帝赋予的尊严，为什么要对官员们低声下气，为了自己的生意什么手段都使呢?”说话时，商人的妻子在一旁略带担心地望着他。他刚刚从一场大病中奇迹般地康复，医生说如果他饮酒过度，这场病将不可收拾。
　　他深感幸运，因为他已经戒酒几年，并且为此放弃了在山东的一个大项目，因为在山东不喝酒就没法做生意。
　　但这样的价值观能在中国的商业环境里存在下去吗?
　　“不能做的项目我就不做，上帝给我的难道还少么?”
他说：“(希望自己的企业)每年利润增长30%，这到底是上帝的需要还是我自己的贪心?”
　　为了改变温州的商业氛围和环境，温州基督徒商人曾经自发做出过努力。2005年，担任温州总商会会长的郑胜涛发起成立了温州企业界团契，成员是来自温州各个教会的基督徒商人。郑在温州商人圈里名声响当当，他身兼数职，担任过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浙江省商会副会长等职务。针对当时温州商人中的不良风气，团契提出了“约法四章”：一要依法纳税，做大做强;二不搞商业贿赂;三不克扣员工工资;四不搞婚外情。
　　团契只维持了几年。郑胜涛希望把这个团契改成教会，名字叫“神力”，和他企业集团的名字一样。这个想法招致商人各自所在教会牧师的反对，这些商人是各自教会的精英，此举会使很多教会蒙受损失。尽管团契的很多理事都认为团契是跨教会联合，这样影响力更大，但是郑胜涛最终胜利了，团契变成了教会，很多商人因此离开，团契就此失去作用。
　“别人没法改变他(郑胜涛)的想法。”一位商人说，如果团契能一直维持下去，大家彼此交流督促，也许很多人不会在借贷风潮中失了脚。
　　“这时候，如果真的有基督徒商人站出来，公开道歉，承认自己的贪婪，这才能让人看到信仰的力量。”一位商人说，“如果胡福林能站出来公开道歉多好。现在他说的，应该都不是自己的真心话。”
　　郑胜涛
　　胡福林是温州最大的眼镜企业―浙江信泰集团董事长。9月21日，胡福林负债20亿元人民币出逃，就是这一事件使从2011年4月开始的温州商人“跑路”最终引来政府高层关注，最终导致全国瞩目。他全家都是基督徒，在温州商人当中原本口碑不错，以善待员工著称。
　　胡福林在“跑路”一个月后在政府促成下返回温州。郑胜涛说，在跑路之前胡福林和他见过3次，胡希望他能够出资1000万元入股公司，钱不是主要问题，更重要的是郑胜涛这个名字的入股在温州就意味着信用，足以稳定惊惶不定的债权人。
　　郑胜涛并没有拒绝这笔交易，但他要求胡福林处理好自己名下庞杂的资产，尤其是胡福林大举投资的光伏产业，根据信泰集团自己的资料，公司在这一产业投入了12.5亿元人民币。
　　1981年开始经商的郑胜涛在温州以商业嗅觉灵敏著称，他告诫胡福林光伏产业前景黯淡，应该退出。但胡福林所在的眼镜行业2006年还有30%的利润率，现在只有10%，因此他对在高增值的光伏产业插一脚寄予厚望，并准备把这一业务拿到香港上市。在他看来，上市“只差临门一脚”，因此没有听从郑胜涛的建议。
　　59岁的郑胜涛坐在温州欧洲城的一家高级会所里。欧洲城在午后人迹稀落，了无生趣―这是温州商人投资房地产失败的一个典型项目。广场上凯旋门上的欧式人物浮雕全是昂首扬臂的振奋样式，此时此刻谁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温州商人会如此喜爱欧式雕塑。
　　会所中午只有一桌客人。与郑同席的是会所主人和他年轻的儿子、一位县级市的市长及两位女商人。
　郑胜涛是饭局的主角，那位市长坐在他的右侧，只是偶尔插话。对会所主人和他的儿子来说，能够约到郑胜涛吃饭，实在是件荣幸的事情。
　　酒是拉菲，酒杯边还有一杯上等普洱，这种奇特的搭配是为了让客人能靠普洱醒酒，多喝上几杯。郑胜涛刚刚卸任温州总商会会长一职。酒酣耳热之余，郑胜涛和同席的朋友讨论起了干细胞护肤品如何防老―他和那位市长都认为自己还没到退休的时候。郑能为同席者的生意带来怎样的影响，从席间对方敬酒的频率就可以看出。和胡福林的往事更让同席者对郑的判断力啧啧称赞―当他卸任温州总商会会长的时候，继任者还送去“涛声依旧”四个字表示敬意。
　　虽然已经卸任，郑胜涛仍是温州和温州商人声誉的捍卫者。他不否认温州的传统制造业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但是外界关于商人跑路的众多报道已经激怒了他。在质疑面前，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不屑和愤怒。
　　“温州难道不是中国人的温州吗?”
　　“温州是市场经济的前沿，它出现了问题，别的地方就好吗?”
　　而对温州商人信仰的探讨更让他极度警觉且缺乏耐心：“美国有那么好的制度，依靠信仰立国，不也出了问题吗?”
　　他说，表面上抱团却各有主意的温州商人需要的是《五月花公约》那样的契约。这是前往开拓美洲大陆的清教徒们签署的公约，它种下了美国民众自治和契约精神的种子。
　　至于温州商人们离这个有多远，郑胜涛摆手不愿意多谈。
　　商人、浙江省政府参事郑胜涛感慨地说，他见到政府参事里面有一些老人，在艺术文化方面造诣精深，但是却只领着微薄的津贴。
　　“他们每月只得到那么些补贴，却创造了这么大价值。我很羡慕他们!”在一片敬酒的吵扰中，郑胜涛突然大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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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红顶商人喋血江苏：枪声惊醒放贷梦
有着县政协常委头衔的红顶商人宋佃涛，在镇江追债时被枪杀，在千里之外的鲁中小城桓台引发讨债潮;宋所经营的“明星企业”―桓台县浦发投资有限公司及员工，亦成为涉嫌“非法集资”2.8亿元者。隐藏在镇江枪声和桓台讨债潮背后的，是残缺的金融体制下民间资本盲目逐利的暗流。
　　今年2月29日，31岁的山东人宋佃涛被人发现倒毙在自己的起亚越野车内，地点是江苏省镇江市高资镇，当地警方在其头部发现疑致其死亡的枪伤。
　　南京籍男子高某被警方初步锁定为犯罪嫌疑人，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追缉。知情人称，身为山东桓台县浦发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浦发公司”)董事长的宋佃涛，是在赴江苏向欠下巨额资金的高某讨债期间被人下了黑手。吊诡的是，当警方最终找到高某时，他已成为一具冰冷的尸体。
　　3月5日下午，真正的元凶，相继策划2月29日和3月1日镇江、南京连环谋财害命案，并致3人死亡的犯罪嫌疑人魏某，在南京家中被警方人赃并获。
　　绑缚着2亿多资金、数百名投资者的宋佃涛的突然死亡，迅即在桓台引发一场轩然大波：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手里捏着借据，对浦发公司形成围堵之势，以期拿回自己的血汗钱;焦头烂额的政府和公安、金融监管等部门，则调动一切力量，疲于应付各路“苦主”以及可能的上访者……这个素来平静的鲁中小城，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维稳危机。
　　宋佃涛的死亡，不过是为近年来国内此起彼伏的民间借贷乱象平添了一笔血债而已。尽管桓台此次“意外”事件有别于此前各地担保公司资金链断裂或老板跑路，但其背后涌动的，依然是残缺的金融体制下民间资本盲目无序疯狂逐利的暗流。
　　一个无法规避的残酷现实是，已成惊弓之鸟的民间投融资者脆弱的神经，再难经受住各种随时可能降临的考验和灾难，建立一个良性有序的民间金融机制正迫在眉睫。诚如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就浙江“吴英案”回答记者提问时所言：“政府应引导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既鼓励发展，又加强监管。”而此前风波不断的温州民间资本市场，极有可能被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列入综合改革的试点之一。
　这，或将成为未来中国民间金融变革的拐点。
　　小城讨债潮
　　3月1日上午，桓台浦发公司的员工们像往常一样准时前来上班，但这一次迎接他们的是紧锁的大门。有人给掌管钥匙的老板娘巩玉玲打电话，手机关机;去其位于桓台少海花园(小区)的家中，同样未能发现踪影。
　　“不会是卷款跑了吧?”不知是谁嘀咕了一句。在当地，浦发公司从事民间借贷业务，一边吸收公众存款，一边对外放债，赚取差额。巩玉玲在公司负责财务工作，所有投资者的资金最终都要汇总到她手中。
　　一个客户的报信电话加剧了员工们的不安和焦虑：浦发公司老板宋佃涛于前一日在江苏镇江被人枪杀了，其妻巩玉玲在当日下午被桓台警方带走调查。
　　没人敢相信这个消息的真实性。甚至在宋老板“出事”当天，浦发公司的生意还呈现出一派火爆景象：“那天收的款子挺多的，有几百万，”公司业务员张萍回忆说，“一直到下午下班，一切都平安无事。”
　　员工们开始利用自己的人脉和资源四处打探，为了求证老板宋佃涛的死讯，他们甚至找到了桓台县公安局，却被不留情面地赶了出来―“现在情况不是你们该了解的，都回去吧，有事会找你们。”
　　此后，网络上传出的江苏警方在现场勘查时发现的那部车牌号为“鲁CGGXXX”的起亚越野车，以及副驾驶座上那略为模糊却依然可以辨认的面容，都证实了死者的身份：宋佃涛，浦发公司董事长。
　　身系2亿多资金、数百名投资人的宋佃涛的突然遇害，迅即在他的家乡引发一场不小的地震。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聚集在浦发公司门口，群情激动，誓要拿回自己的血汗钱;低调的投资者则不断拨打公司业务员的电话，追问：“你说到底怎么办?不要利息了，本钱能不能拿回来?”
　　有人血压升高，有人茶饭不思，有人整宿失眠……一夜之间，这个鲁中小城的安逸、宁静的生活被彻底打破，人们几乎从未见过的百般世相，在一次前途未卜的投资中齐齐呈现。　当地政府低调的处理方式，让惊恐焦虑的投资者颇多微词。一些投资者自发组建了QQ群，在网上七嘴八舌地商量着对策。3月5日，一支上百人的队伍打着向县委书记求救的横幅涌至桓台县委，讨要说法。部分情绪激动的群众，与维持秩序的警员发生了肢体接触，横幅被没收。面对质问，当值官员表示，无法给予任何承诺。最终，警方以“案件还在侦破阶段”为由相劝，众人无奈散去。
　　3月14日，部分投资者给县委送去了“千里追款为民做主”的锦旗，试图以此接近官方，借机询问案件进展。他们被告知：县里已成立专案组，正在积极配合江苏警方侦办案件;同时，全力追讨浦发公司在外的贷款。
　　“政府让我们沉住气，等几天，会有处理结果的。”这让很多人看到了希望，客户的情绪开始趋于稳定。对于心急如焚却又束手无策的投资者来说，等待，是他们目前唯一能做的事。
　　“客户有问题，我也活不了”
　　“我现在坐牢不怕，死也不怕，就怕客户出问题。如果客户有问题，我也活不了了。”
　　在老板宋佃涛遇害后，浦发公司业务员张萍曾不止一次对弟弟张博说过这句话。这让后者很紧张。张博几次出现在讨债的队伍中，与姐姐形影不离。这个在浦发公司没有任何投资的小伙子的频繁露面，甚至让当地警方怀疑他有其他什么动机。
　　如果把浦发公司这类投资公司比作银行，那么像张萍这样的业务员就是吸储员，专门负责为公司拉拢客户，吸收资金。鲁中小城狭窄的生活圈子，决定了他们的客户资源必然局限于亲朋好友。这，几乎是近年来各地不断涌现出的标会、担保公司、投资公司等企业民间融资的共性。某种程度上，维系客户与业务员之间契约关系的，并非法律，而是亲情、友谊和道德。这也预示着，合作失败不仅意味着欺骗，还可能导致前述人情关系的彻底破裂、沦丧，“连亲戚朋友都没法做”。
　　张萍特别害怕成为那样的人，那会让她背负沉重的罪恶感，“觉得对不起所有信任自己的人”。事发后，她甚至比那些投资上千万而深陷泥淖的客户更加焦虑，更愿意“出头”促进事情的尽快解决，尽管她经手吸纳送入浦发公司的资金不过386万元，是公司所有业务员中数目最少的。“最多的一个(业务员)三千多万，都是亲戚朋友凑起来，以业务员的名义存的。”
　张萍存入的386万元中，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微乎其微：不足8万;剩下的便是一众好友和七大姑八大姨：做生意的朋友，开幼儿园的大姑……
　　集腋成裘，积沙成塔，“合资”的好处体现在利息分成上。因为，按照浦发公司规定，每笔存款最少要10万元。合资，显然让很多原本不具备投资条件的小客户拥有了从庞大蛋糕上分一块的资格，而这正是他们所乐见其成的。
　　可以说，浦发公司的客户是由庞大的散户队伍构成的，公司十余名业务员，每个人身上都捆绑着数目不等的投资者和资金，这从事发后当地政府针对投资者的统计就可看出来：短短十余日，设立在县城金太阳宾馆的专案组，已经接待了700多名“苦主”，涉案金额约2.8亿元，而这还不包括那些隐秘的投资者―一些身份特殊不愿出面登记的人。
　　甚至是客户与浦发公司，确切地说是与宋佃涛之间的合作，也同样是以一种貌似亲密实则虚幻的“交情”为名义来进行的。除借款日期和金额，浦发公司开具给客户的借据内容出奇的一致―一张A4纸大小的红色印刷品。在这张单据上，借款方和出借方无一例外地都是“亲友关系”。但事实上，很多客户根本不认识宋佃涛。
　　浦发公司的业务员们未曾想到，自己苦心经营的关系网和资金链，会在一次突发事件中面临瞬间崩裂的危险。宋佃涛遇害次日，桓台当地警方立即派人赶赴浦发公司，将所有账目封存带走调查。知情人透露，当公司账户被冻结时，账上资金不足3000万元，其余的钱已经全部放贷出去。
　　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桓台县委宣传部报道组一张姓负责人转述了专案组的答复：当地警方仍在全力配合江苏方面侦办宋佃涛遇害案，同时，浦发公司的贷款也在陆续追讨中;至于返款数额，目前不便透露。
　　“明星企业”非法集资
　　3月14日下午1时40分左右，张博接到桓台县公安局刑警队的电话，等到了一个令自己极度惊诧亦无法接受的结果：姐姐张萍被刑事拘留了。他被通知，第二天上午去刑警队办理相关手续。
　“为什么刑事拘留?”
　　“非法集资!”
　　“怎么会是非法集资呢?”
　　“对，就是非法集资!”
　　“要拘留多长时间?”
　　“不一定，先拘留，再审，再判!”
　　撂下电话，他“脑袋‘嗡’的一下就炸了”。张家老母亲因此哭了一夜。
　　与张萍一同被送进看守所的，还有她的3名同事。家属拿到的拘留通知书上，赫然写着“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张博困惑于姐姐怎么会被戴上了一顶“非法集资”的帽子，在他和一众受访者眼中，浦发公司一直是以合法甚至是明星企业的光辉形象在桓台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
　　人们依旧记得2010年浦发公司经过一年试运营后正式开业时盛大、隆重的场面：“县里很多领导都去给它捧场剪彩了。”而当日宣传浦发公司的一条新闻，至今仍挂在当地政府的官网上―
　　浦发公司“已发展成一家集资本管理、休闲理财、贷款、中介、担保为一体的多元化、规模化的投资企业……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为己任，整合社会资源，关注企业融资需求，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发展难的问题，扶持具有良好发展潜力的优秀中小企业快速成长……公司旗下的‘桓台民间借贷网’致力于为客户创造价值，并持续超越客户预期价值。同时，也为中小企业的融资路线增辟新路，共同促进桓台经济和谐发展”。
　　两年来，浦发公司恰是循着上述思路与定位，快速发展成为今日桓台民间资本市场的行业翘楚，并因此获颁“淄博市十佳投资先锋”称号。公司董事长、成功人士宋佃涛也获得了相应的政治回报―桓台县第十三届政协常务委员。在这座小城，他成为一个不可小觑的名人。
　　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投资者是奔着宋佃涛的名头来的：他出身贫寒，却能在成功后依然保持低调谦逊;他的公司专业、正规，经营证照齐全;他的公司投资回报丰厚―月息2%-3%，按月结算，“比银行还好”;且信用极佳，此前从未发生过拖欠钱款现象;最重要的是，这是政协委员开的公司，投它还能有错?
　闪耀在宋佃涛和浦发公司头上的熠熠光环，吸引着慕名而来的投资者，浦发公司的客户队伍在口口相传中不断壮大。今年2月10日和20日，服务业从业者王姐将自己数年来的35万元积蓄相继投入浦发公司;她的朋友李姐，则在2月16日自信满满地写下了一张10万元的存款单。
　　这是这两个中年女性平生第一次在银行以外的地方存钱，只为了传言中那诱人的利息。但甚至没能等到结算月息，现实就给她们迎头浇了一盆冷水。这次给了她们无限期待的投资，未来将充满变数。3月1日下午，迎着早春的料峭寒风，站在浦发公司门口黑压压的讨债人群中，两个女人四顾茫然，暗自祈祷，“千万别出事”。
　　“谁能想到呢?”王姐长叹一声。
　　枪声惊醒放贷梦
　　“如果宋老板不死，结果一定不会是这样。”
　　在桓台，投资者们谈起此次浦发公司的变故，更愿意将其视为一次意外，尤其是既得利益者。这缘于该公司一直以来的良好信誉。受访者坚定地认为：当下发生在这里的讨债潮，迥异于以往国内各地因融资企业资金链断裂或老板跑路而引发的人心和社会震荡。
　　在百度贴吧桓台吧“关于浦发”一帖中，很多人跟帖表达对宋佃涛不幸身亡的同情和惋惜，并努力让自己保持淡定;有人甚至幻想，“希望宋夫人能继续扛起公司经营的大旗”;理性的声音则认为，没有什么实体经济能有年息30%的高利润，崩盘和资金链断裂是早晚的事，“只是(因为)当事人遇害(而)来得早了些”。
　　时间回到2月29日。江苏镇江高资镇一处废弃的建筑旁，宋佃涛静静地躺在自己起亚越野车的副驾位置上，鲜血从头部缓缓滑落。面前的挡风玻璃上，是一个直径约4厘米的弹孔。
　　当地一户人家在出行时发现了这个毫无反应的陌生人，随后赶来的警察证实，他遭遇了枪击，已经死亡。
　　与宋佃涛有过生意往来的南京籍男子高某，被警方认定为凶案的犯罪嫌疑人，并展开全国追捕。通缉令中，高某驾驶的一部银灰色别克商务车，后被证明属于浦发公司。桓台当地的知情人透露，宋佃涛恰恰就是在赴江苏向欠下浦发公司5000万元巨资的高某讨债未果时被人杀害的。
　然而，警方最终找到的却是高某的尸体。3月8日，媒体通报：在公安部的直接指挥下，江苏警方成功破获2月29日和3月1日发生在镇江和南京，致使3人死亡的系列持枪杀人案。3月5日下午，犯罪嫌疑人魏某在家中被抓获，缴获大量赃款。这两起案件，被定性为有预谋的图财杀人案。
　　宋佃涛、高某等3人是如何被杀害的，他们与疑凶魏某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因案件尚在侦办阶段，时代周报未能从江苏警方处获得答案。我们努力通过宋佃涛身边人的回忆，还原他生命中最后的轨迹：
　　2011年5月，宋佃涛收获了江苏镇江高某的一个5000万元的贷款项目。对方要求给现金，这迫使前者花费了2个月的时间才凑齐了这笔巨款。7月的一天，宋佃涛将一袋袋现钞塞进一部被拆掉了后座的银色别克商务车，悄悄上路。这是一次绝密的押运，同行的仅有他的妹夫。
　　次日，妹夫被要求独自乘坐火车回去，宋佃涛本人则是几天后才搭乘飞机返回。那部装载现钞的别克车被留在了镇江，“说是给高某开”。
　　此后，宋佃涛曾数次前往镇江，“说是去看看项目的投资情况”。最近的一次，则是在今年2月下旬。
　　临行前，张萍找到宋佃涛，说有个客户想在浦发公司投资，但不知道公司的钱投往哪里，是否保险，“希望能请宋总吃个饭，当面谈谈”。“让他等等，我出趟差，一周左右就回来。”这是宋老板生前对员工所作的最后指示。
　　2月28日晚，在人生的最后时光里，宋佃涛与同在浦发公司上班的姨父通了电话，询问后者组织员工学习的情况;他还被告知，母亲腿疼病犯了。“没事，我这两天就回去。”他语调轻松地说。
　　但生命的日程已经排定，在归期到来之前，子弹接管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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