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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际产业转移理论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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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　　一、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的主要内容
　　20世纪70年代中期，小岛清教授以日本企业50年代至70年代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情况为背景，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理论。这一理论在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下，沿着比较优势决定国际分工的线条展开研究，将国际贸易理论和外国直接投资理论有机结合起来，并使跨国公司经营活动与东道国经济发展目标协调起来。按照这一理论进行的外国直接投资应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对外直接投资应发生在投资国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行业（即所谓的“边际产业”），而这些产业在东道国是具有比较优势或潜在比较优势的行业。按照比较成本（或比较利润率）从“劣”到“优”的顺序依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投资国向国外转移边际产业，而把国内资源转移到其产业层次更高的行业，获得动态比较优势；同时将先进的生产函数移植至东道国，培育东道国的比较优势产业。因此，“边际产业”的转移最能有效提升双方的产业结构，使相关各国经济不断地、循序渐进地平稳发展。
　　其次，在对外投资主体上，中小型企业要先行。同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在日本国内更易趋于比较劣势，成为“边际企业”，但它们相对于在国际分工中梯度较低的发展中东道国来说，则具有资金和技术上的比较优势，并且大多数拥有标准化的实用技术，易于劳动要素充裕的发展中国家消化吸收。因此，中小型企业应成为边际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先行者。
　　第三，对外直接投资应选择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更低阶梯的国家或地区。在向这类发展中国家投资时，要随着比较成本的变化，从技术差距小、容易转移的行业开始按序进行，才能发挥投资国和东道国的比较优势。日本向发达国家的投资不符合比较优势原则。
　　第四，对外直接投资应采用与东道国合资或非股权安排的方式。“边际产业”的转移是最有效的技术转移途径，因为在这类产业中双方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差距较小，最易于东道国吸收消化。日本通过直接投资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技术，大部分是专有技术、现代化的经验和标准化的生产技术。这些技术不会包含在固定设备中，绝大部分要通过劳动体现出来，因此必须在实地操作中提供技术支持。于是，合资企业成为最有效的组织形式。在合资企业中，投资国和东道国双方都参与到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分担责任并共同解决技术和管理问题。
　　第五，对外直接投资应是“顺贸易倾向型”。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除了资源开发型投资外，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都是“边际产业”，符合比较优势和比较利润率相对应的原则，结果是扩大了投资国和东道国的比较成本差距，东道国被培育为比较优势产业的出口基地，向投资国和第三国出口，而投资国以低成本进口，同时向东道国出口自己的比较优势产品，从而促进双方贸易及优势产业的发展。相反，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多发生在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与贸易的比较优势原则相抵触，导致美国出口减少而从发展中东道国大量进口制成品，贸易逆差增加。这是一种“逆贸易倾向型”投资，不利于对外贸易发展及产业结构升级。
　　第六，对外直接投资应在发展中国家起到“教练”的作用，振兴并促进东道国的比较优势产业。在东道国建立子公司或合资企业只是国民宏观经济效应的开始。与“飞地”直接投资不同，建立合资企业的效应是显著的。通过培训工人、工程师和管理者，FDI逐渐在东道国的特定行业产生溢出效应，并促进利用当地资金建立竞争性公司，最终从总体上改善当地产业的生产函数，使新技术真正向东道国转移并在那里建立起来。一旦FDI在发展中国家成功完成了“教练”的任务，它就必须淡出，逐步向当地企业转移所有权和管理控制，转到其他需要“教练”的欠发达国家。
　　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的检验
　　（一）改革开放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历史概况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这一年日本对华投资仅有0.14亿美元。从那以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经历了三次高峰期。第一个高潮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投资；第二个高潮出现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投资涉及整个沿海一带；第三个高潮出现在2000年以后，其背景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申奥成功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经过30多年的发展，日本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主要来源国之一。截至2010年底，日本对华投资项目已达4400多个，实际投资金额累计达735.65亿美元。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试探阶段（年）。由于中国长期实行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初期的软硬投资环境均不完善，对政策一致性和可持续性等问题还有待观察，因此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态度相当谨慎，投资项目较少，技术水平较低，制造业投资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组装行业，非制造业投资主要集中在服务业中的租赁行业。
　　第二阶段：逐步增长阶段（年）。随着中国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量涌现，地方政府开始拥有招商引资的主导权。中国吸引外资的政策和投资环境有了较大改善。1985年日元升值，降低了日本国内企业的成本竞争力，促使日本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1988年，韩国、中国台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货币也开始升值，因此很多日本企业将中国作为出口产品的较佳生产基地。在这些内外部条件的推动下，日本对华投资的金额和项目数量均大幅增加。投资主体以中小企业为主，同时还有日本企业与商社或者关联企业联合投资。在投资领域上，制造业的比重比上一阶段有所提高。在制造业中投资较多的是电机、机械、食品、纤维等行业。在经营方式上以中日合资企业为主。在投资类型上，日本企业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等资源，开始在中国各地建立以生产企业为主的出口加工型基地。
　　第三阶段：迅速发展阶段（年）。中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良好的投资环境已经具备。中国国内的市场容量有了长足发展；邓小平“南巡讲话”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中共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这些变化使外国投资者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不可逆转。在日本对华投资中，制造业的比重大幅上升，占到75%左右，中国成为亚洲国家和地区中吸收日本制造业投资最多的国家。制造业中吸收日本投资的主要领域包括：轻工业部门的纤维服装、食品饮料；重工业部门的电气机械、化工橡塑石油品、有色金属制造、一般机械、建筑材料等。在投资主体上，绝大多数著名工业跨国公司纷纷进入中国，提高中国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并把经营重点从贸易转向投资，在中国当地从事生产。
　　第四阶段：“入世”后全面发展的新阶段（2002年至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进行的一系列政策调整使中国的投资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提高。日本对华投资不仅投资额剧增，而且在经营方式和投资类型上发生重大变化，从“合资时代”转变为以设立独资企业为主导并且开始建立投资性公司的“企业集团经营时代”，从单纯的“生产重视型”或者所谓“资源、劳动力、地价、政策等要素重视型”投资，转变为“生产与市场重视并存型”的从研究开发、生产到现地销售、售后服务的一条龙式全方位投资。投资领域扩展到中国“入世”时承诺开放的新领域，金融、流通等服务业投资大幅增加，进入“升级换代”时期。在制造业内部，行业格局也发生了变化。例如，随着中国汽车消费迅速增长，运输机械（汽车）类的投资以极快的速度增长。同时，从“边际产业”逐渐转向优势产业，具体表现为：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电机行业的投资增长，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纺织行业的投资减少；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为组装工厂提供零部件配套的“素材及二次加工部门”投资增多。
　　（二）日本对华的生产要素导向型直接投资印证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日本企业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包括生产要素导向型直接投资和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生产要素导向型的直接投资主要针对纤维、制鞋、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技术也是技术生命周期上已经标准化且成熟的技术，把目标只放在出口上，不把东道国作为销售对象，也可以称作“出口导向型”直接投资。市场导向型的直接投资是将东道国市场作为销售对象，把具有更高水平的技术作为获得竞争优势的主要手段。市场导向型的投资主要针对机械、电子、化学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以高于东道国竞争企业的优先技术作为在竞争中保持优势的主要手段，因此它转移的技术主要是尖端技术或新技术。从上述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在中国“入世”前的三个阶段，其对华直接投资以生产要素导向型为主，而进入21世纪后，逐渐向市场导向型过渡，开始形成研发、生产、本土销售的全方位投资特点；相应地，“边际产业”对华直接投资模式逐渐向竞争优势产业的直接投资模式转变。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的相符之处，主要表现在“生产要素导向型”直接投资上，具体体现为以下特点。
　　1.“边际产业”顺序转移。改革开放后的前20多年内，中国的劳动力价格较低，并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日本经历了国内成本快速上升的过程，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边际产业”，即日本的比较劣势产业，同时恰是中国的比较优势产业。当时，日本对华投资也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如纤维服装、食品饮料、电机、机械等。而随着两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边际产业”也在发生变化，日本逐渐向中国进行依次的梯度转移投资。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领域－－－制造业－－－呈现出产业内升级和产业间升级的特点。产业内升级即由中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向高技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业间升级即由一般制造业转向装备制造业、由轻型制造业转向重型制造业、由传统制造业转向高技术制造业。纺织、食品加工等附加值较低的传统制造业投资比重大幅下降；电机、化学工业、运输设备、钢铁及有色金属等产业的比重明显上升。
　　2.转移的技术以成熟的应用型技术为主。与欧美跨国公司侧重推行的现代化战略相比，日本的跨国公司在东亚奉行的是全球化战略，以东亚作为“出口平台”，发挥其“迂回加工生产基地”的功能，因而对该地区的技术转让不如欧美投资者积极主动，主张和奉行“转让与当地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技术”。通过中日合资企业，日本向中国输出了一批先进的技术和工艺，这些技术和工艺一般是日本企业拥有的拳头产品和“绝活”，如松下公司与中国华录生产的录像机机芯、上海松下电子应用机器有限公司生产的微波炉用连续波磁控管等。通过与日本著名跨国公司合资，中方企业的产品档次有了明显提高。许多日本企业建立了员工培训制度，使中方人员获得先进设备的操作技巧和应用技术，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现代生产经验和管理经验的后备人才。这些事实都印证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即通过建立合资企业，日本跨国公司扮演着“教练”的角色，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容易消化吸收的专有技术、现代化的经验和标准化生产技术，产生技术扩散效应。
　　3.把中国作为出口基地。生产要素导向型的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遵循着如下战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日本对华出口设备零部件→中国对日或第三国出口产品。例如，1995年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出口占其销售总额的68%，而港澳地区在大陆投资企业的这一比重是40.4%，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的这一比重仅为2.4%。同时，在华日资企业的出口比重远远高于日本海外投资企业的平均出口比重，甚至在劳动力成本比较低廉的亚洲地区也是最高的。在华日资企业的这些特点都符合小岛清主张的“顺贸易倾向型”外国直接投资。
　　4.完成“教练”作用后退出中国市场。根据日本周刊《东洋经济》的“海外投资企业总览”，截至2002年，日本从中国（含香港、澳门）累计撤出企业1058家，撤出率为20.42%，其中制造业撤出的数量总计达252家，占55.4%。在制造业内部，撤出比重较高的依次是石油煤炭（40%）、食品（25.6%）、运输机械（25%）、纤维（16.2%）和钢铁（15.4%）。纤维和食品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度较低，是日本企业最早进入中国的领域，中日两国的技术差距很小，中国企业迅速发展起来，在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与日本企业展开了激烈竞争，最终导致日本企业退出中国市场。而电机、一般机械、化学领域的撤出率较低，分别为7.4%、7.5%和5.6%，这些行业技术密集度较高，两国技术差距较大，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难以达到像劳动密集型产业那样的激烈程度，因而日本企业撤出率相对较低。有些日本公司还直接被中国公司控股。2002年10月，总部在广东的美的集团购买了三洋电机公司的股份，得到该公司日本微波炉零部件生产厂的控制权；一度非常有名的日本电器品牌，如索尼和三洋等公司的低技术含量产品被中国公司的低成本、高质量产品所取代。这种现象是日本企业完成了“教练”的作用，预见这些产业未来的经济增长前景不如以前或不如其他产业，从而分阶段转让所有权的行为。
　　（三）日本对华的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超越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入世”以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从以生产要素导向型为主逐渐过渡到以市场导向型为主，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增加对华投资，超出了小岛清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的解释范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将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部分转移到中国。“入世”后，中国吸收日本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纺织、食品等附加值较低的产业投资比重明显下降；机械工业特别是电气机械和运输机械，仍然是日本的主导产业，其主体部分还处于比较优势阶段，但投资额比重大幅上升。尽管边际产业还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中占一定比重，比较优势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尚有所保留，而且对外转移也包括了其中的边际部分，但日本将这些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部分转移到中国，说明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已经不能完全解释新形势下的日本对华投资。
　　2.以占领中国的大市场为目而开展的直接投资。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中国逐渐由巨大的潜在市场变为现实的市场。中国的产业政策在某些支柱型产业（如汽车）上提出了国产化要求，日本过去由“贸易立国论”发展起来的“出口加工基地型”国际直接投资战略遇到相当大的阻力，只是一成不变地用“边际产业”很难换取东道国市场。“市场导向型”投资符合东道国的产业政策，满足其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学者关满博曾提出日本投资策略应转变为“Made in Market”。
　　进入21世纪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呈现出如下战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日本在华采购或进口设备零部件→出口或在华销售产品（获得市场）。日本经济产业省《2002年度制造业白皮书》指出，把中国单纯作为生产基地的企业将从40%多降至不足20%，而将中国同时作为生产基地和销售市场的企业将从10%大幅上升至40%以上。根据日本《东洋经济》周刊的“2004年海外进出企业总览”的调查统计，以“返销日本”为目的进行对华投资的企业只占7.6%；对华投资的主要目的依次为开拓东道国市场、建立国际性生产与流通网络，以及劳动力保证和利用，分别占调查企业的27.8%、26.6%和14.5%，而在1993年的调查中，这三项数据分别是21.2%、19.1%和18.6%，且“返销日本”和“资源、原材料保证与利用”分别占13.3%和6.3%。
　　3.提高投资的技术含量。为了在中国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日本企业把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引入中国，对机械、电子、化学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的比重大幅上升，对华转移的技术主要是相对于中国较为先进的技术或尖端技术。随着日本企业在华构建营销网络，日本对华技术转移是包括生产技术、管理技术、营销技术等在内的较为全面的技术转移。进入21世纪以后，面临愈加激烈的市场竞争，日本企业加大了在华研发的力度，以满足中国市场日新月异的需求。日本在华研发机构的主要功能是开发适用于中国市场的应用型产品。日本企业不仅将中国作为生产据点，还将中国作为研发据点。
　　4.主要投资方式由合资向独资转变，出现了与本土企业建立战略联盟的新形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入世”后，中国放宽了对外商持股比例的限制。同时，日本企业一方面认为逐渐熟悉了中国市场，不需要再借助中方企业而能独享市场利益，另一方面合资公司在运营效率、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因此不仅新建的在华投资中独资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早期进入中国的合资企业也开始通过增资扩股等方式转变为独资企业。这也与日本强调保持技术优势有关，采用独资的形式更有利于保护其知识产权，因此在客观上形成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所反对的“飞地”。1998年和2005年，日本在华设立中日合资企业和日本独资企业的数量分别为：644和464家、995和2228家。
　　与中日合资企业的独资化并行不悖的是，日资企业同中国本土企业的关系由竞争开始转向竞合，部分日中跨国公司建立了战略联盟。随着中国本土企业竞争力的增强，日本企业为了保证在中国市场的利益，开始改变与中方的合作方式，不仅进行研发和生产方面的技术合作，而且还进行销售与售后服务方面的合作。例如，2002年三洋与海尔签订合作书，使三洋获取了海尔在中国市场的渠道优势，而海尔则获取海尔产品进入日本市场的通道；2005年，日立公司继松下之后与中央数字电视传媒有限公司签订了数字高清推广战略联盟，在产品资源、市场推广渠道和售后服务体系方面形成互补。
　　三、启示
　　理论从实践中产生，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评价任何理论都要以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为前提。我们看到，生产要素导向型的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符合小岛清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的主要观点，而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超越了这一理论的解释范围。这与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的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那时，日本的对外经济关系已经经历了进口－进口替代－出口的阶段，主导产业经历了轻工业－重化工业－电子业依次转移的过程。相应地，纺织、钢铁、化工等产业依次成为边际产业，需要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腾出空间来发展优势产业。对外直接投资是获取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等比较利益的重要手段，也是从重化工业为中心的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构向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中心的产业结构过渡的重要推动力。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加速发展的21世纪，发展中国家对吸引国际投资以及承接产业和技术转移提出了新要求，日本对外投资战略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这是小岛清在其所处时代没有预见到的。
　　小岛清提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时，中国尚未实行改革开放，因此日本对周边亚洲国家的直接投资，多位于市场容量较小的国家，这些国家自身无法消化制造业大规模的生产能力，日资企业与必须向本土和第三国出口才能实现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中的东道国扮演“出口基地”的角色，特别强调在发展中东道国直接投资而生产的产品要符合比较成本原则，以具有优势的价格向日本本土出口，促进双边贸易。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巨大的市场容量得到飞速释放，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与这个大市场一同成长。因此，中国不仅可以成为日本直接投资的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更可以成为解决产品销路的市场，出现了很多市场导向型的日本直接投资。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入世”推动的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跨国公司日益重视中国这个市场，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也不断加剧，日本跨国公司为了占领市场，也必须重视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把一些仍在国内属于比较优势的行业或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过程嫁接到中国。这些情况在小岛清提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的年代是没有发生的。
　　本文的分析证实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对生产要素导向型（或称出口导向型）的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力，因此可以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前20多年内吸收日本投资的历史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提供了经验证据。小岛清在上世纪70年代打破主流国际投资理论，以独特视角提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国际投资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新形势下，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发生了向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的转变，小岛清对外投资理论要适应这种形势而不断发展，才能成为一套更全面、解释力更强的国际投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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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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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即指在过程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组成即资源在产业间配置状态，产业发展水平即各产业所占比重，以及产业间的联系即产业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方式。
产业的概念
产业是现象，它作为经济单位，介于宏观经济与之间，是属于的范畴。它既是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又是同类企业的集合。但是由于产业的内容十分复杂，至今尚无统一的严谨的定义。因此，对产业含义进一步给以质和量的规定是有必要的。
首先，产业是历史范畴，是伴随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深化而产生和不断扩展的。从社会分工来说，它是一般分工和特殊分工的现象。特殊分工是在一般分工基础上发生的。
其次，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由于社会分工的主导形式转换和不断地向深层发展，以致形成了具多层次的产业范畴。
再次，产业作为一个经济单位，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产业和产业之间存在着极其复杂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联系，形成自变与应变之间的函数运动，使全部产业成为一个有机的系统。一个产业的存在，会成为其它产业出现和发展的条件，一个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化会直接或间接引起其他产业的变化。
结构的概念
“结构”一词的涵义是指某个整体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搭配和排列状态。它较早地被应用于自然科学中。在经济领域，这个概念始于20世纪40年代。
产业结构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察：
一是从“质”的角度动态地揭示产业间联系与联系方式不断发生变化的趋势，揭示经济发展过程的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起主导或支柱地位的产业部门的不断替代的规律及其相应的“结构”效益，从而形成狭义的产业结构理论；
二是从“量”的角度静态地研究和分析一定时期内产业间联系与联系方式的技术经济数量比例关系，即产业间“投入”与“产出”的量的比例关系，从而形成。广义的理论包括狭义的产业结构理论和产业关联理论。
理论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17世纪。W.配第在17世纪第一次发现了世界各国水平的差异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关键原因是由于产业结构的不同。他于1672年出版的《政治算术》就通过考察得出结论：工业比农业收入多，商业又比工业的收入多，即工业比农业、商业比高。
的创始人F.魁奈分别于1758年和1766年发表了重要论着《经济表》和《经济表分析》。他根据自己创立的“”学说，提出了关于社会的划分：生产阶级，即从事农业可创造纯产品的阶级，包括和农业工人；土地所有者阶级，即通过我为和赋税从生产阶级那里取得“纯产品”的阶级，包括地主及其仆从、君主官吏等等；不生产阶级，即不创造“纯产品”的阶级，包括工商和工人。他在经济理论上的突出贡献是他在“纯产品”学说的基础上对和流通条件的分析。
在配第之后，在中虽未明确提出(Industrial Structure)概念，但论述了产业部门(Branch of Industry)、产业发展及资本投人应遵循农工批零商业的顺序。其时恰处工业革命前夕，重商主义阻碍工业进步的局限性和商业繁荣的虚假性已暴露出来。 就此而论，配第、魁奈及的发现和研究是产业结构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20世纪30-40年代是现代理论的形成时期。这时期对产业结构理论的形成做出突出贡献的主要有费夏、C.克拉克、、和S.库兹涅茨等人。18世纪中叶之后，工业部门在第一次、推进下突飞猛进，服务部门也有较大扩展。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时期，工业部门衰退，从统计上体现出服务部门在经济中的明显优势。于是，人们回忆起17世纪中期配第的朴素思想。新西兰经济学家费夏以统计数字为依据，再次提起配第的论断，并首次提出了关于的划分方法，产业结构理论开始初具雏形。
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在1932年提出了产业发展的“雁形形态论”。该理论主张，本国产业发展要与国际市场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国际化；后起的国家可以通过四个阶段来加快本国工业化进程；是要根据“雁形形态论”的特点制定。认为，日本的产业通常经历了“进口→当地生产→开拓出口→出口增长”四个阶段并呈周期循环。某一产业随着进口的不断增加，国内生产和出口的形成，其图形就如三只大雁展翅翱翔。人们常以此表述后进国家工业化、重工业化和高加工度发展过程，并称之为“雁行产业发展形态”。
在吸收并继承了配第、费夏等人的观点的基础上，C.克拉克建立起了完整、系统的理论框架。在1940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条件》一书中，他通过对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时期劳动投入和的资料的整理和比较，总结了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结构变化与人均国民的提高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劳动人口从农业向制造业、进而从制造业向商业及服务业的移动，即所谓克拉克法则。其理论前提是，以若干经济在时间推移中的变化为依据。这种时间系列意味着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在此是指不断提高的。
库兹涅茨他在1941年的著作《国民收入及其构成》中就阐述了国民收入与间的重要联系。他通过对大量历史经济资料的研究得出重要结论，即：库兹涅茨产业结构论：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的将趋于下降；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趋于上升，比重趋于下降。在理论前提上，他把克拉克单纯的“时间序列”转变为直接的“经济增长”概念，即“在不存在人均产品的明显减少即人均产品一定或增加的情况下产生的人口的持续增加”。同时，“人口与人均产品双方的增加缺一不可”，而“所谓持续增加，指不会因短期的变动而消失的大幅度提高”。而后，他将产业结构重新划分为“农业部门”、“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并使用了产业的相对这一概念来进一步分析产业结构。由此，使克拉克法则的地位在现代经济社会更趋稳固。
理论在20世纪50-60年代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此时期对产业结构理论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代表人物包括、库兹涅茨、A.刘易斯、赫希曼、、钱纳里、、希金斯及一批日本学者等。
里昂惕夫、库兹涅茨、霍夫曼和丁伯根沿着的研究思路，分析了经济增长中的问题。
对产业结构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他于1953年和1966年分别出版了《美国经济结构研究》和《》两书，建立了体系，他利用这一分析的结构与各部门在生产中的关系，分析国内各地区间的以及各种经济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在《现代经济增长》和《各国经济增长》中，他深入研究了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关系问题。
丁伯根关于制定经济的理论包含有丰富的产业结构理论。如认为，就是要有意识地运用一些手段以达到某种目的，其中就包含了调整结构的手段。他经济政策区分为数量政策、性质政策和改革三种。其中，性质政策就是改变结构（）中的一些元素，改革就改变基础中的一些元素。又如在他的发展计划理论中所采用的大型联立方程式体系，就是、、多马以及等人多种模型的混合物；另他所采用的部分，就是一种方法，它直接从项目开始，把微观计划简单地加总成为宏观计划。
刘易斯、赫希曼、罗斯托、钱纳里和希金斯的理论则是的进一步延伸。其研究存在两种思路：
①分析思路
刘易斯于1954年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提出了用以解释经济问题的理论模型即刘易斯理论（模型）。拉他与费景汉把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认为不仅仅收入分配变化及与之相对规模以及储蓄、教育、劳动力市场等有关因素之间也存在直接的联系。 希金斯分析了二元素结构中，先进部门和原有部门的的差异。原有部门的生产函数属于可替代型的，而先进部门存在固定投入系数型的生产函数，此部门采取的是的技术。
②不平衡发展战略分析思路
赫希曼在1958年出版的《》提出了一个不平衡增长模型，突出了早期发展经济学家限于直接生产部门和基础设施部门发展次序的狭义讨论。其中关联效应理论和最有效次序理论，已经成为发展经济学中的重要分析工具。
提出了著名的扩散效应理论和。他认为，的变化对经济增长具有重大的影响；在经济发展中重视发挥主导产业的扩散效应。其主要著作有《经济成长的过程》和《经济成长的阶段》等。
钱纳里对产业结构理论的发展贡献颇多。他认为，经济发展中资本与劳动的是不变的，从而发展了柯布—的学说。指出在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会发生变化，中初级产品出口将会减少，逐步实现和。
欧美学者的及提出的理论模型具有一般意义，形成该研究领域的主流。但作为应用经济理论，各国在实践中会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论概括。战后以来，立足日本国情，逐步发展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他们认为产业结构变动与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 在日本，对产业结构理论有比较深入研究的学者有：筱原三代平、正雄、宫泽健一、小宫隆太郎、池田胜彦、佐贯利雄、筑井甚吉等人。其中筱原三代平是日本研究和产业结构问题的著名专家。他的研究成果包括《日本经济的成长和循环》、《收入分配和工资结构》、《消费函数》、《日本经济之谜—成长率和增长率》、《产业构成论》、《现代产业论（产业构造）》。
筱原三代平（1955）提出了“”，其核心思想强调：后起国的经过扶持，其产品的的可以转化的，原来处于劣势的产品有可能转化为优势产品，即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由于该理论毕竟与密切相关，因而只能成为战后日本理论研究的起点。特别是在实践在中，具体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的？一些日本学者提出各种和模型，其中最著名的是等人提出的产业发展“雁形态论”。
赤松要（、1965）在战前研究日本棉纺工业史后提出“雁形态论”最初的基本模型，战后与（1937）等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该理论假说，用三个相联系的模型阐明其完整内容。
关满博（1993）提出产业的“技术群体结构”概念和构建了一个三角形模型，并用该模型分别对日本与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产业技术结构做了比较研究。核心思想是：日本应放弃从后经百余年奋斗形成的“齐全型”，必须促使东亚形成网络型，而日本只有在参与东亚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中对其产业进行调整才能保持领先地位。
日本学者的产业结构研究，实际上触及到东亚循环演进问题，并已明确意识到一国产业结构变动与所在国际区域的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但仍以单个国家为立足点，仅涉及国际区域的一个特例，没有上升到一般理论。
产业划分理论：马克思将社会总生产分成生产资料（I）和（Ⅱ）2大部类，但是，马克思提出的2大部类仅指，不包括。虽然可以揭示运动的总规律，但不能揭示的一般规律。
结构均衡理论：马克思分析说明了在条件下，必须满足：
Ⅰ( v+ m) = Ⅱc ，
并引伸出2个公式，即
Ⅰ( c + v + m) = Ⅰc+Ⅱc
Ⅱ( c + v m) = Ⅰ( v + m) + Ⅱ( v + m)
在情况下，两大部类生产的平衡条件为：
Ⅰ( c + v +m) = Ⅰc + Ⅱc + ⅠΔc +ⅡΔc
Ⅱ( c + v + m) = Ⅰ( v +m/ x) + Ⅱ( v +m/ x) + ⅠΔv + ⅡΔv
马克思抽象而清楚地阐明了实现的条件，但在现实生活中，产业部门众多，中包括了多种产业部门之间相互提供中间产品的错综复杂的联系，因此，运用马克思的结构难以描述产业之间多部门的投入产出联系，对于产业结构的区际协调应用性不强。
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马克思首先提出了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则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和的理论及相结合，提出了在技术进步条件下，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他指出，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 “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是制造的生产资料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生产。”这一理论在一定前提下可以反映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化情况。
结构演变可根据是否考虑外贸因素对的影响，分为封闭型产业结构理论和开放型产业结构理论。
这种结构理论一般不考虑外贸因素对的影响和作用，即在封闭的情况下研究产业结构演变的趋势。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克拉克、库兹涅茨、和等。
最早注意到产业结构演变趋势的是配第。他在《政治算数》这部名著中，比较了英国农民收入和船员的收入，发现后者是前者的4倍；他还发现荷兰的人均国民的收入比其它欧洲国家要高。据此，他得出结论：比起农业来，工业的收入多，而商业的收入又比工业多。重新发现被称为配第定理。配第定理揭示了结构演变和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配第未能看到结构变动和水平的内在关联。
克拉克在1940年出版的《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通过开创性的统计分析和研究，揭示了人均水平与结构变动的内在关联，重新发现了配第定律。其结论是：随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业；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转移。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流动的原因在于各产业之间收入的相对差异。
库兹涅茨在继承克拉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劳动结构和部门产值结构两个方面，对与结构变动的关系作了更为彻底的考察。他在《各国的经济的增长》一书中，对57个国家的进行了处理。并作了截面分析和实践序列分析，结论是：在按人口平均产值的较低组距内（70美元—300美元），农业部门的份额显着下降，非农业部门的份额相应地大幅度上升，但其内部（工业与服务之间）的结构变动不大。在按人口平均产值的较高水平组距内（300—1000美元），农业部门的份额与非农业部门份额之间变动不大，但非农业部门内部的结构变化则比较显着。
对工业结构演变规律作了开拓性的研究，提出了所谓的，其内容是：在工业化进程中（工业的净产值和资本资料工业的净产值比）是不断下降的。
开创的法把封闭型理论定量化，并发展到最完美的程度。投入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投入与产业的数量关系，利用投入产业和投入产出系数推断某一部门的变化对其它部门的影响，计算为满足社会的最终需求生产的各种产品总量，并分析国民经济发展和结构变化的前景。投入产出分析法是产业结构分析的一种重要工具，但由于它是的方法，并以同质性和比例性作为分析的假定前提，因而这种方法又有一定的局限性。一般说来，它用于短期而不适用分析，适用于分析而不适用于预测。
这种理论考虑和国际贸易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李嘉图、赫克歇尔、俄林和钱纳里等。 在家中、斯密在1776年的一书从中提出。他认为，各国按照绝对成本的高低进行成本分工，就必然使各国的从低效率产业流入高效率产业，从而使资源合理配置和。于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一书中对斯密的绝对成本（或相对成本）进行国际分工，以获得比较优势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俄林继承并发展其师赫克歇尔的学说，在1933年出版的《域际和国际贸易》中提出著名的。他们认为，比较成本差异产生的原因在于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因此各国应从事自己拥有优势生产的那些商品生产，通过从新分配各国生产要素，以实现国际商品价格的均等化。此理论是对学说的完整化。里昂惕夫用投入产生发对对1947年对美国200个产业的产品进行检验时，得出了与俄林的观点刚好相反的结论，即。与反论的分歧是由许多复杂因素造成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事实背景不同。前者是以澳大利亚、、荷兰、乌拉圭、阿根廷等不少国家的外贸提出的，而后者则美国的外贸情况为事实背景提出的。后来，西方经济学家关于进出口商品价格的研究，就是循着某些国家某个时期的情况符合要素禀赋论，而另一些国家另一个时期的情况符合里昂惕夫反论，这样一种思路展开的。
筱原三代平发展了李嘉图的静态，提出著名的。该理论认为：产品的的可以转化的，从某一看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劣势的产业，从发展的眼光看却有可能转化为处于优势的产业。故对那些潜力巨大且对国民经济有重要意义的产业，不但不应放弃它的发展，且要扶持它的发展，使之成为强有力的出口产业。日本政府依据动态比较成本说制定了扶持若干幼小产业的政策并在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功，最典型的例子是日本的汽车工业。日本的汽车工业在扶持幼小产业政策的保护下，经过短短二十几年的发展，从1955年到年产量6.5万辆提高到1980年的1140万辆，并成为日本第一大出口产业。
钱纳里把开放型理论规范化和数学化，提出了著名的“发展型式”理论。他在一些基本假设的基本上，从大量观察值中选择了10个基本经济过程来描述几乎所有国家发展的基本特征，并用27个变量规定了这个10个基本经济过程。然后把收入水平和人口数据作为对所有这些过程进行一致的统计分析，构造了反映结构转换的主要变量典型性关系的“发展型式”。为使分析的结果更广泛地适用于各国和各种经济过程，钱纳里进一步使用了几个基本的回归方程对“发展型式”理论符合回归，得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标准结构”。据“发展型式”理论，结构变化的75%—80%发生在100美元~1000美元的发展区间，其中最重要的积累过程和资源配置都将发生显着的、深刻的变化。钱纳里的标准结构对于揭示人均GNP与结构变动的关系具有更大的价值。
在各种产业结构调整理论中，影响较大的刘易斯的刘易斯理论（转变理论）、赫希曼的、的主导部门理论和筱原三代平的两基准理论。
刘易斯理论
该理论建立在以下三个基本假定上：
1）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接近零；
2）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的由农业的人均决定；
3）城市工业中的利润储蓄倾向高于农业收入中的储蓄倾向。
因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接近零，农业对城市工业的低，且工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工资，故工业发展就可以从农业中获得无限供给，在劳动力供给价格与边际劳动力差额中获得巨额利润。又由于工业利润中的储蓄倾向高，使得城市工业发展对的吸纳能力进一步提高，由此产生一种累积性效应。这种累积作用的结果是，的提高，工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下降，以致达到工、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相等。这时，二元经济转变为。M．P．托达罗批判了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转变理论，认为刘易斯的理论过于简单化，没有考虑进入城市以后能否找到合适的工作。在，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寻找工作的难度很大，从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大量的无业游民，故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一很大的阻力。
不平衡增长理论
由于，全面投资和发展一切部门几乎的不可能的，只能把有限的资源有选择地投入到某些行业，以使有限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此即不平衡增长。赫希曼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有限的资本在和直接生产之间的分配具有替代性，因而一两种不平衡增长的途径：
一是“短缺的发展”，即先对直接投资，引起社会资本短缺，而社会资本短缺引起直接生产成本的提高，这便迫使投资向社会资本转移以取得二者的平衡，然后再通过对直接生产成本的投资引发新一轮不平衡增长过程；
二是“过剩的发展”，即使对社会资本投资，使二者达到平衡后再重复此过程。 不平衡增长理论基本上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因为我国40多年的经济发展走的就是一条“不平衡增长”的途径。至于选择哪一条不平衡增长途径，则应视经济发展的而定。
主导部门理论
根据把经济成长分为阶段划分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起飞、成熟、高额群众消费、追求生活质量六个阶段，而每个阶段的演进是以主导产业部门的更替为特征的。他认为经济成长的各个阶段都存在相应的起主导作用的产业部门，主导部门通过回顾、前瞻、旁侧三重影响带动其它部门发展。与六个经济成长阶段相对应，罗斯托在《战后二十五年的经济史和国际经济组织的任务》一文中，列出了五种主导部门综合体系：
1）作为起飞前提的主导部门综合体系，主要是食品、饮料、烟草、水泥、砖瓦等工业部门；
2）替代进口货的消费品制造业综合体系，主要是非耐用消费品的生产；
3）重型工业和制造业综合体系，如钢铁、煤炭、电力、通用机械、肥料等工业部门；
4）汽车工业综合体系；
5）生活质量部门综合体系，主要指服务业、城市和城郊建筑等部门。
认为主导部门序列不可任意改变，任何国家都要经历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罗斯托提出的主导部门通过投入产出关系而带动经济增长的看法，以及主导部门并非固定不变的看法、可供借鉴。
两基准理论
两基准理论的是指收入弹性基准和生产率上升基准。收入弹性基准要求把积累投向收入弹性大的行业或部门，因为这些行业或部门有广阔的市场需求，便于利用，迅速地提高利润率；生产率上升基准要求积累投向生产率（指）上升最快的行业或部门，因为这些行业或部门由于生产率上升快，单位成本下降最快，在工资一定的条件下，该行业或部门的利润也必然上升最快。 两基准理论以下列条件为基本前提：
1）相当完善，不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一定程度的瓶颈制约，但要素具有充分的流动性，资源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向颈瓶部门转移，尽快缓解瓶颈状态。
2）产业发展中不存在技术约束。
3）不存在资金约束。如果上述条件不存在，两基准理论就未必成立，利用俩个基准理论选择优先发展产业也未必比可行。
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
演变与经济增长具有内在联系。产业结构的高变换率会导致的高增长率，而经济总量的高增长率应会导致产业结构的高变换率。随着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这两者间的内在联系日益明显，越来越细，产业部门增多，部门与部门间的、、商品流动等联系也越来越复杂。这些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的流动对经济增长有什么影响,逐渐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注意。他们开始重视研究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的这些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们注意到，大量的和劳动投入虽然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因为大量资本和劳动所产生的效益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部门之间的技术转换水平和结构状态，不同产业部门对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往往有很大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部门之间投入结构、产出结构的不同。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观点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观点认为，经济总量的增长是在的假设条件下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变化长期作用的结果。需求的变化和资源在产业部门间的流动被看作是相对不重要的，因为所有部门的资本和劳动都能带来同样的。因此，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始终把结构因素排斥在经济增长源泉之外。
经济增长的结构主义观点
经济增长的结构主义生产结构的变化应适应的变化，资本和劳动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力较高的部门转移能够加速经济增长。结构主义观点没有资源配置最优的假设前提，而认为资本和劳动在不同部门的使用，其收益可能出现系统的差别。结构主义放弃追求最优化的企图，转而追求“次优”。
产业结构的演变与工业化发展阶段相关
的演进有如下阶段几个阶段：前工业化时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四个阶段。在前工业化初期，第一产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缩小，其地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有较大发展，工业重心从轻工业主导型逐渐转向主导型，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第三产业也有一定发展，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比还较小。在工业中期，工业重心由基础工业向转变，第二产业仍居第一位，第三产业逐渐上升。在工业化后期，第二产业的比重在中的地位占有支配地位，甚至占有绝对支配地位。在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知识化成为主要特征。产业结构的发展就是沿着这样的一个发展进程由低级向高级走向高度在内代化的。
主导产业的转换过程具有顺序性
产业结构的演进有以农业为主导、轻纺工业为主导、原料工业和燃料动力工业等为重心的为主导、低度加工型的工业为主导、高度加工组装型工业为主导、第三产业为主导、为主导等几个阶段。
三大产业具有依次替代的性质
的演进史沿着以第一产业为主导到第二产业为主导，再到第三产业为主导的方向发展的。
产业结构演进的阶段区间具有可塑性
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各阶段是难以逾越的，但各阶段的发展过程可以缩短。从演进角度看，后一阶段产业的发展是以前一阶段产业充分发展为基础的。只有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充分的发展，第二产业的轻纺产业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第二产业的发展是建立在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基础上，其中加工组装型重化工业的发展又是建立在原料、燃料、动力等的发展基础上。同样，只有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才具有成熟的条件和坚实的基础。产业结构的超前发展会加速一国经济的发展，但有时也会带来一定的后遗症。
配第—克拉克定律
英国经济学家配第和克拉克通过研究，先后发现：随全社会人均水平的提高，就业人口首先由第一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时，就业人口便大量向第三产业转移。这种由人均收入变化引起的现象称为配第—克拉克定律。早在17世纪，配地第一次发现了世界各国的国民收入水平的差异及其形成的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关键在于的不同。他通过进一步考虑后得出结论：比起农业来，工业收入多；而商业收入又比工业多。即工业比农业、比工业的附加值高。后来，克拉克重新发现并第一次研究了产业结构的演进趋势，得出了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性结论。
库兹涅茨人均收入影响论
库兹涅茨在继承配第和克拉克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份额基准，考察了总产值变动和就业人口机构变动的规律，揭示了变动的总方向，从而进一步证明了配第—克拉克定律。他发现的这种变动规律，即产业结构的变动受人均变动的影响，被称为库兹涅茨人均收入影响论。
（3）主导产业扩散效应理论和
首先提出了主导产业及其扩散理论和经济成长阶段论。他认为，无论在任何时期，甚至在一个已经成熟并继续成长的中，经济增长之所以能够保持，是因为为数不多的主导部门迅速扩大的结果，而且这种扩大又产生了对产业部门的重要作用，即产生了主导产业的扩散效应，包括回顾效应、旁侧效应和前向效应。罗斯托的这些理论被称为罗斯托主导产业扩散效应理论。他根据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将经济成长的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即传统社会、为“起飞”创作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挺进阶段、高额大众消费阶段。后来他在《政治与成长阶段》一书中又增加了一个“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
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理论
钱纳里从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中考察了制造业内部各产业部门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动，揭示制造业内部结构转换的原因，即产业间存在着，为了解制造业内部的结构变动趋势奠定了基础，他通过深入考察，发现了制造发展受人均GNP、需求规模和的影响大，而受工业品和初级品输出率的影响小。他进而将制造业的发展分为三个发展时期：经济发展初期、中年期和后期；将制造业也按三种不同的时期划分为三种不同类型的产业。即：
1）初级产业，是指经济发展初期对经济发展起主要作用的制造业部门，例如食品、皮革、纺织等部门；
2）中期产业，是指经济发展中期对经济发展起主要作用的制造业部门，例如非金属矿产品、橡胶制品、木材加工、石油、化工、煤炭制造等部门；
3）后期产业，指在经济发展后期起主要作用的制造业部门，例如服装和日用品、印刷出版、粗钢、纸制品、金属制品和机械制造等部门。
霍夫曼工业化经验法则
对工业化问题进行了许多富有开创性的研究，提出了被称为“霍夫曼工业化经验法则”的问题阶段理论。他根据霍夫曼比例，即消费品与资本工业净产值的比例，把工业化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消费品工业占主导地位，霍夫曼比例为（5+/-1）。
·第二阶段：工业快于消费品工业的增长，消费品工业降到工业总产值的50%左右或以下，霍夫曼比例为（2.5 +/- 0.5）。
·第三阶段：资本品工业继续快速增长，并已达到和消费品工业相平衡状态，霍夫曼比例为（1 +/- 0.5）。
·第四阶段：资本品工业占主导地位，这一阶段被认为实现了工业化，比例为1以下。
·在实际应用中，霍夫曼比例往往用轻工业品净产值与重工业品净产值的比例来表示。霍夫曼的工业阶段论阐述的主要是工业过程中重化工业阶段的演变情形。
三次产业分类法及其局限
（1）的划分
三次产业分类理论提出于本世纪40 年代初，其中的第一次产业是指广义的农业，划分依据为第一产业的属性为取自于自然；第二次产业为广义的工业，划分依据为第二次产业的属性为加工取自于自然的生产物；第三次产业是广义的服务业，划分依据为第三次产业是繁衍于有形物质财富生产活动之上的无形财富的生产部门。
（2）的局限性
进入80年代，信息技术及以其为核心的现代高技术群迅速壮大，人类产业活动的规模和方式有了巨大变化，三次产业分类理论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具体表现包括：
·①升级使产业范围扩大，产业正涵盖起愈加丰富的社会生活领域，包容进越来越多的形式、日益多样的分工和程度日益提高的人类。产业活动愈来愈成为非单纯的生产、生活资料和服务的供给部门，其联接社会生活各部分以及各部分与其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的作用不断加强。
·②产业经济分析和产业政策的制订与实施要求拓展产业分类理论。伴随着生产力的飞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的规模和深度提高，生产的社会化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导致生产和消费过程社会化，第三次产业长足发展，并且其中不同的部门和行业有不同的表现，不仅其他产业内部不断有新的部门分离出来进入第三次产业，第三次产业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和重组。随着过程的展开，第三次产业中的部分部门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而传统意义上的第三次产业内部活动从数量到性质都发生重大变化，产业分类急需变革。
·③围绕信息产业化浪潮展开的“第四次产业”讨论和以寻求可持续发展途径为目的而展开的“环境产业”、“”、“生态可持续工业”、“”的讨论，把一批的归属、地位、本质揭示问题提到的热点中来。
·④产业细分是制订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政策和战略规划的需要。现有的产业分类理论，不能明确界定、环境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内涵、产业的范围和地位等，则制订有针对性的政策扶持新兴产业发展就缺乏理论依据和指导。三次产业分类理论的上述局限，导致了整个理论体系的局限，削弱了其解释现象和指导实践的能力，有必要加以拓展。
立体产业分类理论的内容
（1）提出立体产业分类理论的前提
立体产业分类理论基于以下认识前提：产业分类应服务于特定的分析内容；化调整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有效途径，作者进行的产业分类1研究是以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结构分析为目的的；对应于产业结构分析内容和角度的多样化，产业分类方法也必然多种多样；产业活动涉及多层次的、内容丰富的、复杂的系统关联，产业分类应体现产业结构的系统性和层次性特征。
（2）“新兴产业”的内容
上世纪中叶以来，伴随新技术革命、和的提出，逐渐形成了一批被称之为“新兴产业”的独立的产业部门，包括自然资源产业、环境产业和（包括）。新兴产业中各次产业所包含的的性质、范围和形式不同，作用和地位也有所区别。
（3）新兴产业在体系中的层级
上述新兴产业是两个层级上的产业，并且是与传统所处层级不同的两个层级：
①自然资源产业连接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环境，是“自然与社会毗邻的产业”；它为农业和工业活动提供资源基础，称之为“零次产业”。增加自然资源产业后的产业链环既完整和全面地反映了经济活动的先后层次，又能够体现经济系统与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和过程，有助于实现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②环境产业和一部分（包括）活动脱胎于传统产业，产业活动中创新活跃，对传统产业具有大角度的辐射作用，体现了信息革命以来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生产力的飞跃，体现了经济体系作为地球(地域)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其中产业活动深度和广度以及经济中分工、协作和水平的不断提高、形式日趋多样的现状。它们是对重新分解和组合的结果，它们与零次至形成的产业链环中各次产业相互投射和融合，标志着传统产业的发展方向，是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尤其是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的主要依据。这些特征表明环境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包括信息产业）是位于比传统三次产业以及零次产业更高层级上的产业，
（4）立体化的特征
添加零次和高次产业的产业结构体系具有立体化和网络化特征，具体如下：
1）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尤其是一、二次产业的相互交融及被包含关系十分明显，与传统产业之间的界线是个具有一定宽度的“带”，产业界限模糊，产业定义难以统一。
2）新兴产业活动与传统产业活动具有高依附性和相关性。脱离物质生产环节而讨论信息是无意义的，(无论何种定义方式)活动总是借助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与、农业紧紧交融;脱离工业生产、农业活动讨论环保，或者不介入工业、农业产业活动的环保产品设计、制造和应用也是不可能的。
3）高次产业脱胎于传统但又不完全等同于传统三次产业，它们通过某种核心技术连接一二三次产业中的活动，是从更高层级上对经济活动再分解和重新组合的结果;高次产业对传统产业活动进行渗透和改造，标志了传统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例如传统产业的高技术化（包括信息化）、生态化和知识密集方向等。
4）新兴产业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诸作用机制，也是立体化和网络化的重要内容，主要体现在：
·①新兴产业在经济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以及内容结构之间形成的正反馈机制，降低了经济活动的，提高了产业的技术关联水平，增加了产业结构体系内的系统关联层次。
·②资源产业作为产业链环中社会与自然毗邻的产业，其前向、后向联系作用形式特殊，可通过双向广泛的协调产业间的关系;高次产业包含多个传统产业部门中的活动，产业的旁侧效应波及面较大，具有很强的协调作用。
·③零次产业衔接一、，高次产业长入传统产业部门，它们都融汇贯穿了多次产业活动，即新兴产业活动作为载体，将诸多产业活动或产业环节凝聚为一体，紧密联络其相关。
综上，立体产业分类理论的核心内容为：引入了两类新的独立产业，即自然资源产业作为零次产业，和由环境产业、高技术产业（包括）等组成的高次产业；提出了立体层级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