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常态视角看待当前经济形势_中国经济网――国家经济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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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图片推荐学习时报：怎样看待当前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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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怎样看待当前经济形势
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一些人因此对经济前景产生某种不乐观情绪。也有人认为，当前我国经济下行不过是经济的周期性反应，待下行周期结束会继续高增长。对这个问题怎样看？我们的观点是：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而非高速增长，是我国经济新常态；我国未来经济增长不仅没有达到极限，而且潜力还非常大。
从稳增长到经济新常态
我国经济下行始于2011年。2011年初中央提出“稳增长”，当年GDP增长即从上年的10.45%降至9.2%，2012年以来又分别降至7.8%、7.7%、7.4%。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这次经济下行是政府调控的结果。事实确也如此。2011年政府为了“稳增长”开始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央行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3次加息；同时又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严厉调控，将企业最低工资标准提高20%。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当然会把经济增长稳下来。
也许人们会问：如果不是政府主动调控，我国经济今天是否仍会高增长？答案是肯定的，至少到2020年保持8%的增速应该不成问题。不妨回顾一下前两次金融危机的情形。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上曾有权威机构预测，中国经济增长不仅不能保持8%，甚至会破5%，结果我国经济增长却达到7.8%。有人怀疑中国GDP有水分、不真实。当年朱F基同志说，增长率是当年GDP与上年GDP的比值，不排除我们的GDP有水分，但水分年年有，只要今年不比往年多，分子分母一约就没水分了，所以我们的增长率是可靠的。无独有偶，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2009年初我国提出要保8%，当时又有人认为保不住，结果却增长了9.2%。
两次金融危机我国都能保持高增长，设想一下，如果最近3年中央仍然希望高增长，我国经济会下行么？应该不会。于是就带出一个问题：既然我们能够高增长，为何中央要提出稳增长？古人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央2011年提出稳增长，正是居安思危、深谋远虑作出的决策。这可从国际国内两个角度作一深入分析。
从国际方面看，我们面对对外出口和碳排放两大挑战。中国经济30年高增长，得益于成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出口对我国经济的贡献率在前30年达到40%，我国也由此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出口明显受到欧美国家排挤。美国这些年一直逼人民币升值，美其名曰实行中美“贸易再平衡”。其实，人民币升值并不能平衡美国的逆差，因为我国出口美国的商品美国自己不生产，不从中国进口就得从别的国家进口。醉翁之意不在酒，美国的真正目的是让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涨价，打击我们的出口。2010年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奥巴马政府又加速启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TP）”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这两个协定的根本用意，就是要全面围堵中国的出口与对外投资。
关于碳排放，去年10月联合国在华盛顿召开气候峰会，张高丽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承诺，2020年中国的碳排强度将比2005年下降45%。之所以作这样的承诺，不仅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有大国担当，同时也是大势所趋。早在2009年底举行的哥本哈根国际气候峰会上，美国就试图推动建立全球碳排权交易市场，只是由于当时国家间利益摆不平才无果而终。长远看，限制碳排放符合世界各国利益，建立全球碳排权市场是早晚的事。这个市场一旦建成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国，若不将经济稳下来，及早调结构以兑现减排承诺，将来就会成为碳排权的最大买家，而主要卖家则是工业化已经完成的欧美国家。由于碳排权供不应求，定价权在人家手里，到时我们只有挨宰的份。我们消耗大量资源生产商品出口，换回的外汇很可能不够买碳排指标。
从国内方面看，以下三个因素也要求我们稳增长。一是自然资源约束。我国是一个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可能源消费在世界总量中的占比却非常高。2012年我国能源消费量为36.2亿吨标煤，占全球的20%；而单位GDP能耗则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3.3倍、日本的7倍。这不仅加大了国内供应短缺，而且给国际供应也造成压力。有个现象尤应注意：近些年我们从国际市场进口资源，结果买啥啥涨。这是危险的警示信号，这种状况如不扭转，高能耗的生产方式总有难以为继的一天。
二是人口红利消失。我国人口红利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年，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了很大作用，据估计对人均产出贡献在20%以上；第二阶段是年，人口红利开始减弱；第三阶段是年，人口红利消失并转为负数。从统计数据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已连续3年下降。岁劳动年龄人口93727万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2013年，16～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1954万人，比上年减少244万人；2014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比上年又减少371万人。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预测，在2020年之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减少155万人；而2020年―2030年年均减少790万人，2030年―2050年将年均减少835万人。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意味着未来我国的人口扶养负担将不断加重。
三是经济基数越来越大。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连续30多年高增长，2010年GDP已近40万亿，人均GDP也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基数如此之大，即便每年再增长1%，所创造的GDP相当于10年前4个百分点的增长。2014年我国GDP是63.65万亿，增长7%，一年净增GDP就有4.46万亿，接近1994年一年的GDP，还超过了全球第十七大经济体土耳其全年的经济总量。经济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增速都会放缓，这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我国也不例外。
正是综合考虑了各方面因素，中央审时度势，决定把过高的速度稳下来。习近平总书记去年提出“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并指出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结构从中低端转向中高端，增长动力由投资、出口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新常态。既然已进入经济新常态，我们就要积极主动地适应并引领这一历史性的转变。
我国经济增长潜力何在
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这次经济下行是趋势性的，增长已达极限，没有多少潜力了。果真如此吗？众所周知，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消费、出口拉动。一个国家经济是否具有增长潜力，要看这个国家的投资、消费、出口是否还有提升空间。正是从投资、消费、出口看，我国未来经济增长不仅没到达极限，而且潜力还非常大。
先看投资潜力。最近10年，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稳定在40%以上。投资前景如何对经济增长影响重大，尤其在经济下行时，投资更是政府对冲经济下行的重要手段。我国近10年投资率达20%以上，高居世界前列，今后也许我国很难保持20%以上的投资率，但绝非没有扩大投资的空间。从人均投资规模看，目前我国的水平并不高。2013年我国人均资本形成只有1739美元，比世界平均水平还低905美元。而同期美国是8961美元，韩国、日本、德国等大体在美元左右。要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平，我们的投资仍有很大空间。&
经济学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告诉我们：随着投资规模扩大，新增投资所创造的收益将随之减少。反过来看这个规律，就是如果投资回报率上升，则投资规模还会继续扩大。目前国际上通常用增量资本产出率（投资增量/GDP增量）来衡量一国的投资回报率，增量资本产出率越高，代表实现一单位GDP增长所需的投资越多，投资回报率则越低。2008年以来，我国投资规模迅速扩张，但增量资本产出率却有所下降，2013年为5.68，而同期美国是7.31，日本13.69，印度7.41，巴西7.94，说明我国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大国比，投资仍是一项有价值的行为。
再看消费潜力。未来10年，我国消费潜力巨大。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2013年我国消费总额4.75万亿美元，人均消费3496美元，而同期美国消费总额高达14万亿美元，人均消费43329美元，我国人均消费仅为美国的8%。假设美国消费按照2%的速度增长，10年后美国的人均消费将达到52818美元，假设10年后我国人均消费达到美国的30%，就是15845美元，将会是目前消费水平的4.58倍，年均可增长16%左右。
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我们有三个支撑点可将其变为现实：第一个是城镇化提速。我国目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较大，2013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距为15471元，随着未来10年1.3亿农村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将带来2万亿新增消费。与此同时，城镇居民中还包括没有户籍的2.7亿常住人口，随着常住人口转为完全意义上的城镇人口，其消费也将扩大。第二个是消费升级。过去30多年，我国实现了多次消费升级，每一次升级都推动消费快速增长。当前正在经历新一轮消费升级，逐渐从产品消费转到服务消费、从物质消费转到文化消费，各种新的消费形式和消费业态不断涌现，保持强势增长。以电商为例，2014年我国网上零售市场交易规模达28637.2亿元，增速为45%，远超传统商业。信息消费也保持了20%以上的高速增长。第三个是巨额储蓄。我国是全球储蓄率最高的经济体之一，2012年世界银行计算的我国储蓄率为51.4%，而世界平均储蓄率为25.3%。储蓄是国民收入减去消费后的余额，储蓄多意味着消费少。如果我国储蓄率降低到世界平均水平，那么每年可增加消费13.5万亿。
最后看出口潜力。过去30多年我们一直把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其实出口本身并不直接贡献GDP。短期内虽然加大出口可以缓解国内过剩压力，但若只出口不进口或少进口，换回来的仅仅是外汇，外汇是人家进口我们商品后开具的借条，不用来进口就是一堆纸。从经济学角度看，一个国家开展对外贸易是要分享国际分工的好处，出口是为了进口，只有进出口平衡才是双赢。对我们这样的非储备国来讲，外汇过多意味着我们放弃了对国际分工收益的分享。今后随着人民币逐步国际化，积累外汇的需要将进一步降低，因此我国未来开展对外贸易目标应是贸易平衡。当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货物进出口比美国还多2500亿美元，出口占到全球11.7%，进口占全球10.3%，比例已经不低，那种希望长期保持出口高增长的想法不仅不现实，而且也不必要。当然，出口不追求高增长但也不是不增长，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与“自贸区”战略的实施，今后出口每年保持6%的增长是可以做到的。特别是服务贸易，我们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目前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仅占世界的4.6%，而且多年来一直是逆差（去年逆差是1980亿美元），如果能补齐服务贸易这块短板，未来整个出口还会有可观的增长。
怎样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中高速”只是一个相对概念，今天欧美国家GDP增长3%就是高速度，而在中国绝对是低速度。我们目前所讲的“中高速”，是指GDP年均增长7%左右。为什么是7%呢？基本考虑是，在以往10%高速度的基础上，减去现有的过剩产能、淘汰部分高能耗与高污染产能后，适宜的速度大概就是7%。
现在的问题是，未来10年我们将怎样保持7%左右的增长？可作一简单测算，按2014年可比价格，若今后10年经济年均增长7%，2025年我国GDP将在现有基础上再翻一番，达到140万亿。如果我们将投资、消费、出口对经济拉动的权重确定为43%、55%和2%左右，那么未来10年我国的投资、消费、出口则每年需分别增长9%、11%、6%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是要处理好三大关系。
第一，内需与外需的关系。前面说过，我国前30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40%，但今天国际环境变了，我们的发展战略也得变。回顾二战后的经济史有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几乎所有在战后迅速致富的国家都是世界市场的受益者。1945年后的欧洲重建，马歇尔计划只是个开端，大量后续资金靠的是欧洲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而日本的崛起，成功之处也是把握住了世界市场每一个机会，从中东进口石油，向世界倾泻产品。其他像“亚洲四小龙”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虎”，都是靠出口导向战略起家的。
可自“9?11”事件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经济一蹶不振，欧洲也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我们要想继续依靠出口支撑经济快速增长显然不现实了。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要说欧美不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就是想给也未必有这个能力。当年日本经济总量不大的时候，美国曾轻而易举把它从战败的泥潭中扶起来，推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然而现在全世界都进口日本的产品，却还是不能把它从经济衰退中解脱出来。究其原因，是经济总量太大了，没有人能拉得动它。
日本是前车之鉴。我们在处理内需与外需关系上要有清醒的认识，坚决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在积极利用外需扩大出口的同时立足扩大内需，把扩大内需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战略和长期方针。
第二，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投资和消费都能拉动经济，但作用是不同的。据测算，中国前30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0%，而消费的贡献率仅10%。今天我们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与以往过于强调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不无关系。有鉴于此，今后我们扩大内需的重点应转向扩大消费。
消费与投资不同，投资只能拉动中间需求，消费拉动的是最终需求。十七大前中央讲扩大内需时提“投资、消费、出口”；而十七大之后则提“消费、投资、出口”。消费与投资的排序之所以要变，是因为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为生产而生产，而不是为了满足消费而生产，这样的生产除了增加GDP与产能过剩毫无实际意义。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投资要以消费为牵引，比如投资与民生有关的交通运输、城镇化、环境治理、医疗卫生等，就不仅能带动消费，而且也能带动增长。
扩大消费的办法很多。培育消费热点、创新消费业态、维护消费安全，如此等等都能拉动消费。不过，归根到底是收入决定消费。最要紧的有两点：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十八大提出2020年居民收入要比2010年实现翻番，这对于稳定收入预期、拉动消费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下一步要通过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进一步抓好落实、抓出成效。二是完善社会保障，让居民“敢消费”。2014年我国启动城乡养老保险并轨改革，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一个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更加公平的社保体系，居民就可以从防范未来风险中腾出部分储蓄用于消费，我国未来消费保持11%的增长就不足为虑。
第三，政府投资与企业投资的关系。扩大内需虽然要以扩大消费为重点，但同时也要扩大投资。问题是扩大投资钱从何来？有三个选择：一是加税；二是发债；三是减税。加税与发债可扩大政府投资；减税可扩大企业投资。显然，讨论政府投资与企业投资的关系，实质就是要在加税、发债与减税之间作出合理选择。
就扩大政府投资而言，是加税还是发债各国的做法不尽相同。美国次贷危机后奥巴马提出1.5万亿美元的加税计划；而中国则主要是发债。实践证明，加税效果明显不如发债。对此美国众议院预算委主席保罗?莱恩说得明白：“政府收税越多，最终获取的就越少。对创造就业者收税越多，你获得的就业机会就越少；对投资征税更多，你获得的投资就越少。”不错，经济下行时加税确实是杀鸡取卵，不仅会抑制企业投资，还会打击公众消费。发债吸纳的是闲置资金，短期看对民间投资与消费无碍，而对政府投资却有助。
但从长远看，发债过多日后会挤出企业投资。著名的“李嘉图―巴罗等价定理”说：政府今天的债等于明天企业的税。因为政府发债自己还不了，最终得靠企业缴税来还。这样政府发债越多企业税负就越重，而企业缴税多了，利润减少投资也会减少。这就是财政的“挤出效应”，即政府今天的投资可能挤出企业明天的投资。
事实上，除了发债扩大投资还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减税。积极财政政策本来就包括发债与减税两方面：发债支持的是政府投资；减税支持的是企业投资，这也是近年来政府为何在发债的同时实行结构性减税的原因。我们的观点，政府投资仍可扩大，但重点是扩大企业投资。落实到政策层面，今后国债规模应逐步缩小；减税力度应不断加大。今年安排国债1.62万亿，结构性减税4000亿。到2020年，可考虑将国债压缩到1万亿；减税扩大到1万亿。不必担心这样会影响就业，减税后企业投资增加一样可创造就业，而且会创造更多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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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朱书缘、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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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678910扩大内需能够长期支持中国增速&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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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太原市一处集贸市场内，市民在选购食品。
新华社记者&&燕雁摄
我国近日发布首个国内贸易发展规划，这对扩大内需、促进改革经济转型升级有着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专家表示，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出口和投资增长放缓之际，扩大内需无疑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第一要务，将成为提高经济内循环能力的根本途径，变成长期支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内需促增长潜力巨大
近10年来，我国消费增长十分迅猛，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8万亿元，2008年突破10万亿元，2010突破15万亿元大关，2011年达到18.4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是2002年的3.8倍，年均增长16.1%。2011年最终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达51.6%，比2002年提高7.7个百分点。
“扩大内需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表示，就目前中国的经济情况来看，中国的内需与美国相比相差较远。美国3亿多人口，年消费达到11万亿美元，而中国只有4万亿美元。中国人均消费不足美国1/15。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内需增加到美国人均水平的1/10，中国GDP总量上升到80万亿元以上，潜力巨大。此外，中国居民消费存在严重三大不平衡：城乡之间、中小城市与大城市之间、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差距很大。因此，对于欧美疲弱的需求来说，中国潜在需求是巨大的，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认为，如果未来中国经济增长10年内是7%到8%的话，那么就意味着10年内中国居民收入翻一番。这将造就非常庞大的消费市场，对世界经济再平衡，对中国经济发展，都至关重要。
不能把宝押在外部市场
过去30年，出口、投资和消费这三驾马车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然而，随着国际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提升内需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弥补外需的不足，已成为当前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表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们认识到中国这么一个大的经济体，经济的增长点不可能放到外部需求上去，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提出一个战略思想，就是扩大内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减少对外部的依赖，把经济的立足点放到扩大内需上。
“把扩大内需称为第一要务肯定不为过。”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范剑平也表示，投资和出口过去都很强，而消费则是整个国民经济中间的短板。居民消费之所以这么多年起不来，就是因为居民收入增长比GDP增长的速度低，也比企业利润增长的速度低。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格局，在这次金融危机过去以后，已经不可能了。要想使中国有可持续的增长动力，就必须要转到依靠广大居民收入增长基础上的消费增长，来支持中国未来经济长期的发展。
政策措施还需加力
“保持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速，没有全社会、全体国民的消费愿望，没有相应的消费需求增速的支撑，就很难实现。”经济学家厉以宁表示，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是有效扩大内需、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因此就一定要让更多的低收入家庭变为中等收入家庭。因为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是衣食住行等基本消费，而中等收入者则是教育、休闲、度假等多元化的消费。所以要鼓励低收入的家庭创业，创办小微企业、农村养殖业等，只要这部分人群创业了，就能够增加自己的收入。此外，政府也应该通过减免税，在住房、医疗、教育等各方面提供更多社会保障，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这就能让老百姓放心地创业并且扩大自己的消费。
“从长效机制来讲，扩大消费仍是一个长远的任务，应该从源头来抓。”范剑平建议，政府真正要做的就是三件事，第一提高大家的收入，尤其是农村居民的收入、城市中低阶层居民的收入；第二是健全社会保障系统，消除大家消费的后顾之忧，有钱不再去存银行了，而是敢于拿出来消费；第三就是管好消费市场秩序。从扩大消费长效机制来讲，如果能够从这三个方面扎扎实实地做好，老百姓有钱了，消费更有底气了，消费也会更放心，中国的市场完全有希望成为位居世界前列的大市场。
（责任编辑：万鹏、朱书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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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祝宝良
　　4月份以来经济运行积极因素增多，出现了企稳回升的势头。但经济回稳的基础并不牢固，股票市场剧烈波动给经济发展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仍需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主基调，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适时适度调整。
&&& 目前，我国潜在经济增长在7.5%左右，实际经济增长仍低于潜在水平。贸易顺差较大也表明储蓄仍大于投资，均衡利率仍存在。
　　祝宝良
　　上半年经济缓中趋稳、稳中有进
　　今年以来，在继续实施区间调控的基础上，中央注重把短期稳增长政策和中长期改革和结构调整政策结合起来，注重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平衡，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稳中有进：
　　一是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实现了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0%，一、二季度分别增长7.0%，从4月份开始，工业生产出现回升态势。就业形势基本稳定，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718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71.8%，调查失业率也在5.1%附近。二季度末，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总量17436万人，同比增加18万人；
　　二是需求出现积极变化。5、6月份，出现了投资、消费、出口同时转好的局面。固定资产投资5、6月份连续回升，二季度销售量明显增加，并带动房地产投资企稳。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稳中趋升，出口降幅收窄口，其中6月份增速由负转正；
　　三是结构继续优化。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9.5%，比上年同期提高2.1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5.8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60.0%，比上年同期提高5.7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83，比上年同期缩小0.04，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5.9%，节能降耗继续取得新进展；
　　四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新增长动力正在成长。高技术产业的增加值仍然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增速高将近5个百分点。机器人、汽车、铁路机车等增长速度超过50%以上。网上零售额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在过去两年连续高增长的基础之上，今年上半年增长速度将近40%；
　　五是部分物价温和回升，通货紧缩压力有所减小。随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扩张和有效性提高，今年第二季度，部分物价开始温和回升，综合反映物价总水平的GDP平减指数从一季度的-1.1%回升至二季度的0.1%。按照住房销售额和销售面积计算的商品房价格一季度下跌0.1%，二季度上涨9.8%。批发和零售贸易、金融业、房地产等服务业价格上涨也带动了服务业价格的总体稳定上涨。
　　宏观调控政策发挥关键作用
　　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稳增长的宏观调控作用，是今年上半年经济缓中趋稳、稳中有进的关键。
　　向改革要动力，向市场要活力。一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推进，取消下放了部分行政审批事项，商事制度不断完善；二是金融体制改革深化，降低民间资本准入门槛，5家民营银行获批营业。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进展，市场决定资金价格的机制初步形成；三是价格改革迈出重大步伐，政府定价目录大幅度减少。同时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降低社会缴费费率，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这些改革举措，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有利于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利于形成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
　　发挥稳增长政策的作用。一是针对需求不足问题，不断推出重大投资工程和消费工程包，取消房地产限购、限贷政策，降低住房首付比例和住房交易环节税，完善出口退税和贸易便利化；二是针对货币政策传导不畅和实体融资成本过高，自去年11月以来，四次降息、三次降低存款，并利用其他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利率下降。同时，政策组合使股市恢复了融资功能，上市企业资产负债表得到改善，货币通过资本市场向实体部门传导的渠道有所畅通，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提高；三是针对地方政府负债率高和财政政策有效性下降的问题，开展了存量债务置换，出台融资平台在建项目的续贷政策，积极推进政府企业合作模式（PPP）。对地方政府怠政、懒政进行问责，加强督导检查和减政放权，财政支出进度明显加快，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增强。
　　改革举措和宏观调控政策的组合实施，使宏观调控政策发挥作用的市场环境和企业、个人的微观行为发生改变，资本市场活跃，创新活力增强，社会信心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需求的拉动作用明显提高，初步扭转了近年来困扰我国的“债务-通货紧缩效应”的相互强化，初步遏制了经济持续下行的趋势。
　　经济稳定关键看投资
　　考虑到经济政策有一定的滞后影响，今年以来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改革举措对下半年还会继续发挥稳定作用。国家信息中心开发的经济景气系统显示，包括广义货币、财政支出、固定资产计划投资额、汽车产量、粗钢产量、产成品库存在内我国综合先行指数，自2012年年初以来略有上升，峰值出现在2013年2月，之后出现下滑态势，到2014年12月份开始止跌缓慢回升，2015年4月、5月分别比上个月回升0.09和0.03个点。先行指数一般领先工业等一致指标约5个月，先行指数回升表明2015年下半年，工业会稳中略升。但6月份以来的股市暴跌会影响经济和金融业的发展，加上去年12月份基数较高，金融业增加值增速会有所减慢。预计今年下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左右，工业增加值增长6.5%左右。
　　经济稳定关键看投资。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新兴行业的企业利润缓慢回升增强了企业投资意愿和能力，制造业投资有望基本稳定。房地产市场有所回暖，但房地产市场的回暖持续6-9个月之后，才会拉动房地产投资的回升，短期内房地产投资仍然难以明显回升。债务置换缓解了基建投资资金来源不足的问题。但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基本没有增长，地方政府不同程度地存在懒政现象。总体来看，固定资产投资有望逐步筑底。
　　消费需求将保持平稳增长。一是就业形势基本稳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改革小幅上调工资水平，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以略高于经济增速的水平稳步增长，夯实了消费的基础；二是国家出台了信息消费、绿色消费、住房、休闲、教育文体、健康养老家政等六大消费工程包，这有助于扩大消费需求和促进消费升级。具体部署的“宽带提速降费”、补贴、降低部分消费品消费税等，有助于促进相关领域新的点的培育；三是房地产市场的回暖有助于带动家具、家电、装修建材等产品消费的活跃。当然，物流成本降低、消费环境的改善以及消费诚信体系建设等需要较长的时间。总体来看，居民消费将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外贸出口将温和回升，进口降幅有望收窄。下半年世界经济延续温和复苏态势，经济增速有望略好于上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份《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15年世界经济增长3.5%，略好于上年。一季度经济出现0.2%的下滑，但美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较强，二季度以后将会明显好转，全年经济增长在2.8%左右。在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刺激下，欧元区经济开始明显复苏进程，全年经济增长将达到1.5%左右。经济也将摆脱上年的衰退局面，全年将增长1.2%左右。2015年经济将增长7.5%左右。世界经济温和复苏，有助于改善我国外部需求。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较多、各类贸易保护措施不断、同期基数偏高等因素会抑制我国对外贸易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将增长6%左右，进口将下降5%左右，全年出口将增长4.0%左右，进口将下降10.5%左右。
　　高度关注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更要理性、客观、全面地认识经济存在的问题，传统经济仍处于衰退之中，增长动力仅是初步显现，产业和区域分化加重，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相当一部分企业经营依然困难，经济运行效益尚未改善，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一是国内经济仍处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过程中。受外需持续低迷、国内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和人口增长减慢等因素影响，我国需求结构从以住行为主逐步转向以服务业为主，传统商品的需求减慢，与之对应的产业产能出现相对过剩，有的甚至绝对过剩，去产能将是今后两三年的重要任务。近期，虽然房地产市场销售有所回暖，当由于住房库存量较多、在建规模较大，房地产仍处于减库存之中。2008年以来，产能过剩企业、房地产企业、地方融资平台在快速扩张中积累大量债务，今年的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地方债的积累速度，但面对经济下行和风险偏好降低，银行慎贷断贷现象增加。
　　二是通货紧缩的压力依然存在。今年以来物价水平整体较低，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1.3%，涨幅同比放缓1个百分点，已连续10个月在2%之下。尽管劳动力成本上涨会带动服务价格稳中略升，在居民消费构成中占3%的猪肉价格开始上涨也会推动消费价格，下半年居民消费价格会略有上涨，但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不会超过2%。工业品价格降幅加深，上半年工业生产出厂价格下跌4.6%，跌幅同比扩大2.7个百分点，已经连续40个月呈现下跌态势，价格环比下跌的势头没有得到遏制。
　　三是股市近期暴跌影响市场信心和经济发展。6月中旬以来，我国股市出现了暴跌调整。增加值占全国GDP的10%左右，上半年金融业拉动经济增长1.7个百分点，如果股市大跌令金融行业萎靡，会拉低整体经济增速。股市财富缩水直接导致居民或企业支出下降，压低实体经济总需求；不少企业以股票为抵押物借钱，股价下跌会降低抵押物价值，影响相关企业的融资能力，从而对其经济活动带来不利影响，使已经开始发挥作用的货币政策再次失去效应。
　　上述三个问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会使上半年已经缓解的“债务―通货紧缩”效应问题再度出现，引发经济今年年底和明年的经济进一步下行。1932年欧文?在《繁荣与萧条》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债务―通货紧缩”理论来解释大萧条，认为大萧条是由企业过度负债所导致的。在萧条中，债务和通货紧缩是两个最主要的变量。经济在某个时点处于“过度负债”的状态，债务人或债权人出于谨慎，往往会引发债务的清偿。债务清偿引致资产廉价出售，并且引致存款货币的收缩以及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存款货币的收缩和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引起价格水平下降和企业资产净值的更大下降，这加速了企业的破产和利润的下降，又导致企业去的亏损、破产和失业，引发悲观情绪和信心丧失，反过来又导致货币的窖藏行为和货币流通速度进一步下降。同时，利率也会产生复杂的变动，即名义利率下降和真实利率上升。
　　当前，我国的企业产能过剩和政府债务状况、通缩趋势和企业实际融资成本高等特征，基本可以用“债务―通货紧缩”理论解释。解决这一难题，既需要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金融、财税、土地等领域的改革，解决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提高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投资回报率；也需要宏观政策配合以创造一个宽松的货币和经济运行环境，稳定资本市场，降低债务水平，打破“债务―通货紧缩”循环，遏制经济继续下行，防止财政金融出现系统性风险。
　　应继续实施相对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
　　目前，我国潜在经济增长在7.5%左右，实际经济增长仍低于潜在水平。贸易顺差较大也表明储蓄仍大于投资，均衡利率仍存在下降空间。建议把居民消费物价上涨2%-3%、经济增长7%左右作为宏观调控目标，继续实施相对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
　　首先，积极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一是在地方财力受限的情况下，中央可适度扩大赤字规模，加大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应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适时修改今年的中央预算计划，防止为完成今年的预算目标，在年底突击加大税收力度、控制预算支出，造成类似于2014年年底那样的紧缩财政政策的局面；二是抓紧落实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工作，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加大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的力度，今年可以把债务置换额度增加到3万亿元；三是进一步盘活存量财政资金，通过审计和督察，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四是完善公私合作（PPP）项目的环境，加快推动国家批准的1043个PPP项目的落地。
　　其次，稳健的货币政策要适度宽松。一是灵活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存款率、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保持社会流动性基本充裕，引导全社会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下半年，可适当采取1-2次降低基准利率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措施；二是发挥好股票市场的作用，在前期救市的基础上，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和信心，相关部门要及时向市场传递政策信号；三是发挥等政策性银行的作用，加大对基础设施、三农、进出口等领域支持。
　　第三，发挥内需特别是投资对稳增长的关键作用。一是进一步充实和完善重大项目工程包，推进既有助于短期经济增长，又不会造成未来能力过剩的项目，比如通过发行专项债券推动大城市公共停车场建设、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地下管廊建设等；二是保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推进住房保障方式转型，压缩保障房的建设任务，允许地方政府以政府采购方式从商品房市场采购，增加保障房供应。部分商品房库存过高的三、四线城市应进一步采取降低公积金申请门槛、放松买房落户、税费补贴等手段促进存量住房的消化。合理支持房地产开发贷款和融资，稳定房地产投资规模。
　　第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一是继续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推进政府制定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全面取消非行政许可，为创业、创新营造更好的环境；二是支持区域性资本市场发展，如新三板、担保、众筹等新业态；三是全面落实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普惠性措施。完善设备加速折旧等政策，推动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把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股权激励、科技成果处置权、收益权等试点政策扩大到所有科技园区和科教单位。
　　第五，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发展混合所有制，力求在上迈出实质性的步伐。通过国有企业的机制创新，辅之以环保、技术等标准，推进过剩产能的削减。加快落实税制改革政策，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等，实施服务业全覆盖，支持服务业的发展。利用通胀水平偏低的有利时机，加快推进水、电、油、气、运等资源和基础产品价格改革，通过价格杠杆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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