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3被浏览108,762分享邀请回答24811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42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东北经济增长缘何艰难：体制藩篱还是结构扭曲？
褚敏　踪家峰摘要：当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东北经济却遭遇了“断崖式”下滑。原因何在？是哪些因素掣肘了东北经济的增长？本文思考东北经济转型的深层次困难，从体制和结构入手为破解东北经济增长的难题寻找答案。研究发现，体制僵化是东北经济下行的症结所在，其中，政府干预和金融抑制的影响更甚。经济结构也呈现出显著的负增长效应，主要是源于产业结构的扭曲和投资消费结构失衡。进一步研究发现，体制与经济结构叠加对增长的阻滞效应明显加剧，在政府干预、金融抑制和国企偏向等体制因素的不利影响下，经济发展步伐愈发沉重，结构转换与创新活力愈发不足。所以说，经济结构问题是表象，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体制藩篱，其不仅阻碍了经济增长，而且还通过阻碍经济结构优化拖累经济增长。这就意味着，东北再振兴，首要且最重要的就是要打破体制藩篱。形成一个同市场完全对接、充满经济发展活力的体制。关键词：东北经济增长；体制藩篱；结构扭曲；经济结构一、引言“十二五”以来，随着国家宏观经济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能步伐加快，东北固有的经济结构及体制矛盾开始加速暴露，传统优势产业再次进入“寒冬”，东北地区经济下行压力巨大，经济增长呈现“断崖式”下滑趋势。年，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下降8.4、7.3和7.2个百分点，而同期全国经济增长速度仅下降3个百分点，谓之新常态下的“新东北现象”。投资增速下降幅度较大、第二产业下滑过快和传统主导行业增长贡献率大面积下滑成为东北经济下行的典型特征。那么，东北问题根源何在？作为老工业基地，如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推动下实现经济转型。走出“新东北现象”，是东北三省乃至全国必须深刻思考和着力解决的首要问题。当前，中国经济运行进入以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为特点的新常态，赵昌文心]认为，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经济增长速度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那么，“新东北现象”完全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事实上，从整个区域板块来看，并没有出现东北地区这种经济增速大幅回落的问题。因此，东北经济的低迷表现，引起学界探索现象背后本质的诉求。2015年8月以来。人民论坛杂志社约请国内外一百余位著名专家学者，共同为破解“新东北困局”、实现东北振兴把脉开方。专家普遍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在于产业结构不合理、国企改革迟缓以及计划经济思维重。大量文献也定性分析了“新东北现象”背后的原因，赵昌文认为，“新东北现象”实质上是没有解决好传统产业发展困境和老工业基地深层次矛盾集中爆发的问题。李政认为，其根源则在于东北地区经济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所需要的体制与机制不完善。叶振宇也认为，体制改革受阻和结构调整转换困难是“新东北现象”的症结所在。毋庸置疑。已有文献将“新东北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归咎于固有体制性束缚、经济结构性扭曲，抑或是固有体制性矛盾与结构性矛盾的叠加效应。但是，却鲜有文献为东北经济失速的原因提供经验证据。从而也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为什么东北经济会出现“断崖式”下滑。鉴于此，本文运用东北34个城市年的面板数据，在增长模型的基础上，着重考察全要素生产率中的体制因素和结构因素。致力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东北经济失速，究竟缘于体制藩篱还是结构扭曲？抑或是两者的叠加效应？对东北经济增长艰难的原因给出更合理和客观的揭示，为新一轮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和政府政策制定提供经验证据和理论支撑。二、文献述评2010年，中国GDP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自此，中国经济明显出现了不同于前30年的特征，经济增速逐渐放缓，进入2014年，GDP增长率下降到7.3%，新一代决策层以“新常态”定义当下的中国经济。张平认为，这是由“结构性”引起的中长期减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所引致的“结构性加速”成就了30年的经济高增长奇迹，但是，随着工业化向城市化推进，产业结构由第二产业主导向第三产业主导演化，“结构性减速”将会出现，因为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低于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从而导致经济整体增长率下降。袁富华认为，中国经济“结构性加速”是与产业结构初级且重化工业化相对应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过剩劳动力被效率较高的非农部门吸收，整体经济效率得以提高，如果产业梯度升级顺利的话，“结构性减速”过程将伴随深加工化的形成。然而。袁富华认为，中国经济结构性加速时期累积的产业间、企业间以及区域间劳动生产率差异在结构性减速时期变得日益显著，资本集中、选择性金融支持等增长机制使得大型企业和国有经济成分更易加速资本深化，并由此获得相对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但其日益显著的资本低效率，使得投资驱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不可持续，进而导致经济过快减速的风险。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发现，人口结构转型、生产率的产业再分布、收入分配调整、城市化率提高、资本效率递减和全要素生产率改进空间狭窄等六个结构性因素的共同作用可能使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张平认为，中国当前经济增长减速本质上是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结果，是长期结构扭曲使然，中国的结构性矛盾源于中国经济的赶超过程，政府干预方式推动结构变动，促进增长的经济追赶阶段。刘世锦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减速，表面上看似乎是由一系列不平衡表现出来的结构性问题，背后则是资源配置扭曲所体现的体制性问题，转型能否成功，取决于在一系列深层体制性、结构性重要问题上能否取得突破。柳庆刚和姚洋认为，结构失衡来自于体制问题，要做结构调整就必须进行体制改革。任保平和宋文月发现，制度、人力资本、技术和结构等方面制约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郑若谷等探讨了产业结构和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产业结构和制度不仅对经济规模产生直接影响。而且还通过对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功能发生作用，影响其产出效率，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间接影响。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产业结构和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明显的阶段演進特征。李富强等发现，制度越完善，经济增长就越表现为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发展；制度越不完善，经济增长就越受限于制度的发展。
事实上，结构主义学派和制度学派之争由来已久。结构主义学派认为，产业结构是造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增长差异的根本原因。Pender发现，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率的水平和增长率存在差异。当要素从低生产率或生产率增长慢的部门流向高生产率或生产率增长快的部门时，将会产生“结构红利”，从而保证经济高速增长。很多学者如Hansen和Prescott也发现，产业转型和升级是一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关键。而制度学派如North、Delong和Shleffer则认为，制度与政策才是经济发展与增长的源泉。制度决定了经济行为人在劳动供给、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的行为，并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影响，因而决定了经济绩效。一些学者如Rodrik等为此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上的证据。Acemoglu和Robinson研究证明制度和政策是导致前殖民地国家经济差异的主要因素。那么，产业结构和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究竟孰轻孰重？结构、制度和增长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三角关系？很多研究如Acemoglu等发现，产业结构和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因此，为进一步深入理解该问题，本文以东北为研究背景展开研究。众所周知，与其他经济区域相比，东北有其发展的特殊性，然而，作为一个发展近百年的传统工业区，它的“沦陷”其实极具普遍性。因此，探究东北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对于完善区域经济理论和区域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三、研究设计（一）计量模型本文的研究重点是考察体制和经济结构对东北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检验二者对东北经济增长的共同影响效应。因此，基于东北特定的转型背景，本文在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体制因素与结构因素。模型（1）和模型（2）分别考察体制和经济结构因素对东北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体制和经济结构的交叉项，考察二者对东北经济增长的共同影响效应。具体设定如下：（二）指标设计经济增长水平。本文以各城市人均实际GDP反映经济增长水平，利用以2003年为基期的人均GDP缩减指数对名义人均GDP進行折现，对其取对数后获得被解释变量。体制变量。基于既有理论和实证的成熟成果，本文选取以下指标来反映体制影响。一是政府干预。当前文献如褚敏和靳涛普遍使用政府支出规模来反映一个地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本文也用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表示。二是金融抑制。王勋和Anders认为，金融抑制是影响结构转型和产业间不平衡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从而形成了倾向于国有经济的信贷配给，导致资本配置效率受到很大影响。本文用国有企业贷款占GDP的比重作为金融抑制的代理变量。由于在公开的出版物中找不到国有企业贷款的原始数据，因此，本文借鉴张军和金煜的做法，假设全部银行信贷包括两部分：国有企业贷款和非国有企业贷款，各城市配给到国有企业的贷款应该与国有企业的产出成正比。运用“一阶自回归”的固定效应方法进行估计，变量回归系数为0.251，t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由于假定估计系数在各地区间是相同的，很容易就能计算出各地区的国有企业贷款比重。三是国企偏向。国有企业主导是东北经济的典型特征，这种所有制的二元结构导致政府不断地通过限制进入的方式维持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以弥补其损失。因此，本文用国有企业投资扩张即国有企业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来表示。经济结构。从经济结构性改革来看，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发达国家的结构转型路径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逐渐下降，第二产业的份额先上升后下降，呈现“n”型变化，第三产业的份额会逐渐上升。因此，本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占比来表示。二是城乡结构。普遍认为，城市化的集聚效应对工业和服务业竞争力产生正向影响。因此。本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三是投资消费结构。高投资和低消费的并行是中国经济运行的典型形象，吕冰洋和毛捷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提高居民消费需求并降低经济增长对投资的过度依赖，既是保持经济平衡增长的重要出路，也是实现经济转型的重要保证。因此，本文用投资消费比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社会零售品销售总额的比重来表示。控制变量。本文还加入了三个基本的增长要素：一是物质资本，用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占实际GDP的比重来代替。二是劳动力，用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三是人力资本，用高等学校在校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为保持变量的齐整性，本文最终选取了年东北3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作为分析样本。原始数据来源于各城市统计年鉴、中经网以及各省统计局网站。四、经验分析（一）体制与经济增长基于模型（1）进行估计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在回归方程中，本文采取从简单到复杂的回归策略。表1中列（1）-列（3）分别考虑政府干预、。金融抑制和国企偏向这三个变量。列（4）和列（5）分别是在列（1）的基础上依次加人金融抑制和国企偏向变量。从表1回归结果发现：政府干预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政府干预程度越高。越不利于东北经济的增长，这意味着东北经济增长受到了政府干预的限制，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已不可为继。从现实来看，这很好地拟合了东北的经济发展模式。“重工业占比高”和“国有企业占比高”是东北经济结构长期存在的“二高”特征。一方面，原有的政府支持机制偏向国有企业等垄断行业，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认为，在政府大包大揽的行为下，国有企业、个人都依赖于政府，导致企业对市场环境的反应不敏感，创新动力不足，转变增长模式难以实现；另一方面，政府过度集中资源干预要素价格，不仅打击了市场竞争性企业，而且还鼓舞了高污染、高能耗行业的发展。因此，一旦受到外部经济冲击，就会出现产能过剩，甚至企业破产，这也是东北经济大幅度下滑的重要原因。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呈显著负效应，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金融抑制严重阻碍了东北的经济增长，这说明金融抑制政策的效率损失很显著。王勋和Anders也发现，政府通过抑制金融业的发展，将有限的金融资源分配到工业部门以支持其发展，在短期内会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效果，但最终会损害经济效率。而且，邵挺认为，目前的金融体系对国有企业的“所有制偏好”在提高国有企业的资本回报率上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它实质是保护了一大批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国企偏向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
为进一步考虑体制对东北经济增长的整体影响，本文将政府干预、金融抑制和国企偏向这三个变量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合成最终的体制指数。运用STATA12.0进行基于协方差的主成分分析发现。政府干预在主成分指数中的权重最高为0.447，这意味着体制的好坏更多地源于政府干预的程度；其次是金融抑制，权重为0.337；最后是国企偏向，权重为0.216。而且，他们对体制均产生正的影响。将体制指数加入增长模型中的实证结果如表1列（6）所示。体制指数的系数为负，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很好地验证了专家和学者们对东北经济的理性判断，东北固有的体制矛盾开始加速暴露，对经济增长束缚太大，不利于经济“脱胎换骨”。东北老工业基地最早进入计划经济，最晚退出，计划经济给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特别是2003年伊始的十年振兴中，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淹没在高增长的浪潮中，没有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体制改革进程迟滞不前，没有很好地形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体制，导致经济发展面临市场反应迟缓、社会负担很重、科技创新不足等问题，当经济进入下降周期时就易冲击当地经济。在控制变量中，物质资本的系数为负，且很显著，这说明高投入高增长的模式已不可持续。劳动力的系数为正，不显著。人力资本的系数为正，显著。（二）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根据模型（2），本文进一步考察了经济结构对东北经济增长的作用，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表2的列（1）-列（3）分别考虑了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投资消费结构的影响。列（4）和列（5）在列（1）的基础上依次引入了城乡结构和投资消费结构这两个变量。Hausman检验结果均支持固定效应模型，各变量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基本一致，这说明回归结果是比较稳健的。由表2可知，产业结构的系数为负，且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资源在各个产业之间没有得到有效的配置，这也是长期积累的产业结构失调使然，虽然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已经实施多年，但由于政府仍然维持着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重工业体系中的制度惯性，产业结构扭曲的現状并没有得到缓解，产业结构单一，缺乏产业多样化的活力。城乡结构的系数为正，不显著。这说明以城市化为主的结构调整还未取得成效。投资消费结构的系数为负，较为显著。投资消费占比越高，越不利于经济增长，这意味着东北投资消费结构是失衡的。高投资和低消费并存是东北经济的重要特征。由于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驱动，资本积累长期过高，不仅扭曲了需求结构，而且还导致消费需求增长乏力，最终降低了东北经济增长水平。同样地，我们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将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投资消费结构合成最终的经济结构指数。其中，产业结构的影响最大，权重为0.443；其次是城乡结构，权重为0.373；最后是投资消费结构，权重为0.184。但是，与其他两个变量的正效应相比，投资消费结构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为负。从表2的回归结果来看，经济结构指数的系数为负，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东北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经济运行效率低下。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东北是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赶超战略的重要基地之一，这不仅造成了刚性的二元经济结构，而且还产生了严重的要素配置扭曲。控制变量的结果与前文一致，不再赘述。（三）体制与经济结构的叠加效应前文的实证结果显示，体制和经济结构都是阻碍经济增长的显著因素，且体制问题较结构问题的危害更甚。而且，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僵化的体制，其也是经济结构调整困难的根源。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东北的经济结构受到体制的影响，又会产生怎样的增长效应？为此，本文在模型（3）中引入经济结构指数与体制指数的交叉项，反映经济结构与体制的叠加效应。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在表3中，列（1）仅考虑经济结构的增长效应，列（2）在列（1）的基础上引人了经济结构与体制的交叉项。结果显示，经济结构的系数仍然为负，但变为不显著。而经济结构与体制的交叉项的系数却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非常显著。这说明经济结构的负增长效应更多地源于体制的影响，是僵化的体制束缚和阻碍了增长潜力的释放。东北是计划经济体制惯性最强的地区，强政府行政干预着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利，要素价格出现严重扭曲。政府主导市场，大量的国有企业长期依赖政策的扶植和政府的指引，企业竞争力弱。不可否认，这也是长期以来东北实行战略性结构调整，却始终不见成效的根本原因。进一步地，列（3）-列（5）分别考虑了政府干预、金融抑制和国企偏向影响经济结构所产生的增长效应。在列（3）中，经济结构的系数为负，仍不显著，而经济结构与政府干预的交叉项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政府通过资源干预方式推动结构变动、促进增长的经济追赶阶段行将结束。已经失去了由干预提升效率的动力，若仍然被原来发展路径锁定，而没有成功地完成经济转型，必然会阻碍经济持续增长。列（4）显示，经济结构的系数为负，仍不显著；而经济结构与金融抑制的交叉项却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异常显著。金融抑制程度越高，经济结构的负增长效应越强。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金融资源的配置扭曲推动一部分能耗高、效率低、粗放式企业大量扩张，投资效率低下。赵秋运和林志帆也发现，赶超战略催生的金融抑制政策使产业结构偏向于工业部门，促使产业结构扭曲，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制度惯性导致金融资源大量流向资本密集型行业，投资率长期过高，分配向资本倾斜，使得经济结构长期较大幅度偏离均衡状态，进而导致经济运行效率低下。此外，我们还发现，经济结构与国企偏向交叉项的系数也为负，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主要是因为东北的经济结构缺乏产业多样化的活力和体制基因。国有企业主导是东北经济的典型特征，中央国有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在经济格局中仍保持重要地位与超强控制力，如果它们继续沿着原有路径进行嵌人式发展，不仅对当地产业带动辐射作用非常有限，而且还会占据大量的地方资源。而且，东北各级地方政府长期形成的优先发展壮大国有企业的惯性思维，大量的国有企业长期依赖政策的扶植和政府的指引，无形中给民营企业带来不平等、不公正的发展环境，压抑了民营经济发展，难以有效激发市场活力，致使行业创新不足。因此，在国企偏向的体制环境下，经济结构必然会向失衡的非正常状态演进，从而降低经济增长速度。
控制变量的结果与前文一致，不再赘述。（四）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检验上述结果可能会受到模型内生性的影响，运用标准的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方法就会使参数的估计有偏、非一致，那么，回归结果显示的经济含义也是扭曲的。有鉴于此，本文还采用系统GMM二步法来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同时，对估计结果进行Sargan过度识别检验，以保证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并检验随机扰动项的序列相关性，以保证系统GMM估计变量的一致性。检验结果表明，GMM估计值在统计上与固定效应估计值并无显著差异，模型中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仍然存在，且统计上显著程度有所提高，进一步检验了本文实证结果的稳健性。五、结论与启示（一）结论本文依据东北经济的转型背景，将体制因素和经济结构引入到增长函数的分析框架中。对东北经济增长的体制效应和经济结构进行实证研究。运用东北年3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体制严重阻碍了东北的经济增长，其中，政府干预和金融抑制的阻滞效应最为显著，而国企偏向的不利影响不显著。第二，经济结构也有显著的负增长效应，主要是源于产业结构的扭曲，其次是投资消费结构失衡，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虽然还未产生明显作用。第三，体制与经济结构叠加的负增长效应加剧，从表象上看，东北经济增长的大幅下滑是经济结构扭曲的结果，但是，从深层次来看，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不到位的体制因素束缚。在政府干预、金融抑制和国企偏向等体制因素的不利影响下，经济结构向着非正常状态演进，导致经济运行效率低下。本文的结论表明，在政策操作层面上，政府需要清楚地认识到改革中不同环节的重要性。因此，从改革次序上来说，体制改革应该优先于结构性改革。（二）启示就当前东北经济发展的困境来看，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东北经济改革过程中凸显的难题提供了一些重要启示。第一，政府要考虑重新定位，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与放开市场。金融要首先放开。推动供给侧改革和消费升级。放开市场准入，抑制四大国有银行及少数特大型国有和国有控制的金融行业垄断行为，促进金融机构主体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和民营化，使政府逐渐退出国有控股地位。要以消费升级促进产业升级，通过体制创新，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經济，解除东北国有经济占比过高和经济发展“路径依赖”的制约，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通过促进人才、资本和技术的市场化流动，培育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新企业，将投资拉动的外生经济增长转变为创新驱动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式。要以效率为准绳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战略性重组，引入民营资本和外资参与国有企业重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坚决淘汰那些大而弱的企业，引导僵尸型国有企业彻底、平稳退出市场。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和效益，重塑国有企业竞争力。第二，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东北地区应主动参与融人“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行动计划，应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对传统优势产业进行转型升级与更新换代，促进新一轮信息技术与东北的传统工业深度融合，挖掘传统产业升级潜力。加快培育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和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释放新兴产业发展活力。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创新对东北地区结构调整的“乘数效应”。（责任编辑：巴红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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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是东北振兴关键
全国政协委员&&黄燕明
日07:54&&来源：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把振兴实体经济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让实业从业者振奋。
　　对于东北地区而言，实体经济一直是“看家本钱”，在经济总量中占有重要份额。发挥老工业基地既有优势，真正把实体经济当作“压舱石”，加速转型升级，发展强而优的实业，让老工业基地升级为新工业基地，是振兴东北的关键。
　　东北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应该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以下关键方面有所突破。
　　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基础。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重新校准职能定位，回归到市场经济“服务者”“守望者”和“监管者”的角色。
　　下大力气“放开市场、培育市场、完善市场”，重点抓住“立”“放”“补”三招。建立现代市场体系，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放开对市场发挥作用的“不当”束缚，放活市场主体，深入推进“放管服”，真正落实清单管理制度，在结构性减税、降低电价等方面推出更多实质性举措。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及时做好补位，改革现行监管体制，创新监管方式，提升监管能力，营造政策洼地、投资高地，推进国企国资等关键领域改革。
　　下大力气走创新驱动之路，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智能转型为路径，以品牌创新为灵魂。健全科技创新市场导向机制，突出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完善创新技术交易市场，形成市场化的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渠道。如今，“智能制造”正在成为新趋势。十九大报告中就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东北在智能转型方面基础比较薄弱，需要瞄准方向，坚定不移地闯出去。品牌创新要打好“质量牌”适应消费升级需求，打好“特色牌”增加品牌溢价能力，打好“标准牌”创造品牌话语权，打好组合营销牌拓宽市场渠道。
　　突破资金要素制约，强化金融服务功能。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改善融资环境、降低成本、丰富渠道，引导资金向实体经济领域回流。不断增强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加快完善多层次、广覆盖、差异化的商业银行体系，转变银行传统信贷服务理念，支持银行发展更加丰富的贸易融资业务。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快发展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加强直接融资市场的建设，推进银行间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引入风险投资机制扶持新兴技术企业、高科技企业发展。完善企业外部增信机制，加强政府增信平台建设，做大小额贷款保证保险试点，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或风险补偿。
　　突破人才的制约束缚，打造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之“魂”。实体经济的转型，离不开企业家的转型。东北老工业基地汇聚了大量优秀企业家队伍和劳动者队伍。企业家应当成为当下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领军人物，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政府应供给更为优越的人才环境，让企业家留得住，扎下根。一大批高素质的产业劳动者是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必不可少的“软件”，应大力弘扬“工匠精神”，让工匠们在工作上有施展才华舞台、有价值，在生活上有尊严、有体面，在社会上有职业声望、有更高的获得感和荣誉感。
　　《 人民日报 》（ 日 20 版）
(责编：李栋、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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