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子主题：明朝灭亡与铸币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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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灭亡与铸币权的关系
美国独立初期出现了和晚明相似的情形，先抓铸币权：再看一下美国： 财政危机：北美这片新大陆大概是人类历史上同时通行货币种类最多的国家。自1783年开始，这里就通行法郎、比索、英镑、荷兰盾、德国马克、葡萄牙埃斯库多等多种国家的硬币。不仅通行殖民地宗主国的硬币，也通行美国本土佛蒙特州（Vermont）、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康乃迪克特州（Connecticut）、新泽西州（New Jersey）和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的美分硬币。此外，在战争初期，氪蟀浞⒘酥奖遥徊唤氪蟀浞⒅奖遥眉父鲋菀舶浞⒆约旱闹奖摇？梢韵胂螅桓黾彝ブ鞲镜缴痰耆パ」荷唐罚磺』踅嵌圜崧榉车囊患隆Ｕ饣共凰阌行┙鸨乙冶磺玫舯呓嵌嶂担行┰蚴羌俚摹６奖易苁橇廴缰健５笔闭馄麓舐搅餍幸痪渥琶馁涤铮罄幢皇战擞⑽拇实洌褐奖业拿涝 “not worth a Continental”，直译是“不值一个大陆”，意译就是“一钱不值”。无论买主卖主，宁愿以氪蠓⑿械囊记澜鹬奖叶一患壑狄幻澜鸬囊印６澜鹬奖遥飧鐾ㄐ械墓曳⑿械墓俣醣遥畲蟮奈侍饣乖谟诟鞯丶鄹癫煌＠缭谂υ迹嗟庇谙嗟庇诎讼攘畹拿澜穑谀峡ㄏ嗟庇谌攘罨苟唷Ｕ匠∩纤淙淮虬芰擞⒐⒐嗣挥写诱馄舐降目卣呙切闹型顺觯亲金融象徵留了下来。言及货币，涉及流通市场，很多美国人心目中仍旧持守英国金融系统的英镑和先令。战后，这个邦联国家欠下了自己士兵数百万美金的薪水，也欠下欧洲那些支持美国独立战争国家的资金。这是这个国家亟待解决的财政问题。战争带来财政危机是一般人类历史通则，货币市场混乱不堪，很多人不能用自己的所拥有的货币支付市场需要，财政破产，甚至家破人亡。他们先失去自己的资b，再被依法投入监狱。地方军队不满情绪上升，卷入经济危机。他们采取行动支持这些由于国家财经困境而破产的个人。军队甚至干预政府税收，并使用恐怖手段对付法官，烧毁法庭建筑。马萨诸塞州农民首当其冲成为经济危机的受害者。战前，他们的经济收入主要依靠出售农产品和林业产品给英国统辖下的西部印第安人。战争伊始，这个市场被被英国人关闭，他们逐渐失去支付税收和贷款利息的能力。控制当地立法机构的，大都是来自波士顿的商人和业主。他们通过了一条新法律，将税务负担转嫁到这些失去销售市场的农民身上。农民们走头无路，最先采取和平手段，聚会抗议，要求q萨诸塞州立法议员减免税收。数年和平请愿被置之不理，由于拒绝缴或无力支付贷款利息，很多农场被关闭，产权被没收。走投无路的农民们最后决定自行解决问题。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被称为“第一次内战”的着名的“沙伊斯造反”事件。迅速建立统一的国家财政和货币金融制度,结束长期以来流通领域的极端混乱的状况,扩大社会中货币资金的总供给量,是政府克服严重经济困难的当务之急,飘发自由女神1美元硬币（英语：Flowing Hair dollar）是美国联邦政府发行的第一种1美元硬币，于年铸造，其尺寸和重量都是根据当时在美国流行的西班牙银圆设计。在没有联邦硬币发行的情况下，各州对硬币的需求也就由各种各样的国内和国外硬币或代币填补，通称西班牙银元或8分币的西班牙8里亚尔硬币便是其中一种。美国银元中的含银比例也按西班牙银元的平均含银量确定。美国银元重416格令，其中含银371.25格令，剩下的则是铜。美国银元是根据西班牙银元制作，硬币面额有：半美分、1美分、5美分、10美分、25美分、半美元和1美元，还授权铸造四分之一鹰、半鹰和鹰金币。?中国金银铸币技术的落后：伴随日益扩大的中外贸易，以银元为代表的外国货币纷纷涌向中国，从流通于东南一隅到席卷中国全境，从中外贸易的支付手段跃为中国货币的主流形式，对晚明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外国银币牢牢控制着中国的货币流通市场。可以说，白银问题也即其代表形式的银元问题是中国货币史上的重大问题，也是影响晚近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十六世纪外国银币大规模入华以前，中国传统白银形制，最基本的是铤状的，也有饼形和银锭，携带使用极为不便，交易时须用戥子秤重，并以笨拙的切割法才能完成买卖，银子成色的鉴定也未有统一的标准。这与当时日益扩大的白银使用形成了一种不和谐，因此，标准划一、大小适中的外国白银铸币一进入广东、福建就受到民间喜爱而快速流通，也就不奇怪了。输入中国的外国白银，林林总总有数十种之多。“闻有大髻、小髻、蓬头、蝙蝠、双柱、马剑、本洋（西班牙银元）诸名等语”。“番银又称洋银，名亦不一，曰双柱，曰倭婆，曰三工，曰小洁，曰小花，曰大戮，曰烂板，曰苏版，价亦大有低昂”。现以其中流入量大，流通广的外国银元作一考察。 本洋为西班牙所铸的银币。本名SPANISH COROLUS DOLLAR，明清时期，中国人称之为西班牙元，佛头洋。有双柱、卡罗斯三世、卡罗斯四世、费迪南七世等版别，分别铸于年之间，主要在墨西哥铸造，“为外国银元来华之嚆矢”，也是流传较广的外国银币之一。十六至十八世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日本与中国交易大部分是西班牙元。明朝的铸币难题――――欧洲巳经采用机器制币：所谓“铸币”乃是将金属加热熔化成流体后，浇入钱范(模型)中制成货币。东方国家古钱均以此法制作，源自中国。而关于我国历代铸钱方式，已有诸多先进著述，论之甚详，明末《天工开物》中的插画“铸钱图”即是一的造币法可在常温加工，此时优劣立见，浇注法自然被淘汰了。 西方国家古币，最早则系将琥珀金(金银合金)加热熔化，倾成小粒，再趁热用锤敲打印上图像做成打制币(hammered coins)。此法源自今土耳其西部的古国吕底亚(Lydia)。人类早期是以物易物，什么都可作为交易媒介。西方很早就使用金银等贵金属，但也还是计重方式，这些替代品都可通称为货币，有各色各样的形式，使用时必须经过复杂的换算。吕底亚首先发明了用金银合金制成标准重量、以计数方式使用的“硬币”。 后来西方将此种吕底亚制作、打上印记、具有各种不同重量(最小的是最大的1/96)的玩意儿称为“coin”，从此交易有了标准媒介，此乃现代硬币的起源。但随着人口成长与商业活动的增加，手工制币已难应付社会需要，尤其在制作重约30克、直径在35毫米左右的大型银币时，更需要大锤及额外人手，且模具极易损毁。15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末期，工匠开始使用机器，首先使用机械取代锤制法的是意大利。接着德、法、英等地也纷纷跟进，已有2000年历史的手工造币寿终正寝，此乃近代“机制币”之滥觞。早期主要有螺旋式压床(screw press)及辗轮式滚床(rolling mill)两种，中国采用机制币的时候，此两种方式基本上已被淘汰。发展至今，机器造币的基本程序无大改变，主要差别在于速度。讽刺的是，造币速度愈来愈快，币材却愈来愈低下，图案也愈来愈不精美。 螺旋式压床的雏型最早见于16世纪初的记载。1508年，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位艺术家用它来压制质地柔软并不需要大压力即可完成的铅质徽章，这时期螺旋式压床在造币方面通常只用于剪料。1530年另一意大利人在罗马设计了一种螺旋式压床，为教皇制出图案文字完整的金币。 造币机最早系人力操作，后逐渐改用水力或兽力操作，机器也慢慢地在改进。18世纪例。 中国的浇注法在造币时必须是高温施工，进入现代后，此法在机械化、自动化及高速化上都有困难，是个不可能的任务。而西方?的造币法可在常温加工，此时优劣立见，浇注法自然被淘汰了。 西方国家古币，最早则系将琥珀金(金银合金)加热熔化，倾成小粒，再趁热用锤敲打印上图像做成打制币(hammered coins)。此法源自今土耳其西部的古国吕底亚(Lydia)。人类早期是以物易物，什么都可作为交易媒介。西方很早就使用金银等贵金属，但也还是计重方式，这些替代品都可通称为货币，有各色各样的形式，使用时必须经过复杂的换算。吕底亚首先发明了用金银合金制成标准重量、以计数方式使用的“硬币”。 后来西方将此种吕底亚制作、打上印记、具有各种不同重量(最小的是最大的1/96)的玩意儿称为“coin”，从此交易有了标准媒介，此乃现代硬币的起源。但随着人口成长与商业活动的增加，手工制币已难应付社会需要，尤其在制作重约30克、直径在35毫米左右的大型银币时，更需要大锤及额外人手，且模具极易损毁。15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末期，工匠开始使用机器，首先使用机械取代锤制法的是意大利。接着德、法、英等地也纷纷跟进，已有2000年历史的手工造币寿终正寝，此乃近代“机制币”之滥觞。早期主要有螺旋式压床(screw press)及辗轮式滚床(rolling mill)两种，中国采用机制币的时候，此两种方式基本上已被淘汰。发展至今，机器造币的基本程序无大改变，主要差别在于速度。讽刺的是，造币速度愈来愈快，币材却愈来愈低下，图案也愈来愈不精美。 螺旋式压床的雏型最早见于16世纪初的记载。1508年，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位艺术家用它来压制质地柔软并不需要大压力即可完成的铅质徽章，这时期螺旋式压床在造币方面通常只用于剪料。1530年另一意大利人在罗马设计了一种螺旋式压床，为教皇制出图案文字完整的金币。 造币机最早系人力操作，后逐渐改用水力或兽力操作，机器也慢慢地在改进。18世纪末英国瓦特成功发展出实用的蒸汽动力机，并与在伯明翰经营苏活工厂的包顿合作在1786年将造币机以蒸气机推动，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后又合伙开设以两人姓氏为名之包顿瓦特Boultion & Watt)厂，自此机器造币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可是“工业革命”中的一件大事，包顿与瓦特两人可称得上现代机器造币机之父。 19世纪初，螺旋式造币机仍是主流，然而这种螺旋式机器构造复杂，操作不易，震动与噪音皆大，且机台须庞大地基，并非一种理想的机械装置。当一位自学成功的德国工程师乌亨(Diedrich Uhlhorn)在受德国杜塞道夫造币厂委托修理造币机时，提议对机器重新设计，获得该厂同意。乌亨随即完成了首台实验性机器，并在1817年取得此种“肘动式”压床(Knuckle press)的专利，杜塞道夫造币厂在次年开始装用。由于其机器本身容易制成，主体结构铸造简单，且炼钢术的进步使肘节部分机件十分耐用，加上此型造币机生产速度快，每分钟可冲打90次，并可制作有齿边、光边、字边等设计的各种硬币，因此受到广泛欢迎。各厂纷纷直接仿制或将其改良后进行生产，此型机器非常耐用，有些寿命能超过125年！其基本设计在问世后的百余年间都没有改变。输入中国的造币机器多属此类。 肘动式压床被广为接受后，法国人对其进行了改良，由于并未开厂制造，而是委托其它厂商生产，故形式呈多种变化。1852年，伯明翰的喜顿(Ralph Heaton)因接到重整马赛造币厂的合约而购入4台造币机用以熟悉其结构。喜顿厂在1863年与德国乌亨签约购买专利生产造币机，喜顿厂制出的数量超过355台，其中至少270台售至中国，是中国机制币设备的最大供货商。 肘动式压床的基本设计是使用一只大飞轮，装置于机体后侧地面，有多根接于轮辐上的连杆，机体上有肘节，肘节上端固定于机体，下方为放置上币模的滑块，下币模则固定于机台。肘节中有一活动式关节与主连杆相接，旋转时主连杆推动肘节，由于一端固定，滑块即向下施压。此时各连杆随同飞轮动作来操作其它如推动自动进料抱钳装置，巧妙地运用各连杆在飞轮辐不同位置的特性，使产生同步的配合效果。到20世纪初，各式蒸汽动力的机器逐渐被电动马达取代。 “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东西方造?币方式各有其优势，相对来说，在古代浇注法能比锤打法制出更多的钱币，颇适合当时的社会状况。但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改变，中国的传统铸造法无法配合改进来适应现代的需要。通俗的理解：古代制造一个10克的金属币，按道理说金属必须要10克重，但没有人会真正做到10克重，而是重量5克或掺贱金属也是10克，上面标10克，政府强制推行没有问题，还有5克就是收益。铸币收益是西方从古到今各机构重要的收益～～～～～～～凯恩斯说"在别无他法时，一个政府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生存下去"，但前提条件就是必须有足够的技术工艺保证能最大程度的防伪。 由于货币是溢价发行，导致人们制造伪币的动力，那么如何防伪就是个重大的学问。 古代西方的硬币是冲压制造，这需要什么工艺？ 首先是用很硬的金属制造一个模具，再用更硬的东西刻上精细的图案，然后铸造出金属毛坯，放到模具里用人力或机械打、冲压而成。纯的金、银、铜很软，直接作成硬币使用后容易变形，需要配加一定比率的其它金属，要精确到硬度既容易被冲压出形状，又使用时不容易变形，银币一般实际含银量为80%-90%。所以，压制的货币本质是一种重要的防伪措施，普通人是很难做出与正式货币机构制造的、有国王面相图案的伪币。现在中国人也有制造假硬币的，但成品质量粗糙很容易被识破。 是个正常人的国王、领主、政府等，都是知道压制币的好处，古代中国官方不是不知道通过货币的制造来收取溢价的收益，官方在铸造铜币时经常这样干。但由于铸造的金属由于冷却时的变形，图象本身就模糊，铸造的硬币作伪很容易，经常是伪的比真还精美。结果流通时，官方制造的货币基本还是按实际成色作为价值交换，官方很难从货币的制造上得到很多的收益。 螺旋式造币机的螺旋式压床雏型最早见于16世纪初的记载。1508年，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位艺术家用它来压制质地柔软并不需要大压力即可完成的铅质徽章，这时期螺旋式压床在造币方面通常只用于剪料。1530年另一意大利人在罗马设计了一1530年另一意大利人在罗马设计了一种螺旋式压床，为教皇制出图案文字完整的金币。19世纪初，螺旋式造币机仍是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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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那时候中国号称是一个“白银世界”，世界各地的白银都流到中国来了。然后张居正搞“一条鞭”法，所有东西都折成银两。可就在银子越来越多时，出现了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而且就在最高峰的时候，万历帝以后明朝开始衰落，最后又是农民起义，这个险滩它也是闯不过去的。原因究竟在哪儿？就是货币跟王权之间的那种关系。银币还是银两，这差的可不是一个字。明朝为什么始终没有搞“金本位”或“银本位”？它大量使用银子却没有搞银本位制，它搞的是银两制――一锭银子，银两要用秤的。所谓“银本位”就是不用银子，而用银币。铸币税这个事情是非常值钱的。比如规定这个银币相当于一两银子，但是可以往里面掺一点铜，还可以让它轻一点。王权如果把铸币的这个权力拿到手里，用80%的银子，掺点铜，然后铸出一两，那20%的银子折价，就变成铸币税了。拿800两银子就可以换1000两银子的铸币出去，这些东西磨损后，还值一两银子。这一进一出是欧洲王权能够立得起来的最重要的一个财政基础。就像路易十四或其他那些国王，他们利用这个无形之中得到了大量的财富。所以抓铸币税、抓铸币权成为欧洲君主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把诸侯的铸币权抹掉、王权来独享这个利益。这应该是专制主义国家的逻辑，就是要有更多的财政资源，而且无形中把税就收了，而不用“拿鞭子收税”，还不会激起老百姓的反抗。这样的方式，在中国没有出现，我们看《水浒传》动不动“拿出多少碎银子”，这个银两也好、碎银子也好，它不怕麻烦，切割，切割以后拿来称。所有这些手续，背后都必须归结到一个仲裁权，有一个决定者。这个决定者是什么呢？银两本身不是一个信用本体、价值本体，它需要一个外在权力来赋予它某种信用在上面，来对它进行仲裁，然后它才具有某种标准和价格，它要被一种外在的东西确定。如果我们铸成一个货币，它就是一个标准，它流通它就是通用的，它在使用过程中是不需要谁来仲裁的。但银两在使用过程中还要看“成色如何”、要称称重，看重量、分量如何，等等。这些东西的背后并没有真正建立起一种标准。货币的价值属性、价格属性还是通过权力赋予的。这就使得中国的货币经济首先没有得到自由发展，它被王权、权力束缚住了，没有从根本上走出权力支配经济的格局。这样一来商人只有一条路，就是“工商食官”，与权力结合。不然的话，他所有的货币都是不安全的。在这个货币经济里，货币经济越发展，货币体系包括货币本身越没有安全感。但这个货币对社会的影响又依然那么大，这不是哪个王权能够完全可以解决得了的。俄罗斯彼得大帝改革的起点，就是银本位制的货币改革：基辅罗斯时期的货币俄语叫做“гривна（Grivna）”，这是今天乌克兰的货币名称，翻译过来是“格里夫纳”，但其斯拉夫语的原意却是“脖子”。原来，那个时候的罗斯人习惯于将值钱的贵金属（主要是长银锭）挂在脖子上，后来就进化出“一定重量的金锭或银锭”的意思了，和其他铸币起源一样，格里夫纳既是重量单位，也是货币单位。在14世纪，1个格里夫纳重量相当于今天的196.26克；在沙皇俄国时代，1格里夫纳的重量变成了201.80克；1650年之后，增重为201.86克。在中世纪后期，1格里夫纳=8盎司=16打兰（drams）=96格令=240第纳尔（denarii）=480奥布鲁斯（Obols） 。可想而知，重达半斤的长银锭往脖子上套之前，在两头一定得给处理得圆润一点，不然扎着人了可不是好玩的，而两头经过浇铸和焊接之后变得圆润的格里夫纳，就被称为“卢布（ruble）”，意思是“浇铸焊接的”。另外一个说法，说俄语中的“卢布”最原始的意思就是“砍、切、劈”，意思就是指从长条银锭上面砍下来的小银块。在中世纪有一段时间里，1个卢布与1个格里夫纳等值等重，与在中欧区域广泛使用的马克一样，均代表确定数量的白银。无论是格里夫纳还是卢布，200多克的重量作为银币单位，价值还是有点高，于是有时候人们就不得不将卢布进行切分，切分之后的碎银子就被称为“戈比（kopek）”，其意思是“一小片”，这就是现在卢布货币体系下比卢布单位小的货币单位名称来源。
格里夫纳、卢布和戈比的名称虽然出现了，但他们开始并没有成为沙皇俄国的官方货币，只是作为民间货币单位和重量单位流通，而基辅大公发行的金币和银币也是断断续续铸造，从来没有形成国家货币的概念。最初的卢布银币，其流通主要在莫斯科一带，流通数量不多、地域不广，卢布银币真正在俄罗斯得到大规模流通，是由彼得大帝通过货币改革而实现的。 彼得回国之后，立即借鉴当时荷兰的荷兰盾银币，规定白银是俄罗斯货币体系的基础，俄罗斯标准1卢布银币的重量为28克，相当于德语区的3马克银币，在货币换算关系上，1个卢比银币等于100个戈比铜币。也就是说，彼得一世不仅仅借鉴了西欧先进的银币体系，而且还用简单的十进制代替了西欧白银货币体系当时复杂的12、20进制。等到通过赋税收缴到了一定数量的白银之后，1704年俄罗斯开始大量铸造1卢布银币、3戈比银币（Altyn）、1.5戈比铜银币（Den’ga）和1戈比铜币（用紫铜铸造）、1/4戈比铜币（Polush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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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7年之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就逐渐地变成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而随后白银的过度供应造成了欧洲的价格革命，最终也造成了劳动力价格上涨，从而为后来欧洲发生机器代替人工的“革命”埋下伏笔。明朝最终把白银确立为国家税收和储备货币，原因固然复杂，但如果最简要地归结起来也无非两方面：于内因方面，这是由于明朝初期以来，建立自主合理的货币发钞体系，建立信用货币的努力最终失败了；从外因上说，则是由于美洲白银的发现，使得这种失败变得更为迅速和彻底。明政府其实只能采用两个办法来解决货币信用问题：一个办法就是建设收支平衡的国家财政制度。即推行宝钞，严格钞法，打击商人以银垄断市场的行为，禁止民间用银。同时必须整理财政、税收，努力使得官方认定的货币――也就是宝钞的发行可以建立在国家切实的财政能力基础上。而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开中法”式的，即将货币短缺的解决，委之于让商人乃至外贸商人组织市场，组织社会；而国家则从组织社会中全盘退出。但是这样做，国家就势必要把经济命脉委之于商人，特别是那些可以垄断进出口的外贸巨商，就是使得一国经济依赖于货币商人、甚至国外的金融业，变得不可避免。非常可惜的是：明代所实行的政策，总的来说是走了后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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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3年6月中旬，一件在当时菲律宾土著看来无关紧要的事，于今作为白银帝国最辉煌时代的标志，被正式载入史册。两艘挂着西班牙国旗的大帆船从马尼拉港驶往墨西哥海岸的阿卡普尔科，船上载着绸712匹、棉11300匹和瓷器22300件，总值30万比索，折白银7.5吨，贸易利润高达600%。这就是被称作“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首航。至此，马尼拉确立了它作为中介港的地位，由西班牙人经营着明帝国与美洲的贸易，他们从帝国的商人那里获取丝、、瓷等高级奢侈品，并将之转口到美洲以换取白银，再将这些白银作为支付给明帝国商人的硬通货。这条航线利益巨大，西班牙王室本在1579年王家法令中承诺给予新西班牙(墨西哥)、秘鲁和危地马拉的所有西班牙商人通航权，但很快地，王室发现自己犯下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大量的西班牙商人被吸引到这条航线上来，每年的白银流量迅速增长，1597年便达到了创记录的375吨。西班牙人深感忧虑，1587年一名西班牙官员在写给菲利普二世的密信中谈到：“许多白银和银币都被运到马尼拉去交换中国的货物，虽然部分仍留在那里，但其余全部都被中国商人运走。”菲律宾总督于1597年复述了这一事实。次年，马尼拉大主教再次向西班牙国王做出汇报：“每年从新西班牙运来的一百万银币全都违返陛下的命令，落入中国异教徒的手中。”王室并非袖手旁观，1593年时王家已颁布禁令，西班牙王室力图以此限制白银的流出，并将此条航线交由王室专营,但作用有限.西班牙商人不顾禁令以走私的形式予以回应，白银以平均每年100-125吨的数量继续流入明帝国。大规模贸易的倾向并非始于隆庆元年的海禁大开,在此前早有人冒险涉足，但明帝国与美洲的间接贸易确由西班牙人开启。此后，帝国的商人被巨大的利润吸引到东南亚，数万人集中在吕宋，带去丝织品、棉织品、瓷器、茶叶、布匹、锦段、丝绒等商品，换回自美洲运来的白银。福建晋江人李廷机曾谈到：“弟生长海陬，少时尝见海禁甚严，及倭讧后，始弛禁。民得明往，而稍收其税以饷兵，自是波恬，或言弛禁之便，盖以贫民籍以为生，冒禁阴通，为患滋大，而所通乃吕宋诸番，每以贱恶什物，贸其银钱，满载而归，往往致富。”张燮在《东西洋考》中曾提到：“东洋吕宋，地无它产，夷人悉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它携来，即有货亦无几。”从帝国本土来到这里的海船技术先进，每艘造价仅千余两白银，而所获每每过万，财富的积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帝国的官员、将领大都参与进来，形成一个巨大的南方利益集团。因为大部分属走私贸易，得到一个确切的数据绝不可能，但一个简单的推导可以说明，每年100-125吨白银是一个合理的数据。因为当时从阿卡普尔科运往马尼拉的白银平均每年达到了150吨，根据当时的航海资料和西班牙官员的信件可以得知，其中的绝大部分都被作为支付给帝国商人的货币而运走，如果排除这个唯一可能的解释，我们找不到任何理由说明那些白银的去向。万历十年，棉价每匹0.3两白银，绢价每匹0.7两白银，运到美洲按每匹最低获利十倍计算，历年自帝国输出的商品根本无法统计，当时的西班牙商人说法是，“从智利到巴拿马，从西班牙到荷兰，随处可见质优价廉的中国丝绸。”“他们的丝织品质地优良，所要的价钱只是我们所要价钱的三分之一，他们很容易与我们竞争。”很显然，这样高的价格优势只能出自一种情况：规模化生产。有充足的资料可以证明，帝国充分参与了这场由西班牙发起的美洲掠夺运动，并且从中受益良多。据估算，作为明帝国纺织业支柱的江南地区，17世纪初年产棉布已达2500万-3000万匹，丝织品70-100万匹，然而如此之高的产量仍然因海外贸易的巨大需求而导致价格持续攀升，巨大的利润刺激促使生产者改进技术、提高产量。不仅从业人数急剧增加，技术上也出现了新型的机种，值得注意的是，纺纱的工作效率远远落后于织布，使纺车成为技术进步的瓶颈，虽然后来出现了足踏多锭纺车，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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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李自成灭了明朝。但这只是一个表象，明朝的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它的经济的崩溃。而导致明朝的经济的崩溃的导火索就是白银短缺。可是说是白银毁了大明帝国。在研究明朝灭亡时，大多人将注意力集中在明朝和农民起义以后与后金（清）的军事斗争上，以及明朝内部的激烈党争上。而忽略了了明朝末年白银的进口骤减这一事实。魏斐德在《洪业―――清朝开国史》开首即利用马尼拉的港口档案证实了这一点:1620 年至1660 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中国尽管与欧洲相距遥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在17 世纪20 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 艘。到1629 年便降为6 艘。加之当时与中亚贸易的萎缩,新大陆输入中国的白银便大大减少了。17 世纪30 年代。白银又开始大量流入中国,西属新大陆的白银又从海上源源运至马尼拉。大量日本白银被澳门人带到了广州,而更多的白银则从印度的果阿经马六甲海峡流入澳门。但不久,即30 年代末和40 年代初,白银流入两次被严重阻断,而此刻正值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商品化的经济急需更多白银以对付通货膨胀之时。1634 年后,菲利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只从阿卡普尔科出口;1639 年冬,许多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杀;1640 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果阿与澳门的联系也被切断。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那么白银的进口量骤然减少，会对明朝的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吗？在一般人眼里，古代中国的经济是自足自给的，怎么可能因白银的进口骤减而受到重大打击。确实明朝的经济完全可以自足自给，但是致命的是明朝的货币白银主要依赖进口。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不是白银的主要生产国。万历可谓中国历史上对开采金银最为热衷的皇帝,竟至“无地不开,中使四出。”闹得“群小藉势诛索,不啻倍蓰,民不聊生”, 但万历及其矿监如此努力，最后开采了多少白银呢？ 据载:“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诸铛所进矿税银几及三百万两”,平均每年二十多万两, 即使算上宦官数倍贪污中饱之数,其开采量完全不能进口的白银相比。美国学者魏斐德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在17 世纪的前30 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 万至26. 5 万公斤。美国学者艾维四长期从事明清之际白银流入中国问题的研究。他认为年日本白银的年输出平均数在3公斤之间，大多数最后还是到了中国。从南美洲运来的白银也相当多，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经过菲律宾流入中国的南美洲白银达到5公斤之间。而且马尼拉不是南美洲白银进入中国的唯一门户，还有一部分从澳门、台湾、东南亚进人中国。艾维四估计，从阿卡普尔科运到马尼拉的白银平均每年143吨，仅1597年一年就有345吨。明朝到底进口了多少白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可能得到很精确的数据.但从以上学者研究的数据上看明朝的白银完全不能自足自给，严重依赖进口。一个不富藏银的国家, 竟然去选择别的国家所富藏的贵金属白银作为自己的货币, 今天看来, 这就是一件把金融命脉委于他人的非常荒唐的事情。(同样的道理，今天许多国家把自己的货币跟别国发行的货币挂钩，也是非常荒唐的道理。)那白银的骤然减少对明朝的经济造成多大的影响呢？明末人叶梦珠《阅世篇》卷七《食货一》中记载崇祯壬申(1632年)“白米每斗一百二十文,直银一钱,民间已嫌其贵”,十一、二年(1638 - 1639 年)“斗米三百文,计银一钱七、八分,识者忧之”,十五年(1642 年) 春“时钱值日落,每千值银不过四钱几分。白米每石文银五两,计钱一十二千有奇”。顺治三年(1646 年)“斗米几至千文”,四年(1647 年)“白米每石文银三两。”六年(1649 年)“大熟,糯米每石价止一、二两,珠米每石九钱,白米每石价一两耳。”也即是说,如以铜钱计,崇祯时十年间米价上涨了十倍,银价上涨了五倍。鉴于粮价是中国物价的基本指数,即便加上战争及灾荒因素,也较同时欧洲物价上涨的“三到四倍”更为严重。尤其是白银和铜钱比值的变化。白银和铜钱比值在短短几年内出现如此大的波动，不可能与当时进口白银骤然下降无关。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写道: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这里的通货膨胀是针对铜钱而言的）,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极大灾难。在1635 年至1640年白银进口量骤减期间,那些以要以养蚕为生的人们处境更艰难了。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衰落。与此同时,大灾和疾疫又一起袭来。从1626 年到1640 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经过这场浩劫,晚明的人口总数大幅度下降。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从1585 年到1634 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40 %。不管怎样,中国人口的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17 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三吴向为出口贸易区的中心地带,亦为国赋之重点此刻已因外贸受阻及灾荒频仍而无暇自顾,因白银流入而获得的利益亦大打折扣。宋明以来国家财赋“取诸东南,用之西北”的传统做法也受到挑战,盖“东墙”既已穷绌,何以补缀“西墙”? 所以崇祯困坐深宫,成天为饷银发愁。可以看出白银进口的骤然减少对明朝的经济重地遭受重大打击，而且严重影响到了明朝的财政，使明朝的财政进一步恶化。但是白银进口的骤然只是明朝经济崩溃的导火索而已，它只能削弱了明朝的财政，并打击明朝的经济重地，但这一切不能使明朝这一偌大的帝国崩溃。毕竟推翻明朝的农民起义是在帝国的西北爆发的而不是东南。那么西北的农民起义爆发与白银有何关系呢?西北的农民起义的爆发的原因很多如天灾，官逼民反，生态环境。但往往忽视了白银对西北的严重伤害。明朝时白银的主体从南方流人京师，从京师流人东北边防，又从东北回流南方（当然，一路上不断沉淀，成为达官贵人的窖藏）。处于市场边缘的西北、山东半岛等地成了白银所灌溉不到的蛮荒地带。作为传统的粟麦作物区，这些地方的资源已被长期的历史重负所耗尽了。西北缺乏原棉和生丝，而中国正是用丝绸和瓷器去换国外的白银。这样西北成了一个白银灌溉不到的地方。而一条鞭法实施后把国家税收折合为白银来征收。这使农民陷人了任人宰割的被动局面，即使丰收之年也难免凶厄:“为纳粮不得不以谷易银。而开征太早，预向客(商)借，谓之揭谷，谷二十担始得银一两;倘期满不偿，则各台远控，拖累无休。浏阳之民折屋弃产，常妻卖子，殆无虚日失” 。“丰年而卖其妻子者，唐宋之季所未尝有也。往在山东，见登、莱滨海之人，多言谷残。处山僻不得银以输官。今来关中，自娜以西至于岐下，则岁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何以故?则有谷而无银也，所获非所输也，所求非所出也”（顾炎武《亭林文集》）。 丰年都得卖妻子，稍遇灾荒便难以活命了。这样明末农民起义爆发在西北就绝非偶然了。白银还导致明末那空前的粮食危机。明末的粮食危机很多人归咎于天灾，但白银在其中起的作用没有引起关注。对于白银的追求和外向型的经济, 极大地促进了明代的经济和生产活动向着专业化、商业化、跨国、 跨区域的方向发展, 特别是在江南地区, 比如松江地区, 随着国内外对于棉布的需求, 越来越多的人改行从事全日制的纺织和棉布贸易。这应该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这对国家的粮食生产造成了重大影响。有着“苏杭熟，天下足”美称的江南粮食生产成了问题了。在17世纪40年代, 即使在丰收的年份,南直隶（指安徽和江苏地区, 包括皇帝的老家）、浙江地区的人们也要靠出售生丝、原棉、棉纱和棉布来购买粮食, 一条鞭法实施之后, 还要用银两来缴纳赋税和地租, 偿还贷款。这些当年曾经是自给自足的地区, 现在突然发现它的粮食供应必须依赖跨地区的贸易。而在交通运输手段比较落后的时代, 粮食生产的区域化和市场化很可能造成粮食危机。这样一来有天灾造成的粮食短缺的问题因粮食的市场化被大大放大了。那些市场化最彻底的富裕地区被证明无法抵御粮食危机, 因为这些地区不生产粮食,粮食要跨区域去买, 在粮价腾贵的灾荒时期, 你有钱也买不到粮食, 其中以富裕的江南地区遭受打击最为严重。根据黄仁宇提供的资料,1640 年代, 苏州地区每斤大米的价格升到了100个铜钱, 大批的人饿死, 许多豪宅低价出售而无人问津。因为白银大量的流入中国，使明朝的东南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同时也是原来的天下粮仓的粮食需要跨地区贸易。这使明朝始终面临这粮食危机的风险。而崇祯年间的天灾使粮食危机成了现实。而于此同时白银进口骤然减少，使东南地区的经济遭受重大打击。而帝国的西北因长时间没有白银的灌溉，而却需要用白银缴税，这导致西北的农民的负担大大增加，最后由天灾为导火索，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帝国的东南和西北同时出现了极为严峻的问题，再加上东北后金（清）的军事压力，大明帝国最终走向了崩溃。大量的白银流入给明朝带了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也给明朝带来了挑战。而明朝面对白银提出的挑战只是消极被动的接受，忽视了货币安全和粮食安全，最后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好好发展起来，最后帝国反而走向了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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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是个非常有趣的王朝,有趣在于它的文化和三百多年后的中国是一脉相承的。明太祖朱元璋白手起家,做过乞丐、和尚, 就是没读过经济学,更不用提什么金融了――应该有个美女金融博士穿越过去给他做妃子,顺便教教他如何治理经济。这个布衣皇帝是个经济白痴,其余的事情就不谈了,就说他实行的货币政策。最初明朝连货币都没有,泥腿子上岸,只相信粮食,可想而知经济循环的便利和财政收入支出等等效率极低,一片混乱。后来想出宝钞这个名堂,这个纸币谈不上国家信用支持,更不用说以黄金做锚。最初的用法是强行发给官员做工资,这个没有信用基础的纸币在市场上是没有人信任的,只是靠国家暴力强行推广。但那个时候国家力量的控制在于朝野,却对金融货币的循环无能为力。民间开始自发的使用白银作为货币,朝廷大怒,曾严刑峻法禁止白银货币,但毫无用途。几十年后,朝野上下就都默认了白银成为通用货币。而朝廷也开始大肆开采白银来充实国库。不过明朝白银的产量太低,大致每年产银20万两,而明朝的财政收入每年大概600万两左右,远远不够。不过明朝初虽然有海禁政策,其实国际贸易一直存在。以王植为代表的海上走私商人和日本交易,到中后期西班牙商人以菲律宾为基地、葡萄牙人以澳门为基地、荷兰人以台湾为基地的国家转口贸易,与明朝江南沿海到福建广东一带的出口形成了当时全球化的贸易体系。由于明朝是一个只出口基本不进口的怪异经济体,这几个国家对华贸易都集中在以白银换货的形式上，所以长期有白银净输入（贸易顺差）。其中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大多以日本白银输入,西班牙人以墨西哥和秘鲁所产白银输入。到了明末后期的上百年间,中国大概输入了3亿两白银。（数据或许有出入,不过我参考了许多研究报告,应该大致差不多。）这里面提一句小插曲,我们历史书上所写的明代抗击倭寇,其实主要是对沿海海匪的内战。以王植为首的走私商人长期与明朝发生纠纷,于是在浙江福建沿海,为了武装护卫贸易行为与明军发生武力冲突。而王植的队伍里混迹有大量的日本浪人，跟着混饭吃,其实就是雇佣军,因此就发生了我们历史上记载抗倭的一幕。不过王植后来被朝廷诏安诱杀,此后对日本的贸易发生了一些变化。包括后来著名的抗清英雄郑成功起家也是海上走私集团。福建人的航海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海峡两岸的海军都是以福建裔为体系。明朝的国际贸易积攒了数亿两白银,但是却没有换取当时欧洲兴起的先进科学技术,几乎全部投资了房地产。当年的权贵在江南地区大量购买土地,建立庄园。告老还乡后就做拥有大量土地的乡绅,而商人的贸易盈余也以地产为主要投资方向。我在宁波参观范家园林,好家伙,这个院子在今天宁波的地价,少说也值20亿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明朝黄金与白银比例为6:1,欧洲比例为20:1,所以在换取货物之余,欧洲人也换取不少黄金回去。就当时的汇率而言,明朝所获白银的价值年年都在贬值,国内的通胀日益严重。明朝的税法在张居正改革后发生了改变,叫做一条鞭法,所有的税负改用白银纳税。而最初税是可以用粮食来计量缴纳的。这给西北、山东、安徽、江南一带带来了沉重打击。西北等地由于工商业不发达,没有多少白银收入,所以当地农民必须卖粮换银,但是粮食在当时的物流条件下,自行运输很难,就地出售又很便宜,所以导致大量的农民破产、卖儿卖女、抛荒开始流亡,形成流民。而江南一带由于工商业发达,提供了大量就业,而交税用粮食又不可能。所以江南一带土地抛荒严重,导致粮食价格飞涨。这就像山东菜价8分钱,上海菜价2块钱,有点相似。不过不是一个道理,下次再扯这个。这在明末导致了大饥荒,造成接近40%的人口损失,国际贸易的人口红利消失,刘易斯拐点在那个时候遇见明朝。明末权贵口袋里沉淀了大量白银,并且兼并了大量土地。但是由于此时欧洲和日本都开始面临硬通货减少,西班牙国王强令斩断对中国贸易。菲律宾发生屠杀中国商人事件，葡萄牙也减少了对华贸易,王植的死亡也影响了日本白银输入。于是突然间,整个大明帝国后期发生通货紧缩，缺乏白银。江南的工商业遭到重创,整个国家发生硬通货紧缩,粮食的价格在两三年间价格下滑70%这是以白银计价,以铜钱计价则上涨10倍。如果你不能理解,我举个例子,就是以美元计价跌了70%,以人民币计价涨了1000%。明朝一年的军费1600万两白银左右,而明末的财政收入也大致在这个数字,白银的减少不仅仅是经济紧缩的问题,军队缺少军饷也出大乱的。对清兵入关的边疆防线一直带来沉重的财政压力。这个时候,朝廷重臣提出缩减驿站,减少公务员队伍。这里说的驿站是军人驻扎地。白银支出是少了数百两万银子,结果把李自成同志从体制内给下岗了，李自成就上山了。所以,明末后期的社会危机根源是金融危机。帝国面临国际贸易中断、外汇储备突然减少、粮食危机、人口危机、硬通货计价的通货紧缩、本币狂扁引发的恶性通胀，于是流民造反、清兵压境。而明帝国竟然五没有钱支付国防军费，用脚趾头想也知道这个王朝最后就撑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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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晚期由于推行银本位货币制度在东南沿海地区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与粮食危机，在白银比较稀缺的西北与山西河南等等内陆地区导致的严重的恶性通货紧缩，因为诚如下文作者所言明朝推行的以白银纳税的制度导致的是东南沿海由于外贸外向型经济流入了大量白银，从而导致了粮食价格与物价膨胀的金融泡沫与货币进口泡沫，类似今天的美元体系导致的世界各国债务泡沫，因为美元也是一种世界本位货币，只不过当时世界以白银为本位货币而已，而在北方的粮食产区由于严重稀缺白银导致了粮食严重价格偏低，粮食丰产只会导致粮食价格以白银计价更低，弄的民间不得不大量抛荒土地，当世界白银流入停止时，原来疯狂通货膨胀的南方也遇上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危机，而这时北方原来的通货紧缩危机就更可怕，一旦遇上天灾饥荒农民们就只有揭竿而起了，明朝晚期的经济与金融灾祸就这样导致了明朝灭亡，下面这篇文章通过许多史实与数据说明了这个问题。同时下面的文章还解释了历史上极为强大的海外金融势力和内地金融代理人势力最早的来源是什么，值得引起人们对货币史和货币金融对国家历史命运的影响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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